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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德坚回忆录

第五章(十)

58.短暂的宁静

清华批林彪,可以用揪出个“林彪的社会基础陶德坚”来交了差,但林彪垮台后,本与林彪相互勾结的江青一伙,实已所处于不利的形势,这使江青在清华的爪牙迟群等人也不得不收敛一点,有一年多没搞大的动作。我的生活也稍稍得点平静,尽管这时他们丝毫也没减轻对我的折磨,除了要求我时而到木工间干活,时而去画图刻钢板外,打扫厕所,更是额外的连星期天都得去干的劳役。平时他们说的好听,劳动光荣,实际上他们是把劳动当成惩罚,还把劳动分成三六九等,扫厕所在他们看来是最低等的,和我一起打扫厕所的,都是被他们当做坏人的人,有年轻的教师,也有老教授,这些人来来去去,大多干一阵又换了人,唯独我是前前后后干了好几年,直到四人帮粉碎又过了好久才结束。

其实,这劳动是不是能起惩罚作用,还在你怎样看,我并不因别人看见我在扫厕所便觉得脸上无光,而是感到在为大家作好事。在鲤鱼洲,那厕所本来脏极了,加上天气热,坑里坑外爬满了蛆虫,它们爬到墙角聚集起来,结成一大堆蛹,最后变成绿头苍蝇到处飞,使人不得安宁。让我扫这厕所后,我就试着采集各种野草去治蛆虫,后来找到一种开粉红色小花的红叶子草,加上艾草切碎后撒在坑里,蛆虫就死了。我再在地上撒些白灰,扫得乾乾净净,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回北京后,要我打扫主楼厕所,有现代的卫生设备,打扫起来没有什麽困难,更不以为意。他们想用这扫厕所让我受到精神上的压力,这个目的也没有达到。

对我来说,最好的是晚上可以回家了,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们管不着了。后来,他们认为这新六区只有少数散居户,而且都是工人;他们号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对清华的工人是不放心的,我记得从鲤鱼洲回来,每在路上碰到机工厂的武师傅,他都要不避嫌疑和我打招呼,因此他们怕我住在这里容易和其他人联系,要我搬到本是单身集体宿舍,现改为也住家属的十六宿舍。

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世龙从干校回来了,这时全国已在整顿,没有知识读物给青少年看的问题也提出来了,上海的出版部门给地质学院去了公函,说是世龙的《火山和地震》和《地球的画像》,经过工农兵的审查,认为是好书,准备重版,希望能给条件让作者修订。当时地质学院还是军宣队掌权,但高元贵复出的呼声已高,还已有一些原来的干部已被起用,世龙很快得到批准,回北京来修订他的书。世龙回来后仅一个多月,高元贵就被请回来担任了地质学院的党政第一把手,派驻地质学院的军工宣队悄悄地撤走了,高元贵争取到更换地质学院迁到江陵的决定,将干校的人召回北京。大队人马回来了,纷纷在地质学院重新得到住房,世龙所在的教务部门也给他找到一间很大的屋子,但是我那个专案组的宋泽芳等人,不许我到地质学院去住,世龙就放弃这间房,仍在清华伴我同住。

世龙回来后抓紧修订他的书,随后又被当时改成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局的书刊编辑室请去编书和写书,他以写文章致祸,现在又干起来了,也就不枉我把他那些卡片带到鲤鱼洲又带回。

这次世龙回来前,过去扣下他的工资全部都已补发,原被“革命委员会”收去的存款单也发还给他了,回来去银行办了解冻的手续,光利息就得了八百多元,我们买了新的电视机,还给小妹买了手风琴,家里又热闹起来了。

只是这时清华园里的政治环境仍未改善,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江青一伙的地位得到加强,迟群在清华的副手谢静宜还当上了中央委员。我仍得向宋泽芳这样的人汇报思想,天天去打扫厕所,放暑假了别人休息,我还得去扫,不过还算扫完了就可以回家,不必再上班,回到家中,世龙总是给我准备了用冷水凉过的德州大西瓜,那西瓜真大,两个人一次半个也吃不完。

在这表面的平静下,江青及其爪牙迟、谢等人,以清华、北大这两校为大本营,酝酿更大的夺权阴谋,发动评法(家)批儒(家),一时用“梁效”等笔名,实为两校大批判组写的,吹捧秦始皇,抨击孔夫子的这类文章,在全国起着带头作用。开始我们也不完全明白她(他)们的用意,只觉得有些古怪,世龙不管这些,趁这时旧书店为配合讨论“儒法斗争”,把许多属于“四旧”的书籍又摆出来卖时,低价买回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书,屋子太小摆不下,就只好堆一些在床下。

