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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四)赣州过客

总行会计科

1943年7月,我离开泰和离别了翠华和孩子,为了避免彼此伤感我不要她送,坐了长途汽车去赣州。泰和到赣州160公里,途经遂川午饭,下午3点到达。到了总行向人事股报到,去看望了高崧秘书,高秘书是一位忠厚长者,五十多岁,说话轻轻的。他办公室里还有两位视察和一位助理秘书。

我被分配在会计科总账股,就是廖启贤原来的位子。会计科长胡国宾三十多岁,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还没有结婚,正在追求会计科名花夏爱珠。总账股股长李长发是老会计了,做过吉安分行的会计主任,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胖胖的个子。总账股管理着江西全省的会计账务,有六七个人员。总账股下设统计组,有人员统计、业务统计、财产统计、收入支出利润统计,根据每月各分行月报编制月度统计,根据年度决算表编制年度统计。其他人有的管损益,有的管财产,我的工作是拼表,把各行处的月报汇总,打起数字来算盘上长长的一串,全行存放汇都在亿以上,当时这个数字已经属于很大的了。全省有八九十个行处,拼起来虽然不算吃力,但也不轻松。好在那时年轻力壮,打起算盘来眼快手快,一边准。

坐在我对面的是夏爱珠,我的边上是朱厚泽,朱的对面是江国楷,我们四个人关系很好。会计科科长胡国宾也坐在我们一排,闷着头一天听不到他的声音,好像还有两个同事在总账股管理会计档案。股长李长发在前面的营业间里,不和我们坐在一起,因为总行有一个营业部对外营业。我们各归各做自己的事情,也没人来催促监督,工作倒是蛮适意的,不像在泰和分行那样紧张疲劳。我到总行的时候,泰和行的热心同事马咏薰小姐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夏爱珠,她们是豫章中学毕业的同学,两人都有秀丽的美貌,马咏薰秀美之外而较为活泼,夏爱珠美丽之外则较为娴静,都不乏追求者。当时会计科长胡国宾正在追求夏爱珠,据说已快到瓜熟蒂落的阶段。但很奇怪的是,我到重庆工作后,一次夏爱珠到行里来看我,她已经与国民党空军机关一位青年军官结了婚,我也曾到她的家里去看过她。看来胡国宾在情场中败北了。

裕民银行总行的房子在赣州王阳明路的孔庙原址,第一进是营业部,第二进是会计科,第三进是食堂。会计科三个股都在第二进的大厅里办公,除了我们总账股,还有检查股和联行股,全科有五六十人。办公的房子高大宽敞,我去的时候正值大暑天,在大厅工作倒颇为凉爽。从第一进营业部穿过大花园,上十几级台阶进入会计科办公的大厅,居高临下可以看到花园,大缸里种着的白兰花花香扑鼻,工作环境很不错。全科中联行股的人员最多,总有三十余人,管理着全行的联行账务,每月由各行处抄制对账单送联行股核对。三个股中检查股最为活跃,股长和同事们打成一片,有说有笑有争论。科长胡国宾自管自,不问科里的闲杂事情。

有一次听到检查股的同事们在那里又是讲又是笑,讲到后来还听到提到我的名字。我回过头去张望,检查股股长老钟笑着对我说,老胡,有这样的好新闻为什么不讲给大家听听?我给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有啥好新闻?他们递给我一份用复写纸印写的“新闻小报”,原来是泰和分行哪一位好事者舞笔弄文,标题是两行打油诗。忘了写的什么,小标题有什么“醋海掀波”“办公厅变成演武厅”,说的是泰和分行会计廖启贤和出纳刘鸿先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演出一出全武行”等等。原来泰和分行出纳科记现金日记账的刘小姐原来和出纳主任刘鸿先有意思,不料廖启贤来了之后和刘某搭上,两人打得火热,刘鸿先醋心大发,于是在办公室和廖冲突起来。据说廖启贤原来在总行拍科长的马屁,因此在会计科大概不得人心,特别检查股的同事对他很反感。现在看到来自泰和的丑闻传单,不免就宣扬作为谈笑挖苦资料。胡国宾听见也只是装聋作哑,无可奈何。

江东庙宿舍与老同事

赣州管辖赣南的8个县,我在遂川工作时曾到过一次,算是江西的中等城市,比吉安还要大,马路也宽敞,两边的街坊都是广东式的骑楼。我到总行报到后分配住在北区江东庙宿舍里,到那里一看,所有较好一点的房间都已被先到者占领,只有西边还空着一间三面都没有窗户的大房间,大白天都要开着电灯。工友把我引进阴暗的房间,房间很大,空荡荡的,只有联行股有位年轻同事住在这里。我把床铺放在中间,挂上帐子,第一夜就睡不好,西北方向墙外只听得啾啾虫鸣之声,猜想外面可能是乱冢荒郊。雨夜听雨声淅淅之中,如有鬼魂泣诉,听之悚然而悲。深夜睡梦朦胧中似有物压身,常因而惊醒,挥拳猛击,空无所获。

