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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哭父亲惨遭寇害 

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黑夜终于破晓,我的一些朋友和行里的同事都陆续走了,离开了重庆,我的心里不免充满焦虑。

我本长江头,今住长江尾,天边故乡远,空望孤云高。
恋亲双别离,手足各东西,若问团叙日,驱逐倭寇时!

现在狼烟已尽,眼望许多有办法的人纷纷东下京沪,另就新职,我既无背景又无特技,不知哪一天能离开重庆。离家8年,家乡遭受敌寇蹂躏,亲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身在异乡常怀悬念。在外千般好总不如故乡亲,渴望回乡的思绪困扰着我的梦境,浓郁的乡思萦绕着我,多么希望回家看一看父母弟妹,看一看亲戚好友。但路途遥远,全家大小5口,谈何容易。回家的盘缠费用,回家后的工作着落,今后又怎么办,这些问题经常在我思想上苦恼着。

1946年初,我怀着期待的心情相继发出了去上海和余姚老家的信,想探明家乡和朋友的情况。但是我不知上海的朋友张慕良、章文炳在哪里,更不知家乡父母的地址变迁。于是我一封信寄到曹家渡“秦协源肉店”请他们查转张慕良处,因为张和“秦协源”是老关系,他们一定能找到张慕良;一封信发曹家渡“增裕新”查转章文炳,若章不在“增裕新”,店里也一定知道章的去处。很高兴两封信寄出之后都得到了回音,更高兴的是,张慕良、章文炳都住在上海徐家汇华山路,是隔壁邻居。

余姚方面我写了好几封信,一封给翠华父亲,知道了家中的情况,同时找到了翠华的姐夫张成铨在上海新建路的地址。另两封一封给施家漕头舅父家里,一封给梅山殿的胡益平。我不直接写给父母是因为不知道家里到底是住在汤家闸还是住在祠堂里,我离开家时是住在汤家闸,但祠堂里也住着,没有完全搬出来。回信来了,一封是胡益平写来的,一封是舅父写来的,胡益平的信详细写到了父亲被日本鬼子打死的经过,舅父的来信也证实了我父亲已经遇害!

1945年8月14日,日军投降后,到9月中旬还驻扎在余姚,还经常从据点派出小股鬼子到乡村骚扰。大约在9月19日的早晨,我父亲出门,有鬼子3人在河对岸喊着要过河,叫人铺跳板,这时有几个米贩子也在河对岸喊着父亲的名字,我父亲没有理睬他们就进屋来了。鬼子就叫了一个米贩泅水过河,铺上跳板给鬼子过来了。原来河西是有桥的,日本鬼子来了后,人们把桥拆了,改铺跳板,白天铺上夜里就拆了。鬼子过河后找到我父亲就打,打得父亲口吐鲜血遍体鳞伤,看到我父亲没气了,鬼子就跑了。胡益平先生闻讯赶到祠堂,我父亲已经遇害。

接到父亲遇害的来信,我哀痛万分,翠华也哭了起来,孩子见到妈妈爸爸伤心落泪,也都哭了起来。那时小园正满周岁,开始有点懂事,她看到姐姐哥哥都在哭,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曾和翠华商量过,等日本鬼子投降在余姚弄点小房子,使双亲在和平环境下欢度晚年。不想8年苦出头,回家指日可待,天伦之乐有望,不料却遭此横祸。我写信给胡益平,希望能帮助向乡公所申请代查驻当地日军番号,以及这天日军出勤人员的姓名,以便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诉。因为8月14号日军已经投降,结束了两国的战争状态,父亲之死纯属被行凶谋害,应负法律上的刑事杀人罪。但去信后也杳无音信。

是时我在泰和结识的浙江大学教授陈训慈先生(陈布雷的胞弟)正在重庆,我特往访求援,但毕竟一介书生,他也只作口头同情,不得结果。不久沈鸿烈①发表为浙江省主席,我重庆同事王德懋的朋友和沈鸿烈关系密切,被派往宁波行政专员公署任专员,专员公署即驻余姚办公,我又想通过他解决父亲冤死问题。不料当时的各级政府官员正忙于“劫收”,而宁波公署驻余姚办公,也正是为了对付四明山的“三五支队”下山“抢地盘”,老百姓的事体自然没有心思也不肯认真去办。不久鬼子都回国了,我则羁留重庆,一筹莫展,徒自悲伤而已。因作哭父亲词以悼念:

哀我父亲,出身微寒,家境贫穷,生计维艰。幼小看牧,受使于人,少长学艺,随师度饥。
既长为仆,长年累老,胼手砥足,所得锱铢。我母施氏,七岁来归,生我之后,长年侍佣。
我稍长大,进学读书,耳提面命,祈望殷切。十二学毕,送我为徒,临行谆谆,意恐无成。
时乖命蹇,一波三折,回家无颜,我心有愧。慈爱如父,和颜劝慰,三年满师,始得归省。
不忘父训,读书奋进,跳出火坑,远赴赣江。慈父欣慰,奔走谋定,为我婚姻,呕心劳神。
强虏入侵,家乡沦异,八年苦难,罄竹难书。日寇投降,团叙有望,不料顽敌,逞凶施暴。
哀我父亲,横遭杀害,噩耗传来,哀痛欲绝。血海深仇,悲愤填膺。
哀我父亲,为人诚厚,安分守己,乐于助人。一生辛劳,清苦自持。
为人子者,远离家乡,久疏定省,黑暗破晓,侍亲在望。
奈何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呜呼,痛哉!

父亲和我相依12年,14岁我离家谋生,两次都是父亲送我至观海卫和上海去学徒,希望我将来光耀门楣,望我成器,出人头地。苦熬8年,日本鬼子投降,日夜盼望的儿子眼看要回来,不料满腔希望竟成泡影。现在来写回忆,思念及此,我深感对不起父亲的养育之恩,没有尽人子之责。尤其解放后,连祖坟都没有去凭吊一番。

① 沈鸿烈,1882—1969,字成章,湖北天门人,1911年日本海军学校毕业,后加入国民政府海军,先后任国民政府参谋部海军局科员,黑吉江防舰队参谋、参谋长,参与创建东北海军,官至东北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1930年任中华民国海军第三舰队司令。1931年后任青岛市代理市长、市长。1937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省保安司令,1941年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5年后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49年后去台湾。

送妻儿先行返乡

家乡来信中还诉叙父亲被害后,母亲多病,弟妹幼小,家中生活来源无着。这一切更使我返家之情迫切。我和翠华商量,全家5口若要一起走不容易,只有想法子分开走。我因工作一时不能离开,想来想去要先搞两张船票,由翠华带着孩子先走,只要到了上海轮船码头有人接就好了。我于是拜托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的小孙(裕民银行长沙分行的同事)帮忙,我曾经帮过他一些忙,他们学校人多东西多,顺道搭两个人总不会有问题吧。我也没有奢望飞机票,既限制行李,又是直飞南京要“接收”的人员先上。我和小孙商量之后,他很是帮忙,把我的家属小孩都报在他们财务科的家属名单中。他说他们科长也已同意,校方只要部门领导同意就可。过了中秋,小孙来告诉我,已经将名单报上去了,9月里就可以轮到翠华和孩子们,要我作好准备。

我立刻写信给上海的张慕良商量,此时翠华的姐夫也来信告知,他那里离火车站和轮船码头都很近,只要确定火车班次和船期,他可到车站码头去接。9月,小孙送来两张到南京的飞机票,每张机票官价只不过几十元。当时复员的飞机只到南京,行李是不能多带的。我们南京没有熟人,怎么办呢,翠华带着3个孩子,起码还有两只箱子,没人接是不行的。我于是马上写航空信给翠华的姐夫,请他到南京去接,告诉他翠华带着3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6岁,还有一个3岁,一看就可以相认。

翠华走的一天,天气还很热,但翠华和孩子们穿了许多衣服把棉衣都穿上了,两只皮箱也装得满满的,我送翠华和3个孩子到珊瑚坝飞机场。珊瑚坝是长江中的一个沙坝,是一个一般飞机降落的机场,以前在我们家的阳台上每天可以看到飞机降落起飞,但是看不到机场。到了机场,人和东西都要过磅,蛟儿兔儿先过磅,翠华抱着小园过磅,每张票可带20公斤,3只箱子也顺利通过了。手续办完旅客登上飞机,我们送的人就在飞机旁边,我看着飞机3个引擎都发动起来,后屁股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来,机身慢慢地沿着跑道滑行,轮子离开了地面顺着长江升高飞去。翠华和孩子们走了,剩我一个人就不用担心了,总有办法走的。