到了这年秋冬之际,永明全家到北京来了,由于陈里宁案件曾轰动全国,而后来批我的大字报在许多城市转抄,尽管多年不通音信,他们坚信我不是什麽反革命,这次他们带着儿子小禹,去广州德逑处接回女儿小然,不怕牵连,专程绕道北京来探望我们。

永明一家的来到,给我们带来了欢悦,小然很恬静可爱,小禹那时才一岁多,在表演完他的节目后一鞠躬,然后仰着小头哈哈大笑,大家也跟着笑起来,我们的家里出现了久已没有的笑声。我找到专案组要求陪他们出去玩一天,这回居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我们就近到了颐和园。世龙和小华前去江西看我的途中,在杭州买了一个照相机,这回发挥了作用,给我们留下了好多合影。永明这次来,还带来了德逑一家和致姐等的问候,他们都知道我已被打成反革命,但也都不相信我是反革命。

正是永明一家到来这些天,清华园内的空气又紧张起来了,干部们忙忙碌碌,不断地开会,一天,由迟群作重要讲话的全校大会召开了,人们鸦雀无声地排成队,神色严肃地进入会场,永明看到了这个情景,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回来后一问,才知我被排除在外,不许去参加,这对我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永明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许多苦,但看到我受到这种歧视,非常难受,不禁哭了起来;这哭是他认为我是冤屈的,应该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人的尊严。世龙直说迟群这种人作报告,有什麽了不起,不听还好些,还劝他们赶快离开。因为他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又要来了,而他这回大概又会被卷进去,他摸了迟群的老虎屁股,闯下大祸了。

第二天,永明买了火车票,回青海去了。这短暂的宁静也随即结束。

59.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永明一家回去后没几天,刘小石找我去单独给我传达了迟群那天的“重要讲话”,原来那天开全校大会是因为清华园内出现了批评迟群的大字报,出大字报的是些工农兵学员,迟群告诉这些人不要上坏人的当,一个根据就是有坏人跳出来在大字报上写批语,支持你们,你们可要警惕!还说,在清华,那写批语的坏人,谁人不认得你嘛!报告中没点出陶世龙三个字,但一听那情况我知道指的就是世龙,因为世龙早把这件事告诉过我。

事情的起因是清华大学参加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传达 这个大会的情况时,迟群表现出对传达人很不尊重,没让人家传达多少,自己却讲了一大通,讲话的口气还很大,显示十大这些事他早知道,不值得多谈,而是着重讲了清华工作中的七个问题,尽是批评下面的。在这次中共的十大上,迟群的副手谢静宜当了中共中央委员,迟群什麽也没捞到,讲话中酸溜溜的味道,许多人听出来了。过不久,就是永明来的那几天,有一个研究班的学员们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贴出了批评迟群的大字报,标题是“第八个是领导”,他们认为,清华的工作要有问题,首先应该领导负责,可是迟群只批评下面,不谈自己,还列举了迟群作风不好的若干实例。当时正在放映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的影片“第八个是铜像”,由于长久不能看到外国电影,这部片子一放,马上风靡一时,借来改成这个标题,也就很吸引人,一时招来许多观众,随即有不少清华的工农兵学员也出大字报批评迟群,外单位来看大字报的人也大大增加了。世龙那时一天几次去看大字报,当他看到那“第八个是领导”这份大字报贴出来还不到一天便被刘鸿文等人的大字报盖上,心中火起,就在刘鸿文的大字报上写下了反对他们这种作法的批语;在当时,新贴出的大字报没贴满三天是不能盖的,刘的大字报没有什麽内容,篇幅恰巧和“第八个是领导”差不多,显然是为了盖掉这《第八个是领导》而匆匆写出的。

