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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元川

第一篇 一世祖周洪有(三)

第三章 二世祖周明高

周明高为周洪有之次子,周明轩之胞弟,周锦川、周凤川、周元川之父亲。周明高生于辛丑年冬月初四日子时,(德宗光绪二十七年,公历1901年12月14日),生在宾川州牛西耆牛井街卖糠市黄家地基(现为宾川县金牛镇牛井街)。周明高很少谈过他的幼年时代,偶尔听他说过制服街坊恶少无赖的故事。因为累次被街坊一无赖欺负,正面交锋又打不过他,于是心生一计,把这个无赖引诱到一道阴沟里取宝,当他的头拱进阴沟屁股还露在外边时,说时迟那时快,一瓢滚烫的米汤泼到他的屁股上,叫爷喊娘,大煞此人的威风。一恶少总是上门寻衅滋事,已经让过几次,其人得寸进尺,心里想好对付办法。恶少来到门口叫骂,趁其不备,周明高操起棍棒猛击他的脚连杆,穷骨头可是一个要命的部位,一棍打得他哭天喊地,打翻在地还问他“下次还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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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宾川县金牛镇牛井街卖糠市周明高出生地

根据《宾川县志》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次年春,笔山书院改办高等小学堂,此后境内一些地方相继创办小学堂”。周明高是牛井街五圣庙小学的第一批学生,算是小学水平。五圣庙为毁于公元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

1915年,周明高入伍当兵,追随蔡锷将军参加护国起义,多次战败袁军,取得讨袁反帝胜利,后任班长、排长等职。周明高出川是编在护国军第二军第一梯团刘云峰所部,史载该部由昆明经东川、昭通,于1916年1月15日抵滩头,当即向守敌发起进攻。17日进至燕子坡,袁军凭山列阵,一支队仰攻,二支队绕道许堰突击袁军后路,袁军不支弃山逃遁,护国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由黄坡耳、凤来场直至捧印村俱被占领。18日完全占领横江。 19日第一支队踞金沙江右岸,以大炮牵制敌军,第二支队经罗东渡江,由山后猛击,支队长杨蓁率敢死队冲锋猛进,20日晨,渡江追击,袁军弃柏村溪退踞叙州(今为宜宾),护国军进至柏树溪,守叙袁军望风哗溃,护国军遂于21日占领叙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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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明高和王芝来画像

周明高常常讲起他参加过的泸纳战役,记忆最深刻的是棉花坡战斗。《蔡锷》一书里这样写道:“棉花坡是纳溪通向泸州的咽喉要地,双方争夺十分激烈,棉花坡一战是护国军泸纳之战的最重要的阶段,双方在此相峙了近1 个月,战斗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对全国各地的影响时间最长;护国军的英勇顽强,在阵地战中处于不败的地位,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对全国的号召作用也最大;敌人在此役中兵力损伤很大,元气大伤。当时,北洋军依仗枪械多弹药足,昼夜不停地向护国军阵地倾泄炮弹,连阵地前后的松林都被击倒了大半,毁落在地上的松针达几寸厚。但护国军将士们在枪林弹雨面前没有退缩,表现出为正义而战的大无畏精神”。周明高久治不愈的慢性支气管炎,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落下的病根。

据周明高讲,他所在部队驻扎富顺、自贡,在自流井几进几出。滇军驻川,历年打战,官兵都认为不能再驻下去了,老打不是办法。第二军军长赵又新阵亡后,一、二两军部队由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统率,于1920年冬分两路撤回云南,周明高所在部队经贵州毕节到云南宣威。周明高于1921年2月,追随凤仪芝华回族将军赵钟奇,参加顾品珍推翻唐继尧军事行动,取得胜利。顾品珍入主云南军政,赵钟奇担任云南盐运使司司长,周明高不离左右,负责保卫工作。1922年3月,唐继尧率领旧部反攻,顾品珍被杀害,顾军瓦解。周明高护送赵钟奇司长,晓行夜宿,不走大路走小路,逃回凤仪县城。

当时的凤仪,土匪活动极为猖獗,大白天扛着大旗,背着枪,到处烧杀抢掠。有钱人家都从乡间逃到城里,凭借高大的城墙躲避土匪骚扰。笔者的母亲王芝来全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下锦长村到凤仪县城避难的。周明高继续担任保卫工作,手下有八个士兵。土匪在城外隐蔽埋伏,等候周明高一行九人到城外出巡,而周明高等全然不知。一天,周明高领兵打开城门,因为当时子弹金贵,不准随便放枪。走出一里地未见土匪踪影。一个士兵要求放一枪,周明高想了一下,同意放一枪。哪知枪声一响,引来四处枪声。周明高等飞奔回城,幸免于难。又一回,周明高与一个包着大包头背着枪的土匪遭遇,土匪拟活捉他,周明高在前边跑,土匪在后面追。跑了一阵,一条宽大的水沟挡住去路。仿佛神助,全身产生那么巨大的力量,背着枪的周明高,一跃跳过大水沟。说时迟那时快,周明高举起枪对着已经追到沟边的土匪开枪,正中土匪胸部,土匪的一只脚掉进沟里,踢起水花和响声。周明高又躲过一劫。1922年,经过赵钟奇的撮合,周明高与当时在凤仪城避难的王贡生之小女王芝来,结为夫妻。

