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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16、随北伐军进北平
  
1928年秋天,我父以第十二路军政治部代主任的身份随北伐军进北平。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北伐战争结束。
  
1928年底,我家迁往北平,住在锦什坊街油篓胡同1号,又与仁章姑姑一家同住一院。房东衡山郑某,原国会议员,他用曹锟贿选的款项盖此西式平房。这时他已故去,其遗孀携一女一子住在这里。其女在北师大读书,后与著名作家盛成结婚,其子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就是经这位郑小姐的介绍,我才进入北平西城区“私立志诚中学”读书的。(志成中学以后叫北京第35中。)
  
1929年初,蒋介石为了削弱桂系白崇禧在北平的军力,用蒋百里之计,起用唐生智,派刘文岛(保定军校一期生)去香港并拨百万元迎唐生智到上海。唐生智很顺利地到唐山接管了旧部第十二路军。蒋介石委派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我父因在军中为唐生智接管旧部的工作中有功,被唐生智委任为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军法处长兼政治部主任。第五路军辖第八、第九两个军。第八军军长原定李品仙,但李品仙随白崇禧去了广西,由龚浩兼(五十师师长);第九军由蒋介石驻北平行辕主任何成睿兼,实际由副军长张笃伦常主持工作。(张在解放战争期间曾任重庆市市长。)廖磊为五十三师师长。晏勋甫为参谋处长,宋英仲为副官处长,邓道根为经理处长。
  
1929年春,我家搬了一次家,跟蒋百里先生家相邻。
  
蒋百里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军事学家,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蒋百里先生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他的道德、学问、才华、作风均为各期学生所倾服。前面讲了,唐生智是保定军校第一期的学生,深得蒋百里先生的器重。
  
我父那时正担任唐生智部的军法处长,跟蒋百里先生交往颇深,六、七岁的舍妹哲宣是蒋百里先生五女儿蒋和的玩伴。
  
我家从此跟蒋百里先生家有了一段不寻常的关系:1933年我父任实业部参事兼农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力荐蒋百里先生为该行的常务董事,以济其拮据的生活;1938年蒋百里先生由欧州回到长沙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校长由蒋介石兼)时,我担任其侍从副官;1946年舍妹哲宣在国立苏州社会教育学院音乐系学习时,向著名歌唱家高芝兰、蒋英学习声学,那蒋英老师正是蒋百里先生的三女儿,后来的钱学森夫人。1946年我父和哲宣等人策划筹办在上海闸北建立的“方震小学”,正是为了纪念蒋百里先生而以蒋百里的另一个名字“方震”命名的。校长是程哲宣,校董事会董事长就是蒋和……这都是后话。
  
1929年6月,唐生智为其父唐承绪先生作六十大寿,在北平第一舞台唱了两天盛大的京剧堂会,所有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程艳秋、尚小云、荀慧生、王又宸、高庆奎、马连良、贯大元、韩世昌、白云生、小翠花、郝寿臣、侯喜瑞、罗福山、裘桂仙等,悉数登台演出,盛况空前。
  
这次盛大的京剧堂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有:梅兰芳、朱素云、程继仙合演的《三拉团圆》;余叔岩、杨小楼的《八大鎚》;余叔岩、王幼卿的《打渔杀家》;杨小楼的《林冲夜奔》;梅兰芳的《太真外传》、《麻姑献寿》;程艳秋的《贺后骂殿》、《玉堂春》、《红拂传》……
  
这次堂会是由我父和徐与可主持的,从此我父与余叔岩、梅兰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时余叔岩先生因嗓音不正常,已息影舞台半年多了。
  
那时京剧著名艺人的演出费是很高的。堂会结束,我父经手送给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三人的演出费,每人达一千五百元之巨!当时梨园公会有规定的堂会牌价,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的最高,号称“三大王”。那时我中午在学校附近小饭馆吃饭,一盘爆炒羊肉也不过一角二分钱!1985年我到北京,爆炒羊肉已是一元钱了,以此折算,那时一千五百元至少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万五仟元!但到了九十年代,演艺界的出场费达到了天文数字,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1929年5、6月间,冯玉祥拉闫锡山联合反蒋,李宗仁在广西也联络汪精卫派打出护党救国的旗号。蒋介石对唐生智有戒心,乃任命唐生智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兼国军编遣委员会编组部主任。
   