后来东边房间有人搬出空出床位,我在泰和的同事,后调来总行的吕道绶随即约我搬过去与他同室。这间房间向东开着几个窗子,光线较好,太阳也能晒到。总算逃出那间使人惶惑不安的房间了。整个宿舍配有两个工友,工作就是早晚各烧一次开水,同事们上班去了就扫扫地,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如果谁生病了,在宿舍里是没有饭吃,只好饿肚子,管理得实在差劲。

同室的吕道绶君原来是泰和的老同事,经管汇出汇款,缮写汇款委托书,既快又好,还会画画。他不但字写得好,还善于模仿各种字体。吕君曾在泰和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当地三青团成立伊始,每个团员都发有臂章,吕君无论在上班还是下班、工作还是休息,都套着臂章不肯脱下来。老实说,当时很多人对国民党不感兴趣,也有对国民党统治不满意甚至厌恶的,我和一些人对吕君当时的举动就很反感,大家都觉得这人有点毛病。三青团刚成立时还有点朝气,后来慢慢不那么吃香了,以后也就不见吕君再戴臂章了。

吕道绶在泰和还干了两件很出格很出名的事。一次是模仿泰和中央银行的经理武秉恭的签字,写了一张字条:“见条请交来人法币十元”,戏弄中央银行的人。吕道绶拿到10元钱,就叫工友去买了甜的咸的,几个人嘻嘻哈哈吃掉了。武秉恭发现后坐着黄包车赶到裕民银行问罪,伪造签字行骗在当时也是触犯刑律的,包旭初说好说坏道歉总算平息,这事要发生在今天,我看小会大会非几次不得过门。还有一次,严家祠堂作为银行新址正在修缮,将近完工还未迁入办公之时,1943的春节,行里的一些同事躲进祠堂在行里的库房赌钱,吕君知道后报告了警察局,所有参赌人员都被抓了进去,结果由包旭初去保了出来。由于这些事情,大家都说吕道绶精神不正常。

包旭初待人的特点是出了事他从不当面责怪,所以同事们都对包有好感。吕道绶的事让包难堪,包背后如何处理只有包自己知道,大家只知道吕道绶不久被调到总行去了。

我们两人同宿舍后很长时间都是同去上班一同下班。他说行里伙食不好,要自己烧来吃,我答应他不妨试一个时期。于是早上我们吃点心,中午匆匆赶回宿舍烧饭烧菜,吃完饭已快到上班时间,又急急忙忙从江东庙赶到阳明路总行,晚上也是如此。每天要买菜,还要备好油盐酱醋,大热天,中午往往干得汗流浃背,一不省钱二不好吃,真是得不偿失。吕君喜欢吃狗肉,一次还从市场上买回来一条小狗,活活摔死了,剥皮去内脏,红烧了一大钵子。他对我大肆宣传狗肉好吃,营养滋补,我看着他剥皮看着他烧看着他吃,他要我尝尝,我恶心得要吐。

赣州也经常有警报,一拉警报大家就离开单位出门躲避,有家的回家,我们这些住单身宿舍的就出去瞎逛,警报解除了才回来。只有老弱妇孺才就近躲入防空洞。我在赣州半年多,警报经常有,但没见到敌机来过。不过一直听人说,以前日本飞机来赣州时,炸死了蒋经国亲娘毛氏。后来才知道,毛氏并没有和儿子一起住在赣州,她是在溪口老家被日本人炸死的。蒋经国在赣州闻讯悲痛欲绝,原来他本已准备遣人派车奉迎母亲去赣州居住,不料迟了数日,遂致母亲遭难,哀悔终身。

每次遇到放警报,我和吕道绶一同跑,一次我们跑到北门,登上赣州城头,八景台远看天高山远,烟树茫茫,鸟瞰北门外贡河渡口,章贡二水在城外会合。江流有声,我们两人坐在城头上大发思古之幽情。贡水源出武夷山,章水源出大庾岭,在赣州会合后758公里赣江由此开始,曲折北上,纵贯全省。我们居住的江东庙宿舍也有防空洞,一次还不到上班时间警报就响了起来,我们就待在宿舍里不出去了,此时包旭初的小姨张明辉恰来躲警报。那时她被包旭初送来正在中正大学读书。