世龙回来告诉我这件事后,我就觉得要出事,他们一定会把我和世龙联系起来,这以后我只是埋头刻我的钢板和画图,上班时特意不经过这大字报区。但是灾难还是避不开,在迟群讲话的第二天,就有大字报点名说陶德坚的狗丈夫陶世龙也跳出来了,要大家警惕。还有个什麽“今胜昔”出的大字报把过去万山红诬陷我那些东西又抛了出来,也点了世龙的名。这些都是世龙告诉我的,他不怕这些,还是天天去看大字报,他说他不过是针对刘鸿文等不合规定的覆盖别人的大字报提出批评,完全是有理的,迟群再有权势,也不能把他怎麽样。的确,没几天,他发现,大字报在点了一阵他的名后,突然一律不点名了,还是那刘鸿文等带头,把揭发批判的矛头集中到已经起用的前党委副书记何东昌的身上去了。

就在刘小石给我传达迟群讲话后,专案组又开了对我的批判会,会上宋泽芳幸灾乐祸地说,你那绿洲也快没了。显然迟群在他们内部有布置,而专案组和我系的干部还有保卫组的人,确曾去过地质学院党组织,想找世龙的岔子,大概是碰了一鼻子灰,因为迟群在清华的倒行逆施,影响到全国的高等学校,地质学院的人早就对他不满,世龙这事,那边许多人早已知道。他们还曾通过地质学院党组织找世龙问话,要他讲对我的看法,世龙说她在去十三局这事上有错误,但这也是谢富治同意的,陈里宁也是谢无罪释放的。专案组的傅尚媛,这下象抓住了什麽把柄似的,气势汹汹地说:“你现在还在攻击谢副总理!陶德坚就是反谢副总理的。”大概是因为世龙所在单位的党总支书记谢增荣等都在场,而他们已经知道这些人是同情支持世龙的,所以和傅尚媛同去的人都没再吭声,只有一位对世龙说,我们早就听说你了,以后我 们还要和你打交道的。于是就都走了。世龙回来告诉我,我还以为他们还会去找麻烦,但后来再也没去过。

想整世龙没办到,便更不能放过我,由于我在这场纷争中非常谨慎,他们实在抓不到什麽把柄,专案组那些人,只好把我好久以前说过的话:“参加红教联的是革命的和要革命的人,红教联不是反动组织”翻出来,将我作为正在搞右倾复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来对待;这时何东昌也已被作为搞右倾复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了出来,我就又成了何东昌的社会基础。大概是他们怕世龙和我在一起更不好对付我,便把我放到清华正在北大作建筑设计的一个所谓连队去接受监督,清华里头则忙于江青导演的批林批孔运动了。

正巧小妹这时也在北大,是工厂推荐她来参加这里办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老师想留下她当下一期学习班的辅导员,她高高兴兴地来看我,把行李放到我这里,被连队的负责人赵炳时发现了,他们向南口机车车辆厂施加压力,终于迫使工厂把小妹叫了回去。小妹从此明白了,她再怎样努力也是受歧视的,她辞去了厂团委委员的职务,除了做好工人的本职工作,还努力复习中学的课程,在四人帮垮台,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制度后,她考上了大学,毕业留校当了教师,后来又到加拿大留学取得了计算机科学博士的学位,这是后话了。

在北大住了一阵后,一天中午,突然要我随这个连队回清华,在体育馆前的广场上开全校大会,原来是他们这台批林批孔的戏要收场了,在大会上宣告了他们的伟大胜利,揪出了我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当众宣布给我加上这顶新帽子。那天我头上本戴有一顶草帽,在随大队返回北大的时候,我拿起帽子当扇子扇,有时又将草帽一甩一甩地拎着走,于是有人在后面大喊大叫,要我把帽子戴上,说我不戴上草帽就是拒绝接受刚给我增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说,现在没有太阳,戴什麽帽子。他们气急败坏,说我这是在攻击伟大领袖,又把我批了一通后,将我发配到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去了。后来世龙告诉我,那天开大会时他也在会场后面听。因为几天前北大已开了一个这样的会,当场抓走了历史系的教师袁良义,说他为陈伯达翻案,他担心我也可能被抓走,听到没有宣布抓我就放心地走了。

他们把世龙恨得牙痒痒的,但没能把他怎麽样,就在这时,他的《火山和地震》重新出版了,一次就印了二十五万册,而且很快就卖完了。但是,他们报复世龙的目的也没完全落空,这团河农场离清华很远,又无直达的公共汽车,在这农场一呆就是一年多,平时还不准我回家,这时我和世龙虽都在北京,却难得见一面。而且等到让我回清华园时,地质学院已定下来迁到武汉市,世龙又作为先遣队到武汉去了。

(待续)

感谢作者亲属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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