1929年10月,冯玉祥第一次反蒋战争爆发,蒋部徐庭瑶等部被冯玉祥打败,蒋介石急派唐生智率部到河南偃师,唐生智亲赴第一线--黑石关,与冯玉祥部刘汝明激战三昼夜,将其击溃,扭转了战局。蒋介石提升唐生智为海陆空军副总司令,杨杰、杨虎城、蒋鼎文、徐源泉等部均受唐生智节制;并在一次会议上说:“孟瀟(唐生智字孟瀟)有军事天才,我不及他。”
  
但此时唐生智已与冯玉祥达成谅解,又与闫锡山、刘文辉、何键、夏斗寅、杨虎城、韩复渠,石友三等商妥,由闫锡山领衔反蒋。闫锡山并承诺唐生智在郑州发难后,拨款一百万作为唐部军费。
  
唐生智得到自己派去太原的代表袁华选的电报,说闫在唐发难后拨款;同时石友三在浦口通电反蒋。于是,唐生智在前线举行秘密军事会议。
  
当时唐生智的参谋长晏勋甫、军长龚浩才和我父均认为应该休整一下,以观察时局的变化。这些将领要我父先发言提出这个看法,我父刚刚开口说:“成王败寇,应当深思熟虑谨慎从事……”唐生智不等我父把话讲下去,接着就说:“成王败寇,我们一定成王!”大家便只好服从命令了。
  
唐生智当即决定派我父去香港代表他与汪精卫、陈公博联系。接着发表有五十位将领联名的反蒋通电,打出护党救国的旗号,挥师从郑州南下。
  
而蒋介石一面用巨款买通韩复渠、杨虎城等人;一面派人到太原活动,委任闫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于是闫锡山不履行与冯玉祥、唐生智签定的秘密协定,竟然宣誓就任副总司令之职。
  
唐生智军进至驻马店、信阳时,前锋在武胜关被夏斗寅部所堵;又值连日大雪,杨虎城已为蒋介石 五十万元所收买,于是由南面连夜出奇兵突袭,一夜之间,将唐生智的兵马全部解决,唐生智本人化装逃出。
  
1929年底的一天,唐生智的参谋长晏勋甫,经理处长邓道根(就是胖子伯伯)穿着像河南农民一样出现在椿树头条18号我家门口(我家在1930年秋天搬到这里),我开门一看,大吃一惊,赶快让进客房。我立刻到大栅栏给他们买了上等皮袍、棉裤、内衣、鞋袜等,陪他们在前门一家有名的浴室的高级房间内,叫来酒菜,饭饱酒酣后,才洗澡,然后住进了高级旅馆。
  
在《杨虎城将军传》里,对杨虎城此次为蒋介石收买一事只字未提,其实当年军阀混战,朝秦暮楚,其中起作用的往往是“金钱”二字,这是事实,不必为贤者讳的。
  
唐生智这一次把老本输完了,在以后的反蒋运动中就只能当配角了。

17、与京剧泰斗余叔岩的交往(1)
  
我父与京剧泰斗余叔岩先生的交往,可以说是奇缘。17.jpg

图:余叔岩(1890-1943)
  
前面讲了,我父早年就是一个京剧迷,特别喜爱余派须生。1925年他在湖南暂编第四师第八旅司令部工作时就买了一台“百代公司”雄鸡牌的留声机和几张京剧唱片,其中就有余叔岩的《捉放曹》、《卖马耍锏》、《法场换子》等唱片。1928年他随李品仙部的北伐军进北平时就拜见了他心中京剧老生楷模余叔岩先生。1929年6月,我父主持了为唐承绪先生的六十大寿而在北平第一舞台举行的盛大的京剧堂会,此后跟余叔岩先生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9年秋,我家迁居宣武门外椿树胡同上头条18号正与叔岩先生家对门而居。
   
