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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三)澄江春秋(三)

长袖善舞包旭初

“包公馆”如此气派,包旭初做分行经理到底有多少薪俸?其实薪俸不高,包担任办事处主任时每月60元,我那时40元。泰和办事处升为分行,包是经理是每月80元,我是会计主任,每月60元。我每月40元时,一家4口已经有点食无鱼衣无新了,“包公馆”上下十余口人吃饭,光靠包旭初的薪俸如何能将生活过得如此风光呢?

这就不得不佩服包旭初的“本事”了。我曾仔细观察,包旭初主要靠两条,一是聚赌坐庄抽头,二是利用银行资金发国难财。“包公馆”每天总有一桌或者两桌麻将,在“包公馆”闲人是跑不进的,聚赌的多是泰和的“商界巨子”和官场要人,输赢颇巨。包旭初自己打牌,两个小姨子总是坐在后面看,打一次牌抽头就是几十块。“包公馆”的环境静谧,招待又热情,所以很吸引人。包旭初也有商业头脑,有一家挂牌商行的老板燕延俊和包旭初合伙经营,包旭初提供银行贷款,燕老板打理买卖,后来发了大财,燕又交接官场当上了江西省参议会参议员。有了钱又有了名,这是国民党时代的“官场现形记”,也是官商勾结的规律。也有人代理包旭初买进卖出,如某商店老板代包旭初进一批货,以商人名义向银行押借,折扣率很低,过几个月看到行情好,即以代售为名,还掉银行借款和利息,净赚了一大笔钱,包就收到一份红利。

我们银行的出纳刘鸿先是当地人,自己家里开了一间“刘九和杂货铺”,刘鸿先要借钞票,只要“刘九和”盖个图章,以商店名义向银行借款,当时银行没有仓库,“刘九和”就以“代保管押品”取得银行资金。至于实际有没有“押品”谁也不会去过问。只要是“刘九和”的借款,包旭初都会批准,可见包刘二人的交情非同一般。后来刘鸿先在孔庙后面也盖了一排房子,除了自己住,还租给行里的同事如蒋季铭、石翼德等居住。

包旭初敢作敢为,当时反认为有魄力有办法。但也因人而异,如果没有靠山,不会巴结上司和官员,一个银行职员是无论如何不敢如此胡作非为的。

包旭初发表为裕民银行泰和办事处主任的时候,江西裕民银行的总经理是陈威,包想巴结也拍不上,加以初到泰和,与官场接触还不多。不久陈威挂冠而去,后任总经理是杜廷绚,据说杜廷绚是吴鼎昌①的外甥,上海商学院毕业,资历不高,原是上海银行静安寺办事处主任。杜担任总经理后,裕民银行进来了一批商学院毕业生,都身居要津。这时总行已迁至赣州,不过杜廷绚经常要到泰和商谈行务,当时江西裕民银行的董事长是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兼任,包旭初在迎送之际,夤缘时会而得到信任。刘体乾是个大胖子中风而亡,继任的董事长李德钊,原来是个空头(省政府)委员,隐居泰和,包旭初攀附有术,受到李德钊刮目相看,包就此攀上高枝,成为红人。

后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调到重庆,来了新主席曹浩森,新主席又是一批新班底,江西裕民银行的总经理就换成史世珍②。史世珍很有些来历,是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室专门委员,他来了之后,裕民银行的几个分行经理先后被调换,唯独包旭初巍然不动。

江西裕民银行机构设置依据行政区划,凡行政专员公署所在地一律设分行,而泰和本属吉安分行管辖,但抗战之后泰和成了省府所在地,因此泰和就有了特殊的地位,泰和办事处也升格为分行,与吉安平起平坐。不用说,觊觎泰和分行经理位置的大有人在。包旭初于是拉拢省府各厅局长秘书,更靠紧拉牢银行董事长李德钊,他每星期总要两次去向董事长问候请安。同时泰和分行也拉进来不少官员亲属,有董事长的小姨子,有监察委员的太太,还有中正大学胡校长的一些关系。包旭初周旋其间,颇获好感。

