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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7、圣公会办的雅各小学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创办黄埔军校,积极准备北伐。
   
湖南赵恒锡从1923年就大演其省宪自治运动;但是湖南北部受吴佩孚的压力,内部有谭延闿之争。由于吴佩孚此时外强中干,北方形势又吃紧,已无力南頋;谭延闿则退回广东去了,于是湖南政局暂时偏安。
   
我和祖母就是在这种相对平静的情况下到达长沙的。
   
李吟秋老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李伯芹(哈佛大学博士)从美国留学回来,任湖南兵工厂(后改称铁工厂)厂长,我父在厂里任文牍。(李伯芹后来在南京军政部兵工署任科长,著有介绍军工业及苏联的专著。)
   
这时我家住在草潮门正街的西院子里,仍和仁章姑姑一家合住:他们住在前房;我们住在后房,一间大的两间小的。我家还雇了一个老妈子,和一个奶妈奶妹妹,妹妹这时还不到半岁。
   
这次到长沙,我就到北正街英国圣公会办的雅各小学上三年级。
   
走进雅各小学的大门是一座庄严气派的教堂,教堂的墙壁是水磨石 砌成的,宽大的窗框镶着彩色玻璃。教堂后面是操场,操场上有小足球场,还有秋千、翘翘板、滑滑梯等儿童游戏的器具。一排排整齐的教室也宽敞明亮。
   
雅各小学教师的薪金比中国人办的学校要高,所以师资质量高。学校的教学管理也很严格。
   
我记得雅各小学的算术课本的内容,比我上过的共和国国民小学教科书要艰深得多,习题也很多,我虽然已经念过第六册了,但学习起来还相当吃力。
   
雅各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要读《圣经》和做礼拜。
   
教《圣经》的张老师长着一对斗鸡眼和鹰钩鼻子,加之态度严肃、语气僵硬,学生们都怕他。他喜欢在黑板上画画,用来引起同学们的兴趣;但他画的耶苏和门徒,面目个个几乎都像他自己一样严厉、冷骏,令学生们害怕。
   
学校规定,每星期六下午休息,星期天上午要到礼拜堂做礼拜。
   
星期天上午,每个学生都要带着《圣经》(装帧精美,是学校免费发的),排着队进教堂,牧师站在台上主持仪式;还有一位妇女在台上弹钢琴。大家先唱赞美诗,然后做祷告。
   
记得赞美诗有: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
   
然后由牧师讲经,先说今天讲某纪、某章、某节,接着大家跟着念经文,然后牧师作讲解。
   
做礼拜不但有学校的师生,而且还有附近信教的居民,仪式庄严隆重。
   
因为在天塘小学听老师讲过义和团扶清灭洋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故事,这“洋教”似乎跟“八国联军”有关联,所以我先入为主地对上帝耶稣没有好感;再加之讲《圣经》的老师令人生厌,于是,我对礼拜天去做礼拜也就没有多少兴趣。后来,我在郴州上福音堂小学挨了一顿毒打,更对这“洋教”反感了。
   
按照父亲的规定,我每天放学就回家做功课,每天还要写两张大字,一百个小字。父亲虽然从来不检查我的功课,但我还是规规矩矩地做完。每当我做功课和写字的时候,祖母总是坐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好像很有兴趣,其实她一个字也不认识。
   
做完功课,我常和其他孩子玩打板键和跳房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乌鲁木齐的小孩还在玩。
   
我的一位姓沈的同学,他家也住在草潮门正街的一个院子里,不过他家住的是正厅,他家比我家阔气得多,有一次他家给祖母做寿,还请了军乐队吹吹打打,宾客盈门,很是气派!这位同学有很多小学生看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本故事书,如《武松打虎》、《三英战吕布》之类,我看上了瘾,几乎把他所有的书都看了一遍。我家买不起那么多书,那时父亲每个月才86元钱薪水,一家五口,还雇了老妈子和奶妈,生活已够紧张的了。
   
