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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三)澄江春秋(一)

泰和有了银行  

1937年8月初,我带着行李和书籍由遂川乘汽车到了泰和,75公里走了3个钟头。汽车站下来,请人挑着行李进了西门,这是一条石板铺成的路,商店集中,是泰和唯一的一条街,街尽头转一个弯就到了江西裕民银行泰和办事处筹备处。

所谓银行办事处,其实还没有搭成架子,有几个人闲坐着,我进去后自我介绍,大家说“就等着你来呢!”原来这些人先前是泰和分金库的,金库撤销后人员分离,这一部分人就分到了银行,另一部分人到了县政府会计室。泰和办事处主任焦彭龄、出纳刘鸿先、办事员周家铎都是金库里的,还有一位是吉安分行派来泰和的樊铸九,办事处成立前他以“桂芳斋”茶食店为点,在当地代办银行汇款业务,办事处成立后樊铸九就是办事处的营业员兼文书、庶务,事情不少,这是一位好好先生。

办事处的房子原来是康姓的祠堂,银行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修缮,成为一个狭长的办公用房,前面是营业间,后面是会客室兼吃饭间,再后是天井和二层楼宿舍。库房也没有,只在出纳的宿舍后面隔了一小间。营业间没有装柜台,每天大家就坐着谈天。

这怎么办?柜台要装起来,写字台、凳子要添起来,另外账册、报表、凭证、印章密码以及文房四宝、计算用具都要添置备用的。因此决定马上要到总行去走一趟,总之凡是银行要用的都完备了,才好择吉开张的。于是我带着清单又急赴南昌总行,到了南昌遇到不少同学都在为新开办银行领用账簿报表等应用之物。与各部门联系按照清册逐件点领,没有的还要等待,这样就跑了好几天。这时日本侵略军挑起事端,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南昌形势也紧张起来,尤其是防空,防止敌机袭击,各部门都紧急动员起来进行防空演习,公路长途汽车也紧张起来,为了便于调动和征集要加以管制。我一看情况不对,急着领了物品于8月20日匆匆赶回泰和。不过泰和到底离上海还远,又是偏僻小镇,所以还是一片安静,好像与世隔离一般。

江西裕民银行泰和办事处经过紧张筹备之后,终于在9月初开业,银行业务和遂川一样,也是存款、放款、汇款和代理金库。吉安分行派来一位姓林的同事担任柜面记账,这人有点脾气,在柜面时常与客户争吵,有时我看不下去就会过去劝几句,他还不高兴,账簿一甩就跑掉了。因为他是吉安分行的老人,自恃资格老看不起别人,而我担任会计负责人,对他也感到为难,青年人又多少有点棱角,我因此处处小心注意,搞好同事之间关系。

办事处主任焦彭龄对银行业务不熟,但笔头很好,他是江西法政学校毕业的,还受过江西行政人员训练,人很老实,缺点就是平时不管事。他偶尔也搓搓麻将,早晨起得很迟,总是精神不振的样子,这就增加了同事间一些问题处理的困难。办事员周家铎是焦的亲戚,三个工友也是焦自己的人。

出纳刘鸿先是泰和本地人,其父刘萍生是泰和的一个商绅,开设刘九和杂货铺,店里的业务由他哥哥刘鸿光经营。刘鸿先利用自己是银行出纳的便利,提供银行的资金给杂货铺,进行投机囤积而发财。他老家沿溪渡还有一爿店,以银行的资金收购土特产,在通货膨胀时期也是发了财。

营业员樊铸九约四十岁左右,年龄虽不算大,但在同事间他算是一个忠厚长者,老于世故不得罪人,和谁都相处得很好,我也以长者待之,不久樊调回吉安。

泰和县也是属于吉安行政公署管辖,离遂川75公里,离吉安60公里,在遂川吉安之间。泰和南傍赣水,西北多山,连接井冈山和湘赣边境武功山脉,禾水发源于此,流经泰和而入赣江。泰和环城有澄江,原与赣江相通,后部分淤塞。泰和北通吉安,南往遂川赣州,每天有班车直通,也有班车去往兴国,有80公里。西北向另有一条通往永新莲花到湖南茶陵的公路,1938年以后极度繁忙起来,成了东南通向西南的要道。泰和有轮船码头在南门外,赣江水路有小火轮通万安、赣州和吉安、南昌。水陆交通比遂川要方便。

