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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10、1927,出任湘潭县县长

1927年初,父亲程一中出任湘潭县县长。
    
湘潭县是当时湖南省最富裕、最繁华的县份,故有“金湘潭,银常徳”之称。湘潭当时人口近百万,商业发达,又是中药材集散商埠。
    
我父任湘潭县县长期间,正是湖南农民运动高峰时期。毛泽东就是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的,并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我父调离醴陵后,继任的醴陵县县长一直拖到1927年2月,才由省民政厅委派到任,所以当时两个县的县政府布告上都署名程一中。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父亲借到长沙出差之便带我乘坐当时湖南省唯一的长途汽车去湘潭。我是生平第一次坐汽车,当然感到新奇。但父亲对我的态度一贯严肃寡言,我坐在他身边,总有一些畏惧的心情,于是眼睛老盯着车窗外一恍而过的景色。
    
湘潭距长沙九十华里,水路坐小火轮顺流两个多小时可到长沙;逆水则要四个多小时。坐汽车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我们家住在县政府东面的一个院子里,这是三开间的房子,前后都有庭院。后院可称后花园。前院的南头是法庭,也就是县长审案的地方。我到了家,祖母见了我特别高兴,马上叫人买湘潭的名点心--脑髓卷子,其实就是猪油、冰糖、银丝卷。因为外形像脑髓,就叫脑髓卷。
    
一些在县政府干事的亲戚叔侄听说我来了,都来看我,其中有在沙边村教我《左传》的程广国老先生,大舅杨大鹏和舅妈、族叔程良淦、族伯程良友、表兄肖国香等等。
    
北伐军推翻了军阀统治,但没有改变旧政府的封建沿革。政府的组成人员仍由县长私人委派;或者由官场权势人物推荐;或者是宗亲裙带关系等等。我父任县长的县政府的科长、科员大多是父亲的上级或平级权势人物推荐来的;或者就是我上述的亲属,而不是革命同事关系。
    
不过,那时候县政府的组成,可以算得上是“精兵简政”的:第一科是管民政的,科长叫曾毅君;第二科是管财政的;还有一名税契主任;一名会计;一名庶务;一名承审员;还有科员、书记、录事、差遣、勤务、四名卫兵等十来个人。
    
然而,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影响还是反映到政权建设的层面上来了。当时的县政府必须接受“党政公法团体联席会议”的领导。“党政公法团体联席会议”的成员包括:国民党县党部(里面有共产党,其实是共产党人作主)、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等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案,县长必须执行。
    
马日事变前我到过湘潭四次,每次都看到各乡农民协会的农民们押着“土豪劣绅”来县城游街示众,和到县政府请愿的场面。农民们大多手拿梭标大刀,和黄绿小纸旗,一路高呼口号,“土豪劣坤”们则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被绳子牵着。街头上、县政府大堂上常常挤满了示威的群众,一批又一批络驿不绝,真是:群情激昂,势如潮湧,翻天覆地,如火如荼!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十分生动、真实、全面地描述了这个时期的湘潭实况。
    
那时父亲几乎天天上午都要主持“党政公法团体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决定的一切重大问题,县长只能唯命是从,不敢违抗,父亲尽力协助开展农民运动,惩治土豪劣绅。
    
有好几次我父在县政府大堂上接见农民协会的群众时,在作考察工作的毛泽东就在其中。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县长总是唯命是听。”其中就有当时任湘潭县县长的我父程一中。1957年毛泽东回湖南还提到这件事,叫唐生智带我父去见他,并合了影。
    
当时县长兼法官,又兼革命法庭庭长。这时的司法案件主要是审理农民工人送来的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其次是土匪盗贼、杀人放火等刑事案件。
    
父亲多半是在夜间亲自审理大案要案。一般案件由承审员担任。
    
法庭就在我家前院的南头。我那时年少好奇,常常在父亲夜间审案时,躲在父亲后面观看:在昏沉沉的灯光下(当时还照煤油灯、煤气灯),父亲坐在大堂当中,左面是承审员,右面是书记员,四名带短枪的卫兵站列在两旁。--真有些像戏台上大老爷审案的场景!
    