仁章姑姑的二弟叫程良钟也在长沙读小学,那时他在看《说岳全传》他看完了,我便借来看,很快便着了迷。岳飞所处外族入侵的时代,与我国近代受到列强侵略的情况极为相似。《说岳全传》这本书深深地打动了我幼小的心灵:当岳飞精忠报国打败金兵的时候,我便对岳飞十分崇拜钦仰;而当风波亭岳飞遇害时,我便边看边哭,甚至在夜里睡下还在被子里暗暗哭泣!后来我回到天塘村,还在家里矮矮的角楼上用小锦盒盖为岳飞立了牌位,以示纪念。
   
在我家和仁章姑姑家之间是一个一方丈多的天井,天井里有一个葡萄架。葡萄一串串结在架上晶莹碧绿,十分诱人;但待葡萄熟了时,味儿却酸而涩,并不好好吃。长沙夏天很热,下午前在葡萄架下颇有凉意,我们两家都在架下乘凉。
   
仁章姑姑的女儿三毛陀已有五、六岁了,长得大眼睛、大嘴巴很像姑姑。有一天我们在天井里一起玩耍,仁章姑姑说:“开贵(我的乳名),你喜不喜欢三毛陀呀?给你做堂客(妻子)吧!”我听了竟红了脸,害羞地跑进屋里去了。大人们看了都哈哈地笑了起来,说:“开贵也知道害羞了!”
   
妹妹的奶妈叫杨干娘子(奶妈的意思),她的丈夫是外公杨秋湖的仆人,叫杨桂荪,这时随外公在广东。杨干娘子带着妹妹睡在我和祖母住屋隔壁的小房间。杨干娘子长得五官端正,丰满白净。有一天我放学回来经过她的房间,她正在悄悄地看几张小画片;我好奇也要看,她笑着说:“细伢子不能看。”我缠着要看,她扭不过我,只得给我看了。原来是几张脱光了衣的一对男女扭在一起的小画(后来才知道是春宫画),我看了很不好意思地扭头走了。她叮嘱说:“少爷,不准你对老太太他们说,说了看我打你!”其实,看了这种丑画,我敢对大人说吗?
   
还有一次,祖母他们都不在家里,我正在房间写大字,听得杨干娘子轻轻唤我:“少爷,你妹妹奶没吃完就睡着了,我的奶胀得很,你来吃两口吧!”我说:“你的奶头不脏吗?”她说:“我不洗得干干净净的,能让你妹妹吃吗?”我这时肚里正有些饿,就跑到她们房间,见妹妹正躺在床上睡觉;杨干娘子正在床上揉着左边那只圆鼓鼓的大奶子。我就凑上去吮那只奶头。杨干娘子左手把我搂着,右手轻轻挤压奶子,一股股微甜带香味的奶汁直射到我的喉咙!这时我才真正尝到人乳的香甜!婴儿时其实并不知奶味。我吮吸了一阵,杨干娘子笑着说:“这下子舒服了,不胀痛了。”我也就起来,杨干娘子朝我媚笑着,我才觉得杨干娘子真是个美人呢!杨干娘子又嘱咐我,不许对老太太他们说她给我吃奶的事,怕我后娘疑心她没给妹妹喂饱,她会挨骂的。我不记得后来还吃过杨干娘子的奶没有,但这次吃奶的香甜滋味,我总还记得。
   
妹妹的乳名叫元它,越长越可爱:园园的白脸蛋儿,黑黑的大眼睛。我觉得她比姑姑的几个毛陀都漂亮。那时仁章姑姑的四毛陀也请了奶妈喂奶,有时姑姑过来抱着我妹妹说:“这妹子长得真好看,给我大毛陀做堂客吧!”
   
那时长沙的居民,用的水是买的河水;吃的水是买的北城郊的沙井水。我们院子里有井水用的,可以不买河水,但吃的水还是要买沙井水。
   
长沙城里烧的是煤沫子掺黄泥或泥浆,但火力很旺,火头有两、三尺高;这跟乡下烧柴禾不同,给我的印象很深。
   
长沙街上卖零食的主要是炙蚕豆和冻米糕,祖母常买这两样东西和我同吃。她的牙咬不动炙蚕豆,意思是让我一个人独吃。
    
1924年12月25日这一天,我第一次过圣诞节。我们全体师生都到礼拜堂做礼拜。礼拜堂张灯结彩,灯火辉煌。我们每个学生还领了一包点心糖果,学校放了三天假,但一般市民则并没有把圣诞节当回事。
   
