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雪泥偶留--我的回忆录(1914-1949)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分类:

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重庆生活点滴

我在重庆除了工作之外,业余时间比较多,每天三种报纸是必看的,就是《大公报》《新华日报》和《新民报》包括《新民晚报》,为了要知道金融市场情况还订了一份《商务日报》。《新华日报》除了揭露蒋介石的假民主、假抗日,搞摩擦、打内战之外,还有报道解放区抗日消息和英雄的事迹,也有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情况文娱活动的报道,还有副刊。《大公报》主要看看它的长篇通讯和报告文学,这些作者记者都是很有名的,如范长江、秋江,后来有子冈、徐盈、萧乾、杨潮等;每天的《小公园》,每周的《文艺战线》都是超越了大公报老板禁锢之外的文章。我最要看的首推《新民报》和晚刊了,当时马凡陀(袁水拍,可惜文革中失去了骨气)山歌真是辛辣刺激。其他进步杂志就很少看了,我思想上还有“防一脚”的准备,以免发生意外。

当时文化界的许多名人都集中在重庆,当时的重庆话剧演出很多,很有生气。我看了不少话剧,有郭沫若写的一些历史剧,如《棠棣之花》《孔雀胆》等。我看得满意的有《万世师表》《清明前后》,特别是《清明前后》,据说演出时为了剧场问题,当局百般刁难,设置障碍。我电影看得最多,但多是美国的“大腿电影”,虽五彩绚丽,香艳无比,但看过之后并无所获,像喝白开水。还是《泰山》一类看得趣味很浓。

我还去看过一次川剧,一面锣特别大,比米筛还大,敲起来发出“哐哐”之音。演员台上唱一句,后面乐队就帮腔拖着唱,这是高腔戏,只是我看过之后没有留下一点印象,也不知是什么戏名。解放后在上海看过的川剧,如《秋江》《评雪辨踪》,很觉清新,有浓厚的诗情画意。

此外我还看过一次歌舞剧《唐明皇与杨贵妃》,我和翠华同去还带着两个孩子。爬上大梁子青年会的高坡,在下坡和五四路之间,那里有一个小戏院,外面挂满了大牌子,什么“特邀名角”“重金聘请”之类。《唐明皇与杨贵妃》是古装歌舞剧,票价很便宜,我们买了楼上的座位。那戏院位子狭小,但人倒坐得满满的,整个戏院秩序很乱,声音嘈杂。当演到皇帝老倌坐在上面,杨贵妃率领一班歌女扭腰摆姿,卖弄风骚,一个个斜倾着身子在台上转,一边唱“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台下一班轻浮色情狂一阵叫好“要得!要得!”并且乱抛果物,闹成一片,后座的都站起来了,看到这种情况,兔兔、蛟蛟先吓了,于是我们急忙离开戏院,到了外面深深地吸一口凉风。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到这种戏院去自寻麻烦了。

重庆有许多名胜古迹,特别是南温泉、北温泉最为著名。1944年的夏天,我和一些同事朋友到南温泉去了一次。南温泉在长江南岸,去的时候没有印象了,既是温泉,就希望在温泉洗个澡,消除凡尘俗气,享受一下温暖润肤之水,过洁净舒适的生活。其实不然,我们去时正是星期天,人特别多,一到就忙着找旅馆,怕迟了没有住宿的地方,但还是没有找到房间,只有临时的地铺。所谓的温泉就是混堂浴室,只是温不见泉,加上夏天还热的时候,没有风,闷了一晚上。大家对此行大失所望,想到街上买个西瓜解渴,又买不到,真是懊恼万分。据熟悉南温泉的人介绍,温泉在花滩溪畔,泉水含硫磺质,出自禹山,附近有建文峰、虎啸口、仙女洞、花滩溪诸名胜。当时没有游览图,无法按图索骥,我们只是沿街市口前行,街市房屋尽处两边是山丘,中间一条小溪,这大概就是花滩溪了,建文峰就在溪边,溪穷已至虎啸口,只见两山对峙,虎啸口的溪水直泻而下。出虎啸口,登上高处,豁然开朗,只见阡陌纵横,农田村舍另有一番景象。我看这倒是一个好地方,但游人寥寥,盖人如蝇,喜集于市,追逐微利也。