我们行里女同事多,她们七嘴八舌消息也特别灵。总经理史世珍的夫人和妹妹一向居住在上海,太平洋战事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孤岛也成了日军占领区,史世珍的家属也就来到了江西。家属们经过泰和时包旭初亲往迎送,设宴接风,事后行里同事才知道的。总经理家属到赣州之日,总行设宴,献艺助兴。总行联行科③有一位姓梁的女职员,正是年华妙龄,演出“苏三起解”,获得掌声不绝,从此这位女职员得到总经理的青睐,常出入史公馆。好事传千里,消息不胫而走,泰和分行也盛传起来。况且眼见为实,每次史总经理来泰和公干,小汽车里总带着这位梁小姐回家省亲,梁小姐的父母就住在泰和。而包旭初也是必到上田村迎接,恭候史世珍住临江花园陶陶招待所,殷勤伺奉。有一次史总经理略有感冒,包旭初亲伺汤药。同事间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尖刻,但包旭初为史世珍所赏识却是实情。一次,有赣西片各行、处负责人参加的行务会议在泰和召开,会议筹备和招待事项都由包旭初负责。那时严家祠堂里分行的房子刚刚修好还没有搬进去,就作为会议场所。会议筹办和会议内容,包旭初也从不向我们部门负责人透露。

当时江西省政府还成立了江西省贸易公司,实际上是江西裕民银行投资的,总经理黄兆孚也是总行派的,总公司就设在泰和。

我和包旭初的关系表面上也还不错,实际上是有矛盾的,这点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坦白说包旭初千方百计为自己谋利,对下属的生活是漠不关心的,只管自己吃饱饭,不管别人饿肚子,其心太狠,其手太辣,做事太绝。包旭初看我对他有点碍手碍脚,是想把我调走的,从侧面我也听到传闻,说是总行要调我离开泰和,我知道离开泰和只是时间问题。

抗战胜利后,江西省政府主席易人,四川军阀王陵基为江西省主席,史世珍总经理的职位移交给了王陵基的侄子王锡祺。包旭初依旧春风得意,谋得了江西裕民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宝座,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包实际上又高升了一级,住进永嘉路曾震的小洋房里了。1949年上海解放,江西裕民银行被接管,包旭初被留用,后来在嵩山路办事处做外勤信贷工作。可惜包旭初过惯了大手大脚的生活,收入难以满足,终因贪污公款被劳动改造,这是后话了。

① 吴鼎昌,1884-1950,字达铨,原籍浙江吴兴县,生于四川华阳县。1912年以后,历任中国银行正监督、袁世凯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内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1938年至1945年任贵州省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

② 史世珍,1899-1990,江西波阳人,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抗战胜利后,卸任江西裕民银行总经理之职,转就中央银行顾问职务,1949年赴台。

③ 社会资金在银行间的划拨,当资金结算业务往来双方同属一个银行系统,即同属一个总行的各个分支机构间的资金帐务往来,称为联行往来。

我的小家庭生活

我和翠华在泰和北门赁房而居,两口子的小家庭生活过得很幸福,我去上班,翠华在家过着平淡而静谧的生活。当初我们在北门附近租房的只有我们一家,后来总行金库科搬到泰和,我们附近就住进来不少同事的家属。我家对面就是张翕(xī)如君,张翕如是我在遂川时的同事张林如的哥哥,张师母很关心我们,有时怕翠华一人寂寞,就过来坐坐。后来财政厅王股长一家六口人也住进了我们房东的屋子,王家阿姨成了翠华的好朋友。翠华一人在家不是做针线就是看书,也不去邻居串门。每天听到我下班回家了,总是笑脸相迎,我也忘了一天的疲劳。

