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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我进了山西裕华银行

1947年2月,杨子厚先生通知我到四川中路汉口路的山西裕华银行去报到,找经理武渭清。山西裕华银行经理武渭清我在重庆时就认识,我去看他时,他很客气,把我介绍给了会计主任黄元盛、副主任杨凝云,要他们安排我的工作。我很庆幸,总算顺利解决了工作的问题。

山西裕华银行是孔祥熙私人开设的银行,资本多少说不清楚,可大可小,在北方帮中很有信誉,一些高级职员也多是山西人。经理武渭清是河北人,做过省税务局长,跟孔有年。山西裕华银行内外都由武渭清一人主管,实际上等于一家店,老板独资经营不过聘用了一个经理而已。抗战胜利,山西裕华银行总行迁来上海之后,上海业务大发展,行里进来不少江浙人,我也算其中之一,和我一同进行的还有一位慈溪周巷人周树萱,后来又由同事成为亲戚,这是后话了。

裕华银行业务发展很快,分支机构也多,依照财政部的开办银行要按照“银行法”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要求,要建立董事会。于是由杨子厚任董事会总稽核,戎叶侯①任董事会总秘书,这样一来,名义上三个人有职责分工,形式上有董事会、总行,实际上还是武渭清抓权。   

我在行里的工作是柜面收受客户票据,都是往来户解进来的各式各样的支票、本票,在票据背后注明解进单位的账号、户名,万一退票,就能转付解进单位的账户。银行每天上午9点开门到10点就忙了起来,数量集中,时间集中,柜面解票子的客户拥挤不堪。柜面有四个口子收票,我正好首当其冲在门口的头一只位子。上午两个多钟头工作十分紧张,收票的时候要看清支票金额与解款单金额,两者必须相符,然后才能盖给回单。工作虽然单纯,但数目必须准确,不能搞错。收来之后还要经过复核,一对二,二人收盖公章,一人复核盖私章。这样收到12点钟做交换了,把上海近200家银行钱庄银号按照交换号码整理,抄票据清单,收进票据总金额与解款单总金额轧平,就在下午2点后出场香港路票据交换所交换。下午1点上班,这段时间也是少有空闲,这时候只收本行转账的支票了,但是记账的人要忙起来了,他们要在交换票还没有提回来之前,把上午的解款单全部入账,记入往来账户。下午4点以后银行打烊,大家就等着从票据交换所提回的本行的票据。上午记账的大多数是领现解款,一个人记四五本往来账簿,等到交换票提回来,就把所有的往来账簿分散,每人一本,将当天解进他行的票据作核实头寸,可以抵用,有的户头还可以透支。有的透支超过额度,就要和跑街的外勤联系,跑街的说“付”就“付”,说“退”就“退”,金额大的或者就放一放,由跑街先生打电话联系之后解决,这时候跑街先生的权力就很大。当会计们忙着记账轧账的时候,营业间里的跑街也是最忙的时候,跑街先生的房间里有副理、襄理,六七只电话不停,忙着拉头寸拆头寸,比现在银行的信贷员工作紧张多了。

根据交换提回的票据,将每本账簿账号清分,交给会计记账,我也分到一本。第一次做这种抢时间的记账工作我很不习惯,常常弄得汗流浃背,账轧来轧去轧不平,有好几次遇到这种尴尬局面,结果别人帮忙来轧平。后来慢慢适应起来,知道其中的原因,原来记账的人时间紧迫。有时阿拉伯数字记得不清,或者花哨,也有根本是记错的。有的记账员记的时候偷懒不结余额或者把解款单压着不记,这样就增加了分本记账人员的工作,发生差错查起来也费时费力,拖延了工作时间。当时在会计方面没有相应的制度,做法也不统一,因此记账差错不少,顺利时很少,所以每晚工作完毕顺利的也要到六七点,最迟要到八九点钟。说是银行下午4点打烊,可是回到宿舍老是弄得很晚。现在银行的企业部也有这个问题,因此企业柜的同志要叫着说储蓄柜的同志适意②。

