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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五、赣渝道上(1944)(一)

准备远行

1944年2月中旬,当我从赣州回到泰和的时候,已是春节过后二十多天了。我随身带着很多东西,有行李铺盖箱子等等,刘鸿先又送来一只大网篮塞上车顶,我随身总带有两百多斤的物品。到了泰和,车站上的人看到我的东西太多了,要把我扣下来。我知道刘鸿先这个人在泰和的车站码头都有熟人,很吃得开。我就说这是刘鸿先的东西,要扣你们就扣着吧!这下弄得车站的人很尴尬,凑巧那个地痞王化霖也在站里,听到了我的声音出来,就说让他拿去吧。于是我带着东西出站,否则我就把大网篮丢在车站了。

到了家里,和翠华商量到重庆的事情,首先就是要做衣服,大人小孩我们4个人都没有什么衣服,日常的也要换了,不然到重庆买不起也做不起的。第二天翠华去给孩子们买来粗布料,去裁缝店做衣服,包括两件小棉袄。翠华不想做棉的,新的毛料又做不起,就买旧的改,翠华买了一件黑呢大衣,我买了一件灰色厚呢大衣,经过翻新之后,很不错,还可以穿穿。虽然已是残冬,但春寒料峭,沿途难免餐风宿露,没有大衣不行。家里的棉被也破了,又买了两条棉絮胎。此外我还买了三四套质量较好的西装,都是进口毛料,其中一件有八九成新,因为大了一点要改,一直没有穿,后来回上海被张慕良借去,结果遭回禄而付之一炬。除了我在赣州已买了一些,在泰和还买了衬衫内衣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品。又买了一只电熨斗,到了重庆还特别派用处,连杨子厚的太太都是每天要用,又买了一只小银箱放点“值钱”的小杂物。

要搬家了才知道家里的杂物多,一个小家庭五六年来从原来的两口子到四口人,陆陆续续添置了不少的东西,除了写字台是向银行借的,两只床、方台子、橱柜、凳子、藤椅都要处理,有的看起来不起眼,像厨房用具,煮饭的锅、炒菜的镬子、烧水的壶,瓶瓶罐罐大小水缸,处理起来也是件麻烦事,还有我的房子,后来“亨棚冷当”①全部作价让给了包旭初,一共5000元。包旭初杀我一记,我也只好如此,包旭初的门槛精,知道我急于走人。虽然彼此同事几年却谈不上友情,更难望帮一把,所以被他杀一记也是自然的事。

泰和行里的同事都知道我要去重庆,大多数的反映是善意的,他们都为我要到“战时首都”去而高兴,见面总是殷殷嘱咐,诚挚之情,深铭不忘。大家为我远行饯别,自然又是忙碌应酬一番。刘尔亨还在家里设宴送别,除我之外多数是女同事,盛情可感。当然也有人在背后讥讽,说总行派胡守礼去重庆,江西裕民银行就没有人啦!同事们告诉我,我也一笑了之。但这位老兄当面还对我恭维一番,说了许多好听的话。我也就客气一番:“鄙人才疏学浅,难当重任。”他说:“福至心灵嘛,老兄不必担心!”我不客气地回答他,我是“生平不善经营,更少吹拍能力,既无福心又不灵”!因为据我这半年来的了解,这位老兄在总行就会钻营拍马,为会计科同仁所鄙视;到了泰和接替我的工作,也是洋相百出,还有争风吃醋的闹剧。他逢人就要吹嘘自己是上海光华大学毕业,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为什么还要到处吹嘘呢?

行外的人也都对我非常关心,江西省助产学校的一位朋友劝我,“做啥到重庆去,这么远的路,不会在泰和找一个事情。”这位朋友很热情,是个上海人,我要去赣州的时候,他也劝我离开银行,他负责帮我找工作。但我很珍惜近十年于兹银行职业,不舍离开。也有的朋友担心去重庆后的生活问题,重庆生活水平之高一般薪水阶层确实居不易啊!为蛟儿接生的梁大夫也关心着我们。总之我深感友情之可贵。