这年冬天,父亲离开长沙到郴州去工作了。
   
我父是北伐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他是受国民党的指派,到湖南军队第四师唐生智师长所部李品仙旅(驻郴州)去做策反工作,准备北伐的。
   
1925年天春,我们一家带着杨干娘子一道坐汽轮到衡阳,转乘小木船回到天塘老家。

8、到郴州策反

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摊翻“贿选”的大总统曹锟,电邀孙中山去北京。孙中山谋求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和平统一中国,同时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达中国平等自由之目的。但是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却主张由军阀政客为代表举办所谓的“善后会议”,来抵制孙中山的“国民会议”。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病逝北京。在全国范围各界群众举行大规模追悼会,形成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大宣传。以广州为策源地的群众运动随之在全国风起云湧。1925年7月1日 ,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并组建国民革命军。10月,国民革命军东征,消灭陈炯明残部。
  
1925年春,我们回到天塘。这对于生长在长沙的继母来说,真是到了穷乡僻壤。特别是刚刚进村,全村都轰动了,一大群男女老少的亲戚们跟着我们进屋,继母一看,是一群破衣烂衫的叫花子,吓得哭了起来。祖母才笑着介绍说,这个是某叔,那个是某哥、某弟--原来都是一家子!继母才破涕为笑。
  
祖母在1924年春离开天塘时,曾做了几坛豆豉辣子、萝卜姜和霉豆腐。临行曾托三祖母按时给坛子上水,一年后回来打开坛子,香味扑鼻,味道好极了!
  
我们回到天塘不久,四祖父任贤公在1925年阴历2月16日(阳历3月10日)去世了,就葬在我母亲坟墓东面三、四米的地方。他生了五个儿子,四个女儿,除了长子良晃早殇,已出嫁三个女儿(其中三女儿就是是前面讲的琼花姑姑)外,家里还有四儿一女,最大的才十五、六岁,依次为十一岁、九岁、七岁,最小的女儿也不过十四岁。家庭生活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我的三姑祖母贞莲嫁在赤薸张家。三姑祖父张信莹老先生读了些书,家境较好,三姑祖母无子(没有生育过),就常常接济四祖母。
  
三姑祖父母是一对慈祥的老人。姑祖母嫁到张家来未曾生育过,恐怕是姑祖父生理上有缺陷,我记得他老人家没有胡须。他们二老很喜欢我,姑祖母每次来天塘总要悄悄给我一个银角子,这是广东发行的一种银辅币,有“两毫”字样。大约要六枚两毫的银角子才可兑换一元的银元。在乡间一枚银角子能买很多吃的东西呢。
  
我曾去过三祖父家几次,赤薸张家是大姓,村子叫庙角头,现在汽车就在村边通过。他家吊楼门口有个池塘,吊楼下面是三姑祖父的书房。他二老把三姑祖父弟弟的次子过继为嗣子,名叫盛贵。
  
有一次我是去看戏的,在三姑祖父家住了好几天,闲了我就翻他的书看,他有本《张公艺百忍堂》的书,教人“百事忍让”。三姑祖父读过书,可能没怎么读通,一味好看风水,爱带着我去看一些坟墓的好风水,讲些什么左青龙右白虎之类的见解。我却自幼不相信风水命相之术,到他家去主要兴趣还是看戏。
  
那时我们桂阳县流行祁阳戏,也有花鼓戏,还有崑腔。祁阳戏是大戏,演的是帝王将相的大事;花鼓戏则是一些男女调情的小戏,小孩子不懂,也不耐烦看。崑腔也很受欢迎,记得佑崑崙两位表叔就懂崑腔。
  
到三姑祖父家去看戏,都是在别的村子演出。我记得看过《武松打虎》、《风波亭》等,《风波亭》我看了一半就走了,因为太叫人伤心了。看戏少不了要吃些米粉、面条和包子之类的点心,这在农村来说是高级享受了。我至今还记得那黄黄的砂糖包子,吃起来还真香甜可口呢!
  
