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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打铁街的银行办事处

我抵达重庆的时候,江西裕民银行重庆办事处还在筹备期间,同事还不多,除了主任杨子厚先生之外,还有一位姓刘的秘书,临时帮忙整理文牍公事。还有两位,都是“工合”①的老人,是随着杨子厚先生到银行来的,一位是李维琛先生,一位是王德懋先生。

杨子厚先生非常客气,已经为我预备好了房间,是在楼上朝南的,窗外有一个大的阳台,面对长江南岸群山,环境很好。我家隔壁的小间是王德懋先生,中间是李维琛先生的房间,朝北靠马路的楼上还有一大间还空着,等待其他同事的到来。

江西裕民银行重庆办事处主任杨子厚先生是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经济硕士,北京燕京大学毕业,他在任江西裕民银行重庆办事处主任的同时,仍兼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纂,每月在中央银行拿着几百元一月的干薪,一个星期去个几次就可以了。杨先生的家住在歌乐山中央银行宿舍里,每星期六下午中央银行有汽车来接,直放歌乐山。不久杨先生的夫人从歌乐山搬到裕民银行来,住在二层楼的大房间里。杨太太是个小个子,三十多岁,精明能干,两只眼睛总是带着微笑,为人热情。杨太太没有孩子,他们很想要个孩子,但是医生也查不出原因。她很喜欢兔兔、蛟蛟,因此和翠华相处得很好。

杨先生是孔祥熙的人,关系密切,很得孔的信任,他称孔为“老先生”,经常出入孔门。但是杨先生为人耿直,不善趋炎附势,有正义感,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很不赞成,特别对国民党政治腐败,内部勾心斗角,深恶痛绝。

行里后来又来了副主任,带着太太和两个孩子,年纪很轻,他是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②的公子。曹副主任原是美术学校毕业,到银行来工作也只是在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之前的临时过渡,所以没有几个月他就离开了。

随着杨子厚先生一起来的李维琛先生是江西鄱阳人,在行里负责营业。虽然省银行业务只限于单纯汇兑业务,而且都是客户自动上门办理的,但也要知道金融市场的情况,熟悉行情,消息灵通,这就需要合适的人来担任营业外勤,这点是很重要的。李维琛头子很活络,熟人也多,做事能干,善于交际,他还能讲好几种方言,有时还要夹杂几句英文。李对人也很热情,但省银行的业务范围受限,因此发挥不出特长。

他每天要跑市场去交易所,打听金银外汇行情,比期利率升降等等,但多数还是为他自己或者替别人办理一些私人的外汇买卖和放拆息③活动。重庆的金融市场(交易所)在陕西路钱庄业公会里,这些营业外勤都是在袖筒里做功夫,讨价还价的。这些人都穿着长衫,袖子筒宽大,双方买进卖出都在袖筒里捏着手。所以外行很难得到真实的行情。

李维琛原在“工合”工作,后来又在周雍能先生的炼油厂工作,与厂里的一位女同事谈了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说他们快要结婚了。但是后来李认得了另一位女友,算是一见钟情,最后结了婚。我们大家都认为那位小姐无论是品貌还是学问,都不及原来的朋友。爱情这东西真的很怪,不以人得意志为转移的。

担任出纳的王德懋先生是山东人,据说王在“工协”也是出纳,是杨子厚的同乡。他的工作很仔细,为人也很热情,但有时因为过分地细心而被北方人说“心眼多”,往往工作上简单的事情会弄得很复杂,引起同事之间许多不必要的猜疑和意见。

行里担任总务工作的是李佩文先生,还有一位姓毕的打打杂差。后来又进来姓李的姐弟二人,那女的经常请假不上班,那时行里也没有请假制度,来不来上班也不影响工作,据说他们是省主席曹浩森的亲戚。反正行里是因人设事,不怕人多。还有杨熙逢先生,是总经理的亲戚,抗战一胜利,马上就回江西安排工作了。杨子厚先生对这些人都秉承总行的意见办,至于具体做什么工作,总是叫我安排。我是三个人的工作六个人来做,大家分担一点,这样一天的事情两个钟头就可以做完了。