泰和交通银行的张如(汝)明是余姚浒山(现属慈溪)人,因为也算余姚同乡,所以交往很久。在江西遇到同乡是不容易的,还有中央银行的胡行、中国农业银行的某某等,我在泰和都请他们吃过饭。张如(汝)明曾一度调往交通银行上饶支行,有一次写信给我,希望给他介绍包旭初的小姨子张明华。当时有许多人在追求张明华,我们行里就有两个,加上包旭初本人也颇欲染指。我就写了回信告诉他:“近水楼台,逐侍在侧者颇不乏人,兄远在他地,恐难以插足也”,以绝其幻想。我去赣州时他已调回泰和,热情地给我介绍他的哥哥张汝孝,他的哥哥在交通银行赣州分行任会计主任,要我去碰碰头。我想在他乡多认识一个人总是好的,又是老乡。谁知到了赣州我专程去看他,递上张如(汝)明的信,不料这位老兄态度冷漠。也没有请我进屋,如有求于他者然。我也有点生气,敷衍几句就走了。后来项斯从龙南来赣州,说起有人给他介绍交通银行会计主任张汝孝之妹。我也听过算数,不说什么。

知道我要去重庆,张如(汝)明要我带两包瓷器给他的叔叔,他的叔叔在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颇有点权势。说起来要我带瓷器真有点为难,路远物多不说,照顾两个孩子就很难了。但我这人颇重友谊,想张如(汝)明为人热心诚恳,不像他的哥哥,情面难却就答应了。既然答应了,就要负责带好,打包时我把这两包瓷器打进几条棉絮之中,自己的反而放在箱子里,结果到重庆拆开一看,给人家带的完好如初,自己的全遭“玉碎”。我还老远抱着两包瓷器送到化龙桥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爬了许多山坡才送到那位张稽核府上。后来那位张稽核做了重庆交通银行分行经理时,我为了一笔湖南的汇款去找他,他看到是我,很快交人给我做了办理,还免收汇费。抗战胜利后,项斯离开江西裕民银行,去了九江交通银行,我猜想大概也是这位叔丈人的关系吧。解放后,据项斯说,其叔丈人就住在上海江宁路上。

到了2月底,我还在泰和忙碌,总经理史世珍正好到泰和来,在行里见到我还没走,就着急地说“你还没有走啊,这样何日能到?”我向他报告准备情况,不久即可动身。他说我再给你开几封信带着,找找他们可能方便些。总经理就给写了三封信,一封是给桂林中央银行经理吴耀三,另两封分别给柳州和贵阳的中央银行经理,名字都已忘记。我想反正入行书越多越好,别人给我的介绍信也一律收进。后来这些信件都没有派上用场,甚至孙以云给我的中国旅行社的介绍信也都塞在皮包里。去重庆沿途靠着我的运气,没有遇到多大阻拦,一关一关顺利通过,所谓“吉人自有天相”。说到运气,另一件事却在时隔几十年后成为大大的晦气,这就是我在上文提到过的,我在泰和行里碰到曾飞云,他要我带一块布料到重庆。这本也是一件平常事,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在有超人想象力的造反派那里,就成了递送情报的联络暗号。想想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我也为此吃尽苦头。

我要到重庆去的事被行里的小马告诉了董事长,我就顺便随口说要去看看李董事长,不知何时去适宜。小马说今天就有空。于是小马陪着我去看李德钊。李是大人物,省政府委员,我只能当面敷衍,说到重庆后再将重庆的情况向董事长报告。我是说过就算,到了重庆我也没有向董事长大人写过信。一次接到小马来信,问我到重庆后为什么不给董事长写信。我收到信后不久赣渝通讯已断,因此连小马的信也没有回复。

想起这件事,觉得自己对不起小马,幸好后来董事长也没过问这件事。1946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南京的“江西源源长银行”②请江西“国大”代表吃饭,我和陈卓堂正好从重庆到达南京,在源源长银行里正巧碰到李德钊董事长,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前和他打招呼。不过这时江西裕民银行因江西省主席更换而改组,李已不再担任董事长了。看到李德钊我就想起了小马,总觉得对她失信而感到内疚,同时也对她的前途命运而牵挂,想起小马那妩媚秀丽的容颜,轻盈的体态和温柔又活泼的性情,希望她有幸福的生活和美满的家庭。如果小马还健在,现在也已六十多岁了。

