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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德坚回忆录

第五章(八)

附:偏闯鲤鱼洲

作者:陶世龙

明知山有虎,偏闯鲤鱼洲。

这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1970年2月5日,春节的前一天。我正在北京地质学院(以下简称地院)设在江西省峡江县龙陂的五七干校赶盖茅草棚。

我们是头年11月至12月间匆忙来到龙陂的。据说苏联就要打过来了,不能让我们成为导弹的目标,是林副统帅发出的紧急号令,进驻地院以空军学院的人员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雷厉风行,他们认定该去干校的七百多人,不到三个月全都走光了。这些人大部分是全家一锅端,老的小的概不例外,许多人没离开过北京,现在说走就走,拉家带口够困难的,苦苦哀求晚一点走,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一批在年底也出来了。

我虽然也有家,但父亲孤身独处台北,已多年没有音信;1956年迁到北京与我同住的母亲,因划过地主成分,虽摘了帽子,据说是农民有意见,五年前已奉命又回到老家农村(谢天谢地,亏得回去了,老家的农民对她不错,文革中没受折磨,现在又回到北京居住了,已过了九十一岁生日)妻子德坚在清华大学是被管制起来的;大女儿几个月前刚刚十五岁就去了北大荒,是我和她妹妹去送的行,几辆大客车把她们带走,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一面敲锣打鼓戴红花,一面听到的是号啕大哭,有的老太太晕倒了;她妹妹是个坚强的孩子,开头还忍着,车一开就忍不住了,哭着去追车,叫姐姐。那里追得上呢。我则很冷静,没有流泪,还感到有点庆幸,因为她到的是建设兵团,至少有饭吃,又是同学们一起去,互相还能有所照应,象我和她妈妈这样的身份,能让她去就是照顾了,和我一起关在牛棚的一个老朋友告诉我,他的女儿是写了血书才被批准到这个兵团的,因为他是“摘帽右派”。这上山下乡的去处有好有坏,有更差的比着,会使你总觉得自己算是不错了。我们的老祖宗创造的人分九等的等级制,真不失为高明的治国之术,人们为了保住现在这个位置不往下掉,自然得老实听命,天下自然也就太平了,这是我后来渐渐悟出来的。

话说回来,当时我过去发表的文章已判定为有影射攻击之罪,属于敌人是无疑了,应该感谢派在连队的军宣队员老甘,一个月内将我连降三级,从敌我矛盾降到 “拉入人民内部矛盾”(老甘也是学生出身,四川人,50年代初参加的军事干部学校,我好几次感到他是有心维护。他没有和我一起去干校,後来也没再见到他。听别人说回了空军学院并被打发到他们的干校去了),但实际上我还是低人一等的贱民,对此我有自知之明,叫走就走,好在家里的书已大批卖掉,剩下没多少东西,将自己用的衣物还有些破烂装满了一箱子,自己用小车拉去学校集中,悄悄就走了。这箱子是学校临时用木板订成的,很粗糙,但容积不小,我没那麽多东西装,而装不满在运输过程中是容易破损的,所以只好装些破烂。(我自己只有一个很小的破旧木箱,是德坚祖母的陪嫁,抄家的红卫兵都看不上眼。)

这龙陂,名字好听,山上林木茂密,一条小溪在此发源流出。水很清,见到这一切马上使我想起我祖屋的山林,大概当时是以为这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吃不得苦,到了这山沟就只好低头认罪,否则休想回去。殊不知我倒是真的有了归居田园的感觉与愿望。我想,要是我能和别人一样,把德坚也办到我们干校来,将来别人都回去了,剩我们留在这里长住下去也很好,只要她在我身边,什么我都不在乎。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在清华,她是新来的掌权者迟群等人的头号打击对象,要拿她当反面教员,教员怎么能走呢,很可能因为这个需要才没送她去监狱。这时她已被押送到清华在鲤鱼洲办的五七干校,其实也是一个农场。检查她的往来信件是公开的秘密,我没那么傻,写信简单几句,能表示我这个人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就行,别的都不多说。她也是一样,究竟何时能再见,想不出。

