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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31、上海复兴中路496号15、复兴中路496号.JPG

右图:复兴中路496号--解放前地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摄于2007年)
   
1947年3月,我再次从老家天塘村来到上海。
   
我家住的复兴中路496号是一栋有小庭院的法式三层小洋楼。小庭院里有两棵枇杷树,亭亭如盖,树冠已超过二层楼。东邻是一排跟496号同一样式的法式小洋楼。后门通西邻叫松筠别墅的弄堂。它南面临街,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上是两行高大整齐、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树。街道上无轨电车成天叮叮铛铛往返穿梭;车辆行人川流不息,小摊小贩叫卖不停。
   
这栋小洋楼正房七大间,亭子间三小间,卫生间三间,和一间多家合用的大灶房,可住好几家人。
    
复兴中路496号西面约一百米处是与重庆南路十字交叉的路口,对面是“复兴公园”(法国花园)的东门。重庆南路通有轨电车。
    
复兴中路496号马路对面有一家食品商店,斜对面是一座外国吕班公寓。
    
1946年下半年京剧大师余叔岩先生的二女儿余慧清从北京来到上海,我父安排她的一家住在496号的二楼西间。余叔岩先生已于1943年去世。余慧清是学财会的,在盐业银行工作。她和丈夫李永年先生每天都早出晚归地上班工作,由一位老太太照看他们的女儿。在孟小冬向余叔岩先生学戏时,余慧清当过陪学,也是一位京剧迷。
    
二楼东面两大间则住着曾祖母和哲宣。
    
我到上海住在一楼西面的书房里,前面有走廊通院子。
    
我到上海后不久,父亲对我说,明天下午有几位老朋友来我家商量“大事”。要我不要外出,届时在前后门用心观察,看有无可疑的人在我家附近逗留观望,如有异常情况,立刻告诉他。
    
翌日上午,老报人陶菊隐先生的厨师易老倌担着炊具来到我家大灶房忙起来。陶菊隐先生与我父是二十年代初期办报的老伙伴,交情甚深,我家办席待客,总是借他的厨师易老倌来做湖南菜。
    
下午三时左右,父亲的“老朋友”陆续到来。最先到的是谭平山先生,一袭深色长袍,一部大胡须。他的大名如雷灌耳: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加五四运动之后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建立广东中共支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组织部长;1927年又与周恩来、贺龙、恽代英等领导南昌起义等。接着到的是陈铭枢,也是一袭深色长袍,腿有些跛,他是大名鼎鼎的爱国将领。再接下来到的是令人敬仰的郭春涛、秦徳君夫妇,我在去年就熟识了。最后到的是吴艺五先生等共八人,他们都是“民联”的重要成员。
    
他们到齐之后,便闭门密谈。我则在房屋周围观察,看有无可疑的人和异常情况。直到天黑了,我父才出来叫开饭,并让我去萨坡赛路(后名英士路)去请陶菊隐先生同来用餐。当然作为老报人,陶菊隐先生对这几位“老朋友”并不陌生,我父把他请来,不只是为的吃饭,肯定还有深一层的用意。据我所知,陶菊隐先生跟地下党员龚饮冰(解放后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许彦飞(解放后任上海《新闻日报》总经理),从大革命失败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从这次小会之后,我家就成了“民联”领导人开会的场所之一。类似的集会还有过多次。
    
老报人陶菊隐先生在《记者生活三十年》这本书中,多次提到跟我父的交往。
    
此后,资深中共地下党员龚饮冰、许彦飞也带来我家走动,他们跟我父都是二十年代在长沙的老朋友。现在常到我家来以商谈黄金美钞的行情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龚饮冰当时在上海开了一家银行。
    
许彦飞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文化委员会”的秘书主任。他在上海的寓所竟是中共地下机关。刘晓、刘长胜等人就在他家工作。
    
在本文中提到的解放前曾到复兴中路496号聚会过的诸位前辈,解放后的遭遇也颇相似:几位民主党派高层人士谭平山、陈铭枢、吴艺五等人,除谭平山1956年就去世了以外,陈铭枢、吴艺五都被打成了右派!资深共产党人许彦飞在“肃反”时受到审查,“反右”时被开除党籍,1981年才平反!龚饮冰在“文革”中也受到残酷迫害。老报人陶菊隐在“文革”中也受尽折磨,“文革”后才平反。
    
