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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元宇撰写 程正渝整理

4、天塘村的国民学校

3程家祠堂.JPG

图:程氏宗祠和程氏族立国民学校。(摄于2010年)

1920年的农历年后,正月二十日左右,我上学了,这所学校叫程氏族立国民学校,设在至今尚存的天塘村程氏宗祠祠堂(也叫做会馆)内。记得开学时,老师在宗祠祖先牌位的左侧贴上用红纸写的:
       
至圣先师孔子神位
    
在牌位前点上香烛,学生们排队集合向牌位鞠躬行礼。
    
学校是1917年开办的,每年一个班,我入学时已是丁班了。我本来应该在1919年初上学的,但祖母听说老师太严厉,动辄打学生,因此村民给他取了一个浑名叫做“恶老虎”;祖母怕我挨打,就没叫我上学,到了年底,听说换了老师,才决定在1920年叫我去上学。
    
新来的老师叫廖代鹏,身材不高,相貌平平,举止文雅,说话谦和,从不打骂学生。
    
那时的课本叫做国民学校共和国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春季始业用的,分国文和算术两门课。国文课本第一册第一课是一个“人”字;第二课是“手”和“足”两个字,以后各课的顺序是“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身二手、天地日月、父母男女、红黄兰白黑……
    
上课是由先生讲,学生听;先读字音,后解字义。课文都是文言文,如:
       
燕子汝又来乎
旧巢不可居
含泥衔草又筑新巢
    
廖老师一人教四个年级(班)约四、五十名学生,同在一个教室,实行复试教育。上午主要是国文、算术,下午是图画、写字、手工、音乐、体操。学校买了洋鼓、洋号、橡胶小皮球等;廖老师还做了一些教具,如用竹子编了一个篮子,放在操场中间,叫学生围成圆圈轮流投球,中篮者胜;又用小树枝削成木棒当作枪,让我们练习军操;还教我们用纸折叠成鸟、猪头等。我们当时还学会了一些小学生的歌曲,也学了绘画和手工等。--这在当时的乡下都是比较新潮的。
    
我们的课本里还附有民国五色旗;廖老师还教我们唱当时的国歌--《卿云歌》:
       
卿云烂兮
乣缦缦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
    
天塘村的东北边从南到北一大片建筑物,橙色砖墙、青色瓦顶,正是程氏宗祠祠堂,又叫会馆。祠堂南边的建筑物是戏台,戏台朝北,戏台前(北)面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天井,过节时村民在这里看戏;平日是我们下课做游戏,做体操的场地,朝东有一扇大门,是学校的校门。大天井北边外厅堂,也就是祠堂中部的建筑物,正是我们国民小学的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紧挨教室北边的内厅堂,也就是祠堂北边的建筑物,是祭祖的礼堂;也是我们开学祭拜孔子的地方;其中另有一间房屋供奉着程氏祖先的牌位。
    
我们的教室(祠堂外厅堂)以东西两面墙壁上,写有八尺见方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这个古训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是至今仍不能或缺的:忠,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孝,就是孝敬父母,友于兄弟;廉,就是廉洁,不贪不盗;节,就是做人要有气节,不能做没有人格的卑鄙小人。--这些道理虽然老师那时就讲了,我当然是在以后才懂得的。--可是这四个大字却在上学时就深深印在脑海里了。
    
祠堂内厅堂的东西两面墙壁上各画有一幅壁画,后来才知道分别画的是“程门立雪”和“程婴救主”的故事。
    
我初上学那年,字写得很差,脸上手上常涂有墨迹。有一回祖母在巷道见了廖老师,问我在学校怎么样,还听话吗?廖老师说,学习成绩还可以,就是太邋遢了。
    
年终悬榜--把一年的学生成绩张榜公布在外祠堂的走廊上,我是丁班第一名,良晖是第二名。
    
我的同班同学还有良悌、良璋、良勤、方英、方涛、良乙、良丙等,女生有竹如、蘭如等。我上学时名叫方国。其中良乙、蘭如是兄妹,是叔平的儿女;良丙、竹如是兄妹,是仲镰的儿女,仲镰、叔平又是同胞兄弟。仲镰是湖南省立高等师范毕业的,是天塘村的第一个大学生,红军在井岗山时期的桂东县长,叔平中学毕业就在村中称霸。仲镰任桂东县长时,叔平当县长秘书;把钟镰在任上赚的钱,以自己的名义存在长沙,仲镰死于任上后,叔平就将这笔钱据为已有了。因此仲镰的长子良甲(这时在甲班)知道此事后对叔平恨之入骨。这是后话。
    