前面我曾讲过,1923年春我从长沙回天塘上学,和小女生白玉玩“嫁女聚亲”的游戏后,隐隐约约有了感情。这次回天塘,不免旧情复发,便偷偷地给白玉写了封信,不料被继母洗衣时搜了出来,她看了便当众笑话我,我恼羞成怒,和继母大吵起来,以至后来再不跟白玉说话了。
  
1925年5月,我们出发去郴州,因为找不到多的轿子。只好分两批走:继母、妹妹和奶妈坐两乘轿子先走;我和祖母是第二批,祖母坐轿,我由一个雇来的叫“哑子”的四十来岁的健汉背着,这样比较省钱。从天塘到郴州据说有九十多里路,背在人背人走,很不是滋味。走了四、五里路,我就宁可自己步行,那时我已十二岁了,走累了再背一阵……好不容易才到了郴州。--由此可见我们家的经济并不富裕。父亲那时在湖南省省防军暂编第四师(师长唐生智)第八旅李品仙旅长的司令部任上尉书记官。
  
我们到了郴州,住在欧家大院。中间的堂屋是公用的,堂屋的后面有一间过道做厨房。我家住两大间:我和祖母、杨干娘子带妹妹住后面一间;父亲、继母住前面一间。房间比长沙的住房宽敞多了,但陈设简陋,长沙的衣柜等家具都没带来。大院后面围墙开有小门,可以直到河街。
  
我到郴州后,由父亲的朋友、郴州福音堂的理先生介绍入福音堂小学读四年级。入学不久,忽然被老师用当教鞭的竹片子打了一顿。打我的原因我竟忘记了。我觉得给老师打了是很丢人的事,不敢对家人说。在院子里洗澡时被祖母发现了,我才哭起来。父亲下班得知此事,勃然大怒,跑到学校把老师训了一顿,也不让我上学了。
   
1925年下半年,父亲带我上郴州私立瑶林高等小学。
  
瑶林小学在郊外田野里,上学时要通过义帝陵。这位义帝就是被项羽逐到郴州而死的楚义帝。
  
记得国文课第一课是《苛政猛于虎》。
  
暑假中父亲把《古文辞类》中的韩愈的文章教我读。我读了《龙说》、《马说》、《师说》和《讳辨》等,觉得还好懂,也容易背,后来教我读《原道》父亲虽然讲解了,我还是懵懵懂懂不太懂,文章又长,我读了三天也没能背下来。父亲很生气,让我跪下读。父亲亲自督教了一会儿,就有事走了。祖母看不过意,叫我起来,并说:“什么好文章,不读它了!”父亲以后再没追问是否背下来了。
  
这些日子我接连读了《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书,非常入迷,连同过去读过的《说岳全传》等书,使我初步具有一些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那时我常常在睡觉前或独自走路时海阔天空地幻想:自己如何学会武艺,带兵打仗,把奸贼外寇都消灭掉。--这种在脑海里构想以自己为爱国英雄的故事,并不断更新和增添内容,同时不出声地自言自语地讲述,聊以自娱自乐的爱好持续了许多年呢!
  
父亲一生善于结交朋友,何况那时他肩负有做策反工作、为北伐做准备的任务。
  
父亲到郴州不久就跟李品薌结为拜把兄弟,过从甚密。
  
李品薌是父亲所在湖南省省防军暂编第四师第八旅旅长李品仙的兄弟,又叫李老七,是税务局的局长。
  
我父那时喜好京剧,买了一台百代公司“雄鸡牌”的留声机和几张京剧唱片。其中有:
      
谭鑫培的两张唱片,包括《卖马》、《洪羊洞》、《打渔杀家》和《战太平》;
      
余叔岩的两张唱片,包括《捉放曹》、《法场换子》和《卖马耍锏》;
      
梅兰芳的《木兰从军》一张唱片;
      
