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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广松

(2)苏北民间传说之驴驮钥匙、马驮锁

驴驮钥匙、马驮锁

在我们村东南方约六七里的地方,有一个高高的土墩子,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去赶那新河集,都要从那墩子下面经过。有了这么高的墩子,经过的人难免抬头多望几眼,可谁也没有留足,赶集的人还是匆匆忙忙走过,又匆匆忙忙地回来。来回不知有多少趟,墩子还是那个墩子�$��有人说起过这个墩子的故事来。不知过了多久,我在无意中听到这个墩子的的传说,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不知何年何月,更不知哪朝哪代,在这个墩子上居住着一户张姓人家,这户张姓主人的名字叫张家我(音),在当地可是个首富。可此公好张狂,从他的身上处处透出“小人乍富,挺腰凹肚”的脸孔来,有句话不是说“银钱不露白,露白有人黑”吗。可此公不但钱财外露,而且是属于“三个钱挂在眉梢上--翩(沭阳话,意为自夸)的不得了”的那种人。
   
有一次,此公又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的财富来。他说,他家的钥匙得用驴驮,锁需马来拉着。试想,一个门一把锁、一个钥匙,动起驴、马来拉,不用说家里的房产无数。可这句话说出来不大紧,那听的人可就不舒服了。可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有损人的自尊心了,他说,你们谁个能比得了我张家我。有句不是说“过天的饭能吃,过天的话不能说”吗。那听者中,在当地也有影响力的人,那个妒意难免从心中升起。于是,算计张家我就这样开始了。
   
那个年代,人们很迷信那“风水”学,于是,有人出资请了一个高明的“风水”先生,秘查了张家我的祖坟。那个风水先生说,怪不得张家发了财,原来张家祖坟葬在了风水宝地上,这个风水宝地的地脉是一只螃蟹。那出资请风水先生的忙问:怎么破这个风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那个风水先生倒出了一个主意,要想破此风水,你就得想法儿把这只螃蟹控制住,叫它无法行走,这样那风水就破了。
   
那个风水先生走后,出资请风水先生的人,苦思冥想,倒想出了破风水的绝妙法子来。那就是在张家我家的祖坟四周挖沟,有了这个沟,那这只螃蟹就不能肆意横行了。
   
于是,出资请风水先生的人,说服了张家我家祖坟四周的农户,让出了足以扒沟的土地,于是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就这样针对张家我家祖坟的一个不规则的沟扒成了。没想到的是,张家的财富不但没有减少,那个财富反而又陡增了几分。
   
那些出钱出土地的人,难免没有好脸色给那领头人看。怎么就破不了那风水?那领头人也一头雾水,于是就把一股怒气全洒在风水先生身上了,不用说找那风水先生算账去了。那个风水先生听了他们的破解方法,不由得扑嗤一笑。忙说,螃蟹就是需要水,挖沟不但不能把螃蟹控制住,那个螃蟹反而得了势,是你们帮助这只螃蟹疏通了更大的活动空间,那个螃蟹借着那个水势,那张家哪有不发的道理?。
   
怎样才能把那个风水破了,那个风水先生又授了一个锦囊妙计,大概意思是说,你得想个法儿,把那螃蟹压住,叫那个螃蟹动弹不得,那张家的财就终止了。要想张家一下子败了,那你就得想个法儿把那个螃蟹弄死,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石头把那螃蟹压住,也许那个风水就破了。
   
于是,就在那沟上面架起了一座座用红石铺的石桥,针对螃蟹的桥就这样架起来了,那个蟹字去了虫子底就成了解。据说,现在的解桥村也就是因此而来的。不过从《沭阳地名录》上记载看,是因有一个姓解的和尚在此居住而得名,那可是正统的,无可置疑。
   
不过,本人倒倾向于这个传说故事。因为在那块土地上,那个凸起的土墩和红石铺成的桥还在,那《沭阳地名录》只是说姓解的和尚在此居住过,可没记载和尚和桥有什么渊源。
   
解桥村的由来,占不去争论它,还是来继续讲这个故事吧。破风水这么大的一个动作,那张家我又怎能不知。据说,一位老道路过此地,曾告诫过张家我,有人要算计他,平时他倒也听到不少对他不利的风声,自己也十分重视,于是也就格外小心。据说,为了防止贼的侵扰,他把深宅大院用一张网罩了起来,再有那门丁看家护院,自以为也就安全了。
   
