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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赖施娟

(76)孙老师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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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孙、张二位老师与女儿小鸣

孙健孙老师,上海人;张国英老师,来自天府之国--成都。两人同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分别就读于中文系和历史系。大学期间都是活跃分子,编校报,组织学校文娱汇演,于是二人相识、相知、相恋;也由于编校报,就在他们即将毕业的五七年,双双打成了右派,又双双发配到江西萍乡。但二人不在同一学校,孙老师在萍乡中学,张老师则在离市里三十余里的赤山中学,当时交通不便,婚后最多一个星期见上一面。孙老师在萍乡中学,不让他上语文课,只能在教务处刻钢板,一贯认真的孙老师倒是练出了一手好字,刻出的钢板,字体工工整整,受到师生们的称赞。

第一个孩子出生,因夫妻分居二地,只好送到杭州奶奶带,每月寄去二十元钱,一直到孩子成年。六三年二女儿小鸣出生,夫妻俩都三十岁,三个人三十几元钱,生活非常艰辛。几年后,才让孙老师给学生上语文课,事实证明他是位好老师。七十年代中期,解决夫妻分居,张老师从赤山中学调入萍乡三中,孙老师早已在萍乡二中,一家人终于生活在一起。夫妻俩虽然受尽了磨难,但都是事业型的人,对工作很投入,课教得好,又讲究方法,二个人受到学生和同事们的爱戴和尊敬。

七三年我调入萍乡二中,孙老师夫妇在中学老师中已经享有一定的声誉,他们不记前嫌,致力于教学和培养青年教师。孙老师任语文研究组长期间,语文组非常团结,经常进行学术探讨,那时当老师虽然苦点、累点,但是小环境好,大家都很愉快。直到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孙老师夫妇才摘掉右派帽子,他们拿到了北师大的毕业证,那是他们从大学出来二十余年后的事了。尽管如此,他们俩的工作热情高涨,孙老师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这时孙老师除学校工作,又带领了全萍乡市的语文教改实验组,编写一套教材,有市教研室汤苏民老师、高专戴发惠老师、萍师漆耕老师,二中有孙老师、彭以槐老师和我,后有袁剑临老师加入,由彭以槐老师执教,这次教材的编写和执教,取得了初步成效。

七九年,我带的文科班即将毕业,孙老师的二女儿小鸣坚决不报考,问其原因是:“我爸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落了一个什么下场?再说,我读了大学,也不知会塞到哪个角落去。”小鸣当年16岁,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每次考试的答卷,有的人密密麻麻写满一张纸都抓不住要害,而小鸣只有几个字就将问题的实质抓住了。她学得很轻松,也多才多艺,课余经常拉琴弹唱。对她不报考大学,我和她父母都做了不少工作,但她固执己见,我也只能为她感到惋惜。

八十年代初,张老师调入了二中,她已经是萍乡历史届的权威,除教学生,还带了一批青年老师。八四年孙老师入党,并升任学校副校长,这时小鸣已经在萍乡市医院办公室工作。八六年二月我调入江西师大,八七年的一天小鸣来南昌找到我,并告诉我,她在省团校上大专,我真为她高兴。

八九年,我带江西师大的学生到萍乡实习,听说孙老师得了不治之症,我又为他们一家担心。刚到萍乡,孙老师做了第一次治疗,也从上海回到萍乡,看他挺有精神的,觉得没什么事。半个月后,孙老师再次住院,只见他日见消瘦,人也渐渐没有精神了,多次到医院看他,只见他一天不如一天。小鸣是个很有孝心的女孩,见父亲痛疼难忍,坐在床上抱着父亲,总想减轻父亲的痛苦。

学生实习了一个月,师大派来老师替换我回南昌考外语,因要评职称,我打算第二天再去医院看看孙老师后动身,第二天清晨五点钟,学校广播奏起哀乐,我一听知道不好,立即起床赶到医院,孙老师走了,他平静地躺在病床上走了,他丢弃了他的家人、学生、同事真的走了!后来我又赶到殡仪馆,这是见孙老师的最后一面。

我没有送他的葬,匆匆地回到南昌。后来听说,自发送孙老师的人很多很多,场面也很大很大,都是毕业了的学生安排的,他们打着“孙健孙老师,一路走好!”的横标,在萍乡市转了一圈。是呀,萍乡是孙老师的第二故乡,他的青春,他的一切都献给了萍乡,如今桃李满天下,他是大家心目中的好老师,他就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

