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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三)澄江春秋(二)

泰和安家

走的那天我和翠华拜别了父母、弟妹,随身带着铺盖箱子行李由舅兄祝永生陪着送我们出发,父亲也特地送我们到马渚百官快船码头,不意和父亲这一别,竟成永诀!码头边有一家粮食店,是后朝东屋我小学一个要好的同学开的,他人不在,我们也没有进去。士根先生在马渚买了两盒点心送到船码头,盛情可感!

上百官快船,从百官渡江到曹娥,在渡口有关卡检查行李和所带之物,我随身所带浙江地图引起检查人员注意,前后上下七翻八翻。从曹娥到绍兴没有了印象,到了绍兴再坐大船到临浦已近傍晚。舅兄不能再送了,他由临浦乘船回绍兴,我给了他10元钱,就此分别。但此时江边萧山路轨都已拆除,临浦也开始动手拆轨,火车不来临浦了,只到尖山为止。怎么办呢,船上的旅客都是要去赶火车的,于是大家纷纷要求轮船开到尖山,给大家方便。临浦到尖山船还要走四五个钟头,大家就在船上打开铺盖睡觉,到尖山已经深夜了。尖山是个小站,没有电灯,整个车站只有一盏煤油灯放在玻璃框内避风照明。只见四周黑洞洞到处是人和行李,在这茫茫之夜,人们没有一点生命的安全感。当时也不多考虑了,我和翠华商量:火车一进站,你要先爬上车去,到窗口大声叫我,我把箱子行李从窗口递给你,我再上车。等了一歇,金华方向开来的火车进站,站台都是人,人挤人行李撞行李,根本无法上车。我和翠华只能从火车底下爬过去,在火车另一边翠华爬进窗口,我就把箱子铺盖递给她,车上的一个青年人也帮着忙。我把东西递上去之后,就从车厢连接处爬上去,在微弱的灯光下叫着翠华的名字,终于找到了她!

上了车就不怕了,心也定了,我们席地而坐,刚才帮忙的年青人只有一个人,慢慢就熟悉起来。他是从上海转宁波过来要去重庆的,他说上海呆不下去了,奉命撤退。听他的口气,似乎是有组织的,专门对付汉奸。言语间这青年人一片爱国热情,满腔义愤,说到上级要他去重庆,他很高兴。次日经过一天火车到金华已是傍晚时分,我们一同到附近找了一家旅馆,加铺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青年就要转乘去长沙的火车先走,我送他上车,没有座位,他就站在车门口。一早没有吃过东西,我想给他买些充饥的点心也买不到,火车就开了。我只能默默地祝愿他一路平安。

当时上海有很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以一颗纯洁的爱国心投身抗日救国,甚至参加暗杀汉奸特务的行动。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长途跋涉去了延安,也有不少人千里辗转去了重庆,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现在想起来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啊。

我在当时就接到同学沈一展的来信,相约同学一起去延安,征求大家意见。他给好几个同学发了信,但最后因为各种原因只有沈一展一个人走了。听说徐义衍到了汉口受阻跑了回来。后来张育中告诉我,他和几个朋友从汉口步行到西安,但是没有打通关系,不得其门而入,未能进入延安。据说延安方面防范严密,没有适当的人引导介绍,也难以进去。可惜解放以后张育中人生坎坷,历经磨难,说起来这也和我竟然是有一份关系的,这是后话了。

我和翠华等着开往南昌的专车,这样人可以少些。下午很顺利上了去南昌的火车,果然并不拥挤,我们心想这下总可顺利到达南昌了。不料火车离开金华不久,过了汤溪在铁路转弯处停了下来,列车员通知乘客统统下车!原来前面有列车翻车,所有乘客要越过翻车地方,在前面等待江山开来的接应列车。我们背着行李箱子下了火车,走了好一段路,只见有十余节车厢翻下山坡去了,铁轨都半月形弯弯地翘在那里。转弯的时候火车一定开的太快了,翻车的时间也不会很久,因为我们从金华发车时没有听说到前方要换车,而且从早晨起由金华开出了好几班车次。十几节车厢翻车死伤的人一定不少,想想坐火车也有危险。我们这一车的乘客都在路轨旁等着,希望接班的火车快点来,大家都焦急地望着前方,希望看到火车的浓烟听到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

