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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一封信“害了”张育中

我和徐里程见过面后,就从各方面打听沈一展的情况,据徐里程的说法,沈一展应该在华东军区三野,我想在三野就有可能在上海。一次在解放后出版的《学习》杂志上,看到登载有沈一展的来信,信末地址是上海提篮桥一个接受房产的单位。我马上写了信去,告诉了他电话。沈一展接到信后就打来了电话,相约在一个晚上我去他那里看他。久别重逢,谈得欢畅,我又约他星期天一起到新华电影院看电影《人民之女》,看完电影我们同回陕西北路我的宿舍请他吃饭。这天我请工友何阿二买了一斤猪肉烧红烧肉,炒了鸡蛋。

沈一展身体在战争中搞坏了,直不起腰,背也微曲。他说战争中行军,一天要走百来里路,休息时倒地就睡,也不管地下潮湿,慢慢地受损成病,在战争环境下医疗条件也差。沈一展还是那样豪放,那么健谈。他开门见山就问我:“你是倾向民盟,还是倾向共产党?”我说,民盟也是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我们长期受韬奋先生和杜重远先生思想的熏陶,万分尊重他们,就是为了他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现在革命取得胜利,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今后就是跟共产党革命到底!

我们谈不完别后的情况,相互交流工作学习以及同学们的情况。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张育中,张育中抗战胜利后随岳父到了台湾,接收基隆煤矿,我们都为他未能目睹今天解放胜利而惋惜。当时育中在基隆煤矿担当会计主任,1948年底我还和他通信,为他买了一批瓷器,交给九江路他的朋友设法运到台湾。沈一展参加革命多年,当年沈一展去延安时育中在汉口相送,沈一展对老朋友也是很重情义念念不忘。他说写封信去,叫育中回来参加工作。考虑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政治斗争环境,我也同意沈一展的主张。当时我们二人凭着一股热情,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由沈一展执笔写了一封信。内容大意是说:上海解放了,我(沈一展)随部队进了城,今天和守礼相会,去看了电影《人民之女》,又在一起吃饭。现在解放了,我们过去所努力奋斗走向光明的道路终于实现了。我们希望你回来,参加祖国建设,我们欢迎你!信由我们二人具名,我还签了字。但是如何寄出去呢?一展说香港转,我也不知他是如何知道香港转信的地址。当天我就把这封信投了邮。

1950年初,严冬将去春节来临之前,人们都在准备送旧迎新,这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翻身年,就在一天风雨交加的傍晚,张育中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高兴简直难以用笔墨形容。我们紧紧地握着手。育中告诉我,在接到我和一展的信后,他就秘密积极地作着准备工作,虽然有亲戚劝阻,但是他下了决心要回到新中国,想尽办法买到去舟山的船票,当时定海还在国民党控制之下,没有解放。他们一家到了舟山沈家门,再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雇乘小渔船躲过国民党军舰的封锁,进了吴淞口回到上海。

当时翠华带着孩子已经搬到上海居住,育中在我家吃了饭马上要走,说他的爱人和孩子正在火车站等他。我陪着他去南市的亲戚家里,他的亲戚一家人正在吃年夜饭,育中一到大家饭也不吃了,要陪着去北站接育中的爱人和孩子以及行李。我就在大雨中回来了。

次日育中来说,昨日在雨中大家七手八脚帮忙,丢失了一只箱子。我替他着急可惜,但育中激动地说:已经脱离虎口,回到祖国已是大幸,一只箱子身外之物,损失有限。他满腔喜悦和热情,丝毫不在乎一只箱子的损失。张育中准备先回无锡老家,安顿好家属后再到南京找沈一展,此时一展已经回到南京,在三野总后勤部工作。

万万没想到的是育中和爱人满怀希望冒着危险回到大陆,想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不惜抛弃了优厚的生活条件,却在找工作时处处碰壁,遭到冷遇、白眼,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是台湾回来的!育中有力无处使,有技术无法为人民服务,在以后的岁月中,在大陆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当做重点整治对象,竟在无锡农村消磨时光。育中带着爱人和孩子在乡间几年时间吃光了自己的积蓄,直到石油工业部招考工作人员,夫妻俩才被录用,育中被派到青海柴达木盆地荒野勘探石油,而他的爱人被分配在陕北。有一年育中回沪我们相见,说起草原为家,黄羊为邻的生活,育中依然乐观,说是把青春献给荒原,把爱情献给黄羊。荒原茫茫,黄羊成群,吃的靠罐头,气候干燥,开启的罐头马上就干了。但是不久他的爱人因为怀孕先被辞退,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因为是从台湾来的,育中竟也遭辞退,返乡参加农业生产,养猪劳动。政治上的歧视,生活上的艰辛,他的5个子女食不果腹,育中的老母亲活活饿死。