马连良的《借东风》一张唱片。
  
李老七也常来家一起调噪。
  
拉胡琴的是郴州人唐有桂。
  
这时我悄悄学会了“听他言”老生调子。记得在长沙时,姨妈杨瑞箴就曾教我唱刘鸣声的《斩黄袍》、《孤王酒碎桃花宫》,但我觉得刘腔不好听,不爱唱。
  
父亲那时还有一个结拜兄弟叫邓道根的胖子伯伯,他是厘金局局长,是唐生智师长的亲戚(他的妻子是唐生智的姑姑),东安人。我也常跟父亲去厘金局吃饭。邓伯伯和伯母都是胖子,他们有两女一儿,但我们玩不到一块儿。两个女孩虽然同我年岁相差不多,但男孩和女孩性格总不易投合;那位邓公子又比我小得太多;再加上我又天性腼腆。但邓伯伯家的“东安鸡”我是最爱吃的。
  
“东安鸡”是湖南饭馆的名菜。那时我就知道这道名菜的做法:选一只刚刚长成约有2斤(老秤)左右的肥鸡,拔毛洗净,切成2厘米左右的方块,用清油爆炒成淡黄色,然后加水焖到肉能脱骨,加麻油、鲜红辣子、葱、姜、酱、醋等再一烩而成。要求做到酸辣香脆。
  
邓道根伯伯跟我父交往最长。1935年我在南京结婚时,他还托在南京上中央大学的长女邓德嫦送来珍贵的礼品,这是后话。
  
父亲原桂阳高小学堂的老同学何炳勋叔叔,这年偕妻经过郴州去广东参加革命,到我家时,其妻剪男式分头,穿长袍马褂,父亲向祖母介绍时,祖母还以为何妻是何的弟弟,不敢招呼,后来说她是女的,祖母惊诧得好一会儿还没有明白过来,何妻主动拉着祖母的手叫伯母,一口清脆的女嗓音,祖母才十分热情的招呼她。
  
何炳勋到广东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此之前,因为他身材矮小,面孔与廖仲凯相似,曾被选作廖的替身,准备在廖仲凯不讲话的群众场面中上台亮相。那时已流传有人要谋刺廖仲凯的说法,这年八月,廖仲凯果然遇刺身亡。
  
我父亲的一位挚友李戊如,又名李允,也从长沙来看过父亲。他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以翻译莫伯桑全集著名,笔名李青崖,直到三十年代还与我父有交往。
  
杨干娘子的丈夫杨桂荪先随父来郴州,在良田税务哨卡工作。我们来郴州不久,妹妹断了奶,他们夫妇就回长沙去了。
   
1925年下半年,父亲还把天塘有名的厨子请到郴州做饭,此人名叫“灶宝”,书名直方,与我同辈,年已四、五十了,还吸鸦片,因而贪睡懒觉,我早上起床,先得把他叫醒,他磨磨蹭蹭地起来,烧一锅辣椒豆油葱花汤,往隔夜的冷饭里一浇就完成了任务。我爱吃豆油,汤味也很鲜美,我吃了就去上学;而祖母等人都还没起床,从来不知道“灶宝”是这样打发我的早餐的,--我就这样吃了一个学期的早餐。豆油是郴、桂各县群众普遍爱吃的调味品,它是黄黑色,就像鸦片烟膏一样,味道在味精和豆豉之间,比酱油鲜而不咸。
  
祖母到了郴州,又做了几坛咸菜,其中以豆豉辣子姜味道最好。暑假的一天,我一个人坐在房里看《薛仁贵征东》,祖母挖了一碗豆豉辣子姜就出去了,我闻得香味扑鼻,就把它放在书桌上,边吃边看书,不知不觉吃了个碗底朝天,不一会儿肚子辣得我在床上打滚,也不敢叫喊,怕祖母责备。好在不久肚子慢慢地不痛了,还美美地睡了一觉。
  
郴州城东北方不远处就是有名的苏仙岭。这年深秋,我们全家到苏仙岭旅游。苏仙得道的故事,《聊斋志异》里记之甚详。苏仙庙在苏仙岭的南峰上。登上庙宇远眺,景色颇为壮观。山上林木幽深,还有苏仙成仙留有足印的巨石 。登临苏仙庙可在庙里吃一种堪称美食的“素面”。8.jpg

图:唐生智(1889-1970)
  
1925年秋冬之间,我亲眼见到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到郴州来校阅第八旅官兵,地点在郴州河边的沙滩上,有两千名士兵集合受检阅,号令严明,阵容严整,围观的群众很多。那时湖南省防军有四个师,唐生智任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驻扎在衡阳,整军经武,实力日渐强大。
    
