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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德坚回忆录

第五章(一)

42.一切都“黑”了

自从帮助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刻出了合格的光栅,我在精密机械行业中,渐渐为人所知,那些有精密仪器或精密机床的单位,当在安装或使用中遇震动的干扰不能排除时,多来找我去帮他们测定和解决问题,我正好利用这机会为我的研究收集资料。

以往出去收集资料,得向学校申请出差的费用,还有保密审 查等许多手续要办,现在人家请来了,或开车来接,或出旅费,去到那里还免费招待食宿,这保密审查等手续,更是全免了,何乐而不为?因此,我只要安排得开,是有请必到,一个人行动也很方便。为了抓紧时间,我总是一到现场就开始工作,一般一两天就能交出测定结果和设计方案;我又不要报酬,请我的单位自然更是欢迎,双方都很满意。

因此,尽管批判“三家村”已升级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目的都作了明确规定,宣布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领导这场运动的通知,也在五月十六日发出(简称五一六通知),中共北京市委也已改组,清华园内校党委按新市委的部署,在规定的场所有控制地贴出一些大字报,干部们紧张地频繁开会,我却仍忙碌和陶醉於这防微震的研究,每天奔波於清华和北京光学仪器厂之间。这个厂在北京东边的通县,得换乘长途汽车去,跑一趟来回需要六、七小时,我早出晚归,顾不上学校又发生了些什麽事情,只还记得前一阵在党内学习过“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了解到象我这样从事技术工作的党员,不应做空头政治家,而应钻研本行业中的业务,争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钻研业务,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政治。

直到六月一日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论,次日又发表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北大前一段运动没有执行毛的路线,评论员文章还点出北大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 重要据点”,随即有北大的学生到清华来“煽风点火”,清华园内沸沸扬扬,大字报已不能被校党委控制,贴到了二校门这人来人往最热闹的地方,并且有大字报质疑清华党委是不是也有黑帮、黑线的时候,我还在忙着去通县。可是,一来二去,学校终於到了课已上不下去,我也不得不中止研究,投入这场运动。这天早上,我从建筑系系馆门口推车出去,准备到北京光学仪器厂交代未了的工作,原为我们的党小组长,现已升为党支部书记的陈乐迁,从办公室追出来问我,是不是愿意在她们写的大字报上签名?这大字报是拥护蒋南翔和校党委的。我说:“当然,你们抄好后,就替我签上名吧。”在因反右中的问题受了处分以后,得到的教训是,凡事都要跟着党走,这样才不会再出错。许多人大概都是又想到了五七年,所以当时在大字报上出现的“校党委姓马(列主义)还是姓修(正主义)?”的争论,压倒多 数的意见是蒋南翔和清华党委都姓马,也就不足为奇了。党委中还有人出来贴大字报,用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旧北京市委意见不同的事例,来表明清华党委和旧北京市委不是一回事。

没想到这次和反右的发展不一样,不仅是学生中有些人可能 是没有五七年的包袱,硬是要查校党委的问题,而且这次人民日报没有号召反击群众中的右派,倒是发表评论员的文章鲜明地支持聂元梓等人,她(他)们没有被戴上反党的帽子,相反,北大党委和旧北京市委的许多人倒成了反党分子而且是黑帮,垮台了。因此,清华园内并没有因党组织的努力而平静下来,怀疑校党委的大字报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对比了清华党委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和北大党委何其相似,於是纷纷就此追查黑帮、黑线,在学生中专门作政治工作的政治辅导员首当其冲,好多人被戴上高帽子游街;各系的党委成员也多未能幸免,而有些五七年打成右派的人也被拉来陪绑,大概是要以此说明今天的行动和五七年右派向党进攻无有 共同之处吧。

在这纷乱的情况下,我以为信守听党的话这条准则,就没事了;这党,具体说来,当然是清华的党组织。所以此时我是保党委的,一天晚上,我在大礼堂前发现系总支书记刘小石被人包围,逼他揭发问题的时候,我还赶紧挤进去给他解围。

清华党委的问题揭了一阵还未揭出多少,保蒋南翔的人在形式上还处於多数,忽然从高教部传来了小道消息,蒋南翔是黑帮,据说这是中央文革顾问康生捅出来的,一时清华园内人心浮动。

事情的发展证明这小道消息原来是真的,新的北京市委很快就派来工作组进驻清华,清华党委的人靠边站了,工作组夺了他们的权。

工作组一进清华,清华原来各级党组织的干部,知道这大势已去,几乎是全体,在一夜之间“起义”了,纷纷表态,打倒蒋南翔,校党委姓修不姓马。

揭发批判蒋南翔等的大字报贴满了清华园,不仅蒋南翔的名字被打上叉,党委、总支也被打上叉,而且都少不了在前面加上一个黑字。大礼堂前,过去由学校发给优秀学生和班级的奖状奖旗扔满一地,因为这都是为培养修正主义黑苗子服务的。