炎夏已过,中秋将临,我们会计科办公处从大厅搬到西侧楼里,检查股和总账股在楼上,联行股则在楼下办公,冬天还可以装火炉取暖。楼的隔壁是“中国旅行社”的大院子,我原来泰和的同事孙以云就在那里担任业务管理工作。孙以云最初是泰和行的营业员,后来任营业主任,他的姐夫闵紫若是吉安上海银行的襄理,所以他也想进上海银行工作。孙以云离开泰和去了广东韶关中国旅行社,想以此过度。我到赣州时他已调赣州中国旅行社工作。孙以云在泰和时和丁瑞相恋,孙喜皮黄,丁瑞亦精于此道。许多人对一个姑娘能唱戏,背后对丁瑞的身世就有些议论。其实就算出身卑微,但她能专心努力上进,考取银行是很不容易的。丁瑞和吕道绶的爱人李惠英都是1939年考入江西裕民银行的,是裕民银行第二期训练班出来的,1940年被派到泰和。孙以云和丁瑞热恋已到成熟阶段,但是孙以云在安徽寿县已有妻室,有情人终难成眷属!孙离开泰和时,二人难舍难分,同事们在欢送孙的时候,他们二人唱了一出“三娘教子”。

我到赣州后首先就去看孙以云,因为是老同事了。赣州中国旅行社人员精炼,做管理工作的只有3个人,一个是社长,另一个是业务(孙以云),还有一个是财会,餐务部、旅馆部属于伺应服务,人员也不多。虽人少,但办事效率高,管理得井井有条,他们的餐厅、卧室都给我清洁卫生的好印象。我每天吃过午饭就去那里坐坐吹吹牛谈谈天,下班时间还早我也要过去吹一阵。孙以云为了业务需要夜里还要补习英文,他爱人也从安徽寿县出来了,还有一个女孩。

想到自己,我把家务和孩子都丢给了翠华,我除了工作一身轻松,东逛西逛数着马路,可翠华带着两个孩子,养着两只猪猡,还有一群鸡鸭。想到家里我的心里就是不安。我每天空闲着有很多业余时间白白浪费了,上午9时上班,下午4点下班,中午还休息一个半小时,一天实际工作只有五个半小时。后来看到青年会有英语班招生,早晨6点到8点上课,我就去报了名。从此我多了一件事,早晨早点起来,从江东庙到青年会去上课,上好课回到行里吃早饭。中午就利用午休时间到公园里去坐坐看书温习一个小时,这样反而过得很有规律。我想这样读下去,总可以学到一点英文基础知识的。哪知读了3个月,停课不办了,说是教师不教了,找人又请不到,我也只好停学,很可惜。

蒋经国的新赣州

赣州是蒋经国悉心经营的地方,当时蒋经国是红是白传说很多,把蒋经国说成是传奇式的人物,我在泰和就有听闻。他像是封建王朝的巡按大人,常常“青衣小帽”穿街走巷私行察访,他可能真的想为民做点好事。日军飞机轰炸后,蒋经国会亲自率领工作人员抢救伤员安抚百姓,有时还会上街扫马路做清洁工作。蒋经国在赣州禁赌、禁烟、禁娼,取缔奸商投机,弄得一些资本家土豪劣绅很是头痛,在赣州呆不下去。蒋经国每周有一天接待老百姓的日子,凡是有困难有冤枉的可以到行政专员公署去申诉告状,专员公署大门上有一块“天下为公”的横匾。据说在蒋经国的治理下,赣州民风淳朴,正气伸张,许多人一提起赣州都津津乐道,称蒋经国为“蒋青天”。

我到赣州后,喜欢在街上走走看看听听,专员公署大门口确有“天下为公”的横匾,还有“民众接待室”,是不是蒋经国在接待,不得而知。赣州有公营的贸易公司,有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供销社里棉布、百货都有,市场东西不缺,但谈不上繁荣,百姓生活毕竟清苦,购买力有限。赣州给人以朴素平和的印象,远没有泰和花天酒地的繁盛。就在五六年前,赣州还是粤军统治,那时烟馆林立,赌博盛行,娼妓招摇过市,可算是繁荣,不过那是病态的繁荣。在文化方面,也有倾向于进步的现象,蒋经国办有《正气日报》《正气周刊》,30年代在上海编《涛声周刊》的曹聚仁是《正气日报》的主笔、总编辑兼总经理,经常发表文章。我也订了一份《正气日报》,天天看。

当时漫画家张乐平也在赣州。他在泰和开过一个画展,那正是张乐平穷困潦倒的时候,办画展卖几个钱度日糊口。我与同事蒋季铭一起去看张乐平,蒋季铭和张乐平是上海三友实业社的同事,那时张乐平的工作是画画广告。到了张乐平那里,蒋季铭叫我请张乐平画张速写像,我想他既画画为钱,润笔给少了不好,给多了我又给不起,所以我就推掉了。

赣州也有戏剧演出,京戏我是不要看的,主要是看不懂,进步的话剧我是不肯放过,看过《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赣州有一家公营的“青年书店”,桂林出版的进步图书都能买到。我当时对这些很为赞赏,认为这些有点像苏联革命后的措施,因此对蒋经国抱有幻想。