1929年11月,我父受唐生智的委派去香港与汪精卫、陈公博联系。
   
1929年12月,唐生智反蒋兵败,全军覆没。
  
1930年初,我父从香港回北平蛰居。几乎每夜均在余家学戏,直到天亮,叔岩先生休息时为止。叔岩先生因一生都过的舞台生活,要在下午五、六时才起床,黎明才睡觉,整个夜间才是他的工作和练戏的时间。那时叔岩先生已不登台演出,但仍坚持吊嗓练功。
  
叔岩先生的班底胡琴老潘每隔一天下午就来我家为父操琴,那时张伯驹、李适可几位余迷也常来我家吊嗓,相互切磋。
  
余叔岩(1890-1943),名第祺,为京剧名须生余三胜之孙,名旦角余紫云的第三子。在清代京剧之所以代代相传,主要原因是社会地位太低,号称末三流。唱戏的不能赶考,不能做官,甚至转其它行业也不可能。清末,京剧为皇室及王公贵戚所喜爱;许多名角为听众所敬重,经济收入亦颇可观,但社会地位未变,所以京剧界只能代代相传。
  
余叔岩11岁时以“小小余三胜”挂牌登台,居然名噪一时。16岁时倒呛,曾在袁世凯总统府当副官,主要是为总统府堂会作安排。同时得其岳父陈徳霖之助,向钱金福、张琳等学把子和武功;向姚增禄学昆曲戏;特别专心多方求学谭派唱腔;于是技艺大进,使得唱念做打全面发展。1918年重返舞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为艺术大师。
  
叔岩先生从1928年冬便息影舞台,原因是他体弱多病(便血),嗓音不正常。这时他住在宣武门外椿树胡同上头条西头坐北向南的宅院内。他一家四口,大女儿慧文学医,二女儿慧清学财会。雇有跟包老汪,杂役朱顺,一个看门的,两个女仆。余叔岩夫妇都吸鸦片,据说每年光这一项要开销两万元之钜!余叔岩的积蓄均存在好友张伯驹任经理的盐业银行。余家还自备小汽车。
  
叔岩先生抽的鸦片很讲究:在前一年便买进真正的云土,配上高丽参等补药熬制后,装在坛子里埋在地下,第二年再用。我家的亲戚唐才常的四弟一家这时也住在北平,他也抽鸦片,可是市面上是严禁买卖和服用鸦片的,他瘾发而买不到鸦片时,便托我们在余家买,余家送了几次绝不肯收钱,我家亲戚也不好再求了。
  
叔岩先生每天起床后,抽过烟,吃过饭,便写字。他的文化程度不很高,字却写得秀丽挺拔。他写了四、五页扇面送给我父,我父一直珍藏着。
  
叔岩先生还送给我父一些剧照。其中有叔岩先生和杨晓楼合照的《八大锤说书》(杨锦、陆文龙);叔岩先生和程继仙合照的《镇潭州》;叔岩先生和王长林合照的《问樵闹府》;叔岩先生个人的《盗宗卷》、《空城计》、《定军山》;以及叔岩先生和我父,及许与可(抗日战争时任湖南省保安处处长)合照的便衣照等。可惜这些宝贵的文物,抗日战争时期一直珍藏在湖南桂阳老家,解放后我们又都在长沙、上海等地工作,竟没能保存下来,实在是极可惋惜的事。
  
这年暑假的一天晚上,朗月当空,天气奇热,我来到胡同乘凉,忽听得余家琴声悠扬,我连忙到余家西墙的巷道上去,就听到叔岩先生正在吊《奇冤报》反二黄:
      
未曾开言泪满腮,
尊一声老丈细听开怀。
家住在南阳城关外,
离城十里有太平街。
…………
  
--这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从此我几乎每晚都在胡同听叔岩先生吊噪,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回味无穷。
   
1930年11月,是叔岩先生四十华诞,我随父母向叔岩先生拜过寿,听了刘宝全的大鼓堂会。叔岩先生最欣赏刘宝全的大鼓艺术,认为刘宝全是大鼓中的谭鑫培。
  
1930年是我父与叔岩先生往来最密切的一年。
  
1931年“9.18”事变之后,我家南迁,我父命我一人留在北平,继续在私立志成中学读完初中四年级,安排我搬到东单附近二龙巷一家小公寓,每月房租3元,伙食费9元,零花钱8元,--这在当时一个初中生来说,还是比较宽裕的。
  