1938年冬天翠华怀孕了,常常恶心呕吐,我们都没有经验,急得团团转,到街上请来产科医生刘惠,她说这是妊娠期的一般常态,吃两贴药就会好的。果然吃了中药之后慢慢就好了起来。翠华喜欢吃酸的,我买了好多三湖橘子①。有经验的人讲,怀孕期间要补营养,吃几只鸡,我一次买来四五只,但是不懂,其中三只是公鸡,闹了笑话。

南昌失守后,敌机时来泰和扫射轰炸,一天要放几次警报。一拉警报我就往家跑,扶着翠华往北门外荒地躲避,那里就是土堆土沟,没有掩蔽所,飞机来了俯身蹲下,飞机飞远了就站起来。一次飞机在头上俯冲,机枪扫射看得清清楚楚,炸弹爆炸就像在自己身边一样,一股气浪直冲过来。飞机去了之后,一看原来公路旁大树下停着几辆汽车,人死了好几个,一条大腿还挂在树上。翠华肚子大起来了,路远就走不动了,怎么办?翠华自己想办法,桌子上盖上棉布,自己用一把小椅子坐在桌下。有一次敌机轰炸的目标是中山公园的大房子,波及我们隔壁的一些民房倒塌,压伤了一个女孩;我们的房间里只是一只马桶被震翻,一些用具倒了下来,翠华只是受到惊吓,还算是幸运。那次轰炸中中山公园的一些房子被炸毁,我们银行在建的新楼就是在那次轰炸中倒塌的。以后翠华不再躲在家里了,有警报响起她自己先到隔壁王家阿姨那里去躲,他们家搬到城墙边去了,那里有地方躲。当时的泰和没有一点防空设施,更没有高射机枪高射炮这样的武器装备,敌机一来只能任它狂轰滥炸。有时敌机飞得很低,机上的日军都看得很清楚。南门一次轰炸还引起了大火,殃及到包旭初的家。几次敌机轰炸后泰和也开始在城外挖防空洞,还有一些单人掩蔽所。

1939年7月,翠华到了预产期,我们天天等着小宝宝的诞生。有一天翠华突然肚子痛起来,开始我没注意,后来痛得一阵紧一阵,我连忙到对面张翕如家敲门,半夜里请张师母帮忙,翠华怀孕后她是经常来照顾的,很关心我们。事前她也关照过,肚子痛了去叫她。我把张师母请来,忙着叫保姆烧水,又到街上去请产科刘医生。经过大约六七个小时的奋斗,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哇”的一声,孩子冲破母腹降临人世了。孩子是个女孩,边上帮忙的张师母怕我们不高兴,她就很高兴地说:是闺女,先开花后结子。其实我是男女一样,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是“夫权思想”“父权思想”还是很严重,老子说了算,这要自我批评。一九三九年己卯年是兔年,我养过小白兔,有感情,时常怀念,和翠华商量就给孩子取了小名叫“兔兔”。孩子出生前家里已经请了一个老妈妈,便于照料。

翠华生了兔儿之后奶水很多,孩子吃不完,胀得发痛,我们去借了吸奶器,把奶水吸出来。在北门过了1939年,我们搬到东门居住,那里离行也近,房间比北门的大,就是窗子小一些,光线不好,房间里有家具就是没有地板,有点潮湿。兔儿满了周岁就断了奶,改吃粥和饭。这个时期,孔庙办起来夜校,翠华就报了名要去读夜书。夜里放学回来兔儿已经睡着了,我就帮助辅导。翠华读书很认真,不论语文算术成绩都很好,夜校老师也很器重。为了支持翠华安心读书,夜里由我带着兔儿,有时我带她睡觉,有时我带她去行里玩。