蒋经国的政绩还表现在建设方面,蒋经国到赣州后,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凡是乘汽车到赣州者,汽车进入赣县境内,就见公路旁竖着大标语牌:“建设新赣南,欢迎你参加”,使人耳目为之一新。1936年蒋介石花了几千万钞票,把余汉谋的军队收买过来,还有陈济棠的空军,使赣州、大庾圈入了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蒋经国经营赣州后,选择了东门外的荒山丘陵地带一个叫“虎岗”的地方,建造了一幢一幢四层楼的房子,一条柏油沥青路伸向前方,两边横向一排排都是红砖黑瓦的楼房,一路延伸,从托儿所、幼儿园开始,有正气小学、正气中学,听说还准备办正气大学。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晴朗天,我跟同事们去虎岗观光,大概是什么纪念日或者有什么落成的日子吧,山岗上一片片松林,参观者络绎不绝。记得不知哪位文人做了一首《虎岗谣》,记得大概:

太阳一出满山岗,老虎引颈声长啸,一啸再啸日日啸,啸得魔鬼影全消。

在赣州街上还看不到有什么大变化,在虎岗确实有点新气象了。不过也有人说蒋经国盖楼的钱都是宋美龄赠送的,否则他哪来钱?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蒋经国成了领袖人物,赣州三青团的活动很活跃,成立什么“晨呼队”,每天天刚亮,老板姓还睡着做着好梦,这些三青团分子就在马路上狂叫“蒋总裁是太阳!蒋总裁万岁!”这就叫人讨厌了。在中山公园还展出了蒋介石宋美龄家书,表示教子有方,蒋经国的讲话也总是总裁训示了。不久书店里也看不到进步书刊了,进步话剧也不演了,一切都变了,三青团统治着赣州。

天伦之乐

1943年的中秋节即将来临,我替兔儿买了一只书包,买了赣州的沙田柚子,还有月饼糕点许多吃的东西,乘汽车回泰和看翠华和兔儿蛟儿。我是7月初到赣州的,虽只有两个多月时间,我觉得日子好像过的很长很长,虽然和翠华每周有一封信,知道兔儿很乖,蛟儿长高了,都听妈妈的话,反而更增舔犊之情。我前面提到两个孩子小名都是根据生肖叫的,翠华来信说兔儿明年要给她读书了,要给她取一个名字了。孩子读书是一件大事,我们乡下孩子读书要起个学名,和翠华商量给她取名“澄萍”,泰和环城有条“澄江”,黄庭坚诗“澄江一道月分明”,萍者,表示澄江内一浮萍而已,是跟着父母漂流到泰和澄江来的。蛟儿叫“澄藩”,藩者,浮萍茂盛也。后来感到笔画太多,孩子写起来麻烦,就改为“正萍”“正凡”,简单易写。以后几个孩子,小园是在重庆出身,就取名为嘉陵江之“陵”了。

当我满怀着喜悦在家门口叫兔儿开门的时候,她在里面听到我的声音,高兴得和弟弟一面叫着爸爸,一边给我来开门。门闩太高,兔儿够不到,她踮起脚尖帮我开门,门闩拉开了脚尖还踮着,我一推门她就“噗”地摔了一跤,我连忙跑上去把她抱起,问她痛不痛,她笑着说:“不痛!”蛟儿趁机抱着我的腿,不住地叫爸爸,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抱着他问:“想不想爸爸?”他怕羞似地说“想!”几个月的分别,两地相思连孩子也憋坏了。我们边吃晚饭边拉家常,开怀畅饮,我是不会喝酒的,但来一口也是“畅”的。

翠华告诉我:“向日葵长得太高了,花太重了,秋风秋雨吹断了杆子,葵花籽没有老都烂了。”“茄子蕹菜长得真快,天天吃天天长,管金库的谭胖子、管仓库的老甘大家来吃还是吃不完。”“番茄也被风雨刮倒了,没有青番茄炒肉片吃了。”兔儿插嘴说:“弟弟没有红番茄吃了!”家里养着的29只小鸡我走的时候就有将近四两(老秤十六两)一只,是翠华日夜辛劳服侍的结果,睡至深夜她都起来看看。但秋雨成灾,瘟病发作,每天死一只鸡,吃都来不及,没有办法都送给老甘吃的。窗前一排芭蕉也长得真快,已窜上屋檐了,“有时刮大风,芭蕉沙沙作响,我抱牢孩子心里有点怕!有时雨打在芭蕉上,我哪里还睡得着。”翠华说。“还有一次鸡窠门没关牢,不知是野猫还是黄鼠狼跑到鸡窠里咬鸡,鸭子吓得嘎嘎叫,我也不敢起来,让它拖走。”“还有一次贼骨头夜里爬我们的墙头,被过路人发现大喊捉贼,贼骨头是带着梯子来的,吓得扔下梯子就溜走了,老甘起来了我才起来。”讲到高兴处我们哈哈大笑,讲到心酸处只有默默叹息。这顿饭真是“开轩西场圃,把酒话桑麻”了。