两个星期的准备做的差不多了,还剩下一网篮自己喜爱的书籍杂志,有鲁迅的小说杂感,有茅盾的小说曹禺的戏剧,还有整套的《文学》《读书生活》《世界知识》《全民抗战》,还有邹韬奋、杜重远的书籍;我把这几年来与郭德亮、项斯、张慕良的通信都装订成册,把郭项二君给我的信题为《心曲集》。这些东西太重,即使带了,路上检查也很危险。考虑再三和刘鸿先商量,就寄放在他家,因为他是泰和本地人,放在那里比较保险。哪知抗战胜利后托人到泰和找,说是没有了。解放后刘鸿先曾来上海,说起图书的事,他说日本人曾一度占领泰和,慌乱中这些书不知哪里去了。

从泰和出发去重庆,乘长途汽车先到衡阳,而到衡阳还要先到吉安,从吉安转,第一天只能到界化陇,第二天才到衡阳,车票还很难买到。听说衡阳行有解钞票的汽车到泰和来,我就准备坐行里的车去衡阳,因此把准备工作全部做好,汽车哪一天来我们全家就哪一天走。于是我们就天天等着汽车。

① 又作“亨棚冷”,古汉语“咸不剌”的方言变体,表全部,一共,通通之意。

② 抗战时期由潜玉斋与陈卓堂、王德舆、周扬禅等人合资在江西创办源源长银号,在各地设有分支。

赣湘途中--茶陵、衡阳

同行九人

3月初正是早春的时节,乍暖犹寒,但赣江流域的气候不像阴雨江南,东风吹来也不那么寒冷刺骨,淡黄的太阳照在穿着棉絮的身上,浑身暖烘烘地舒坦。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正是“出洞”的时机了。这次走马上任或者说充军发配,正是难的的机会,历经赣湘桂黔川五省荒蛮之区,饱览奇山怪水,也算享受!

讲迷信的话,我们的开头就大吉大利,衡阳行送钞票的汽车终于到泰和来了,包旭初通知了我开车的日期时间。3月初的早晨我把一家一当全部搬上汽车,一共四大件,两只箱子两件铺盖,加上两箱公物。汽车是福特牌,烧汽油的,我们就坐在司机身后的座位里。我们一家上车时车内已经有一个大胖子,是同事沈恩湛的姐夫酆景福①专员,还有一个是张秘书。我上车后车子就开动了,泰和行送行的老同事们纷纷挥手道别,此一别,除个别同事如蒋季铭、石翼德抗战胜利后还见过面但已作故人之外,其余大多数都成天涯海角,没有音讯了。

汽车开到建设厅附近停了下来,包旭初在招呼二女一男上车,还帮着他们搬行李,他们的铺盖箱子也不少。能叫包旭初亲自动手帮忙的,三人来头可是不小,我心里在想。其中一位是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有一位长得丰满的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红润端庄的面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但黛眉深锁。这样一来座位就不够了,蛟儿只好坐在妈妈身上,那位二十七八岁男的也只能坐到后面去了。

汽车开到上田村折向西北到了检查站,不要小看这小小的检查站,它的脑袋很大,挂着的牌子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交通运输管制委员会江西省泰和检查站”。我们一个个下来看了证件就放行了,汽车直向泰和西北方向赣湘边境急驶。这条路过去只有地基,没有车子,路上也是坑坑洼洼的,两边长满了野草,要去湖南界化陇、茶陵,只能从吉安经安福、莲花走。泰和成了江西省会之后,湘赣两省运输频繁,西南各省车辆都要经泰和再往东南各地,因此这条公路经过重新修整成为干线。汽车开过文江(省教育厅在此)渐入山区,进入罗霄山脉支脉,高山迎面而来。我们在永新县汽车站停车场下车,两边都是芦棚,我们在棚内饭铺吃了午饭,又继续在万山丛中西行,下午四五点钟到了茶陵。