我们天塘村的国民小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就实行男女同校,虽然女同学很少,但在当时算是很进步的。
    
廖代鹏老师是盘家村的,他在天塘村国民小学任职期间 ,由程氏宗族公家供应食宿和每年百余元的工资。廖代鹏老师虽然只在天塘村国民小学连续教了两年书,但却是小学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1927年我家在汉口,他还来过我家。
    
1921年夏,我随祖母第一次到长沙。我和祖母住在寿星街的一间房子,伙食是包在房主家里吃。父亲这时在李吟秋先生手下任湖南高等审判厅推事,又兼任《民本日报》总经理,住在报馆里。
    
乡下人初次进城,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到长沙的第一个印象是,每天可以吃放白糖的豆腐脑,而在我们乡下必须等到春节前家家磨豆腐过年,才能吃到没点石膏的豆腐脑;同时,每天早晨就豆腐脑的油条也是乡下没有的。
    
我还陪祖母走很远的路去火车站看火车,火车头怎么会自己走?还拖那么多节车厢?--真是稀奇!
    
在房主家另一间屋里有一个妇女,每天坐在房间内为李吟秋厅长绣像,据说这幅绣像要三、四十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
    
我到长沙不久就学会了长沙话,而祖母的天塘土话则难以改变,长沙人听不懂,我就为祖母当翻译。
    
长沙是中国有名的火炉城市之一,比天塘老家热多了,我是第一次在这个火炉城市过三伏天,很不适应,焦燥不安。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年秋天,据说湘军援鄂失败,长沙形势紧张,父亲只得把我们祖孙二人又送回天塘乡下。
    
回到天塘,我还是读小学二年级下期。
    
这次到长沙,增长了不少知识。那时父亲常写信回家,我也能识得信中的几个字了,于是学会了看信。我也开始感觉到自己跟许多小同学不同了,因为我有一位在外面“干事”的父亲……
    
亲友们也常常开导我:你父亲能在外面“干事”是因为读的书多……
    
那时我家东北角有一间有地板的小房间,是父亲在家时和母亲住的房子。它的北面有一个窗户,窗下有张小书桌,房间里还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有些书,我经常翻看这些书。从长沙回来,我渐渐觉得城市比乡下好,要想去城市干事,就要多读书,像父亲那样--于是我更加努力地学习了。
    
记得是1922年上半年,天塘村国民小学的周老师和程伯堙老师(1),讲第七册国文课中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的历史,一个站在黑板前,一个在课堂里走来走去,既神色庄重又慷慨激昂地,你讲一段,我补充一段,痛陈这段国耻--全体同学都被吸引住了,个个凝神倾听,每颗小小的心灵都感受到一种奇耻大辱--此情此景历历如在眼前!也从这时候起,我才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有振兴国家之志,报效国家之心!
    
注:

(1)、程伯堙在1949年时任保长,镇反时被枪毙。
    
5、乡俗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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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天塘村背岗山

在家乡天塘过年(阳历元旦204春节)是最为隆重、热闹的日子。
   
除夕吃了丰盛的年夜饭后,还要通宵守岁。当然,小孩子大多半夜就睡着了。等小孩睡着了,大人们才把压岁钱放在小孩的枕头下。小孩大年初一早晨醒来,先要看看枕头下面有多少压岁钱。
   
新年那天小孩都要穿新衣裳。
   
大年初一早晨家家都要吃年糕。
   
平日里每天晨昏要给祖宗、土地、灶王及天地君亲师等神位献香,香用细竹竿胶裹柏树木粉末制成,点燃后每个神位每次一支,初一、十五和过年时节则每次每个神位三支,表示祖宗香火不灭。
   
过年时节,村里的年轻人会组织起来舞龙。
   
过年时节,村里会请戏班子来在会馆(即程氏宗祠祠堂)唱戏,村民就站在会馆的大天井里看戏,总是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
   
戏台东西有走廊,走廊上部是过楼,戏班子就住宿在这里,唱的多是祁阳戏。
   
据说光绪年间,程氏族谱修成时唱过谱戏,是“九成班”唱的。听祖母讲,“九成班”的行头五彩斑烂,全是簇新的。“九成班”的角色,如花脸张宏开、旦角张宏彩都是上佳的角色。抗日时,我在县还看过张宏彩的《活捉三郎》和《马前泼水》,那时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做工的确是上乘的,虽梅兰芳不能过也。
   