坐飞机这件事还要多啰嗦几句,在文化大革命中,单位的造反派陷害我,坐飞机也是我的罪证之一。当时造反派污蔑我参加特务组织,说有人证有物证。我知道自己的历史是清白的,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哪来的什么物证人证呢?我当时抱着对党忠诚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把我和小孙关系的来龙去脉以及小孙帮忙的详细情况作了说明,希望组织查清我的问题,还我清白。不料造反派如获至宝,说解放前啥人可以坐飞机,他家属都可以坐飞机,那肯定不是小特务,还是一个大特务!于是广为宣传,消息还传到了我住的街道里弄里,使我一家都受到极大的压力。

翠华一到南京就给我写了信,一切顺利。原来翠华的姐夫张成铨接到我的信后,从上海赶到南京,翠华一下飞机就接到了。虽然彼此都不认识,但一个青年妇女带着3个孩子,一看就知道了,这是最好的标志了。翠华的姐夫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旅馆,一下飞机领了行李就叫车到旅馆去休息了,真是安排得最好也没有了。在南京翠华他们还逛了马路游览了中山陵,次日就乘京沪车到上海,住在虹口新建路张成铨的家里。兔儿蛟儿也写信给我,说是姨爹到十六铺背了一大捆香蕉,两个孩子高兴得不得了,这是在重庆买不到的,出生以来还没有吃过呢。翠华到狄思威路(溧阳路)去看了杨子厚先生和杨太太,第二天又到徐家汇华山路去看了我的老朋友章文炳和张慕良,都是她姐夫张成铨陪伴作为向导。在上海住了几天之后,由张成铨送翠华和3个孩子他们回到余姚,在施家漕头家里见到了我母亲和我的弟妹。第二天又去马渚祝家看望自己的老父和她的哥哥侄子。8年啊,多长的岁月啊!8年前翠华跟我去江西,8年后翠华带着3个孩子回家,跑了中国一大片地方,要是我父亲还在该多高兴啊!

翠华又来信:“自父亲被害后,母亲日夜悲伤,身患重病,盼子心切,望即作归计,以慰慈亲悬念”。这是我和翠华事先商量好的,因为8年了,我确实急于回家,加以父亲被害,但工作羁绊不能如愿,有了这封信我好向新来的主任请假。

回江南久别重逢

行里新来的陈玙甫主任很重交情,他刚来时要我帮忙一个时期,我们两个月的合作共事相处得很好。但是在重庆工作实在离家太远,考虑再三我决定不能再待下去。这时总行派总务处长萧某从江西来重庆提取杨子厚在任时重庆办事处购买的黄金,这是重庆行为总行赚得的盈利,其功不小。姓萧的接收了杨先生与史总经理往来电报函件和存放在保险库的黄金,很是满意,他们一批人是坐享其成。我把自己的情况向萧做了介绍,希望调到上海分行工作,离家近一些,便于照顾老家的母亲。萧某表示在假期时间上可以放宽,但是只同意调我回总行,他说上海分行不需要增加人。我为了留有后步,话也不讲绝,总之请他帮忙,还买了两盒白木耳送给他。

同时我就积极做着回沪的准备,为了减轻旅途负担,我先把书籍和杂物整理装满一个箱子,由陈玙甫先生托民生公司民生轮带到上海九江路聚兴诚银行,再转交翠华姐夫张成铨。当时源源长银行总经理陈卓堂先生正要从重庆去南京、上海视察行务,他是从江西来的,在重庆已经呆了很多时候,于是我托他去南京之便替我买了一张飞机票。1946年12月初,我和陈卓堂从重庆乘飞机飞至南京,我们坐的是运输机,座位在飞机的两侧,两边两排位子,中间是空的,既没有位子也没有堆东西,飞机上人不多。飞机在云层上飞行,下面都是云海,飞得很稳,没有颠簸的感觉,只有在穿过云层时与气流相遇,飞机稍感摇晃。

