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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德坚回忆录

第三章(二)

21.傻丫头

开学后班上来了个新同学陈撷英,她是在美国读完中学后,和弟弟一起回国升学的,她的衣着时髦,头发烫着卷发,一跳一蹦的人很开朗,没几天,班上的同学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跳蚤,她有一种能飞快地织毛衣的技能,看电影时织,看书时也照织不误,一两天就能织成一件毛衣,班上许多男同学得到实惠。原来,她在美国读书要靠自己打工挣钱,织毛衣是她挣钱的一种手段,我对她了解后有了好感。

一天晚上,在路上碰到一个男同学,说是有些事情要找我谈谈。我知道这人叫罗磷,是学校几个年纪较大的学生,他们原是地下党员,现在都在学生党支部里负责学生工作。我就跟他溜弯,他问我对班上来的新同学有什麽看法,我就把上述的看法告诉了他,他说:“你对从国外来的人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我反问他说:“我也是从外面回来的呀!”他没想到我会这样问,想了一会儿 对我说:“我们对你早已调查过了,香港有我们很多的人,你写的家庭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才同意你入团和当“党的宣传员”。你知道什麽是“党 的宣传员”吗?宣传员是党选的培养对象,你要好好锻炼自己,关键是提高阶级斗争意识,争取早日入党。如对陈撷英就要提高阶级警惕性。”

设置“党的宣传员”,是共产党在党员少的地方,让那些不是党员的人也能为他们经常作宣传工作和反映情况,给这些人一个名义,用以保持固定联系的一种办法,只实行过一段时间。听他这样说,我才知道我还已经是“党的 宣传员”,以前从来没有人通知过我,我更不知道这宣传员还是党的培养对象;那时我刚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对加入共产党的事还从未作过考虑,我认为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没想到党已经在了解我,培养我了,我听了很高兴也很惶恐,阶级斗争意识到底是什麽?怎麽才能有阶级警惕性,我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就这样隔两三天,罗磷又来找我去溜弯,总是问对陈撷英有什麽新发现,我什麽发现也说不出,他又启发我说:“她有没有收到什麽信?有没有人给她汇款?”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她父亲在上海的老朋友又给她寄钱来了。罗磷问那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叫我去想办法抄了来。我好像做贼一样,心都快蹦出来了,好在房间里没人,那信还在桌上,我就赶快抄下寄信人的姓名地址,拿去给罗磷,他大大鼓励我一番,说我的阶级警惕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就经常溜弯,还有点神秘色彩,过两三天,我好像就等着他来找我似的。我们之间谈话的内容也广泛了,谈相互的家庭,谈学校里的事,也谈些同学之间的新闻,无非是谁和谁又谈朋友了之类,我把他当成老大哥,觉得离开了家,有这老大哥的呵护真好,上课的教室挂有毛刘朱周领袖像,我还觉得罗磷和朱德一样有个塌鼻子,也很威武,所以,当有一晚罗磷说别人都在背后议论我们在谈朋友呢,我没有言语。回想起来我真是个傻丫头,当时还以为这就是恋爱了呢。因为女生少,入学不久班上的女同学差不多都已有人追求或已在谈朋友了,只有陈撷英因为来得晚,还在一群追求者中蹦蹦跳跳。过了些日子罗磷又对我说谁谁谁和谁谁谁交朋友可过瘾了,又抱又亲嘴呢。我说那有什麽好,咱们的电影上交朋友顶多手拉手,只有外国电影才又抱又亲嘴的,我可不喜欢那些。他也就再没有说什麽,我们之间只保持着两三天溜一次弯的习惯。

在热烈欢送土老五上战场时,罗磷跑来对我说领导决定让他随土老五一起去朝鲜,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两人去照相馆照个像留念,我同意了,过了两天他把照片拿了回来,我们两人之间至少隔着一尺的距离,像个老大哥领着个正在赌着气的小妹妹。他把那照片拿给别人看说是我们的订婚照。我把罗磷拉到一边问他:我们什麽时候订婚了?怎麽是订婚照?他说我们两人交朋友的关系不是已经定了吗,现在照个像就是订婚了嘛。我想他都要上前线了,让他放心地去吧,所以也就没再说什麽,可是过了两天,土老五都要出发了,罗磷又说领导临时又决定不让他去了。这时,我正在组织舞蹈队的男同学跳红军舞,是文工团来人教的,我自己也跟着学,没想到这舞的活动量太大,我的右小腿骨疼痛难忍,当时唐山市的医疗条件差,都劝我赶紧去北京医治。罗磷的哥哥罗红,在新乡地委工作,这时正巧在北京开会,罗磷替我买好去北京的火车票,要我到北京后顺便去看看他的哥哥,并说他哥哥在地委工作,没有手表很不方便,要我把我的手表给他哥哥用。我到北京后,先去前门黄金收购站把项链卖了,金链加十字架一共只卖了四十几元(可能当时是四十几万)我用这钱到协和医院骨科检查,拍了三张X光片,医生诊断为骨膜炎,要我回校后躺在床上,把脚吊高,再每天擦几次药。我又去招待所找到了罗红,将罗磷的信及手表交给他,简单谈了几句就出来了。这趟跑北京,把妈妈、二姨给我以备万一的金项链也花掉了,我想,反正我是不会回香港了,只是这事不能告诉妈妈,否则她会伤心的。回到唐山,我老老实实地吊了大约十天脚,还按时擦药水,果然好多了,我又用左脚一跳一蹦地去上课了。