中秋节那天翠华弄得几样小菜,有鱼有肉,有酒有菜,一餐晚饭吃得很高兴。夜里晴空澄碧,气候凉爽,月亮把我们小院照得粉妆玉彻。我们把方桌搬到院子中央,摆上月饼、沙田柚子等果品,取一个团圆的吉利,泡了茶坐着赏月说笑。我在外漂流有年,成家亦已近6年,还是第一次享受这种团聚的清福。事情总是相对的,没有尝过离别之苦的人,不知团聚之甜,团圆之可贵。我过去没有体会,现在儿女在一起,越觉得家庭之乐。小院里芭蕉摇曳弄影,鸡冠花凤仙花展蕊怒放,月明风清花香四溢,夜色宁静,虫鸣声从四面传来。我们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吃着喝着,叙天伦之乐,赏明月之夜,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中秋节。

泰和行里的老同事对我像客人似的要请我看戏,那个戏院在去太原书屋的路上,到了那里才知道当日休息。

有了转机

我在家和孩子们“奈何”了几天后又匆匆和翠华孩子们告别,乘车返回赣州,还有在过遂川时碰到稽核股张行权这一闪的印象。回到赣州,宿舍里多了一位姓张的同事,四十多岁,背部微屈,是鄱阳人。交谈之后知道他原来在泰和钨砂事务所叶紫青那里工作,因为和该所的出纳老吴大家都是熟人,所以谈得很投机。张君和总行高秘书有交情,进总行工作就是有这点关系,分配到秘书视察督导室,这也算一个机要部门,但我们彼此熟悉了就什么话都说。

一次他说起外县行处的工作,说那里人头熟,发财机会多,他对我说:你在泰和也不错啊。我回答他,在泰和发财的人是有的,但是我没有发财,我是做会计工作的,不直接对外发生关系;从一个分行来说,有经理有营业主任,有他们在外面交际联络,做生意都不要自己出面;如果会计和经理、营业勾结起来,或许也可以分得一点残羹余渣。但是我和他们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否则我也不会到总行来了。边上的吕道绶也插进来说起包旭初和刘鸿先的事,说他们自己做生意,套取银行的资金,发国难财,他们的生活阔绰,在泰和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我们3人一个房间,每天晚上总是漫谈解寂,时间长了也是无话不谈,他对泰和行的情况也已很了解了。

一次张君对我们传出消息,说是泰和的刘鸿先要调总行。刘和接替我工作的廖为了一个女同事争风吃醋早已传遍总行,加之包刘两人的作为也总有风声传出,所以人事股调刘到总行间接也是对包的警告。不久刘鸿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对总行人事股说说,希望报到日期再延缓一些时间,我想一定是总行有了限期报到的催促。我就找人事股王兴中股长转告刘的意思。王兴中一听大为不满,要我告诉他,若是拖延,后果由他自己负责。我去信告知“克日来总行报到,勿再延误”。不久刘鸿先来到总行,他不能做会计,出纳科也不需要,最后被分配到总务科做做杂事。而我在与王兴中股长谈刘鸿先的事情的第二天,再去找了王股长,我开门见山说:“昨天听了你的谈话,王股长对泰和分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是对我个人的情况未必了解吧?我要当面向王股长报告!”不料他很客气地说:泰和分行的情况过去知道一些,现在完全清楚了,以后有机会还是要调你出去的!他一客气我倒不好意思说了,想想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其实这正是机会,他既对我了解,我应该把泰和行的真实情况如实反映,事后我觉得自己也太老实了,也可说是无用之辈,自己只有一股戆劲得罪人,而不会肚子里做功夫,对自己委曲求全,对别人忠恕厚道,这是我最大的弱点。像我对吴淑芷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因婢女的事迁怒于我,对我凶蛮无理,而我还是诚挚对人,后来我到重庆,了解他儿子的情况后,还特地写信告诉他娘舅,要多关心他。这是后话了。

我到赣州后早晨补习英文,中午休息时间在公园复习,还都碰到了高秘书和王兴中股长,高秘书本就对我一直很关心,加上张君住进了我们的宿舍一个房间,所以就有了一种熟悉的感觉,后来张君的家属由泰和来到赣州,他们租了房子后,一定要请我去吃饭,高秘书和王股长也去了。

中秋节回泰和,赣州的广柑还没有上市,赣州的广柑皮薄汁多,甜而不酸,而且价钱非常便宜,我几乎每天要买来吃,记得一竹篓上十斤才二三块钱。我买了两竹篓,一竹篓带到家里,一篓送给了泰和行里的同事,是托何人带至泰和的记不清楚了。第一次回泰和的时候还在赣州买了板鸭和腐竹送至邵德先生的家里,那时他还没有发表为衡阳分行副经理之职。

在赣州我还生了一次病,没有上班,同事朱泽厚、江国楷还来看我,没两天我就撑着去上班了。因为生了病在宿舍没有饭吃,要吃饭生病也只好上班。

“即回总行”

转眼到了1944年元旦,1943年对我来说是倒霉的一年,运气不好,不顺心的事接踵而来,但我往往自我安慰,“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虽然受到暂时的挫折,却因此得到补偿,从我的经历来看,屡次得验。