茶陵是湘赣交界门户重镇,尤其在战时,武汉长沙沦陷,茶陵就成了东南各省和西南各省的交通咽喉。茶陵有三多,一是汽车多,停车场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汽车;第二饭店多,过往的人填饱肚子才好继续赶路;第三是旅馆多,来往的汽车、旅客都要过夜。由此也带来娼妓多,赌博盛,形成畸形的繁荣。这是战争带来的特点。我们汽车一停,司机和副手就自去安排住宿吃饭了,我们就分头找旅馆找饭馆吃饭。找旅馆不难,我们一下车自有人来接生意,至于旅馆是不是清洁卫生,有没有吸血的“好汉”,也不去管它了,反正是住一夜。饭店里人挤人,但还好,没有像现在占着位子慢慢吃,不管边上站着等的。湖南人吃辣子是有名的,大大超过了江西人,我们也不知吃的什么菜,总之辣的眼泪都出来了,据说越往西贵州、四川越是层层加码。我们吃好饭就到旅馆休息,坐了一天汽车疲劳不堪,两腿僵硬。翠华更加幸苦,犟脾气的蛟儿坐在妈妈身上不肯下来,你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只是缠着妈妈。

次日一早洗漱后吃过早点,就坐到汽车上等着开车。湖南的公路密度比江西还要高,纵横交错,而且路面也宽阔平坦,尤胜于江西。昨天车在江西境内是高山峻岭峡谷激流中行进,今日已越过罗霄万洋山脉进入平原了。公路边树林夹道,田野里麦苗油菜一片葱绿,冬天在这里已经过去,田野山峦都已换上春天的新装。车至安仁,大家下车午饭,活动麻木的双腿。可是蛟儿坐在妈妈身上就不肯下车,对他横说竖说就是说不通,同车的其他人劝说他也不听,拿橘子引他他也不来,最后只好强制执行把他拖了下来。在饭店里吃完饭我们要走了,他又不肯离开饭店了,扭着耳朵才跟了出来。一路上坐在妈妈身上不肯让妈妈透一口气,累得翠华筋疲力尽。兔儿大了二岁,就懂事多了,背着一只书包带着自己的东西,管得好好的,自己上车下车,不要大人操心。

汽车继续赶路,经过了耒阳(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临时省会),在一座向阳的山林竟看到一树桃花斗艳而放,汽车停了下来,司机和副手三脚二步爬上山岗掰了一大把桃花。傍晚车到了衡阳江西裕民银行衡阳分行的门口,彭经理不在,邵副经理亲自接待,准备好了晚饭,也为我们找好了旅馆房间。第二天,彭经理、邵副经理在行里设宴,请了我们。在衡阳住了两个夜晚和一个整天,看看市面很少有战时景象,长沙沦陷后,湖南省政府迁往耒阳,但湖南的水陆铁路交通中心还在衡阳,成为两粤要冲、湘南门户。粤汉铁路北来至衡阳分为两路,一路向广东韶关直达广州,一路向广西桂林、柳州连接黔桂路。衡阳北有南岳衡山,湘水北来直贯市东而过。我们在旅馆附近逛了街市,看到黄澄澄的广柑,样子很好,大家都买了不少,一吃酸得要命还带着苦味,大呼上当。其他没有看到什么,也不知有什么特产。

我们从泰和出发到茶陵有140公里,茶陵到耒阳175公里,耒阳至衡阳63公里,加起来378公里,整整花了两天时间。

王又庸的太太熊小姐

我们搭车一行老中青幼共9人,通过几天伴旅都熟悉起来。酆景福先生是江西浮梁(景德镇)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是我在泰和银行的同事沈恩湛的亲戚,酆景福深得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器重,在江西是位显赫的人物,有点声望。酆专员是个大胖子,外面传说,自省府秘书长大胖子刘体乾中风去世后,熊式辉主席立即打电话给酆景福,要他到医院检查身体后立即去休养。酆任专员期间也有人骂他,说他是“刮地皮”的能手,腰包装得满满的。熊式辉到重庆做中央设计局局长之后,酆景福就挂名为中央设计委员,实际是休养拿干薪的美差,经常往来于赣渝之间做药材和瓷器的生意。还有一段酆和陈果夫关系的传说,不过多是捕风捉影之谈,故而未录。一路上我们与他同行沾到不少便宜。同行的张秘书年龄已在五十以上,为人和气,有长者之风,此次到重庆是奉命去中央研究院任秘书长。张秘书原来在江西担任什么职务不清楚,初次相逢也不便打听。他和酆专员一样对我的两个孩子很是关心照顾。