由于我们的一封信,育中一家受了三十多年的痛苦,为党为祖国的一片忠诚和满腔热情,遭到莫须有的迫害和精神折磨,长期抬不起头来。一展和我也为此受到组织的审查,尤其是沈一展,长期受到无休止的审查,几乎每次运动都成了一展交待的问题之一。真是满腹悲愤冤屈难诉,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2年9月,张育中的问题才得到彻底平反,青海石油管理局恢复了育中的原来薪给,作退休处理。

1983年4月,沈一展和我分别从南京上海去无锡埝桥横泾,看望了育中一家。

安家上海

上海解放后,我时刻关心着家乡余姚的解放进程,惦记着翠华和孩子们的安危。国民党政府行将灭亡之际,国民党军队正在进行着最后的疯狂,就在我余姚家的北面祠堂,关着许多抓来的共产党人,还把肖东女烈士的头颅挂在余姚城南门。但是这一切已经阻挡不住历史的前进。1949年5月底,在四明山游击队的配合下,余姚县城解放,四明山三五支队的司令朱之光骑着高头白马进城。翠华也给我来了信,说是一家大小平安,才使我放心。

1949年深秋,翠华带着我第4个孩子小牛到上海来了,是到北苏州河路乍浦路桥亚东银行仓库找到我的。于是我们先到塘沽路四川路口万象照相馆给小牛照了一张相,我就安排翠华在陕西北路银行宿舍里住。到了宿舍就住在我们现在的房间,本来有两三个同事住在一起,他们看到我家属来了,就让到亭子间里去住了。那时二楼戎叶侯先生的子女先后参军,让出了一间朝南的大房间,由周国文、周树萱住着。

小牛那时还只有9个月,还不会走路,但是会坐会爬。一天翠华离开房间,就让他一个人坐在床上,等到翠华回到房间,一看床上没人就着了慌,急忙找人,这孩子却坐在床底下玩,一点也没听到他从床上滚下的哭声。大概长得胖,衣服又穿得多,不觉疼痛。翠华住了一个星期,余姚家里还有3个孩子加上妹妹桂芳(妹妹也是个孩子,只大兔兔3岁),实在放心不下,就急急地回去了。

自从我母亲去世后,翠华带着几个孩子在余姚住,我总是放心不下,一直想着把余姚的家搬到上海来。但是上海的房子难租,顶房子要讲“条子”的。1948年下半年,盛和锡箔庄关门了,章文炳失了业,准备自己开一家小店解决生活问题。当时张慕良提议,要我和文炳参加,在徐家汇天钥桥路王家塘租地造房,准备一共造5间,文炳与我各一间,慕良的亲戚一间、慕良两间。房子前后都有空地,前面用篱笆围牢做天井,后面搭建厨房。房屋是单墙,结构推扳,但样子还不错。本来和建造商协议根据工程进度分期付款,房子造好钞票付清。不料金圆券贬值物价飞涨,分期付款营造商买不到材料,于是建造工期一拖再拖,也拖了我们的付款期限。张慕良兄费了许多时间和精神去打交道。等到房子完工,文炳先搬进去开了一家小店,那时王家塘很冷落,生意不好。慕良在两间房内办了一个家庭纺织工场,我的一间空在那里,如果要住还要花钱加工整修过。

这时候已经解放,山西裕华银行正在清理阶段,行里的同事都要重新分配工作,有的分到外地,有到苏南的,有到苏北的;也有的自愿离职自谋出路。因此陕西北路的银行宿舍有了空余房间,我和翠华商量,决定把余姚的家搬出来,在上海安家。就在1949年冬天12月底,翠华安排好余姚城里的家,带着5个孩子(兔兔、蛟蛟、小园、小牛、桂芳)还加上一个邻居吕师母,因为吕师母从来没有出过门的,还要翠华照顾她,另外还带了10件行李。从余姚到上海,一路上先坐汽车到杭州,到了杭州下汽车又坐火车,孩子行李都由翠华一个人一股劲弄到上海。这天夜里我和同乡吕先生到火车站接人,晚上十点多火车到上海,我看到这许多行李和5个孩子,也有点惊呆了。

