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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13、考入长沙明徳中学
  
1928年元月份,放寒假了,同学周某叫我去投考“明徳中学”一年级。我说,我们六年级还差一个学期没读,恐怕学力不够,考不上。周说,不要紧,还有个把月时间,我们可以补上。
  
那时九外公杨维武家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用百科全书》上、下两厚本,里面有算术和习题,还有一些史地、自然常识等等。我和周某就天天在一起学习起来:上午做没有学过的算术习题;下午复习史地、自然,死记硬背。
  
我们按时报了名,好在不要任何证书,只缴了一元钱和两张照片。我怀着试一试的心情,考不取就仍然在“修业小学”读六年级二学期,也不丢人。
  
进了考场,感觉题目并不太难。不过“明徳中学”是湖南的名校;参加考试的人很多,仅考初中一年级的就分四个考场,一百多人--这样,我又感到没有把握了。
  
过了一个星期,周某跑来说:“明徳中学”发榜了,邀我一起去看榜,我说,我是没希望的,你自己去看,回来告诉我就是。周某硬把我拉去,说,我们小学又没毕业,没录取也不失格(长沙土话:丢人)嘛!我和周某又邀了同班参加考试的几个同学一起去。距“明徳中学”校门百多米时,这些同学就飞也似地跑去了,我却心情忐忑地慢慢走着。一会儿周某跑了回来,说,我们两人都考取了!我还不大相信,走到校门口,榜就贴在校门口的墙上,果然有我的名字,我的上面正是周某的名字!
  
这年春节,我们给老外婆拜年,老外婆就是唐才常的遗孀,九外婆唐燕南的妈妈。这位老太太慈祥极了,用糖果点心招待我们这些细伢子,还非常高兴地赔我说了一会儿话。继母则早就在她房间打上麻将了。
  
那时过年男女老幼都可以赌钱。唐家堂屋里一堆人围着一张八仙桌摊牌九。牌九比麻将自由。麻将限定四个人,要打四圈才算一局,如果输家不服气,就还得四圈一局地打下去;牌九则不同,不限人数,谁高兴离开就可以离开。继母怕我身上没钱,不赌有失她的面子,临出门给了我十元钱。那时十元钱不是小数,猪肉才1角多钱一斤。我还是第一次从继母手中接过这么多钱去赌钱,也是唯一的一次。
  
老外婆说,开贵你也去玩玩牌九,试试今年的财气。于是我也围了上去,看了半天才看懂,下了五角钱一注。……记得我一共赢了两元钱,不想再赌了,便向老外婆她们告辞,高高兴兴地回家。因为我记得书上说的赌博的害处:上了瘾,只有倾家荡产,绝没有在赌场上发家致富的。当然那些放赌抽头害人的人是例外。因此我对赌博颇具戒心,适可而止。
  
我上了“明徳中学”,父亲也从日本回来了。
  
唐生智下野出洋后,军队并没受多少损失。在长沙以南的李品仙和刘兴两个军投靠桂系改编为第十二路军,由李品仙任总指挥,因为李品仙是广西人,受到桂系的信任。我父是奉唐生智的委派到李品仙处作联系工作的,名义上担任第十二路军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苏民。
   
1928年3、4月间,第十二路军开赴武汉,父亲把家眷也带去了,我则留在“明徳中学”住宿就读。
  
提起大名鼎鼎的“明徳中学”,谁都知道是胡元倓(字子靖)先生在1903年兴办的,那时叫“明徳学堂”。革命元勋黄兴还在学校担任过体育教员。1904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张继、陈果夫等在“民徳学堂”创立“华兴会”。1917年全国评定十所基础教育最佳学校,“明徳中学”位列榜首。从那时起,“北有南开,南有明徳”便享誉海内外。
  
“明徳中学”对面是“周南女中,这是朱剑文先生1905年创办的一所名校,两校相对,又都是少男少女,免不了有些风流韵事。有位老冬烘为此撰写了一副联语:
      
