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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德坚回忆录

第四章(二)

31.世龙笔耕

一九五六年,对我们这个小家庭来说,“形势”确实是比以前好了许多,不仅我和父母恢复了联系,,世龙的母亲和妹妹还顺利地把户口迁到了北京;我们的工资也又一次提高了,世龙达到每月一百一十元,我也有六十多元,世龙还开始经常有些稿费收入。

世龙从小就比较擅长也喜欢写文章,一度想当新闻记者,高 中二年级时就考上了政治大学的新闻系,但因他父亲希望他远离政治,应去学科学技术和进名牌大学,高中毕业后才另考进北京大学地质系。但他始终未能忘情於写作,到北大后一直在课馀写点文章投稿,通讯、游记、学习心得、工作经验都有;学得一些地质科学知识后,又热衷於将这些知识写成通俗的文章介绍出去。抽调出来专门作青年工作后,文章写得少了,但到了一九五四年夏天,他不当团委副书记了,转到学院的教务部门,一九五六年时任教务科长兼任这个学院的教务秘书,协助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管理全院的教学工作。这时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对地质科学及其相关的学科都能有基本的了解,并应能掌握地质科学新的发展。好在他是大学三年级快结束时才出来工作的,大部分主要功课都已学完,多次出野外实习,作青年工作后,因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很重视青少年长知识,要求团的干部应成为有文化修养,知识面很广的人,这正合世龙的心意,一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到地质学院后,更是抓紧地质学的学习,如苏联专家给教师和研究生讲授普通地质学,他也去听,而且是让其他事情让路,从头到尾听到底。

在转入教务工作以后,上下班有制度,不象过去当团的专职 干部那样没有工作时间的界限,干起来没完没了。但是他下班后与家人一起休息娱乐的时间仍很少。他那时下班回家的标准程序是:先对孩子们唱“小山羊,好乖乖,快开门来……”两只手放在头上比做山羊犄角的样子,就算是和孩子们玩过了,於是立即坐到书桌前伏案疾书,什麽声音他也听不见,什麽事你也别想他会搭把手,饭做好了,还得催好几次才吃。等稿子写完了,誊清就是我的事了。都说世龙的文章写得好,但这字实在写得不怎麽样,又乱又难认,我看惯了倒也抄得顺当, 有时还帮他画点插图。

一九五六年是世龙笔耕初获丰收的一年,除了在报刊上发表 了一些文章,还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了一本给初中学生看的《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很快就出版了,这本书通过一些故事讲述地质工作在经济建设中怎样起作用,大概还能受到小读者的喜欢,初版印刷了一万五千册,发行后很快就买不到了,但未及时重印,可能是因为书中讲述了地质学家谢家荣发现淮南八公山煤田的故事,而谢先生在此书出版后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了;过了三十多年,这本书被收入《童年文库》再次面世,并且重印过好几次。

