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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德坚回忆录

第三章(四)

26.结婚

在天津大学这一年,是毕业前最后的一年了,由於我们是从四年提前为三年毕业,许多重头课都要在这一年中学完,这时我的精力都集中在学习上,寒假也在赶功课。幸好春节期间世龙因应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之邀,来天津作一个向青少年介绍地质科学的广播讲演,我们才又短暂地见了一次面。

我在读大学的三个年头中,前两年大部分时间都用於参加政治运动去了,惟有这一年,算是踏踏实实地学了些东西,当时提出学生的基本任务就是学习,在学校中不搞运动了,因此尽管到天津大学后我被选为校团委的委员,并没有花去太多的时间。

过了寒假,离课程结束只有三、四个月,毕业后的工作如何分配的事,已提到日程上来了。前些年大学生偶尔还有自找工作接受受私人企业聘用的情况,这时已改为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

世龙知道我们快要进行毕业分配后,怕我不能实事求是对待,不去请求照顾我们的恋爱关系将我分配到北京。因为一般人都是希望到大城市,尤其是到北京去工作,所以在当时上面常常总是号召大家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怕我在这种情况下一时热情冲动,又要不顾一切去起带头作用,於是提出我们应在此时申请结婚。我也知道,如果毕业分配不到北京,将来两地分居的问题就很难解决,我向他保证一定实事求是向组织提出照顾恋爱关系的申请,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每封信必写结婚的事,我只好依他了。我向党组织申请后,被告知,党员结婚,要等到对结婚对象进行审查,认为合格后才能批准,我们就等着,大约等了两个月还没有答覆,世龙不耐烦了,写了封信给天津大学党委,批评办这件事的人有官僚主义,并(並)说北京同样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也是经过审查才担任现在的工作的,为什麽和一个党员结婚的审查比对干部的审查还难办,这麽长的时间还批不下来。过了不久,是四月下旬,天津大学党委组织部管这件事的干部找我去谈话,说是已批准我和陶世龙结婚,接着拿出世龙那封信说:“党要对党员的政治生命负责的,党员结婚必须经过批准, 你们对组织有情绪是不对的,是你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陶世龙批评天津大学党委有官僚主义是错误的。你这次结婚,将这封信转给地院的党组织,让他们对陶世龙 进行教育。”虽然有些不是滋味,总算可以结婚了。我赶快打长途电话告诉了世龙,因为要结婚了,他才可以向学校申请分配一间住房,当时地质学院新建,住房很少,必需提前申请才有可能安排。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十日下午,我抱着从香港带来的苹果绿色的大被子,上身穿一件自己用两尺布做的苹果绿底色加白点的无袖圆领衫,下身穿着一条白色短裤,到北京来结婚了。

在北京地质学院大门对面端王府夹道的学生宿舍区, 世龙分到一间很小的平房,用两张单人床拼成一张大床,床上铺着新买的蓝绿花床单,白绿相间的新枕套,加上我从天津抱来的大被子,还有一张办公桌上面放着两个画有喜鹊闹梅图案的橙色茶杯,和一个有双喜字的糖缸,新房就这样布置好了。这茶杯和糖缸是地院团委书记刘普仑送的,他是在延安学习过的老干部,和世龙合作得很好。

新房布置好了,我们终於有自己的小天地了!世龙换上浅蓝色的新衬衫,我们带上学校办公室开出的介绍信和医院的健康检查合格的证明材料,一起到西城区人民政府登记结婚,那时已是傍晚,人不多,很快就拿到两张结婚证书。结婚证书上要申请人签字,不知怎的,我签字时把世龙的也代签了,也许因为觉得这两个人就是一个人吧。

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我跟世龙参加了大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有联欢会,地质学院的青年在广场上规定的区域内组织歌舞联欢,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捧了一大包喜糖,将糖果分给大家,他们抢着接糖果,并向我们表示祝贺。刘普仑也在那里向我们祝贺,我后悔当时没把那封信带在身上,可以交给他就完事了,只好约他明天再次见面。回到我们的新房后,我怕明天忘了信的事,特意将信从书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还埋怨世龙不该写这封信,世龙说,我就是对这种官僚主义反感,结婚只要符合婚姻法,有什麽可审来审去的,随手就把信塞到抽屉里。我本来也觉得他们作得有些过分,尤其是新婚之夜,我不愿被这事破坏了我们的好情绪,就再也没有说什麽。谁知第二天竟忘了约了刘普仑的事,我们新婚相聚的时间太短了,不知怎样一下子就到了晚上,我得赶晚班火车回天津去了,明天早上还有课呢。

