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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28、抗战胜利了
   
1945年春,我父到上海,住在福履礼路福履新村。这期间我父同许松圃经过香港、河内到昆明与龙云联系,并顺便带鸦片到上海出售,赚得的钱作为政治活动经费。
   
抗战末期,日本向中国求和,欲将占领区移交给李宗仁的军队,我父曾同唐生明一道赴武汉参与此事。
   
1945年7月,四儿正潭出生于天塘村。
   
1944年冬日军占领桂阳县城之后,曾传言要占领县城周边的村镇,气氛恐怖而紧张,为了躲避鬼子进村,天塘村家家户户都准备好自带干粮,随时预备扶老携幼往更高的山岭--横榨岭跑……
   
1945年8月10日,天塘村终于传来了天大的喜讯--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平日沉静的山村沸腾了,鞭炮锣鼓齐鸣,大家奔走相告,喜泪盈眶……长达八年的期望,终于变成了现实,我当时欢欣的心情简直达到疯狂的程度!
   
抗战胜利后,我父在上海被《新闻报》社聘为顾问。
   
1945年10月初,许松圃把做鸦片生意所赚的黄金五千大条(每条十两)带到云南准备再买鸦片,恰值龙云被蒋介石软禁并挟持去重庆,昆明局势陡变,许松圃无法落脚,只得将这笔黄金存放在龙云的亲信刘副官家中,只身逃到香港,后来许松圃向这位刘副官要这笔黄金,此人竟翻脸不认帐!龙云又仍在软禁中,无可如何,终于全部损失殆尽!
   
1945年10月间,我从天塘到长沙,期望在国民党接收广大沦陷区的时机中找到工作。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矛盾尖锐,作为政治失势者的我们,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一天,在长沙街头,偶然遇见民国开国元勋黄兴的大公子黄一欧老先生,他见了我吃惊地问道:“你怎么还在长沙,不去上海找你爸?”我说,至今还没有得到他老人家的信息。他说:“你快到我家去,陪你爸爸去上海的何佩实正在我家。”
   
从何佩实那里得到父亲在上海的住址,1945年11月我便到了上海。
   
从长沙到上海,抗战胜利后的一些景象,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刚到长沙,在小西门到北门的马路上,几次目暏相向行进的战胜国与战败国两支军队:一支是放下武器的日本军队,但见他们军容严正,衣冠整齐、体格健壮、精神饱满、昂首阔步、神态庄严;走在马路另一旁的是战胜的中国军队,队伍拖拖拉拉、衣服褴褛、体格赢弱、面容枯槁、神色凄惶,最奇怪的是,这些士兵被一根长棕绳套绑起来,两旁还有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监管、押解!
   
1945年11月的一个夜晚,我乘轮船抵达上海,当轮船由吴淞口进入黄浦江时,只见江中美国军舰舳舻相接,灯火辉煌,声响鼎沸!美军舰船上探照灯射出的束束光柱划破暗空……
   
翌日在上海马路上但见满街尽是摆满美国军用奶粉、牛肉罐头、骆驼牌香烟、尼龙丝袜、雨衣、皮带等等的地摊,挂着“BAI”招牌的酒巴更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犹太商人依然在做生意,印度警察依然在指挥交通,依然有跪地乞讨的可怜人,美军士兵在自由市场买东西,一些日本人在等待遣返……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银行门口人头攒动,业务繁忙;粮店门口是排着长队买粮食的人,物价一日三涨;到处是建筑工地和百废待兴的场景……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处处鞭炮声声,人人喜气洋洋,天天都有游行队伍。游行往往从清早游到天黑,游行队伍中有鼓乐队、有高跷、有舞龙、舞狮、有和平女神和各种化妆……游行的人们常常举起着一面面四国纸旗,旗上有中美英苏四大战胜国的国旗,还有人身佩V字徽章……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街头多处树立起“抗战胜利凯旋门”、纪念抗战胜利的牌坊和拱门,上面是挂着中美英苏四大国的国旗和蒋介石戎装画像,两边写着:
       
中华民国万岁
蒋委员长万岁
   
中国民众因抗战胜利而欢欣鼓舞!
   
