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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胡德馨之死

1944年夏秋之间,江西来了一位总行的监察委员胡德馨先生,来重庆治病。他是刘尔亨的丈夫,虽然带着总行的正式信件,但由于我和刘尔亨在泰和的同事关系,既来重庆,不得不尽地主之谊,给予照顾,尤其是他身体有病,来重庆中央医院治疗,更应该尽同事帮助之职。胡君患的是食道癌,吃东西已经有些不方便,而且影响到声带,说话都带有沙沙之音。在江西没有医院有治疗此病的设备和药物,所以跑到重庆来,他就临时住在银行里。当时对这种癌症还很少听到,虽说不传染,但大家同桌吃饭,在办公室进出,总感不方便。他到中央医院去看了几次,只能一般性地治疗,在缺少设备的情况下医生也无能为力。他找了沈克非①医师也不能解决问题。中央医院介绍他去印度孟买专治癌症的镭锭医院,每天用镭锭照在患处,把癌细胞烧死,才有治愈希望。

于是胡君积极想办法搞护照。他有江西省政府和江西省党部的介绍信,护照很快就批准了,有了护照我就为他去申请外汇,去欧亚航空公司联系飞机票。外汇批准了5000卢比,折合法币(官价)没有花多少钱。外汇拿到后又去办理飞机登记,我帮他拿到飞机票送他上了飞机去印度就医。飞机只到加尔各答,塔塔肿瘤医院在孟买,所以到了加尔各答还要坐火车。胡德馨先生在孟买医院里治疗了一个多月又回来了,说是这个病镭锭治疗也只能到此为止,再无别的治疗方法。实际上这个病无法医治,只好任其发展,医院知道医治无望,所以要他回国疗养。胡君以为经过镭锭治疗之后,有痊愈希望,回到重庆后想住在银行里继续去中央医院看病。杨子厚先生看到他病的情况,住在银行里起居饮食都有所不便,于是给他在外面旅馆长租了一间客房住下。

胡德馨在印度一个多月,医疗费伙食费只花去一千多卢比,回来时还带了不少进口货,如服装、毛料、日用品等,还有不少积余,如换成法币,远远超过出国时申请外汇所用的钱好几倍。印度跑了一转,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反而赚了不少外汇。这种事只有在国民党统治下才会出现的奇怪现象。所以那时去国外申请到外汇,回来就可以大大地捞一票。

胡住在旅馆里,我每天早晚两次去看他,给他代办需要的东西,一日三餐有银行的工友送去,有时要吃点营养菜如鸡之类,也有厨房大师傅烧好后送去。后来看看病情没有好转,胡君又无回赣之意,他自己也可能认为回赣那里的医药条件更差,于是行里为他请了一个人服侍他。后来胡君的病更重了,而去中央医院要挤公共汽车,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于是请私人中西医到旅馆来。只是病情日趋严重,后来时常发喘,喘得时候额头上冒汗,就请医生过来打一针,实际打的是吗啡针,这样可以好上几天。后来喘得次数越来越频繁,由隔天打一次变成天天要打,简直以打吗啡针度日子了。

胡君有两个知心朋友,称兄道弟,是患难之交。一个姓钱在中央设计局任秘书,一位姓陈在全国公路总局龚学遂②那里任秘书,开始还天天来看望,到胡君病重时隔几天才来一次,坐一歇就走了。到最后几天一天要打几针吗啡,胡德馨也知道自己不行了,要我打电话找钱陈二人过来,他把自己重要物品和多余的卢比委托我代管,经过钱、陈二人会同清点,一一开列清单,由胡德馨和两位知友当面签字,说明卢比变卖后把钱交给家属。胡德馨终于无法挽救与世长辞。生这种病神智很清爽,胡君亦然。

我当即与胡德馨生前两位知友办理后事,在朝天门临时搭了一个芦棚,停尸成殓。棺木买得很好,凡是能殉葬的东西都给他带去了,雇了当地人把灵柩运过长江,葬在朝天门南岸山峦之中,而家属远在江西无法亲自殓葬。若胡君从印度回来,即设法返回江西,则家人还可团聚见面,死后也不至于葬身异乡。而我则抱憾没有把胡君安葬之地的地名墓茔记下来,交给在江西的家属。以致抗战胜利后,墓地无法找寻。

最后还要谈谈那位钱秘书,几次觊觎我所保管的卢比,他几次要买,问他价钱,却低于市场一般价格甚远,我说太便宜了吧!他只得说那你可以卖到好价钱你就卖掉吧。于是我就照他说的,以较高的价格卖掉了,他可没有得到好处。后来这些代保管之物,我统交给了刘尔亨之妹刘尔泰。