每年正月初五是天塘村干塘捕鱼的日子。这一天全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跳进放干了水的鱼塘,个个泥水满身,喊声嘈杂一片,鲜鱼活蹦乱跳,场景壮观热烈!捕获的鱼按人口分配。春天又向塘里按人口投放鱼苗。年年如此。
   
端午节在天塘村也格外热闹,除了擦雄黄酒吃棕子外,村里还要“敬菩萨”。小孩子们跟着“敬菩萨”的队伍,走街串户,非常热闹。
   
在天塘村的护龙山的西北端的小山坡上,有一座小庙,里面供着一对夫妻式的神像,村里派的给祠堂点香的人每天晨昏都要来这里点香。每年端午节,都要由四名青年将两尊神像用两乘专用的轿抬着,一名师公(道教在家的教士)穿着道袍,敲打着法器,前面由四名青年敲锣打鼓,吹着唢呐开道把两尊神像抬回村里。小孩子们一路跟着、嚷着,迎接尊神的阵势热火朝天!两尊神像要在村里的几家大户的厅屋轮流供奉一会儿,师公还要打卦祈神。
   
天塘还有两座尼姑庵:一座在石 门头去白果山的坳上;一座在天塘去花麦桥的大路旁。我看见的尼姑是两位和善的老太太,她们分别住在两个庵中。
   
从天塘村西南角的天塘塘口起,向北,又向东,围着村子直到村子东北角去桥市圩的路口,是一片黑压压的森林,这就是天塘村的护龙山,按照当时的风水堪舆讲,每个村子的山水坐向都有来龙去脉,来龙好,村子才能兴旺发达;沿着这个来龙的靠村子处栽植树木,使其保护龙脉,故曰“护龙山”。当地不论村子大小都有这种“护龙山”。所有“护龙山”都是靠北面,或者是在风口上--对于村子的小气候的调节和环境的保护,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听说在“大跃进”的1958年,为了大炼钢铁,许多村子的“护龙山”树木,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滥伐滥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是后话不提。
   
天塘村的东北边是一片深邃的森林,名叫“背岗山”,它是村子“护龙山”的主要部分,树木由参天的松柏树,还有杉树、竹子等组成,树木深处叫许屋里,据说那里还有豹子出没。老人说,过去猎人有一种草药,涂在箭上,只要射中猎物就能见血封喉,可是已失传了。
   
大约在1925年左右,同学方英和小伙伴到离村五、六里的山上打柴,被老虎吃了,小伙伴回村报告,全村震动,许多青年拿着鸟枪、梭标,鸣锣击鼓,成群结队到山上寻找,据说只拾回一条腿。
   
1921年秋,我从长沙回天塘后常常一个人去吃“会酒”,原来我父上学时为了筹集学费和旅费拉了几个“会”,每年由承会的办酒席,这就叫吃“会酒”。
   
所谓“会”,就是由需要用钱的人承头,邀请有富余钱财的至亲好友十人或八人按人摊股集资。例如:会首需要款项三百串,十人来会,则每人摊三十串,第二年由二会进钱,会首除摊还本三十串外,还要摊利按三百串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给二会,三会以下每人再出三十串,以此类推,直到末会为止。到三会时,首会只出270串的利钱,以后逐年递减利钱。--这是当时农村集资的简易办法。
   
这次回乡,横榨榨岭上四祖父任贤的三女儿琼花(我叫花花姑姑)出嫁。花花姑姑平日很喜欢我。我家还在岭上时,她在做鞋的时候,常用剪刀剪纸娃娃给我玩。纸娃娃有手有脚,还有小鸡鸡,--其实就是一种民间剪纸艺术。
   
花花姑姑出嫁时,叫我陪她坐在花轿里(乡俗称为定轿童子),她上轿时哭爹喊娘(这也是乡俗,新娘子出嫁坐花轿必须哭着上轿),当离开横榨岭走到高岗树时,她便笑着轻轻地和我讲话了。她的新郎是我的二姑奶奶的二儿肖启华,与我舅舅在同一个村子,她们是姑舅表兄妹。花轿迎亲队伍,吹着琐呐进了村,沿路都是看热闹的人和孩子们,当花轿来到亲郞家门口时,新郎家要向花轿抛洒谷粒,这叫做“丢来客”……
   