那时候还没有废除肉刑,如果犯人不招供,还可动用夹板等大刑。我一看要动大刑,便吓得急忙跑回家去,不久便听得犯人受刑时的惨叫声。有时我睡到半夜,还被犯人受刑时的惨叫声所惊醒,感到毛骨悚然,心中十分不忍。
    
然而,据父亲事后讲述,当时有些传统陋规并没有取消,当县长还是有外快可捞。例如,过往湘潭的帆船成千上万,这种帆船凡在湘潭停泊就要缴纳水捐,这笔款按传统规矩归县长所有,每月有数千元之巨。据说在北洋政府时代,做一任湘潭县长(六个月),不贪不污,也可落十万元以上。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的“湘潭的晏容秋”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6页),父亲也曾承办过。晏容秋是当时湘潭药材商人的首富,他在“农民运动”中也被群众抓捕关押。晏容秋曾托人向我父说,若把他放出后可一同去上海,并赠现金五万元和上海的一幢房子。那时五万元可以开钱庄,有名的上海银行,全部股金不过十万元!--可见这是一笔不小的资金!然而父亲不敢接受。此外,还有许多被群众运动抓捕的富豪也千方百计托人向父亲行贿,父亲只能一概拒绝。
    
前面讲了,由于当时县政府的组成人员是私人委派的,免不了宗亲裙带关系,若出了问题,常碍于情面,不了了之。
    
当时湘潭县政府的庶务是继母的哥哥杨大鹏担任的,后来亏了一笔款他就不辞而别了。
    
我们天塘的宗亲程广国担任湘潭县政府的税契主任(所谓税契,就是不动产所有人持有的契约,按不动产的价值抽取一定比例的验证契约的手续费)时,也声称被窃去二千多元。
    
那一回我正好从长沙到湘潭县家中,见到广国的儿子贤恺也来湘潭好几天了,我到家第二天,他就回天塘了;又过了两天,广国忽然泪眼婆娑地向我父诉说,他放钱的柜子被人撬开锁,约有二千多元钱被盗走了。父亲听说,马上到现场查看。我也跟在后面看热闹,税契室的钱柜是木板做的。就在办公桌旁放着,上面还可坐人。锁是被撬开了,里面除了一些破纸和零碎铜板外,已空无所有。程广国就睡于斯,食于斯,办公于斯,怎么会被人撬了锁呢?我父查看了现场后,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就回到办公室,叫警察局破案,结果也以无果而终。然而有人怀疑广国的儿子贤恺先把钱偷偷带回天塘;事后广国做假案,说是别人撬了锁。因为贤恺回家不久,他家就买了几十亩田。
    
父亲那时还有一枝手枪。有一次我私自拿了父亲的手枪到后花园打树上的鸟,只开了一枪,父亲听到枪声,马上派人到后花园找到我,把枪收了回去,晚上父亲回家,把我狠狠训了一顿。
    
当时县政府四名卫兵的驳壳枪是县长私人的名义购买的,由县长个人付款。马日事变后,父亲逃离湘潭,这四名卫兵还设法把枪交还给我父亲,父亲变卖了五百元钱。
    
11、目击马日事变

1927年5月16日,我去湘潭玩了几天,20日那天由父亲的卫兵程良友陪护我返回长沙。这天天气很好,我和良友伯坐在小火轮的一等舱中,还吃了一顿火腿蛋炒饭和一碗肉丝汤。
    
良友伯是涵公房的良字辈,乳名叫金麟,年龄比我父大些,按乡规我叫他伯爷。1922年我父续婚之前就到长沙在我父手下当差。此人是我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为人忠心耿耿,正直厚道。我家那时历经风险,他都全力以赴,这次马日事变,他又充当了我家顶风破浪的支柱。
    
1927年5月20日,我们回到长沙《南岳报》报馆后,下午我到“修业小学”去,经过大东茅巷,见巷道两面房子的墙上整齐地粉刷着兰底红字的革命标语: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贪官污吏!”
“打倒列强除军阀!”
    
半夜,我睡兴正浓,忽听得良友伯轻轻地把我叫醒了。睡意朦胧间,突然听得隔街的靴鞋工会响起像过年放鞭炮一样的响声。良友伯轻轻地说,快起来,外面打枪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清脆的“嗖”的一声,从窗外飞过。后来才知道,这是近处的枪声。
    
我急忙悄悄地穿衣穿鞋,和良友伯下楼来到饭厅,只见住在报馆的职工和家属都已惊魂不定地坐在那里交头接耳地悄悄谈论着什么。我呆呆地坐了一会儿,见良友伯直奔三楼编辑部去,我也尾随上楼。那时《南岳报》报馆这栋三层楼楼房,在长沙算得上是一座高楼了。三楼编辑部大厅,东南西三面都是玻璃窗,可以观看半个长沙城。我凭窗四望,只见子弹像花炮似地在天空飞舞,长沙全城枪声不断,此起彼落 。我们看了一会儿,良友伯又拖我下楼,他说怕流弹伤人。我们又在饭厅坐了一会儿,良友伯出了报馆门到街上去了,直到天朦朦亮,枪声渐渐稀疏,他才回来,说,他要搭轮船回湘潭报信去。我问,街上戒严,你怎么能走动?他说,站岗的哨兵,熟人不少,从坡子街到船码头走得通的。说完他就走了。
    