① 沈克非,1898—1972,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西余大学医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1943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长。1949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上海中山医院院长。

② 龚学遂,1895—1968,江西省金溪县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矿山学科毕业,1929年任南浔铁路管理局局长,1930年后历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南昌市政主任委员、南昌市市长。1938年后任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交通部政务次长、大连市市长、青岛市市长等职。1949年后任山东省政协常委等。

悼念韬奋大会

邹韬奋先生在1944年7月因患脑癌在上海去世,当时上海处于孤岛与外界隔绝,所以重庆得到消息已是两个月之后的事了。10月间,在重庆“银社”举行了重庆各界追悼韬奋先生逝世吊唁大会,我也去参加了。整个银社大礼堂坐得满满的,后来的人没有座位只能站着。大会由沈钧儒老先生主持致辞,说了韬奋逝世的经过,同时还宣布最近得到的消息:杜重远先生在新疆被盛世才暗害致死。沈老先生一面致辞一面揩泪,许多人抽泣悲啼,全场一片悲戚气氛,我的心头像有着一块铅重重地压着,压得透不过气来。宋庆龄女士来得较迟,由二人搀扶着,一位是史良女士,另一位不知是谁。宋女士一进门就哭泣着。

韬奋先生和杜重远先生都是在我成长过程受到极大影响的导师,他们的文章和行动一直给我鼓励和鞭策,指示我认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虽然我没有直接参加革命队伍,但我知道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虽然我在银行工作,但始终没有迷失,始终不和国民党站在一边,我明白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不应该走什么道路。韬奋先生和杜重远先生以他们崇高的品德始终是我们青年的导师。

在会上我第一次看到中共代表林伯渠、王若飞。在大会发言的记得有黄任老、林伯渠、郭沫若,好像还有邵力子,其他许多人记不得了。郭沫若从北涪赶来,他朗诵了一首诗,题目是《向法西斯开炮》;左舜生发言则讲他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一次与韬奋见面的情况。邵力子好像对韬奋离开重庆出走香港,没有尽挽回之责感到内疚。追悼会上挂满了挽联和悼词,但要遵守大会秩序,没有能细看和摘录。

韬奋先生和杜重远先生为了救国救亡,为了政治民主,为了文化事业言论出版自由,奋斗不息,哪怕恐吓、流亡、坐监,也绝不屈服于强暴,绝不改变主张,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其精神将长留人间!沈钧儒先生曾住重庆学田湾“良庄”,韬奋先生曾住学田湾“衡舍”,沈钧儒先生有诗怀念韬奋:

薄雾未明际,行矣竟奈何,三年牛挤乳,一夕海扬波。
到处逢魑魅,良医效缓和,从今衡舍路,默默怕经过。

没有希望的国民政府

就在1944年的重庆,还刮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风潮,国民党组织各大学的三青团学生在民族路上举行大游行,沿着民生路民权路行进。我们行里也有人回来宣扬。行里一些人的政治态度究竟如何,我也不清楚,所以我十分小心,说话也十分谨慎,而且当时重庆不但政治氛围复杂,社会帮会势力也根深蒂固。我不得不谨慎从事。

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抗战形势也有些紧张,夏天日寇占领衡阳,迫近桂林,11月敌军接连攻占桂林和柳州等重要城市,12月初日军打到贵州独山,国民党军大溃退,震撼了贵阳和重庆。当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大家都准备逃难,但又不知往哪里逃。有些人说可以去成都,其实重庆要守不住,成都更是守不住。河南溃退时,人们都议论纷纷,要求枪毙汤恩伯、胡宗南,如今陈诚、薛岳在贵州又是如此!据说敌军到独山只有几十个人,却使万余大兵丧魂落魄溃不成军。国民参政会要求惩办罪魁祸首,会上争吵很激烈,但议来议去没有一个下台的!

我们裕民银行长沙、衡阳分行的同事,一步一步向后撤退,最后到了重庆。总行的邵副经理带着家眷也来了,他自己有一辆车,人多,就在外面租了房子,作为撤退行处通讯处,办理清理工作。衡阳行(长沙)的同事除了几个清理人员办理撤退行的清理工作外,其余同事在重庆有亲戚朋友,都自己想办法找工作。听他们说起黔桂路逃难的惨剧,简直使人难以相信,但事实又令人悲愤不已。沿途国民党军队和老百姓一样抢着逃命,爬火车,抢东西,还把百姓推下火车。火车的里里外外挤满了人,过隧道时,不少车顶上的人惨遭挤压而死,做中国人何其不幸!

