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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德坚回忆录

第四章(三)

33.反右派

一九五七年初春,按照上级的布置,我们党员开始学习毛泽东的《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准备进行整风。这时建筑系的党员增多,已扩建成为一个总支部,下面设有好几个支部了;我所在的党小组有六个党员,当时小组长陈乐迁等三人外出进修,要我代理组长,组织这次学习。学习要联系实际,一联系我就想到了所谓曹昌彬反党集团,觉得他们应该是属於人民内部矛盾。我在党小组会上谈了自己的体会,我说:“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很及时,匈牙利事件之所以发生,与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有很大的关系。毛主席说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曹昌彬他们对刘小石有意见,尽管那些意见不对,背后议论也不好,但终究仍应属於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应该定成反党小集团;反党应是敌我矛盾的性质了。而如把矛盾的性质搞错了,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激化成为对抗性质,那就不好了。我认为这次整风,在我们建筑系就应该对曹昌彬事件重新审查,给予解决。”在党小组会上,另外两位党员蔡君馥、林爱梅都同意我的看法,,便推我代表她们在建筑系工会举办的帮助党整风的鸣放(也就是提意见)会上发言,我就把那天晚上曹昌彬他们和我谈话的内容及党小组会上大家的看法重述了一遍。 这个鸣放会没想到过了没几天,情况就变了,原先是号召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现在变成要警惕阶级敌人借整风之机向党进攻。曹昌彬等人的事情,又被摆了 出来,大会小会批判,声势比上次更大。我感到纳闷,我一直没搞懂这阶级斗争,为什麽明明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差不多一年前的事,怎麽和当前的形势联系起来,又成了敌我矛盾呢?但是我只能把这些问题闷在肚子里,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度过了这场反右斗争。眼看着曹昌彬、宋元谨、廖景生、顾岱琳、李风顺五个老 同学都定成右派,除宋元谨带着帽子送回天津大学外,其余四人均被逐出清华,送到不知什麽地方的建筑工地劳动改造去了。英若聪等三位研究生和曾登台发言的周卜颐教授,都落入了右派的行列。

对我在反右中的言行并未立即就算账,直到一九五八年,大 跃进已经开始,我正带着学生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作设计,突然得到通知,要我回校参加支部会,到会上才知道,原来这个会是对我在反右期间的问题进行处理,会上宣布,给我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还有一些人显然是经过准备的发言,对我展开批判,并要我深挖思想根源。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而且怎麽挖实在也挖不出有什麽不好的动机,我确实是认为共产党好,并希望它更好,才总是实心实意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我仅仅说了一句:“我真真是想党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的。”就大哭起来。此时已成为总支部书记的刘小石算是给解了围,说:“让她回去再想想吧。”接着就宣布散会。

世龙得知我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后,并不介意,大概是他 见的多了,只要没划成右派,受点处分不算什麽。他在长期不能入党后,对组织上入不入党已淡然处之,认为是不是在那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并不取决于在组织上是不是入了党,只要自己真正去作就行了。有些入了党的人,并不见得就是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他终究比我见识广而且成熟,不象我容易轻信盲从。

34.设计第二通用机械厂

确实,党内的处分对我没有多大影响,按照当时的政策,象我这样的人,在政治上不能用了,但搞业务还行;对想入党作官的人来说这自然是不利,但对我来说无所谓,本来就是搞业务的,现在还是搞业务,无非是不作支部宣传干事这类工作罢了。开过这个宣布处分的会后,我就又回到设计院继续带学生作设计。

我们在这里设计的是北京市第二通用机械厂(以下简称二通),一个生产重型机床的现代化工厂,设计这样大的工厂,是不简单的,当时清华建筑系已和土木工程系合并,改称土木建筑工程系,统一调配原来两个系的力量,才接下了这个任务,由原建筑系的教师殷一和和原土木系的教师罗福午总负责,投入教师十多人,高年级学生数十人,浩浩荡荡地进到这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 计院,这叫做“大兵团作战”。我因曾在这个设计院进修过,和他们比较熟,便让我在指导学生之外,与设计院联络,协调工作进度。

