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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19、在北平志成中学宣传抗日
    
1930年春,蒋冯闫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与冯玉祥、闫锡山均派重要人物(如蒋的张群、吴铁成,冯、闫的贾景徳、薛笃弼、覃根等)到沈阳活动。但蒋介石挟有江浙财团的经济后台,送了张学良三千万;冯闫则决无此等财力。当然,蒋方在战场上的优势亦已露端倪,也是张学良后来倒向蒋方的重要原因。
    
1930年8月7日,汪精卫在北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的反蒋各派系代表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即“北平扩大会议”),我父代表唐生智出席了此次会议。但因唐生智的军队覆灭,已不为人所重视,唐生智本人并未被列入该会议的核心名单之内。
    
“北平扩大会议”推闫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1930年9月9日闫锡山就任“国民政府主席”。9月18日,张学良就任蒋方的海陆空副司令,挥师入关,进军平津,冯闫失败,也导致以后“9.18”事变。
    
“北平扩大会议”结束,我父由北平去广东进入湖南,与龚浩等组织武装,进行反蒋,但因何键等已不再归顺唐生智而无效果。
    
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胡汉民。4月,西南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5月,汪精卫、许崇智、唐生智、陈友仁、李宗仁等到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即“广州非常会议”),我父亦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另设“国民政府”,并于5月28日成立。会后我父又去湖南桂阳、郴州等县与龚浩一起积极筹款,招兵买马,为唐生智拼凑队伍。
    
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不久,东北全部沦陷。
    
“9.18”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高潮。
    
1931年9月24日,蒋介石派蔡元培、陈铭枢、张继赴粤磋商和平。10月14日,蒋介石应粤方要求释放胡汉民。胡汉民到上海速电粤方团结御侮。粤方推汪精卫、古应芬、孙科、邓泽如、李文范为代表到沪举行和议,10月18日经香港转沪,唐生智、黄绍纮、张发奎亦偕行。
    
1931年10月,由于“9.18”事变后,北平局势动荡,父亲安排祖母偕良旺叔、黄昊节表叔回桂阳老家。(良旺叔当时十四岁,是父亲的小堂弟,陪祖母来北平的。)继母携哲宣去上海。留我一人在北平读完初中,单独住在东单二龙巷的一家小公寓,并托余叔岩先生照看我,这在前面讲了。
    
“9.18”事变使每个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国亡无日”,耻辱与愤怒在每个中国人的胸中迸发出来。我们志成中学沸腾起来了!学校组成了“师生联合抗日救国会”,派出宣传小分队到街头、戏院、影院、电车中散放传单,张贴标语,发表演说。
    
我当时在志成中学四年制初中读三年级,就和几个同学,在老师的资助和指导下,模仿《语丝》,编辑出版了几期名为《柳絮》的刊物,该刊物有半张报纸大。我因此在志成中学小有名气。
    
在“9.18”事变掀起的抗日怒潮中,我被推举为志成中学“抗日救国会”的宣传股长。于是,我更积极地写传单,拟标语,还带队到各大戏院、大影院登台演说,我在演说中措词激烈、情绪激昂,颇有煽动力。
    
当年北平学生的抗日怒潮,在电影《青春之歌》中得到了重现。
    
不久,在“东北义勇军”的影响下,志成中学又发起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的活动,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聘请军官义务教练,全校有三百余人参加,每日课前及课后训练一小时,一直到寒假才结束。
    
但是,全国和北平的抗日高潮在当局“不抵抗主义”的高压下慢慢退潮……

20、1932,跻身国民政府高层
    
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与蒋介石在杭州会晤,决定合作,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是日,日军侵犯上海,十九路军起而应战,坚持一个多月,大挫日军威风。2月1日,日舰炮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洛阳为陪都。7程一中(1932).jpg

右图:1932年程一中先生任实业部秘书主任。
    
就在汪精卫宣布就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被任命为实业部长,我父一中任实业部秘书主任。

1933年我父改任实业部参事、代理司长等,为简任三级,月工资560元。这时我父与实业部总务司长梅哲之奉陈公博之命,将北洋时代皖系军阀倪嗣仲为主的农商银行重新复业。
    
陈公博为什么看中了这个银行呢?这是因为它取得过北洋政府批准的钞票发行权;而北洋政府的银行钞票发行权(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南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南京政府是承认继续有效的。银行拥有钞票发行权是一大特权。
    
经过一年多的筹划运作,农商银行终于在上海、南京、汉口复业、陈公博任董事长,我父任常务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从此农商银行成了改租派的官僚资本。
    
在筹划期间,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张志潭也来我家居住过。我父还力荐蒋百里先生任农商银行常务董事,以接济其拮据的生活。
    