《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是出版社约他写的,先前世龙也间 或写过一些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但都是短篇,常用笔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事情是在头一年,当时已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领导,发现可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图书奇缺,於是极力推动这些读物的创作与出版。他们主办的中国青年报写信给一些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者,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意见和为少年儿童写作的计划,世龙也收到了这封信,随即写了回信,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这一期中国青年报上,用了几乎是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八封回信,世龙的信也在其中,标题是“应当写出“十万个为什麽”来”, 因为世龙在信中谈了自己的写作打算后,提出“应当介绍的知识还有很多,譬如‘海水为什麽是蓝的?’‘沙漠中为什麽有绿洲?’‘地为什麽会震动?’……真可以也列出个‘十万个为什麽’来,这就不是一个人短期内所能完成的了。”建议广大的科学工作者都来写。需要指出的是,这八封信的作者,除世龙外,都是发表过许多作品,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和画家,由老作家冰心打头,世龙能列名其中,自然很受鼓舞,而来约他写稿的人也多起来了,此后可以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他已发表了八百多篇文章,出版了十来本书,而也为此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一九五六年,除了写普及科学的文章,世龙还在教育、青年问题等方面也发表有文章;如在教育部主办的《高等教育通讯》上发表的“教学大纲应当百家争鸣”“教学计划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表达了他不赞成应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的意见,和对按照苏联模式制定教学计划的质疑。在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这样批评是否恰当?”用地质学院的实例,提出了一个使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中国青年长期感到困惑的问题,这就是究竟该怎样处理关心政治与钻研业务的关系。当时世龙虽已不是团的专职干部,但仍然在教务工作之馀兼管青年 教师中团的工作;这年上面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但他发现在青年教师中谁要多花点时间学业务,却又常被视为个人主义,斯大林那种科学家也应是政治活动家的要求,在中国还很有影响,世龙是不赞成这样去要求的,在他去参加了胡耀邦召集部分高等学校团干部的一次座谈会后,《中国青年》杂志派了一位记者到地院调查研究,最后和他合写出这篇文章,用他一人的名字,以来信的形式发表,对把钻研业务看成个人主义等等问题提出质疑;本来是想由此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但后来没有这样作,只是请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长杨述和他的夫人作家韦君宜合写了一篇文章,“从‘脱离政治’谈起”作为回答;而且这篇文章没有亮出杨述的真名实姓,用的是“萧文蕙”这个笔名,世龙的信和这篇文章同时发表出来就算完事,答案已有了,大讨论自然也就不必进行,有点草草收兵的味道了。当时我哪知道,这向科学进军即将夭折,一场政治风暴就要刮起来了。

《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的稿费有好几百元,因为这本书有 几万字,又赶上一九五六年时讲知识分子政策,稿酬标准有所提高,世龙第一次得到这样多的稿费。这年中国青年报上提倡女青年穿花衣服,城里举办服装展览会,世龙陪我去看,我还买来一件海蓝色呢外套,有同事说这颜色太俗,但是世龙喜欢,他说那时他住在铁道学院的办公楼上,每天早上总是要临窗远望,希望能看见我的身影,我那时早上起来经常穿着二姨给我的那件风雨衣,从宿舍去食堂吃早点,这件风雨衣也是海蓝色,使他远远就能认出。一九五六年,是我们这个小家难得的一段宁静与温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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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曹昌彬事件

一九五六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曹昌彬、宋元谨、廖景生、顾岱琳、李风顺等几个老同学约我到他们宿舍去聊天。他们告诉我,最近经常聚会,“青梅煮酒论英雄”,议论有关系里的问题,想约我也参加。原来,他们认为这时的建筑系党支部书记刘小石有宗派主义;刘小石本人是清华毕业的,因此对清华毕业的亲,对外校分配来的疏远;提到工作成绩就是讲他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外校来的人好象不存在似的。还问我是否有同感。

我说,他们同学多年,自然会亲近些,就好象我们同班同学 在一起不是也更亲热些吗。这几个老同学中,宋是党员,其余的都是青年团员,因此我又说:“我们都是党团员,有意见就该通过组织系统提出,而不应背后议论,犯自由主义;不过作为党支(部)书(记),也应多到群众中来听取意见,有了沟通,问题才容易解决。”我答应将他们的意见反映给刘小石。

不久我就将曹昌彬等人的意见告诉刘小石,刘小石也觉得是个问题,答应去找他们谈谈,直接和他们交换意见。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老同学聚会竟成了沉冤二十余年的一场大灾难的发端。

在我向刘小石反映了曹昌彬等人的意见后,好多天不见动静,我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天,我们建筑系教师中的党员突然被召集到党委副书记刘冰的办公室,这刘冰在清华,是地位仅在校长蒋南翔之下,专管党务,实际在主持清华日常工作的实权人物,平时我们这些普通党员多是在听报告时,看见过坐在主席台上的他,难得像今天这样坐得很近听他讲话,我想不出他要说些什麽,只觉得大概是发生了什麽与我们有关的严重事情。