教师带领学生出来作设计,是想用它来代替原有的课堂教学,被称为真刀真枪做设计。当时全国都在“大跃进”,高等学校过去那套办法被认为是脱离实际,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学生被培养成无能的精神贵族,教育要革命。上面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求高等学校培养出“又红又专”即政治业务能力都很强,劳动化了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办到呢?走出校门,到生产现场去,用完成生产任务来代替课堂教学,同时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工人师傅的教育,被认为是最正确有效的途径。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长期兼任教育部部长,是这条教育方针的强有力的推行者,对清华的知识分子还曾提出过“红专化合”的更高要求,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屡屡创 造经验,全国闻名,真刀真枪作设计就是其中的一项。这次我们去完成设计二通的任务,设计院自然不敢怠慢。

清华承担的设计任务,包括二通全部建筑物,工作内容分为建筑、结构两大方面,我负责指导建筑组的几个学生作煤气站的建筑设计。当时正是上面提出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提到称为“总路线”的高度的时候。

真要能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那自然是很理想的,但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慢工出细活,一分钱,一分货;想质量好却怕花钱花时间,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实际上是办不到的,结果是往往就注意了省钱和赶时间,质量的好坏常被摆到一边,也许是这个“好”难以计量,而省了多少钱或多少时间,以及产品的数量,都很具体,便於拿来大肆宣传,而上面大概也就是喜欢听这些。但这多快省的数量其实也是有限的,后来无限膨胀下去,许多地方出现虚报成绩说假话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那时,谁要抱实事求是的态度,讲点注意质量注意安全之类的老实话,就很可能被插上“白旗”,离“右派”也就不远了。我们这个“大兵团”的活动自然也摆不脱这股当时席卷中国社会的潮流,特别是清华大学,在这种时候,总是在争取扮演得风气之先的角色。因反右中严重右倾而刚受到处分的我,虽在个人得失上不那麽在意,但总是想这回该吸取教训,不要再犯错误了,对上面的精神努力紧跟。

在煤气站的建筑设计中,我也是就想到省钱,采用了低标准 的开敞式,即厂房不盖屋顶没有外墙的方案。设计院的老总(总工程师)们,对这个方案本来是不赞成的,但这多快好省的分寸实在不好掌握,在我摆出这个方案可以作到又好又省的根据后,他们勉强地通过了。我由於过去没作过这样的设计,曾和教研组主任张昌龄教授到唐山耀华玻璃厂等处,考察他们的煤气站,其中就有开敞式的,我们了解到用这种设计,不仅建筑成本低,空气中一氧化碳的含量也少,认为可以采用。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这些煤气站设备落后,没有空气调节装置, 自然是用开敞式空气好些,而象二通这样现代化的工厂,就不应还用这种办法了。

方案通过后没多久,煤气站就破土动工了,我和学生都住到 了建筑工地上,甲方即业主的代表对煤气站采用开敞式设计强烈不满,还说:“将来请陶老师来我们煤气站当几天工人,你就知道头顶烈日,冒雨操作是什麽滋味了。”我也后悔起来,但已经开工,再想加屋顶和外墙也不行了,因为结构组在计算结构的时候,是按开敞式计算的,没有把这荷载计算进去。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结构组的学生在复核中发现,煤气站的主体框架在他们作结构荷载组合时有重要遗漏,已施工达到一层高度的框架必须推倒重来。这框架虽建了还不到半截,但也花费了许多人力物力,眼看着它在轰隆隆的爆破声中被炸掉,令人心疼。不过,在这推倒重来之际,将我们原来提出的开敞式改为封闭式,不正是个时机吗,问题 就这样解决了。

设计二通仅干了几个月,离全部完成还差得远,这新组成的 土建系,又揽下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周年的纪念工程中的国家大剧院和科技馆的设计,这是蒋南翔校长亲自抓的重点项目,就在我和学生搬到工地去住的时候,除我以外,负责设计二通的全部教师和学生的大部,都抽调回去了,他们大多转为参加这些新的重点项目。二通就留下我一个教师带着十几个建筑组及结构组的学生,负责完成煤气站和一个金工车间的设计,而结构设计不是我的专业范围,我一再要求无论如何再派一个结构组的教师来,审定结构方面的设计,但当时二通已不再是重点,一再要求也无用,幸好留下的同学很负责,听了我的意见,认真复核,结果发现了遗漏主要荷载的问题,及时将已建成的部分框架连基础都炸掉重来,否则等到煤气站建成使用,这遗漏便会成为一个祸根潜藏在那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当时我对系里把大批教师学生抽调回去,使参加二通设计这 件事虎头蛇尾;罗福午他们回去的时候,把煤气站和金工车间以外未完成的任务和遗留问题,全都推回给第一设计院自行解决,人家意见很大,而他们回去时还得到学校的表扬,是不满意的。世龙对清华这些作法也不以为然,不仅是因为把人抽走,我的负担过重,他还认为这是蒋南翔好大喜功,抓剧院不过是想树碑立传,而中国现在也不到盖这样高级的国家大剧院的时候,对二通这样的工程倒是更应该重视。他们作地质工作的人,常到农村和偏僻的山区,对民间的疾苦比较了解。我一向是特别相信校长蒋南翔的,甚至有点崇拜,不过这次我没和他争论,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撑下去,这二通的工地远在离清华有二十多公里的石景山附近,我住在工地,坐公共车要换几次车,跑一趟得好几小时,幸好这时骑自行车已经熟练,我便有空就骑车回家,虽然是劳累不堪,但总又一家人在一起了。就这样又坚持了两个个月,直到我的任务完成。