总行的决算工作并不忙,各行处上报的决算表还没有送来,我是闲着没事。阴历年就在眼前,我又要想着回家过年的事情,又几个月没有看到两个孩子了,心里想念。同屋的吕道绶也要回宜春看望李惠英,他们结婚后李的身体一直不好,在宜春老家休养。于是我们二人同回,吕道绶提议坐船回家,水路走费用节省又可看看赣江两岸风光,从赣州到泰和船票只要一元多比汽车便宜多了,就是船要两天才到泰和。反正慢一点也无所谓,我就和吕君同行,在北门船码头上了赣江小火轮,那里正是章贡二水的汇合处,轮船顺水而下,坐着看两岸风景倒是比坐长途汽车有趣。轮船早晨从赣州开出,傍晚到达万安,赣州到万安一段,江中多险滩,叫十八滩十九滩的,但没人指点我们也搞不清楚。小火轮在万安过夜,我们就在万安街上吃了晚饭,去了银行万安办事处,主任陶端樾不在,其他无一熟人。我们在万安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黎明再上船前行,下午3点到达泰和南门外码头,全程三百余里走了二十多个钟头。我算到家了,而吕道绶还要坐两天小火轮,再坐汽车到宜春。

在码头请了一个挑夫送我回家,因为我带了许多吃的东西,准备好好在家和翠华和孩子们过一个愉快的春节。回到家里孩子们欢跃不已,翠华也忙着过春节烧煮。翠华养的两头猪都到了膘肥肉厚的壮年时期,养了8个月,够翠华幸苦的了。我们准备一头猪卖掉,一头猪宰了自己吃,也可以分给大家吃。据说自己宰的猪,肉比外面买的好吃。离除夕还有四五天,就在这时突然接到视察督导室的张君来信,要我“立即回总行,总经理约见,有新任务,切勿有误”。

我一看新年无法在家过了,和家里商量,原定除夕宰猪,现在我要走只得提前宰杀。泰和分行管仓库的老甘是屠夫出身,杀猪老手,翠华烧好热水,准备好木桶木盆,老甘把猪的四蹄捆起来,那猪脾气可倔了,嗷嗷直叫,老甘手起一刀,血就咕咕地流到盆里。就在这时,不知是谁“噼噼啪啪”放起了鞭炮,这是告诉人家,有人杀猪了!这是泰和的风俗。这风声一放就放出事情来了,不多久就有人敲门,说要找胡守礼。回答说胡守礼不在,敲门的人消息真灵通,说“胡守礼从赣州回来了!”原来是收税的人来了,鞭炮一放就知道有人在杀猪,这是好事者在通风报信,想捞一点好处。据说宰一头猪要缴纳三四元的屠宰税,还要一副猪下水(内脏),否则就是“私宰”,交了税还要罚款。老甘在听到有人敲门的时候,早把猪猡一抱搬进了银行仓库,木桶木盆也搬进了仓库,仓库的门在外面一锁,小院子里用水一冲,扫把一扫,一点痕迹也没有。我从仓库后门出去,看到两张熟面孔,是县政府的收税人员在“包公馆”门口问胡守礼,我出去,他们也不认识我。那两个收税人是空手而归。

我急于回总行,就到省建设厅江西贸易总公司找总经理黄兆孚,说有急事要回总行,商量要求搭贸易公司的便车。贸易公司本就是裕民银行投资的,总经理也是总行派的,原想自己人总好说话,不料黄兆孚面孔一板,生硬地回答“没有汽车!”再不说第二句。我很生气,回头就走。听说中国银行有车去赣州,我就去中国银行找到夏承郁经理,张冠洲也在,我把情况一说,夏经理一口答应:“搭我们的车子去!”半年后我在重庆,那位黄兆孚总经理在“源源长银行”毛经理的陪同下到行里找杨子厚先生,毛经理向我介绍这是黄总经理,我说“早相识了!”黄兆孚一副尴尬面孔,不好意思。所以做人不能太绝,总要留有余地与人为善好。

除夕前三天早晨我就要走了,翠华把猪的肝心肺烧了一锅汤,其味之鲜无与伦比,我第一次尝到如此好滋味,连吃了两大碗。到中国银行搭车,张冠洲先生在招呼大家,搭车的人很多,东西也多,大概都是急于赶回家过年度岁的,只有我正相反,是为工作赶回去的,所以没有带东西。车子的两边长凳上坐人,中间堆放行李,堆得高高的。车子在公路上上坡下坡颠簸起伏,中间堆放的行李物品时时要跌落下来。车到遂川抛起锚来,幸亏修好又开了起来。遂川到赣州都是山路,车也颠得更凶,人是一会儿蹿上一会儿蹿下,很多人都吐了。车过黄土关又抛锚了,这里的公路多是深涧边山腰中凿石穿崖而过,土路的质量也不好,乘车者下瞰深涧上仰危崖,无不揣揣不安。看着司机在车头一会儿螺丝刀一会儿老虎钳一会儿扳手,我们看着着急无法助以一臂之力。冬天苦短,太阳已开始西斜了,抛锚地正是靠崖的半山腰,周围没有村落,远远地山坳间有人家,升起了袅袅炊烟,前山后山,我们被困在万山之中了。夜幕降临,吹来的山风有彻骨的寒意,大家都担心起来,修不好怎么办?六点多了,引擎终于发动起来,又上路了。远近山村有点点灯火时隐时现,车子到了赣州城郊渡河又等了好久,到王阳明路已是午夜11点了。