1927年5月21日上午我在报馆吃过早饭,见街上有人走动,我便跟着一些人先奔大东茅巷“湖南省总工会”,大东茅巷两边墙上的革命标语还是很整齐。我刚走到总工会门口,只见一个人正倒在大门前的街上;穿一身兰中山装,枪还拿在手上,胸部伤口还在流血。我再靠近一看,原来是杨绩荪姑父的“包车”夫,不久前听说他辞了工去总工会当了纠察队员。现在却牺牲在总工会大门前!我不禁为之怆然。
    
那时候,像姑父杨绩荪这样有官职或有钱的人家,都有一辆漂亮的人力车,叫做“包车”,这种车轮圈瓦镀了克罗米;车身喷了漆;在车座的扶手前有两盏亮晶晶点电石的灯,车的脚踏板上还装有脚踏铃。车夫都是身强力壮的棒汉。当在大街上车行如飞的时候,坐车人用脚踩响脚踏铃叮叮铛铛,招摇过市,好不威风!
    
这位倒毙的工人纠察队队员,就曾是这样一位身强力壮的车夫!
    
我走进“总工会”大院门,院内躺着一具尸体,办公室被砸得稀巴烂;井边也有一具尸体,院内有一些人也在观看。
    
出了总工会,我又去了“省农民协会”,那里办公室也被捣毁一空,但没见到尸体。
    
街上的行人大多惶惶不安的样子。
    
我离开“省农民协会”后,直奔“修业小学”找当老师的姨妈瑞箴,她一见我大感意外,我把在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看到的情况向她讲了。她说,你真胆大,快快回报馆去,没事不要出门,免得闯祸。
    
这天傍晚,祖母、继母和妹妹就由良友伯护送来到报馆。
    
原来良友伯到湘潭时我父正在主持“公法团体联席会议”。良友伯把会场门推开一条缝,以目向我父示意。我父会意,推说解溲,便退出了会场。良友伯轻轻说,长沙打起来了。父亲就叫良友伯赶快找船送家眷回长沙。
    
祖母、继母到长沙后,天天盼望父亲归来,一个多星期音讯杳无。祖母他们惊惶不安,求神拜佛,测字问卜,又都说,平安无事。果然隔了十天左右,父亲由一位少妇并一位老妈子似的女人陪同回到报馆来了。
    
原来湘潭县“公法团体联席会议”成天开会,是在共产党组织的实际领导下,指挥调度湘潭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准备进攻长沙,并拟推我父担任司令,以便打出国民党的旗帜(是年八一南昌起义也是打着“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我父脱身不得,不得不虚与委蛇地应付着。
    
许克祥在《马日事变回忆录》里写道:“……唯有湘潭县的县长程一中与共产党杨昭直狼狈为奸,人民久矣不堪其忧。自‘马日铲共’后,程杨两人仍盘踞该县……”就是说的此事。
    
前面讲的晏容秋一案,我父认为晏容秋只是一个富有的药商,并无其它劣迹,民众口碑也还好,或不至于从重处理。谁知“公法团体联席会议”还是开会处死了晏容秋和一些类似晏容秋的富商、地主、富农……我父对于“公法团联席会议”动辄处决人的做法深为不满,可又不敢违抗。
    
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形势更加紧张。我父更感到,倘苦自己不执行“公法团体会议”的决议,自己生命也有危险;加之他原本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在实际工作中又对共产党的政策感到过火,于是加紧同民政科曾毅吾科长策划逃出湘潭。
    
就在我父出逃那天,他托言由曾毅吾科长陪同一起到电报局与省城通电话(那时县政府等机关要打电话都得到电报局去),曾科长借此带我父到和他相好的一位刘姓妓女家,因为这刘姓女有一个熟人是轮船局的。于是,刘姓女出面,我父用五百元包了一条汽划子。刘姓女又把我父化妆成病人,雇了一乘轿子坐在上面,由她和老妈子跟在后面作为家属陪同,混过了岗哨,到码头上了船。汽划子先往渌口方向 的上游驶去;到了没有人迹的地方,再从东岸开下来;过湘潭时,西岸有岗哨喝令停船,并开枪阻止,但船主不予理会,因为江面很宽,步枪火力够不着。
    
