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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25、蒋百里的侍从副官
  
1938年6月,蒋百里先生从欧洲归国到长沙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我父协助他筹划校务,我就担任他的侍从副官。
   
蒋百里先生在欧洲以蒋介石特使的身份游说徳、意诸国,与我父音讯不断。蒋百里先生是抗日必胜论者,我父深受其影响,后来汪精卫、陈公博先后出走投敌,我父以民族大义为重,断然与他们决裂!
  
我在给蒋百里先生当侍从副官期间,对他的传奇经历有了较多的了解。25.jpg

图:蒋百里(1882-1938)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号澹宁,浙江海宁人。16岁便考中第一名秀才,因家贫不能继续应试,后以文章为桐乡县令方雨亭赏识,资助他继续就学;进而得到海州太守林孝悯和方县令共同资助到日本留学。1904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与蔡锷、李烈钧 、张澜、许崇智、蒋尊簋、张孝准等均为同期同学。1905年蒋百里以步科第一名毕业,并按规定由天皇亲赐御刀。后来蒋百里又到德国军校实习三年,在会操中,他所率的连队成绩突出,被兴登堡元帅授予军刀奖励。在保定军校任校长期间,为了保定军校的事业竟能以身殉职(后被抢救未死),这在民国官场也极为罕见。同时他又是一个文化人,二十年代初,他在欧洲考察后著有《欧洲文艺复兴史》,受到梁启超的极高评价;他还与胡适一起创办《新月社》;跟诗人徐志摩是知交。
  
“西安事变”发生那天,蒋百里先生刚巧去西安见蒋介石。在事变中,张学良请百里先生说服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百里先生是事变三位元勋之一(另两位是宋子文和端纳)。
  
蒋百里先生到长沙后,我父把《今天》社这帮青年介绍给百里先生,他大力支持我们办好《今天》十日刊,允诺每月拨八百元作为出版费。
   
蒋百里先生那时住在长沙中国银行二楼,几乎每夜都要跟我们这些青年长谈。他在讲述战争史时,引用《史记》、《资治通监》原文,均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足见他博学强记。他那时还夜以继日地准备在“陆大”演讲的两个题目:《参谋官之品格》、《知与能》。
   
1938年9月,我们随百里先生到湖南南岳山上小住,一天他到厨房,见厨师从山下买回一筐鸡蛋,他问鸡蛋多少钱一只?厨师答一元钱50只。百里先生不觉叹道:“中国真是阿米巴!”百里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在华北、华东打了一年多的仗,但作为后方的湖南的物价还如此平稳,真如变形虫阿米巴一样,一部分受到伤害,其它部分仍然正常生活着,不受影响。--这正是中国能够长期抗战的力量所在。
   
百里先生经常讲寡不可敌众,小不可敌大,但弱可以转强;中国积弱百年,只有从战争中才可以转弱为强。--这些道理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当时的陈公博们是不懂这个道理的,陈公博在《自白书》中说:“中日问题时刻都有开仗的可能。军需业中国还谈不到,而且也不可能一促(蹴)而成。但中国每年缺大米1600万担怎么办?每年缺面粉二千万袋怎么办?民国21年中国棉花产量只得七百万担怎么办?中国一有战争,衣、食俱缺,真可不战而屈。”其惶悚恐怖之情跃然纸上,--与百里先生的观点真是泾渭分明!
  
1938年10月底,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我们随百里先生准备经广西到贵州遵义“陆大”就职。11月4日,蒋百里先生在途经广西宜山时因心脏病瘁发去世。我和朱广愈等安葬蒋百里先生在鹤山之后来到陪都重庆。
  
26、在陪都重庆
  
1936年冬,我父兼任上海烈山煤矿董事,全家迁到上海马浪路新民新村居住。1937年春,又迁到法租界辣斐徳路488号(今复兴中路496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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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37年程元宇、张静和长女程正江在上海。
  