泰和城西约四五里地有太原书院,沿赣江而建,建筑宏伟,风景优美。书院北面即“上田村萧家”,号称“萧百万”,萧家在清朝因盐业而发财,据说后来又做过什么大官。萧家有不少庄园,有一座花园仿江南园林,也有亭台楼阁,还把园外的水引进花园,筑假山水亭,设计精妙,园内还有不少诗词石刻。当时我曾去参观过,可惜已年久失修。江西省政府迁到泰和后,这座花园成为省政府主席的官邸和秘书长直属部门的办公室,又在太原书院空地上辟临江花园,建造省招待所,俱以木材为原料,是洋式的木结构房子。于是附近一带成了游览区和商业点。

在泰和西北离城六七里之遥,为后发迹的盐商刘厚生的庄园,也是深宅大院,后来南昌“中正大学”迁移于此,校长为胡先骕①。在“中正大学”有不少教职员工是胡氏家族的,后来我们泰和银行里也有三人与胡先骕有关。

泰和有不少名胜,东门内有一座“快阁”,旁有花园,为泰和中学所占。宋朝别号“山谷”的黄坚庭曾任泰和知县,曾有诗《登快阁》: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快阁”不知何人建于何时,阁为三层,阁内有黄坚庭的像和诗刻于石碑,赣江横于阁前,阁旁梧桐枝干高大,已超越阁顶。

泰和盛产稻谷,我到泰和时,因抗战爆发,城内人口大增,出产的粮食也只够解决当地食用了。泰和出产薄荷油,是制药的原料。泰和还有一种很有趣的小西瓜,只有碗大,瓜子是红的,籽儿很多,种瓜就是为了要瓜子,所以这种瓜原来是给人白吃的,要留下瓜子。后来泰和外来人口多了,当地又没有水果,这种小西瓜也卖起钱来,但只能当场吃,瓜子还是要留下来。据说这种红瓜子远销两广,在广州船上吃茶,一盘红瓜子是必备的,这红瓜子就是泰和出产的。泰和也多甘蔗,秋天收割的时候,田野里搭起芦棚,架起榨甘蔗的石磨,套上老牛拉着,榨出的汁流进池子里,就在地灶大锅里熬成烂红糖。这种红糖很便宜只有一角多钱一斤。泰和五区还产一种丝毛鸡,乌头紫冠,绿耳黑爪,浑身白丝毛,毛脚、皮肤俱呈黑色,骨头也是黑的。1915年在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上,泰和丝毛鸡被评为“观赏鸡”,获金奖。名贵中成药“乌鸡白凤丸”就是以这种鸡为主要原料的,《本草纲目》中说乌骨鸡有益助阳气、滋阴补肾、治心绞痛等,可滋补身体。

① 胡先骕,1894.4-1968.7,江西新建县人,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害致死。

泰和来了浙大

八·一三沪战爆发后,江西与上海交通一度受阻,上海出版的报纸来得更慢了。长江航运已不能直达上海,浙赣路也只能通到杭州,而沪杭火车已不通行。消息闭塞,我只能通过南昌出版的《江西民国日报》了解外面的事情。

我要特别感谢在上海的张慕良君,我在江西期间,不论在遂川还是在泰和,只要可能,张君总是千方百计给我邮寄书报刊物。1937年7月韬奋出狱后,立即主编了《抵抗》三日刊,张君给我寄来的大批书报中就有《抵抗》三日刊《抗战》,有《生活》星期刊,还有夏衍、郭沫若编的《救亡日报》。最为珍贵的是竟然还有解放区出版的《解放》月刊,以及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传记。在《抗战》上看到杜重远先生亲临山西前线报道八路军抗战的通讯文章,在《大公报》上读到范长江和秋江连载的《西线风云》,真的很使人鼓舞和振奋。张君的书报源源不断而来,我的高兴之情难以言表,其中《西行漫记》使我了解了共产党的情况,大开眼界。