次晨我们要赶回去工作,在晨光微熹之际即乘车回城。到了行里大家已是满头大汗,急于洗涤吃早饭,王德懋就叫工友小杨打水,不料言语之间两人顶撞起来,王德懋大发雷霆。事后行里要开除小杨,征询我的意见,我也觉得小杨太骄妄了,附和开除。结果小杨走了,由李维琛介绍他进中央信托局工作。此事对小杨并无损失,却给杨夫人带来许多不便。因为杨太太的许多事情都由小杨操劳服侍的,如洗衣服等,因此杨太太很不开心,杨先生又不好说什么,所以王德懋大发雷霆也可能有言外之意。小杨的态度是有些傲慢,但开除也大可不必,如果没有李维琛介绍还势必影响他的个人生活。在我来说,这件事也缺乏慎重考虑,随便附和表态,说明自己涵养功夫之差也。3.png

图:父与子(重庆北泉公园,1945年初夏)

1945年的初夏,正是重庆最好的季节,史世民先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吉普车,自己驾驶着去北温泉一游,同去的有杨熙逢、王德懋,还有两个不知谁的女友,我把蛟儿也带了去。北温泉在北碚附近,嘉陵江温塘峡西岸,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泉水自缙云山麓涌出流入嘉陵江。吉普车沿着嘉陵江而行进入风景区,山谷幽深,江水清澈,景色极佳。到了温泉买票进去,泉池很大,可以游泳。我不会游水,只好带着蛟儿在池边玩水,池中不断有泉水涌出,池子虽大而游人不多,大概离市区太远之故。与南温泉相比,胜多亦!由温泉出来到北泉公园,在那里我坐在石头上,蛟儿摘了一束野花捧在手里,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现在不知在谁的手里。北碚是个小市镇,但经民生公司卢作孚先生的经营,变成“试验区”,抗战时,学校机关迁入,又成了“文化区”。我们在北碚吃过午饭还去看了老虎等动物。在我的印象中北温泉整洁幽静,不虚此行。

有一次李维琛请大家去他家里作客,他家在嘉陵江北长江唐家沱下游,到朝天门坐小火轮顺水约一小时可达。李维琛兄弟二人,其弟弟考取海军后赴美国受训,家里只有叔父,在那里一个小镇上租了房子。我们去了不少人,在他们家吃了中饭,饭后以大烟敬客,叫大家吸几口。于是有的人去吞云吐雾,有些人搓麻将,我和几个青年在附近小石子街走了一圈。李维琛的叔父做瓷器生意,有几个亲戚帮着照顾,他的叔父已上了年纪,又没有子女,看来李维琛要继承下来。抗战胜利后,李维琛就辞去银行的工作,回江西做生意去了。

我们在重庆和泰和一样,保持朴素的生活,不乱花钱,不随便添置衣服,甚至连孩子都很少买零食给他们吃。每星期买一斤普通的饼干放在家里,肚子饿了充充饥,兔兔和蛟蛟都听话,从不向爸爸妈妈要吃这要吃那,要吃的都是我们主动买的。行里面也只有我有孩子,因此也不担心小孩受什么影响。

到了重庆兔儿就在大梁子青年会小学读书,同学中她是最小的,叫名才6岁。从打铁街到青年会要上坡,她自己来自己去。有一次过了放学时间,没见兔兔回来,她妈妈担心着急,怕给骗子骗去了,行里同事也着急,准备打锣去找。不一会儿她自己回来了,说是在同学家里玩。这下被她妈妈狠狠地教育了一顿,要她今后一放学就要回家。同学中有广东人说广东话,放学回家兔兔就对妈妈说,她会说广东话了,果然说得很好。后来换了学校就忘了。蛟儿也很听妈妈的话,住在楼上不吵不响,从不影响行里同事的工作。

只有一次,他们姐弟二人跑到我家对面王德懋住的房间,乱翻抽斗里的东西,虽然没有拿什么,但也把翠华气得发抖,告诉我时我也火了,拿了一根棒头狠狠地打他们姐弟两人。兔兔讨饶,下次不做了,也就算了。可是蛟儿对抗,他夺过打他的竹棒,丢在阳台外的屋顶上,还在那里生着气。蛟儿很倔强,一发脾气连妈妈的话也不听。