据说,当时张家有个女佣人,也就是丫鬟,看了这张大网罩自言自语地说,如果着了火,怎么办,人逃不出去,还不活活被烧死。此话被主人听见了,便招来主人一顿棍棒,说她吃他喝他,不为主人着想,专说那些不吉利的话。可能那个棍棒下去重了,这个女佣人就这样命丧杖下。
   
那个女佣人死了不久,张家还真的失了天火。张家的庭院被那罩子整个封闭起来,那张家无一人逃脱出来,就这样张家的人也没了财也完了,只剩下这个凸起的土墩子。
   
据讲若干年后,当地的农户在那个墩子上锄地时,一锄下去,锄出了被大火烧的黑不溜秋的一口锅。那个锄地户嫌那个锅碍事,想把它挪个位置,于是就用那个锄头不停地敲打,然后就动手去搬那个锅,那锅被锄敲打的部位,露出了亮光。锄地户好奇,就拿起一看,原来是一口金锅,这笔意外之财就这样被那个锄地户拣去了。
   
“驴驮钥匙、马驮锁,谁人不如我张家我”,这个故事给那些某一方面做出成绩的人提了一个醒,对个人问题要处理的低调一些,不要处处高人一等,目空一切,说话做事都要想来着。不要说有损他人自尊的话,更不要做有损他人的事,人与人是如此,国与国之间又何尝又不是如此,张家我因为一句不得体的话,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这个教训!值得后人铭记。

(3)首任支部书记蒙难记

总想写点本村首任支部书记吴伟荣的故事,可是每每提起笔来,心中无不万千感慨,为他不公平的命运,为他刚直的为人。虽然如此,我对他的了解还是甚少。无奈之下,在闲暇时光,我走访他的家人和那些还健在的老人,希望从他们的简单的语言碎片中,逐渐还原这位本不该那么早逝去的首任支部书记。

他的长子叫吴以明,和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几年前不幸得了脑血栓,半边身子不能动弹,记忆力也稍稍有些减退,不过口齿还算清。他说:“我的父亲吴伟荣生于1922年,可具体某月某日就说不清楚了,如果现在他还健在的话,也应该有91岁了吧”。顿了顿,他又说:“我们家是贫苦人家,父亲不识字,老父具体是哪一年从军,又是哪一年入党,参加些什么战斗,好像父亲也曾提到过一些,因我得了脑血栓这个病,记不起来了”。

在吴以明那里,我只能获得这些信息了。没得办法,我只好继续走访当年和吴伟荣共过事的、现在还健在的一些老人。听他们说,吴伟荣可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军的。他始终在当时的沭阳地方武装“沭河大队”当兵,据说是给“沭河大队”大队长王通吾家哄小孩。我想,一个老大爷们怎能给人家哄小孩。我猜测,可能他喜欢小孩,有事无事逗逗罢了。据我推断,他当时可能是王通吾的勤务兵。能给这样的人物做勤务兵,用现在流行语来说,吴伟荣肯定是一个靠谱的人。

解放后,吴伟荣就复员回家,当上了当时还是“长荣大队”的副书记。62年“长荣大队”分为三个生产大队,即水库大队、潘胡大队和我们本村后屯大队。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当上了后屯大队的首任支部书记。

据当年他的同事说,吴伟荣的脾气非常暴躁,工作起来,不讲任何情面。因此也伤了不少人的心,也得罪了一些爱记仇的人,这也在文革中给自己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1965年的时候,支部改选,因考虑到自己是个大老粗,就把自己的一把手职位让给了他精心培养的、既年轻又有文化,刚刚复员回家的仲伟兵。自己则退居二线,当起了副书记,一心一意辅佐仲伟兵的工作。

1966年底,“文革”来了,我们村有了红卫兵组织。第二年春,村里的大队干部统统被“靠边站”,批斗开始了,下面这段历史我就清楚了。

记得当年在批斗场上,吴伟荣身上贴满了大字报,喊打倒他的声音震天响,他的种种“罪状”也被罗列出来了,还说他是一个拐枪投敌的“叛徒”。叛徒是政治罪,对叛徒是不能仁慈的,于是就对他动起了粗。他忍受了拳脚的疼痛,于是又接着戴高帽子游庄,对他精神上实行了打击。

试想,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怎能忍受这样天大的侮辱?于是,他横脾气一上来,就和红卫兵们枪对枪,刀对刀得干了起来。怎奈,那时全国上下都是黑白不分,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一个单枪匹马的人,怎么能斗得过一群人?自然也很快败下阵来,就这样他被打倒了。

被“打倒”的他,再也没有“站起来”。暴躁脾气的他,把这一口怨气闷在胸里,整天郁郁寡欢。不久得了病,于71年含冤离开了人世,时年只有四十八岁。

1971年后,“文革”高潮逐渐趋于平静,人们基本上过上了平静的生活,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也陆陆续续得到了平反。