大家都坐定后,只见刘冰概括了他所知道的曹昌彬等人提意见的情况后,声色俱厉地说,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支部居然被人攻击为宗派主义,这是一种反党的行为,是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作为建筑系的共产党员,要对曹昌彬反党小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听到这番话,我给吓懵了,同时懊悔:要是我不向刘小石反 映那些意见,不是就不会把事情搞得这样糟了吗?。反党小集团?不!曹昌彬他们不过是有些不满情绪,决不是在反党。我觉得当初是我反映的曹昌彬他们的意见,我有责任把问题解释清楚,散会后便去找到副教务长里分管建筑系工作的陈舜瑶,她也是党委副书记,过去我作为支部的宣传干事曾多次向她汇报过工作。我向她将那天晚上的情况又原原本本地汇报了一次,并再次表明了我的看法,即他们背后议论是不对的,但他们不是要反党。陈舜瑶在态度上比刘冰缓和一点,但还是认为这就是反党,开导我说,看问题不能离开当前整个阶级斗争的大形势,曹昌彬他们这种想法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共产党党员必须站在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问题。又说,刘冰同志有很高的水平,他一下子就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关键,对曹昌彬事件已经作了结论,定为反党小集团。你不要再纠缠在老同学的温情之中,要站稳共产 党员的立场,千万不要滑到阶级敌人一边去。

被陈舜瑶这样一说,吓得我再也不敢吭一声了。

在批判曹昌彬反党小集团的会上,我怀着一种犯罪的心情愧 对曹昌彬他们,他们是信任我这个老同学才找我去谈心的,当时我总以为,要是不告诉刘小石,不是什麽事都没有了吗?现在他们背上了这样大的罪名,我还得在会上批判他们,否则我就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记得我在会上语无伦次地发言说:“曹昌彬老笑话我在家里生产实习,这也是对党员的不满。”

在和曹昌彬等人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差不多同时,还有研究生英若聪、梁友松、熊明等也被定为“反党小集团”;这些研究生都是业务上的尖子,他们是因为比大学本科毕业生多读了两年的研究生,在毕业后仍和大学本科毕业生拿一样的工资不公平,为此曾集体到党委去请愿,没想得了个“反党”的帽子,这事也是刘冰处理的。

这两个“反党小集团”都出在建筑系,被称为“曹昌彬事件 ”和“研究生事件”,在那些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人看来,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不过,奇怪的是,在批判一阵之后,并未对这些人作组织上的处理,而通常对戴上反党帽子的人,是要从党或团的组织中清除出去的。回想起来,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大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世龙还和地质学院其他五位教授去中南海怀仁堂听过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对知识界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正式公开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来在匈牙利出现反抗苏联及共产党统治的事件后, 毛泽东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随后又到处讲话,号召人们向党提意见,帮助党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按照这些报告和讲话的精神,不仅是我,系里许多人都想到 了把曹昌彬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是不是过头了呢?曹昌彬他们自然更是想不通,现在不是党中央也在号召大家反对宗派主义吗。但是他们反党的帽子没有人给他们取消,尽管工资照发,工作照旧,党团员照当,心情总不能舒畅,经常借酒浇愁。由於他们处於这种状况,整个建筑系教师团支部好久没有能大家轻松愉快地聚在一起。当时我正担任这个团支部的书记,和副书记薛恩伦商量,看看我们从青年团的角度能作点什麽,和缓一下因这次批判带来的紧张气氛。商量的结果是组织了一次去香山春游。这时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为,像春光一样明媚,知识分子的处境也即将变得前所未有的美好呢。

在这次春游中,曹昌彬他们又喝醉了。

曹昌彬这件事我也告诉了世龙,他一听就说,这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并说现在看来,党内也是存在着矛盾的,不能一有不同意见就看成是在反党。

(待续)

感谢作者亲属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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