一年级下学期快结束时,学校组织一年级学生到北京市防痨协会去透视肺部,我被查出患有轻度肺结核,那医生说,你要感谢我,因为你的病灶在肩锁骨后,稍不注意就会漏掉。回到学校,我搬到单独的房间去住,吃营养食堂,每天早上有牛奶鸡蛋,午晚餐菜中都有肉(在大食堂每年只有两次加餐才有肉吃),我吃得高兴极了,伙食费仍收大食堂的那样多,其馀是学校补贴的。

这年暑假,同学们都到外地去认识实习了,我们班只有我和李友三两人因患肺病没有去,正好因为抗美援朝各种活动我的功课拉下了,尤其是建筑初步许多作业都没有做,我就利用这时间每天和李友三在教室里补功课。早上罗磷在窗外敲玻璃,我穿好衣服和他一起去吃早饭,然后去教室,过了一些天,罗磷说铁道团工委调他到北京去集训,集训后要分配其他工作,我送走了他。

暑假过后不久,我们整个建筑系都搬到了北京铁道学院,据说是教授们(当时徐中教授任系主任)在北京都有事务所,每次上课再乘火车去唐山太费时间。

到北京后,我给罗磷织了一件毛背心,送到王府井铁道团工委集体宿舍,他们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他的朋友都开玩笑说罗磷的小朋友来啦。罗磷买了一管钢笔,刻上他的名字送给我,他那时有薪水发,每月送十元钱来让我交伙食费,不让我申请助学金,但是过了没多久,全国的高等学校都免费供给学生的伙食,也就没要这钱了。

22.三反运动

北京铁道学院原是一所以培养铁道部门的管理人员为主的学校,知名度没有唐山工学院高,在唐山工学院改名为唐山铁道学院后,这京、唐两院合组成北方交通大学,算是一个学校,所以我们建筑系很方便地就搬了过去。

因为原来的校舍狭小陈旧,北京铁道学院在西直门外得到一大块地皮建设新校园,和北京动物园隔河相望,我们搬去时已盖起了一批红砖楼房,但环境还很差,名为红果园,其实一株红果树也见不到,别的树木也很稀少。我因肺病的关系,和经济管理系的郑玺合住一间宿舍。我一来就去党支部转宣传员的关系,当时北京铁道学院的党员不多,只建有一个支部,因为人少,所以很快和他们就熟了。果然他们是把宣传员作为培养对象,不久就让刘文霞和彭准今作我的入党介绍人。

仅仅上了两个月的课,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简称三反运动)开始了,高等学校也不例外,不过主要在职工中进行,部分教师和学生被抽调出来组成清查贪污案件的专案组,人称“打虎队”。在教师中虽未大搞反贪污,但稍后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波及面更大,老师们几乎是人人检查,叫做“洗澡”;学生组成“搓澡队”帮助他们的老师“洗澡”,整个学校一时沸沸扬扬,搞运动压倒上课了。

开头我因为有病,没有分配我去做这些搞运动的工作,经过向党支部要求,参加了张振武的专案组,此时这个人已被隔离审查,实际上就是软禁起来了;陆乃震通知我到这个专案组工作时 对我说,让我参加三反运动,是党对我的培养,希望我能通过斗争提高阶级觉悟,争取火线入党。我想,我以前认为只有参加过解放战争、地下工作等才算是参加过革命,自己后悔都没有赶上,我一定努力干,不辜负党的培养。