大约在北伐时,我家在长沙,就听说花花姑姑去世了。
   
我家虽然搬回到天塘,可是横榨岭的油茶、油桐和桃、李等都还经营着:春末夏初卖李子;七月卖桃子;秋天收茶籽和桐籽,冬天雇人挖山。这些都是大事,出息不小。
   
卖李子对于我们小孩来说是件好事,如同过节一样。
   
我和祖母回到横榨岭,白沙下面来的买李子的客人三三两两,每天有二、三十人之多。因为要供李子客吃饭,伙食也比平常好。同时,也要请相好的叔侄上山吃李子,名义上是吃李子,实际上是喝酒吃肉。因此卖李子比过红白喜事还要好,常常要延续一、二十天才收场。
   
我们这些小孩的主要任务是捡拾落 到地下的李子,好的捡出来卖,有虫的洗来吃,尽肚子装。这时杨梅也熟了,杨梅树高,我天生胆怯不敢上树。可是和我同岁的盛富叔、比我大一、两岁的隆富和国富叔,比我小一岁的长富叔,他们都像小猴子似的爬上爬下,只有我站在树下等他们摘好丢下来……不一会儿,我的小肚子就装不下了!
   
横榨岭这一带山上,如上、下羊婆山,红桃冲,上、下横榨岭,高岗树等都种有李子。那时三祖父求贤的李子最多,因为他最勤快;四祖父任贤要差一点,是因为四祖父比较懒,身体也弱些。
   
当李子丰收时,我家卖李子可收入二、三百吊钱。
   
这年卖完李子后,祖母带我到桥头圩赶圩(农历每月逢一、四、七赶圩)。原来父亲读书时借过程广鲁的钱还没还清,祖母要到程广鲁家在桥头圩开的“泰和药店”去还账。
   
到了“泰和药店”,程广鲁要祖母把铜板换成大洋(银元)来还账。祖母只好到卖布的摊子上去兑换光洋;布摊老板说,要到下圩才能凑齐光洋数,祖母到下圩凑足光洋数再到“泰和药店”还账时,程广鲁却又要铜板了。
   
原来当时铜板与光洋的兑换价常常波动,每圩不同,有时要一吊三、四百钱才兑换一元光洋;有时圩上只要一吊一、二百钱就可兑换一元光洋了。程广鲁就借此折腾借债人。
   
母还账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对财主放账的事深恶痛绝。
   
程广鲁就是前面讲过的我村唯一的大地主,他有三个儿子:大儿贤华,在村中当家(桥头圩这“泰和药店”也在他的名下,我父从长沙来信就写明常宁白沙转桥头圩‘泰和药店’转祖母收);二儿仲镰那时也在长沙工作;三儿叔平那时在上中学。
   
前面说过,中医贤斋和他的五弟是我家的邻居。贤斋的五弟因为赌博嬉戏,不务正业,其妻廖氏怕家产被丈夫折腾光,乃与其姐廖五女合谋将上峒良田三亩,立假契伪称卖给廖五女。1918年贤斋五弟随打渔鼓的伙伴外出后杳无音讯,其妻不久也亡故了。廖五女见人死已无对证,企图凭假契并吞地产,于1920年-1921年带领人来上峒收稻子。
   
贤斋等当然不答应。因为乡间卖田给外姓,必须有亲房人到场,而且本村亲房有优先购买的习惯。此事闹到地方上,验看契约,契约上赫然有“此契不现行用”几个大字!这是因为廖五女不识字,写契约的知道是假契,所以就批明这几个字。但在法院初审时,因审判员受贿,竟判定契约有效。这时父亲在湖南省高等审判厅任推事,于是贤斋准备去长沙找父亲上诉。
   
父亲知道此事,就让贤斋带我去长沙。
   
6、在长沙过春节

1922年10月,我父在长沙与继母杨允文结婚,证婚人就是李吟秋(汉丞)先生。
    
继母杨允文是浏阳人,1903年生,是一位受过中等教育,温柔善良的女性。她本姓吴,因其母后来嫁给浏阳巨富杨秋湖老先生作续弦,而改姓杨。
    
杨秋湖老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前根据孙中山的指示,杨秋湖在长沙与焦达峰、唐蟒、余华六、唐才质等发动满清官兵起义取得成功。
    
杨秋湖的九弟杨维武为日本士官生,也是同盟会会员,是唐才常小女儿燕南的夫婿。而唐才常是清末维新派的领袖,和谭嗣同时称“浏阳二杰”。唐才常有三子二女:长子唐蟒也是日本士官生,曾任北阀军第六军(军长程潜)的参谋长;次子唐有壬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三子叫唐卜军。杨家跟戏剧家欧阳予清也是亲戚。
    
杨秋湖老先生有一子一女,子名大鹏,女名瑞箴。继母长于瑞箴。
    
父亲把结婚照寄回天塘,证婚人李吟秋先生,以及天塘在长沙的仲镰、叔平,伯父辈的良友等都在照片中。
    
1922年11月,贤斋带我去长沙。那时由天塘去长沙,先走三十里路到白沙,再乘木船到衡阳,然后换乘小火轮到长沙。
    
父亲和继母住在长沙洪家井。这次到长沙才发现已有电灯、电话!一年前来长沙住在寿星街还是点玻璃罩的煤油灯,它比起乡间的桐油灯亮多了,但电灯比煤油灯更亮好几倍!
    