说来也奇怪,人到这境地,头脑里空荡荡地倒没有什么烦恼,这也许是生物使自己能活下去的一种本能吧。但在黑洞洞的脑子里仍剩有一丝希望的微光,这就是什么时候能和我的亲人见上一面。

意想不到的是,就在2月5日中午,突然向我们宣布,春节照常放假。说周恩来总理有电话来,他关怀这些下放的干部,春节还是要让他们休息团聚。

本来大家都没有打算放假了,放假也没地方去;那些全家来的人,因为房子太少,不能住在一起,男女分别住在男生和女生的集体宿舍,棚子要能早点盖成,尽管一户只能有一间,好歹全家人总算能在一起。因此对放不放假无所谓,通知下来并没有引起欢欣鼓舞的效果,但在北京还有个周总理还在想着我们,也总带来一丝温暖。我在当时想的很简单,一个念头上来就是要去看德坚,我到干校后就在这里买了一幅很大的江西省地图,鲤鱼洲在这大图上也没有名字,但在南昌东边的鄱阳湖边没错,清华、北大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干校都在那里,特别是清华、北大两校是8341部队在管的样板,全国的典范。到南昌一定能打听到。从我们的干校走出山口,约八公里路,就是赣江边上的一个有多年历史的码头仁和,从这里上船可以到清江,历史上有名的樟树镇,在那里坐火车就可以到南昌了。下午还有一班船,可以赶上。想到这里我就去找排长王宗兴请假,他原先是码头工人,在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又进入地院,毕业后留校在科学研究科工作,象他这样地道的工人阶级,在大学中是不多的,这时宣传队用他来管我们,他一向也以自己是工人出身而自视甚高,对知识分子不免有点看法,但他忘了自己也已被知识这个染缸染上了一层可以被视为异类的油彩,这在后来抓516分子的时候就显示出来了,他也成为被清查的对象,失去了上面对他的信任和那一点微薄的权力,不过在我找他的时候,他是有一点权的,有他一句话就行了。终究仍不失工人阶级朴实的本色,我一说,马上爽快地答应了。

得了令箭,马上动身,赶到仁和,等了一阵船才到,一路顺当,当夜到了南昌。在南昌码头边找了个小店住下,马上就去码头打听有没有去鲤鱼洲的船,这才知道,到鲤鱼洲有船但很少开,这几天没有,只能乘船到滁槎这个地方换乘汽车。滁槎就滁槎,到了再说,当即买下明天最早一班去滁槎的船票,心里踏实下来,这夜睡的安稳,第二天一早五点钟就去上了船,大约上午九点到了滁槎。一打听,这里是有路通清华农场,但没有班车,清华自己有时有车开来开去,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那会有车。 没有车那就靠两条腿,经过地质工作职业训练的我,走路是不难的。只是走来走去,按地图的比例尺估算早该到了,却仍不见人烟,(后来我发现这地图是不准确的,有些划在地图上的公路实际上不存在)方向对不对也难得碰到人问,好在这路只有一条,往前走就是了。后来我想,这里的确是圈人的好地方,犯人想逃走只有这一条路,周边也没有老百姓居住,无人给你掩护。

走了约五个小时,终于见到房子,后来才知这叫天子庙,有小店,那些还有点自由的清华人常来买点东西,德坚是连这点自由都没有的。这天没有几个人,但有幸碰到一位医生,听说我找陶德坚,便说我知道,并愿带我去,走了不到一小时就见到一排排平房,医生说这就是土建系的地方,我谢了他,表示我可以自己去了,我怕他走近了,被土建系的人认出来向上报告,他就要吃亏。