到了南京,源源长银行派了车子来接,我就住在“源源长”驻京办事处。“源源长”驻京办事处对外还是以坐庄形式开展业务,因为没有得到财政部的正式批准,所以不能对外营业,实际是经营地下银行业务活动。我在“源源长”住了三四天,吃饭睡觉都由他们招待,白天我就自己出门去。我在“源源长”正碰到小孙来查重庆的汇款,“源源长”的经理回答说没到。这笔款正是我在12月2日汇出的,我人都到了好几天了,电汇的款还未到。我当即拿出电汇的收据,于是经理答应查一查。其实不是电汇未到,而是“源源长”有意压下,想多赚一些折息。这是地下银行赚钱的秘诀。

我在南京几天也没有到各处名胜去游览,错过了好机会。自己年轻的时候对游览也不是很感兴趣,每至一处都是急急办理应办之事,总以为今后还有机会。现在老了,经济上又不允许,想出去走走,但已力不从心了。

我在南京的时候,正是国民党政府得意忘形于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的时候。到12月初,会议还在进行中,江西的“国大代表”正聚集在“源源长”吃饭,碰到了原省行(江西裕民银行)的董事长李德钊。我很不好意思,在泰和时我曾答应到重庆之后给他写信,但是我到重庆之后没有践约,为此小马还曾写信给我询问,我亦没有回信。时过境迁,现在遇到他也不能说什么,我见面叫应一声也就算了。在南京我还到财政部去看望了周雍能秘书长,我忘了和谁一起去的。周雍能工作很忙,时时刻刻都有找他的人,我们谈了一歇就走了。3天之后,“源源长”代买了夜车票到上海,同行的有聚兴诚银行的一位家属,她到上海站就有人来接,我出站叫了三轮车到虹口新建路张成铨处,已是午夜12点钟了。

上海到了,这个城开不夜的大都市,依然是那样繁华那样热闹。原来次殖民地的上海,有所谓的公共租界,即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美租界,中国的地界包括南市闸北,抗战爆发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后,公共租界成为“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了租界,日本人统治了整个上海。日本投降以后中国以战胜者的姿态收回了上海主权,但实际上变成了美国殖民地,上海的马路上美军吉普车急驶,黄浦江上也是挂着星条旗的美国军舰,跑马厅成了美国兵营,商店里也都是美国货,电影院的大广告也是好莱坞的电影,而在地摊上也摆满了美援的剩余物资。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先到狄思威路杨子厚先生的家中,吃了中饭。下午先到外滩,在爱多亚路(延安东路)乘22路法商公共汽车,在徐家汇广元路下来,问到华山路,找到了盛和锡箔庄,看到了章文炳。住在隔壁的张慕良闻讯赶来,老朋友久别重逢见面时的高兴劲儿难以形容。我自1937年离开上海,整整9年有零,彼此相见如同隔世。所幸大家在乱世中幸存,不胜欢慰。说不完离别后的情况和颠沛流离的遭遇,说到愉快欢乐处相互大笑,说到辛酸悲痛处唏嘘浩叹。人生的道路不断地探索,总结不外是两个字:“生存”!在奋斗中求“生存”,在苦难中求“生存”,在欢乐中“生存”,希望“生存”得幸福一些。个人“生存”之外,希望大家都“生存”下去,一代一代“生存”下去!如何让大家都“生存”得幸福一些,“生存”得好一些,还要探索,这是一条多么艰难的道路啊!

文炳兄比我大五六岁,慕良兄比我大三四岁,我把他们都看做兄长。文炳早年结婚后又离异,最近才结婚,现有一个大胖儿子,特别宝贝。张慕良在1937年之后结婚,已有3个孩子,可惜大孩子残废,给家庭带来不少麻烦。因为两家是隔壁邻居,所以我中饭在文炳店里吃,晚饭就在慕良兄家里吃。

“盛和锡箔庄”是朱鹤云出资开的,文炳是经理,开始生意还不错,因为徐家汇也是上海西南的一处热闹场所,和曹家渡情况差不多,每天早市很热闹。但是有同行看到“盛和”生意好,就在隔壁也开了一家“新盛和”,这样生意就抢去了一半。后来相隔十几个门面又开了一家二间门面的锡箔店,是七宝姓许的开的,于是“盛和”的生意一落千丈。后来朱鹤云去世,小开朱润荪就决定关店结业,这是刚解放不久的事了。