那时候年轻,什么都不怕,翠华更是,我们一起经过万里长途跋涉18天的锻炼,从江西途经湖南、广西、贵州到重庆;抗战胜利,翠华又单枪匹马带着3个孩子还有行李,从重庆经南京、上海回到老家余姚。真不知道什么叫困难,什么叫苦!现在我们都老了,已是花甲古稀之年,已不中用了,走一步路都怕摔跤。想起往事,真不堪回首!

在火车站忙了一阵,叫了4辆黄包车到陕西北路已经半夜12点了。我已买好煤球和炉子,要用的东西又陆续添置起来,我们这个上海的家又开张起来了。

我和翠华天涯海角漂流惯了,到处为家,家用的物品买一次丢一次。从余姚结婚起办了的新家具,我们一走就把它丢了;余姚沦陷,刚典进来的一座房子连同家具都被日本人一把火烧了;在江西泰和由租房到自己盖了两间房添了一点东西,结果调重庆,又丢给了别人,收回无几;在重庆几年,虽没有多添置东西,离开时东西也是越少越好,不免又丢掉一些;抗战胜利回到余姚,为了一个固定的家在余姚买了房子,买了家具,翠华也一心想把这个家当好,让母亲过一个愉快的晚年,不料母亲过早离去,翠华一人带着许多孩子生活诸多不便,于是又决定把这个家搬到上海来。余姚的这个家已经由翠华二三年的苦苦经营,初步像个样子,又把它丢了。余姚的房子托亲戚照看,结果家里的东西慢慢地被一点一点搬光。从个人来说,损失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翠华付出的辛劳也比我大多了。

但是物质的损失换来了5个孩子的成长,其中3个已经大学毕业,学习最好的蛟蛟虽历磨难,也终从清华大学建筑系研究生毕业。

最后在上海陕西北路一住,转瞬间就过去了三十多年。

一生爱书

回顾我走过的路,我的一个所好就是买书藏书、订阅各种杂志。我文化低,读书不多,粗识几个字就出来做学徒,在学徒期间偷看了一些书报杂志,懂得了一些事情,明白了一点道理,越是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就越想多知道一些,由此感到失学的痛苦,而求知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不能满足自己,因此借书看书成了我唯一的嗜好。但是又是杂乱无章拿来就看,没有系统学到一门知识。

1934年我离开上海时,把大量的书报杂志寄到家里去,其中有从第五卷至第八卷成套的《生活》周刊和第一二卷《新生》周刊,有开明书店发行的《中学生》,有中山文化馆的《时事类编》(因为有一个时期我欢喜有关苏联的文章,虽然内容可能并不精彩),还有我学徒时期3年的日记,一部我每晚抄写的《古文观止》。放在张慕良兄处有1933年—1934年我每月装订成册的《申报·自由谈》,还有新闻报的《本埠副刊》剪贴小品文6大本,以及其他剪报日记之类。我在南昌江西裕民银行训练班8个月,后分配到遂川工作, 我把银行训练班的讲义如《银行学》《金融市场》《仓库学》以及上海带来的书刊寄放在银行王阳明路宿舍三层阁上项斯处。在我离开泰和去重庆时,又把那几年来积下来书刊寄放在同事刘鸿先家中,计有《文学》三卷,从创刊号起;《读书生活》二卷,从创刊号起;《世界知识》全部;此外还有鲁迅、茅盾、巴金、曹禺的杂文、小说、戏剧、散文等书籍;另外还有《抵抗》《全民抗战》《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救亡日报》等不方便随身携带的进步报刊。

可惜放在张慕良处的书报资料毁于八·一三沪战,寄放在南昌银行宿舍里的又因项斯工作调动而不知去向,寄放于刘鸿先处的也不知下落,至于保存在家的部分书报刊物也大部被日本侵略军烧毁,部分幸存留下的书刊也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全部送到废品回收站,化为纸浆。