后来汪精卫、陈公博投日,农商银行由梅哲之任总经理,在沦陷区大发横财。
    
1933年春夏之交,父亲带我到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听汪精卫的演讲,他举止安详,讲一口很好懂的带广东音的普通话,真正是出口成章!并且表情和手势随着语调抑扬顿挫自然变化。--难怪国民党内很多元老对汪精卫的演讲都赞不绝口,就连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胡汉民听了汪精卫的演讲之后也说,汪精卫的演讲确实是天才,无懈可击,挑不出任何毛病。

8、1934.南京新居.jpg

图:1934年程元宇和乡亲在南京新居门前合影。
    
1934年秋,我家亲戚唐有壬(外交部次长)在上海遇刺身亡,我们均到灵堂悼念,见日本来宾执礼甚恭,心中耻其猫哭耗子的表情。
    
在1934年至1935年期间 ,我父跟 CC系的第三把手吴醒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试图以吴醒亚为红娘,使CC系与改组派合流成为蒋介石的党组织的班子。
    
当时蒋介石手下的复兴社与CC系两大派互相勾心斗角,矛盾尖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确有与改组派合流以壮大自己的实力的想法。陈公博与吴醒亚在1934年至1935年间曾几次密谈,但是后来吴醒亚于1936年暴病死于卢山而告中断。
    
--这可能就是陈公博所说的“蒋先生与汪先生千万须合作到底”的一惯主张的行动。
    
早在1930年9月冯玉祥、闫锡山在中原战争中惨败,汪精卫、陈公博只好出国。陈公博在欧州住了半年之久。据陈公博1945年11月《狱中自白书》称:“1931年9月在欧州住下去也不是了局,倒不如回国试试进行一种党的团结的工作。”陈公博从欧州启程回国刚刚经过斯里兰卡的科伦坡,便闻“9.18”事变,他当即在船上赋诗一首:
      
海上凄清百感生
频频扰攘未休兵
独留肝胆对明月
老去反知厌党争
    
陈公博在《自白书》里说,从1931年底回到南京即以蒋汪合作作为他的奋斗目的。
    
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后出国,实业部改组,陈公博离开实业部,但在南京一直住到抗战开始,从未离开都门一步。

21、一见倾心
   
1932年夏,我在北京志成中学四年制初中毕业后,先到上海家里小住。后到南京先住在狮子林与张笃伦合住。不久我家迁到国府路(旧称骂驾桥)157号。秋,我在金陵大学附属中学插班读高中二年级。
   
1933年春末,我跟住在同一个大院,才从四川来的女孩张静相识。

10、1933.南京.jpg
   
图:1933年张静在南京读法政学校。

张静,1915年农历正月初九出生于四川秀山平凯张家。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土家族。1914年冬,其父被土匪杀害。母亲杨芷勤守寡抚育张静姊妹三人。9、1930.四川秀山.jpg

图:1930年杨沚勤(张静之母)在四川秀山。

后来张静还能记得,她四岁时同表姐一起被土匪绑票,土匪把她们寄居在深山独户农家。后表姐被赎回。张静母忙找大婶、大伯求救。大伯时任团防局团总。那时实际上是团匪一家,互相依存。不久,大伯果然将张静赎回。——由此也可见民国初期社会混乱的情况!
   
张静的大姐桂卿二十年代死于肺病。二姐蘭卿适四川秀山县城黄伦元,伦元家在县城大十字开洪顺贵点心糖果店,育有一子三女。
   
张静幼时刚强如男孩,举凡攀树摘柑,下溪捉蟹,皆乐为之。
   
1932年夏,张静初中毕业考入秀山女子师范。
   
1933年春,张静的五姨妈杨芷如回秀山迎其定婚之儿媳李佩荪来南京完婚,张静要求同行到南京学习,五姨妈概然允诺。
   
杨芷如青年时曾到成都学习、进修,深知秀山偏僻闭塞,特别是封建社会之女子更无前途可言。而张静的母亲则舍不得她离家远行,所以张静离家未告知其母。杨芷如一行搭乘小船解缆离岸时,张静的母亲杨芷勤才赶到江边,没能拦挡住。

直到1947年夏天,也就是张静离开故乡秀山14年之后,她决心从湖南天塘回秀山看望母亲。她把三个孩子交给村里的一个老婆婆看管,带着刚满两岁的四儿正潭,取道乘汽车经湘西回秀山。途中,在所里附近翻了车,张静被压伤了右腿,痛得不能动弹,身边的四儿也不见了,急得张静大叫起来!人们过来抢救,发现四儿被油桶压住了,原来翻车时四儿被甩到一个坑里,油桶滚过来架在了坑的上面,四儿在坑里竟毫发未伤!
   