教育教育
学生学生
  
却也一副简单雅致的联语。不过,我在“明徳中学”一个学期根本没见过“周南女中”女生的面。
  
“明徳中学”校园很宽阔,除了足球场、兰球场外,还有水泥铺面的滑冰场。为此我还买了一双四轮滑冰鞋,不过我在练习时跌了几跤之后,再没有勇气练下去了。“明徳中学”的足球队在湖南是出了名的,只有“雅礼中学”是他的对手。
  
“明徳中学”校园里还有一个小地塘,塘中有小亭,岸边杨柳成荫,构成校园的佳景。
   
1985年我回到长沙,到“明徳中学”留连观光,校名到是恢复了,只是足球场、滑冰场和小池塘都消失了,都被楼房占据了。
   
1928年春天,我们新生就住在“明徳中学”大门两边的二层楼房里,宿舍里的床都是双层的。有位患遗尿症的同学睡在上铺,下铺的同学被尿淋醒了就大叫起来。这位遗尿的同学也大声说,你没听见天下雨了吗?屋漏雨了,你叫什么!下铺同学一听,果然在淅淅沥沥下着雨呢!翻身卧下,也就睡着了。次日早晨,下铺同学见被子还是湿的,才清醒过来,如果屋漏了,难道上铺不淋雨吗?就又质问上铺同学,二人争执起来,我们大家不禁哄堂大笑。
  
住宿生的伙食费每学期24元。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八人一桌。实行公筷制,两人一双公筷;既讲卫生,又防止学生抢菜,开饭时,食监在饭厅来回巡视,秩序还是很好的。
  
从宿舍去教室的中间,就是图书馆,馆里的图书比“修业小学”书多好几倍。阅览室也很宽敞,我经常在这里继续阅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我很欣赏梁任公的清新流利的文笔和热烈奔放的情调。
  
教我们国文课的是一位姓邬的老师,那时他刚从外国留学回来。解放后《新湖南日报》还介绍过他的教学事迹。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思想新颖的教师。他在教学中教我们念严复的《辟韩》;还在课堂中指导我们看《新华春梦》并测试同学中谁看的速度最快。他先选定一个回目,然后宣布全班同学同时开始看;他叫停时,大家都不得再看;然后逐个向他报告看到第几页第几行,他一一作记录;最后他叫自报看得最多的学生站起来讲讲这一段的大意。每次测试我总是看得最快的,很受邬老师的称赞。
  
教英语的老师也是一位刚从美国回国的留学生。他的教法很特别:不按教本讲,而是自己编讲义,按文法、名词、动词讲。我记得他对动词的过去分词和现在分词讲得特别多,但只是不断的讲,却很少在课堂提问和布置课外练习。结果是我们学得稀里糊涂。他的发音也不正确,湖南土音特别重。由于他教的湖南土音式的英语发音,还使我后来到北平上英语课时闹了笑话:我把字母“R”的发音念成“阿勒”,惹得满堂师生的大笑!
  
幸亏我是在1929年春到北平,这时我才十五岁多些,转变口音还很容易。所以不但英语发音纠正过来了,我的普通话也说得没有南方口音。
  
我在“明徳中学”除了做功课就是看小说。邬老师指定的《新华春梦》是写袁世凯窃国称帝的故事,很符合我热衷政治的口味。继母打牌闲了也爱看小说,尤其爱看《红楼梦》,但我那时对《红楼梦》看不起劲,认为都是家庭琐事,令人昏昏欲睡。
  
我也常去仁章姑姑家玩耍。仁章姑姑的二弟程良钟在此前回天塘病死了;现在她的三弟良铭(后又叫云鹏)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我们常来往。
  
前面讲到过的天塘村仲镰的长子良甲,这时也长沙上“湖南大学”预科。我和程云鹏一块儿到岳麓山“湖南大学”找过良甲,良甲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并带我们一同到黄兴墓、蔡锷墓凭吊了一番。当年书生意气何等豪迈,何等激越!然而人的前途命运又是那样不可捉摸:到了三十年代初,良甲之父仲镰英年死于桂东县县长的任上;四十年代初,三十来岁的良甲就病瘫于床;五十年代初,良甲十来岁的长子方介因继承了“地主分子”的帽子而终生挨整,全家败落!
  