但是,怎麽斗争法?我真是不知从何着手,这张振武是个中年人,老於世故,在学校庶务科工作,主要是采购和管理学校的家具和烟筒炉子这类用品,有问题就该出在这面。於是我们组织了同学去查这些东西的账,查出这些年他多次经手买了许多取暖用的铁皮烟筒,还购置过好多批家具;便又发动更多的同学去清点现有的家具和烟筒。啊!数额相差很大,烟筒只有账上的几分之一,家具也少了很多。我找张振武谈话,要他交代在购置家具烟筒上的贪污行为。张振武对我说:“小妹妹,那铁皮烟筒一般用一两年就损坏了,要是这样给我算账,我就太冤枉了。那家具也是每年都有损坏,还有家属借出去的,可复杂了,我相信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的。”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便又说:“那你自己好好想想,到底在什麽地方搞了贪污了,我们是掌握了证据之后才给你立案审查的。”他说:“什麽地方贪污了,你能提醒一下吗?我什麽也想不起来呀!”我说:“你不要摸底,反正只有交代清楚了,才能得到宽大处理。”其实我也不知道张振武究竟在什麽地方贪污了,只是听领导说有几百元的证据,所以他不能从我这摸到什麽底。张振武还可怜兮兮的对我说:“小妹妹,我两天没抽烟了,抽烟可以帮助思考问题呀。”我说:“那可以,我去给你买烟,你抽了好好交代问题。”我一蹦一跳去小卖部买香烟。

大概是替张振武买烟的事被汇报上去了,市里派来参加领导学校三反运动的陶世龙找我们组的成员去谈话,批评我不该在审问过程中去替他买香烟,他说“对待审查对象要义正词严,要让他们惧怕无产阶级专政,老老实实地检查交代。”我说我就是不会,张振武叫我小妹妹,我也不好意思说他。陶世龙也笑了,鼓励我说,不要紧,你在斗争中学本领,慢慢就会了。我看他一点也没有领导的架子,批评人也是笑眯眯的很亲切。他操一口变了调的四川话,说话时抑扬顿挫,声音十分好听,虽然挨了批评,但对这个大眼睛、高鼻梁、皮肤白晰的他印象好极了。后来别人告诉我,陶世龙是从北大的学生中抽调到团市委的干部,这次是被统一调配下来搞运动的,原来他也是一个才从学校出来不久的大学生。

张振武每天都和我磨来磨去,我们用尽办法把账已查了几遍,没有查出还有什麽漏洞,这时别的专案组都有进展,据说是开展了政策攻心的结果。只有张振武专案组还没有突破。我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政策,对张振武宣讲恐怕百多遍都有了,张振武也背得溜熟,每次对他宣讲完政策张振武就说:“我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有老婆孩子,我当然是要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但是,我想来想去,我的确没有贪污的事实,拿什麽来交代呢?”我说:“那你有没有受贿?有没有得过别人的什麽东西?”其实我也是随便一说,没想到张振武一下子就变了脸色,说:“这也算?别人送的礼也算?”我说:“反正拿了不正当的钱和物就是贪污受贿。”张振武说:“我该死,我坦白,我接受过别人送的礼,我现在坦白还算我坦白的吗?”我说:“当然算,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把所有的贪污受贿的事实都交代出来,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张振武终於写了交代材料,交代了商人送礼给他及请他吃饭等情况。我们专案组终於有了成果,不再是零蛋了。

在审查过程中,在已改成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故宫太庙里面,召开了北京市所有高等学校都参加的反贪污现场大会,会上处理了一批从宽从严的典型,在这种肃煞的气氛中,各个学校的“打虎队”分别对各自的对象展开政策攻心,大喇叭不时报道:某某人又交代了问题,某某大案有了突破……但张振武自那次写了收礼吃请的材料后,一直不肯再交代问题,在这次会上,仍不动声色,只是闭目前养神。我急了,让他唱政策歌:

贪污分子你睁开眼,
两条道路由你挑。
一条活路,一条死路;
一条光明,一条黑暗。
想想吧,你要走向那一条!

这个张振武是你叫唱我就唱,但还是没有新的问题交代出来,这次现场会我们组是无功而回。好在上面也未要求我们一定得交出什麽样的战果。后来我们这个专案组还有其他许多专案组都撤销了,留下的事情,移交给北京市高等学校为集中处理这种未了案件,临时组建的,俗称“老虎学校”的机构中去解决。这个“老虎学校”设在什刹海后海北岸一座原为大酒店的建筑物内,陶世龙也去干了大约三个多月,把铁道学院的案子都结了案。张振武最后被查清也就是收受商人礼物是属於受贿性质,但所收物品折合人民币的数额,还不到定为贪污分子的底线,因此作个检查就完事了。

(待续)

感谢作者亲属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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