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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广松

(6)光着屁股参军的陈登新

1944年底,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那时,我们这个地方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些相应的抗日武装组织,这些组织积极地在为军队做着捐钱、捐物、征兵类的工作。

那时候的参军,不像现在这么严苛。现在的年轻人想要当个兵,不知要走过多少门坎,还要上下打点打点关系,有的甚至要花个五六万才能如愿入伍。而在那个时候,只要这个人是拿得动枪的,家中兄弟是两个以上的,都在征兵动员范围之内。

话说,在我们村南面有一个远离主村约二三百米的小村子,名叫“野场庄”,那儿有两兄弟,大哥名叫陈登秀,小弟唤作陈登新。那时的陈登新只有十四虚岁,念了几年私塾,因家里比较穷,只好回家做一个父母的小帮手。可能是营养不足吧,他的个儿比同龄人矮了许多。

征兵工作开始时,作为年长两岁的哥哥,自然属于动员参军的对象了。可是老大已经订婚了,自然不想去,而此时这个老小不知天高地厚,就跟老大说,我当兵去!一家兄弟俩,一个想当兵,一个不愿入伍,于是兄弟俩就瞒着父母达成了协议。

在一九四四年秋天的某一个上午,浑身赤裸(即便在我儿时这种现象仍多的是)的陈登新正在田里放猪。部队征兵的人到了村子里,不用说有人通知了他们。不想当兵的哥哥,于是慌忙跑到地里把他替了回来。

据知情人讲,当时他没有进家门,浑身赤裸地被带到村上。当时村里的农会长庄士康看见他一丝不挂的样子,就给了他一个裤头和一件小褂子。就这样,陈登新参了军。

据讲,陈登新当时的部队隶属于陈毅领导的新四军,他在十二纵三十五旅某个卫生队当一名卫生员。

也就在他当兵的这一天,陈登新的父亲陈连英得知小儿当兵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喜悦,而是满腔的愤怒,他满庄追着农会长庄士康要儿子,可庄士康哪儿有儿子可还他。可在那此情此刻,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唯一的办法,一个字就是“躲”。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动员一个人参军是多么的不容易。
也就从这一天起,村里多嘴的人编了陈登新的一些不实故事来,说他在部队是学吹号的,那个号声一响,那个号手就成了敌人的靶子,敌人的子弹专打吹号的等。陈登新的母亲听了你一言我一语,那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就这样整天郁郁寡欢,不久就生了病,五十三虚岁就早早离开了人世。

据其家人叙述,他后来在解放军20军58师里继续当一名卫生员。全国解放后,抗美援朝开始了,他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据讲,这个58师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威风,美国佬听见了58师来了,都吓得闻风丧胆,就这样58师在朝鲜战场上,成了解放军的一个“王牌师”,陈登新在那个时候当上了卫生队的副班长。

抗美援朝结束后,他回了国,不断的进修,先后分为三次,每次三年到学校接受培训,后来成了一名合格的医生,并逐渐由医生走上了领导岗位,直至最后当上58师医院的院长。可想而知,其中的辛甜苦辣,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品出其中的三味了。

1977年时,他荣归故里,和当时还健在的庄士康碰了个满面,难免会回忆他们当年入伍的情形。忽然,庄士康说:“你还少我两件东西,你得还我”。陈登新听了一头雾水,忙问:“我少你什么”?庄士康答:“你少我一个裤头和一件小褂子。”陈登新一下子想起来了,两人立刻哈哈大笑起来。

1979年时,他还参加了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具体立过什么战功,我就不得而知了。

1997年他二度回家,可儿时熟知的伙伴,都也一一离开了尘世。可以说,有着说不出的伤感,也只有匆匆的来,匆匆的离去了。

因没有此公在部队的详细资料可供参考,他的故事也只能听他的侄儿陈广云简单的叙说,我也只能简单地把它记录下来。听他的侄儿讲,他现在居住在浙江余姚,和他也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人知道他晚年的生活怎样,如若还健在的话,愿他能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7)老营长

在解放前,我们这个地方也算是革命老区了。那时大环境非常不安定,因此,在那特定的环境下,村里就出现个护卫村庄的组织,叫“模范队”,可能就是现在民兵组织的前身吧。后来有了人民公社之后,以自然村为单位,分出了一个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有了相应的各种组织,民兵营作为生产大队的配备组织就这样产生了。不过,让我困惑是,这个组织是那样的不健全。比如说一个民兵营只配备营长和排长,没有连和班的建制,更没有其他编制人员。我想可能因为是和平年代吧,有这么一说,有个交代就算了。