我们的四周是空阔的原野,没有村庄没有人烟,太阳渐渐向远处的山峰西斜,云树茫茫。突然天空乌云密布,像就要下雨的样子。火车还是没有一点影子,大家心急火燎,真要下雨了这地方无处躲雨,肚子里也大半天没有吃东西了“咕咕”唱起了空城计,身边也没有带一点吃的东西。我有个脾气,出门就怕东西多,尤其在战乱时期,出门就像逃难,事实上也真是逃难。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上车时拼命挤了一身的臭汗,现在旷野冷风一吹,身上冷得簌簌抖。身上冷,肚子饿,心里担忧,我还算出过几次门,跑过一些码头,翠华这是第一次离开家门,就跟着我吃了苦。她没有叫苦,在尖山时上火车搬行李,表现出机智和勇敢,现在路途受阻,落难在荒郊,翠华表现得沉着镇静。没有一点埋怨情绪。

铁路周边的老百姓不知怎么冒了出来,兜售自己做的饼。我也不管好吃不好吃买了几个,饼里的馅是发硬的干菜,而且有一股怪味,实在不好吃,翠华也不要吃。但是肚子饿,也只能勉强充饥,把馅丢了,剩下几个我还留着以防万一。

夜幕下天上星星闪亮,天好了,看来不会下雨了。突然前方射出强烈的灯光,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有救了,火车来了!大家争先恐后,只有一个想法,快点上车。翠华爬上了火车,还抢到了座位,我们坐在位子上,心里也总算定下来,庆幸自己的运气。在车上还碰到樟树镇一家绸布店的两个伙计,后来在泰和又碰到了。列车在黑夜中行进,经过龙游、衢县、江山,经过江西的玉山,次日下午到了南昌,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本来想带着翠华去马路上观光一番,可是一路折腾得实在疲劳,翠华身体有点不适,我们商量着早点休息吧。第二天我们买了去泰和的车票就走了。

到泰和已是下午,办事处焦主任为我们的到来添了菜。我暂时把翠华安置在我的房间里,以后再想法找合适的房子,把小家庭建立起来。泰和当地的房子窗户都开的很小,屋内阴暗潮湿,也不铺地板。翠华在行里住了好几天,送汇款的老秦帮我在北门找到了一间房子,大概也就十个平方,有一张大床,一张方桌和二把太师椅,还有两只凳子,隔壁有厨房和厕所。房子虽然不好,但窗子很大,光线不错,看起来先前也是租过人的。我和翠华就住了进去,每月房钱一元。成立了小家庭,许多东西要买起来,首先就是厨房用具到开门七件事,还有床上用品甚至煤油灯、马桶。我们两人忙了整整半个月。为了减少翠华一人异乡客地的寂寞,一日三餐我都在家陪着翠华。泰和没有戏院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散散心,我去上班了,就只能把我的书给她看,解解闷。

繁忙的泰和

日军攻占南京后,沿着长江攻占芜湖、安庆、九江,江西省会南昌也已在日寇威胁之下,不久国民党省政府全部迁来泰和。江西省党政机关分布在泰和全县,国民党省党部在城内中山纪念堂,江西省财政厅在太原书院,教育厅在文江,农业院在枫山,民政厅在上田村。而我们裕民银行总行分驻在吉安、泰和、遂川。此时我们银行的业务往来户骤然大增,江西省金库就在我们办事处后面办公,各机关的经费都到省金库去领,到我们这里转账,存入各单位往来账户。省级单位在各县都有派出机构或人员,每月有大批汇款汇出去,如省党部汇各县党部的经费,还有临时费。省政府各厅局和军事系统的军管区、保安处汇出汇款,由过去二三十笔增加到十倍以上,往来存款由原来的几万元增加到几十万、几百万到二千多万,往来账户也发展到几千户。商业方面,南昌、樟树的部分商店也迁到泰和,还有更多亦官亦商专门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人员,这样我们银行的放款也大幅度增加。由于银行为了放款安全着重做货物抵押放款,实际就助长了投机者囤积居奇者的资金周转,使他们不需要房屋场地堆存,囤积反而越来越多,财富越滚越多。在通货膨胀初期,银行起了了囤积居奇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办事处主任焦彭龄对银行业务和发展不大关心,大家忙得夜以继日,他也不过问,也不向总行反映,照样每天起得很晏,照样做他逍遥自在的快乐主任,却不知暗中早有人在觊觎他的这个位子。事有凑巧,一天焦主任去太原书院看朋友,被汽车撞了受伤,送入省立医院,孙以云(营业)、刘鸿先(出纳)和我商量,认为应该向总行报告。报告递上去,焦还未出院,总行派来的新主任就到了,此人就是吃喝玩乐善于交际出名的包旭初。包旭初当时是总行派驻建设厅所属工矿机构的稽核员,焦彭龄因伤调职,他正好钻了空子。