我和云鹏也常到翕园九外公家去玩,有一次我们碰见唐蟒的姨太太在他家玩。这位姨太太长得漂亮,衣着华丽,这在长沙是少见的,这时我对女性也开始感兴趣,不经意多看了她几眼;她笑盈盈地说:“开贵会吊膀子了!在学校找到爱人(当时爱人是指情人)没有?吃喜酒不要忘了我呀!“我被她说得满脸通红,不知如何是好!九外婆带笑地说她:“开贵是个老实孩子,你逗他做什么!你看他羞得像妹伢子一样,会连饭不吃饱就跑的。”又对我说:“不要怕舅外婆(指唐蟒姨太太)逗你。人长大了总会找爱人的呀,你害臊做么子?男伢子嘛,要大大方方的。”事后云鹏对我说:“你这位舅外婆这么年轻,这么风流呀!真令人艳羡。你看她的眼睛都能把人吃下去!”云鹏比我大两岁,当然更懂得男女间的风情。
  
不久九外公杨维武在织机巷买了一幢房子。据说,他在六军任副官长时,六军被南京缴了械,他乘机带了一笔公款回了长沙。这幢房子价值四千元,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在“明徳中字”寄宿读书时,父亲给我的生活费用相当宽裕,我经常买蛋糕当零食。除了买了双滑冰鞋外,我还买了两只手电筒:一只是手枪式的;一只是灯泡能置换为红、绿、白三色的。这在当时都是新型的手电筒。但我那时不买书,因为图书馆借书方便,要看什么就借什么,既方便又省钱。
  
马日事变后,国共两党矛盾激化,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们特别仇视共产党,后来宁汉合流,一致反共,中共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但九月九日毛泽东领导了湖南秋收起义、十月有琼崖起义、海陆丰起义、湖北黄安麻城起义、十二月广州起义等等,如星火辽原。1928年4月朱徳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严重威胁湖南当局。
   
1928年5月,在剿共清乡的严峻形势下,湖南清乡督办署会办何键,特地到“明徳中学”来作形势报告,可见国民党当局也很重视争取青年和知识分子。
  
何键是醴陵人,北伐开始时是唐生智的骑兵旅旅长;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他当上了第35军军长;1927年5月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台和策划人其实就是他。因为他的家人也遭到了农民协会的批斗。1927年11月唐生智通电下野后,他退到湘西,保存了实力,可见此人城府深,善于观察政治风向。
  
何键站在“明徳中学”的讲台上,虽然戎装披挂威仪显赫,但面对全校师生态度却很谦和。他讲了一些孔孟之道,但主要讲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他的讲话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我一生很长时间都认同“三民主义才是中国革命的指南”。--何键这次讲话对此也多少有些影响。

14、北伐时期的武汉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到任后继续领导北伐,冯玉祥、闫锡山也参加了北伐;4月,李宗仁、白崇禧部(包括第十二路军的李品仙)在滦州打跨奉系张宗昌,孙传芳在北京宣布下野;5月,日本出兵济南,企图阻止北伐军;5月3日,我国外交人员蔡公时被日本人杀害,称“5.3”惨案,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我当时还在长沙“明徳中学”,也义愤填膺,悲痛不己!
   
放了暑假,父亲派良友伯来长沙接我去汉口。我还是第一次坐火车,感觉又快又稳,舒服极了。
   
那时我家住在法租界中和里。汉口原来有英、法、俄、徳、日等国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收回了德租界;北伐时收回了英、俄租界;剩下法、日两国租界。
   
我家住在中和里那幢房子西面的两间正房;中间为堂屋;东面两间正房是二房东周先生一家。
   
这时第十二路军总指挥部设在汉口总商会。
   
我到武汉的第一天,继母领我到“太平洋饭店”去看父亲。“太平洋饭店”是当时汉口唯一的高层建筑,设有电梯上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了电梯;从“太平洋饭店”出来,继母又带我到冷饮店,我第一次在酷暑时节尝到了冰琪淋沁人心脾的香甜美味!
   
--到武汉来的头一天,我开尽洋荤!
   
二房东周先生家有三个女孩,大女孩叫周光媚,那时才十二岁,长得很漂亮,我们常在一起玩。继母开玩笑说要给我做媒。这样一来,我们反害臊起来,不敢在一起玩了。后来我在北京上学,我还在我住的公寓的巷道上遇见她坐在洋车上;1934年我在南京高中毕业会考时,在考场的学校里,又碰见她。--但我们只是互相对看,没有交谈,这也是一种缘份吧!
   