从黔桂线逃难来到重庆的有一位汪大镇,带着一个女的叫刘桂兰,他们到银行来找我。我虽然知道他,他是总行的练习生,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他有两个哥哥,一个是总行秘书室的视察,一个在江西泰和县政府会计室任会计员,我与这两个人有过一面之缘,特别是和他的二哥汪大峰在泰和有过交往。因为说起来是熟人,又是逃难而来,不得不招呼他。我们要吃饭了,他坐着不走,我只好请他吃饭。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天天上我这里来,日子一长真使我为难,好在杨先生看着从不说什么。有时到了夜里也赖着不走,告诉他没有地方睡,他就老着面皮说要在地板上睡。有几次还带着那女的一起睡。弄得我没有办法,只好叫他睡在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地板上。后来汪大镇到教育局工作,女的也在朝天门小学里教书,两人还结了婚。学校里放寒假了,别的教师都回家了,那女的一个人住在学校里,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不正常。刘桂兰有个姐夫在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教书,她姐姐在家不工作,对她也不关心,她就赖在我们家里。翠华有时看她可怜,就留她吃饭,听到她在学校断炊,就到厨房里把刚蒸好的热馒头一包一包给她送去。所以刘桂兰见到翠华,总是流着泪说比亲姐姐还亲。抗战胜利后他们两人回江西去了,从此没有音讯。

山城重庆的地表是巨大的岩石,我们打铁街地下是从岩石中凿出的防空洞,向东通向朝天门,向西通大梁子青年会。据老重庆说,这个地下隧道四通八达。除这样的大防空洞之外,重庆还有很多各家自己开凿的小防空洞,像我们银行就在办事处前面两层楼的下面开凿了一个防空洞。我到重庆以后,有过几次空袭警报,但是大家都不躲,只有紧急警报才躲起来。我和同事们在一起,翠华带着孩子就到打铁街地下的大隧道去,躲避的人们手里都拿着包袱,大概带着值钱的东西。打铁街下面的大防空洞很长,两边有石凳,有电灯。躲了几次都没有遇到轰炸,也没看到日本飞机来。第二天报上说敌机到了万县,据说我们也有了B29轰炸机,要去炸日本人了。

但是重庆是吃过苦头的,同事们给我讲过敌机对重庆狂轰滥炸的悲惨故事。那是1939年到1941年间,日本飞机对重庆大轰炸,曾使重庆陷入一场大浩劫之中。尤其是1939年5月4日的空袭,最为惨烈,重庆的房子除了大机关大商店,多是竹篾石墙,敷上泥土,而且密密相连,日寇空投燃烧弹,使重庆陷入一片火海,死伤惨重。据说重庆“五四路”路名就由此而来,而“精神堡垒”也正是为了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勉励同胞抗战到底的精神而建。我1944年到重庆,日本飞机留下的破坏痕迹还是疮痍满目。据说1941年的一次大轰炸,重庆百姓在防空洞中多有被憋死的,重庆卫戍司令部连夜把遇难者卡车拉走,死难者被运到何地,丢在哪里无人知道。运的时候,卡车也全用大油布罩上,谁也不准靠近。当时的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是江西吉安人,我们在江西就听到他的不少传闻,说他打仗是个饭桶,但却是一位福将,打了败仗也不死,还传说救过蒋介石的命。

当时的民众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信心,每天在报纸上都可看到对政府的失望情绪,特别在军事上大溃退,经济上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像杨子厚先生那样受美国教育,跟着孔祥熙有年,但他也认为国民党没有希望了,感叹蒋介石政府已经病入膏肓。