周明高与赵钟奇相处甚恰。唐继尧病逝后,1927年龙云主持滇政,聘赵为滇西宣慰使,后又委为腾越道尹,至1931年全国取消道尹制,加上当时国民革命蜕变为军阀混战,先生自度无力回天,随之毅然离政归田。先生布衣回乡时,乡人列队欢迎。这一年,周明高已偕妻携子回到宾川县老家五年,得到赵中奇拟离政归田的消息,立即前往昆明保赵钟奇回故乡凤仪芝华。这就是笔者家族史中著名的两次保赵钟奇回乡的典故。总之,在中共建政以前,周明高是每年都要去凤仪芝华看望赵中奇的。据周明高之长子周锦川回忆,父亲带着他去见过赵钟奇。

周明高常常给膝下三个儿子讲他的军旅生涯,对滇、川交界地带的民间疾苦、人情风俗亦娓娓道来,对三个儿子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周明高每忆及这段从军经历,总是怀着遗憾。凭他强壮的身体,过人的智慧胆略,是可以在军队里干一番事业的。因其兄周明轩浪迹天涯,父亲周洪有无人赡养,去信称:“我儿如不及时返家,为父即倚门乞食。”周明高只好卸甲归田。

周明高1922年3月回到凤仪后,不时回宾川看望父亲。一直到1925年3月,因凤仪发生大地震,才带着妻子和女儿小桂(后病死)回到宾川牛井街。周明高不再租住他人房屋,在牛井街卖糖市建盖了自己居住的房屋,与张庚家比邻。周明高租种他人土地,妻子磨豆腐,结束了东奔西走的流浪生活。1925年,生活刚刚有点起色,但周明高好赌。压红黑宝的事,说硬就硬,说软就软,无论你的门路再精,要你输你总得输,何况周明高并不精于此道。今天让你赢了五十,明天让你输了两百,后天输了精光。如果口头不干净,说场合不硬铮,耍了手脚,还要挨一顿打。就这样在赌场上把家里的钱输得精光,还欠下一屁股两肋巴的账。周明高躲债在外,家里缺了主心骨。债主像催命鬼,妻子拖儿带女,既要侍奉公公,还要侍奉瞎眼的叔父和他的女儿,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精神快要崩溃了。妻子王芝来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为了挽救家庭的危亡,设计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瞎眼的叔父认为,他和他的女儿之所以能够活在人世上,靠的是侄儿周明高,现在侄儿有家不能回,是逼债的人造成的。逼债的人是百户长村叫刘宇平的一个大户人家,有权有势,而作为弱势群体的欠债人,已经没有伸冤的地方。这个家不能没有侄儿周明高,他决定吃了毒药去死在刘姓人家,通过这样的抗争,嫁祸于刘家,反败为胜,使侄儿周明高从不能自拔的困境中摆脱。在当时的农村社会,哪怕是又过了七、八十年的当今农村社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也足以使一个抗风险能力差的家庭倾家荡产。瞎眼的叔父决心已下,千叮咛万嘱咐,要周明高和王芝来帮助他把自己的女儿拉扯大。王芝来是一个来自异乡的家庭妇女,举目无亲,为了挽救家庭的危亡,除了使出这一撒手锏,还能有什么办法。九十年过去了,后人对于祖上出过这样一个易水悲歌式的人物,而怀着深深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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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明高墓碑之一

事情按预定的计划进行,瞎眼的叔父去到逼债人,百户长村姓刘的大户人家,要求讨还自己的侄儿周明高,一口咬定被他家害死了。双方僵持不下,瞎眼的叔父是有备而来,刘姓人家得理不让人,哪把一个瞎子放在眼里。半个时辰过去,瞎眼的叔父气绝身亡。好事不出门,恶言传千里。平时痛恨刘姓人家的村民,迅速在百户长村发布了这一爆炸性的新闻,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下川坝,传进县衙门。人们愤愤不平,乡绅仗义执言,社会舆论倒向瞎眼的叔祖父一边。逃匿多日的父亲大摇大摆回到家里,叔父死了,远在兰坪县拉井的长兄周明轩,穿越崇山峻岭,经过多日跋涉也回来了。他们作为当事人向县衙门提起对刘家的诉讼。刘家根本不敢提赌场上赢钱的事,赌博在中华民国执掌政权的年代里也是非法的呀,绝对占不了便宜。刘家败诉,接下来就是赔偿。