民兵营在文革期间比较活跃,整天操练跌打滚爬什么的。有段时间村里还成立了一个“武干排”,全称叫“武装基干民兵排”,而且每个民兵配备了枪支。“武干排”白天训练,晚上就把枪支朝村部屋里一放,最后保护枪支安全的重任就落在一把铁锁的身上了。幸好当时没有遇上不法之徒,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

闲话先搁置一旁,下面我来说说村里的另外一个人,他名字叫庄加尧,就是我要说的“老营长”了。在村里他也算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个子不高可能只有一米六多一点,脸上是典型的农民古铜肤色。可精气神十足,腿脚勤快,声音洪亮。此人故事多多,用现在的流行语说,他身上也有诸多的“正能量”。最近我和他唠嗑了一些家常,下面就听他来说说自己的故事吧。

“我在少年时,也就是在13虚岁时,一个春天的早晨,还在熟睡的我,突然被母亲吆喝起来推磨。我猜早起推磨的罪在改革前谁都受过,推磨的我身体醒着,眼睛却迷糊着。推着推着,我的睡意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果一不留神,我把磨棍一下子插在了面糊里,不用说把面糊弄脏了。”

“由于被母亲打怕了的缘故,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把磨棍一丢,撒腿就跑,到大人找不到的地方躲了起来。到了东南晌,约十几点钟,饿得饥肠辘辘的我,就偷偷潜回家拿了一张煎饼,边吃边走就去找‘沭河大队’了”。

“这个‘沭河大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地方武装,大队长名叫王通吾。听说部队驻扎在阴平镇,我就徒步七八里到了镇上。谁料部队转移到了一个叫麦墩的村子,于是我经过别人的指点,又不择路径又赶了七八里才追上部队。我记得那是四一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就这样我参了军。”

“当天我尚未被编入连队,更没有军装,也就是说不是一名正式的军人。因年纪小,被临时安排在伙食房打杂。没想到在第二天,部队就和鬼子干了一仗,那个时候也不知什么叫怕什么叫不怕,就这样,我随着部队东一仗的西一仗打了下来,不知打了多少仗,不知走了多少路,更不知受了多少艰辛,就这样我在部队一天天长大成人,而且很幸运地生存下来。”

“一九四四年四月七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鬼子投降后,我到了一个‘独立旅’野战部队,具体什么番号,因年代久远,我也记不起来了。

内战时期我和部队一直打到了东北,一直打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时期,我也曾入过朝鲜,和美国佬打了三年。”

他说他在部队一直在“军需股”做管理员的工作,相当连级干部,在部队没立过赫赫战功,奖章之类倒得过不少,五五年复员回乡务了农。

听他这样一直叙述,语气是那样的轻松,像是说着别人的事情的一样。我虽然出生于和平年代,可是也不难想象他在部队的十几年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那面对的可是真枪实炮,每天在和死神较量啊。还有冬天凛冽的寒风,夏天燥人的酷热,不及时的饭菜,更有脚下奔命的千里行程,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其中的三味。

复员回家之后,他曾当过生产队长,做过治保主任。在做过治保主任期间,还破过几个案件,一个是八组的黄豆盗窃案,还有的是二组陈松斗家的生猪被盗案,受到了当时治安股(那时还没有派出所)的好评。我想若现在,他的事迹肯定要见诸报端,可能还要受到一定的物质奖励。由于涉及到当事人的声誉,在此我就不过多叙述事件的详细经过了。

60年代初,他当上了民兵营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由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一直干到满头白发,由年轻的“营长”干到了六十花甲的“老营长”,就这样,人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老营长”、“老营长”的叫,就这样一直叫下去。到了现在人们还是这样称呼他--老营长,倒也表示了村民对他的尊重和敬仰。

老营长今年也是八十九岁的高龄,眼不花耳不聋,腿还是那么勤,国家给了他相应的一些生活补助。听说有可观的复员军人费,还有入朝参战老兵补助费,今年还有抗战时期入党的年关慰问金等,平时也是尽享天伦之乐。老营长是一个有功之臣,愿他能幸福得安度晚年。

(8)一对兄弟赌徒的命运

今天我讲的是一对姓徐的兄弟赌徒,老大叫徐宝山,那老二叫徐宝元。他们兄弟二人不是本地人,老家在徐州市的新安镇。

据讲,他们的父亲也曾是个红极一时的人物。在日本兵占据新沂时,曾做过日本皇部队的大队长。日本投降之后,共产党哪能能容得下这样满身血债的“汉奸”存在?于是就毫不留情的把他们的父亲镇压了。