到了德坚她们的住地,稍一问就找到了她的宿舍,见到时她和别的人都是各自坐在自己的床边,现在想不起她们在做什么事,她们也放假,大概在这些事情上迟群也不得不听周恩来的。她一见我,先是惊讶,后是喜悦,随即带我到外边去说话。隔墙有耳,何况这里根本没有墙,我们不谈政治,只谈了些别后的情况,这些事后来她写进了回忆录《各自东西》这一节中,当时她没有有这样详细的告诉我,许多苦水她自己吞了,没对我说。只是说小妹已安排好了,和她的一个老同学住一起,再有半年就可从清华大学附中毕业了,毕业后总会有个安排,比跟着我们到干校会好些。我们的小女儿从小自立意识就很强,现在久已无法对她照顾,也相信她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而且比起她姐姐,还算幸运一些。这时鲤鱼洲微有阳光,我们互相靠着还有点暖洋洋的,而我们的大女儿此刻正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之中,她现在怎么样呢?我们想象不出来,只是想到那么多同学都在那里,别人能过,她也过得去的。

也问到各自干校的情况,当然还是不谈政治,她这里别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就是这血吸虫病要防。比起来地院的宣传队还算有点良心,动员时特别讲了龙陂那里没有血吸虫病,确是如此,在河流上源的丘陵区,传播血吸虫病的钉螺,一般是不繁殖的,而象鲤鱼洲这种淤积的湖滨平原,是钉螺最好的繁殖场所。这一点迟群等人不会不知道,因为他们都是紧跟伟大领袖的,“万户萧疏鬼唱歌”这写血吸虫病所造成的凄惨景象的诗句,他们应该读过。当然,那时我们并不去谈这些,只是互相都提醒要自己多照顾自己,在那时,我们不靠自己照顾自己,靠谁呢。

说一阵话,才发现,从早上出来,吃了船上供应的一点饭后,还没有再吃饭。德坚去食堂买回饭来给我吃,这天算赶上过年,还有一点肉。吃完饭去看了刚运来的东西,她把我们仅有的一点家当都运来了。再回到宿舍,他们这个连队的头头就找我去了。在所谓连部,头头问,一些人就起哄助威,问来问去,无非是为什么到这里来,我的答案自然也很简单,问不出什么结果。最后只好说我们这里是战备的场所,外人不能进来,必须马上离开。这时已近黄昏,德坚进来说,现在你们让他上那里去,这农场附近没有店可住。这些人那里会管这些。

我想,见到德坚就够了,我已向他们宣示,在精神上我和德坚永远是在一起的,无论你们挟有多大的权势我也不在乎;而且就算是你这里是天子脚下的禁脔,我也闯进来了,怎么样!

怎样走,我想到刚运来的自行车,反正德坚在这里无法利用,不如就此骑走,在我那边还用得上(以后只要有假日,我就骑车出去一二百公里,到县城或小镇,喝碗米酒吃点鱼肉。以至我的好吃闻名。王子贤君不嫌弃,常与我结伴同行)。于是两个人取出车打上气,在昏暗的夜色中,我离开了鲤鱼洲。我和德坚没有再说什么话。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车骑起来还很轻快,只是骑出去很远了还不见有灯光,渐渐已来到可以通航的赣江支流,在暗夜中河流的表面显露出白色,开头我还以为到了宽阔的马路,于是向它骑去,幸亏这河有很宽的护堤,坡度也较小,这辆车又没有煞车的装置,刚下护堤就倒下了,没有受伤,而且使我看清了前面原来是河流,堤上才是马路。能把堤与河流分清了,我心里就有了底,也不再赶时间,即使无店可住,慢慢沿着这大堤骑去,明天一早也能到达南昌。

骑到晚上十一点钟左右,总算出现一家鸡毛店,那时这也是国营的,要登记,好在我带有证件,这时干部下放来江西的很多,他们对我这样的人大概已司空见惯,没有什么麻烦就住下了。第二天一早出发。仅用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南昌,在车站我想到把车交火车托运到清江,到那里换船,没想到托运需要行车执照,这执照还在德坚那里,匆忙中没想到这一点。我拿出北京地质学院的工作证,说明是匆促搬来没带上执照,请他通融办理,结果是准许我托运。在地方上,我感到许多人对我们这些下放者是同情的,特别是农民。整人最凶的,其实主要是一些也是知识分子却垄断了工人阶级称号的人。