到武汉后,我的耳朵忽然有些聋,因此报考“汉口二中”没被录取。父亲找过中医刘仲迈,刘医生和父亲是朋友,他开了方子吃了几付药也不见效。看西医也不得要领,只好在家里呆着。父亲让第十二路军政治部的一位姓谭的女工作人员给我辅导功课,就住在我们家里,在我和祖母的大床边加一张行军床。谭老师因为这次没让她随军北上,显得有些心神不定,常常往政治部跑,给我辅导功课也是空有其名。
   
有一次谭老师出门后,我也到政治部找肖国香表哥,他在我来汉口之前就又到第十二路军政治部了。这时政治部的人员大多上北伐前线了。留守人员只有几个人,办公室显得空空荡荡的。国香哥一人住一间房子,我走到她的房门口,听见他正和一个女的轻轻谈着话,我听了一会儿,一句也没听清楚。我轻轻地敲门,国香哥问,谁呀?我答,是我。国香哥就笑着说,是“江西牯”(这里是“老表”的意思,因为我是国香的表弟)吗,你等一等,我正在翻译密电码呢!
   
我信以为真,等了一会儿。因为国香哥干的就是抄抄写写,翻译明、密电报什么的,毫不疑心其它的事。好大一会,国香哥才笑着开门,我进去一看,谭老师也在,她红着脸看着我。我说,谭老师也在。国香哥一面洗手,一面给我倒茶说,你的谭老师帮我,才干得快一点,否则你还得等。说完,他煞有介事地拿着一迭纸,送电报到上面去,就走出门去了。
   
谭老师一面照镜子梳头,一面问我祖母是否午睡了。这时我才发现她的头发很乱。那时我还啥事不懂,也没有在意。她梳完头发,又洗了脸,把国香哥的雪花膏擦在脸上,洒了一点花露水在头上。这时国香哥回来了。谭老师看了我一眼,对我们说,我回去了,又对我说,你和你表哥再玩一会吧。
   
国香哥拉着谭老师的手说,辛苦你了,下次再重重谢你。谭老师对国香哥的话心领神会地笑起来,他俩亲亲热热地出去了。
   
不一会儿,国香哥回来把门关上,说,表弟,你看出我和你谭老师有些异样吗?难道我们真在翻译密电码吗?我说,你不是常常关上门翻译密电码吗?他嘿嘿笑出声来,说,我的傻瓜小表弟,我也不瞒你,我正和你谭老师干好事呢!我吃惊道,你这么大的胆子!谭老师就让你在白天玩?他笑着说,她住在这里时我们就上手了。一个孤男,一个寡女,又是革命时期,干柴遇到烈火,不干好事对不起人!不过你千万不要对孃孃(指我祖母)和表婶透一点风声,哥哥以后什么好事都不瞒你。我劝他说,您们要结婚吧,否则谭老师怎么见人?
   
国香哥说,你知道你表嫂在乡下,这种事我怎么可能……她也知道我有妻子,是她先找我的,否则我真看不上她。她还不是及时行乐,看见年轻力壮的青年男子就偷情。她十七、八岁就在外面,工作两、三年了,她对我坦白说,她的情夫快够一班人了,比我的多得多了……
   
国香哥的一番话,更使我惊奇!谭老师在我家显得稳重,规规矩矩的,怎么会如此浪漫呢?
   
那天国香哥请我在政治部吃了晚饭,还特地在街上买了碗菜,喝了几杯酒,以后国香哥也确实信守诺言,凡是他偷过情就一五一十地向我泄漏天机……
   
我慢慢地走回家,一路上回味着这件事。谭老师长得五官端正,皮肤白嫩;脸色白里透红而且光润,只是有少许雀斑;嘴略嫌大些,鼻子一般,但一双大眼睛总是水汪汪的特别动人;个子不高,身段苗条而又丰腴,大腿和胳膊都圆鼓鼓的,十分诱人,那时的妇女在热天都兴穿短袖和齐膝的旗袍,谭老师的形象也就更显性感。
   
谭老师自来我家,因为她是老师,我从来没有对她有丝毫不敬的想法,更谈不上想入非非。这一下戳穿了她的秘密,我陡起色胆,想找机会缠着她尝尝男女偷情的滋味!
   