继母见了我非常高兴,带我去大东茅巷见了外公、外婆。外婆不过四十来岁,小脚,待人温和。继母、外婆和我还照过一张相片。
    
继母还拨电话给父亲,让我和父亲通话,这是乡间没有的新鲜事儿。
    
不久我家搬到司门口,前面是店铺,我们住在后进的楼上,共有四间房子。楼下是姑姑程仁章、杨绩荪夫妇一家,他家对面是《霹雳报》报馆。
    
我们住房的对街是湖南省警察厅,司门口北头与八角亭相接;南面南北街相接,--是当时的长沙市中心区。
    
1923年春节,那时也叫做阴历大年,我第一次在长沙这样的大城市过年,从除夕的下午便响起鞭炮,一直响到大年初一,比起天塘来热闹多了!
    
春节前,父亲和继母给我做了长袍子和缎子小马褂,还买了一顶缎子瓜皮小帽子。
    
除夕夜,我们一家三口吃了顿丰盛的长沙风味的团年饭,父亲在吃饭时,提起祖母,我顿时感到非常想念在天塘老家的她!
    
初一早晨,继母把我打扮起来:穿长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小帽。--想必像个小老头!继母先教我向父亲跪下拜年。我这时学长沙话叫继母为“姆妈”。接着,一家一团高兴地吃早点。
    
上午父亲、继母去给李吟秋厅长拜年去了,家里来了客人,老妈子教我给这些伯伯拜年,他们分别都给了一元钱的纸币要我买玩具。
    
李厅长平时常来我家,我比较熟悉,他来我家时,我给他拜年,他给了我五元钱票子。
    
初一这一天,我也随父亲下楼给仁章姑姑一家拜年。仁章姑姑长得细眉大眼,举止洒脱,不拘形迹。高兴时常常哈哈大笑。杨绩荪姑父却比较沉静,有点不苟言笑的风度。那时他们已有两儿一女,小名都叫毛它,就叫大、二、三毛它,三毛它是女孩。
    
我们一家还到外公杨秋湖老先生家拜年,外公摆出了糖果盆子。当时我最爱吃雪枣和酥糖。外公听说就拿出好些来,并说,他也爱吃这两样东西。
    
那一天还有一些人来给外公拜年。外公杨秋湖老先生对他们讲起早年在日本,他第一次见孙中山先生的情景:
    
他在路上走时,想像着革命领袖孙中山一定是如何神气,如何威风,但是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住处,引荐他的人却指着一个正在那里擦皮鞋的中年人喊先生,那人站起来和来客握手。原来那擦皮鞋的中年人正是孙中山先生!
    
外公说,所有见过孙中山先生的人,无不对先生亲切、诚恳、和蔼及充满信心的伟大革命家风度所倾服!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赢得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的敬佩,实在是他这种大仁、大勇、大智的精神所感召的!
    
外公杨秋湖老先生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更加崇敬孙中山先生了!
    
从大年初一起,司门口街上更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街边小摊上儿童玩具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各种彩色面具,罗汉头、面人、汽球、刀枪、弓、剑、长矛、大刀、方天画戟、鞭炮、烟火、锡做成的成套小家具、铁皮做的小军舰等等。
    
父亲和继母给我买了关公的大刀,还有双刀和长矛,关公、张飞的脸谱面具,并且买了一艘小火轮。小火轮上紧法条,放在地上就能航行了。
    
父亲那时喜爱京剧。司门口后面街上就有剧院演京剧,我们常常去观看演出。那是一个以女角为主的京剧班,生旦净丑多是女角,其中女花脸叫“云中雷”,我至今还记得这个艺名。
    
我看了京剧表演,回到老家里便哼哼唧唧模仿着唱起来,还戴上买来的髯口(唱戏用的胡须),舞动大刀、长矛……招来大人们阵阵笑声。
    
此后,我们父子终生都爱好京剧,我父还跟京剧泰斗余叔岩、梅兰芳交谊甚笃,这是后话。
    
1922年10月,我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仍在湖南省高等审判厅李吟秋先生手下工作。
    