我们大家对包旭初来泰和办事处还是很欢迎的,他的到来总比占着职位不管事的要好多了。包旭初是复旦大学会计系的毕业生,在银行工作了多年,他业务熟悉,头子活络,各方面都应付得四平八稳,在总行办事员中他的薪水算是最高的,每月有48元。上任后包旭初和同事之间相处得也很好,不见他发过脾气,大家也乐于相从。对外关系包旭初相处得也很好,特别是对一些官场中的人物,竭力巴结吹捧,因此也很兜得转。所以银行内外大家都对包有好感。包在此基础上,慢慢地孜孜钻营于自己的私利,利用自己吃喝玩乐善于交际的特点,一步一步发展。因为包旭初确有一些歪才,我想对他的情况以史笔作一褒贬,容在后面慢慢记来。

1938年春,留在南方的湘鄂赣闽浙皖等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原在赣南的红军游击队向皖南皖中集中北上,其中一路由赣州坐船经万安到泰和。到泰和时已近傍晚,泰和县长鲁绳月在松鹤楼设宴款待部分负责人。第二天我还起大早上街去看,只见三三两两的游击队员一组一组用石灰水在墙上写大标语,有“国共合作”“齐心抗日”等等,都是一些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字写得也很好。当晚,红军游击队就北上走了。

陈毅同志从赣南五岭挥师北上的时候,当时的赣县县长彭某也曾设宴洗尘,后来彭某辞职不干了,做了江西裕民银行赣州分行的经理。解放后彭某赋闲在沪,写信给陈毅自我介绍话旧,不久彭某被发表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提篮桥办事处的主任。

沈一展去了延安后,在那里有半年又回到江西来了。他跟保安处宣传队驻扎在吉安,我特地到吉安去看他。宣传队在一所大房子(祠堂)里,许多穿着草绿色军服的男女青年进出忙碌,沈一展还是一个小头目。沈一展告诉我,他在延安“抗大”半年,毕业后仍回原地,所以又回到江西来了。他们在吉安宣传了一段时期,来到了泰和,在中山纪念堂演出,有话剧、歌舞,演了几天。因为不用买票,看得人很多,秩序就很乱,大家都往前面拥,台前的人有被挤倒的危险,沈一展和保安处一个姓黄的(原保安处的)声嘶力竭,大声指挥叫大家不要挤。沈一展有时也睡在我们行里。

当时正值苏联和德国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的签订使得德军肆无忌惮入侵东欧、横行西欧,吞并了整个欧洲大陆。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实施闪电战,随后苏军也开进波兰。当时许多人对苏联此举进行指责,认为苏联的行为和希特勒一样是对波兰的侵略。沈一展为此和行里的蒋季铭辩论,说苏军进入波兰是防止德军的进攻,说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只是缓和一下矛盾,便于自己力量的准备。

实际这种说法颇难使群众信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苏联当时做法的错误。但在生活中,特别在解放以后,这种类似没有道理偏要说出一番理由的事情还很多,缺乏的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我当时也是对苏联抱着一种凝固不变的看法,认为苏联老大哥总是对的,解放以后所受的影响就更深了。

沈一展离开泰和后又到其他地方去作抗日宣传了,很长时间没有音讯。当时的抗战形势异常严峻,自武汉、广州弃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继武汉之后桂林成了另一座文化城,举起了中国抗战文化运动的旗帜。就在这时候,原来裕民银行的徐世贤(徐里程)由桂林来到泰和。我没有见过徐世贤,因为他在总行,我在外县,但我久闻其名,神交已久。我们相见甚欢,像老朋友一样叙谈。他告诉我,自己离开总行后去了桂林新知书店,沈一展也在桂林①。但现在桂林形势紧张,很多文化人纷纷离开桂林,去重庆或者香港。沈一展也已离开桂林取道东江游击区,从那里再转苏北。徐世贤准备先到金华,由金华转往北方(解放区)去。如何走,他说到金华再定。徐世贤到了金华后,曾给我来信,还附来一张半身照留念。