山西裕华银行所有的往来户大部分都是北方在上海的坐庄,当然也有其他省区的。这些账户都是熟人或跑街的介绍来的,在柜面不接受开户。对往来户支票取现时,很注意手续,要认真核对印鉴,所以在柜面专门有两个人接收现金支票付款,由一人收受支票发给铜牌,发铜牌的人还要在票据上盖章,以示票据符合要求内容完整,然后交给另一人核对印鉴,都要折角,非常慎重。而交换来的支票有路可寻,抓得牢辫子,所以就马虎一点了。

银行内有几个人专门记转账日记账,还有几个人专门根据隔日传票抄对账单,根据收付凭证抄结余额,与往来簿核对。我觉得这办法很好,手续严密,如有作弊即可发现。银行内还有一个汇兑部分,做汇进汇出,也做期票卖汇,电报信件不多。

整个山西裕华银行全行六七十人,每天像打仗一样,忙着几千个往来户,存入放出就是赚利息,瓜分剩余价值。

① 戎叶侯,1902.10—1967.12,山西平定人,1923年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中共,1925年任燕大中共第一任支部书记,1926年兼任中共北京西郊部委书记,1927年调中共山西省委工作,任省委宣传部长。1928年后脱离中共。曾任孔祥熙秘书、中央银行人事处长等职,1949年婉拒孔祥熙出国之邀,留沪作寓公,1967年12月在上海去世。

② 形容词,方言舒服,舒适。

山西裕华银行的福利

山西裕华银行员工的工资待遇生活福利,在私营行庄中算是不错的。在旧社会,海关、邮局是洋人管理的,薪给优厚,有各种奖金津贴,被目为金饭碗,而在铁路、银行找到一份工作就算找到了一个铁饭碗了。 我从考进银行之后,安分守己,没有犯过大错,不但可以做下去,而且有按年资加薪升级的希望,虽然待遇不算很优厚,但是比起店员伙计真算是捧着铁饭碗了。

我在重庆时底薪已从在江西开始时的18元,加到120元了,但是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银行,我反而下降了。从职位来说我做过会计主任,在重庆虽只是主管会计员,但拿着一般地方行会计主任的工资,进了山西裕华银行我的职务是个记账员,工资定为92元,比在重庆还少了28元。就是说我每月工资等于打了一个77折。旧社会找工作讲背景讲资历,我没有背景,资历只能适当参考而已。

那时的待遇计算公式是:工资×生活指数+米贴=薪给总额,以我进山西裕华银行时的生活指数为4200倍,当时生活指数根据上一个月份物价每月公布,但是物价天天在波动上涨,我们拿到的工资是上个月物价水平的钞票,所以每个月要吃亏的。米贴是每月一担六斗(150斤一担),按当时米价计算。那时我的工资约折合黄金一两,年终每人另有3个月的年终奖金。1947年就是这样的水平,1948年基本上没有变化。所以说在山西裕华银行的工资待遇在私营行庄中还算不错的。

但是生了病看医生得自己掏医药费,请假满一个月就没有工资了。所以在旧社会生病看病成为一种奢侈,好的医生开个盲肠都要条子,没有条子休想进医院。我当时的工资,供乡下5口之家勉可应付,如果一旦家人生病那就束手无策了。另外也不好随便请假,所以我每次回家都是匆匆几天即回上海。

山西裕华银行职员的住宿膳食都是由行方供给的,早餐有馒头稀饭,四只粥菜,中午晚饭都是六菜一汤,冷天是一只大火锅,米饭之外还有馒头面点或烙饼,盖裕华银行多北方人也。像这样的伙食标准,以现在的水平起码一元五角到二元一天。过年过节还要加菜,因为高级职员都在行里吃放,所以伙食搞得好。

西摩路581号银行宿舍

山西裕华银行的员工宿舍有两处,每天上班下班由银行汽车接送,早晨8时半从茂名南路树德坊开出,到西摩路(陕西北路)581号宿舍,再开到汉口路四川路银行里;夜里下班由银行开出,先到西摩路581号,再到茂名南路树德坊宿舍。同事们除了有家的之外其余都住在这两处集体宿舍,对高级职员,行方供给家属宿舍。