重庆银行的房子,坐落在打铁街南边,打铁街是东西向的,银行坐南朝北一开间门面,里面是两开间,主任室、会客室都是朝南的。因为依着山体而建,所以房子从外面(北面)看是上下两层,后面(南面)看实际是四层,沿马路是上面两层,后面朝南还有下两层。沿马路两层一层有营业间、饭厅、会客室、主任室之外,主任室后面还有一间客房,后来曹副主任一家居住,楼上是我们家和同事的宿舍。后面下二层,上一层是杨主任的书房和卧室,底层是厨房、厕所和工友的卧室。这是重庆房屋的的特点,前半段是沿马路,后半段依山崖而建,所以有前两层、后两层,前面看两层,后面看四层。我们银行里面还有一个防空洞,整个一条打铁街马路下面就是重庆的大隧道大防空洞。

由打铁街向东,沿正中路直到朝天门,这条路是下坡路,打铁街以上大梁子青年会是上坡路。南北向的打铜街和民族路相衔接,最下面一条路是林森路和陕西路相衔接,就是这一块地区集中了重庆大小银行、钱庄、银号、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一百多家。打铁街直至朝天门,这里有重庆最高的大楼“川盐”、“美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的大厦,打铜街有交通银行的大厦,有中央银行业务局,中央信托局就在我们脚下的道门口。重庆银行界公共活动会场“银社”也在那里。川帮除了“美丰”、“川盐”、聚兴城、和成四家大银行之外,其余的钱庄银号也差不多都是四川帮开的。大家都叫这个地区为“银行区”。

犹如华尔街的神经伸向全世界,重庆“银行区”的神经也连系着华尔街,还通向全国尚未沦陷的地区,实际也影响着敌占区的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区。除了中中交农和小四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和各商业银行钱庄之外,“银行区”的另一大特点是各省的地方银行都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这是战时首都的新事物。这些省行对外称“办事处”,实际主任的权力比分行经理还大,有的等于各省在首都的政府办事处,除了接受本省的业务委托,什么生意都做,同时还起着通讯网络的作用,特别对国民政府军事财政金融方面的变化,随时与本省沟通联络。当时湖南省银行在重庆办事处的人员就特别多,河南省银行的办事处设在林森路上,气派也很大。原来河南省行的后台是原河南省政府主席、现任重庆卫戍司令的刘峙,所以业务也做得很大。我江西裕民银行以前的同事黄绍棣君,就在河南省行,黄君和我在江西遂川办事处时的代主任王名宽有亲戚关系,他说起刘峙开口“敝亲戚”闭口“敝亲戚”,后来才明白,他和刘峙有裙带关系。

江西省银行在重庆的业务,主要是沟通本省汇款,为本省旅渝同乡服务,畅通汇路,办理赡家汇款。如江西旅渝人士和家乡隔绝,汇款不通,中央、中国等四行只有在点线设行,而且又不肯一般汇款,邮政局也时停时汇,特别遇到交通受阻、寸头调拨不灵时,更是如此。而省银行的总行在本省当地,有充足的资金,可以充分接受省外的汇款业务。因此财政部准许在重庆成立各省银行的分支机构,但有限制,只准经营省际汇兑,不准经营存款放款业务。所以,我们重庆办事处的业务就很简单,每天就是办理汇出汇款,汇到江西去的,或是从江西汇来的应解汇款。我们把汇款所收的资金(一般汇出多于汇入)都存入中央银行。由于业务简单,账务处理也少,每天只动用几个会计科目,如汇出汇款、应解汇款、同行往来、联行往来、暂收、暂付和手续费,以及各项开支、房屋器具等等。

财政部虽然规定各省行不能做存放款,但实际情况是,吸收存款根本不需要,我们有的是资金,放款不能做,但以同业往来名义做拆放还是可以的。因此办事处用拆放的办法,收得较大的利率,在年终结算时,所获利润是很可观的。

① 又称工协,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38年8月5日由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胡愈之、徐新六等在武汉发起成立。

② 曹浩森,1884—1952,字明魏,号浩笙,江西都昌周溪乡牌楼人,1909年赴日攻读陆军专业,辛亥革命后回国,1925年后历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处长、参谋长。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1931年后任军政部常务次长兼陆军署署长、江西省政府主席、1946年就任国民党中央监察院委员、东南行政指挥部主任等职。1948年以陆军上将军衔退役,1952年2月5日病逝于台北。