① 沈一展当时在桂林夏衍领导下的救亡日报社工作。见王仿子:我在救亡日报南方出版社的经历,《出版史料》,2008年04期。

恐怖的泰和

日军沿着南浔线于1939年春攻陷南昌,中国军队反击又收复了南昌外围的一些县镇,日军固守南昌,战事成胶着状态。此时泰和已成江西的政治中心,除省属机关,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也不少。就我所知,公开的如“省党部调查统计室”,负责人冯某原来就是共产党员,军统有“保安处情报处”,还有名义上查处走私的“财政部江西缉私处”,其实是干特务工作的;泰和还有一家专门造谣的小报,还有路上设卡的车辆检查站,这些机构在泰和是谁也不敢碰的。

大概在1939年还是1940年,我们银行有一位石翼德,他是复旦大学的肄业生,是随复旦来到江西就离开学校进了银行,在金库工作。石翼德平日沉默寡言,也不谈时事政治,但和我却很谈得来,因为我们都喜欢看进步的书报杂志,他还喜欢看苏联小说,但是他不表露自己的观点。他已经结婚,爱人叫谢守谦,家里有岳母一起生活。有一天上午,有人叫他出去,石翼德交待了一下工作就走了,但到银行打烊他还没回来。同事吕道绶到他家里探访,回来说他的妻子谢守谦在哭,家里也被人搜查过。后来大家问了包旭初,才知道石翼德被捕了,是省党部调查室抓去的,说是有共党嫌疑。我听了以后很紧张,因为我一向看进步书报,自己订阅的就有《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和《全民抗战》,平时还要发发牢骚,不满蒋介石政府的作为,而且还有“生活书店”、杜重远的关系。金库科的胡江非还跑到我们这里来放空气,说裕民银行有共产党嫌疑的可不止石翼德一个人。讲者或无心,听者可有意,我就更紧张了。为了预防万一,我赶忙把一些进步的书籍杂志偷偷从家里搬到银行,藏到银行楼上的天花板上。

后来又听说石翼德托人说情,隔了半年多放出来了。为什么被捕,关在哪里,又怎样出来的,大家谁也不问,若无其事,只当没有发生过,石也不声不响。一次我和石翼德出门逛马路,碰到两个人和石翼德点头,我问他是谁,他说是省党部调查室的。我问,你出来之后,他们来找过你吗?石说,按规定每周要去汇报一次,我没有去,他们也没来找我。后来断断续续知道,石翼德被捕后关在马家洲集中营,连续几天遭到疲劳审问。据说廖承志也关在那里。

这件事后来在脑子里慢慢冲淡了。解放后,一次当年的同事舒敏教去北京路过上海承蒙他来看我,说起石翼德,说石在1939年被捕后供出了组织和有关人员,被定为叛徒送去劳改死了;又说谢守谦乱搞生活腐化,一家子完了,孩子如何不得而知。我听后心里很不平静,唏嘘者久之。

在文革中,造反派乱加罪名,说我是特务,有血债,说石翼德被捕是我告的密,使我的身心和肉体受尽了这些造反派的迫害。

我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还有一件事,是和曾飞云的关系问题。曾飞云是我们泰和办事处出纳刘鸿先的同学,在泰和第一中心小学教书,后来做了小学校长。小学在银行隔壁,曾飞云常到刘处来玩,而且每月要到银行来领取经费,由此而认识。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学校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刘鸿先和办事员周家铎到学校去玩,回来也哼唱这些抗日歌曲。我当时也是热情,看到《救亡日报》上登载有救亡歌曲,就给刘鸿先看,觉得学校里可以作为教材。我和刘鸿先也去学校玩过一次。我和姓曾的就是这点关系,不过是点点头的朋友,后来就很长时间没有再见过姓曾的。

有一年(我确实不记得了,不过被造反派逼的没有办法,只能大概说了一个时间,1942年),我从银行下班回家,在孔庙前体育场碰到曾,相互点头,因为许久不见就随口问曾在哪里工作,曾说在省党部。我问搞什么工作,他说在调查统计室。我知道调查统计室是特务部门,听了当场就“啊”了一声。老实说我根本就看不起这种人,于是准备走路离开。但他突然问我,他们想要一些银行里的资料,我马上回答不行,我说银行的报表数字是保密的,如果要,是要单位写公函来的。他又说随便什么资料吧,我还是说不行!没有答应他。以后相互见面,大家还是点点头。