在重庆我们唯一的的消遣就是逛马路。吃过晚饭到外面走走。我们的路线从打铁街下坡,到民族路精神堡垒,折向五四路到大梁子青年会,下坡回到打铁街。这样两段路都有下坡,不吃力。但是蛟儿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一定要从大梁子上坡向青年会走,我们下坡他要上坡,不依他,就一人走了,非把他拉回来不可。我们隔壁有家玻璃店,是四川人开的,蛟蛟就常常溜出去坐在人家店里,和人家讲四川话,学得一口四川口音。端午节玻璃店里的伙计带着蛟蛟到朝天门看长江上划龙舟竞赛,到了吃午饭也不见回来,他妈妈到处找他,到隔壁一问才知道他看龙舟去了。还有一次我和杨子厚先生到上清寺化龙桥去,他也要去,我不准,他大哭起来追着我们的汽车,杨先生叫汽车停下,带他上车。车到上清寺,人行道上树很多,他在汽车里大叫“树跑了!树跑了!”

兔儿聪明伶俐。唱歌跳舞一教就会,很受大家喜爱,这一点蛟儿不及他姐姐。一些同事和朋友结婚,就叫他俩参加婚礼做小傧相,做了好几次。

记得兔兔还在阳台上拍过一张相,手扶藤椅,背景是长江南岸黄角桠。

我们可以回家了!

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灭亡;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随后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日军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时,整个山城都沸腾起来了,最先传出消息的是打铜街口的《时事新报》,他们贴出“日本天皇下令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的号外,报社门口放起了鞭炮,附近地区的人们奔走相告,许多“下江佬”①狂呼“胜利了!”“我们可以回家了!”马路上人山人海。

“胜利了”,“我们可以回家了”,人民的高兴,包括了我的高兴、翠华和孩子们的高兴!屈指算来,我和翠华拜别爹娘,离开家乡,已经有8个年头了。这8年来,在敌人的铁蹄下,在日寇的尖刀下,故乡亲人的安危始终悬挂在我的心里。我的孩子们也没有见过故乡,他们是在父母漂泊的异乡诞生,但他们受父母的感染,知道还有一个老家,想着回家。但愿天长久人长寿,父母安康弟妹无恙,能度过平安盼到天亮!

我怀念故乡,也怀念上海,那里有父母双亲和亲戚朋友,恨不能插翅飞向东海之滨。“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一个背井离乡的人,怎能不怀念落入敌人的故乡国土,怎能不怀念养育自己的故里山川?故乡有我呱呱落地的茅屋,故乡有我思念的双亲,故乡有我童年的记忆,故乡有我熟悉的乡音。

人越来越多,我随着拥挤的人群涌向民族路精神堡垒,这里是重庆热闹所在,有舞厅酒吧大饭店剧场电影院,那里停着几辆吉普车,这时又一辆吉普车驶来,见到车上带着吉普女郎的美国大兵,人们围了过去,有人高喊“你们好回去了!”

回家后,夜空晴朗,月明如昼,兴奋过甚,夜不成寐,因喜仿杜诗一首:

山城忽传降日顽,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儿愁何在,漫卷行囊喜欲狂。
欢颜放歌庆痛饮,春来结伴好还乡,穿过三峡下三镇,便下沪滨向钱滨。

日本投降后,全国人民都松了一口气,兴高采烈总算看到长夜破晓。然而好景不长,内战的乌云又滚滚而来,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调兵遣将抢占战略要地,每天从重庆飞出无数去各地“接收”的飞机和“接收要员”,那时的《新华日报》几乎每天有揭露国民党破坏国内和平的文章。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前往重庆商讨国内和平问题,8月28日毛主席到达重庆,人民又燃起希望之火,大家都关心毛主席的一切活动,大家抢着看《新华日报》,同时也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从当年的8月28日到10月1日,国共两党谈判持续了四十多天,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在协定中,国民党同意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答应保障人民民主自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10月11日毛主席回到延安,大家才送了一口气。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民社党以及无党派人士。会议的焦点依旧是军队和政权的问题。会议期间,为了使重庆民众及时了解会议讨论的情况,每天晚上在临江路“沧白纪念堂”向民众报告会议讨论情况。我和泰和的老同事杨德汉君相约,每晚去听讲,开始在“沧白纪念堂”里面,讲的人站在台上,听的人站在台下,挤得满满的。我们站得离台远远的,生怕发生什么事故跑不出来。讨论的问题有关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人身自由”以及“取消一党专政、特务统治”,要求“政治民主”等话题。发言的都是各党派的代表,这样公开讲出来让社会公众去评论,这种会内会外相结合的方法,使国民党陷于孤立,受到与会者的谴责,受到舆论抨击和民众的批判。于是国民党每晚都会收买一批流氓和特务在会场捣乱,破坏会场秩序。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特务统治”,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台上一有人讲,台下就有人发出叫嚷反对,说是训政时期,是暂时的,还是要“还政于民”,更不承认“特务统治”,说是“国民政府统治”。邵力子比较聪明,他承认”一党专政“,说一党专政有什么不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建的,是国民党领导北伐打倒军阀,是国民党建立了国民政府,有什么不好。