在清江换船比火车还顺利,当天下午就回到干校。

回来后对连长排长指导员等等领导说了一遍我的遭遇,他们其实也是地院原来的干部,大多也是上面认为并不那么需要的人才来的干校,都没说什么;对清华的事他们这时是敬而远之,几年后是不齿于清华迟群等人的作为,而对我明显的支持,因为象批林批孔批邓向江青写效忠信这些迟群在清华导演的丑剧闹剧,清华以外的人大多已看清,而清华园内的演出仍是火热,就如这次去鲤鱼洲,看到那一屋子如临大敌,声嘶力竭的人们,心里实为他们悲哀,也许他们以为今天阶级敌人闯来了,正好是在火线上表现立功的好机会。殊不知他们其实也比我的处境好不了多少。建筑系那些蓄意整德坚的人我都认识,但这些人大多是不会到鲤鱼洲来的,他们很能适应环境,迟群也需要他们。所以这次我看到的都是新面孔,不知道他们是谁,再见到也认不出了,但我永远记得这个场面。

对于这些往事,大概许多人不愿再想起了,就是我写起来也难过,我是个不轻易流泪的人 ,甚至在屈辱中对那些闹剧还抱着轻蔑的态度,为此多挨了些打,但是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泪下不止一次。我想再写下去可能伤生,但是我还会写的,因为正如西方一句谚语所说“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ris Chang, Rape of Nanking”。忘记了历史,必将遭受历史重演的惩罚。我自己要写,我也希望能写的都写一点,让自己也让别人不忘过去。

历史的恩怨是不要追究了,但如温济泽前辈所说:对“反右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除了政治体制上的问题,许多参与其中的人又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当真理接受着实践的检验,我们的民族性又该受到怎样的检验呢?我们都应从这个角度去反思。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钱锺书先生所指出,那些越是应当“记愧”的人,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我还想加上一条,有的人还在大言不惭,欺世盗名。如能看看别人的回忆,看看别人当时是什么处境,自己又是如何得意,从而引发自己身上人类的良知,也是好的。

54.来到鲤鱼洲

江西南昌市东边的鲤鱼洲,是从湖里淤积出来的一块肥沃土地,一马平川,耕作很方便,但是我们去以前,那里却是荒无人烟。原来这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地区,当地的居民害怕染上这恶疾,抛弃家园到别处去了。清华的工军宣队却选中了这块宝地来办五七干校,习惯叫作鲤鱼洲清华农场,大概是要让这些人在这种条件下,充分锻炼一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吧。

这血吸虫病是通过血吸虫的幼虫毛蚴来传播的,毛蚴寄生在 一种只有米粒大小的钉螺身上,鲤鱼洲的水田湿地里有很多钉螺,如果光着脚在那里走,毛蚴就会钻进皮肤,再通过血管进到肠子里停留下来,在肠壁上发育为成虫;成虫产生的卵排到人体外面后,再变成毛蚴寄生到钉螺身上,如此循环不已,而在这过程中,被血吸虫侵入的人,就会先是肝脾肿大,然后出现腹水,直至死亡。因此在这里种地,必需有防护措施,办法也简单,在皮肤上涂上一种护肤药物,乾结后就会形成一层保护膜使毛蚴钻不进去,涂一次可以管几小时。但是那些工军宣队的队员,自己不下地,却在人们还来不及涂好药物的时候,就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催人下地。记得有一次梁鸿文涂药的时间长了一点,马上 批判她怕死。有些人为了表现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不等涂上的药物乾结成膜就往水里跳。我反正是虱子多了不痒,什麽大帽子都戴过了,还在乎这顶怕死的帽子,所以每次下水田,我总是仔仔细细擦好药,等它乾了再下去。