想去江东庙银行宿舍太远,又是深夜,决定到中国旅行社去借宿一夜。幸好旅行社大门未关,敲开了办公室的门,孙以云已经回家了,是小李当班,把他从床上叫起来,他给我开了一间客房。第二天起来,孙以云已经来上班了,我把遂川买的一篓金柑子送给他们。

史总约见

9点钟到旅行社隔壁的银行上班,大家一见我感到奇怪,不是回泰和去过年了吗,怎么除夕到了又回来了?我也不知所以,只好说有事。张君知道我回来了,要我小除夕去他家吃饭。我带了礼物上门,高秘书王股长也去了,他们见到我说:“总经理要找你谈话,来了就好。”我想他们把我推荐上去了,大概两个月前王股长曾透漏过,还要用我的。第二天是大除夕,孙以云叫我去吃饭,他爱人烧了许多菜,孙以云的女孩也在,在我记忆里没有刘鸿先,可能已经回泰和去过年了,否则他也应该去的。

春节第一天,我和行里许多同事到总经理家里去拜年,我怎么会去的,已经记不起来了。总经理和太太亲自招待,桌上摆了许多剥好的粽子,一定要大家吃,我们每人吃了一只。总之那天去的人很多,都是会计科的,我跟着大家又到其他同事家里去了,去了哪几家没有印象了,但没有到科长胡国宾家里去,他住哪里也不知道。春节还有几天怎么过的记不清楚了。

春节过后到会计科上班,天气凉了以后我们一直在楼上办公了,这时候总经理的勤务员来找我请我去。大家都用很惊异的眼光看着我,我知道总经理找我总是有要紧的事,到底是什么事我也在猜想。到了总经理室,史世珍很客气地要我坐。问我到总行的情况和泰和时的一些情况。我知道这是客套,也是对我好感,如果真要了解泰和的情况,我调到总行时就该问我了。通过半年的考察,大概发觉我并不像诬陷者所告的情况,因此又想到我了,更主要的还是高秘书和王股长推荐反映起作用了。在旧社会,仅仅靠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努力工作是不够的,在某种情况下反而会遭到别人的非议,所以一定要有靠山。当然高秘书王股长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是靠山,不过是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后,表示出一种真正的关心,这在旧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深为感激的。史世珍总经理问过情况后,表示对我要重用,但是如何重用,却没有下文,史世珍不再说下去,弄得我倒有点七上八下的。

我回到科里照常上班工作,隔了几天,勤务员又来请我去,我一去史总经理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裕民银行在重庆要开办驻首都办事处,主任一职在重庆物色人选,总行派一名会计去,只派你一人去,担任重庆办事处的会计专职,其他所有人员由主任在重庆就近任用。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新开办行处要带许多东西,如账簿、表报、传票,各种业务凭证印章账册都很重。史世珍说,一切旅途费用实报实销。我实在担心家里,家在泰和还有两个孩子,在江西又举目无亲,若是同行,旅费、托运费经济负担也实在太重。总经理考虑了一下说,补助5000元(那时重庆的黄金储蓄15000元一两)。5000元肯定是不够的,但到底要多少我心里也没数。我就这样答应下来,总经理要我尽快动身。我说回到泰和要处理家务,要卖掉家里的一些东西,也要买进一些东西,要做一些大人小孩的衣服,需要时间。史世珍答应给我半个月的假期做准备。我也难以预测要花去多少钱,要有多少时间准备,一切只能答应了再说。

“流放”重庆

回到科里。大家都来问讯,我就如实相告。听到要去重庆,有人惊叫起来“重庆!”同事们的态度有两种含义,一是因为在当时重庆是战时首都,地位重要,去重庆工作也是一种荣耀,而且总行只指派我一个人去,也表示总行对我的信任和倚重;而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忧虑,路这么远,关山阻隔,险道重重,所谓路茫茫雾茫茫前景未明。检查股的徐股长说:我看总经理茶房两次来请你去,就轧出苗头,一定是要你到重庆去,因为重庆开设银行早已传说,就是没有人派去。