1926年1月7日,唐生智拜佛教大法师密宗居士頋子同为师。第四师全体官兵二万余人均摩顶受戒为佛教徒,成了“佛教军”。他所部官兵的军帽是灰色带簷的瓜皮帽,而不是大盖帽;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胸章;以“五戒”(不偷盗、不妄语、不乱杀、不邪淫、不酗酒)为军纪。他的军官皆奔走頋老师门下,頋老师也根据某人功劳大小策封某人为“文殊菩萨”投胎;某人是“伏虎罗汉”转世云云。父亲也穿袈裟,念佛经,学打坐,俨然是在家的和尚。
  
直到1929年,唐生智在郑州二次反蒋失败,连他自己也不再言信佛了。
  
说来也奇怪,当时的湖南省长趙恒锡,几乎在同时请了一位白喇嘛来湖南,在长沙办了个“金光明法会”,要与唐生智办的“金光明法会”妣美!
  
唐生智字孟潇,东安县人。他是赵恒锡主政时实业司司长唐承绪的大儿子,保定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也是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的得意门生。他从保定毕业后即在湘军任排、连、营、团长,一路晋升。
  
我父在唐生智、李品仙所部军队的平凡工作岗位上,做细致的策反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久,唐生智、李品仙所部军队都倒向了革命一边,成为北伐军的主力之一。我父也随军参加了光荣的北代战争。并且多年跟唐生智、李品仙的关系都很密切。直到1949年春天,我父还专程从上海到湖南动员唐生智参加“和平起义”。唐生智解放后任湖南省副省长,这是后话。
  
1925年年底,学期结束,我在瑶林高小的班上考了第一名,第二名姓潘的同学跟我最好。

9、记忆中的北伐
  
1926年初,湖南人民掀起“讨吴(佩孚)驱赵(恒锡)”运动。李品仙所部第八旅北上,父亲也随军前进。
     
1926年1月27日,国民革命军的七个军在举行“梧州会议”时,湖南省省防军暂编第四师师长唐生智派叶琪为代表参加了会议,这表明唐生智的政治态度转向了革命。那时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序列是:第一军军长蒋介石 兼;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兼;第三军军长李福林;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朱培徳;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1926年3月,长沙市民举行“反对军阀政府、废除省宪、彻底改造湖南”的游行示威。赵恒锡辞职出走。唐生智接任代理省长。
     
1926年5月,国民政府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伐前敌总指挥。我父也随国民革命第8军参加北伐。
     
1926年7月,唐生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我父到长沙任《南岳报》主事,随军宣传北伐。
  
1926年春我们全家从郴州回到天塘。
   
就在我们回天塘不久,即5月10日,三祖父求贤公病逝了。他是前几天赶桥头圩,在圩上吃米耙太涨引起的。
   
三祖父很怕三祖母,轻易不敢在圩上“打朋伙”,所谓“打朋伙”就是在圩上相好的朋友大家摊钱买肉喝酒,同时吃一种米粉做的粑粑,这种粑粑可包肉,或者用油炒着吃,--在农村算是好的点心了。这次三祖父在圩上打了朋伙,吃了米耙,回家却表示并没有在圩上吃过东西,于是还吃了几碗饭。因为过饱,晚上便发作起来,再加上有点感冒,就一病不起了,去世时才55岁。
   
三祖父的前妻在1911年就去世了,遗一女叫琼娥。续聚肖苏莲,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叫长富,1914年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良晖满满;次子叫钟富,1917年生,又名良旺;次女叫冬花,1923年12月生,与我妹妹同年。
   
良晖小时跟我同学,我出外读书,他上过一阵私塾,但总是逃学。1925年我们从长沙回来时已经和朱银花结婚了。银花比我还大一岁,人很和善,也很能干。我从长沙回天塘时,有次她挑水经过我家门口,我还故意刁难她。
   