不久,上级也对吴伟荣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一致认为指证他的都是一些不实之词。于是在1976年夏天的某一天上午,由公社干部带队,率领村中所有大小官员,来到了吴伟荣的坟前,郑重向这位蒙冤而死的老书记宣布,当年对他的那些“罪状”一概作废。从此他的冤屈得到了昭雪,他的儿女们也站直了腰杆,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怨气。

现在,后屯村经过老一辈人的奋斗,从解放后五六十年代的饥饿型,逐渐转变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温饱型,又有温饱型转变到了现在的小康生活。住房条件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原来祖祖辈辈居住过的泥坯草房,到了八十年代的砖瓦结构平房,再由砖瓦结构的平房,到了现在钢筋混泥土结构二层楼房。老一辈人的梦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梦一般的城市生活,在我们这一辈实现了,老书记,您在天之灵也可以宽慰了!

(4)错失三次机遇的仲书记
  
仲书记是我们村人民公社化之后的第二任支部书记,名叫仲伟兵。他有着听起来有点让人觉得惋惜的经历,下面我就来说说他的一些故事吧。

他出生于1934年3月,1946年跟着我们村一个叫陈松洲念过几天私塾,后来在大耳小学,也就是现在的代庄村读完小学课程。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52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庭条件不容许,只好怏怏回家务了农。

在家劳动了四年后,已经二十二岁的他于1956年3月份应征入伍,服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福州军区后方勤务部。

1956年6月奉命入朝,帮助朝鲜战后重建家园,同年10月入党。1958年12月任209部队第九小队副班长。1959年3月获得中国人民志愿军209部队第九小队“技术能手”称号,12月份获得了福州军区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的“六好”荣誉证书等。 

1959年服役期满回国后,被安排到冶金工业部西安冶金机械厂工作。在厂期间,很快适应了工厂的工作。因工作踏实、虚心学习,很快成了一名技术能手,不久就当上了车间主任。

1959底起,国内“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那时城市里的生活,比起农村还紧巴许多。仲伟兵所在工厂发的薪水,也不能满足他的一日三餐。也就在这个期间,在和老家互通信中得知,老家的生活还可以,还能吃上饱饭。我想,这只是家里人让他放心的安慰词罢了,那个时候哪儿有饱饭可吃。可仲伟兵当真了,直把他羡慕地要死,恨不得马上插上翅膀飞回老家,美美地吃上一顿,再美美地睡上一觉。

1962年,正是中苏关系失和之际,苏联单方面撤走了专家,然后又对中国逼债。于是为了节俭开支,政府和企业纷纷裁员,仲伟兵所在厂的宣传口号是“响应祖国号召,支援农业生产”。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说:工厂不需要这么多人了,也无法养活这么多人,你是哪儿来的,就到哪儿去。虽然不像我这样这么直白,可就是这个意思了。

仲伟兵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不得了。心想,这下子终于可以回老家吃顿饱饭了,于是他第一个就报了名。,可是他是技术标兵,又是车间主任,工厂哪能舍得他这样的人才离去?不用说苦苦挽留了,可他执意要回家,就和厂领导大吵大闹,最后还是通过“走后门”的方式才达成所愿。后来听到他谈及此事时说,这都是被饿的缘故,能再坚持一两年就好了。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啊,就这样,他的大好前途,被他拱手让出了。这只是他的第一次错过机会。

回家后不久,政府安排他到邮电局工作。他说不去,后来又安排到乡武装部工作,他又婉言谢绝了。一次拱手,二次坐失良机,就这样他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哎——不知他那时脑子是怎么想的,也许那个时候,城里的生活真的不如农村,拿钱的不如种田的。可当城里的生活,远远高于农村的生活时,他也只有叹息的份了。

后来,村安排他当生产队会计,接着就到大队当青年书记。1964年村支部书记吴伟荣退任之后,仲伟兵就接了他的工作,这我在另一篇文章《首任支部书记蒙难记》中也曾介绍过。

“文革”期间,不用说,做官的他成了村里最大的“走资派”,戴高帽游街、游庄、批斗,应该经历的,他都经历了。

不久,他作为首批干部被解放出来,继续当村上的支部书记。在任整整15年,直指1979年卸任。至于在任上,作出些什么贡献,村里人有目共睹,我就不在这里涂脂抹粉了,卸任后被公社安排到乡办厂窑厂、砂场工作过一段时间。