说来也巧,我回到家时,祖母、妹妹和老妈子晚饭后照例到巴黎街乘凉去了。继母也照例去日租界邓道根伯伯家打“跑胡”去了。我推开房门,谭老师在里间问是谁,我连忙把门关上,走进里间,问,谭老师没出去纳凉?她说,我累得很,刚刚睡着了。我忙说,对不起,把你吵醒了。她一面笑着起来;一面看我一眼说,没关系。我坐在椅子上笑着用眼睛盯住她。她懒洋洋地半倚在床上,被我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说,怎么这样子看我?我走向前去把行军床的帐子撩起来,半坐在床沿上,凑到她耳边说,我表哥什么话都告诉我。她听了顿时两颊绯红,半嗔半笑地说,该死的东西,怎么把这些事情告诉细伢子!一面却搂着我,亲着我的脸说,我的好弟弟,千万不能告诉孃孃她们呀!不然我怎么能呆下去。我平生第一次被一个少女亲着脸,神魂颠倒起来,用手搂着她说,我听你的,但你教教我干那活儿……谭老师急得悄声说,这可不行,你还年少,家里房子又窄,人也多,千万干不得!我们正在半推半就厮緾着,我忽然听得门外妹妹在说话,马上推开她,站起来,她又装睡躺下。我走到外间,妹妹和祖母也进了门,五岁多的妹妹问,哥哥几时回来的?我答,也刚刚进屋。
   
翌日,吃完早饭,谭老师就出门了,一连几天都没有回来,我猜她又去找表哥了,觉得不好意思再跟着去。
   
一天上午她终于回来了。她说,已领到政治部的欠饷和遣散费,也买好了车票,今天晚上就回长沙。继母听说,还为她添了菜,替她饯行;别外送她15元钱作为这个月辅导我的束修。
   
在马车上,谭老师坐在中间,我和国香哥坐在两边,三个人紧紧挤着。马车走到街上后,谭老师一只手拉着国香哥,一只手紧紧拉着我,轻轻地骂国香哥:你这死人怎么把什么话都对孩子说……国哥笑着在她耳边说,我和元宇亲密得像一个人,有什么说不得,他如果大一些,我们三个人在一床睡才快活呢!
   
谭老师把国香哥一只手指捏得发痛告饶才罢。
   
在江边分别时,谭老师悄悄地对我说,等你长大了,一定来看你,和你一起玩。不过那时你恐怕有了更美的爱人,早把我这老东西忘掉了。
   
我尴尬得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其实她那时不过二十岁左右。
   
北伐时期,武汉革命团体很多,男女性关系很随便,那时听说,女同志为了打破封建传统,还举行过裸体游行。--这是国民党骂共产党共产公妻的起因。
   
谭老师在1926年,她17岁时就参加了革命队伍,思想很解放,也很大胆;但在长辈或上级面前却又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端庄凝重轻言寡笑的做派。所以父亲把她请来给我当辅导老师。
   
那时汉口有两个游艺场所:一个叫“新市场”,一个叫“老圃”。那时有京剧、文明戏,杂耍、魔术、歌女清唱、汉剧等等的演出,还有众多野妓。我常穿着军装同国香哥一起到那里去游玩,军人是免票进门的。
   
我到游艺场所去的目的是看京剧。那时我家有一台新式的手摇唱机,和一些京剧唱片,我已是一位京剧迷了。
   
国香哥到这两家娱乐场的目的则是找野妓调笑,若有了钱,又找到了合意的野妓,就会去嫖宿。
   
每次去娱乐场所,国香哥总是把我带进剧场,找到座位,把我安置好,就说,你就在这里等我,我一会儿就来。他就匆匆走开了。
   
有一次天气热,我俩到剧场一看,还没开锣,又热得难受,我俩就出去在“新市场”的露天台上纳凉。原来这里正是野妓活动的场所,总有野妓来拉我们。有个野妓还搂着我亲嘴,说,小先生,跟我玩玩去吧!国香哥这时就把她拉过去说,您们不要胡緾,我们少爷是学生,您们不要教坏了他,您们浪了找我吧。他搂着野妓,又是亲嘴,又是乱摸她的奶子和下部,羞得我不敢看。那野妓却一面打国香,一面笑骂:牲口,怎么把你妈妈也认不得了……两人一面讨价还价,最后以不成交而分手。国香又去找别的野妓胡调去了,把我撇在一边。
   