我们村有一个人,名字叫窦洪生。因排行老大,人们就习惯称呼他为“大老窦”。四十年末,他在潼阳县政府里当跑腿,可能就是做一些杂事的工人,一直单身。后来经过人撮合,宝山、宝元的母亲就带着他们兄弟二人嫁给了大老窦。

我们这地方刚解放,潼阳县合并到沭阳县,大老窦就这样失了业。于是就带着他们母子三人回到了后屯村,并从此定居下来。

据讲,大老窦家有供村里人的带着一种娱乐性质的小赌场,兄弟二人从小耳染目睹,不久学会了各种赌具,并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时间不饶人,他们兄弟二人转眼长成年轻人,个个长得一表人才,可就是没有人家愿意把闺女嫁给他们兄弟俩。一个原因可能他们好赌,闺女嫁过去,不知未来咋样。二个是,那还是讲究成分的年代,闺女嫁过去,等于一辈子抬不起头。不用说等于把自家闺女推进了火坑,因此没有媒人上门说媒。可能是因为没有媳妇儿管着,兄弟二人开始放浪形骸,就这样混入了赌钱场这个行当里,而且一赌就是一辈子。

先来说说宝山吧。

老大徐宝山,个子约一米七零,脸皮白净,平日里和人交谈,说话是句句在理。叫听的那些人,心里头说不出的舒服。而且平日里见到那些老人啊,都是爷啊,婶啊地叫着,如若遇到大两岁的,就哥啊哥啊的叫,小两岁的,就一口我弟我弟的喊。那些礼貌用语用得恰到好处,听得人心里甜甜的。可是一到赌钱场上就不同了,各种能用的招式都用了,目的就是一个,用尽各种手段,把其他人的钱揣到自己的腰包里。

据讲,他能当众人的面,把那用于赌钱的“宝子”给换了,这我只是听说。不过,我曾见过他把那用于赌钱的黑面纸牌,我们这个地方把它称为麻雀牌,来回的洗了几遍,就这样他能把自己需要的牌拿到手。赌的多了,难免也会失手,一次被他的一些赌友逮着了,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据说有段时间,宝山实在是窘迫了,可是赌瘾上来了,又想和别人赌。于是他就使了个招儿,就用棒皮(玉米皮)和钱混合装在一个口袋里。有知道他现状的人说他没钱,不愿和他赌。他就把手伸进口袋里,操着还未改掉的侉子音说:“我钱多着呢!”于是用手捻那棒皮,棒皮发出沙沙声,给人的感觉是不知他身上多少钱呢。一场局赌下来了,赌输的他,被人逼着交钱。他低着头,像死了十八祖宗似的,就是不掏钱。后来被逼急了,只好红着脸实话实说没钱。可是和他赌钱的人就不让了,说刚才明明听到你口袋里有钱的声音,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他没得看法,只好掏出一叠棒皮出来,就这样他就露了馅。可是毕竟是本村人啊,只好就算了,就这样他的人品在本村就坏到家了。

附近几个县的赌场人,没有人不认识徐宝山的。他除了好赌之外,还有一个生存的本领,那就是唱书。他拎着一个小鼓和一个小锣往那街头一坐,小锣的声音配合着那鼓点,就这样一场古代或者抗日、解放战争时代的故事就开唱了,让人听得那叫一个入迷啊,句句入神。唱书的人,也是唾沫直飞,一场下来,也能弄个可观的一笔钱。而且那些唱书的人也有个绝招,就是到了拿签(钱)的时候往往要卖个关子,听书人为急于知道下面的情节,就纷纷把钱掏出来。据说当时有个陈瞎子,唱书时就会卖关子,有一句唱到“一马撒到高楼上”,他就停下来,拿起大烟袋只顾着抽烟,急的那些听书人只想知道那马怎么下楼的。可是随你怎么干着急,就是不接着讲。等到一签过后,大家给完了钱,陈瞎子这时才深深得吸口气,唱到:“人能腾空马驾云。”这一下不就对上了吗?