良旺为人忠厚,跟我们家关系密切,也是明公房贤、良两辈男人最长寿的。
   
长女琼娥适廖氏,我很少见她回娘家,这恐怕是前娘后母的关系,她的女婿倒常来天塘。三祖父去世,她回来哭得最凄怆,我至今仍有印象。
   
次女冬花初与她亲舅的儿子结婚,夫妻不和,据说丈夫是白痴。此事祖母曾因他们血缘关系竭力反对,但三祖母不听。
   
三祖父葬在天塘村对面的西南山坡上,与智深公同茔。
  
我回村后,家里送我到沙边村程广国开的私熟去读书。程广国与仁章姑姑是一房,算是村中的老先生,但他讲的《左传》,我听得不甚明白,只是迷着看《薛丁山征西》。
   
沙边村临春陵河,距大滩不远。附近村落多为廖姓,我的大姨父廖武昆就住在这里。程广国的妻子就是我大姨父的胞妹。大概因为这个缘故,程广国才在沙边村设馆授徒。
   
我就住在书馆里,这是沙边廖氏的小会馆。有四、五个学生和程广国老师住在那里,雇有专人做饭。学生每两人一张四方桌子。每天读《左传》之外还要写大字。我记得在这里过了暑假才回天塘的。
  
1926年8月,继母和妹妹离开天塘,坐小木船直达长沙。
     
9月,我和祖母,还有表兄肖国香、房叔程良淦陪同也乘小木船到长沙。
   
肖国香是大姑祖母的孙子,表伯肖佑崙的次子。才从和平圩上鹿寺高等小学毕业,写得一手好字,他是去找我父谋差事的。良淦是涵公房的,读了些书,但不能起草公文,也是来谋事的。
   
木船从常宁白沙开航,顺流而下,在渌口附近遇着北风,船躲在港口一天多,才又继续前行。因为是水路,一点也看不到战火的痕迹。过了湘潭之后,船又靠在小码头避风。这里正是铁路与湘江相傍之处,我们一打听,这里去长沙不到十里,这时已是上午十时左右,我和国香表哥决定沿铁路步行到长沙;祖母和良淦则继续乘船前行。
   
我和国香表哥沿着铁路走了一阵,听得铁轨嗡嗡作响,我知道火车马上就会开来,而我们恰恰走在两边都是陡坡的轨道上,我招呼表哥赶快上坡,并立刻跳上了坡;国香哥还漫不经心地说:“怕什么--”说时迟,那时快,火车飞快地迎面驶来,不知有何神力,国香哥竟然一跃就上了陡坡!刚上坡,火车就在我们脚下飞驰而去,一阵旋风吹得我们喘不气来!国香哥吓得脸色发白,感叹道:“好险!火车这么快!”原来他没见过火车。
    
我俩走到了长沙,找到了父亲住的坡子街上的《南岳报》报馆。
  
父亲那时是《南岳报》的“主事”。《南岳报》是唐生智的机关报,社长是民政厅厅长冯天柱兼的。所谓“主事”,就是实际负责人。总编辑是杨绩荪姑父,他还兼着长沙电话局局长。
   
我们到报馆时,家里有很多客人,父亲见了我们十分高兴,问起祖母还在船上,马上要派轿子去接。我们说,船也快到长沙了,才作罢。
   
继母告诉我说:“您们来得正好,父亲被任命为醴陵县县长,明天就要上任了。”
   
不久,祖母和良淦也到了,大家听了这喜讯都非常高兴。
  
我到长沙后,由在修业小学当老师的瑞箴姨把我安插在“修业小学”四年级继续上学。
   
父亲上任后不久,祖母、继母、妹妹连同良淦、国香在良友伯的护送下都去了醴陵;我则迁往高正街外公家暂住。外公家是三间小平房。三外公住一间;大舅杨大鹏和大舅妈不久也去了醴陵,我便一人住一间。有一个老妈子煮饭、洗衣。
   