张慕良事业心特别强,创业精神尤其令人钦佩。据他自己说早年曾在七宝一家肉店学生意,我认得他时已在曹家渡“秦协源肉店”做伙计了。他不断奋斗,曾在两年的时间里和朋友4次合伙开店,但都没有成功。1937年我从江西返乡途经上海,他已改行研究纺织品的工作了,自己动手,从买进棉纱自织到自己洗浆、印染,都是手工操作,边学边做。他现在还在钻研这方面的工作,可惜缺乏资金,不能大展其才,而且手工小本经营总无法与工业机械产品竞争。

我给他们带了两条缎子被面,一条红缎大龙的送给了文炳,一条白缎松鹤的送给了慕良,另外还有一些小礼品,以表达我的敬意。我在上海住了10天,张慕良陪我在附近走走。徐家汇地区在上海西南偏僻,属法租界,和曹家渡一样是越界筑路,马路两边是中国地界,是法租界边区一个主要集镇,徐家汇稍南即为有名的“土山湾”,是天主教上海教区。我们在教区兜了很大一个圈子,要是从现在的路线来说,我们由漕溪北路徐汇中学开始向南,到万体馆向东转弯,从天钥桥路北转回来。那时这里还未筑路,华山路到徐汇中学为止,肇嘉浜路还是一条臭水浜,也是通到徐汇中学为止。徐汇中学向南都是教会房子,有三四层楼的,也有二层的,而老百姓住的都是矮平房。张君说这里的居民都是“吃教”的,还领我到徐家汇大教堂内参观,说这是上海最大的教堂。从衡山路(贝当路)向西瞭望,正对着大教堂两个塔尖,衡山路的开辟就像是专为这教堂似的。现在的漕溪路当时都是小路,但可以开汽车,附近都是小河农田、竹篱菜园。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马相伯老先生就住在“土山湾”,那时已经九十多岁。九·一八事变日寇入侵,马老先生振臂疾呼共赴国难,每有集会、通电马老都领衔为发起人之一。30年代我在上海,《申报》“自由谈”发表过马相伯先生的言论,马老深受国人尊敬。

费周折余姚买房

我回到翠华姐夫张成铨那里,为孩子买了许多克宁(KLIM)奶粉、糖果糕点、咖啡白糖,我买好去宁波船票,下午2点开船的,谁知等我赶到十六铺,船已启航。我只能再买了次日的二等舱,只怪自己大意误时。第二天吃过中饭,我赶紧动身去码头上船,这是我来往沪甬航线第一次乘二等舱,四人一个房间,清洁整齐,比三等舱、统舱舒服多了。当时的船票也很容易买。次晨到宁波,请了挑夫赶到去余姚的小火轮码头,买票上船。那时从宁波到杭州的杭甬段铁路还未通车,从宁波到百官的汽车就在火车路基上行驶。中午时分到了余姚,翠华和两个孩子在轮船码头接我。兔儿蛟儿高兴得叫着“爸爸!爸爸!”他们怎么会来接我的,自然是我事前写信告诉了翠华,但我已误了一天,翠华领着两个孩子已是第二次来接了,昨天没有接到,两个孩子一定很不高兴,都怪我大意失信。

我同翠华和两个孩子转弯抹角走了许多路,从一幢大房子进去,一进一进像是屋里有屋,有些都没有门,到了最后一进,翠华说到了,我们就进了这个临时的家。原来翠华领着我们是穿屋而过是走近路。房子一共两间,还是在重庆的时候托胡益平先生代租的,一年房租费50万,而且一次付清。租费之贵近于敲竹杠。但我考虑到翠华和3个孩子,如住在漕头祠堂有许多不便,一是孩子的读书问题,二是上街进城路太远,三是通信往来也不便。于是决定租下了余姚北门的二间房子,先住下来再说。我还有一个想法,是让翠华在余姚有一个落脚点,慢慢把我们的家建立起来,余姚城里请母亲暂住照顾孩子,漕头祠堂弟妹还在那里,请岳父暂时照应,这样翠华需要办什么事,可以走得开了。