呜呼!所有的书籍杂志和我在各处的家的命运一样,同归于尽!但是,这些书报杂志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随着我的人生积累沉淀,已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陪伴着我走过漫长旅途;这些书刊、剪报、日记、摘抄、记录,里面有我的血和泪,有我的犹豫彷徨煎熬挣扎,有我的思想和领悟,是我人生成长的见证!特再志之以为凭吊。

上海解放后,上海和全国人民一样浸润在一片欢腾的海洋之中,在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时,有几百万上海市民走上街头,欢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广大市民箪食壶浆载歌载舞欢迎自己的人民军队。我和大家一样,激动得流着喜悦的热泪,看着一队队解放军战士走过去,他们雄纠纠气昂昂,配上了美式装备,我看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武器装备,有水陆两栖坦克、汽车拖着的榴弹炮,这些都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给我们人民解放军的。

继之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家等待着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这一天上海天气特别好,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凌晨4点钟就起来了,从陕西北路宿舍走到亚东银行仓库,再到外滩去集合。我们的游行队伍从四马路(福州路)进入会场,在外滩足足等了四五个钟头。游行队伍中有许多老区来的工作人员,他们随着部队进城,很多是女同志,她们比我们早解放了几天,是供给制待遇,所以那时大家都有一句口头禅“老区多的”。她们多数是苏北人或是山东人,都会扭秧歌。队伍休息的时候,大家鼓掌要她们扭秧歌,她们穿着彩衣,腰上束着绸带,一扭一扭舞起来。上海人没有见过看得特别新鲜,要她们一次一次扭。大家不断地鼓掌喝彩,热闹极了。下午3点,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开始了,我们都站着听广播,礼炮轰鸣,乐队奏起代国歌,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主席的伟大声音响彻祖国的上空。上海人民广场主席台也发出开始游行庆祝的命令,担任宣传鼓动的同志不停地在队伍中鼓动唱歌呼口号,此起彼落,大家精神振奋,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扬眉吐气开心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获得的。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派,进了不屈不挠的前赴后继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我的回忆录第一阶段到此为止,正是:

人生倏忽古稀年,焉能虚度如云烟,
鸟过留声人留迹,无才顽石思补天!
往昔少壮任飘零,如今白发憩沪滨,
幸得余年身尚健,学效时尚诉生平。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十二日上午九时

第三稿誊写完成

胡守礼

(文中注释由整理者添加)

附录:

解放后的日日夜夜(提纲)

在军管会工作到春节,1950年初,把我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会计处去工作了。徐里程同志是华东区行会计处处长。

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在华北成立,统一全国货币发行,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解放后,在上海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把原山东渤海银行、苏北华中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到全国解放时,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管辖山东省分行、苏北分行、苏南分行、皖南分行、皖北分行、浙江省分行、福建省分行、上海市分行,一共管辖8家省市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直辖东北区行、西北区行、华北区行、华东区行、中南区行、西南区行。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5月30日发行人民币,人民币1元兑换金圆券10万元。

当时美钞牌价,1︰1 800元

银元  1﹕1 200元

二·六轰炸, 敌人封锁,商人囤积,物价上涨,造成了上海的暂时困难。人心浮动,谣言四起,解放区物资源源运到上海。

为了抑制物价,上海发行折实公债,华东区行会计处成立公债科,我调到公债科工作。1950年4月,又调到会计处金库科工作。

政务院为了迅速争取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国家银行应增设分支机关,代理国库。外汇牌价调度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私营企业的现金一律存入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私人放款,不得存入私人行庄。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金融会议,实行现金管理代理财政金库,组织现金归行,推行转账结算。陈云同志把银行工作归纳为“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三句话。

离开金库科,又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贷管处预算出纳科、贷管处工矿科预算出纳组工作。

1955年1月调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库科,办事员

1956年8月任金库科副科长

1958年2月下放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徐汇区办事处,任会计科副科长、科长

1953年5月,北京中央财金学院“国家预算出纳专业”学习

195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干部学校“会计专业”学习

198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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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参加全国金融战线群英会(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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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上海人民广场(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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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在上海长风公园(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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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兄妹合影(大妹自幼嫁往慈溪周巷,失散多年后,于解放后恢复联系,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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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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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文革中崇明农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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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金婚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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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最后一次回故乡(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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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在浒山阿伯家阳台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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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西康公园(19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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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佘山脚下的家园
 
(续完)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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