1938年3月1日(正月三十日)长子正海在辣斐徳路488号的二楼西厢房出生。祖母忌进月婆房,在房外问继母是男孩还是女孩?继母随口说也是女孩。祖母说“也好”,就走了。过了几天,祖母上二楼卫生间,在门外见妻子给孩子换尿布,却原来是男孩,惊喜得连声:“嗨得!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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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38年朱慈安和长曾孙程正海在上海。
  
1938年的上海被称为“孤岛”,公共租界和我们住的法租界遭到日军包围,而还未被进占。
  
1938年5月底(端午节前),此时我和父亲都在武汉,父亲托挚友章笃臣带领我的祖母、继母、哲宣、长女正江和张静并出生不久的长子正海,同乘外轮总统号邮轮由上海到香港。章笃臣老先生是留法学工程的先辈学者,他在邮轮上引导张静和另一同行的肖太太参观船上的游泳池、球场、电影院及大厨房等,外国邮轮的豪华设施令张静大开眼界。抵香港后由蒋百里夫人接待,热情有加。不久,蒋百里先生从欧洲回国,也热情款待了他们。
  
1938年6月,我由汉口到香港迎接家人,因日军飞机频繁轰炸,我于是带家人回到湖南桂阳县城,住在何村青公祠。
  
前面讲了,1938年10月,我随蒋百里先生及“陆大”员工从长沙经桂林、柳州拟往遵义“陆大”就职。“陆大”禁止员工携带家属同行;张静因易怒任性的脾气跟长辈们闹了矛盾,带着才半岁的大儿正海从桂阳县赶到桂林,而此时我和朱光愈等办完蒋百里先生的丧事后继续前行去重庆。张静带着小孩,身上又没有多少钱,进退维谷,急中生智,对外称我是X集团军少将参议,乃得免费乘大陆公司商车直达重庆,到千厮门码头“朋友旅社”找到我们。
  
那时千厮门外沿江码头有六、七座,街上酒店、商号、茶馆、客栈一家挨着一家,街市上商人、船员、居民、力夫各色人等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入夜酒店茶馆内灯光通明,生意非常兴隆,食客们猜拳行令,茶馆内川戏坐唱,锣鼓喧闹,胡琴悠扬,夜阑方止。
  
“朋友旅社”正处千厮门的嘉陵江畔,进门是茶馆,楼上就是旅店。这是一所价钱最便宜的饭店,每天供应两顿饭在内每人才六角钱!中日抗战一年多了,作为抗战首都的重庆,还有如此廉价的小旅店,诚如蒋百里先生所说的:“中国是阿米巴!”
  
后应五姨父陈新燮坚邀,我们才搬到曾家岩27号他的家中,后又搬到枣子岚垭。
  
1939年2月初,正海患肺炎高烧达40℃,医生胡贵城来家治疗后,嘱送医院抢救,我们连忙带正海到“重庆市民医院”才抢救脱险。从这件事我才知道,张静爱子女之心超过一般父母,抚育子女成为她终身全力以赴的事业。
  
1939年4月,在重庆为了生活,我以蒋百里侍从副官的身份,找百里先生的好友王芄先生要工作。王芄先生是著名的“日本通”,当时任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又兼刚刚成立的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机要组组长。王芄先生为我在机要组第二科安置了一个中校干事的职位,工作是收集编辑沦陷区敌伪经济情况。这“战地党政委员会”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统战机构,委员有周恩来、王造时、季方、梅龚彬等。第二科科长是湖南石门盛岳,此人留学苏联中山大学,与蒋经国同班,蒋经国在台湾主政时曾出任乌拉圭大使,著有《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一书。
  
1939年5月3日、5月4日,日军对不设防的重庆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大规模的、连续的狂轰滥炸,据不完全统计,日机共炸死3991人,伤2323人,摧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
   
--这就是重庆“5.3、5.4”大轰炸。
   
日军飞机像一片黑压压的鸦群布满天空,一批又一批俯冲狂轰滥炸,火光不停地闪耀,爆炸声震耳欲聋,遮天蔽日的火焰和浓烟笼罩着整个山城,仿佛整个城市都在爆炸,都在燃烧……
   
--这就是重庆“5.3、5.4”大轰炸!
   