在鲤鱼洲,除了农忙时间下地外,多是制造土坯、水泥瓦……等盖房用的材料,盖房也是我们这些“五七战士”自己的事。别人还能作点其他被认为更重要的事,我只有苦力的干活,运送土坯的事我干的最多。这土坯是将粘性的湿土装进模子里压成的,比常见的砖块大得多,加上含有水,所以很重,一块总有十多斤。本来压制土坯是重活,但清华有机器,做起来比较容易,出活也快,而要将机器不断制出的土坯及时搬走,运到晾乾它的场地上,全靠人挑,这活就重了;那些强壮的男劳动力,一次最多也只能挑八块。我每次也挑八块,不落在他们的后面。我发现,只要挺直腰,挑有重物的扁担,在你走动时两头就会上下颤动,当它向上抖动时,这百多斤重量就似乎离肩而去,这时迈步最轻松。我就这样一趟又一趟地轻快地小跑着。这次到鲤鱼洲,“万山红”战斗队的李承祚来了,他也来挑土坯,这个正在壮年的男子汉,挑两块土坯就压弯了腰,歪歪扭扭地被我甩下好远,心里得到一种胜利的愉快,因为他们这些人一向自命为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动不动批别人是资产阶级。

我最头疼的是给稻田除草,那些草拔起来不费力,但不容易拔乾净,往往是拔过去了,回头一看还有遗漏,便又退回去补拔。这一来一回就费了时间,所以每次都落在后面,每次都得挨批。不过我对他们说什麽都早已不在意了。

一天的活干下来,回到住地,将早已晒暖了的一大桶水提来冲个澡,晚饭不管菜多难吃(常是白水煮的莴苣叶,又黑又苦)米饭总是香的,一大碗米饭下肚,这一天也就还算痛快地过去了。

鲤鱼洲夏天的热,是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经受过的,不仅因 为气温高,还因为我们这住房是匆忙建成的临时建筑,比一般的工棚还不如,屋顶仅压有一层黑色的油毡,隔不了热还吸收了大量的热,到晚上也不凉快;尤其是我住在靠近顶篷的上铺,床上的草席经过一天的烘烤,烫得使人无法躺下,我只好用还不太热的井水把它擦一擦再睡,而用不着多久,这擦湿了的草席就又已变干,只是人躺着的的地方还是湿的,显出一个人形的模印;这湿润,一半的原因是我在不断流出汗水。为了能够入睡,我放下蚊帐,脱光衣服,用湿毛巾盖在身上,再用扇子缓缓地扇风,居然有些效果。有时毛巾又变热了,就用事先准备好,放在蚊帐中的一盆凉水将它泡一下再用。

在一次夏收大忙的日子,我患了急性痢疾,半夜里爬起来上厕所,正从木工间旁的小道走过时,突然感到要休克了,我刚想到千万不要倒在碎木头烂钉子上,就不省人事了。后来感到浑身好冷,这是醒过来了,四面摸了一摸,才发现我是躺在木工间旁的草地上,出了一身冷汗,大便拉了一裤子。我摸黑走到厕所,扔掉脏内裤,再摸着走到连队的医生住地,一量体温,已升到摄氏四十度。医生给我吃了药,送我回到宿舍睡下,第二天体温降到摄氏三十八度,按他们的规定,体温只要不超过三十八度就得出工,于是我又去参加夏收,说来也怪,那身体好象也懂得这不是娇气的时候,几天下来,竟然烧退了,痢疾也好了。