在周明高的一生中,没有比这一次犯的错误更大的了。他在负罪感中生活,瞎眼的叔父为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后来叔父的女儿周刘珍脱离周家,去大会庄寻找母亲周钟氏,和母亲团聚。周明高为不能悔罪而痛苦一生。周明高死前两年,叔父的女儿周刘珍突然来到溪河村,要找他的哥哥周明高,一家人茫然不知所措,通过周明高夫妻回忆旧事,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周明高土改后划为地主,断了亲戚往来。现在周刘珍的儿子、女婿,有的当了大队干部,有的当了生产队长,要来认亲。闲了两天,周明高和在大罗城上门的三子周元川去了周刘珍家里,相聚一堂,共叙别情。后来把周刘珍的幺女张玉菊找了一个婆家,嫁到溪河村里。

周明高正是通过1925年发生的这一场变故,才痛下决心重新做人,开始经营土地。

当年,周明高被地方乡绅推举为牛井镇民团教练,训练团丁,保一方平安。民团为何物,通过阅读研究民国初年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的文章,可以了解到,清末民初士绅管理的团防局,是街区和附近乡村实际上的基层权力机构。当时牛井街的实力人物是有功名的士绅,他们本身就有办团的积极性,民国以后社会治安更加混乱,造成兵匪横行的局面,进一步促使他们恢复乡团。周明高有军事经历,于是在权力机构中崭露头角。有枪才有发言权,直接掌握武力的人物成为主导。周明高靠直接掌握的武力而不是靠功名、声望取得牛井街及附近乡村的地方权力。

就在这一年,周明高发了一笔小财,事情是这样的。周明高是一个多面手,他善相马,懂兽医。牛井街天,马市边缘拴着一匹毛发不整的马,是一匹被军队遗弃的坐骑,无人问津,父亲看了牙口,退居另处,待收市之前再行讨价还价,花了几十元半开,买得此马。早晚牧马,夜间加足青草蚕豆,未几膘肥体壮,步履整齐,一溜小跑。一驻军营长与民团教练周明高熟悉,看上了这匹马,欲购为座骑,周明高几经推诿,卖得三百多元半开。周明高了解到永胜县(当时叫永北县)有一种早熟蚕豆,于是引种栽培卖了好价钱。

1931年,周明高有了本钱以后,到远离街市的新村坡,现在宾川三中的地面,租种丁家二十亩山地。到华坪县引进土瓜良种,土瓜抡生,产量高,味美可口,经济收益很好,银元、半开挣得一大箩。

1932年,周明高退租丁家山地,一次买下三十亩山地。同时在山地建盖了简易住房,养了几十只羊,养了一百多只鸡。周明高晚上驻守山地,周洪有留守牛井街卖糖市老屋,有时家人也在山地过夜。

时值乱世年间,匪患甚多,单家独户,防不胜防。红花房村一个独居山地的人家遭到土匪抢劫,并被杀害。这件事引起周明高的高度警惕,从发展生产考虑,他决定离开牛井街,一次性迁居离山地更近便的溪河村。

1933年,周明高迁居溪河村,租住石现锋的房屋。桑园河从村边流过,风景优美。租人家的房子住,雨季洪水暴涨屡遭水灾,搬迁三次。1941年8月从石现锋家搬到张怀李家院内仓房,1942年2月搬到黄兴家。因于1941年买下的一亩五分地,就在黄兴家对面,建盖的两排草房共九间即将竣工。1942年年底,周明高与黄兴家发生口角,立即搬入新居。搬入新居不久,周明高的第三个儿子周元川诞生。

周明高经过艰苦创业,手上挣了钱,置得恒产以后,还向村中租了三亩水田,每年种植棉花,加上山地的包谷、花生,经济收益颇丰。挣的钱多了,除了经营蜂蜜等土特产的购销,又买进洋纱十余包,遇物价上涨,倒手出去,挣得的钱就更多了。周明高抓住时机向牛井街破落户买了六亩水田,把原租的三亩退还原主。

1942年,日军侵占缅甸后,大批难民涌入云南,霍乱随之传入,蔓延宾川,一个月内死亡200余人。父亲服用痧气丸防治,躲过一劫。

1945年,靠近南边山地下脚水田旁,有一积水塘约有五分,周围被荆棘林和白茅根包围。周明高组织拓荒人员,焚烧、开挖、翻犁,竟扩大了两亩的面积。耕地面积共有水田八亩,山地三十亩。这一年,周明高已为年方十七,高中尚未毕业的长子周锦川订婚。周锦川的母亲王芝来,在为几十个拓荒人员备办伙食期间累坏了,强烈要求给长子周锦川完婚,以解劳累之苦。无奈周明高旧病复发,陪驻军一大队副到赌场摇了一宝,输得一塌糊涂,没有钱为儿子完婚。只好把地契押给人家,借款为儿子完婚。第二年货币贬值,周明高轻而易举还清借款,索回地契。如果周明高这一次一蹶不振,那历史将会重写,三十年的“地主”亦不复存在。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1946-1949年,周明高往来于宾川—昆明之间,从事长途贩运。并先后担任过溪河村仓管、村管事、保长、校长等职。