这时许松圃先生也由香港来上海住在我家一楼。许松圃先生矮胖,肤黑,也是一袭深色长袍,讲一口湖南话;而他的妻子唐世玮却个头高大,举止洒脱,也讲一口湖南话,却是日本人!许松圃先生也曾参加过北伐,后留学日本。1932年也在实业部工作,与我父关系不错,前面讲了,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曾同我父一起经香港、河内到昆明与龙云联系,兼做鸦片生意作为政治活动经费等。1946年他也加入了“民联”。
    
一天,许松圃先生对我父说,他的一位好友,当时任上海市政府统计室(中统)负责人的王某相告,特务组织已经监视了我们的住宅复兴中路496号。
    
我父便随时注意门前街道的行人,果然不时发现有戴墨镜的穿不同服色的人,或站或走地在对面马路上对我家的住房似不经意地眺望,大约留连一小时左右便不见了,有时天天来,有时隔一、两天发现一次,时间并不一定。
    
正巧,1947年5月国民党青年军202师教官徐甫堡来上海办《自由》杂志,于是父亲请徐教官做一块“《自由》月刊社”的兰底白字的搪瓷招牌,挂在我家临街的门上,来往行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原来这《自由》月刊是国民党青年军202师政治处处长温广彝主办的,由名画家徐甫堡在上海编印发行。因此,这块招牌挂在我家门口,有青年军军官进进出出,在当时的确起了保护色的作用。
    
温广彝是安徽广徳人,大革命时期他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就是一位积极分子,后来成了国民党的改组派的骨干,1932年陈公博任实业部长时,他在实业部秘书处任专员,与时任秘书主任的我父相处甚洽。1937年“7.7”事变后又与我父同在大本营第五部(宣传)做筹备工作。1938年筹组的第五部改为“国民党中宣部国防宣传处”,由宋美龄系的中宣部付部长董显光兼任处长。温广彝在该处领导下的“国民外交协会”任总干事。而我父任中宣部的秘书主任。后来,我父推荐温广彝到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的总部任政治处少将处长。因此温广彝对我父很信赖和尊重。
    
1947年7、8月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南京震动,驻扎在苏州的青年军202师主力奉命调到安徽卢江桐城一带防堵解放军,作为政治处长的温广彝也亲临桐卢前线。但不久202师主力仍回防苏州无锡一带。温广彝来上海看望我父。我父问他桐卢之行情况如何?温广彝长叹一声,说:“程老,这仗没法打!在前方我们不但找不到共军,连老百姓也找不到!眼前一片漆黑,光等着挨打了。我们在前线又着急又担惊受怕。仗没怎么打,兵到乘机逃散不少,只好又回到苏州补充整编了。”
    
徐甫保是杭州艺专出身的画家,是刘海粟、刘开渠大师的高足。解放初他出版了《白毛女》、《丹娘》等画册。徐甫堡这时在青年军202师政治处任中校教官。他中等个儿,肤黑,消瘦,常穿一套青年军军官服,讲上海话。他特地介绍他的江阴同乡兼同学陈伟斯来我家书房,也就是《自由》月刊社的办公室与我相识。
    
陈伟斯身高一米八,五官端正,体魄健壮,留西式分头,着咖啡色西装,穿着打扮像个小开。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帐子公司的掮客,每天早出晚归,回来后就和我闲聊,我们谈得十分投机。我慢慢地得知他是新四军派到上海来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他的弟弟林路是新四军的一名师政委,他也了解到我们家都投入到地下革命活动的情况。
    
中共地下党员陈伟斯还给我介绍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我那时就读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使我的思想开了窍!认识到在中国寄望于亲美反苏的个人民主主义者是行不通的;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建立联合政府的倡议在中国才有前途!我从此开始学习马列著作,逐渐信奉马列主义。
    
当时徐甫堡要我给《自由》杂志创刊号写一篇时论,我大胆写了一篇反对内战的文章,文中主要说,应该朝着和平、民主的方向,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的问题。
    
陈伟斯得知温广彝跟我父的关系不一般后,指点我,要我父找温给我在青年军202师谋到一个只挂名不到职的中校教官头衔,于是,此后我出门便穿上了青年军的美式军装,口袋里装着青年军官的护照,不但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还可以走遍上海。后来我还穿着青年军的中校军官服,拿着青年军军官的护照,出入于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及其家属院,做策反工作。
    
1947年,著名余派女老生、号称“冬皇”的孟小冬住在杜月笙公馆,她和著名琴师王瑞艺经常来我家,跟余慧清夫妇及我父等一起调嗓交谈。
    
一次孟小冬来我家,指定余慧清调《定军山》快板“我主爷攻打葭萌关”一段:
      