新婚之后,尽管北京天津之间乘火车几个小时就可往返,但我们仍少有时间相聚,等到毕业分配完成我正好有一段空闲时间,他又带学生到野外实习去了;在我被宣布分到北京清华大学并前往报到时,他仍未回来,我仅匆匆回家中照看了一下,又到清华去上班并住在那里的集体宿舍。而就在这前不久,我发现自己生理上出现了一些不大正常的事,经过医生检查,这才知道我已经怀了孕,她是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回到学校没多久,组织部那个干部又找我谈话,问我那信是否已交到地院党组织,我无言以对,只有做检查,为了这个问题我做过多次检讨,他们最后决定延长我的候补期。此时我们班上的四个候补党员,除我外,其他三人都顺利转成正式党员了。我的候补期则一直延长到一九五六年才结束。

27.春华的诞生

一九五三年八月,我和吴永福、何重义、曹昌彬、廖景生、李风顺、林贤光、顾岱琳共八人分配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当助教。还有宋元谨和沈天行(他们俩这时也已结婚)是作为天津大学的助教派来清华建筑系进修和当研究生,邓林翰等八人则是到清华当研究生。这样我们班近二分之一的同学,在毕业后又聚集到清华建筑系来 了。

清华大学建筑系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当时的系主任是建筑大师梁思成, 还有一批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近二十名中青年教师也是建筑学各个方面的尖子。相对来说,我们缩短了大学学习时间,花在参加政治运动的时间又多,加上一年级时师资缺乏,基本功训练不足,业务能力显然比他们差,需要加倍努力。当时我被安排在工业建筑设计教学研究组,而过去在学校中没开过这样的课程,一切得从头学起,就格外困难。而就在这种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就快出生了,预产期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中旬,仅仅还有半年的时间,我必需为这即将到来的小生命筑巢了, 端王府夹道那房既小又远,不能去那里生养。於是我到清华的房屋管理科去申请住房,不久分得北院一号小楼楼下的一个房间。我向清华家具科借了两张单人床,一张四方桌和两张方凳;世龙又从地院借来一张双人床,两张书桌,两把靠背椅和一个书架。我们这个小家就布置得蛮象样了。北院是没有暖气的,我又去海掂买了炉子烟筒拐脖这些取暖用具雇车运回;在清华门口的煤店买回煤球,生起火来,屋子里也就暖烘烘的了。此外,还购置了一些起码的厨房用具……等等。总算小家伙出世也能对付了。

春节快到了,在清华的同班同学十多人,约好春节在我家聚餐。为了让这次聚会 过得热热闹闹,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开始了大扫除,然后劈柴生火,炖上鸡汤,还备了几样菜,买了些肉馅,准备包饺子,忙活了好半天,终於一切就绪。没想到 这大运动量起了催生的作用,半夜里就感到肚子痛,我意识到可能会提前生产了,但是看到很晚才从地质学院走回来的世龙睡得正酣,不忍心叫醒他。那时地质学院已在距清华约三公里的地方建设新的校园,他和学校大部分师生已搬到新址。由於他总是要求自己要和地质学院的青年(主要是大学生)打成一片,学生放假不上课时,正是他参与到他们中间活动的好时候,因此到了假日他反而更忙,但只要活动一结束,他总是赶着回家的,那怕已是午夜。

因此,我试着用医生教我的无痛分娩控制呼吸法,果然疼痛减轻了许多,我想大概可以拖到天明吧,就自己忍着,直到我突然觉得小孩在向外冲,好象就要生出来了,这才急忙推醒他。他匆匆跑向校医院(幸好相距不远),找到值班人,借来担架,邻居闻声出来,还有两个早起作体育运动的学生也赶来帮忙,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用担架送到医院的产科病房。

由於是春节期间,产妇们都已出院回家过年,管接生的医生也回家去了,病房里空无一人,炉火也没有生,冻得我发抖。等找来医生,生着炉火,孩子也呱呱坠地了。当时推广的无痛分娩法还真灵,我并没有多大痛苦就当了妈妈。

这天原来同班的这些老同学仍如约在我家过年,他们嫌包饺子的馅不够,就把我做的菜,炖的鸡一股脑地都剁成馅,包出了怪味饺子,送来一碗让我尝鲜。听说他们还喝了酒,尽情地欢乐,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红楼梦中的元春,就是正月初一生的。世龙说正月初一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开端,是个好日子,一年之计在於春,她的名字应该有一个春字,就叫永春吧。我觉得不妥,因为她的舅舅们是永字辈的,我说:“她春节生在清华,就叫春华吧。 ”但是我的好朋友郭白蘅(她从香港回来后考入清华建筑系,他们没有提前毕业,所以还是学生)和其他不少人都不赞成用这个名字。认为太俗气了,象个丫头的名字。但我和世龙不这样看,还是用这个名字去报了户口。