就这样,父亲一行人总算逃离了湘潭。
    
父亲到了长沙,刘氏女和她的奶妈子就住在报馆靠我们家的一间小屋子里。刘氏女愿意给我父作妾;父亲也感激她仗义救人于危难之间,觉得应当帮她跳出火坑,脱离风尘;但是继母坚决不答应。于是刘氏女和她的老妈子只得离开我家。不知我父送了她俩多少钱。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湖南、湖北两省农民运动也随之蓬勃发展;11月北伐军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九江、南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起义成功,蒋介石随即占领上海;3月24日,第二、六军克服南京;--这样长江流域,就都为北伐军占领了。4月12日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这时唐生智等率北伐军正向河南进军,在豫南与奉军血战,6月与冯玉祥会师武汉;在此期间,何键、许克祥等人就策动了“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的起因不能单单归结为国民党右派许克祥之流的反共;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极左思潮占主导地位,也是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在县以下基层组织中,掌握了领导权,这就破坏了以国民党为领导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和“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农会可以任意处决“土豪劣绅”,这又极大地侵犯了国民党员和革命军军官的个人及其家属的人权和经济利益。--这是许克祥在其上级何键的默许下,敢于发动“马日事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及背景。
    
过去一些革命史在论述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对共产党的一方,只说是陈独秀右倾,以致革命失败;而对第三国际和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极左做法则一直认为“好得很”。--这是不公正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12、当上第八军政治部主任
   
1927年6月,我父到武汉,当上了北伐军第八军(军长李品仙)政治部主任,结识了汪精卫和陈公博,后来成为改组派的骨干。
   
当时汪精卫是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又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曾有行刺清摄政王、起草孙中山遗嘱的光荣历史,还有擅长演说鼓动群众的天赋。汪精卫当时特地送给我父一张他亲笔题写的信签:
      
革命的向左转
不革命的滚开去
   
我父一直保存到抗日战争汪、陈离开重庆投奔日本才毁掉。
   
陈公博那时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也是我父的上司。陈公博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佼佼者,所以能参与中共一大。1926年6月又当选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其名次排列在第7位,仅次于汪精卫、蒋中正、胡汉民、谭延闿、谭平山、宋庆龄,从此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首领之一而脱离中共。
   
这时唐生智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拥有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十七军(军长叶琪)、第十八军(军长周文阑)、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等五个军十余万人。此时武汉与南京两个国民政府对峙,唐生智是武汉政府的主力军,还被任命为北阀军总司令。一时声威显赫。
   
1927年6月间,唐生智由河南回到长沙,还在岳麓山举行佛教的金光明的大法会。他集合了在长沙的驻军官兵都参加了这次法会,我也去看过这一盛会的热闹场面。
   
唐生智企图在革命队伍中用佛教教义作军队的精神支柱,来团结和鼓舞全体官兵为他的个人名位驰驱。--可见当时所谓的革命军队的思想是多么混乱、愚昧和落后了。
   
在唐生智的权势炙手可热之时,他的重要军官都奔走于頋老师之门,以赢得頋老师的垂青作为上升的阶梯。但唐生智多次失败,据说跟他所依赖的頋老师的预言有关。所以唐生智以后就不信佛了。在蒋王朝快到末日的时候,他倒信起“唯物辩证法”来了。这是后话。
    
1927年7月6日,唐生智从长沙回到武汉,此时武汉政府所辖军队达14个军之多,为唐生智军最强盛时期。唐生智得势后专横拔扈,程潜、朱培德等又倒向桂系把持的南京政府。
   
1927年7月15日,武汉政府决定分共。据后来的的档案资料披露:当时第三国际的一位代表,在中共中央于武汉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传达第三国际给中共的指示,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抓住革命领导权,打国民党的招牌,执行第三国际的决议。汪精卫恰恰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汪精卫听后在即席发言时,还极力表示赞成,赢得了掌声。汪精卫退出会场后,立即召开国民党的秘密会议决定分共。武汉分共后,8月1日贺龙、叶挺等部在中共领导下举行南昌起义。8月8日,唐生智通电讨蒋东征,8月13日蒋介石下野,但汪精卫、唐生智却在宁汉合作的特别会议上没有捞到相应的实权。于8月22日又成立武汉政治分会,继续跟南京政府分庭抗礼。10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讨伐唐生智。11月12日唐生短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通电下野。随即东渡日本,我父也随着一同去日本了。
   