我主爷攻打葭萌关
将士纷纷取东川。
…………
    
余慧清的唱腔酷似乃父叔岩先生。孟小冬说:“二妹这段戏是遗传和天赋兼而得之,别人是学不到的。”其实,余慧清是女嗓,不如乃父苍劲威猛的。
    
这样,孟小等的来来往往,也为我家成为“民联”领导人的聚会处和联络点起了保护色的作用。
    
一直在复兴中路496号居住的余慧清女士,她和丈夫李永年解放后依然是职员,但在“文革”中,因为她那早在四十年代就去世的父亲余叔岩先生,被当作“戏霸”批判,她在复兴中路496号的住所也受到查抄,古董字画等被劫烧一空!她的三个女儿也受到了株连:一个发配到新疆,一个发配到东北,一个不准读高中。
    
32、捐资兴办方震小学
   
1946年冬,哲宣因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被苏州教育学院开除。她的友人、中共地下党员蒋丽似认为她追求进步,表现积极,坚定,介绍她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这蒋丽似女士正是蒋百里先生的侄孙女。
   
我父在跟哲宣及其友人蒋丽似、蒋和等商议、谋划后,决定用卖南京地皮的钱办一所小学。
   
我父三岁时失去父亲,其祖父广明公特地聘请老师教他认字读书,7岁时他上私塾;1912年民国成立,桂阳县办起了高等小学堂,我父即考入了该小学堂;1914年高小毕业后便考入了供应膳宿的武昌“旅鄂中学”;1917年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通过上学读书接受教育,我父从一个山里的孩子走出了山村,跻身知识界,改变了人生,改变了命运!
   
因此,我父一贯重视教育。
   
我父也特别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动盪的年月,总是为我和哲宣创造条件上学读书,还准备让我们兄妹出国留学,只是因为抗战等原因才没能实现他的愿望。
   
我父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回顾自己从一个山里的孩子,通过上学读书,到追随孙中山投身国民革命,走过几十年的风雨历程,毅然决定捐资兴办“方震小学”寄托了他“兴办义学”、“教育救国”、“教育改变人生”的一片心意。
   
1947年春,“私立方震小学校”在上海闸北区公兴路的一座不起眼的二层楼挂牌成立,对闸北地区的一百多名贫苦孩子实行免费教育。哲宣任校长,蒋和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杨代秀任教务主任。这蒋和正是蒋百里先生的五女儿,哲宣儿时在北平的玩伴。杨代秀则是跟哲宣一同从湖南回到上海的知交。
   
我父用“方震”命名这所小学,是为了纪念挚友蒋百里先生。
   
“方震小学”成立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共地下革命活动的一个联络点。
   
1947年暑假,经蒋丽似介绍,方震小学来了一位教师叫陆兆书,无锡人,三十来岁,穿一身兰布衫,完全像一个乡村教师。只知他有过胃溃疡,治疗后基本好了,还有贫血现象,到上海来一边休养,一边教点书,暂时住在复兴中路496号我们家。他从1947年9月到1948年2月在方震小学进进出出,在校时给学生上点课,不在校时别的老师代课,原来他真名叫卜明,抗战前后是苏北根据地的一位县长,1946年12月从解放区派到白区,根据上海局外县工委的指示搞地下工作:凡有社会关系都可以充分利用;争取打进各地国民党政机关、部门去;也可以跨地区派进去;吸收符合条件的青年入党;做好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
   
1947年9月,“方震小学”早期成员之一、中共地下党员庄睛勋介绍他的同乡好友黄栋来到方震小学。
   
黄栋是位高个儿帅气的小伙子,年方25岁,1944年大学毕业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悲壮口号召唤下,参加了抗日青年军,任209师625团连训导员。日本投降后,他怀着强国富民之志,于1946年考取南京国立政治学院经济专业研究生,但当他看到国民党统治者腐败黑暗,发动内战,毅然投身学生运动,积极参与组织进步团体--新文化建设学会,参加了1947年5月20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为国家兴亡奔走呼号,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上了黑名单,被学校开除。
   
黄栋来上海后就住在我家复兴中路496号。
   
1947年10月,经哲宣介绍,黄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他们这对年轻人在共同的事业和理想中坠入爱河,并结成伴侣。
   
由于卜明政治水平高,活动能力强,对党的事业有强烈的责任感,他的威信很高,黄栋受卜明的思想教育和影响,也希望去解放区做一翻轰轰烈烈的事业。卜明认为哲宣的父亲与湖南军政界头面人物有旧,大可利用此种关系,决定派黄栋和哲宣去长沙做策反工作。
   