一忽儿消息传遍了总行各个部门,大家见了我都要讲几句祝贺的话。其实从职务上来说我原本就是泰和分行的会计主任,现在到重庆办事处去不过是个“会计员”,降了一级;只是从重要性上来说,驻首都办事处代表着总行,主任和会计员分别是分行经理和主任的待遇。对我来说我倒不在乎职位的高低,也不再乎权力的大小,而只是希望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有所改善,以实惠感对待,仅此而已。检查股的徐股长和同事们特别高兴,要设宴为我践行,我一再恳辞心领,他们说这是“罗汉请观音”,以后到重庆“观音请罗汉”就是你的事了。总账股的同事也设宴欢送,高秘书和王股长在一家粤菜馆为我送行,深感情谊,感激不尽。我在那几天几乎天天被请,个别同事还邀我到家里做客,实在过意不去。到总行半年,受大家关顾,想想自己既没有德能又没有做出工作成绩,只是有点不愿趋炎附势的怪癖而已。

王兴中股长告诉我,重庆办事处主任杨学坤①是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家,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对经济学造诣很深,为人诚恳厚道。我深感为有这样一位学者长辈同事而高兴。但王股长又告诉我“杨主任是总经理的妹夫”,这一句话印象很深,心里有数又有点不安。

我办好工作交接后就开始做去重庆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账册报表印章凭证文具用品,凡是能带的都带上一点,有的有了样张,到重庆再去印刷,像汇款委托书一类。我买了两只皮箱装这些物品,又买了大小两只皮包。许多热心的同事做参谋,说重庆东西贵得吓人,一定要多买一点,衣服也要多做一点或者买现成的,在重庆做衣服工钱都付不起。我买了小孩的皮鞋,买了毛巾肥皂牙刷牙膏手帕袜子,只要能想起来的。有人告诉我龙南拍卖行的东西便宜,我就写信给同学项斯,托他在龙南买女式大衣和其他合适的衣料。没几天项斯就把衣服给我捎来了,我也不管质地好劣马上汇钱给他。

物质准备之外,精神准备也很重要。当年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困难,在尖山我和翠华深夜黑暗中爬火车,在汤溪铁路受阻在荒野中等车,都没有考虑困难;在我调离泰和离家到赣州,家里丢下翠华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4岁一个不到2岁,也是硬着头皮顶着逆风我都过来了。有人说去重庆路途遥远,走几个月走多长时间谁也说不定,我想在路上一家四口只要不生病就不怕!千百年来都有蜀道之难的感叹,但现在总不像李白那时代“难于上青天”吧,如何难不还是有人在去吗。所以我对各种说法一概不去管它,只做好自己的准备,只要准备充分,要把困难想的多一些。我想只要有车通行,中国旅行社总可以买到车票,我和孙以云商量,孙以云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他以“赣州中国旅行社”的名义开了大量的介绍信,衡阳、柳州、宜山、金城江、都匀、贵阳、桐梓,帮我解决沿途住宿交通车票问题。虽不至于一帖就灵,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重庆米珠薪贵,很多同事还怕我在重庆“落难”做“瘪三”,写了许多信,史总经理给杨主任的信这是公事公办,王兴中股长给杨主任写信这是请予关照,高秘书写信把我介绍给了周雍能②先生。周先生过去在上海市政府任秘书长,与俞鸿钧关系密切,抗战胜利后俞任财政部长,周为财政部秘书长,这封信的分量不轻。高秘书还有一封是给中央信托局某某的。我到重庆是裕民银行公派去的,这些介绍信究竟有什么作用,我也根本没有想到去利用,一句话,唯一要紧的就是老老实实做事。但是写信者对于我的关切和照顾,我是一直铭记在心。

我一面在赣州做准备工作,一面写信给翠华,告知总经理的谈话情况和将赴重庆任职的事,一旦公务准备妥善即回泰和。

1944年春节过后兔儿叫名6岁(实足才4岁多),翠华已给她在泰和第一中心小学报名读书了。上学时妈妈送,放学时妈妈接,那时候读书没有年龄限制,只要小孩肯读。兔儿人虽小但读书很用功,回到家里还要照顾弟弟,帮妈妈做事,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

在赣州半年,回顾往事不禁愕然,当初若无人谗言,不至于调职,而仍安然于原位,更不会有这次更大的“流放”了。反之,如自己能趋炎附势相互勾结,或视若无睹各行其是,或也能苟延一时,偏安于泰和。但此非我之所能取也。所以有时想想人生的变化,倒是很有趣的。

① 杨学坤,即杨子厚,山东人,燕京大学毕业,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经济学硕士,1939年至1943年先后在重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会计室、财务处负责人,1949年后去台湾。

② 周雍能,1893-1986,字静齐、敬中,江西鄱阳人,1915年加人中华革命党,1923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办公室秘书,湘军第八路司令,赣军警备司令。1927年后曾任江西省政府财政厅长、南京市财政局局长、安徽省财政厅厅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36年后任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战结束后任财政部秘书,1947年后被聘为宪政实施促进会常务委员、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立法委员等。后去台湾,任“预算委员会”及“交通委员会”召集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等职。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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