1950-1952年,在马家大树下烧草木灰,为农田准备肥料。

1952年7月土改,周明高被划为中农。复查时升为地主。原本是农民的周明高,由于辛勤劳作,经营有术,一点一滴积累财富买了田地,雇了长工。笔者记得在家干活的雇工老七(杨凤竹),包吃包住包抽烟包治病,先预付部份工钱或到期给钱,不歉工钱,通常至年底到期,来去自由。同桌而餐,都吃同样食品,不存在虐带歧视。希望雇工多干活、干好活,不偷懒,要勤劳,这是人之常情,农忙时吃的丰盛,日食三餐,有酒肉相随。

周明高被定为“地主”后,就地“管”制,只准老老实实改造,不准乱说乱动。

周明高生前对自身遭遇持达观态度,戏之曰:“半路遇贼抢”。愤激时难免牢骚一句:“简直是抢人不用棒棒”。周明高平生对流氓地痞深恶痛绝,他认为,这种人家产少,都是贫农,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欺软怕硬,在有钱人跟前溜须拍马,当孙子,在老百姓跟前当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这种人土改时成份是贫农,表演积极,有的人进入了政权,造成权力的极端化、低俗、政权异化和愚蠢暴力的霸政。

1953年周明高被扫地出门,除经营重新分配的土地,买了毛驴到干甸驮运煤炭,做成煤片,卖给牛井街开馆子的人家,贴补家用。这种情况持续到1958年5月。

1953年11月,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周明高每逢街天要去半道上抢购南瓜,当时全家吃的食品是黄豆炒熟和南瓜蒸煮,笔者第一次体会到饥饿的痛苦。

1955年7月,参加修建红雀龙潭水沟。

1956年,到白荡坪修建引水工程,编唱了许多歌唱共产党的快板,劳动表现出色,经宾川县人民政府批准摘掉地主份子帽子。

1957年9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揭发“放毒”:“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红薯拿来当口粮”,批判斗争以后,重新带上地主份子帽子。

1958年6月-1961年4月,周明高到干甸煤矿挖煤、开荒。

1961年5月-1965年在杨公箐看守生产队山地里栽种的红薯、包谷。

村民中流传着周明高驯牛的故事。生产队里有一头黄牛,头部有一凹陷,牛倌难以制服。有一次捉拿它时,搞急了一跃而起,拱破窗棂,飞身逃出牛圈,几天后才找回来。生产队长魏绍成来找周明高:“老周大,请你帮忙把这条牛教会犁田,看看要多少工分?”“这样怪的牛,大家拿它无法,我也不敢保证,我试试看,如果成功了,给三百个工分。”生产队长同意了。周明高先用一根竹竿挑着青草饲喂这头黄牛,逐步亲近它,以后用手抚摸它的皮毛,它也不怪。进一步用梳子梳理它的毛,它也接受。过些日子牵着它到河边洗澡、饮水。取得阶段性胜利以后,把木轭往牛肩上放。木轭是套牛用的东西,呈弯曲状,像拿破仑的帽子。用硬杂木做成,很粗糙,用久了,上面出现光滑的痕迹,那是牛的肩和套绳磨出来的。牛不论干什么活,都要戴一幅木轭。经过多次调教,到生产队的晒场里拴上石碾子,转圈子碾压蚕豆秸。把一个季节的蚕豆秸碾完,周明高开始教这头黄牛犁田。犁的是河边的砂壤土,牛能胜任,轻松自如。至此,生产队长带着队委会成员现场观摩。队长说:“老周大,碾压蚕豆秸每天工分照开,教牛犁田三百分一分不少兑现给你。”

1966年在生产队养牛,被牛撞伤后卧床疗养,躲避了疾风暴雨的四清运动,没有再次作为典型批斗。

1967年伤愈后即不再出工,只从事一点轻微的家务劳动,如到牛井街拾马粪积肥,因当时牛井街新村坡来来往往的马车相当多,拾马粪的很多,成为新村坡一个景观,笔者的同窗好友张第见到周明高银发皓须,精神矍铄,不禁感而慨之:“老周大活到九十岁没问题!”想不到,过了三年,周明高于1970年3月即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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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明高墓碑之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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