然而国民党的“劫收大员”,大搞“五子登科”,贪污腐败,令民众大失所望。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制定《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向各大城市派出特派员或接收委员,接收敌伪资产称为“接收大员”,被民众讥之为“劫收大员”。
   
这些“接收大员”到了所接管的城市后,觉得机会来了,都想趁接收之机大捞一把,于是出现大官大捞,小官小捞,无官不捞的局面。这些“接收大员”白天忙于抢占洋房、汽车、商店等敌伪资产,化公为私;晚上则大摆“胜利筵席”,穷吃海喝,出入歌舞厅寻欢作乐。--被民众称为大搞“五子登科”即:金子、女子、房子、车子和条子。
   
其中的“条子”是指盖有关防的封条,凡是商店、仓库、工厂、银行、洋楼,只要贴上这种“条子”,就可视为敌产名义上没收,实际上则装入了“接收大员”的私囊,--是“五子”中最为令人发指的!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后半部所描绘的只不过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现象的一鳞半瓜而已!
   
据说,蒋介石在给收复区某长官的手令中严令指责一些党政官员:“恣意游宴,崇尚浮华,一掷万金,视若尘土,而其私邸,壮丽无伦,陈设铺张,备极奢靡,甚有私藏日妓,纵欲闺房,鸠毒自害,罔知其害”。然而这些形形色色的官员,构成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国民党反腐败不见成效,不敢动真格的根本原因所在。
   
于是,国民党是整个地彻底腐败下去了。到了1947年、1948年,更是江河日下,益发不可收拾,可以说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了!
   
国民党整个彻底腐败突出地表现为两点:一是高高在上的蒋介石专制独裁,形成一切唯上,下级在上级面前无一不是唯唯诺诺;二是下边的官员腐化堕落,对上不讲真话,对下则压制胡弄。
   
于是,国民党自己先把自己打败了。
   
29、思想大转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国民党的彻底腐败,使我完全相信,我和父亲的反蒋路线是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愿望的。
  
那时候我看到中共的《新华日报》刊登的重庆谈判时《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问》:“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我还看到《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的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什么是主权在民?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家的基本条件。
   
--中共的《新华日报》当时极力推崇我所信奉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还是幻想中国应当出现第三种势力,也就是艾奇逊所寄望的亲美反苏的个人民主主义者。到了1947年,我的这个幻想才彻底破灭了!
  
1946年春,我从上海回到天塘,接祖母、继母和正江到上海(此前哲宣已经于1945年底去上海),仍住在辣斐徳路488号。1938年春我家离开上海时,将此屋顶让给《新闻报》总经理汪伯奇一家(原住华界南市)居住,以躲避战火,后汪又让给其妹夫頋先生居住,是年頋先生将顶费向我家收回,仍由我家居住。电话“84768”的户主名也仍然是我父的名字。
  
舍妹哲宣来上海后进国立苏州教育学院音乐系学习,向著名歌唱家高芝兰、蒋英学习声学。这蒋英就是蒋百里的三女儿,才结束在欧洲长达10年的求学生涯回国。后来哲宣成了两位老师的得意门生,还灌了唱片呢!
  
长女正江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6年春天,祖父派父亲来接我和弟弟们一起去上海,由于母亲坚决不让三个儿子去,所以就成了我一个人独行,在离开天塘村时,我和弟弟们分别时都哭得很伤心……尤其是三弟正湘只有三岁多,一直跟在我后面一边跑,一边哭喊着:“我要和姐姐一起去!”我连忙跑过去拉着他,就在这一刻母亲从我手中将三弟拉回去了,……我边走边哭离开了故乡天塘,离开了弟弟们……
   
到了上海,我们仍居住在法租界的辣斐徳路488号。只是在二战结束后,租界取消,路名改了,门牌也变了,被称作:复兴中路496号。于是我过上了与小山村截然不同的生活,我开始在上海圣徳小学读四年级。这圣徳小学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教堂设施和师资力量都是一流的。教室窗明几净,老师课讲得好,我从一个乡村小学学生成为一个上海著名小学的学生,自然是幸运的,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差距,首先是英语我在乡村从来没学过,而上海的小学都是从三年级开始学的,所以我学得很吃力。但是,我下定决心狠下功夫,利用一切时间读英语,每天念到半夜,终于把课赶上了。由于圣徳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每天一早到校要作弥撒,星期天要作礼拜,又要不停地背诵《新约全书》——我认为这样影响了我赶功课,所以在五年级转学到我家附近的群贤小学读书,直到小学毕业。群贤小学气氛祥和、严肃,纪律严明,同学们团结友爱,班主任沈儒中老师当时已五十多岁了,但他对工作敬业,对学生教育严格,我至今都能记得他,可见他当时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自从我到上海读书后,酷爱上了看各种课外读物。每个星期日我都要步行到“生活书店”(在环龙路)看半天书。当时的“生活书店”是允许读者在店内自由阅读的。我读得上了瘾就向祖母要钱买书。只要是买书,祖母是毫不吝惜的,所以我当时就买了范泉先生改写的世界文字名著《少年文库》一套,其中包括《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天方夜潭》、《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格林童话》、《木偶奇遇记》、《堂吉河德》、《爱丽丝梦游奇境记》、《团的儿子》、《金  表》、《红萝卜须》等12本,还订阅了《小朋友》、《儿童时代》等刊物,我读完了就寄给远在湖南老家的弟弟们看,也是我在上海思念他们的一种作法。
   