不久翠华又第二次怀孕了,因此就不读书了。在翠华怀孕期间,由于没有很好护理和我的失责,使翠华的健康受到影响,我有责任,这使我常感内疚和惭愧。肚子里的孩子已经足月了,由于翠华身体虚弱,孩子迟迟不肯降临人间,我们都很担心,经常去从南昌迁来的江西省产科医院检查。到了10月间,有一天翠华突然肚痛,我正在上班,翠华也不叫我自己跑到医院去住院了。好在产科医院离我家不远,当由梁大夫接生。梁大夫是省产科医院的院长,医术高明,因为翠华经常去检查已经相识,因此在医院得到很好的照顾。怀孕期超过了10个月,婴儿生下来体重也超过一般,是个男孩。因为是在1941年10月出生,生肖是蛇,姐姐已经是以生肖为小名,这个男孩也照例要以蛇为小名,但蛇有点吓人,因此商量取名为“蛟蛟”,“蛟”者蛟龙也,以示不同于一般的蛇。

蛟儿个大,食量也大,而母亲因身体虚弱奶水不足,每餐不能吃饱而吵得厉害。当时战争困难时期,物资严重不足,泰和没有奶粉供应,托人到吉安去也没有买到。后来千方百计弄得一些炼乳,但仍不能满足蛟儿的食量。当时包太太正生第三个孩子,奶水很足,但蛟儿没几个月就认人,只认定自己的妈妈,别人的奶无论如何不肯吃。这时候江西省农业院有鲜牛奶供应,我就去定了一份,这样至少可以解决一半小孩的缺奶问题。哪知送奶的人送一次停两次,没有奶真是急煞人,后来我早晨就守候在路上留心,看到送奶的人是天天来的,有的人家送,我家就是想送就送不想送就不送。我是火冒三丈,在半路上拦住送奶的吵了起来,还动手打碎了他的一块木箱板。第二天农业院派人告到包旭初那里,要我陪木箱子的盖板。其实一块盖板也不值几个钱,只是送奶人欺人太甚,你们要我陪盖板,我要你们赔孩子没有奶吃的损失。当时我年轻火气大,没有涵养功夫,碰碰就和人吵起来,问题倒没有解决。

蛟儿到了四五个月长得又白又胖,块头比姐姐大,见了人就笑,实在逗人喜爱。行里的同事见了都要抱他,但他就是要妈妈,不要别人,翠华更是宝贝。有一次家里的小大姐抱着蛟儿去包家竹园里寻鸭,竹枝刺破了蛟儿白白的手臂和面孔,翠华心痛得流了眼泪。我们家里的小大姐是在翠华怀着蛟儿的时候,由王家阿姨介绍来的。王家阿姨和张翕如的太太张师母一样,对我们一家一直很照顾,蛟儿出生就是王家阿姨帮着,翠华在医院里,王家阿姨天天买营养菜,肚(dǔ)子啦、猪肝啦,送到医院,他们南昌人生了孩子要吃这些东西。可是翠华又不喜欢吃这些东西,我们又没有经验,发奶的像鸡、蹄髈、鲫鱼这些都没有吃,所以奶水少。产科医院的梁大夫也很喜欢蛟儿,规定一个星期要去医院检查一次。有时翠华身体不好,没有去,梁大夫就到我们家里来看孩子。有一次蛟儿因为哭,眼泪流进了耳朵,就烂了起来,梁大夫天天来给他清洗搽药。兔兔也很乖,生弟弟的时候,她才叫名3岁,有了弟弟之后,她也不再吵闹,有时还会照顾弟弟,和弟弟一起玩。兔兔像做姐姐的样子,照顾弟弟一直到重庆。

我们住在东门的房东胡启堂原在广昌保安队当队长。他在我们住房前面有一块空地,原本准备盖新房,砖木都备齐了,就是没有钱造;而我们银行正缺少一个仓库,他来找我商量,于是找了包旭初,银行同意有他出建筑材料,银行付工程费代造。双方签了合约,规定房屋造好后由银行作仓库使用,为期五年,期满后,由房主收回自用,若屋主出租,银行有优先租用权。