我进行时住在茂名南路宿舍3楼,后来这里改成家属宿舍,我们单身的就住到西摩路581号宿舍去了。

西摩路581号在西摩路新闸路的转弯角上,是属于“西新别墅”(即新闸路1292号—1304号,现在的陕西北路581号,587弄—607弄,由苏州颜料商人贝某所建)的一幢三层楼房,解放后加盖了一层,变成四层楼。在581号的二层和三层分别住着两家,二层朝南的两间是戎叶侯秘书一家,三楼另一家黄吟舟(夫人马碧篁是个画家)也是秘书,都是孔祥熙的人。剩下的房子底层两大间,二层三层各一大间和两个亭子间住着行里的30条好汉,没有一个女的。我和周树萱住在二楼朝东的一大间,我们一屋4个人,站在阳台上一眼望去,可以看到东面的江宁路新闸路。581号大门口的小间住着门卫老何(何阿二,江苏南通人)和洗衣服的几个女工。洗衣服的女工每天要洗六七十人的衣服,洗好烫好,送给每一个人。581号底层朝北弄堂的大厨房间里装有锅炉,有工友烧热水,每个房间的窗台下也都装有热水汀①,冬天供应暖气,条件很好。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和大浴缸,洗澡有热水,不过人多,等起来也伤脑筋。

星期天休息,住在集体宿舍的单身汉要吃饭就得到四川路行里去,因为路远,一般都不去吃,大家看朋友走亲戚就在外面吃饭了。我每次到徐家汇章文炳店里或者去张慕良家吃饭,此外也去虹口新建路成铨哥那里,其他地方很少走。许多同事有过夜生活的习惯,晚上要很晏回来,往往到十一二点钟,早晨要睡到八点多起来,上班接送的交通车老是在楼下大门口揿喇叭等着。我不习惯夜生活,晚上九十点就要睡了,早晨也很早起来。

 ① 热水汀,英语steam,暖气。

经济崩溃乱象

日本投降后,据说上海的物价和重庆物价相差倍数,即伪储备票和法币的购买力照市场的自然比率大体为25﹕1,即伪储备票25元合法币1元。国民党政府接收后,规定200﹕1。当时汪精卫的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储备票是有黄金储备57.7万两(估计储备票为1000亿),国民党政府以法币1元收回储备票200元,只要十几万两黄金即可收回汪伪发行的储备票了,无形中赚了黄金40万两。这对沦陷区的老百姓来说是进一步加重压榨。由于国民党政府有意压低收兑储备票,于是市场上竞相抛出储备票抢购物资,物价也随之空前高涨,政府又趁机大量发行法币,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速度。沦陷区的人民在受尽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之后,又受到国民党政府再一次搜刮。

日本投降时蒋介石政府手中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600万两,加上接收敌伪资产10亿美元,共计有23亿美元,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很快就被日益扩大的内战消耗光了,由于军费开资急剧增加,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唯一弥补的办法就是滥发纸币,加速钞票的印刷速度。到1948年8月止,法币发行由1945年的1万亿,增加到了33.2万亿,增加了33.2倍。1946年上海物价上涨7.7倍,1947年上涨14.7倍,1948年1月到8月又上涨了五六倍,货币贬值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货币膨胀的速度。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已经丧失了作为货币的基本功能,人民对其也丧失了信任,市场上交易多以美钞计算,就是付房租、交学费也多以实物或银元结算。在市民的眼里,法币成了废纸,法币一到手就要千方百计换成美钞、银元或其他实物。中央银行早晨发行的钞票,在市场上兜了一圈之后,成捆的崭新钞票又回到了中央银行。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1比300万元的比率收回法币。于是我们银行账面上的天文数字突然缩到四五位数,1亿存款只有30元纸币了,记账、制表、计算都大大减轻了工作量,我每天打算盘就减少了多多少少手指的拨动。在发行金圆券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宣布强行限制物价,冻结工资,把黄金收归国有。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特派员,这股龙卷风席卷整个上海。在将黄金收归国有后,又勒令私营行庄的黄金限期交售给中央银行,私人手中的黄金也要兑换成金圆券。按规定,法币300万元合金圆券1元,金圆券200元合黄金1两,这样换算下来,等于法币6亿元合黄金1两。当时金圆券和美元的比价是4﹕1,也就是50美元合黄金1两。