③ 以天为时间单位计算利率,习惯叫“拆息”,金融市场上经纪人等相互短期拆借款项的利息,通常较放款利息为低。

从我家看重庆

重庆建市已有三千余年悠久历史,公元前316年从巴国的首府成为秦代的巴郡,汉代称为江州或渝州,宋代称为恭州,赵惇初被封“恭王”,后又即帝位,由此双重喜庆,故称“重庆”,沿用至今。重庆市中心于长江嘉陵江汇合处,形如半岛,因依山建城所以称为“山城”,实际倒可称为“石头城”,因为整个山城就建在石头山之上。我们银行打铁街的房子就是依山而建,所以一幢四层房子,分成南北上下两截。

我家所居住的宿舍,沿马路看是在二层楼上,但是从另一面看,是在四层楼上,若是从道门口算恐在十多层以上了。我们的房间外又是一个大阳台,居高临下,俯视道门口,林森路也在我们的脚下,但见屋宇栉比鳞次,一眼看到储奇门和长江南岸的海棠溪,可以望到林森路东段接陕西路直至朝天门。远望长江对岸,可纵目数十里之外,只见长江南岸,山峦起伏,层峰叠翠,每天早晚看那滚滚长江日夜奔腾,面对青山和夕阳,不由不使人多出一份感概,所谓“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但是这种超然物外之思绪往往又为现实生活所扰,空想虽好,尘缘难舍,当事遂心愿,心情好的时候,看着这山水日月都是好的;到了事与愿违,心头烦恼之时,所有的风雨云雾都成了讨厌的东西。

在我们阳台上,也可以看到重庆的另一面,生活的艰辛和不易。江边码头的苦力,从船上卸货,把各地运来的货物一包一包背上岸来,又要一包包搬上船运往各地,他们永远弯着腰,顺着着台阶艰难挪步,上坡又下坡。想起自己刚到重庆从海棠溪下坡,储奇门上坡,走得浑身臭汗。而有二百多磅的酆专员,我还真为此担心不知怎么上坡下坡,原来重庆有一种特有的运载工具“滑竿”,“滑竿”形是藤躺椅,两个扛夫一前一后扛着,其特点是使坐者不论上坡下坡都能平衡而舒适。当时国民党官员的官邸别墅多在南岸山里,每逢星期六他们上山度假,都是坐着“滑竿”进山的,扛夫的艰辛可想而知。重庆有自来水,可很多平民还是饮用长江水,在直对打铜街在陕西路下坡,有一个挑水的埠头,老百姓用水就从这里挑上来。

在我们大阳台的下面边沿上,住着不少贫民,矮矮的房子上面,铺着乱七八糟防雨的破席之类,人只能钻进钻出,像是上海的滚地龙。我时常注意到他们的生活,边上的岩石有一滴一滴的水渗出,他们用木桶接着,一个钟头能接到一桶,这是他们的生活用水。这些贫民衣衫褴褛,有做小生意的,如卖宵夜的、卖炒米糖开水的,有的卖粽子茶叶蛋。也有坐暗娼的,住在我们下面棚子里就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到了傍晚就穿上旗袍出去了。重庆除了几条主要马路之外,大多是阴暗潮湿的小巷小街,穷人随处可见,路边甚至还有饿殍的尸体。

重庆做人力车夫最是辛苦,看他们拉着车上坡下坡,真是苦不堪言,上坡时躬着身子,那头都要顶着地面似的,下坡时要死命用背部顶着车子,仰着身体向下跑。我就看到在打铜街,那车子控制不住翻了车,那摔了跤的人拿着“司的克”就朝车夫打去,社会真是太不公平了。记得韬奋先生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过议论,说是同是“圆头方颅”,为什么一个坐着一个拉着?

重庆的夏天太阳像一团火,热得使人头痛,那辐射下来的光线真叫人害怕。我们窗前的大阳台一天要晒上十几个小时,水门汀被炙得快要开裂,房间屋檐又低,火样热气向房间直扑进来,屋里的台子、凳子都热得烫手。夜里不能睡觉,我们等太阳下山了就在阳台上泼凉水,冲得“吱吱”作声热气直冒,翠华每晚都要冲上好几次。但是长江里的热浪滚滚扑面而来,要等到十几分钟后热气才慢慢消退。这时我们在阳台上铺上席子,大人小孩都在水门汀上睡觉。

重庆的冬天雾气重重,对岸的山峦丘壑全部弥漫着浓浓迷雾,远近都是白茫茫一片。当晨曦穿过雾海,泻下一缕亮光,紫色的雾褪成灰白、奶白,似面纱一般。透过雾纱,江上不时传来阵阵汽笛和山城路上的汽车喇叭声。远处有几个山头刺破云雾,犹如浮出海面的小岛时隐时现。慢慢地雾气消散,一轮暗红的火球从云海中跃出,放射出无数耀眼的金线,那金光直穿鱼鳞般的云层向下洒开。大约要到10点,云雾才退尽,周围一切由“水墨图画”变成绚丽的五彩图案,人如置身仙境。只是现实生活中,重庆的大雾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也会令人讨厌。