银行的暗账与明账

我们银行开业后,主要办理江西方面的汇款,业务发展得还不错。我们收入汇兑资金都在中央银行,利率按周息四厘计算,于是我们也学着其他省行的办法,把较多的资金存在其他行庄,我们开一张中央银行的支票,交给存放的行庄,他们就开一张金额相同的存单。重庆银行的习惯,以一个比期①为限(15天),到期换存单再转,利率按月息百分之二计算,100万元15天就是1万元利息。这是明的公开的行情,可以公诸于账面的;另外还有暗息,随着市场银根松紧而上下浮动,实际要求资金的行庄出加倍的利息取得资金。不过这种放款危险性较大,我们求稳妥计,一般放给殷实的行庄,而暗息或加百分之一计算,15天比期另加5000元的利息。这种利息不开单子,另送现钞计算的。因此我们把这一部分利息收入另外立账处理,这叫暗账。据说重庆的行庄每家有几套暗账,专门对付财政部钱币司来查账的。我们行的暗账暗息收入逐笔到账,余额积存有400万元,经杨子厚主任决定,拿这400万资金向中国银行购买了200两黄金。我想为了使总行了解就在明账中先列暂收,再作暂付账务处理。后来根据总行指示,行里还两次买进400两一块的金砖,资金付总行账的,财政部这就无法可查。其实这种账在总行往来里很好查,但不算违法。        

后来财政部钱币司派人来查账,看到这些暂收暂付,我就老实告诉了他,于是他要看暗账,不料他拿到暗账就不肯还了。

实际这200两黄金是公开的,也是不大的数字,但查账的人很想从中敲敲竹杠,捞点外快。当时的钱币司司长是戴铭礼②也是孔祥熙的人,和杨子厚先生也很熟,都是孔老先生一条门路的,况且这200两黄金是省行的,也不是什么私人老板所有,就是秉公处理也不至于惩处。杨先生也送了一些衣料之类的东西,暗账也就拿回来了。

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这件事给总行董事会知道了,江西省政府打电报给中央设计局,于是熊式辉派人查重庆行的账。来人是茂华银行的一位仁兄,那位仁兄有点神气活现,特派大员的脾气,态度傲慢,认为重庆行买黄金有暗账,问题一定很多。稽查结果,暗账俱在,明账处理完全正确,对总行并无隐瞒,通过查账证明重庆行光明磊落,还增加了杨子厚的声望地位。先前杨子厚先生怪我不应以暗账资金买黄金而通过明账处理。经董事会查稽后,更证明列入明账以示对上级没有隐瞒,是完全对的。

当时的重庆,不仅银钱业有暗账,商店、工矿企业都有暗账。因为老老实实那就要亏本关门。江西源源长银行外面挂着一块坐庄的招牌,其实买卖黑市外汇、黑市金银,收存款搞拆放,都是通过暗账经营,坐获盈利。他们迁到大梁子后,外面开了一家瓷器店,内部就是地下钱庄。我们银行职员如果按照当时重庆的生活水平,老老实实拿着一点干薪,特别像我带着家属小孩恐怕饭都吃不饱。

这一点杨子厚先生不像我在泰和分行的经理包旭初,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他人疾苦,大家只能凭自己头子各显神通。杨子厚先生自奉俭约和同事们共甘苦,他很关心大家的生活,想方设法给大家一些生活的补助。银行从拆放的黑市利息收入中,提出一定的比例作为同事们的伙食津贴,这样一来,大家饭能吃饱了,就解决了最大的后顾之忧。我们存放同行的拆息除一部分入正式暗账,在伙食津贴之外,还有积余,年终就作为大家的补贴。虽然数量有限,但大家苦乐与共,工作也就心情舒畅。

我们存在中央银行的资金越积越多,就要想办法调回总行,但是中央银行在江西的资金不多,有时重庆派飞机送一批去,才能汇一次过去,汇一次总是上千万元,不收汇水③,这完全是凭杨子厚的私人关系。所以有一次我们行在胜利大厦宴请中央银行业务局的负责人和各组组长,吃了一次西餐,我们行的资金一般都是比较顺利就能经常划调总行,此外还有一部分资金代总行买进黄金,寄存在中国银行的保险箱里。

① 一种债权债务结算日期。

② 戴铭礼,1901—1991,字立庵,浙江衢县城关人。1921年进上海公学商科,毕业后任汉口银行公会秘书兼银行杂志主编。1926年任财政部赋税司荐任科员,1935年升司长,1948年任上海银行总经理,1949年去香港,回国后1955年在上海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工作。

③ 办理业务汇款时,按汇款金额所收的手续费。

银行内盗和黄金储蓄

我在重庆工作期间,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克尽职责,努力工作。自己一贯谨慎小心,但是也有疏漏的时候,在建行初期没有考虑银行库房的设备安置,因此银行重要的印章一直没有进库,出纳的一只银箱就放在营业间,因此就出过一次失职的案子。