当时上海的报纸大肆宣传蒋经国如何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打老虎,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囤货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狱。但大家都知道,上海市场上投机倒把的就是四大家族,扬子公司是孔令侃的,嘉陵公司是孔令仪的,孚中公司是宋子文的。

在这股国民党政府经济管制的风潮中,山西裕华银行也生怕孔祥熙成为众矢之的,急急忙忙带头将保险柜里的黄金上交给了中央银行,把黄金变成了纸币。山西裕华银行上交多少黄金不得而知,如果是1000两就换成了20万元金圆券,当时上海大大小小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几百家,若是一家1000两就有几十万两,还有银楼、大小公司、工厂商店,这简直就是一场明目张胆的抢劫和掠夺。而山西裕华银行交售的黄金对四大家族来说,只是左边口袋的钱放到右边口袋里,还是自己的。

在金圆券发行之日,上海市场还同时“限价”,鉴于储备券、法币兑换的教训,老百姓也难以相信金圆券有什么含金量,所以只要手里有金圆券就去抢购物资,什么东西都要,到最后商店都空空的了,连摆地摊的也少了。大家说笑话连棺材都被抢购一空了。“限价”把东西都限得没有了!11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取消了暴力限价政策,于是物价反弹狂涨,上海连日发生大规模的抢米风潮,社会动荡,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我们银行职员的待遇虽是优于一般的职工,但也到捉襟见肘的穷困程度,当时上海也有好多银行罢工,我们看在眼里,想到自己,也想着有一天给点颜色让当权者看看。

金圆券迅速贬值,因为压不住金价和物价,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开始抛售黄金。消息传出后外滩几条马路上人山人海,老百姓通宵排队争购黄金。当局一方面叫群众排队,一方面又叫警察局马队冲击排队人群,马路上“飞行堡垒”也是呜呜乱叫,以扰乱治安罪随便捉人。实际上到底售出多少黄金没有人知道。一次行里同事王益农在汉口路中国银行排队购买黄金,已经拿到了号牌,队伍又被冲散了,中国银行不承认了,王益农到滇池路中国银行去找了熟人也没有用。当时银行、钱庄、银楼、信托公司也可以向中央银行申请购买黄金,当日开出支票,次日向中央银行领取。但是解放后我们在接管工作中清理银行账户时发现,这是一笔糊涂账。

“限价”垮台之后,米价从原来限制在20.90元一石,突然涨到金圆券2000元,涨了近100倍,其他物资跟着上涨了100倍到150倍。银元、大头、美钞、黄金又可以买卖了,我们银行门口(四川路汉口路)人头攒动又热闹起来。在黄金物价日夜高涨之时,我们的工资收入还是当月按照上个月的生活指数结算,除了高级职员和一些掌握实权者另有办法之外,我们一般小职员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大家也互相议论商量,想以罢工的办法给当权者提出警告,但是又怕人少不济事。

有一次我们住在陕西北路宿舍的同事们大家互相商量罢工的事,但又怕被经理捉牢辫子,商量下来大家决定集体“请病假”,他就没有办法惩罚我们。宿舍里还有几个山西籍的同事也积极支持,说好不去上班。不料到了次日竟然食言,不但去上班了,还向武渭清报告了我们的活动。结果经理逐一找介绍人谈话,弄得我们提心吊胆,不但没有效果,还给经理抓住了把柄。