“马日事变”后,学校恢复了正常上课。我回到“修业小学”,发现教务主任张佩弦和学生会主席谢XX(忘了名字)等人不见了。
   
这时我上五年一期,教国文课的老师姓车。我在作文时写了一首新诗,车老师给了95分,还在班当作范文念给大家听。
   
学校有一所图书馆,一间屋子摆书,一间较大的作阅览室。因为我经常向图书馆借书看,班上选我做“值班管理员”;学校让各班图书“值班管理员”选一个“馆长”,我被选上了。--这对于我是一件大好事,我可以任意挑书借了。在老师的辅导下,图书馆办得井然有序。那时我喜欢阅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中容易看懂的文章,“如《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之类的传记。
   
继母和祖母、妹妹三人也在六月左右去了武汉,我则仍住在《南岳报》报馆里。
   
在唐生智出兵东征的时候,父亲把家眷送回了长沙,与九外公家合住在天鹅塘翕园。
   
九外公叫杨维武,是杨秋湖老先生的胞弟,九外婆叫唐燕南是唐才常的小女。唐才常的长子叫唐蟒,这在前面都讲过了。此时唐卜年在六军政治部林伯渠手下工作。唐蟒已于1927年4月离开六军投奔南京,其母及妻妾儿女,这时也住在天鹅塘翕塘。
   
在翕园我们住的是一幢二层楼房,大门内有小天井,九外婆一家住在楼下三间,我们家住在楼上三间。这时九外公杨维武尚在军中,家中有其老母(我们叫老外婆)、九外婆及两儿一女。两儿名平陆和希文,女名婉箮。平陆下半年上幼小小学,我还送过他上学。
   
我们搬到翕园时正值暑假。我找到九外公家的《三国演义》看得入了迷。长沙夏季很热,我却躲在楼上看《三国演义》,忘掉了酷暑炎热。九外婆等人很奇怪我为什么不怕热。
   
那时长沙南门外的住家户,普遍都点煤油灯,还没装电灯。每天傍晚由女仆擦亮灯罩,上足煤油,然后点灯。
   
我们住在楼上,楼板结构很差,楼枕木太单薄,当人走动起来,家具都摇摇晃晃,还轰隆轰隆地响。在秋冬之际的一天,我吃完晚饭后,照例上楼在外间洗脸,突然看见继母的卧房门帘内一片红光,我揭开门帘一看,不好,梳妆台上的油灯倒了,引燃了梳妆台,火苗已接近顶棚,旁边的衣架也着火了,我心里一急,马上将洗脸水向梳妆台拨去,并立刻下楼一面对九外公说(这时九外公已经回长沙),梳妆台起火了,一面又用脸盆打一盆水上楼灭火。九外公一听吃了一惊,用水桶提水跟了上来,终于把火扑灭了,事后检查,与邻间相隔的木板墙也烧焦了。
   
那时长沙的房屋多是砖木结构,砖墙 只砌在四周。所以是火灾极多的城,火燃烧起来往往是几家俱焚,甚至烧毁一条街。
   
大家认为我临危不惧,并且反应迅速,很快把洗脸水拨向火头,使火不至于穿顶;倘若穿房顶就不易扑灭了。--大家把我称赞了一番!
   
起火的原因是老妈子点燃煤油灯后,因为她是小脚,走起路来特别重,使地板震动得很厉害,加之灯油添得过满,几经颠颇,溢出灯盏,迅速燃烧起来。如果不是我有吃完饭就上楼洗脸看书的习惯,必然要酿成火灾!
   
下半年开学前,举行编级考试,通过考试,我升入六年级一学期。这时我比较安心读书,同桌的是一位女同学,名叫陈善昭,比我年纪小,个头却略比我高,我们很合得来,我们学习都很努力。还有一位姓周的男同学,我们也很投缘,他还教会我下围棋。
   
大约在1927年11月中旬左右,唐生智所部军人如潮水般退到湖南,长沙一些小旅馆住满了一些军官,那时随父亲在第八军政治部工作的程良淦、肖国香,还有从家乡逃避抓土豪劣绅的肖启涛和唐贞辉等也住在一所小旅馆,我去看过他们。他们真急急如丧家之犬,十分狼狈。不久,他们四人也就回桂阳老家去了。
   
冬天来临,快下雪了,我还穿着单裤。继母天天忙着和唐家亲戚打麻将和玩跑胡(一种纸牌,变化复杂,有人把麻将比作象棋,把跑胡比作围棋),没有想到还要给我做棉裤。祖母生了气,对九外婆唐燕南说,要带我回天塘。九外婆问起原因,才把继母狠狠教训了一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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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1947年在上海复兴中路496号门口合影。前排右起:程元宇、朱慈安、程正江。后排右起:黄栋、程一中、杨允文、程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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