仓库造好后,前后还有些空地,我就利用房东家多余的边角材料,拼拼凑凑,在正屋的东侧利用隔壁房子的墙,造了一间“倒披”。在我们家乡,利用正屋山墙盖房,屋顶由高到低斜着向下的,这样的房子被称为“倒披”,一般人家作灶间用,所以灶间又叫“灶披间”。而我们把盖的“倒披”隔成两间小房,一间铺上地板作了卧室,一间作为吃饭间,虽然层高不够,不过比原来租的房子空气好,光线足。另在外面用竹子搭了个简陋的棚,涂上泥巴,算是灶间了。因为材料有限,自己动手搭得也简陋,又是利用人家的墙,接缝的地方下雨天水会渗漏进来。

新盖的仓库前后都是乱石堆,我天天一下班就忙着捡石子翻泥土,我们种了茄子、南瓜、蕹菜、青菜、雪里蕻,这样我们就不用买菜了,那正是1942年的事。除了种菜,在屋前院子种了芭蕉和许多草花,还养了鸡和鸭子。为了防止鸡鸭糟蹋蔬菜,还把菜园用篱笆围了起来。第一年南瓜就丰收,江西的南瓜圆圆的扁扁的,一个有十来斤,正好抱个满怀。番茄等也长得很好,用青的番茄炒肉片很好吃,这是我们的发明。上海都吃红番茄,我们不要吃红的。五六只鸡天天生蛋,家里蛋也吃不完。

生下蛟儿后翠华身体更虚弱了,不久就发烧住进了上田村南昌迁来的省医院,可是热度老是不退,烧的头发成把成把地掉,真是急死人。听医院说只有盘尼西林能救人了。于是又到处托人想办法,总算银行系统交际比较广,大家想办法帮忙总算买到了。果然盘尼西林一用,高烧就退了,翠华总算躲过一劫。翠华身体虚弱很长一段时间,还老是肚子胀,不想吃东西,也吃不下东西。后来泰和当地邻居知道了,平时大家关系一直很好,他们想了一个土办法,把文旦皮烧热了,用布包好,趁热揉肚子,这个办法果然也有效,翠华舒畅了很多。一次是洋办法,一次是土办法,一个救了翠华的命,一个治好了翠华的顽疾,两个方法也算是土洋结合了。

翠华住院的时候,蛟儿就由小大姐领着,小大姐是财政厅王股长家的的王家阿姨介绍来的,也是从南昌逃难到泰和的。小大姐到底自己年纪也不大,领着蛟儿不注意吃喝卫生,只知道往蛟儿嘴里塞米饭吃饱肚子拉到,蛟儿开始拉肚子,越来越严重,拉出的都是吃进去的米饭还有血,找医生看病吃药就是一直不好。我又要想着翠华的病,又想着蛟儿怎么办,真是焦头烂额。后来王家阿姨知道了,她听茶馆里的人说鸦片灰可以治小儿痢疾,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冒险一试,还好,鸦片灰一吃,蛟儿的痢疾真的就止住了。这次用的是民间秘方。不过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还是不要用才好。

蛟儿已经会走路了,但还是不会说话。仓库里的谭胖子和老甘他们都担心蛟儿是个哑巴,但别人讲话他都能听懂。蛟儿早晨起来就要拉一堆屎,如果你动作慢一点,就会拉在床上。拉完屎就嚎叫:“吃!吃!”慢一点就要哭,要喝满满一碗豆浆。可兔儿的胃口就没有弟弟大。

我们种了不少樱桃番茄,小小的,熟的也早,红透的时候蛟儿会自己摘来吃。早晨起来后,他就要我去看有没有红透的小番茄。这时候他会立在一块砖上,重复着说“我高了我高了!”一边说一边笑。