为了保持币值,同事们往往拿到钞票就去买进银元或是美钞。在我们银行门口马路上都是黄牛,手里拿着十几块大头小头做着生意。也有同事把钞票放拆息,借此保持币值,使收入不贬值。每天吃过午饭,大家都出了银行大门,到马路上转来转去了解行情。有一个时期,“盛和锡箔庄”的宝康每天到汉口路的同业公会去,他告诉我说,公会里有许多人没有户头,头寸放不出去,烂煞。我说你拿过来,多少我都要。因此他在公会落市后把人家的头寸收来交给我,我就给他开出一张支票,加上一天利息,把他收来的头寸放出去,每天赚利息差额“捞外快”。

那时候大家在银行里工作也已经没有心思了,人心涣散,一天到晚转念头动脑筋,如何孜孜于蝇头微利。这是一个王朝覆灭的象征,财政金融经济总奔溃的信号!

山西裕华银行的末路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我们早已习惯了看报纸新闻的方法,国民党军队打了败仗,报纸上总是“战略撤退”或“转移阵地”。1948年上海各界民众发起“发迫害、反饥饿、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爱国运动,游行队伍一批批冲向外滩美国领事馆和美国新闻处,在外滩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大楼都被示威人群用柏油刷上“打倒官僚资本”打倒豪门资本“的标语。

1949年1月华北全境解放,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国民党政府从军事上的总崩溃到经济上的总崩溃,看来到政治上的总崩溃也不会远了。山西裕华银行总经理武渭清率领几个副经理、襄理分赴福州、厦门、广州以及台湾等地考察,筹划撤退打算,准备在那里开设分行作为退路。1949年3月,经理武渭清从厦门考察回来,即向全体职工宣布:山西裕华银行在“币制改革”中,根据政府限令,已将银行所有黄金售给中央银行,所得金圆券除一部分作费用开支外,其余之款因金圆券贬值而化为乌有,因此银行难以为继。随着老本吃光,工资也难以发放。武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宣布停业,解散职工,每人发3个月工资作遣散费;其二,如果大家不同意,那就维持到剩余款项吃完为止,但从现在起,每人每月只发一半工资。

武渭清的意见当然和那些高级职员商量过,他们知道老板不会丢弃他们,甚至已为他们做好了安排,遣散的办法对他们没有影响,只是针对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进入银行的一批江浙籍的员工,解决了他们,剩下的人员就好办。当时和经理襄理有关系的职员都不表示意见,只有我们这批在上海进入银行的同事们坚决反对,大家反对遣散,要吃苦大家一起吃苦。武渭清召集了几次会议讲话,但是大家坚持,没有一个人要走。

后来在高级职员中也出现不同意见,并透露出孔祥熙从美国汇来1万英镑的事实。原来裕华银行因为售出黄金而金圆券贬值,确实遇到困难,于是武渭清打电报给孔老板,孔老板从中国银行汇来了1万英镑,作为裕华银行的维持费用。当时1英镑合美金4元。武渭清收到这1万英镑后也没有与董事会总稽核杨子厚、总秘书戎叶侯商量,自作主张把1万英镑换成美钞,除留小部分作为上海行日常开支,其余大部美钞由几个亲信副理襄理带到福州厦门台湾去了。同事们得知此事后群情大哗,大家纷纷指责武渭清,要他公布孔祥熙汇款事实的经过始末。在群众的压力下,武不得不把孔祥熙汇来1万英镑的电报信件公诸于众,承认已将大部分英镑外汇转移至福州、厦门。上海所存美钞只够维持全行职工半年薪给,因此想出办法,每人发3个月遣散费,遣散大部分职工,其余人员撤退至厦门台湾。而孔祥熙在电报上说明1万英镑是作为银行开支、维持的费用。大家听后更是气愤,除了表示不愿遣散,还提出要求,调回被武带走的外汇,共同维持山西裕华银行的残局。群众的意见得到董事会总秘书戎叶侯的支持。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上海解放在即。武渭清从厦门回来原计划是处理完上海事务后就走,没想到由于大家要他把外汇追回才能走,追回之前不同意他离开上海,最后虽然带走的大部分外汇没有追回,但武渭清终究被困在上海,做了人民的俘虏。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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