后来卜明奉命到浙东四明山组织游击队,“方震小学”就成了四明山游击队的驻滬机关。解放后,卜明任金华地委副书记、温州市市长、中国银行行长等职。
   
1948年下半年“方震小学”原属上海地下教委领导,改为受闸北区委领导,直接领导人为周绍铮同志,解放后任闸北区人民政府区长,后来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秘书长。
   
1948年春,黄栋和哲宣受组织委派去长沙,“方震小学”由蒋丽似任校长。1948年9月,蒋丽似根据地下党组织指示,暂时异地隐蔽,“方震小学”的实际工作由杨代秀负责。
   
上海解放前夕,为确保社会治安,周绍铮指示“方震小学”的庄睛勋、杨代秀等动员公兴路地区群众,组织人民保安队,约有一千人参加,又分成若干小分队,在全区范围内巡逻,维护地方治安,迎接上海解放。
                                   
33、加入民革,投身地下革命活动
   
1947年是中国国内形势急剧变化的一年。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开始转入战略反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民联”、“民促”两大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反蒋。由于蒋介石集团在国内推行特务统治,加紧镇压群众运动,当时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民联”、“民促”的领导人李济深、谭平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被迫先后来到香港,于1948年1月宣布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作为“民联”创始人之一的郭春涛先生,虽受李济深等人的一再邀请,但由于工作的需要,一直坚持在上海领导“民联”的地下活动。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选为“民革”第一届中央常委和秘书长(后改为梅龚彬任秘书长)。
   
1948年春天,郭春涛、秦德君夫妇从忆定盘路月村搬到我家二楼居住,这里就成了民革的地下机关了。
   
在此前一天,郭先生把月村住址的钥匙交给我,要我雇车把他们的家具行李搬过来。直到1949年3月,郭先生一家才搬到复兴西路息村。
   
1948年春,我妻子张静带孩子们从湖南老家来到上海,她和秦德君女士是四川同乡很谈得来,秦女士循循善诱地给她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还给她介绍一些进步书刊;尤其是,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恽代英等的培育下,她如何从一个彝族小女孩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的生活历程,--这给土家族的张静很大的启发,使她眼界大开;使她认清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腐败无能,向往革命的民主自由的新生活……
      
在一次交谈中,秦德君女士对张静说:“国民党就要垮台了,你何不也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为将来找一条发展的路。”张静听了甚感愕然,说:“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出了校门,结婚生子,十多年来从没在社会上做事……”秦女士说:“你不是有位表弟在国民党海军炮艇大队吗?你可以对他做些工作嘛。”
      
原来张静的表弟杨沧活这时正担任吴淞炮艇大队副大队长。1940年我们重庆一别,彼此没有联系,我们到上海才又相会。这时杨沧活和他妻子贺玉书携一女一子住在杨树浦海军军官宿舍。女儿贺小书解放后成了著名演员。
   
张静受秦德君女士的启发和指点对来我家造访的杨沧活谈起“革命”的大事来,劝杨沧活率部起义。杨沧活听了吓一跳,说:“三姐”(即张静),你从来不过向政治,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现在上海形势如此紧张,多怕人啊!我却不信,得问问元宇兄。”
   
杨沧活便跟我探讨起来。我分析了当时国民党必败的形势,要他相信“民革”,相信郭春涛先生。
      
事后我向郭春涛先生做了汇报。
  
1948年8月下旬,正是蒋介石在上海实行金元卷,蒋经国作为经济特派员到上海掠夺银行钱庄的金银外汇、查封仓库物资、管制物价的时候,市面形势紧张至极。
   
一天上午,郭春涛先生把我们夫妇叫到他的房间,语气安详地说:“元宇今后要多跑海军军官宿舍,把形势向你们的亲戚讲清楚,争取有觉悟的海军军官投向人民一边。如果条件成熟可靠,可以介绍和我见面。
   
郭春涛先生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两张表格来,说:“我对你们考察成熟,为了便于今后开展工作,你们填一下这张表,加入组织。办了这个手续,今后就是同志了。”说着把两张申请表(表上没有题头、名称)交给我,要我们回去填好,明天交给他。  
   
我们当时感到非常兴奋和激动。我最后问道:“如有情况,如何联系?”
   