1922年谭延闿投奔孙中山先生再次加入国民党,6月任全湘讨贼军总司令,主张湖南制宪,预选李吟秋为湖南省省长。然而,当时任湖南军政首脑的赵恒锡(1921年夏发动援鄂战争,逼北洋军阀湖北的王占元下台),在1922年1月发布《湖南宪法》,推动联省自治,镇压工农运动,还反对孙中山先生借道湖南北伐,也排斥孙中山先生的亲信李吟秋。在1922年下半年赵恒锡主导的省议会选举中,李吟秋虽名列第四,但却被选 掉了高等审判厅厅长。李吟秋先生又数次北上请以省宪纳入国宪,终因劳瘁过甚,于1923年春去世。
    
我父一中因是李吟秋先生的亲信,也受到赵恒锡一班人的排挤,宦途又进入艰难时期。就在这个时候,我又重新返回天塘上学。
    
关于贤斋五弟遗留的地产一事,我父给桂阳县写了一个函件,结果得到了公正的处理。
    
这次回天塘,我从长沙带回来一大堆玩具,铜皮作的关公大刀、长矛、短刀、髯口、脸谱面具等,其中最新奇的是能上发条开动的小火轮。我常常戴起面具,挂上髯口,手持大刀,在村里小巷内大唱京腔,很出了点小风头!
    
回到村里,我继续上学。在一次明月当空的晚上,和一些小同学玩“嫁女娶亲”的游戏,我当新郎;官厅屋贤锦的妹妹叫白玉的当新娘,她比我大一、两岁,是女同学中最漂亮的。当到了“新郎新娘入洞房”这个环节时,我们两个躲在黑暗的屋角也要亲嘴,还要互相抚摸对方的下身……我记得白玉的下身是光光滑滑的。那时我们年纪小,还不懂男女之间的奥秘。但是此后,我们之间隐隐约约好像真有了感情似的--当然,这比不得成人以后男女之间烈烈轰轰、欲仙欲死的爱情的……
    
那时我家发生了一起稻谷被盗案。我家的谷子借别家的廒装放着。一天祖母发现装谷子的吊楼门口有些谷粒洒在地上,一直稀稀拉拉地洒到我家隔壁的门口。我家隔壁住着月麟和降能两兄弟。他们在西墙 上开了一个小门,这样可以不走大门和堂屋。祖母立刻开廒查看,谷子丢了四、五担。这对农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当天,按照乡间的习惯,祖母请了村中管事的叔侄吃茶:提出证据,要求查找窃贼。后来祖母又打听到月麟最近确实卖了谷子;而大家都知道,月麟自己吃的谷子还不够,哪来的谷子卖出?经村中管事的叔侄评议,确认月麟是偷谷者。但月麟不承认,后来又经过调查核实,月麟只得承认,并赔了出来。
    
后来,大约是1925年,天塘村的“千公积谷”被盗,月麟因有前科,也被抓来会馆用夹棍夹……
    
所谓“积谷”,就是利用祠堂或某公的遗产的谷子,在每年青黄不接之际,按加一(即10%)的利息借贷给贫困户的谷子。
    
我记得那时天塘村有“千公积谷”,这是天塘村程姓所有贫困户都可以借贷的;还有“倪公积谷”和“倚公积谷”,则只限倪公和倚公房的贫困户可以借贷。--这对贫困户是件好事。因为那时在青黄不接之际,贫苦农民因为粮食不够吃,向余粮户买青苗,往往是当时谷米市价的一倍,或借一斗在秋后就得还两斗!而“积谷”借一担,秋收时只还一担一斗,这是很轻的利息了。
    
然而,“积谷”虽然只是加一(10%)的利息,但积年累月,也越积累越多。
    
1939年我家在天塘盖房,后来因抗战战争紧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为了偿还泥瓦工和木工的工钱, 我家曾向村里借“千公积谷”一百担周转,后面还要讲。
    
1923年阴历12月,接到父亲从长沙的来信,得知在阴历12月初五继母生了一个女儿,这就是我唯一的同父异母妹妹哲宣。
    
于是,1924年春,我和祖母一道,又乘木船来到长沙,这时我已是十一岁的孩子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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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在上海复兴中路496号门口合影。前排右起:程元宇、朱慈安、程正江。后排右起:黄栋、程一中、杨允文、程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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