上海战事持续达三个月之久,上海失陷后日军兵分二路向南京进攻,南昌国民党省政府也紧张起来,部分省级机关开始向吉安、泰和疏散。记得最先疏散到泰和的是江西赈济会。顾名思义,赈济会是救济难民的机关,可是敌人来了自己先跑了,弃难民而不管了。然后来到泰和的是江西省高等法院和省立图书馆等单位。此时浙江大学也从杭州沿路后撤,到江西吉安、泰和寻觅校址。浙江大学先是向天目山区建德撤退,在那里上了两个月的课,因受敌机骚扰,于是向江西境内后撤,最后到泰和上田村立足,因为上田村有大房子,又有太原书院做了大礼堂。他们想在泰和安居乐业的。

浙江大学到达上田村后,我们银行的业务明显多了起来,大家也都忙了起来。当时的教职员工身边都带着钞票,一家一当都在身上。虽然暂时有大房子住了,但都是空空的,没有橱柜家具,随身也都是箱子行李,钞票放在身边也是不放心的,于是都存到银行里来。我们也尽力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开了存折户、支票户,给教职员工提供方便。

一天我正好在柜面,来了三位客户,有穿西装的有穿长跑的,都戴着眼镜。其中一位穿长袍围着围巾的走近柜台,递过一张名片问:“我有一笔吉安的汇款,不知到了没有?”我一看名片“庄泽宣”,就高兴地叫起来:“啊,是庄先生!”我接着就说,庄先生,我在《生活》周刊经常看到你的文章,敬慕已久了。庄先生听说我是《生活》周刊的读者,又听说我是杜重远先生招考来江西裕民银行的,也是亲切非常,虽是初次见面,却没有隔阂。我到柜台外招待他,为他办好汇款存款手续。以后庄先生经常进城,要我给他办点事,我也乐意为他办好。

庄先生是个老教育家,曾代表中国到法国巴黎出席国际教育会议,他的一篇海外通讯使我深受启发和教益。记得在文章中,庄先生说到中国的未来,说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三个国家是美国、苏联和中国。韬奋先生为此还加了按语。可是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苏联成了世界两霸,中国虽说政治体制先进,但贫穷落后依然,落后的生产力远远赶不上资本主义腐朽制度的国家。庄先生的这些海外通讯,后来收集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海外的感受》一书中。

还有一次庄先生要我帮他打电话到吉安找郑晓沧(小说《小妇人》的译者)教务长,庄先生很仔细地关照我说,江西人“郑”读“邓”,“教”读“高”,“郑教务长”就是“邓高务长”,打电话时一定要注意。我在江西多年,对语言语音从来没有去注意过,所以有时打电话往往对方听不清楚而不耐烦,造成一些误会麻烦。所谓“入境问语”适应环境,语言其实是很重要的。

后来郑晓沧先生从吉安来到泰和,庄先生特地陪他到我们银行来拜访主任,表示今后多有麻烦。要银行协助支持。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也是由庄先生领着来的。浙大的不少教授如张孟闻①、张其均②都来银行办理过业务。浙大的教授中有一位陈训慈先生③,是浙江图书馆馆长,为人谦逊热情,离开泰和时还特地来看我,后来我调到重庆工作时遇到他的外甥,告诉了我陈先生的地址,我还去看过他一次。

浙大的会计科主任会计师韩先生是我接触比较多的,关于学校给教职员工发工资的问题,我们商量讨论过多次。当时浙大有一千余教职员工,如果领了钞票拿了现金去发,学校会计科人手实在不够,又容易出差错,而且领到工资也只是进城买点日用品,因此学校大家都希望开支票;但是我们银行没有大量的支票簿,就是有,从银行角度来说,成本费用太大,而且开支票有一定的使用手续。后来双方约定使用“取款单”,为慎重起见,要写明抬头,背书④不要先盖好,到银行取款再盖,防止遗失冒领。如发生遗失立即通知银行,银行则凭单付款,事后补登存折。于是每月发薪日,从上田村到泰和银行的路上,就像是山阴道上仕女如云,一人领工资全家大小都进城。泰和的商业都集中在城内一条街上,要买点生活日用品只能进城不可。而我们银行一到浙江大学发工资的日子也要忙上一阵子。