闲话别过。文革期间,那是靠工分吃饭的时代,一个人外出必须得请假。宝山外出比较多,一回来就被村干部逮个正着,连人带着锣鼓一起被带到了大队部,一场批斗会又开始了。什么赌钱,不务正业,未经允许私自外出,可以说是劣迹斑斑。一场批斗会过后,那个小锣小鼓也随之被没收了。

此公于九十年代得了半身不遂,右手已经不能拿牌了,可是他用碗装上小麦子,用左手把那纸牌插在小麦上。就这样赌了一辈子,过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宝山的一生如此,他的兄弟宝元和他也很相似。

那个宝元个子大概有一米七六左右,不用说也是一生好赌,不过赌钱的人夸他的赌品还算不错,大概是他一是一,二是二,不会去骗人钱吧。不过此人给我的感觉是比较老实,值得人信任,平时在村里借贷,很多人也愿意借给他。他也曾向我借过多次钱,我也犹豫过,不过后来他都按时还了。

此公平日里喜欢唱书、讲书,现在的他约七十四五岁,同样也得了半身不遂,孤苦伶仃的他住在远离农户的三间房子里,出门行走还得靠着拐杖,一步不挪四指,平时没有人送口水给他,更没有看望他。当这个画面呈现在你面前时,那种心酸不由得从心底升起,心里总感觉要怎悲凉就怎悲凉,哎--怨谁呢?估计他的寿命也不长久了。

这对兄弟,尤其是宝元,多多少少给村里带来了不少乐趣,同样也给村里带来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可能不久之后,徐姓之人就要在村里消失了,让人感到很遗憾。

(9)炮楼底陈家

话说在二三十年代,那时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地盗匪四起,人们的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于是那些零散的住户纷纷向大村子靠拢。大村子为了自保就筑起了形态不一的土圩子,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土匪来侵扰。

圩子里的人,大都是一个大家族和一些小户。像我们镇的郑圩庄,那圩子里居住的是郑姓一族人。还有我们镇的王圩、左圩、张圩等,不用说就知道里面住的是王姓,左姓和张姓族人了。

圩子主要起防御作用,但不能阻挡土匪来袭。因此,有了圩子还不够。于是在圩子边的某一点上,构筑了瞭望台或者炮楼什么的。有了这些东西,虽然不能打击那些强悍的土匪,但是起码对那些来犯土匪起到了震慑作用,对那些小股土匪也能硬对硬地干上一场。

在那个年代,后屯村有两个土圩子,一个是以庄姓为主建起的一个大圩子。在当时,就算到了现在,住在大圩子里的还会称是“大圩里”的。我们家当时就住在大圩里的东圩门口,一说东圩门口就知道是我家了。天长日久,这个“圩门口”就成了当时我家的代名词。

在大圩子的东面约二百多米地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土圩子,住着陈姓、仲姓和朱姓,人们习惯称那儿为“小圩里”。居住在那儿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称自己为“小圩里”的人了。

小圩子的东首居住着一户人家,户主名叫陈松田。家中颇有些田产,大概有一百多亩吧,也是村里屈指可数的地主了。陈松田育有三子,大儿维坤,次子维桐,三子维严。

据讲陈松田这个人可能在三十年代当过国民党的岺东乡乡长,时间约一年多吧。因当年潘胡村的潘大开、潘二开两个匪首,从我们村的东北拽来了一个“女财神”,苦主向他来要人,可他无能力对付这两个匪首,最后还是由前任乡长庄长江来摆平这件事,具体是怎样摆平的,我在《老乡长》这篇文章里有过详细的叙说。据讲他还遇到一件棘手的事,导致他一年后,又把乡长这个位置又让给了庄长江。

据他的后人讲,他们家虽然有良田百亩,也雇了好几个长工,可日子并不好过,平时吃的是山芋干稀饭,鱼肉也只能在逢年过节或来个亲戚什么的才能吃得上。

可在那个年代里,怕的是土匪明火执仗的来抢掠,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因此,你得时时刻刻防止土匪盘算你。

于是陈松田就在紧靠自家的圩边,自己出资筑出了一个高约十来米的炮楼。那个炮楼没有什么钢筋、混凝土,也不过用几十块方砖垒起来的,对外有好几处枪眼。美其名曰说是炮楼,依我说最多能算得上一个瞭望台罢了。

不过有了这个炮楼那些零散土匪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炮楼底”就成了陈家的代名词。也就是在这炮楼底下,在三十年代末期,在后屯庄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谋杀事件,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我的另一篇文章《记村里的一次谋杀事件》中去追寻。在那篇文章里,详细介绍了村里陈登保如何被谋杀的一些真相。

经过这次谋杀事件,炮楼底陈家一下子名声大震,可也给这家的主人--陈松田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和不安。这次谋杀事件毕竟是在自家的炮楼底发生的,还和自己的长子维坤有莫大的关系。可他又能怎么的,也只能整天在那烦恼中渡过。到了四几年还不到六十岁他,撒手离开了人世。

虽然现在炮楼早就没有了,可陈家还在。“炮楼底”这个陈家的代名词,到了现在也没有几个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只有那些老者在一起还会谈说着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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