另一回国香谈成了一个,要拉我一块去见识见识再回家,我为好奇心驱使跟他们去了。
   
我们走到一条黑胡胡的小街上,两边都是矮小的木板二层楼房,走进一幢楼房后面的院子,是一处破烂的木板房,我们走进一个小房间,只有一张床,一张小桌子。国香哥进了房间便和野妓坐在床上,一个老婆子进来给我们倒了茶,向国香哥说,这位小先生也找一个年纪小的玩玩吧?国香哥说,他是我们主任的少爷,怎么能看上您们这种地方,他是来看看就走的。说完就和那野妓在床上滚起来。我坐不住了,说,表哥我走了,回家晚了怕孃孃责怪呢!
   
那野妓起来拉着我的手,把脸贴着我的脸说,好少爷,明天你来照顾我一次吧,我一定把被褥换得干干净净的。你表哥4元钱一次,你只要两元钱。你比你表哥老实得多了,我真爱呀!说着。她用手去解我的裤子,我连忙推开她的手,一溜烟跑了出来。耳边还听得他们两个在笑我。
   
其实我对男女性关系的秘密早就知道一些了。在小学六年级时,一个姓袁的同学偷偷看一本叫《性艺》的书,给我发现了,向他借看,否则就要告老师,他说,只能在学校躲着看,于是,我也看了。
   
不过,对于嫖婊子,却因为恐惧而怀戒心。原委是这样的:父亲去醴陵当县长时,良友伯也一同前往,后来良友伯回长沙来,在家中忽然发病,整天在他房中床上打滚,并大声哭喊:痛死我了!眼泪和汗珠大颗地流,祖母一面骂,一面去看他,说:谁叫你变猪,花钱买这种病,活该!原来那里风俗很不好,一般女孩子在娘家时可以用色相为自己挣嫁妆。良友伯在天塘有妻子,但夫妻经常吵架,到了外边,有了钱,他就嫖赌逍遥,到了醴陵更是得其所哉,于是患上了一种叫“鱼口”的性病。
   
良友伯痛得呼天怆地,把我也吓得心胆俱裂。
   
所以当我遇到婊子,良友伯痛苦的惨状立刻出现在眼前,心里想,如果自己害上了这种病,那种痛苦我就受不了,何况名誉还要受损害,长辈也饶不了我。
   
1928年秋的某一天,继母忽然把全家带到日本租界邓道根伯伯家,看日本人庆祝日本天皇登基。在日本租界,只见日本人家家张灯结彩,打击日本乐器,唱着日本歌曲。街道上几乎被各种颜色的布覆盖起来了,到处飘着太阳旗和万国旗。人人喜气洋洋,家家音乐喧天。--我不禁想起山东济南日本人任意欺侮、屠杀中国人的“5.3”惨案来,两相对照,心里很不是滋味!
   
邓道根伯伯在北伐军打到武汉时,任唐生智总司令部的军需处长,唐生智下野,他便把家安在汉口日本租界,自己随唐生智到日本去了。
   
这天邓伯母和她的两个女儿和儿子都在家。她的二女儿徳娥常用一双大眼睛瞅我,我也觉得她长得楚楚动人。
   
谭老师还在我家的时候,一个傍晚徳娥到我家来玩,谭老师还带我俩到江边维多利亚茶座吃冷饮,徳娥一双大眼睛老是偷偷地和我眉来眼去……她比我还小一岁,才14岁呢……

15、曾公的书和余派的戏
    
1928年暑假我到汉口后,父亲规定每天要写日记。有一次我受了继母的气,在日记上写了“要对继母实行家庭革命。”我平时也爱说一些当时流行的革命词语。父亲看到我的这篇日记大吃一惊,他马上买了曾文正公的家书、家训和日记,以及曾编经史百家杂抄等书来。规定我每天要读《曾文正公家书》十页,并在日记中写出读后感,还要每天写大字两张,小字一百个。谭老师走后,又给我找来一位杨老师,他也是政治部的干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由杨老师教我选读经史百家杂钞的文章,每周写一篇作文。
    