妈妈是从德逑处知道我怀孕了的,她并没有恼我这麽大的事情都没有告诉她,而是比照惯例,外婆是要给外孙备置成套衣物的,她寄了些钱给广州的三外婆,让她们请人做了棉斗篷, 棉、夹、单被各两条,棉、夹、单衣裤各两套,还有两套带小帽子小鞋子的毛衣毛裤,一套浅蓝,一套粉红,织得很好看,这显然是出自妈妈的手,三外婆这些老太太是弄不出这样的东西的。我抱着这一大包及时雨,眼泪禁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世间惟有母爱才是这样无私,我欠母亲的太多了。我也曾为春华做过两件衣服,拿出来和这一比,才发觉我做的衣服是那样小,只能给洋娃娃穿了。这些衣服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即使我做的能穿,也没时间做这麽多呀。春华出生后,穿上了外婆送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真是个小天使。校医院产科的陈医生,还请清华大学校刊的记者为我们母女二人拍了照片。没几天,校刊上登出了大篇介绍无痛分娩法的文章,还有我们母女二人的大幅照片。

在校医院住了三天,和世龙约好他中午来接我出院,可是左等右等,等到傍晚还不见人影,我只好叫了辆三轮车,抱着孩子回家了。家里冷冰冰,炉子早已灭了。我又赶忙生火,满屋都是烟,正好这时建筑系的党支部书记李德耀来看我,我禁不住大哭了起来,她见此情景,赶紧找人替我请了一位大妈帮忙,说好每月工资二十八元,随我们一起吃饭,有了这大妈帮忙,我过了二十天闲适的生活。系里的同事们原来几乎没有人看出我怀了孕,这一下听说小陶生了个小小陶,都大为惊讶,胡永敬、杨秋华夫妇特意炖了鸡汤送给我。在我们这批青年教师中,春华是头一个出生的第二代,所以备受大家的喜爱,她长得白白胖胖,大腿胖成有好多个节,正象中国古建筑中台阶旁的抱鼓石。每当我把春华用小车推到建筑系所在的老清华学堂大楼门厅内,总是有那麽多阿姨叔叔来逗逗她,看看她的抱鼓石。还有郭白蘅的同班同学,因郭白蘅是我的好朋友,也特别多的来和春华亲热;郭白蘅还把她的白被单撕开给春华作尿布,那时的世龙和我,真是连旧衣服也不多呢。10.jpg

图:小华六个月,十四姨蔡本同摄

多了一个孩子,生活上增加了许多困难,但在当时我的领导人还没孩子,不能体会,对我还是和对其他人一样要求,如晚上都要去集体备课等等。而由於经济原因,我的工资只有四十元,雇一个保姆一月二十八元再加伙食,我一个月的工资就快花光了;世龙的工资多一些,一个月也只有六十多元,而且他改成拿薪金还不到一年,原来毫无积蓄,家中应用的物品,也几乎一无所有,都要靠这点钱来置办,老家弟妹上学的费用他也要负担。所以在那大妈干了二十天要请一个月假时我就辞退了她。幸好春华很乖,只要吃饱了就从来不哭。我上课时就把她锁在家里。因为我上的课是四节连上,只好在两节课间的休息时间跑回家去给她喂奶,换尿布。记得有好几次因为课间也未能休息,忘了在家等着的小宝贝,等到突然想起再跑回北院时,只见她安睡在那里但眼旁挂着泪珠,显然是哭累了后又睡着了。我赶紧把她抱起来喂奶,一边我的泪水也点点滴滴的落在她的脸上,妈妈真对不起你呀!但妈妈也是不得已呀!喂完奶换好尿布,仍然只有狠心地又把她锁在房里,我还得跑步去教室继续上课啊。平时集体备课,我就把春华放在小车上推到建筑系的门厅里,在那里有各位叔叔阿姨去逗她玩,她看见人就笑,小天使一般,受到大家的宠爱。等她睡着了,我就把她推到门厅旁的工友室去安静地睡觉,这样直到将满六个月,我因要带学生去长春汽车厂实习,才把她送进了清华大学办的托儿所全托,就是孩子日夜都由托儿所的阿姨照看,不用回家,家长可以整天去干自己的事了。但是,春华在托儿所仅住了几个月就生起病来,耳朵流脓,幸好这时我已完成实习回来,便把她接回家中。这时我们已将家搬到地质学院,是新建成的家属宿舍,有厨房厕所,房间大些还多一间小屋。

说来也巧,正是这个时候,三外婆从青岛经北京回广州,和十四姨到我们这个新家住了几天,正好帮我照看春华。十四姨还给春华拍了三张照片。只是这家属宿舍虽然有厨房,我们却没有时间做饭,是在食堂买饭吃,她们来了也未能特意的招待,好在那时地院的食堂办得不错,就每餐多买些好菜回来。

在地质学院住了没多久,因为要集体备课,而且多在晚间,我来回清华地院之间很不方便。为了保证这集体备课,党支部书记要求我还是到清华去住,但他们当时没有找到房子,於是便将吴良镛教授暂时空着的房子借给我,并答应给我分配家属住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搬回了清华。

(待续)

感谢作者亲属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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