事有凑巧,1944年春天我要调到重庆去工作,从赣州回到泰和,在银行碰见他,他身边还有一个女的,我猜大概是他老婆。听说我要到重庆去,曾就托我带一件衣料。我说小件还可以,大了不行,我自己东西很多。他女人就去街上买了一块衣料,包好写上地址,我一看不大,就同意了。解放后我申请入党的时候,组织考查,我抱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有什么就讲什么。“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单位开座谈会,说起旧社会特务横行,迫害进步群众,我说起自己在泰和遇到的这件事,谈了自己的体会。不料从此以后曾飞云就变成了我的一个社会关系,碰上填表都得记上一笔。

文革中,我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徐汇区办事处的造反派就此大做文章,说我是老特务,说“生活书店”是特务机关,我是特务机关派到江西去的,在遂川、泰和、赣州进行特务活动,又派到重庆,给曾飞云带的布料就是联络暗号,解放后潜伏下来混入党内。是“火眼金睛”的革命造反派识破阴谋,把我揪了出来。我真佩服这些造反派编造谎言的高超技术,可怜这些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愚昧无知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一个造反派头头在大会上竟说:生活书店就是特务机关,否则你这个学徒出身,中学都没读过的人,英文也不懂,怎么就考进了银行?!

泰和“包公馆”

现在来说说我们泰和办事处的第二任主任包旭初先生了。包是江西南丰人,据说南丰包家是有点名气的,据说包旭初的父亲在南昌也是有些声望的。包这个人精明能干,善于钻营,他调到泰和没有几天,首先把前主任焦彭龄的几个担任工友的亲属一个一个解雇辞退,安插上自己的人,专门服务于他。早晨先做主任室的清洁工作,包旭初一到,茶要泡好,随后等待听候吩咐和差遣,做包的私事。一次已到上班的时候,一位工友才开始在营业室里搞清洁卫生,我就说了他几句,那工友和我顶撞起来。事后为包所知,就把那工友辞退了,马上就进来一个。我很懊恼,虽然那工友迟早要走,但事因我起,包也抓牢机会为他所用。不久办事处所有的工友包括车夫、伙夫、库丁、花匠,都换成了包的人。

我们银行职工的任用权在总行,包就借口业务发展的需要保荐了一些人员,听候总行录用。一般来说,总行对自己新任命的各级头目总是比较信任和支持,保举个把职员是没有问题的,在业务发展的部门需要的人较多,更容易获得批准。包到任后陆续拉进来的亲戚有好几个,如文书张某某和胡克鹏、练习生胡先瑜,出纳则是胡克鹏的父亲,还有金库管理员谭胖子等。对原先的职员包旭初不好随便辞退,但可以向总行反映把你调走,但在表面上对你还是很客气的,包的本事就在这里。在办事处的人员安排方面,包是耍了不少手段和把戏的。

包旭初到了泰和办事处之后,除了人员调整,换上自己贴心的,对银行原来的办公用房也不甚满意,因为没有“主任室”,前主任焦彭龄办公就在营业间里和大家坐在一起的。

包旭初到任后就计划装修营业用房和增加“主任室”,因为银行的业务发展人员增加,原来的营业间也确实不敷应用,但包主要还是为了另辟“主任室”,便于交际接待,有利于个人的活动。

修缮后房间格局面积都有变动,增加了主任室,原先的天井安装了玻璃,改建成了文书的办公室,营业间实际面积不变。厨房后面,在省金库迁来后作为办公地址,库房分内外库,内库是金库,外库堆放会计账册。主任室只有包旭初一人,配了沙发,窗明几净,有点派头了。包旭初的家眷从南昌迁来泰和,住在南门,趁着银行装修的机会,就在泰和东门租了一块几百平方米的空地,由修建银行的营造厂为他造了两间临时住房。

包旭初接着要做的是加建防空洞,泰和成为临时省会后,敌机时来骚扰侵袭,于是银行在驻地附近建起防空洞,这个防空洞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材料谁也不清楚,只知道建造防空洞的过程中,包家东门的房子由两间改建为四间了。银行到包家也就三四分钟路,行里还买了一辆包车,于是包旭初上班下班都以车代步。

1941年,包旭初不满足于只是个办事处主任,开始积极活动要把泰和办事处改为分行。当时江西裕民银行董事会有好几位董事就住在泰和,董事长李德钊也在泰和做寓公,这为包的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最后总行批准,自1942年起泰和办事处升格为泰和分行,包旭初由办事处主任升任泰和分行经理,刘鸿先、孙以云和我分别为出纳主任、营业主任和会计主任。包在申请改为分行的过程中,同时向总行提出要在中山公园建造分行新楼,这是包旭初计划的第三步。