兔儿已经4岁,白天就带着弟弟在院子里玩。我们是独门独户,不要担心邻里小孩干扰吵架。兔儿已经很懂事,凡事总是让着弟弟。有一次兔儿到仓库后面去玩,仓库后面隔壁就是“包公馆”,见到了包旭初,她就叫“包伯伯”,见到包太太就叫“包伯母”,但她很听妈妈的话,从不到“包公馆”去玩。

翠华带着两个孩子,衣服、鞋子都是自己做的,还要种菜养鸡,我只能下班帮着做点。1943年春天我们还自己孵小鸡,收获冬天种下的雪菜,又大又嫩,我们腌菜晒菜干,清明后又种了一批蔬菜和向日葵。我们就这样含辛茹苦,自力更生,早晚劳作,过着像农民一样的生活,但是心里很踏实。

① 产自江西新干县三湖镇,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自宋朝始,三湖红桔年年列为皇宫贡品,乾隆皇帝亲赐“大红袍”之称。张恨水以三湖红橘为背景,写《北雁南飞》。

被逼离家

1943年春发生了两件事情,决定了我的工作去向。

一件是吴淑芷家的事。吴淑芷的老婆是包旭初的堂妹,吴淑芷原是江西裕民银行景德镇分行的经理,辞去了经理职务到泰和就任江西贸易公司新职。他们夫妻二人带了三个佣人,包旭初安排他们住在银行新建的仓库里,作为临时公馆,这样他们与“包公馆”相连,进出到“包公馆”吃饭走动都方便。而我们住在仓库东侧,也算是邻居。吴家三个佣人,一个是六十多岁的老太,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婢女,一个男青年。那位吴太太凶悍泼辣,稍不称心就将婢女毒打,那婢女就在仓库前面的院子里,也是我们住屋的门口向另外两个佣人哭诉,有时三人也互相议论女主人的厉害狠毒。时间一长,翠华听得也多了不免抱有同情心。而那婢女也是生性倔强,越打越是反感,起了逃跑之心。后来那婢女时不时拿出一些男女衣物说是要卖,价钱便宜,其他两个佣人都买了,我们的旧邻居一个时常来玩的姓高的女人也买了,那婢女还拿出一条男西裤要翠华买了下来。婢女又对翠华说要寄放一些东西在我们家,翠华本就同情她,以为她是为出逃作准备,就答应了,我知道了也漠然视之。过了不久包旭初家出事了,一个佣人发现他们仓库里的一条棉被不见了,到处寻找,此事就在院子里闹开了。我看那婢女寄放在我家有一条棉被,就问是不是,一看果然是他们的被子。原来那婢女卖掉的衣物都是包家的。那婢女所受之苦不用说了,卖掉的东西也都收回。

吴淑芷和包旭初并不就此罢休,他们想找出和婢女串通之人。有一天吴包二人把我找去,吴说我窝藏贼赃,要告到法院去。实事求是地讲,在这件事情上我太粗心,婢女将衣物寄放在我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事情发生,是我提出家中有寄放的棉被的。我实事求是回答吴淑芷,说如果你要告,是你的权力,但我绝对不存在所谓的窝藏。吴淑芷说那婢女敢偷窃一定和外人有串通,他又问,那个常来你家姓高的女人是什么人。那个姓高的女人是我们的旧邻居,也是买了婢女的衣物。我告诉吴,姓高的是南昌高贻久的媳妇。至此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因为据说高贻久在南昌也是出名的人物,另一方面或许吴淑芷也可能不想家丑外扬。

但是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不久行里就传出我要调往吴淑芷原来的景德镇分行,那里的夏之湖调泰和,相互对调。我不管调哪里,泰然处之。