随着战事的急转直下,南京也于12月13日沦陷,南京军民遭到日寇残酷屠杀,后来得知正在南京的翠华二姐一家三人全部殉难。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江西省政府也撤退至泰和,浙江大学离开泰和撤往广西、贵州。

随着江西临时省政府选定泰和,我们银行业务也忙起来了,人员也陆续增加,但四点钟后还可以按时打烊。当时上海的文化出版中心已经移到武汉三镇,这时我自己订阅了《新华日报》和由沈钧儒主编的《全民》周刊与韬奋主编的《抗战》合并成的《全民抗战》,由韬奋主编,柳湜为副主编。同时我还向生活书店买了许多新书,其中有杜重远先生的《盛世才与新新疆》。我当时很高兴看到这本书,因为浙江大学的庄泽宣先生离开泰和去香港时曾告诉我,杜先生已去新疆,为筹建中苏铁路,以便取的国际和苏联对我国抗战的支援。我当时听了就为这事高兴过。

遂川办事处主任张林如调到兴国去了,他对我还是很关心,我们常常通电话联系,有一次他又提出给我介绍对象的事,我告诉他已经有了对象,而且人很好,所以没有再谈下去了。

① 张孟闻,1903-1993,动物学家,浙江宁波人。

② 张其均,1901-1985,史地学家,教育家,浙江鄞县人,1954年出任台湾“教育部”部长。

③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慈溪官桥村人,陈布雷之弟。

④ 票据的收款人或持有人在转让票据时,在票据背面签名或书写文句的手续。

返乡完婚

我自余姚探亲回赣后每月一直和翠华保持着通信联系。随着日寇占领上海,杭州也面临威胁,沿海宁波又无重兵把守,杭州或宁波失守,余姚即为日寇囊中之物了。因此父母很担心,来信催我回去结婚,我也为翠华担心。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在一九三八年阴历四月从泰和动身回余姚老家。

一年来特别上海陷落后,我一直担心着父母弟妹,也担心着翠华的处境,于是我随身带着一只小皮箱动身。先到吉安,住了一夜,第二天到南昌,也来不及看望同学,马不停蹄就买了到萧山的火车票。此时火车已经不通杭州,萧山至江边西兴的铁路也已经被拆毁。我走的时候把400元钱汇给同学郭德亮,那时他在贵溪,说好,等我的信再作处理。火车到萧山后又换乘汽车到曹娥,在曹娥轮渡过江,有军队把守检查行李,我到百官再寻找开往马渚的快船。

从南昌一路走来,东行的人不多,到了金华下车的人已去了一半,那时浙江省政府已撤退到金华永康一带,再东去已临杭州前线,所以火车上人更少了。但是向西南方向的火车挤得满满的,沿途车站堆满待运的物资,像山一样,站上也是挤满了人,焦急地等待西行的火车,气氛极为紧张。看着这一切,我都隐隐担心是否还能回到江西。

百官到马渚有40里,快船一个钟头10里,40分钟到了马渚。船上同行二十余人都是从杭州逃命而来。有两位公务员模样的人,谈论着浙省宦海内幕,对浙江省主席黄绍雄大为不满。黄系桂系,主持浙政,当然不为浙人所悦,而原浙江主政朱家骅早已供职中枢了。

我是第一次走这条水路,沿途青山绿水,是江南的鱼米之乡,时值春夏之交,两岸秧苗起伏如微波荡漾,岸上一个个的水车亭子,疏密相间的林中有黑瓦白墙,老百姓在春风夏雨中播种耕耘,这是我们江南特有的景致。可是凶残的日寇正虎视眈眈,有一天会突然扑来扼杀这和平生活。想到这里我的心都抽紧了。船过五夫已经行了一半的路程,五夫有白马湖,白马湖边有全国闻名的“春晖中学”,是廖承志的岳丈经亨颐办的。