张静右腿的小腿胫骨的中部被压断了,在所里医院住了很长时间,胫骨虽然愈合,接合处却留下了一个小疙瘩。
   
五儿正洲在母亲肚里竟也安然无恙。
   
张静只得又回到天塘。
   
此后,张静就再也没有回过秀山老家,——这也是她平生的一件憾事。
   
张静的五姨父陈新燮,号梅阁,四川宜宾人,为前清举人,能文善诗,早年参加同盟会,与同乡吴玉章、石青阳、吕超等人致力四川民主革命运动。1923年孙中山以大元帅在广州开府,陈新燮被任命为内政部秘书(1),后随北伐军到南京任国民政府文官处第二科科长。1933年时与我家同住南京国府路(骂驾桥)157号。
   
南京国府路157号住宅是三进大院:第一进住着北洋时期任湖南师长的林拔萃;第二进东住着谭延闿的秘书周介祹(2);第二进西就住着张静的五姨父陈新燮老先生一家。我家住在第三进。第二进和第三进之间有小庭院,张静常在此晾衣服,以此相识,她品貌出众,心灵手巧,我一见倾心焉!
   
1933年秋张静考入杨将军巷的“首都女子法政讲习所”,——这是一部分立法委员倡议举办的法政专科学校,目的在培养女中学生学习法律知识为各地方法院输送书记官,同时解决城乡小产者知识女性就业难的问题。
   
张静面目俊秀,体态婀娜,虽初来南京,却毫无乡姑气息。她又工书法,文章也简练有新意。1936年她自书条幅悬室中,受到蒋百里先生的夸奖。可惜婚后她忙于抚育儿女,无暇頋此,未能展其天赋。
   
张静聪慧过人,吸收新事物极为敏捷。我们父子都爱好京剧,1935年在南京,张静和我们一起观看了杨维娜、奚孝伯、梅兰芳与南京名票陶一丁的演出,她对奚孝伯的唱腔演技称赞不己,当时奚孝伯尚无名气,后来竟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齐名,号称“四大须生”!足见张静过人的欣赏能力。
   
当时流行的美国电影卓别林喜剧片、莎士比亚戏剧片,国产电影《夜半歌声》、《桃李劫》、《渔光曲》,话剧《雷雨》、《原野》等,张静都极为喜好,观赏时极为投入,并有很高的鉴赏能力,远超城市同龄女性。——与我引为相知,这也是我们结合的基础。
   
张静和我都喜欢吟诵古诗古文,这些优美的古诗古文在我们的心中引起共鸣:
       
孔雀东南飞 五里一徘徊……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我和张静刚刚结交,五姨妈杨芷如就向我表示:程家是继母当家,而张静从小为其母所宠爱,养成了易怒任性的脾气,因此不赞成我们结为夫妇。但张静拒不从命。后来张静说,那时看我的住屋里到处堆放着书籍,书桌上散放着园规、三角尺等,我又肯刻苦学习,将来必能成器……
   
1934年,我家在南京西华门三条巷四维里的新居落成,我也高中毕业。秋天,父亲为我们举行订婚宴会,之后,张静即入住我家。那时我本可直接升金陵大学就读,但我投考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及中央大学均落榜,于是我随即去上海补习英语,准备投考国立名牌大学。
   
1935年夏,我考上国立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公务管理系。张静则毕业于“首都女子法政讲习所”。
   
1935年9月2日,父亲在南京中央饭店为我和张静举行婚礼。婚礼极为隆重排场。证婚人是陈公博,当时是实业部部长;介绍人刘泳闿是行政院秘书,都亲临婚礼现场并讲话。
   
CC系的三号头头、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还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婚礼,并讲了话。
   
我在南京金陵中学和上海交大的同班同学张震给我们当傧相。
   
邓道根(就是胖子伯伯)托在南京上中央大学的长女邓德嫦送来珍贵的礼品。
   
 翌日,我和张静到中山陵东侧中央体育场附近的陈公博公馆回拜。陈公博和妻子李励庄接待了我们。陈公博身着休闲装,戴着眼镜,举止优雅、谈吐不俗,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谁料十年后,这位以中共一大代表而跃登政治舞台,又以追随汪精卫而被人视为国民党左派的首领之一,最后竟以头号汉奸而被枪决!
   
我和张静结婚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虽然我们之间也发生过矛盾,也呕过气,但我们终归还是做到了白头偕老,儿孙满堂!张静不仅把我们的7个子女教育得个个成材,而且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右”之后,我身陷囹圄的二十年间,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破碎而贫困的家庭,先在西安卖冰棍,后到农村干农活,受尽磨难;同时还顶住了社会上的阵阵狂风恶浪,承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痛,奔走拚博平反了全家所有的冤案,迎来了家庭的黎明,国家改革开放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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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6年和长女程正江在南京。

注:(1)见《孙中山全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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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1947年在上海复兴中路496号门口合影。前排右起:程元宇、朱慈安、程正江。后排右起:黄栋、程一中、杨允文、程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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