同时,我父写信给他的至交、京剧“老师”余叔岩先生照看我。叔岩先生侠肝义胆,概然应诺,并规定每周六晚间,我一定要到他家叙谈。从此一直到1932年夏天,我便有幸与叔岩先生有过很亲密的交往。
  
记得有一次周六我跟同学看戏去了,没去余家,叔岩先生在次日 一早就派家人朱顺来我住的公寓找我--叔岩先生这种对后辈的亲切关怀,使我永志不忘。
  
我每次去余家,都在晚上七点左右,有几次叔岩先生还没起床,便在叔岩先生的夫人处小坐等候。余伯母人极慈祥,她是著名青衣陈徳霖老夫子的长女,他俩结婚时,叔岩先生正在倒呛时期,家庭经济极为窘迫,但陈徳霖先生认为余叔岩刻苦练功,京剧造诣极深,必有出头之日,毅然将女儿嫁给叔岩先生。婚后,叔岩先生为了学戏,把夫人的陪嫁都花光了。
  
一次我按时到叔岩先生家,他刚写完字,便从书桌抽屉中取出一叠稿纸递给我,说:“你念一遍给我听。”原来是“长城公司”约请叔岩先生灌6张唱片的合同底稿。
  
该合同底稿的主要内容是:
      
1、六张唱片的剧目:
《失街亭》与《乌龙院》1张;
《打严嵩》与《打渔杀家》1张;
《捉放宿店》1张;
《碰碑》反二簧2张。
     
2、酬金:每张4000元
     
3、“长城公司”在德国饭店布置一间录音室,灌制时间由余根据嗓音情况,随时通知。
     
4、灌唱片完毕,由余自己鉴定,认为不佳的,应立即销毁原版,也不再灌唱。
    
我念完了合同底稿,便笑着说,四千元一张片子,价钱是不是太高了?
   
叔岩先生说,“百代公司”、“高亭公司”灌我的唱片赚了大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每张唱片少说也赚两、三万呢!我现在只要四千元也是给朋友面子,否则,我要一万元,“长城公司”也不会嫌贵的。
  
那是在1931年春夏之交,杜月笙在上海的家祠落成,邀集南、北京剧名角举行盛况空前的堂会,以示庆祝。当年正是杜月笙在江湖上气焰最旺的时候,京剧界凡是杜月笙点名的角色都不敢不去。叔岩先生身体虚弱,特别是嗓音正处在沙哑时期,实在不能去上海,就托李盛五先生说情。杜月笙正开办了“长城公司”,就要求叔岩先生为该公司灌制唱片,不必去上海演出了。
   
在此之前,叔岩先生在民国初年为“百代公司”灌过唱片;二十年代初又为“高亭公司”灌了几张唱片,并无多余的唱片,所以杜月笙有此要求。
   
后来唱片灌制完成,交叔岩先生审定时,他认为《碰碑》两张不满意,不让翻制发行,把初版也毁掉了。这是很大的损失!《摘缨会》一张送给李盛五先生作为纪念。
   
在京剧名角中,叔岩先生是灌唱片最少的,但唱片公司也以从叔岩先生的唱片赚钱最多。
   
叔岩先生又对我说:“一中兄(即先父)劝我自设唱片公司,把一些戏迷喜爱的剧目,如《打棍出箱》、《卖马》、《定军山》、《战太平》、《空城计》等整出灌成唱片,这对京剧的流传很有好处,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投入资金倒不大,只可惜找不到善于经营的人才,只好作罢。”
   
叔岩先生还说起我父谈过湖南祁阳戏有《风波亭》岳飞遇害的戏,上座率很高,这对当前民族危机有很好的教育作用,可惜一时找不到这出戏的脚本,不然他很想排演这出戏。

18、 与京剧泰斗余叔岩的交往(2)
   
1931年农历腊月中旬左右的一个星期六,我按时到余家,走进书房,见已有一位中年客人携一小孩在座。叔岩先生介绍说:“这是我弟弟胜荪和侄子。”并把我介绍给他弟弟,我们相互问候后,叔岩先生出去了;一会儿回到书房对其弟说:“你去见你的三嫂吧。”
   
等胜荪先生出去后,叔岩先生说:“我这个弟弟也是唱老生的,自以为调高和寡,还看不起我这个三哥!说我不是真正玩艺,不过走红罢了。现在过不了年了,还得找我这个三哥,骨肉兄弟嘛,何况还有一大堆小孩!”
   