孙老师夫妇为人都很正直,但其表现不一样。孙老师遇事不说话,只见他吸烟;而张老师遇事,爱说话,会滔滔不绝地说,我总说他们是性格互补。如今孙老师走了二十余年,张老师与女儿小鸣生活在一起,09年去探望他们,只见小鸣给儿子牛牛桌前贴了一张大字体的A4打印纸,我记了下来,与大家共享:

自律   自好   自强  
诚实   劳动   快乐

所有好的行为都是从好的习惯开始

种下一种思想,你会收获一种行为;
种下一种行为,你会收获一种习惯;
种下一种习惯,你会收获一种个性;
种下一种个性,你会收获一种命运。

在人之上,要视别人为人;
在人之下,要视自己为人。

写得太好了,小鸣在教儿子,我看这也是她自己的座右铭。

如今七十八岁的张老师,常常在全国各地旅游,回来后写游记,在报纸上发表。她思维的敏捷,处理问题的大胆、果断,说明她的心理年龄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愿张老师健康长寿,并遥祝他们一家永远快乐!

(77)语文组的老师们

萍乡二中语文教研组有二十多位老师,七、八十年代力量非常强,后来随着柳斌、刘缙、杨鑫辉等老师的调出,力量有所削弱。七六年萍乡师范分了一批老师进来,接着又调进几位老师,教研组女老师多了起来,尽管如此,老师们都不喜欢说三道四,一心扑在工作上,保持着教研组的优良传统。

文革中尽管“读书无用论”盛行,但我们当教师的还是凭着良心坚守工作,有时连自己的孩子都顾不上。记得黄俊伟老师,一心只考虑学生,班主任工作做得很细,结果自己的小女儿,差点被骗子骗走。那是一个涨水的季节,六岁的孩子碰见一个中年男子,那男子对孩子说:“你妈妈买了辣椒,你跟着我去拿。”天真的孩子说:“我妈妈叫黄俊伟,你知道吗?”“是,是,就是黄俊伟叫你去拿辣椒。”那骗子说。孩子跟着骗子到了火车站,等了许久,也未拿到辣椒,下午黄老师才发现孩子不见了,于是报了警,语文组许多老师也出动帮助找孩子。因涨大水,火车停开,骗子无法将孩子带走,也怕被抓住,只好将孩子送到人民剧院门口,孩子认识路,晚上自己回到家里,大家知道后才放了心。

三中全会后,开始抓教育质量,那时师资很缺,语文组的老师们有了压力,特别是七六年萍乡师范分来的这一批,当时市里办起了电视大学,这批老师立即报名上中文系大专,三年下来,接着又上本科,其中有位老萍师毕业的老师,叫云英,与我同年,已是五个孩子的妈妈,大孩子已上大学,她也与比她小十几岁的师妹们一起读电大。学中文很多东西要背,她与师妹们一起,乘车也背,走路也背,有一次在家抄菜,要加水,脑子里在背《孔雀东南飞》,结果一勺水加到煤球炉里去了,炉子里的火全都被水熄了,弄得菜也炒不熟。

语文组有一个好习惯,教研活动中,大家会畅所欲言,毫不保留地谈自己的意见。当时彭以槐老师执教试验班,除教材组的老师听他的课外,有几位青年老师也常跟着他听课,听完课就讨论,大家会为一个知识点,或教材的处理,或某种教法,争得脸红耳赤。但生活在一起,谁有困难,全组人都会帮忙,有的出主意,有的出力,有的出物。

记得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女老师,教学认真,但家里孩子多,房子小,家务繁重,一天晚上在家里备课,她的老三坐在同一房间开着电视,吵得无法工作,她多次要求孩子关电视,孩子不听。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几次,这孩子常无视于母亲的存在,她一直忍让,这次却爆发了,她对孩子说:“你再不关,我就摔掉这个电视机。”孩子也说:“我就是不关,你摔吧!”孩子量母亲不敢摔,谁知爆发了的母亲抱起电视机摔了出去。当时对一个家庭来说,买一台电视机很不容易,这一摔将家庭关系摔得更僵。语文组老师们知道情况,就分别做她丈夫和孩子的工作,她主要是想在家里得到尊重。做通她丈夫和二个大孩子的工作后,家庭关系得到缓和,二女儿参加工作,想给母亲买件礼物,她丈夫对女儿说:“你母亲没有大衣,我凑些钱,给你母亲买件好点的大衣。”二女儿给母亲买了件黑色呢子大衣,而这位老师心里还有气,不穿这件大衣。语文组老师们知道了,都批评她的不是,全组老师七嘴八舌的开导,第二天她想通了,将大衣穿到学校,她丈夫和孩子们都很高兴,家庭关系也好了许多。八十年代初,语文组打算出一本教学论文集,要求全组老师将教学中的经验和体会总结出来,也是这位老师提出她不写,分析原因,是她对自己信心不足,后来又做她的工作,鼓励她写,她终于答应下来。论文写出,修改了二稿,印成铅字,文章也还不错,她对大家说:“不是老师们的鼓励,我绝对写不出这篇文章。”对自己也有了信心。几年后她随丈夫调到外省一所中学,成了教学骨干,并入了党。