郭春涛先生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说下午2时以后,可打这个电话找秦德君;并叮嘱我们,今后只是单线联系,发展的对象之间也不要互通声气。
   
此后,我们常去杨沧活家,表面上是走亲戚,实际上是做策反工作。那时杨沧活一家住在杨树浦路底的海军军官宿舍,是日本人留下的日式小住房。16、松筠别墅.JPG

右图:松筠别墅弄堂--该屋二楼亭子间曾是我们的住所。(摄于2007年)
   
杨沧活也常开着他专用的海军军用吉普车到复兴中路496号来,吉普车有时停在门口,有时就开到我家隔壁的松筠别墅弄堂里。杨沧华身高一米八九,在电雷学校就是排头,又身着海军军官制服,威风凛凛的,--也给496号增添了保护色的作用。
   
通过私下里交谈,我发现在国民党海军中、下级军官中,感到蒋政权危在旦夕、个人前途渺茫者不再少数;特别是一批在抗战末期曾去英国学习、以后驾驶重庆号回国的官兵,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最为不满。
   
杨沧活终于下定决心和我们一道做争取吴淞炮艇大队起义的工作。
   
1948年9月初,我介绍杨沧活与郭春涛先生见面。
   
按照郭春涛先生“个别接触、单线联系”的指示,先由杨沧活安排谈话的对象、地点和时间,由我出面谈话;情况可靠再由我带去见郭春涛先生。从1948年9月至1949年5月,经我介绍与郭春涛先生见面密谈的国民党官兵有13人。郭先生接见的地方多在法租界的霞飞路、善钟路、复兴西路和拉都路的高级公寓的朋友家里;每次接见只准我带一个人去,事先由我将此人的情况作口头汇报,郭先生详细作记录,然后约定时间、地点。见面当天还要先用电话联系有无变化。见面时,郭先生先问会见者的经历、学历,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对时局的看法,今后的打算等;并解答会见者的提问。这些提问,今天看来是非常简单的,如“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联合政府”等等。最后由郭先生作结论性的讲话。郭先生的讲话是根据谈话内容做出的,很具体,也很生动;使会见者感到兴奋和充满信心。但他们并不知道郭先生的真实姓名和政治背景。
   
在《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这本书中,秦德君女士提到他们曾“秘密搬到复兴公园后门”我家住所的二层楼上;也提到是由我妻张静介绍认识“海军起义首领杨沧活”的。
   
秦德君女士在1998年10月写的《忆春涛》一文中,也提到上海海军起义“是通过张静的关系做的初期工作”。
   
1948年6、7月间,父亲派我去南京给遭到软禁的龙云先生送信。我穿着青年军军官制服,揣着青年军军官的护照,按照地址上的路名、门牌找到鼓楼北边龙云的住处,原来正是1932年秋我家和张笃伦(解放时任重庆市长)家合住过的狮子林花园洋房,--真是无巧不成书!
   
龙云的住处警戒森严,我仗着自己是青年军军官的身份到门卫室,请警卫找X副官,警卫便给里面拨电话,一会儿来了一位穿西服的人,把我带到隔壁一间客厅里,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上海来南京,顺便受XXX委托给你带封信来。他看了信的封面,就把信放在口袋里,一面说:“谢谢你了,你对XXX说,信收到了。”一面写了一张收条交给我。我便辞别出来走了。
   
事后听父亲说,信是唐生智要唐生明写给龙云的。当年12月,龙云便设法搭乘陈纳德的飞机逃到了香港。

1948年10月间,陈伟斯和徐甫堡对我说,他们有两位江阴同乡在无锡、江阴间贩运大米,被202师以共产党嫌疑分子抓去了,要我向父亲说说,写封信给温广彝。我父问清了并没有什么凭据落在敌人手里;于是写了封信给温广彝,只说那两个人是徐甫堡的的同乡云云。徐甫堡拿了我父的信当晚就去苏州找温广彝。过了几天,陈伟斯感激地告诉我父,那两位江阴老乡已安全回家了。
   
其实这两人就是在运粮工作中被敌人逮捕的解放军运粮队的陈棣三、叶仲运。
  
当年英俊潇洒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忘我地投入充满风险的地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陈伟斯,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改造,一改造就是二十年,平反后他的十指间结痂如网,而且反应跟钝、呆若木鸡,在工作中使自己背了一身债!不过,当他谈起他的老战友、前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的冤案时,他又慷慨激昂来了精神……
   
1980年陈伟斯出任《民主与法制》的记者;1981年因撰写《林昭之死》而闻名全国!1998年他又撰写了《应共冤魂语,投书寄灵岩--林昭三十年祭》。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1947年在上海复兴中路496号门口合影。前排右起:程元宇、朱慈安、程正江。后排右起:黄栋、程一中、杨允文、程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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