船到马渚,还未到船埠头我就先在西安庙桥上岸了,由此去翠华家有一里路。我提着小皮箱急切走进祝家村时,有许多眼睛像探照灯似的集中在我身上。到翠华家时,翠华正在扫地,见到我把扫帚一丢,叫“守礼哥来了!”把我箱子接了过去。大姐姐也出来了,我是第一次见到大姐姐,还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是友良,不到十岁,一个是纪良,才会走路。原来大姐姐在上海纺织厂里做工,东洋人打仗就带着孩子逃到乡下来了。翠华忙着为我烧点心,岳父说南京二姐一家到现在没有消息,听南京逃出来的人说东洋鬼子侵入南京后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像野兽一样,失陷一个多月来南京惨遭杀害的无辜百姓总有几十万人。看来二姐一家必遭其害了!我在这里志之而为吊唁!

吃过点心,岳父帮我提着小皮箱陪着我回家。走到高家时,我就向北走,田里做生活的熟人告诉我,父母已经搬到汤家闸新屋里去了。我说那就先去看看祖母。到了祠堂见到祖母身体尚健,八十多岁的人了,没有营养而能长寿,主要依靠劳动吃素。看了祖母之后再到汤家闸家里,见到父母又是一番高兴。小妹妹已经会走路了,见到我怕生,忙躲了起来。岳父吃了晚饭回去了,我又回到自己家里了。

房屋收拾得很干净,东边一间房给我睡也可以作书房,西边的一间空着,母亲的房间在西间后面,客堂占去了很大的地方,住住是够宽敞舒齐了。可惜我远在他乡,如在浙江本省工作离家近而又能照顾,但这种愿望难以实现。与父母商量之后,认为宁波杭州危在旦夕,余姚前景未卜,要我早作结婚打算,把翠华带去江西,免得两家都心里不安。因此决定结婚。

次日我到余姚打电报给郭德亮,请他把钱给我汇来,在余姚办好诸事我又坐火车到宁波,到中国通商银行去看了同学范大钧,他是通商银行总行派驻宁波行稽核,在范那里住了一夜。我在宁波买了一双皮鞋。上海失陷之后,海上就封锁了,上海商品不能由正常途径输入,于是走私十分猖獗。走私虽是风险极大,但有钱可赚,驱之者亦众,范大钧亦做这冒险生意。上次他曾来信向我借钱,就是因为一批货被海关查获扣留并罚款,因为数目不大我就借给了他。这事后来还是托人求情解决的。

由宁波回家,父亲到马渚去,我写了一封信给翠华,要她下午来商量我们的事情。下午不见人来,我以为可能傍晚来,从马渚来有10里路,我不放心,就从汤家闸沿着官路到马渚方向去接她。当我走过草舍朝东屋,红日已西沉马渚高庙山下,夜色已浓,估计不会来了,就漫步回家。次日一早,翠华竟独自来了,我们商量结婚的事,虽然一切从简,但衣服总要做几件,经与母亲商量,决定第二天到余姚城里去。

我们家乡有一种习惯,对乡下有点殷实的富户人家,城里的商店为了揽生意,都给一个取货的折子,取了货不要付钱,一年分三期结账或年终一次结账。士根先生很热心,听说我结婚要买衣料就送了一个折子过来。我想有折子也好,可以多买一些衣料,至少余姚要比江西便宜些。这天我是和母亲同去的,到了余姚碰着江南舅母,我和翠华、母亲进了士根介绍的一家店里,舅母却不经商量拖着母亲到对面的一家棉布绸缎店里(乡下叫京广百货店),这下弄得我尴尬,因为没有折子是要付现钞的,而我手头没有这许多钱,因此就不能挑些好一点的衣料了。幸好江南舅母和店里也是熟的,写在账上没有要付现款。两个老人给翠华拣衣料时,翠华又不好表示意见,母亲和江南舅母拣的又不喜欢。我看她们这样代做主张,有点不高兴,翠华的衣料我就不表示意见,只是拣了一块哔叽毛料,别的我没有要。因此母亲就生了气,回家的船上母亲就有闲话。想想自己当时也不对,不应冷淡的,两个老人帮着拣,也是多一双眼多一双手。当然农村里的习惯和我们年轻人有了距离,但也要好好说,我不是和母亲商量而是不参加意见,难怪她要伤心。母亲回到家饭也不烧,我觉得自己不好,向母亲赔不是,这样母亲才不再生气。