包旭初和出纳刘鸿先与一些官商一起利用银行资金囤积货物发国难财,在行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他们与“二职商店”的王化霖关系尤其密切。当时“二职商店”来做一笔押款,从账面上了解,“二职商店”有多笔押款到期未还,我根据总行规定,到期旧款未还不得借新,不同意放款。其实“二职商店”借款是包旭初批准的,我这样做也太认真了,在经理和下属之间,总行也不会说你恪尽职守做得对。从自己内心来说,也早对包旭初内外勾结谋利看不惯有点气,所以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王化霖就说我有意刁难,他本是流氓,还借此对我行凶。我更是坚决不同意放款。据说王将此事告到总行,出纳刘鸿先也瞒着我偷偷放了款。不久总经理史世珍到泰和,从不和我说话的他却和我谈起业务来,说有些行处职员对商人借款刁难勒索等等。话中有因,我只有一笑置之。

当时的内地,因战争关系物资奇缺,国民党政府又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又不断上涨,所以社会上买点物资做点生意是很普遍的现象,银行职员买点物资保持币值也是很普遍的事。我和同事蒋季铭、王士琳和石翼德也合伙凑钱买过日用品,有棉布、百货、食用油,把收入换成物资,这也是出于无奈,为了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开销。我所以说包旭初刘鸿先发国难财,也一直看不惯两人的作为,是因为我们目的不一样,他们是囤积居奇要获取丰厚的利润,要满足自己的奢靡私欲;而我们只想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因为手里的纸币越来越不值钱。

通货膨胀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后来在重庆在上海更是如此,但是存储对象由物资转移到黄金美钞上去了,发了工资马上去买进美钞,再把美钞换成黄金。中国人已不相信自己的纸币,这是蒋介石政府统治二十年的可悲结局。

1943年6月,总行的调令来了,把我调到总行会计科,接替我的是总行会计科的办事员廖启贤。听说廖和总行会计科长胡国宾关系密切,多少有点背景。这个调动没有达到包旭初想调景德镇分行夏之湖的目的。

调动本是正常之事,但现在我有了一个家和两个孩子,一个才4岁一个2岁不到,我一走翠华困难很多,加上我的房子又是孤零零的独家村,有急事招呼不应,不像住在北门的时候有左邻右舍相互照顾。虽然早有调离泰和的心理准备,但一旦真的发生了,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烦乱不安。

很多同事朋友听到我调动的消息,来安慰我:几年来太辛苦了,调到总行轻松闲散一些也好;有的朋友劝我不要去,另找工作,那就是离开银行。我考虑再三决定去总行,因为在银行已做了近十年,银行工作已经比较熟悉了,银行业务也能应付裕如了,可以过得去,想想还是不脱离为好;但是我没有背景,缺少靠山,一个人孤军奋斗真的困难。这样左思右想,寝食不安。

有人告诉我,总行总经理秘书高崧在总行很有威信。高崧原是省政府秘书股的股长,和省政府出纳股股长邵德是同事,因为业务的关系我和邵德的侄子邵益寿先生几乎天天有来往。于是我把调去总行的事告诉了邵益寿先生,请他帮忙,托邵德先生写封介绍信给高秘书,请予以关照。我只是想试试看,不料邵德先生满口应允,第二天就给我写来介绍信。在旧社会不像现在,一封入行书是很能生效的。后来我到总行,去看了高秘书,转交了邵德先生的信。这封信起了作用,在总行时期,高秘书对我一直很关心。不久邵德先生也离开省政府,到江西裕民银行衡阳分行任副经理,原来当时他自己也正要进江西裕民银行。后来在总行我闻听吉安分行会计主任出缺,为了调得离家近一些,我就写了一封信给邵德先生,请他向总行引荐。邵德先生马上就给高秘书写信,并给我写了回信。