我这人有信书,信圣贤之言的习性。记得小学课本上说,抽烟喝茶有害。我就一生坚决不抽烟,喝开水而不喝茶。
    
曾国藩在道德文章上确是身体力行,兢兢业业治学行事,对朝廷来说确实是中兴的重臣。
    
从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作为看,后人对他的评价过高。
    
我的一生从此常常以曾国藩作为楷模,虽没有什么成就,却也不敢犯大的错误。
    
曾国藩对于儒家“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领会最深,因此我读他的日记、家书、家训时也有较深的铭记。我认为,曾国藩无论修身、治学、治家、治军,从政均得之于儒家思想;他自己从中又提出四个字:诚、敬、恒、俭。
    
“诚”则对上、对下、对己、对人、对事,一概以诚心诚意为本。(对敌则不厌诈。)即今之所谓“全心全意”是也。而今权诈之人,打着“全心全意”的旗号,实则以此欺人,从中牟夺权利。
    
“敬”则对任何事物都要恭恭敬敬,认真对待。
    
曾国藩主张“勤”,但更重要的是“恒”字,强调日积月累之功。
    
曾国藩的“俭”,当时是出了名的,甚至有时他的九弟也不相信。曾国藩已是出将入相之时,他的女儿出嫁,嫁妆很简约,曾国荃不相信,亲自去查看,确实很简朴,这才十分信服。
    
我认为,曾国藩的修身、治学、从政的哲学是成功的。他的“诚敬恒俭”的处世做人之道,是任何社会、任何阶级都可以应用的。每个人身体力行都会有成就。
    
1928年6月,蒋介石 、冯玉祥、闫锡山打下北平、天津后,张作霖退出山海关外,4日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蒋介石邀请冯玉祥、闫锡山、李宗仁在北京香山祭祀孙中山的灵柩,并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闫锡山、李宗仁还分别担任开封、太原、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任第八路军总指挥兼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形成新军阀对峙的局面。
    
这时白崇禧作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李品仙第十二路军驻扎在唐山、山海关一带,李品仙的总指挥部设在北平西城顺承王府(今全国政协),我父作为第十二路军政治部代主任也随军北上。
    
在父亲北上之前我家由中和里搬到巴黎街,就在中和里进口处的对面又和仁章姑姑家住在一起,同住在二楼,楼下住的竟然是贺国光的家眷。贺国光当时是武汉卫戌副司令。
    
杨绩荪姑父这时由父亲介绍,成了李品仙的秘书,也随军北上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李品仙当上了安徽省政府主席,杨绩荪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解放前又由桂系派到湖南任省政府秘书长,监督程潜;解放前夕由程潜赠一千银元“礼送出境”,到台湾后任行政院参议兼“中兴大学”国文教授。这是后话。
    
这时仁章姑姑也教我读古文,她讲古文容易懂。在她的讲解下,我重新读了韩愈的《师说》、《讳辨》,柳宗元的《封建论》、《区寄传》、《黔之驴》、《捕蛇者说》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名篇,她讲得很风趣,我铭记得也深刻。
    
有一次仁章姑姑出题《湖北之水灾》,要我作文一篇。我作成后,还得到她的赞赏。仁章姑姑很有才华,但他佩服袁世凯,而不太称赞孙中山,这一点我不服气。
    
到了三、四十年代,仁章姑姑偕杨绩荪姑父回天塘官厅屋居住生活过。四十年代,仁章姑姑随杨绩荪姑父到安徽当过中学校长。
    
一次,我发现继母在看一本小说,出门时总要郑重其事地放在五斗柜内。我觉得好奇,便悄悄地拿这本书来看,原来是平江不肖生写的《留东外史》,我一看就入了迷。不料继母回来发现我在看这本书,慌忙对我说,你看便看,但不能让你姑姑知道。你姑姑知道了会生气的。我觉得奇怪,继母说,这本书的女主角之一叫陈X的,便是写的你姑姑在日本的事。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继母之所以出门把书藏起来的道理。
    