母亲苍老了,虽然不过五十出头,但已显得不利落了,主要是几年来生活实在太苦了。本来生了我妹妹之后不再去帮人了,父亲做做小生意,我寄点钱回来补贴家用。可以勉强过去。但是日本鬼子侵占余姚后烧杀掠抢,浪人敲诈勒索绑架,无恶不作,百姓谋生更难了。而且交通堵塞邮路中断,我一时也无法接济家用,于是母亲又到马渚去帮佣做工以度饥寒。父亲被日本鬼子害死后,家里生活要由母亲一人承担,心情又不舒畅,于是身体日见衰弱。我之急于要赶回家来,是想让她看到儿子媳妇归来,还带着3个孙儿女而高兴,今后生活也不要她再操心。

我回到余姚之后,首先去看胡益平先生,他在虞宦街(新建路)靠水门口开了一家益丰百货店,由他儿子胡祥庆掌管。胡益平就在店里设了诊所行医,他中医外科远近闻名,我父亲的事承他关心过,所以去也是为了表示谢意。另外我在城里请裁缝做了几件衣服。我还到漕头去了几次,那是我童年居住的地方,弟妹还在那里。一次我是和翠华同去,二十多里路早晨去下午要回来,时间很紧凑。因为去过好几次,我也弄不清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到祠堂里看弟妹,岳父也在那里。然后又到漕头舅父家里,又到大漕头去看了翠华的舅父一家,很凑巧我和翠华都是漕头施姓的外甥。有一次我在舅父家里,姑母家来叫我,要我到楼园去。因为天色已晚,我想去去就来,结果跟了一大帮小伙子同路,说是路上有个照应。这些小伙子都是我小时的同伴,看到我回来了,大家就笑着闹着很是亲热。

因为忙着建立余姚的家庭每天奔忙着,老家九功寺没有去访问,连梁巷梁文铭先生处都没有去拜谒,竟失去了时间和机会去看望父亲的老朋友。但是主要还是我没有关心这件事,因为去过漕头几次,到梁巷没有多少路。余姚居住的地方安排好之后,自己又为找工作糊口而奔忙,后来全家又迁到上海,解放之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又不好随便请假的,家里孩子还多,翠华日夜忙于街道里弄工作。一晃几十年,至今回忆起来成为不可弥补的憾事。

在余姚,胡益平先生劝我为了长久之计,要我买幢合适的房子安家。北门的房子有一年的租期,本可以慢慢等机会,但我不能在乡间久留,要到上海去找工作,因此留心合适的房子。有好心的亲戚朋友劝我买几亩吃饭田,十亩二十亩收收租谷,作为常备粮食,这样吃饭问题就不用愁了。我想自己靠工资收入生活,要吃多少买多少,省掉搬运保管等许多麻烦,如果买了田地每年要去收租谷,还要雇人晒,那真是自讨苦吃了。我没有同意。其实这是农村里农民的传统思想,早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了。房子要住的,必须要有,江南舅母给我介绍了一个卖房子的掮客,他领着我江南江北和鼓楼前看了三处。江南的房子太大,江北在河浜旁也不安全,鼓楼前是二层楼房,建筑质量很好,但是价太昂贵,三处都没有谈成。后来还是胡益平和“祥源南货店”介绍,江南落马园石板桥32号的房子。房主是漕头施定楷(堂舅父),房屋质量不算好,但价格不算贵,而且整个房子独门独户,四周有围墙,外面有一道墙,里面还有一道墙门,看来蛮紧凑谨慎。

那屋子大门在小河边,正对着小桥,进门东边小院落有3间小屋,依次是厕所、柴间、杂物间,再跨过一道门,进大院落,靠门就是厨房带有后间,中间的一大间是客堂,东西两边是房间,都带有后间,南边前面有个天井。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纸币在乡间也不被信任,除了商店早晚市价不同之外,其他债权债务买卖一切都习惯以粮食计价。我这点房子,双方谈妥为300担谷子,以当时谷价计算约600万元,合黄金十两左右。谈妥之后,写房契等手续,都由胡益平先生包办。到卖契签字时,他提出两个证人来,事前我一无所知,这是有意要轧一脚,我碍于胡益平的情面,只好赔上二份谢礼给中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过户手续都不清楚,后来果然找来不少麻烦。房屋契约双方签字后,言明在3月10日前分次付清房款,办手续那天大概在1947年的1月下旬,当时黄金市价已经涨到六十多万一两,第一次交了120万元,第二次第三次在上海交清。一月份金价狂涨,最后算下来,全部房价约合五六两黄金。