叔岩先生接着说:“我们这一行得靠真本事,硬捧是捧不红的。靠运气更是荒唐。主要靠听戏的买票。他们要看你的玩艺是值多少钱。否则他们不会掏钱买票来看你的戏!听戏的是最精明的戏剧评论者,他们最会挑剔;在他们的目光下,几分价钱几分货,一点不含糊。当年谭鑫培师傅的戏,绝不是西太后喜爱而红起来的;他是为观众真正所喜爱而被称为须生大王的!我弟弟吃亏在只看重自己的玩艺,而不懂看客!”
   
又一次我到余家,正值叔岩先生在教一位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学戏。我站在一旁悄悄地看了一会儿。叔岩先生说,今天就到这儿吧。并介绍说,这是我的妻弟,叫陈少霖;同时也把我介绍给陈,接着便让他去他姐姐那里去了。
   
陈少霖走了之后,叔岩先生叹口气说:“我这妻弟不用心学戏,却爱捯饬(指爱修饰、打扮),每次总要我派人去叫,他才来。想当年我向师傅(谭鑫培)学戏何等艰苦,整天在师傅家里,什么活儿都干,以博取师傅的欢心,希望师傅教一出戏。我为学师傅的《青风亭》,托人把家传的玛瑙大烟壶送给了师傅。就这样,在学《空城计》时,师傅只教小培演孔明,传给我的是“王平”。在一次响排中,小培的孔明怎么也演不好,气得师傅倒卧在鸦片坑上生闷气,狠抽了一阵鸦片之后,翻过身来,才赌气的说:“小余,你来演孔明试试看。”我为了讨好师傅,把平日在配‘王平’时在旁用心学习师傅的‘孔明’全部念唱做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想师傅看完后又翻身倒在炕上,闭目合睛,一言不发。从此更难得到师傅的指点了。我心里才明白,师傅是不愿我胜过小培呀!”
   
叔岩先生喝了口茶,继续说:“此后,凡是师傅在台上演出,我和一些好友就分散地坐在地座里,仔细地用笔记下他每一招一式,一字一腔的特别处。在散戏后,汇集在一起,互相对证。我每一次在台下看师傅演出总要戴一副墨镜,以免师傅在台上看出是我。--我学谭派,真可谓呕心呖血,甘苦备尝的!”
   
叔岩先生深有感触地说:“京剧一行,要想唱好是不容易的,首先得有四个‘好’字,就是:‘扮相好’、‘身段好’、‘噪子好’,最后是‘要爱好’--这是最关重要的一个‘好’字!像富英,尽管有前三个‘好’字,可是对戏并不‘爱好’,而是把戏当作赚钱的门道!他不肯用心去学,用心去钻。我教他的《空城计》二六一段总不是味儿!有一次我在收音机里专门听他在台上唱这一段;过后,我又指出他的不足,并用心哼给他听。不想在另一次演《空城计》时,我留心听了广播:还是原样,一点都没改!我很恼火,把他叫来,问他为什么不按我叫他改正的唱?他很天真地说:‘我爸爸(谭小培)说的,只要有人叫好就行啦。’我生气地说:‘好,好,你现在有人叫好就行了,还跟我学什么?’俗话说:‘三年要出一个状元;十年未必出一个好唱戏的。’可见学戏之难哪!”
   
叔岩先生对师傅谭鑫培的艺术极为倾倒,自称“谭迷”。他的书房挂着“范秀轩”的扁额,就因为谭鑫培字“英秀”。
   
有一次叔岩先生对我谈起师傅谭鑫培的艺术造诣时说:“师傅不仅浑身是戏,而且骨骨节节都是戏!”接着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三伏天,师傅出演《托兆碰碑》,那时戏园子就像大茶馆,一条条长桌正对戏台,端茶送水的、卖水烟的、卖瓜子点心的到处转悠,满园子乱嘈嘈的,天气又热,看戏的人手一扇,侧对戏台而坐。但奇怪的是:二黄倒板的胡琴一拉开,戏园子便 一片沉寂;师傅在台内倒板唱完,大家都不摇扇子了。师傅的反二黄更令观众遍体凉飕飕,寒气逼人!不是身历其境,是不会相信这种境界的!”
   