不久,我也看完了《留东外史》,接着又看继母看过的《江湖奇侠传》第一集。从此我对平江不肖生的小说很感兴趣。《江湖奇侠传》出一本看一本,一直到北平看到第九集。
    
不肖生真名叫向恺然,是第36军军长刘兴的秘书,刘兴失败了,向恺然便以写小说过日子。他写的《留东外史》和《江湖奇侠传》在三十年代很畅销。上海京剧界还把《江湖奇侠传》排成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轰动一时。这两本书到八十年代还在出版。
    
前面讲了,我常和表兄国香到汉口的游艺场所看京剧。
    
父亲是京剧老生余叔岩的崇拜者,那时我家已有“百代公司”出版的余叔岩的唱片《捉放曹》、《战樊城》、《打棍出箱》、《桑园寄子》、《卖马耍锏》、《法杨换子》、《上石台》、《一棒雪》等;谭鑫培的唱片《四郎探母》、《卖马》、《乌盆计》、《碰碑》、《洪洋洞》、《战太平》、《桑园寄子》等;此外还有夏山楼主的唱片《定军山》、《硃痧痣》;马连良的唱片《借东风》、《清官洲》;刘洪声的唱片《斩黄袍》、《斩子》;梅兰芳的唱片《木兰从军》、《霸王别姬》、《太真外传》、《廉锦枫》、《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嫦娥奔月》等;程艳秋的《骂殿》等。
    
那时我有点聋,但手摇唱机的唱片声还听得见。父亲去北平后,这部唱机和唱片就归我专用了。我常常跟着唱片大声地唱,祖母喜欢听我唱,她是我唯一的听众。继母若在家,也不管我。我越唱越觉得谭鑫培和余叔岩两人的唱腔最好。--从此我也成了“余迷”。不过那时我的耳朵有些聋,又是跟着唱片学唱,把谭鑫培、余叔岩唱腔中最精妙、最有味的小腔没有听到,也就没有学到。
    
1928年冬天程艳秋来汉口在“新市场”演出,事先报纸上大吹大擂,我想去观看,但票价高达两元,我是买不起的。父亲去了北平,继母对如此高的票价也不敢问津。
    
开演的那天,我按捺不住,到“新市场”找机会,剧场用景片隔开,但景片之间有缝隙,我便用一只眼睛从缝隙中往里看,其实我一直只有左眼视力好,因此无所谓。于是,我一连看了好几天,头一天是《玉堂春》,第二天是《骂殿》,第三天是《红拂传》,还有《鸳鴦塚》、《武家坡》等。程艳秋的配角老生是贯大元、郭仲衡,小生是金仲仁,丑角是马富禄,老旦是文亮臣。
    
我第一次看到京剧名角的戏,觉得很精彩。程艳秋那时还很年轻,不过二十来岁,扮相很娇艳,身段也很好,嗓音圆润,腔调新奇动听。
    
那时我还看过汉剧余洪元的《李陵碑》。凡相同的剧目,京剧与汉剧无论在做派上,还是在唱腔上都大同小异。京剧的《李陵碑,我到北平后,名角很少演,余叔岩虽以此剧擅长,但他已辍演。1934年在上海看过杨宝森演的《李陵碑》,但比起余洪元的唱作就差多了。汉剧演员很重做工,一般京剧演员的做工远不如汉剧演员。
    
在父亲的指教下,我认真阅读了曾文正公的著作。曾公的书对于我一生的做人处事都有重大的影响!
    
同样,也是在父亲的感染下,我也喜好余派的京剧艺术,这使自己的情操得到了陶冶,心智得到启发,也影响到自己的艺术鉴赏力和对待生活的态度。
    
--曾文正公的书和余派京剧艺术,渐渐深入我心,终生受用不尽!
    
这一年我十五岁,恰恰是“志于学”之年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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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在上海复兴中路496号门口合影。前排右起:程元宇、朱慈安、程正江。后排右起:黄栋、程一中、杨允文、程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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