八十年代中期,我从萍乡二中语文组调出,一批老师也陆续从电大本科毕业,二、三年后他们都成了骨干,据说慧玲评了特级老师,亦萍评了市里的先进,冬文当了教研组长,筱明调到市委机关工作……,看到他们的进步与成长,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在萍乡二中工作十几年,直到现在我还时时会想起他们,有时梦中还会感受到与他们在一起的快乐!

(78)痛苦中奋斗的陈良运

当我成天为学生高考忙忙碌碌,并享受到与同事与学生在一起的甘甜之时,良运却陷入痛苦这中。

他年轻时诗情迸发,诗如泉涌,出手成诗;文革十年后,四十岁的他,手生了,诗情淡了,诗意薄了,诗的灵感也少了,虽然写过一些诗,但自己多有不满意。这种现象,对于这位可以为诗而生,为诗而死的缪斯的儿子,可以说是一种残酷。79年至80年整整一年中,良运几乎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在79年6月10日的日记写道:

感到心中积蓄了一些东西,但是找不到一个喷发口,感到越来越难写,想到和写出来的,又显得很幼稚,……;因此,很多时候失去信心,不想写,也就从此消沉下去,但又觉得不行,……。人生真如杂技演员踩钢丝绳,紧张而认真,能在钢丝上出绝技,稍一疏忽,就会从钢丝上栽下来,塌了台。

79年底,有一天半夜良运翻来覆去睡不着,问我:“我还能写出东西来吗?”“能!”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什么?”他又问。“因为你聪明,因为你勤奋,因为你执着。”我坚定地回答。他听了很高兴说:“可能要转向了,我有写诗的基础,想改成写诗评、诗论。”“好呀!写诗论吧,大学我们不是收集了很多资料,做了很多卡片吗?”我也激动起来。

良运是个急性子的人,说做就做,第二天就找出艾青的诗集,开始收集资料,但缺艾青《诗论》和《生活的牧歌》二本书,跑图书馆,新华书店都没找到,只好写信到南昌。这段时间,他拼命看书,待思考成熟,落笔写下了《这是您的风格》,七千余字,书信体。写好后,寄给艾青过目,不久收到艾青夫人高瑛代写的回信,有80年2月10日的日记为证:

收到艾青夫人高瑛代写的信:“艾青同志看了你的稿子,他认为写得很好。文艺报用与不用都写出了理由,奈何!艾青同志让我把它寄给《星星》看看,不知你的意见如何,但从你的来信上看,你准备改写,先将原稿寄上。送一本《艾青诗选》给你,留作纪念吧。……”

当时写电影剧本《燎原》的作者彭永辉大哥经常来我家坐坐,他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说:“能否用论文的格式,不用书信体。”良运一听,是呀!于是采纳了这个意见,将书信体改成论文形式,将第二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将题目改成《试论艾青的艺术风格》。文章改好后,再过细了一遍,还是试探性地寄给了北京《文艺报》。80年底,北京回信,决定采用,后刊登在1981年《文艺报》第14期上。

《文艺报》是国家一级刊物,第一篇诗论能发在这个刊物上,就象59年他的第一个组诗《历史的瞳仁》发在《人民文学》上一样高兴,这时良运才真正摆脱了痛苦,鼓足了勇气,增强了信心,写诗评、诗论,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后又集结成论文集,并顺藤摸瓜写了几部诗学、易学、美学专著,一直没有懈怠,笔耕不辍。兴趣来时,也还写点诗,但压力小了,心情也放松了许多。

良运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天天习惯性地坐在书桌边“爬格子”,他给自己写了一首《自勉诗》,记录于下:

自勉诗

你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
不要自以为了不起,
应该把两个字:“谦虚”
铭刻在你的心里。

你的前面是一座高山,
你还在山脚下盘桓,
多少比你登得高的人,
都在竞相地攀向峰颠!

事业的道路多么漫长,
你才开步走了一小段,
与其左顾右盼耗费精神,
不如低头把路赶!