到了八十年代国家落实政策,他工作过的冶金工业部西安机械厂给了相应的生活补助。现在还享受着新农保、退伍军人等生活补助费,杂七杂八一个月有八百多元生活费,自己的生活可以说不用愁了。

仲伟兵的一生,虽说失去了三次可以让他拥有灿烂前程的机遇。,可是,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一切也许都是他的性格决定的吧。再说,人都有落叶归根之念,他这一辈子能在家乡终老,也算是福气了。再者,他在本村当了整整十五年的村支部书记,这是相当不简单的,没有一定的人格魄力是不可能做这么长时间的。

最近,我曾闲溜到他家,八十岁的他,常年多病,也病得骨瘦如柴,说话气喘嘘嘘,也只能靠氧气瓶来维持生命了,但愿他能早点好起来,多享几年福。

(5)庄士康二三事

在之前的许多篇文章里,我曾多次提到过庄士康这个名字,这个人身上到底有多少故事呢?今天有点空闲就来聊聊他吧。

他生于1916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也就是我在另一篇|《前五、后五》的文章里,曾提到的老四庄步庸的儿子。庄士康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无忧生活,也应该受到和谐的家庭熏陶和良好的教育。可是他的父亲有一个不良嗜好--好赌,一旦赌输了就去卖土地,等到了土改划分阶级成分时,家中土地已经所剩无几了,完完全全地加入到了无产阶级队伍阵营,成了一个中农户,就跟《活着》里的主人公福贵一样,这是后话。

话说,年轻时的庄士康,也曾和他父亲一起在赌钱场上鏖战过。后来大概在1940年左右,我们这个地方有了党组织在活动,并出现了地方武装组织“沭河大队”。于是他离开了赌场,参加了地方党组织的一些活动,曾任村农会会长等职,因工作积极,于194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在地方上工作了四、五年,到了46年,国民党过来了,和共产党沾上边的那些人,自知国民党来了自己没好果子吃,就随着大军向山东一带北撤。我们这地方的人把那次的大规模撤退称作“北上”,庄士康就这样随着大军到山东一带打起了游击。

此地解放之后,他又回到了本地,被组织上安排到本乡袁滩村出任支部书记,干了约二年时间,又被调到本乡银行(信用社),任银行主任一职。后来又相继干过本乡的民政股长,治安股长等。

话说他干过的这三个职位,可都是与民众息息相关的衙门。比如银行行长,那可是财神爷干的活,大家伙对这个“财神爷”自然是趋之若鹜了;而民政部门,那是发放抚恤的单位,不用说登门的人也就络绎不绝了;再说治安股(可能到了八十年代,撤了治安股,有了派出所),那是管社会治安的,那些犯了事的人的家属,自然会“人托人”地找到他,那些人目的所在,就不用我说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能找他办事的人,不是他的亲属就是要好的朋友,这些人的面子是很难驳掉的,对付有人情面子的人,他也有行之有效的办法,他的绝招就是装打盹假瞌睡,那些找他办事的人,当说到要紧点时,见他已经沉沉睡去,来求助的人只好怏怏而去。

其实明眼人一眼就知道他是在装死(睡),可你总不能把他摇醒吧,不久,就有人送他一个不雅的绰号“装半死”,而又因为他正好姓庄,从此“庄半死”的绰号就传开了。不过做干部的,难免遇到这类情况,当接触到一些犯原则的事情时,他的这种装睡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大概在1964年或者65年的时候,他被调到县劳动局工作,后来又到县工商局工作了一段时间,1966年“文革”来了,再后来又在县里的“五七干校”干了一段时间,在五七干校的这段时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沭阳县的“文革”队伍分成很多派,那些派别,为了显示自己是最革命的,就整天开批判会,开批判会要有批斗对象啊,他们这班在县城的老家伙,就成了两派争夺批斗的对象,可他们又怎能忍受得了这无休止的批斗,于是在某一天的下午,庄士康在任何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溜回了老家。

就这样,他在家安安稳稳度过了“文革”的高潮期,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大概是73年或者74年吧,他出任本乡的食品站任站长,直至退休。1991年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

他的一生是值得人敬佩的一生,敬佩他在四七年春国民党在此地占据主导地位时,自己的两个堂哥在国民党那边是得风得雨,而此时两个堂哥又张开双臂向他拥抱时,他毅然决然的推开了他们,抛开了家庭,抛开了亲人,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这在当时谁都很难抉择,可他做到了正确的选择。敬佩他在为官时,遇到关系到原则问题时,能“呼呼睡去”,抵住了各种诱惑。他的一生值得人们称赞,更值得敬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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