我在泰和分行办好移交之后,家里要作安排。翠华听说我要去赣州,虽然满怀愁绪,但脸上还是装得若无其事,忙碌着为我准备行装。这一年翠华还养了猪,每天要到豆腐店买豆渣或者糖糟米糠,买回来烧拌猪食,两头猪食量很大,一天要一二十斤的饲料。家里还养了许多鸡鸭,真是一天忙到晚,特别是两个孩子,家里当时已经不请人,样样都要靠自己做。我虽忙于工作,但下班后多少可以分担一些家务,为翠华分担一点劳动。我走后,全部担子就全落在她的肩上,翠华那时才22岁,跟着我远离家乡,虽然日子过得并不算宽裕,但夫妻总在一起,现在我突然离开,心里非常难过。我们把悲伤埋在心底,不显露郁闷和愁容,只有在孩子熟睡的夜深时,我们互相诉说惜别的情谊。临别前几天翠华还一直哼着《送别》这首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首歌紧紧箍住了我们两人的心,以歌当哭啊。

我13岁离开家乡,一直过着孤身飘零的日子,在那前途茫茫的生活环境中会想着故乡和父母,以后闯东走西,心里没有了悲伤和愁绪,这次和翠华分别,心里总是那么惆怅和伤感。为着生活,为着活命,就得奋斗,为了孩子,就得逆来顺受。我要走了,还得把工作做好,行里记总账的同事刘尔享因孩子生病请假,我就代她记账,帮着她决算办好我才走。她深为感动,后来我调去重庆时,她一定要为我设宴践行。

割不断的乡愁

1938年夏我和翠华来到江西后,和余姚家里父母保持着通信联系,有几件事到现在还有印象。我结婚的时候,在余姚曾买了一些衣料,当时没有付现款,是江南舅母的关系赊欠的。当年的12月底,父母来信,说是店里催讨要还。接到信后我立即汇钱回家,除了归还欠款,余下的补贴家用,寄回去多少钱倒想不起来了。1939年7月翠华生下兔儿,即写信向父母报告翠华分娩得一千金,母女平安大小均好。随后接父母来信询问奶水够否,说是小孩最要紧的是奶水,有了奶大人不急小孩才能快快成长。

1940年或是第二年,接家信祖母去世。我记得祖母属兔(1855年),当时已八十余矣。祖母一生辛劳从无过过好日子,平时吃素念佛,苋菜梗、臭咸菜或梅干菜作为小菜下饭,偶尔买一块豆腐算是不错了;祖母每年要腌许多雪里蕻、介菜,晒干菜,有时也腌胡萝卜干、咸笋,就靠这些度饥荒过日子;祖母有胃病,痛起来时大声叫喊,穷人无钱看病,发作起来只有硬挺,她自己说是心痛病,常常向人家讨点乌烟灰(鸦片烟灰),痛时就用开水吞下,痛就可以好一点。我从小跟着祖母,对祖母的感情比母亲还要深。家信里还寄来两根白棉纱绳,给我们系在颈项上,算是小辈戴孝的纪念。

1941年4月日军侵占余姚后,很久和家里不能通信。1942年忽然接到家中来信,说是在陆家埠行医的胡益平①(梅山殿旁边诊所外科医生江先生之弟)之子胡祥庆、胡祥聪在宁波上海新建中学读书,宁波失陷,该校迁至江西兴国,因邮路汇款不通,两兄弟接济中断。信中要我接济他们。我就写信给胡祥庆、胡祥聪,要他们去兴国江西裕民银行找会计林映阶先生要钱,要多少钱写一个收条给林。我又写信给林映阶,请他帮忙照顾这兄弟两人。按照约定,父亲根据我的信向胡益平结账,胡益平根据儿子的信核对后把钱交还我父亲,这样的办法也使我的父亲能够得到生活补助。

由于我的接济,兄弟二人能够安心读书,我接济到1943年底,大概有三四次。1944年春我要到重庆工作,他们兄弟又得到衡阳中国银行另一个同乡的接济供给。后来胡祥聪也进入银行工作,上海解放后在中国银行,住在万航渡路上的“中行别业”。

① 胡益平,1900-2008,本名土盛,浙江余姚马渚斗门梅山殿人,余姚著名中医外科医生,自学成才,24岁开始行医,1949年后进余姚镇医院联合诊所(余姚市第二医院)工作。著有《外科八纲》等。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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