鲤鱼洲的冬天比较好过,虽然也有冷到零下的时候,但只要 多穿点,多盖点就没什麽事。鲤鱼洲的冬天留给我仅有的一次深刻印象也不是冬天的寒冷,而是我系一位做模型的木工在这寒冷的冬天跳了河。事情发生在一个晚上,连队紧急集合起来开批斗会,批的就是这位在跳河时被人发现给抓回来的木工,我见他身上都湿透了,缩成一团还冻得直哆嗦,但是那些工宣队员就象没看见一样,照批不误。当时发配到干校的都是知识分子,工人如不是来管人或作事的,一般不用到干校,这个木工是因为他爱发牢骚,埋怨不给他长工资,说过从前给地主放羊,过年过节还给点肉吃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木工间一份报纸上的毛泽东像,两个眼睛的位置,被烫烧成两个小洞,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就怀疑是他干的,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证据,但仍然不放过他,所以他也被发配到了鲤鱼洲,三天两头要他交代,他实在受不住了去寻短见,却又被抓回来受活罪。

在鲤鱼洲,对我的批判斗争大会自然更不会少开,经常有,我也习以为常了,一般都没有留下什麽印象,只有一项他们的新发现,至今还记得,这就是认为我死不认罪是因为还有个“绿洲”,这绿洲指的是我的家。他们认为世龙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在外面经受许多折磨后,仍能从他得到安慰又恢复过来。因此他们对世龙恨得要死,每次世龙来信,他们都要先拆开来审查,但是世龙料到他们这一手,信中没有他们可以抓到的东西,就更恨他了。

巧得很,一次他们正好批了我这“绿洲”之后,那是一九七○年春节的下午,我正在宿舍,世龙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是趁这春节放假的时候看我来了。因为开头这五七干校说是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不放假了,但临近除夕,是周恩来下令,应让这些在干校的人也休息,他们那里的工军宣队得到电话通知后宣布放假,这时已是春节前一天了,他来不及写信通知我,就连夜乘船换火车赶到南昌,第二天一早乘船到了离清华鲤鱼洲农场还有几十里地的滁槎,到这里没有公共的交通工具可乘了,他硬是步行了六个多小时到了我们的住地天子庙,是一位和他素不相识的清华的医生带着他找到我的宿舍。我们从宿舍出来坐在野地里相互偎依着,讲了些别后的事。这一切自然是有人看在眼里,报告上去了。所以我们相聚不到一小时就有人来叫世龙去连队的办公室,坐满了一屋子的人,如临大敌,他们说这里是战备地区,你不能进入,要世龙立即离开,世龙把批准他来探亲的证明给他们看了也不管用,我进去请求他们让世龙住到天明再走,因为这时天色已晚,而且走出去很远都没有人烟。但是这些手中有权的人,“党性”之强算是到家了,丝毫不予考虑,说怎样走是世龙自己的事,反正现在就得走。世龙也不愿求他们,决心离去,正巧我家那辆二手货自行车刚刚运到,我就和他去仓库取出打足气,眼看着世龙匆匆地骑车走了。

世龙走后,连队上召开批判我的大会,批判了些什麽,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当时我根本没注意他们在讲些什麽,只惦记着从鲤鱼洲去南昌近百里地的夜路世龙怎麽走。那车已很破旧,能不能骑那样远?会不会出什麽事,掉到路边的水沟里?

过了几天,世龙来信报平安,说那天晚上他骑车到滁槎后,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又骑车到了南昌,然后乘火车到清江再换船到了他们的干校,一路顺利,他在那里一切都很好,要我放心。

说实在的,他们看出世龙是我的“绿洲”,没有看错,世龙与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确实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在这世界上有他理解我,我就有了一切。我还感觉得出,就是在这清华,尽管他们把我批了那样久,把我涂抹成十恶不赦的凶徒,但仍然有人在无其他人在场的时候,向我点头或微笑致意;在劳动中,工人师傅总是给我以照顾,都使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我过去作的事情,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象在对待陈里宁的问题上,究竟是谁有罪呢?公道自在人心。而他们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毫无诚实可言的手法,群众不仅从我的遭遇,也从其他许多事情上领教得多了,对他们早已失去信任。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绿洲”还多得很,大得很哩!

(待续)

感谢作者亲属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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