轰炸之后,到处是一片焦土,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街头,树枝上挂着人的肠子和残肢,污水四处流淌,脏味尸臭味令人作呕……
   
--这就是“重庆“5.3、5.4”大轰炸!
  
我们侥幸逃得性命,我们在枣子岚垭的住房被震毁了,于是我们迁到黄桷垭居住。
  
1939年冬,战地党政委员会成立游击队校阅组,共4个组,我分派为第4组中校校阅员。每个组有一名中将组长、一名少将副组长、一名上校委员、二名中校委员、一名少校委员、和一名上尉服务员。第4组的任务是校阅第4战区和第9战区的敌后游击队。
   
我们先到韶关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系,司令长官张发奎接见并宴请了我们,然后他派了一位团长及官员陪同我们先到惠州与当地长官李翰屏接头,深入到东莞、博罗校阅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驻地,在这里我们为之耳目一新!民众抗日情绪高昂,群众都动员起来了,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了。群众集会时抗日歌声如万马奔腾!尤其是抗日游击队与人民鱼水之情令人感动,与国统区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们来此不是高高在上的检阅,而是受教育来了,更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回到重庆后我把在东江游击队的见闻写成《东江纵队印象记》,在战地党政委员会主办的《战地通讯》上发表。
  
1940年初,我在广东第四战区校阅惠州、东莞、中山等地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回重庆途中,回到老家天塘。
  
早在1939年春,父亲带领祖母、继母、哲宣和正江从桂阳县回到老家天塘村,将旧居拆掉准备盖新房;同时给1919去世的我母萧金香立了碑。
  
我这次回天塘我家正在盖三层的新楼。我对父亲长谈了我的见闻。父亲决定也去重庆参加抗日工作。
   
1940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二),我们动身经长沙、益阳、湖北宜昌,通过三峡到重庆。我父经老友章笃臣介绍在宋子良的西南运输处驻渝办事处任专门委员,同时还任重庆中央工商委员会常委,重庆军事运输委员会委员等职。
  
1940年6月29日,次子正渝出生于黄桷亚助产医生郑推先医生的私人医院中,郑医生的丈夫刘百闵(1)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我父的友人。
   
正渝出生后,两儿周期性地患肺炎,每次得病需到位于黄桷垭农村的留徳医学博士诊所就诊,挂号费1元,药费在20元以上,外加滑竿、脚力,动輙在30元以上,然也无可如何。医生说,这是儿童的重庆地方病,离开雾都重庆就会好的。
  
后来,我们迁到离黄桷亚不远的龙门浩居住。
  
一天,张静的表弟杨沧活忽然来到重庆龙门浩我家,诉说他患肺病咯血久治无效,学校让他来重庆治病的。
   
杨沧活的父亲是张静的亲娘舅,母亲又是张的亲姑妈,所以他们是至亲。1935年杨沧活从老家四川秀山到南京投考海军部的“电雷学校”,那时我和张静已结婚,在经济上给了他帮助。这所“电雷学校”其实就是海军士官学校,为了避免日本的注意,用了这个古怪的名字。抗日战争爆发,杨沧活随电雷学校从江阴迁到四川万县。
   
我介绍杨沧活到著名中医张简斋处去诊治。这位名医初诊挂号就是5元,每副药要3元,一共开了5副药,共需20元。--这在当时重庆是很昂贵的了,一个军校学生是负担不起的,而且中药也不好报销,他不想治了,我们叫他安心治病,钱的问题我们可以帮助解决。说来也奇,这位中医也真有两下子,杨沧活吃了10副药,在我家住了半个月,竟霍然痊癒,回万县电雷学校去了。直到1947年,我们在上海才又见面。
  
1940年冬,日军占领香港、安南、泰国,滇缅路成了与外国的唯一运输军用物资的通道,西南运输处需要修筑石油管道的民工,计划在湖南招雇一万名,拨款5万元为招工费,派我父回湖南办理此事。
  