我天真地问:“报上评戏的文章,都说余先生青出兰而胜于兰,工夫实在谭鑫培先生之上呢!”
   
叔岩先生笑着说:“我比起师傅差的远了。我师傅的工夫已是出神入化,浑然天成。他的一招一式,一字一腔,无不自然成趣,自我作古。就在这一点上,我永远学不到。报纸上的文章,言过其实,不可信的。”
   
1931年末到1932年初,日本浪人串同汉奸在平津扰乱社会治安,谣诼纷云,时局动荡。一天下午我回到公寓,只见余家朱顺早在公寓帐房等我,见了我便说:“三爷叫你马上到家里去。”我就随他到余家。叔岩先生这天起床特别早,书房里已坐满李适可、陈六爷等人。
   
我见过礼后,就坐。叔岩先生问我学校里还安定否,有什么传闻?我一一回答了。叔岩先生说;“你今晚就住我家。”我答应了。叔岩先生就和客人们议论时局。一会儿摆出饭来,大家就围着桌子边吃边谈。
   
十点多钟,朱顺把我安顿在南屋大客厅内就寝。大客厅内的书桌上,有部曲阜孔府刻版的《十三经》,是军阀张宗昌送给叔岩先生的,我看了一会儿“序言”便睡了。正朦胧间,忽听得清脆嘹亮的胡琴声响起来了,我睡意全消。叔岩先生这晚的嗓音特别好,起先调的是《七星灯》,接着又调《定军山》,此后我再没听到过如此高超的腔调了。
   
1932年“1.28”事变发生,宁粤合作的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洛阳,并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我父亦从南京专程转道北平赴洛阳。这年2月上旬正是农历除夕前,“梨园公会”照例要在第一舞台由所有名伶全部登台演出的、为贫苦伶工过年的义务戏三天。叔岩先生和梅兰芳先生在头两天演出《游龙戏凤》和《审头刺汤》,第三天是杨晓楼、梅兰芳演《霸王别姬》。(翁偶红先生在《京剧谈往录续集:记忆所及的几场义务戏》一文中所说,余叔岩在《霸王别姬》前面演出《盗宗卷》,与杨小楼合演《战苑城》,恐记忆有出入。)18-.jpg

图:余叔岩先生剧照。
   
我和父亲真是大饱眼福!
   
在叔岩先生头一天演出之前,我父、李适可、陈六爷和我,来到叔岩先生家中,走进书房,只见叔岩先生头上包了一块布,在房中度步,见了我们也不开口,仅微微点头示意,我们在房中站了一会儿,彼此看看,不一会儿就离开书房,走到院子。我不禁悄悄问父亲:“余伯伯为何见我们一句话也不说?”父亲说:“蠢东西,这是你余伯上台前的老规矩,他全部的精神都投入到戏里去了。”--这大概就是现在说的,“进入角色了”吧!
   
我们随即去第一舞台看戏,叔岩先生在《审头刺汤》中的念白:
      
…………
纵然是狼,我有打狼的汉子;
纵然是虎,我有擒虎的英雄。
想我陆炳乃是二甲进士出身,
为官以来,一不欺君,二不罔上;三不贪赃;四不卖法。
…………
      
--那才真是无韵的歌唱!全声玉振也不能形容其妙处。
   
记得有一次张伯驹先生同我父论及叔岩先生的“念白”,认为已超过谭鑫培先生。我听《审头刺汤》之后,觉得张伯驹先生的评价并非过誉。
   
几十年的时光流逝了,叔岩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仍然常在我的心中浮现,特撰写这篇回忆录,作为对与叔岩先生交往的珍贵日子的怀念。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1947年在上海复兴中路496号门口合影。前排右起:程元宇、朱慈安、程正江。后排右起:黄栋、程一中、杨允文、程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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