祖父、祖母常带我到蒋百里夫人家拜访,蒋夫人--蒋佐梅女士居住在上海安亭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里,蒋佐梅女士虽然是日本人,但她说的是中国普通话,穿的是中国服装,而且热爱中国,她待人和善可亲,彬彬有礼。祖父、祖母尊称她为“蒋师母”。后来有一回,我在蒋夫人家见到了“貌美如花”的蒋英女士,她那时是我姑姑的老师,正准备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办个人演唱会。
   
就在1946年,天塘村的程正泉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到上海来找事做,祖父介绍他到陆军总医院的营养股工作,该院营养股的股长正是蒋百里先生的四女儿蒋华。
   
祖父、祖母还带我到南京去了一趟。十年前我就出生在南京。而我的诞生地--西华门三条巷四维里的我家那栋洋房,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烧毁了!原来祖父这次到南京来就是变卖这栋洋房的地皮的。后来听说,这块地皮卖得一百多根金条呢!
  
1946年春天到上海后,几个月里我四处奔走寻找工作以失败告终!于是,在秋天我返回湖南桂阳天塘老家与妻儿团聚。
   
在天塘,我教大儿正海、二儿正渝临贴学毛笔字……那时正海在天塘村小学读三年级,正渝读二年级……
   
在天塘,我和亲戚带正海、正渝、正湘爬上偏僻高峻的横榨岭,看看我和他们的祖父的出生地,他们的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建了一份家业;他们的父、祖通过读书学习,刻苦用功,终于走出了横榨岭,走出了天塘村,跻身知识阶层!
   
在天塘,我帮村里算贤凯的帐,--他借“千公积谷”做生意蚀了本企图赖帐……
   
在天塘,我和妻儿度过了又一个祥和的春节!
   
在天塘,我带妻儿到村子的西南山坡上,观看了天塘村一年一度的天塘捕鱼盛况:在白花花的阳光下,男女老少齐上阵,跳进放干了水的渔塘,个个泥水满身,喊声此起彼落,鲜鱼活蹦乱跳……
   
在天塘,我往往成天徜徉在自家二楼书房,浏览古今中外的书籍,像《四部精华》、《曾文正公家书》、《英译世界史纲》、《西行漫记》等,特别是我重新通读了一遍《资治通鉴》,从历代王朝的兴亡,对照当时的国情(我从父亲寄来的报纸略知一二):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接连刺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批为法西斯独裁,引起全国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公愤…… 
       
1946年11月,“国大”召开,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予承认,使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孤立……
   
--我认识到蒋介石政权的败亡已成定局!
   
于是,1947年3月,我再次只身来到上海。
                           
30、郭春涛先生和秦徳君女士
   
1946年2月,“民联”创始人之一的郭春涛先生和夫人秦徳君女士由重庆迁来上海。30.jpg

图:郭春涛(1898-1950)
   
郭春涛先生在1932年任实业部次长时,我父是实业部秘书主任,关系甚洽。
  
郭春涛先生到上海后就介绍我父加入“民联”。我父随即担任“民联”的上海市组织委员,后又兼任“民革”的联络工作。
  
“民联”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简称。
  
“七七事变”开始了我国的全面抗战。1938年冬,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重庆成了战时首都。在重庆储奇门内、凯旋桥下,秦徳君女士有座三层楼房,叫做“绿房子”。就在这里,以周恩来、董必武两同志为首,和张澜、陈铭枢、郭春涛、章伯钧、杨杰、杨虎、姚觉五等组成不公开的“九人小组”,在此开会。它的工作是联络和团结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的坚持抗日、坚持民主的同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巨。
   
1939年,郭春涛、王炳南二人在南方局的指导下,负责筹备组织“东方文化协会”,以团结东方各国、各民族的革命分子共同抗日为主要任务。以于右任为会长,覃振为副会长,郭春涛为秘书长;王炳南、秦徳君为常务干事;日本反战同盟的鹿地互、青山、绿川因子、池田幸子,台湾代表谢南光等均参加筹备工作。“东方文化协会”的招牌就挂在“绿房子”的门口。“九人小组”就改到杨杰、杨虎两家轮流聚会了。
   