就在此时,湖南军政界的名流正酝酿拥戴程潜回湘取代薛岳任主席,我父为积极分子之一。
  
1941年4月,父亲和我,并张静、正海、正渝一起,从重庆出发经贵州、广西回到湖南。
  
注:(1)、刘百闵(1898-1969),浙江黄岩人。1952年由香港去台湾。1953-1969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教授。
  
27、回家乡,四世同堂
   
1941年5月,我父在衡阳设立招募修建滇缅路石油管道工人的办事处。
   
我先在粤汉线区司令部任少校(司令周武彝为唐生智的忠实骨干,解放后入党),不久,我回桂阳县在中学任英、数教员。
   
回到湖南老家后,张静跟长辈们的矛盾激化,于是带正海、正渝到桂阳县城何村青公祠居住。长辈们乘空把不到一岁的次子正渝抱回天塘,要我找法院跟她离婚。
   
张静拒绝离婚。
   
县法院的李法官,也是我家的熟人,同情张静,作了几个月的调解工作。后来李法官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微笑着把我写的离婚诉状撕毁了,判决不准离婚,这场纠纷才算结束。
   
抱回天塘的次子正渝在重庆出生时就有8斤重,现在是白白胖胖 、大眼睛黑头发的招人疼爱的孩子,他爷爷遍查各种算命书,都说这孩子将大富大贵,一副官相,于是给次子正渝请来了奶妈,这是一位贫苦的青年农妇名叫秋莲;还有一位随我家从上海逃难回湖南的周启云女士,被请来照看次子,称作正渝的干妈。这两位劳动妇女都十分淳厚、朴实,她们将二儿视为己出,备加呵护。
   
1941年,我家在天塘村新建的三层楼洋房子落成。4洋房子.JPG

图:我家在天塘村的“洋房子”建成于1941年。(摄于2010年)
   
那时盖房很不容易,就拿烧砖来说,先要选好砖窑的位置,主要是土质和水源都要好,然后在三伏天就得收购柴禾几十万斤,再雇老师傅牵牛踩泥,拓砖坯……,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烧成砖,接着还要雇人运到房基附近……
   
我家在天塘老家的这栋三层楼洋房子,从1939年开始修建,直到1941年才落成。前面讲了,此时抗战战事紧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为了偿还泥瓦工和木工的工钱,我家曾向村里借“千公积谷”一百担周转。我父那时辗转各地从事抗战工作,我又一度失业……接着又是解放战争,父亲和我都到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去了。解放后,村政府征用了我家这栋房子长达36年,直到1985年才归还我家,总可以折抵我家所欠的一百担“千公积谷”了吧?
   
我家这栋三层楼洋房子,坐北朝南,位于天塘村的中央。一进大门是一个约20平方米的小院子,大门两旁各栽了一颗芙蓉树;小院进去是堂屋,约20平方米;堂屋后面西门通神台背,东门是楼梯,堂屋左右两侧各有约25平方米的长方形房间,称东、西厢房;西厢房的后面又分隔一小间通神台背,前面是饭厅。二楼两侧厢房面积和底层相同。三层楼是角楼。二、三层的楼梯旁有一间小库房。
   
我家在天塘村的这栋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洋房子,结构跟上海“弄堂房子”相似,只是在院子里东西两边还各有一栋小房子:东边的作库房;西边的作厨房。厨房西面还有一个侧门。我家的厕所在村子西北角的公共厕所区。
   
堂屋正面是神台,神台上方是带相框的孙中山先生的肖像,两边是: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下面是总理遗嘱全文。
   
不过,逢年过节,神台上和大门口都是要敬香的。
   
堂屋当中是一张大八仙桌。堂屋两边各有一张茶几和两把椅子。
   
那时神台背通西厢房的小间是祖母的卧室;二楼西厢房是书房兼父亲和继母的卧室;二楼东厢房是哲宣带着正江住的卧室;一楼东厢房也是卧室。
   
长女正江在回忆录里写道:
   