春夏之际和中秋前后,是重庆最美的季节。四五月份正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长江水发,滟滟随波千万里,江天一色无纤尘。我们在大阳台上登高望远,真是心旷神怡。长江南岸山林绿,绿荫丛中映瓦红,等到杜鹃红时,远看山色更是艳丽。秋天也是好天气,蓝澄澄的天空,碧绿的江山葱郁蓬勃;到了晚上,山城灯火通明,对岸丛林掩映中,时明时灭疏疏点点的灯光。天上银河繁星在我们头上,地上灯火长江在我们脚下,这些情景闭目如在眼前。月明之夜,星没有了,整个山城在月光笼罩之下,江上清风拂来,夜空更是凉爽宜人。我们一家人在阳台上度过难忘的秋夜。重庆山城有值得我们回忆的美好,这些烟云影事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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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家福(重庆打铁街,1945年)

重庆遇老友

我到重庆安置好一家大小就去看望老朋友杨德汉君,他在陕西街永新肥皂公司工作,是我在泰和工作时的老同事。杨德汉原在江西裕民银行万安办事处做会计,后来又调金库科,当时他还没有结婚,在泰和一个人单身,因此一下班就到我们办公室闲谈,或者帮我们写汇款委托书。我们业务忙,人手少,常常要开夜车的,老杨成为了我们加班的固定人员,那时加班可都是义务劳动。我们一起工作一起谈笑一起玩,很是开心。我到他的公司去看他,我们能在重庆相逢,谈得甚欢。他说走过打铁街,看到“江西裕民银行筹备处”的招牌,就去问过有没有江西来的人,只是没有料到你会来!那时老杨是我在重庆的唯一朋友,我几乎每星期都要到他那里去玩闲谈。有时一个星期要去几次。永新肥皂公司在瓷器口设有肥皂厂,生产“永新牌肥皂”,质量很好。这个厂有位副厂长原来是上海五洲固本肥皂厂的,知道固本肥皂的配方。永新肥皂公司的老板姓曹,是公司总经理,和杨德汉有亲戚关系,杨德汉在永新公司担任会计主任,在那里很有威信。每次去,他总要留我吃饭,我也就不客气,他们公司里的伙食吃得比我们银行还要好。

有一段时期,我们每晚一同去沧白纪念堂,参加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那里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情况的报告会,还参加了首都各界悼念韬奋先生逝世的追悼会。有一次他们公司从香港带来一些瑞士手表,他要我也买一只,这是我第一次买手表。我做了10年的银行,第一次买了瑞士惠勒手表,第一次戴了手表。抗战胜利后,他因公去上海,说上海毛料便宜,问我要不要带一点,我是不要什么,结果托他代杨子厚先生买了一套西装毛料。

杨德汉比我先回到上海,我进上海山西裕华银行工作时,他们永新公司的办公室在五马路,肥皂厂在港口,他已经结婚住在长乐路,我住在茂名南路,相距一站之遥,这是我们第三次相逢。

1949年解放后,我参加接管山西裕华银行,他参加食品工业接管,还穿了一套军装,当时穿一套黄军装大家就刮目相看。接管告一段落,他就担任益民食品一厂(杨树浦)第一任财务科长,家也搬到提篮桥惠民路。虽然解放后大家都在上海,但是因为政治运动多、会议多,各忙各的,见面的机会较少,但仍经常保持联系。我入党时,组织上通过他了解我在泰和、重庆、上海的情况。杨君可算是知我者矣。

后来我调到徐汇区人民银行,大家就失去了联系,大概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永新肥皂厂已更名为上海洗涤剂厂,通过该厂的宋诚同志(上海洗涤剂厂财务科长,是杨德汉一手培养起来的)询问杨君的情况,不料杨德汉君在60年代竟作故人,与世长逝矣!几十年的好友,先我而去了,感慨久之,记之以为悼念。