杨虎住在国府路范庄。杨虎原是孙中山的贴身马弁,后任国民党第一艘军舰“肇和”舰舰长,打陈炯明立过功。他又是上海帮会的头目,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大员也都是杨虎的拜把兄弟。郭春涛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跟杨虎结拜为兄弟。
   
1940年左右,谭平山、郭春涛、王昆仑、杨杰、朱蕴山、秦徳君等人就与四川、云南的领袖刘文辉、龙云等有抗日反蒋的秘密联系。
   
1941年,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为了争取国民党内外的进步人士,促进统一战线的更大发展,筹组成立了“民主同志座谈会”。
   
1943年8月,在座谈会的基础上,筹组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这是“民联”的前身,以后又拟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为了争取孙科,曾征求他的意见,孙科说:“‘革命委员会’就是革蒋先生的命,对开展工作要添许多麻烦,不如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比较妥当。”为了尊重孙科的意见就改用此名。
   
1945年初,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由柳亚子主持开最后一次筹备会。
   
1945年10月28日,在曾家岩特园开成立大会。选举陈铭枢为主席,郭春涛为秘书长。并推陈铭枢、谭平山、王昆仑、郭春涛、于振瀛、许宝驹、何公敢、柳亚子、朱蕴山等九人为常务干事,潘振亚、马寅初、孙荪基、于志杰、秦徳君为常务监察等。
   
同时还通过了“政治纲领”,它的主要内容是: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所有民主党派一律处于合法的平等地位。实行普选以产生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在普选前,先召开由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民联”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最高原则。
   
1946年2月,“民联”又决定建立外围组织:“民主同志联合会”,以扩大宣传加强影响。由郭春涛负责,张秉义、朱汉英、王卓然为委员。
   
“民联”又成立“政治会议”,推李济深为主席。
   
“民联”发起组织“全国各界反对内战筹备会”,以柳亚子、朱蕴山、何公敢、秦徳君、谭惕吾、杨集贤、陈伦、叶和中等为负责人。
   
“民联”还发表了“反对内战宣言”、“告美国人民书”。在闻一多事件后,“民联”发表了“告昆明全体师生书”。
   
“民联”还出版了以谭平山、郭春涛、许宝驹、甘祠森为编委的机关刊物:《民联》。宣传“民联”的政治主张,广泛团结国民党内和社会上的爱国民主人士。
   
“民联”同时还派员分赴上海、南京、广州、北平、湖南、广西、香港各地开展活动。
   
郭春涛由周恩来指示从重庆到上海,与杨虎合作做策反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并请杨虎保护宋庆龄、张澜的安全。当时“民联”的电台,也是郭春涛通过杨虎设在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里的。
   
1947年2月底,“民联”在上海举行第4次政治会议,发表了《我们的认识、态度、主张和立场》的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认为争取和平,争取民主争取生存,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间阶层的责任。呼吁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团结起来,组成争取和平民主的生力军,和工农群众结成联合阵线,与国际和平民主力量配合,集中打击反民主、反和平的势力,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常带着他们的小女儿到我家来。
   
郭春涛先生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袭深色中式长袍,戴一顶罗宋帽(这跟当时上海中年职员、商人的衣着没有什么不同),国字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神态严肃,不苟言笑。
   
郭春涛先生是当时上海地下革命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被称作地下市长。
   
郭春涛先生有过非同一般的政治阅历:早年同毛泽东一起从事过学生运动;后为北大学子,参加过五四运动;再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又跟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参加了国民党改组,曾是国民党一、二届中央委员……

秦德君女士容貌清秀,衣着考究,举止优雅,--谁能想得到她是一位经历过曲折的革命斗争考验和个人生活坎坷的传奇式的“火凤凰”?30-2.jpg
   
图:《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

秦德君女士的革命生涯富有传奇色彩,被称作“火凤凰”。早在大革命前,她就追随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参加五四运动和从事工运工作,是有名的女“红小鬼”!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安市妇女协会主席,西安市党部常委兼妇女部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女子宣传队长,与时任组织处长的郭春涛(国民党中央委员)相识。1927年蒋冯会师合伙分共,秦德君同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到武汉。以后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秦德君失去了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她曾同沈雁冰去日本多年。后又回到四川担任过川军刘湘部的参议官;这时郭春涛又被刘湘委任为“战区战地委员会主席”。
   
1937年刘湘暴死在武汉,郭春涛从此在四川受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8年与秦德君女士在重庆又并肩战斗,后终成眷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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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1947年在上海复兴中路496号门口合影。前排右起:程元宇、朱慈安、程正江。后排右起:黄栋、程一中、杨允文、程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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