这二通的厂房不久全部建成,现在还在那里。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花了许多力量,但那些图纸随即被束之高阁,中国经济困难的时期到来了。

35.抢救小妹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从二通的工地回到学校,这时大家仍在忙着完成那些设计任务,我则到山西省太原重型机床厂去收集资料。

谁知,到了机床厂,厂部和生产车间都已关了门,原来正赶上他们停止正常工作,全厂职工连家属都在大炼钢铁,叫做会战。他们本不是炼钢的,没有现成的设备和原料,便在靠近围墙的地方建了一群“土高炉”,一切能干活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连我这外来的也不例外,。招待所组织我们这些人去砸废钢铁,幸好干了两天这会战就结束了,我马上去办好各种手续,取得资料,急急忙忙赶回北京。

回到家中,只见家门紧闭还上了锁,小华一个人在外面玩,看见我就大哭着扑到我的怀。我问他婆婆和小妹到哪儿去了?她说:“爸爸说小妹都要死了,他 们去医院了,不让我跟。”邻居告诉我世龙和婆婆带着小妹去儿童医院了,托他们帮着照看小华。我急忙把买回的一辆玩具汽车给小华,让她去和小朋友玩就匆忙乘公共汽车到了儿童医院。在急诊室找到世龙,但见小妹躺在一张小床上,嘴唇干裂着,鼻翼扇动着,困难地吸着气。“小妹!小妹!妈妈来看你了!”我呼唤着她,她毫无反应。问世龙才知道他们一早就来了,医生当时就诊断为病毒性肺炎,现正等着空出病床住院。当我知道医生并未给予治疗时,我急了,也不知我怎麽一下子会变得母老虎一样,发疯似地拉着那急诊的医生的衣领,把她拖到小妹的床前说:“你们怎麽可以这样不负责任,都不省人事了,还不急救,让她在这等死吗!” 那医生也觉得不对,赶紧叫护士给打了针,又去催住院部,不久就住进了病房。我抓住住院部的医生问:“有救吗?有救吗?”医生说:“送来太晚了。我们尽力吧。”随即给小妹打针,输液,在头上放了冰袋。我一会儿将冰袋翻一个面,因为头又把冰袋给烤热了。这样我一直守在小妹旁边,直到下半夜,我突然发觉小妹的头凉了下来,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还以为小妹不行了,没想到小妹睁开眼睛叫了一声妈妈,啊!会叫妈妈了,你又会叫妈妈了,好孩子,你知道妈妈有多着急吗? 护士过来看见,说是退烧了,啊!小妹有救了,我紧紧搂着她,给她喝水,喝奶。该吃药了,小妹,要吃药啊!吃了药才能治好病,病好了才能和姐姐和小朋友玩呀!我就这样耐心地劝说着,小妹从小就有个性,她干什麽事都必须出于自愿,是不能强迫的。我劝她吃药,往往要说上好久,直到她点头说吃,她就乖乖地把药吃了,那时她才三岁多,挺大的药片也咽下去了。病房中其他病孩的母亲说:“你也真是,对那点大的孩子讲那麽多的道理,把药片化到水里一下子灌下去不就得了。 ”其实我看他们那样也不是个办法,往往弄得孩子大哭,而且药还洒得到处都是。我认为还是用尊重孩子的办法比较好。

我陪了两天后,婆婆替我又陪她住了几天院,大体上好了,回家后又继续休养和治疗了好长一段时间。而在这以后,好几年一到冬季就得肺炎,后来吃了中医研究院的药,加上她学会游泳,身体锻炼得强壮些了,才没再得过肺炎,到冬天不用提心吊胆了。

(待续)

感谢作者亲属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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