我曾醉心的防微震研究,自然也是黑的,因为政治落实到业务原来是黑线上的东西。那时我只觉得眼前一片黑,真个是天旋地转了。

“我真真的是想党把事能做得好一些的”,在我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的会上是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想和尽力去做的,尽管对党内有些事我还不明白,我对这个党,具体说来就是清华的党组织,一直是相信的。但是我现在又作错了,我保了黑帮,维护了黑线:想到这里,禁不住又大哭了起来。

世龙在清华园内看了一圈大字报回家,见我这个样子,对我说:“哭什麽,出个大字报划清界限就是了,现在这样的大字报多得很,许多还是那些干部写的,要讲有问题他们的问题才多,你一个普通党员,有什麽事。”经他这一说,我想也对,出去找到住在附近的李承祚夫妇,商量一阵,三人合写了一份大字报,无非是拥护工作组,批判蒋南翔搞修正主义这些内容。

43.干部下楼

工作组夺权后,要求清华原来担任支部书记以上职务的干部,人人都要经过自我检查,揭发,批判,得到群众认可,才能和群众一样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把这一过程叫做“下楼”。

进驻建筑系的工作组,在经过对全系干部进行初步了解后,确定陈乐迁是我们这个学习小组中第一个“下楼”的对象。工作组夺权后,以原来的教研组等组织为基础,把全系的人员编成若干学习小组,原来的干部不再当权了,分别编在这些小组内。我们这教研组和另外两个教研组编在一起,王朝凤担任小组长,大概是她身世简单,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和蒋南翔等领导也没什麽瓜葛,不会是黑帮黑线上的人物,被认为可靠,工作组有事都找她。

后来我才知道,以上这些作法,原来都是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这位国家主席的夫人此时已在替刘少奇干预清华的运动,不久更成为工作组的成员公开露面。

系工作组把帮助陈乐迁下楼的任务交给了我,大概是考虑到我与陈相处得很好,而我和王朝凤情况相似,此时都把工作组看成代表着党,很听他们的话。

陈乐迁,是一个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希望的那 种党的驯服工具,工作组经过了解也认为她党性强,群众关系好,也从来没有过反毛泽东、反党、反社会主义(简称三反)的言行,所以安排她在第一批下楼。下楼以后,就可以转而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力量了。此时原来校党委的宣传部长罗征启,便已因带头揭发批判蒋南翔作得好,成为工作组肯定的革命干部。因此我也乐於接受这个任务,希望陈早点下楼。

早在一九五七年,陈乐迁因丈夫黄启民被打成右派,两人离了婚。她的丈夫也是共产党员,是她大学时的同学;当时黄在一个建筑设计院工作,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因为对基本建设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按说陈乐迁对丈夫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心中有数,这从她离婚后一直保持单身的生活,而在黄摘了右派的帽子,提出复婚的要求后,她虽未马上答应,但已表示他可以来她家住,虽然是让他独处一室。她向我借去一张单人床,告诉我准备让黄启民回来住的事,并说这是为了孩子。她和黄有两个男孩,离婚时为了孩子的前途,两个孩子都归了陈乐迁;大儿子黄乐懂事早,特别想念父亲,一再要求妈妈让爸爸回家。在她来借床时,我问过她复婚的事,她说还得等一等,但我看得出她其实也是盼着这一天的;这时正好婆婆和世珉都已离去,我也有空床借给她,谁知没多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出来了,这右派管你摘帽不摘帽,都是当然的牛鬼蛇神,在这种形势下,黄启民只好又一次搬走,而复婚的事自然是遥遥无期了。

为了帮助陈乐迁下楼,我多次去到她家里,只见她面前总是放着一张白纸,她不知道该检查些什麽。她在处理失去了丈夫这类个人问题上,自觉还没有什麽困难,这麽多年都过来了;困难是在清华推行修正主义的问题上,自己究竟错在那里,实在难以认识。其实当时小组的人都清楚,既然工作组已确定她第一批下楼,检查不过是一种形式,或者叫做走过场,但过场也得走呀,总得检查点什麽才能过关。我就启发她说,你过去执行蒋南翔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除了按组织原则,不得不作的原因外,是不是也有某些私心杂念,例如是不是想过紧跟这条路线,便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进修,更快地升为教授?等等。她并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但又不能什麽都检查不出来,只好把这些写上去,果然很快就下楼了。

党支部副书记童林旭的下楼就没有这样顺利,他和群众的关系不好,还有“三反”言论;他在国家出现经济困难后,说过“三面红旗只剩下个旗杆了”这样的话。批判会开过后,学习小组要我写一篇大字报贴出去,让全系都知道。大字报写出后,卢连生在抄写大字报时问我,童林旭这三个字上要不要打叉?在姓名上打叉,本是中国封建时代处决死囚时,在布告上的一种表示方法,用以表明此人即执行死刑;现在被用来表示此人已不属於人民的范围;打不打叉代表着一种政治态度,说明你是不是和被打叉的人划清了界限。象童这样的情况该不该打叉?谁也难说可否,得知在外面的大字报上,那些没能下楼而又有“三反”言论的干部的名字,都打上了叉的时候,我说:那我们也打上叉吧,还认为这回是自己党性增强了。

(待续)

感谢作者亲属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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