房屋移交时我人已在上海,一切全仗翠华辛苦了,从房屋打扫洗刷,到门窗地板等修缮,还要买木料木板隔房间,请木匠泥水匠做工修理,都由翠华一人安排打理。房子修好后全家又要从北门搬到南门,从北到南走走要半个多钟头。我们北门的房子租期一年,实际只住了4个月,就让给我后来山西裕华银行同事陆景春的母亲和弟妹居住,他们原来住在浒山的,当时浒山属于余姚县的一个镇。我们在漕头祠堂里也有一些零零碎碎不少东西,雇了船也运到城里来,这样我们全家老小7口人住在一起,新的家庭宣告成立了。

子欲养而母不待

1946年我从重庆回家时,龙弟已经20岁了,读了几年的书,据说在药店做过学徒,也跟着父亲做做小生意,孵绿豆芽到镇上去卖。父亲遇害后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家里的日子就更难过了。龙弟没有事做,这年回家,母亲对我说要给龙弟找一个事情做做。我想来想去一时没有合适的人可托,后来想到翠华的姐夫张成铨哥,他是一个热心人,在上海木行里工作有年,熟人也多,于是就拜托他为世龙弟找了一个工作,到上海虹口周家嘴路“振康木行”锯木厂里做艺徒(不料不久竟也因结核病而故)。

我母亲一生辛苦帮佣,做了一辈子下人,看人的面孔行事,仰人鼻息受人使唤,把人家的孩子当作宝贝,而自家的孩子只能挨饿受冻,死的死送的送,兄弟姐妹只剩我一个。我离开家乡去上海学生意后,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苦难中熬过8年抗战,总算盼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不料我父亲又被鬼子害死,有冤无处可申,有仇无法得报。我母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现在我回来了,我不愿再回江西,希望在上海找一份固定的职业,目的是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一家人在一起即使是苦日子也总比过去强得多了。我是多么希望母亲身体健康,过一个儿孙绕膝一家团圆的晚年。

不料搬到新居只有一年时间,是年冬天,母亲突然急病,当时翠华正在上海,便急急赶回余姚送母亲到县医院治疗。但医生也说不出什么病,只能马马虎虎开一点药水吃吃。后病情恶化,据翠华说也请胡益平看过,但他只是中医外科,也说不出是什么病,只是说已经不行了,要吃什么就买点给她吃吃。在病情严重的时候,母亲只是说腰痛,睡着都不能翻身了,可能是肝脏或者肾脏出了问题。病根一定早已存在,因为穷苦人有病忍着不去看,等到不能起床,已经病入膏肓了,母亲终于医治无效,弃养而逝。我接到信后,赶到虹口和成铨哥商量,请他帮忙,和世龙弟先回余姚,我把行里的事料理后次日也赶回余姚奔丧。

母亲的病很是突然,事前也没有听到什么征兆,这个打击实在不小。我到家后忙着料理后事,买棺成殓,按照乡间的习俗请道士念了一夜经,敲敲停停,第二天引旌幡出殡,雇船沿余姚江西行,进食禄桥小江至汤家闸山头庵,把灵柩抬上山去,在父亲坟上同穴而葬。

这祖坟是我小时由父亲发心①自己看风水选的墓地,墓在半山之腰,坐东向西,向远处一眼望去,境界开阔,直望到马渚高山之巅。近处正对着一条江,由登水堰下水奔腾而来,到此山脚下一分为二,流向南北大江,涨潮时大水一路北来一路南来,在此相会合流至登水堰为止。大家都说我父亲这块墓地选得好,所以儿子发迹进了银行。其实酸甜苦辣此中味道自己心里有数,我父母幸苦,并没有享到儿子的供养。还好自己手里做好了坟,要靠儿子怕还难以发心呢!