逆境是人生的好教师,
冷眼闲语更使人奋发,
记住爱因斯坦的名言:
“成就=劳动+睡觉+闭嘴巴”。

这首小诗,就是他当年心情的写照。良运这一辈子与“诗”打交道,写诗,写诗评、诗论,诗学专著,我有时与他开玩笑说:“你每篇文章中都有个‘诗’字,你自己能找出没有‘诗’这个字的文章吗?”这时他总是憨厚地对我笑一笑。

(79)调动难

当“陈良运”的三个字一次又一次地被印成铅字,当一篇又一篇的论文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良运再一次被诗歌界关注。81年12月至82年1月他被北京《诗刊》社邀请参加“读书会”,整整一个月读诗、评诗、论诗。接触面宽了,对诗有了新的认识,读书会结束后与吴思敬先生等四人发表了一篇“四人谈”,这是对全国81年诗作得失的一个大总结。此段时间省文联曾将良运借调到南昌工作了几个月,并有调他到省城工作的意愿。那时省文研所也需要进人,良运也曾与他们联系过。

为了能回南昌,七十年代初我就将略下的房子卖了,也没有后顾之忧。记得母亲曾对我说的一句话:“只要你想办的事,作了努力,一定能办到。”说实话,从分到萍乡的那天起,良运和我一直在作努力,我们不敢懈怠,努力工作,总想做出一点成绩。他努力写诗,写文章,在全国诗歌界有了一点名声;而我努力教书,培养学生。改革开放以后,我工作顺利,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高中毕业生,课余时还写点小说,发表过十余篇;84年初被选入省妇联“四自”(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报告团,在南昌、九江、上饶等地巡回报告,被授予省“三八红旗手”。

84年底的一天,江西师大派我弟媳邱国珍(她当时是江西师大中文系教师)来萍乡,试探我们是否愿回母校工作,开始我们有点犹豫,后一想:一、毕竟是自己的母校,是我成长的地方;二、孩子们可进入江西师大附中就读,这是一所许多中学生求之不得的学校;三、师大图书资料丰富,有利于科研。鉴于这三点,我们答应下来。接着中文系陈鼎如主任,带了商调函亲自来到萍乡,与我们商谈了一些具体问题,甚至于包括将房子安排在我父母住房的二楼,与陈主任的一席谈话,我们知道江西师大的诚意,也知道师大郑书记等领导已作好了安排。

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下定决心回南昌,分别向组织正式提出调动。事情很快传到市委谢书记那里,谢书记找良运谈话,不同意我们调出。因谢书记当时是从北京调来,他承诺良运:萍乡资料匮乏,可介绍到北京去查;并提出将良运从市文联调入市政府。良运都婉言谢绝了。这时也有些朋友,到我们家来,说:“你现在工作顺利,是市里的人民代表,是头面人物,生活也安定了,文联还给你备了小车,何必走呢?只怕到南昌还不如这里。”尽管大家这样说,我们心里很清楚,凭良运直率的性格,他不适宜走“官道”,只适宜做学问,要做学问,就必须抛弃当前优厚的物质生活,甘于坐冷板凳。

85年2月市里要将我调入市委党校,因党校是市委直属单位,不归市教育局管,教育局张局长找我谈了几个小时的话,希望我留下。但我一心考虑去南昌,若从党校调出,便于进高校,便谢绝了张局长的挽留。当时我已在二中教导处工作,还教了85届高中一个毕业班。我向学校提出,放弃教导处工作,让我到党校上课,暂不办调动手续,带完这个毕业班,不能让学生受损失。学校迫于市里的压力,也就同意了。从2月至7月,我在二中上了一个班的课,也同时在党校给学生上课。直到5月份,二中毕业班预考,我教的这个班成绩不错,我才正式办手续,从二中调入党校,当然还继续在二中指导学生复课至高考。入党校时,我提出只上课,不任职,开始校长同意,但正式办了入校手续,校长还是要我任文史室主任,真是“接人家碗,受人家管”,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了。

调南昌处于僵持状态,江西师大再次派来吴正群老师,他是萍乡市委谢书记的堂弟,专程来做谢书记的工作,吴老师将具体情况与谢书记谈了很久,谢书记同意考虑二天,总算有所松动,但说良运是文联常务副主席,一定要市委常委讨论通过。吴老师走后,我和良运开始了车轮战术,隔几天就去找谢书记,也不怕他烦,谢书记总算亲口对我们说,已安排常委开会讨论。于是我们打听到开常委会的时间,在外面等。第一次会,无结果;第二次,又无结果;第三次,总算同意我们调出。我们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江西师大,江西师大接到萍乡的回函,立马来了调令,总算调动成功了,时间已经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待续)


转自《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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