我们银行里有一位姓廖的工友,专门跑中央银行解票子、领现款等工作,在行里主要服伺杨主任的,他是杨主任自己带过来的。平时看他很老实,不声不响,大家都很信任他。一次中央银行的支票用完了,我把领支票的条子盖上印章,叫他去领空白支票,哪知他领来时偷偷撕下了一张,我也没有去点空白支票的张数。那姓廖的自己开了一张贰佰万元的支票,偷盖了杨子厚签字章和名章,到中央银行领走了200万元现钞。当时谁也没有发觉。

那姓廖的随即同其他工友闹待遇,说是工资太低要增加,声言不加就不做了。他就这样带着铺盖走了,总务也没问为什么要带着铺盖走。杨先生听说他要走,也就算了。过了几天我和中央银行对账,才发现少了200万元,经过逐步勾对,发现有一张贰佰万元支票不是我开的,查笔迹是姓廖的字,于是马上报告警察局,一面向总行报告。警察局派来了两个刑侦人员,查了整整一个月也没查出一点结果。姓廖的工友是谁介绍进来的,平时有哪些朋友,都稀里糊涂,只知道他是川北某县的人,如果要追下去,势必派人到廖某的原籍去,如果是警察局办案人员去,则一切费用开支都要由银行负担,而且很有可能被警察敲竹杠、开花账,案子能否解决还是未知数。熟悉内幕的人说200万元的案子太小了。这样一来这个案子追不下去了。

这时抗战已经胜利,不久杨先生也辞去了银行办事处主任的职务,随中央银行复员去上海,这个案子不了了之。总行除了通报之外,也没有深究。因为支票盖了杨先生的签字章和私章,杨先生是有责任的,按规定签字不能用图章,用了图章等于没有签字。但是一些银行的经理主任为了省事,还是用图章代替签字。杨走后,我认得的重庆法院的一位朋友和他商量,他说由法院承办可以追缉,但时间就说不定了。为此我也就没有再找麻烦提出办理诉讼手续。总之便宜了这个盗贼,让他发了一笔横财。

对于发展省级汇兑业务,往往受时局变化影响,因战事多变而影响交通邮路,有线电报也时常会中断。江西裕民银行总行曾有在重庆设立电台的设想,而且负责电台工作的人员也已经从江西到了重庆,由于无线电台设备须在重庆申请购置,不料相关部门控制很严,不同意设立电台,因此机器设备没有着落。于是这位仁兄在重庆游荡了一年,工资照领。杨先生也不管他,直到抗战胜利后,此兄才“凯旋而归”。

我一家住在行里不出房租,不付水电费,吃饭由银行里供给,家属小孩也都吃在一起,支付很少的伙食费,后杨子厚先生就不要大家出了。这对我来说占着不少便宜,有时为了孩子吃得合口味一点,也自己添一点菜。

我每月底薪120元,照重庆的米贴发给每月可拿一万多元。当时中央银行吸收黄金储蓄,每两2万元,六个月期,期满付给黄金一两。我就把每月的工资存储黄金,翠华在泰和靠着养猪积蓄买的戒子和镯头等现货卖给银楼里,每两约三万多元,再去存黄金储蓄,这样拼拼凑凑在1944年存到黄金10两.满以为到期可以领10两黄金,谁知存期快到了,市面上关于黄金储蓄的谣言纷纷,有说到期不付黄金,按市价付现钞,有说付黄金,不过按市场价打折……谣言一多,黑市上黄金就上涨。国民党真是“刮民党”,千方百计搜刮人民的血汗钱,黄金储蓄到期报上公布:黄金储蓄每两以6折发给,还死要面子说这是为了维护政府信誉,取信于民。到期6折发给,等于我的薪金打了6折,翠华二两多首饰卖掉存了6个月还是二两多,还比原来少了一点。蒋介石失信于民到了明目张胆抢劫的地步。

后来黄金储蓄不办了,另外办理登记买期货,就是先付款定期取货。我们行里几个同事大家凑钱买期货,每月工资所得就托李维琛到市场上买进美钞,10元20元都可以,这比黄金灵活得多,用这样的办法保持币值。

行里也有受朋友委托代办拆放的。重庆有许多国民党的政府机关,他们财务人员都经手大量的的钱财,这些公款照规定要存在银行里,只有一般存款利率。于是他们就找熟人放拆息的办法,或转存私营行庄和地下钱庄,所得的利息远远超过一般存息。这种变相的贪污行为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机关里是很普遍的。撤退到重庆的原来长沙行的小孙,他找亲戚介绍到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财务科做财务,他们手上有大量的经费,小孙托我给他们存放到私营行庄里,就是一个例子。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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