同行的另三位是包旭初送上车的,原来是熊式辉主政江西时曾担任过省民政厅厅长的王又庸②的家属。包旭初怎么会拍上王又庸的呢,内幕不得而知,但听说靠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发财的商人燕延俊的后台就是王又庸,后来燕出钱买到江西省参议院的位子。燕和包又是合伙的,包旭初是在裕民银行派往建设厅工矿委员会担任稽核时和燕拉上了关系,后来包旭初担任泰和银行的主任和经理,两人更是相互利用,发国难财。那位二十多岁的女子,原来是王又庸的夫人,大家都叫她王太太,我们也跟着叫,那位老太太是她的母亲,大家称呼熊太太,男青年是熊太太的儿子,也是王太太的哥哥,不怎么做声,和妹妹也不怎么说话。那母亲对女儿倒是千依百顺,女儿对母亲偏是爱理不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六十多岁的王又庸那时已是国民政府的参政员,可能还兼着中央设计局的什么委员,他和这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是在泰和结的婚,此事在泰和曾轰动一时。因为我对这些事不怎么关心,但是行里的女同事经常议论,说起婚典的盛况,一班趋炎附势之辈,还把这一对红颜白发的结合传为美谈。更离奇荒诞的是,那位熊太太在徐娘半老时节就已经和王又庸姘居,王又庸去重庆后,熊太太一家住在泰和,熊太太渐渐年老色衰,而女儿却由小姑娘出落成了大姑娘。中学毕业后,王又庸在占有熊太太之余,又要染指这位熊小姐,王又庸利用地位金钱,串通了熊小姐的母亲,软硬兼施内外夹攻下才使那姑娘屈服,成了老淫棍的战利品。于是熊太太既是王又庸的姘头,又成了 王又庸的丈母娘!当时还定了三项条件:一是正式结婚不做姨太太,二是王又庸与其他女人脱离关系,三是结婚后送姑娘去美国读书。所以一路上王太太俊俏的脸上难有笑容,有时和翠华说话,和兔兔、蛟蛟说话时才勉强有点笑脸。

后来我们又一起到柳州的时候,我和酆专员、张秘书长在柳州市郊溜达,真好看到王太太和她的母亲提着七八包东西从市里回来,酆专员叹道:精神上不能满足,只好物质上给她满足!言下之意还是姑娘的欲望难填。看来酆专员对此也是有看法的。到贵阳的时候,我一次误称王太太的哥哥为“王先生”,酆专员在一旁笑着说:“你就姓‘王’算了!”弄得我在一边有点尴尬。后来我们到了重庆,成了“金丝鸟”的王太太还来看过翠华和兔兔、蛟蛟,说话解解闷。翠华总是劝着她,保重身体之类的话,别的也不随便谈。我们也去看过王太太和她的母亲,他们住在学田湾。

后来很久没有见到王太太来家玩。一次酆专员到银行来看望我们,说起熊小姐(她不愿人家叫她王太太)说是住进了医院。原来到了重庆之后,王又庸改变了初衷,不放她去美国,怕她远走高飞不回来了,而且也不许她外出活动,不准出门交际,因此两人时常吵闹。一次熊小姐竟吃了安眠药自杀被送进了医院,从此以后再没见到她。抗战胜利后,我们也忙于自己的事情,也没去关心打听这位熊小姐,一个美好的青春就葬送在封建官僚的手里。

① 酆景福, 1906—2001,字介初,江西省丰城人,曾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厅视察,湖北南漳、蒲圻县县长,江西乐平、高安等县县长,江西省第五区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江西省田粮处处长,“国大代表”。1949年后去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秘书长,1991年12月任台湾“国家统一建设促进会”副理事长兼常务理事。1996年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② 王又庸, 1891—1963,字平秋,江西兴国人,东京法政大学政治系毕业,1928年任江西万安县县长,后任省民政厅秘书。1932年后加入“新政学系”成为骨干。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四川参谋团第二处处长,主持“追剿”长征红军的政治事务。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四川省民政厅厅长。1938年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跟随熊式辉赴东北任民政部部长。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1949年在上海发表通电宣布脱离国民政府,1949年后任国家文史馆馆员。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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