1939年春天到天塘村时我还不到三岁,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感到格格不入,不愿出门只在家里緾着大人。此时姑姑哲宣(离开上海时在圣徳小学高小毕业)开始教我唱歌、跳舞、认字,给我讲故事:《天方夜谭》、《白雪公主》、《灰姑娘》等,使我有了渴求知识之心。后来,姑姑当了天塘小学的教师,我就跟她上了学。所以,姑姑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当时她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姑姑比我大十三岁,她长得白皙可人,身材苗条。总是笑容可掬,和善可亲,诲人不倦。她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唱什么歌都悦耳动听。白天她是我的老师,晚上和我睡在一张床上,我缠着她唱歌、讲故事……一直伴我进入梦乡。
   
姑姑的两个朋友杨(代秀)老师和邓(定姣)老师那时就住在我家。放假时,姑姑和她们就在我家堂屋唱歌、跳舞,排练节目。
   
父亲有时也从县城来看我们。
   
我出生八个月后就由祖母杨允文抚养长大,1938年同她一起离开上海到香港,再到湖南桂阳,1946年又同她一起离开湖南到上海,一直没有离开祖母,直到我14岁时,她要离开上海回湖南和祖父团聚,我们才分开。我记得是在1950年年初,一个雨夜,父亲和我到上海火车站送别曾祖母和祖母——这两位我敬爱的长辈伴我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此时的别离使我有一种撕心裂肺的剧痛……我号啕大哭,目送列车徐徐南下……
   
我的祖母虽是我父的继母,只比我父大十岁,但是,是一位受过中等教育的旧式女性,为人贤淑,知书达理。她对我的曾祖母十分孝敬,和睦相处半个多世纪,情同母女,对我父亲和我以及我的弟弟们都是关爱备至,真情相待。在我的生命中,祖母是我的“至爱”,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和祖母保持着联系。因为她牵挂着我,我也牵挂着她,这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人间“至情”。我后来从上海到新疆又到西安,祖母经常和我通信、寄钱、寄物,真是关怀得无微不至。祖母性格和善、温柔。我从她温情脉脉的教诲中体会到:“仁者爱人”之心,体会到爱的教育在我生命中的作用。
   
另一个关爱我的女性就是曾祖母,她出身贫苦,青年丧失,守寡抚养独子--我的祖父成长。她身为劳动妇女,目不识丁却崇尚知识。历经千辛万苦凭自己的劳动供儿子读书。曾祖母常用自己的经历和我祖父用知识改变了自己及整个家庭命运的事实教诲我,使我当时幼小的心灵萌生了对知识的渴求,立志要做一个“读书人”。她经常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话则鞭策着我不断前行。
   
1941年12月15日,日军侵入缅甸,我父因主持的招募修建滇缅路石油管道工人一事未果,回到天塘村蛰居。而此时天塘村发生农民反对恶霸程叔平(1)侵占公地、公井,欺压百姓的事件,我父因同情、支持农民,受到程叔平的诬告,被县政府以“勾结异党,扰乱后方”的名义上报军事委员会,后得友人相助,未被通缉。因此,我父于1942年也迁居桂阳县城。
   
1942年我在桂阳县城北的湖南省第三职业学校任教。
   
1942年9月5日(农历7月25日)三儿正湘降生于桂阳县何巷青公祠。
   
1943年6月,唐生智从重庆回到湖南东安。此前其四弟生明由蒋介石、戴笠派往南京投奔汪精卫以掩护军统在京沪等地的秘密工作。而唐生智在重庆已与西南军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龙云等有所联系,结成反蒋阵线。
   