建造银行新楼的计划被总行批准后,包旭初就把这建楼工程包给了先前修缮银行办公房子和修建防空洞的“黄学诗记营造厂”。这个营造厂的老板,据说是包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同学,是学建筑工程的,经常夹着个皮包在包旭初的“主任室”(经理室)跑进跑出的。在接洽联系修缮建筑过程中都是包一人经手,我当时是会计主任,对工程设计开工付款方式一概不知,包也没有和其他负责人商量过。那时候孙以云可能已经脱离银行,去“中国旅行社”工作,分行的营业主任一职由蒋季铭担任。工程付款是要经过会计盖章的,但包旭初已经批了,我们也只能照办而已。那时费用方面还是经理说了算数,总行并不要求会计负任何责任,况且这种大事事先也是经过总行批准的。

中山公园分行新楼动工开始,包旭初东门的私房也在进一步扩建了,包家又加建了厨房、储藏和佣人、奶妈用房4个小间。银行中山公园新楼地基和底层完工,准备建造楼层时,正逢敌机轰炸倒塌,幸好二层刚开始砌墙,虽然倒塌可不影响地基,可以继续施工以至于完成。但包旭初却报批“轰炸损失”一笔勾销,把盖楼材料用于扩建私房添建亭台,在4间住房的西侧加建3大间,一间会客所用,一间为娱乐赌博之所,另一间为膳房。于是泰和“包公馆”开始遐迩闻名了。

当然这种花园洋房并不算豪华,但在国难当头的困难时期,不要说一般老百姓,就是一般公务人员,省府厅局中层干部也是望尘莫及的。而被总行批准的、中山公园内的分行新楼,被炸后再无人理会,剩下的砖木材料也无人管理,这座楼房在那里“摊尸”一年多,明拿暗偷,建筑材料终被一扫而空。包旭初的这只棋子很高明,乱中取胜,越乱越好,浑水才好摸鱼。银行的新楼终成泡影,“包公馆”却大功告成。这就是“包公馆”的由来。

但是行里的房子还是要解决,最后把泰和的严家祠堂全部租了下来,共有五六百平方米,里面居住的老百姓全部迁出,大约花了半年时间。银行的房屋全部修缮好后,为“美化环境”,包旭初还用了一个花匠,但这个花匠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化“包公馆”。因为有求于银行,泰和的商人都是要拍拍包经理的马屁,而包旭初也喜欢和善于交结官场人物,“包公馆”建成后,包旭初在商场官场更是八面玲珑,“包公馆”内宴席笙歌是说不尽的绮丽风光。

包旭初的老婆姓张,是一个长得方方胖胖的有福之人。包太太生了两个女儿,到了泰和,包旭初夫妇当然希望有个儿子,结果又是个千金,人称“三千金”。包太太有四个妹子,除了最大的一个嫁给裕民银行金库科的胡某外,其余三个尚待字闺中,跟着包太太。这三个小姨天天缠着包旭初,姐夫长姐夫短的;包家还有奶妈的女儿,保姆的女儿,这样“包公馆”除了包旭初是个男的外,其余全是莺莺燕燕。包旭初本是公子哥儿,吃喝玩乐,读大学时就跑跳舞场,写出几个字倒像小学生一样。因为没有儿子,早有传闻包要纳妾生一个儿子,但是包太太不答应,因此早想染指三个小姨。外面人看“包公馆”生活,虽说不上荣华富贵,也称得上丰衣足食,是个富足之家。只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公馆内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时间长了难免有风声传到行里来。一些女同事的消息总是特别灵,据说大姨肚子被包旭初搞大了,包太太天天大吵大闹,为了能接“包公馆”的班,包太太让步妥协,条件是讲好的,若生了男的,大人可以留下来,若是女的,就不要,大姨走路。

不过包旭初也实在厉害,还把二姨张明辉的肚子也搞大了。包旭初想了一个办法,叫张明辉到赣州“中正大学”去读书,说情免试塞了进去,当然不是真的读书,以读书打掩护而已。后来这个二姨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包旭初满心欢喜,瞒着老婆出钱请人抚养。据说此事一直没有给包太太知道。

小姨张明华只有二十岁左右,我们行里几个同事也追求过,像苍蝇一样不肯放过。交通银行的同乡张汝明托我给他介绍,我回了他一封信,告诉他,近水楼台大有人在。后来包太太也觉察到日子一长,小妹也有既成事实的危险,于是不知从哪里弄得一个小子,算是给张明辉找的对象,招进家里,从此“包公馆”多了一个“假宝玉”。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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