母亲走的时候身边只有我妹妹桂芳。我小妹桂芳年幼,才13岁,比兔儿才大3岁,已经懂事了,她自然很悲伤。据说母亲咽气时就是放不下我妹妹,不知谁说了一句,要母亲放心,世敬(我的原名)会照顾她的,母亲这才撒手归去。我赶到时母亲双眼未闭,旁边的人要我再对母亲讲一句,我就说“桂芳我会负责的,妈妈放心”。这虽是迷信我不信这一套,但一个人在弥留之际,因心里有事,事情没有托付好,有这种反应倒是很自然的。后来有人慢慢揉着,眼睛闭起来了。我心里实在难过,想想父母幸苦一辈子,而今我回来了父母又都不在了,使我不能行晨昏之职,愧疚万分。

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住进新居后第一件不幸的事。

我于1946年年底回到余姚,还没有好好坐下来和家人亲朋谈谈日本人侵占余姚后人民苦难的情况,尤其是父亲被害的过程,还有汤家闸房子被毁的经过,为什么整个一个村庄只烧了我们家的房子?我结婚时买的家具和三间房子的器物抢出来没有?抗战8年生活是怎么过的?在家乡的亲友们的情况又如何?由于母亲过早去世,这些苦难我到现在还是糊里糊涂。妹妹或许略知一二,但她当时年纪太小,现在也记不起来了。

我回到余姚几天后就去了漕头,第二次去漕头舅父家正在做年糕,在记忆中好像是从余姚做快船到斗门的,斗门上岸后我和兔兔蛟蛟慢慢走到漕头的。路上还碰到一位堂舅父,漕头住了一天,我于次日就回余姚了。到汤家闸还去看了表妹,但是回余姚时好像没有兔兔蛟蛟,所以我也不清楚。第三次回漕头是在新年里,先到九功寺,那是我从小出生和读书的地方。九功寺每年正月初一和初八有庙会,我们去的那天大概是初八,这天正是庙会,烧香的善男信女很多,进门依旧是东头撞钟西头擂鼓,我和翠华转了一圈在香火烟雾中出来了,没有去访问胡姓本家和旧居。然后我和舅母表兄弟等去杨巷二表妹家里,表妹文君新孤遗有一子,我记得二表妹是迟我们一年结婚的。吃过点心后到江南舅母家里即舅母的娘家,在那里吃了午饭。下午我和翠华回余姚江北,舅母和表弟是否同去不记得了。楼园的姑母家里去过两次,一次去看姑母已经下午二三点钟,因为我们要赶回余姚城里,表妹阿多送我们过岭,从岭下村翻过岭就是浒塘,比走后南庄要近好几里路。另一次去姑母家是我最小的姑表妹阿多出嫁,我们送去礼品,也是就走的。

我在余姚的房子解决之后,就是孩子的读书问题。我和翠华去附近学校看了看,为孩子报了名,了却了一桩心事。剩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的工作问题,还没有落实,我从重庆回来已有两个多月了,乡居虽好,但工作不落实终不能安心,数口之家难以度日。

① 方言,动念头;决意要做某件一直记挂于心之事。

找工作养家糊口

我急急赶回上海,住在徐家汇文炳处。我先到杨子厚先生处向他说了家里的情况,回重庆工作已不可能,请求调上海又不准,要我回南昌总行报到我也不愿,我请杨先生介绍去上海山西裕华银行工作。1945年抗战结束后,山西裕华银行总行迁到了上海,听说山西裕华银行业务发展很快,也需要人员,当时我们重庆行的王德懋、李佩文,还有刘某等都已进了裕华银行,而我的同乡陆景春也进去了。

我顺便还去了宁波路的江西裕民银行上海分行,看了包旭初。我进经理室正好包旭初的大太太也在,胖胖的一副福相,还有那个泰和的地头蛇王化霖也在,戴着大阔边的呢帽笔挺的西装,变成一副上海白相人①的气派了。他们看到我和包旭初谈工作就走开了。我对包说请假从重庆回来,不打算再回去,希望能调到上海工作,请他向总行推荐。包耍起滑头,说只要总行答应,他这里是没有问题的,要我写信到总行去。我原本就没抱希望,也就一笑置之。这时吴淑芷来了,他还算有点礼貌,对在重庆时我照顾他的孩子的事表示感谢。我坐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杨子厚先生那里很快就有了消息,我托他进山西裕华银行的事成功了。我非常感谢杨先生的热情帮忙。

① 方言,旧时称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也称游荡无业,为非作歹的流氓。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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