我父到东安拜会了唐生智将军,唐生智委派我父代表他去昆明与龙云联系。
   
1943年秋,我父奉唐生智之命赴昆明,表面上是应西南运输处电召去昆明述职(因滇缅路全被日军封锁,招工之事停止),实则是与龙云联系,响应中共领导的倒蒋活动。
   
经过抗战的几年洗礼,在实际生活中,我认识到蒋介石政权的腐朽性是无可救药的,于是,我和父亲一起参加到西南军人的反蒋阵营。
   
我父从昆明回到天塘村时,程叔平、刘子亚等乘机再次勾结县军警大队伺机促拿,幸得家乡农民护送方得脱险。后经唐生智等人掩护周旋,我家才未被抄。
   
这一年湖南省第三职校停办,我因此失业,在桂阳县城我先后开过书店和做过贩盐的生意,均亏本失败。
   
1944年起,日本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败局已露端倪,无可逃避。
   
这年夏天我父到东安见唐生智。唐生智派我父和许松圃由何佩实陪同经福建刘建绪集团军驻防地,秘密去上海与唐生明联系,就住在金神父路唐生明的寓所。此时唐生明在汪伪政权任江苏省保安司令,他有一支队伍叫“忠义救国军”。唐生智企图在日本投降后把唐生明这支军队作为反蒋的一支队伍。
   
1944年秋,我父回到了天塘村。
   
1944年冬,日军作垂死挣扎,为打通湘桂、粤桂线,一度占领桂阳县城。在此之前,我带着张静和长子正海,三儿正湘也从桂阳县城回到天塘村。
   
这样,我们一大家四代十口人,难得齐聚到老家湖南桂阳县天塘村!
   
长女正江在回忆录里写道:
   
大弟正海一直随父母生活在重庆,桂阳县城,所以从小很讲究衣着仪表,聪明伶俐,讨人喜欢。因为他额头高、耳朵大,祖父从《相书》上看到,这种人是要当大官的。加之他又是程家长孙,所以备受各方宠爱。三弟正湘则从小乖巧,善解人意,性格温良,被祖父视为最像自己的孙子,倍加关爱。而我则被祖父认为“福大命好”,因为我能带来三个好弟弟,就足以说明一切。祖父在南京、上海工作多年,接受了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所以他是讲男女平等的,我在家里享受着和弟弟们一样的关爱和同样的上学权利。
   
在我们天塘村小学读书,是复式教育。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程氏祠堂里的一个简陋的教室上课,当时的老师除姑姑外,还有她的两个朋友杨老师和邓老师分别讲授体音、算术和国文课,一般情况下由一名老师执教。到了五、六年级就要离开村子到乡里去读书。在老家这个闭塞的小山村,当时全校只有我一名女生,其它全是男生,由于我学习刻苦,性格强悍,谁也不敢对我“等闲视之”。
   
1945年2月12日,也就是农历甲申年(民国三十三年)的除夕,我家一大家子人聚齐在天塘村的三层楼洋房子吃年夜饭--这也是我家在民国时仅有的一次四世同堂全家聚齐共度佳节!
   
这顿年夜饭没有像往年在西厢房饭用餐,而是在堂屋进行。
   
八仙桌面南的上席自然是祖母和父亲,东边是继母、哲宣和正江,西边是我和张静抱着三儿正湘,大儿正海、二儿正渝坐在南面。
   
八仙桌的中间是铜火锅,锅底燃烧着木炭,锅里是海参鱿鱼汤。八仙桌上摆满了家乡菜:红烧鸡块、鸭肉米粉、酸辣鱼块,蒸扣肉、肘子、旗子肉、肉丝粉条、蛋皮肉丸子、棋子豆腐等。
   
席间,平日里在家威严寡语的父亲显得非常高兴,在菜和饭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叫我给三个孙子都喝点米酒,不一会儿,正海和正渝就喝得酩酊大醉,被大人扶到神台背通的西厢房祖母的床上去睡了,三儿正湘也喝了不少,却没有醉,依然笑稀稀的,据说是他左脸有个大酒窝,不容易喝醉……
   
张静带正海、正湘回天塘后,哲宣和杨代秀、邓定娇就到乡里的肖家边小学去任教了,那所学校管教员的食宿。
   
注:(1)、据说解放前夕程叔平逃香港了。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1947年在上海复兴中路496号门口合影。前排右起:程元宇、朱慈安、程正江。后排右起:黄栋、程一中、杨允文、程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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