外公杨秋湖老先生并不在家。
   
三外公是外公的弟弟,已是五十开外的老头子了。他爱好湘剧,有班爱唱戏的朋友,常常在中间堂屋边唱边做。有时还用大刀长矛之类的道具互相对打。
   
三外公有个儿子,我们叫金舅,是红十字会的医生,人极和善。
   
每天早晨,老妈子总是买几百钱的冷熟肉或煮皮蛋,再泡米饭,比在郴州时“灶宝”做的辣子葱花汤又好吃多了。
  
“修业小学”的学生大多数是工人和贫民的子弟,校服采用灰色布料,得了个绰号叫“叫化子学校”。毛泽东早年也在这所学校教过书。
   
瑞箴姨妈从“稻田女子师范”(离“修业小学”不远)毕业就在“修业小学”教书。她不怎么漂亮,但温文尔雅,后来与宁远的郑际旦结婚。我们离开长沙后,瑞箴姨妈就很少和我家联系。
  
我上“修业小学”时,正是北伐军进攻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汉的胜利进军的时期。凡是攻克一个地方,或者有什么重大事件,长沙的群众就要上街游行示威。那时教育会坪就是集会的地方。我们小学生们也都手持红绿小纸旗,跟大人们一道,集会游行,高唱《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十月十日庆祝攻克武昌的大游行。
   
北伐军攻克武昌的消息传到长沙,恰恰是武昌起义的国庆节,当晚长沙还举行了大规模的提灯庆祝游行。--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当年参加其它大大小小的游行次数很多。电影《大浪淘沙》里所描写的北伐时长沙的群众运动是真实的。
   
我那时上四年级,在班上年龄较大,开会又爱发言,于是被选为学生会的班代表、委员,班上的儿童团长。
   
我们儿童团还根据团员提供的情报,到学生家抓赌、抓鸦片烟,多半是在夜间全市小学生一致行动,震动很大,一时社会上不敢赌博,抽鸦片烟的也更隐蔽了。
   
学校还组织了话剧(那时叫文明戏)组,排练节目在城隍庙演出。我在一个短剧《家庭革命》中,扮演了角色。这个短剧的内容是,一个地主的孩子参加了革命队伍,回乡打倒土豪劣绅时,这个孩子大义灭亲,亲自开枪把地主老子打死了。我扮演的是剧中大义灭亲的孩子。这个短剧是在1927年元旦在城隍庙的戏台上演出的。台下人山人海。我初次登台,满脑子的台词,满腔的革命热情,丝毫没有怯场。从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中,说明我的演出很成功。老师特地表扬了我,还在国文课期末成绩上加了五分。
   
这个时期学校上课已无关重要了,经常游行集会或开各种会议,或练唱革命歌曲,或排练文娱节目,或排练文明戏……当时还传阅着《三民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革命小册子。
   
《三民主义》这本小册子容易懂,讲的都是中国的现实问题。我当时所懂得的革命道理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扫除赌博、鸦片”、“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方针。
   
当时教室里挂有孙中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画像,家里则只有孙中山的像。由于受家庭的影响, 我当时对孙中山很崇拜。
   
《唯物史观》这类书我并不太懂,只学了些名词和口号;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所知不多;宣传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理想”等的介绍也太抽象、太空洞、太简单,反而印象不深,让人感觉那是遥远的事……
  
到了寒假,我就离开高正街外公家,回到《南岳报》报馆父亲的原住处,同时在报馆职工食堂搭了伙。这个报馆吃食堂的就是一个圆桌的人。每顿四菜一汤,菜肴很不错,比外公家好一些。
   
住在报馆最使我满意的是有报看。三楼编辑部大厅白天上午没有人,却有上海、北京以及长沙的各种报纸:北京的《京报》、《晨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和《时报》;长沙的《通俗时报》等。那时报纸的第一版第一栏是没有标题的一行行黑体字专电,多半是北伐革命军在各地战事的消息。--这是我最爱看的,也是每天必看的。我几乎每天上午都在这里看报。从此,我终生养成每天看报的习惯。
   
在报馆一楼有保龄球场的设备。那时保龄球叫地球。我常常一个人玩,把十个木标排列在球场一头,然后把球从另一头滚过去,看能打中几个木标。
   
有一个时期,在编辑部大厅,有一个画家在画孙中山的肖像,肖像有真人大小,是油画。我看完报就看画家作画。画家署名“非厂”,那时“厂”字是“庵”的简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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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在上海复兴中路496号门口合影。前排右起:程元宇、朱慈安、程正江。后排右起:黄栋、程一中、杨允文、程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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