我在重庆碰到了张育中,10年不见的同学见了面,真如“他乡遇故知”般的高兴。虽然我们在南昌裕民银行训练班相处不过八九个月,彼此接触的机会也不多,但是久别重逢,觉得十分亲切,尤其是远在他乡,而且我们都是杜重远先生的关系而聚在一起的,在思想感情上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当时张育中在重庆百里之外的煤矿工作,即孙越崎①办的“天府煤矿”,重庆市区有煤矿办事处。他说,今天进城,走过门口看到“江西裕民银行”的招牌,就进来看看有没有熟人,不想我们竟在这里碰头。言下不胜幸会。我们有谈不完的离合往事,以及江西诸友的境遇。以后他每次进城就到我家落脚,谈上几个钟头,晚上就睡在我家地板上,他很随便从不计较。大约有一年光景,张育中离开天府煤矿,进了打铜街的大同银行。我们两个单位只有一坡之隔,于是几乎天天见面,不是他来我家,就是我去他那里。

记得我们在南昌裕民银行训练班毕业,张育中是被派到玉山办事处的,就在浙赣线边上,离杭州有一天路程。据说一年之后他就离开银行进了湖南中央合作金库。抗战军兴,他也曾投笔带着行李奔赴延安,同行几人边走边宣传抗日,但到了西安被阻,未能进入延安,弄得十分狼狈,流浪到重庆。这段历史是在沈一展去延安之后,沈一展去延安之时,张育中曾到汉口相送,以后就辞去中央金库工作的。

育中进大同银行之后,在一个私人教师那里读英文,他要我也去,我也就报了名,但没有多久就散了。以后我没有再读,把原来认得的几个字也多忘了。育中则在他处继续补习,英文很有进步。有一次“银社”举行联欢会,他邀我也去,每人是要表演一个节目的,我不肯去,我哪来节目?育中说不要紧,他有准备。会上轮到他时,张育中站起来说:我是无锡人,无锡有一个小调人人会唱。大家听了就活跃起来,鼓掌欢迎。抗战期间江浙沪一带人抛家离乡流落四川,听说唱“小小无锡景”,大家都想要听听乡音。张君不慌不忙说:我唱小小无锡景,大家都会,我来哼两句吧。他照着调门哼了几句就结束了,来了个“空心大佬馆”,我是暗自好笑,大家都上了当。

张育中是在重庆结的婚,他的岳父是重庆大学的教授,妻子是中华职业学校的同学,结婚时黄炎培黄任老证婚。抗战胜利后他岳父去了台湾,张君夫妇东下回了无锡老家。我记得自己还写了一封慰问信,说“八年抗战,十年离乡,今日荣归,虽无衣锦,脑不满,肠不肥,却锻炼成一副钢铁筋骨和坚强意志,足以慰令堂大人之企望也”。不久收到张从台湾来信,他已随同岳父接收基隆煤矿,担任财务方面的负责工作。我和他一直保持着通讯,直到解放前夕。

到重庆之后,几位旅途中的熟人也成了来往走动的朋友。酆景福先生住在江北香国寺、上清寺牛角沱对面,进出要上坡下坡过一条嘉陵江,等于我们这边山上到对面的山上,酆先生肥大的身躯上坡下坡很是吃力,但他每次过江来,总要来看看我们两个孩子。有一次我和翠华带着两个孩子到牛角沱过江去看过他一次。酆专员在重庆中央设计局挂着委员拿着干薪,没有实职做着寓公。他也是亦官亦商,做瓷器药材生意,据说做药材生意是最赚钱的,有时我也代他办些汇款事宜。

王又庸的太太熊小姐也会来看看翠华和孩子们,她和翠华总有话说,诉说心中的苦闷,翠华也只能劝劝她。

原来泰和的邻居胡家位是青年军的师长,我们叫他胡师长,他也没有实职,在陆军大学进修,但很自由,而且带着家眷,住在陆军大学宿舍里,地址在歌乐山。一次陆军大学校庆,他开着汽车来接我去玩。他们住的房子很大共有三四间,他很客气地招待我。但我们究竟没有深交,而且地位不同,因此很受拘束,次日我就回来了。庆祝会有很多节目,其中胡师长夫人演出《女起解》很受欢迎。

上次胡师长从贵阳来的时候,运来一卡车瓷器,寄放在我们银行防空洞里,很久才卖出去,大概卖了一个好价钱。一次他从广州飞回来,带了许多首饰和进口的化妆品,他自己不便出面,就托我到寄售商店出售。但是我不习惯这种官商兼顾的大人物,对他们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① 孙越崎,1893~1995,原名毓麒,绍兴平水铜坑人。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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