后来听讲的人越来越多,纪念堂里挤不下了,就移到外面广场上。有一次郭沫若立在桌子上讲话,怀念孙中山先生,一些特务流氓竟谩骂起孙中山先生,散会后还起哄闹事丢石子,企图围攻郭沫若,这时有很多听众组成人墙,保护各党派代表和民主人士上车离开。

从沧白纪念堂的情况看,国民党的统治基础确实太可怜了。唐太宗说,百姓是水,统治者是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国民党这只船难免要遭覆舟的命运了。

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通过了五项决议,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庆祝大会,这天不是礼拜,我未能恭逢其盛。据目击者说,参加人数之多在重庆是破天荒的。在大会进行中,重庆帮会头子刘野樵组织了一批帮会流氓上台抢夺话筒打人行凶,引起公愤。最后国民党政府把刘野樵做替死鬼,撤职查办了事。7月11日,为反内战奔走呼号的民盟领导人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在追悼李公朴先生大会之后,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又被害。当时全国民众激愤,各地游行示威召开追悼大会。在重庆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之后,我到大梁子(打铁街上坡)的一座庙里,那里挂满了挽联和悼词,我一边看一边忍着热泪,想抄下来又怕有特务盯梢。

李公朴先生是我熟悉的,他曾给《生活周刊》写过许多“美国通讯”,回国后就参加《申报》六十周年纪念的革新工作,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补习学校,还在《申报》上为青年开辟了“读书问答”专栏,后来改出《读书生活》半月刊,还主编《申报》“本埠副刊”、职业服务专刊。我是申报流通图书馆和后来的《读书生活》的长期读者,我也曾为自己的职业困惑写信给“职业专刊”,虽然答复简要,却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坚定了我跳出火坑的决心。

① 长江上游之人统称来自下游的人为“下江佬”。

只有等待

1946年的春季,长江枯水期已过,5月发水,民生公司的轮船可以直达南京上海,小一点的轮船可到宜昌换船。在重庆,复员的锣鼓一阵紧一阵,飞机日夜不停地向南京飞,坐不上轮船的甚至雇用大木船返航。总之,八年困守谁都想早一点走。走的人首先是政府大官要员出发接收去发“国难财”了,有的是随着机关复员,有的是抓紧时机去投机经商发“胜利财”。

我周围的朋友熟人也都想早点走,趁着各处人事还未安排定当,好谋得一个满意的职位好的工作。张育中先行一步,他坐的是木船,由小火轮拖着,船价也很便宜,一路还可饱览三峡景色。而杨德汉君是随着自己的公司迁移上海。我在银行里的同事李维琛打算回鄱阳经商;杨熙逢回到江西很快被派到贵溪办事处工作;李怀仁有背景,去了南京江西省(裕民)银行工作;李近也跟着朋友离开了重庆;总务李佩文想跟着水利部走,因为水利部长薛笃弼是老西,好几个司的官员都是山西老乡;出纳王德懋准备跟着新任浙江省主席沈鸿烈一帮山东人走,去杭州。重庆办事处主任杨子厚先生也挂冠而去,和夫人一起乘中央银行复员的飞机去上海了。我没有靠山,只好自己慢慢等机会了。

由于江西省政府改组,江西省主席曹浩森下台,换了四川军阀王陵基,于是江西裕民银行的总经理史世珍自然下台,继任者是王陵基的侄子王锡琪。修水分行的经理许天民做了副总经理。据说王陵基的军队曾驻扎在修(水)、武(宁)、铜(鼓)地区,许天民攀附结交于是有了一段缘源。杨子厚先生挂冠而行后,总行对重庆行主任出缺自然很重视,很快就派了一位四川人陈璵(玙)甫来接任主任,杨子厚的房间和办公室都是现成的。陈上任后,王德懋、李佩文都相继辞职,乘复员单位的飞机走了,行里又派来两个四川人接任出纳和总务工作。

行里的老人只剩下我和工友老毕了。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 È«ÊéÍê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