结婚是一件大事,在我们家乡有套繁文缛礼,而且是必不可免的,我讨厌这些做法。那时乡下流行结婚穿长衫马褂,头戴礼帽,而且都要新做新买。父亲也知道只能穿一次,我事后是不会再穿的,就提出借一件马褂穿一下算了。我坚决不要,连礼帽也没有戴,只做了一件哔叽长衫。翠华做了几件衣服也都是素色的,结婚时能穿平时也能穿,大红大绿翠华也不喜欢,我也觉得讨厌。但是新房里要买几件家具,空荡荡总不像样,于是就去城里买了床、桌子、橱柜、凳子、箱子,总共有七八样,摆在房间里蛮像样子的。请来做衣服的裁缝是我堂娘舅,手艺很蹩脚,但在乡下也算顶呱呱的了。凡人总要点专门技术,有了技术就不愁没有生活做。

父亲拣定在五月中旬的某日结婚,具体日子我早已忘记。结婚仪式在乡间还流行三跪九叩的礼节,对长辈磕不完的头。司仪是浙东特有的一种居民叫“惰民”,是专门来说好话的。记得我从前看过的一本书里说,这些人原是蒙古鞑子成吉思汗的后代,朱元璋夺取天下后,把鞑子集中,指定住在一个村里,不准与汉人联姻,他们的职业就是服侍汉人。这些人有专门对口服务的户头,平时一个月要来一次,替男的理发,替女的修面,遇到婚丧喜庆,“惰民”们大大小小全家出动来吃还要讨钱。我反对这样,我提出“惰民”司仪取消,也免去一拜天地二拜祖宗等缛礼。后来还是由梁文铭先生建议,由他和士根先生改用“赞礼”的办法,叩头改为鞠躬,这样解决了我头痛的结婚的仪式。

在裁缝做衣服期间,翠华天天在边上陪着,等衣服做好就回家准备自己做“新娘”的事去了。我们的婚姻虽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我们认识一年来互相通信,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虽然信里没有卿卿我我,但是相互勉励相互慰藉,通过通信互相爱恋。从去年两人相见之后,这一年翠华的进步特别大,读书特别用功。过去的时间被家里延误了,老人们总认为穷人读什么书,尤其是女孩子,像我们家徒四壁、饮食欠缺的人家,父母给我读了几年书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说起翠华读书这一段过程,我和翠华能冲破封建习俗约束,有了初步的文化知识启蒙,确实是不易啊!

结婚的事,我都不管,一切由父亲安排。礼堂的布置,对联等由梁先生拟词书写,梁先生也送了一个轴子。乡下习惯,结婚前一天由女方送嫁妆,男家要备酒接客,翠华没有嫁妆,我也不要嫁妆,这又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结婚后就要远走高飞,长途旅行,有了东西不能享用,反而是牵累的包袱。这天下午新郎要去女家“过门”,这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而且各乡也未必一样。我照风俗习惯坐着轿子到翠华家去,实际恐是“迎娶”的意思。一路上四个人抬着我,抬了一段路,我不要坐了,自己下轿走,抬轿的都说这个新郎好,抬的人快活。直到西安庙要进村了,我又坐上轿子,抬到祝家堂前停了下来。我坐在轿子里,没有司仪叫“出轿”,我自己不好出来。这天偏偏天气很热,闷在轿子里,幸好我带了一把大蒲扇,轿子四周围许多人看得都笑了起来。翠华的同学窕婷恰好也挤在那里张望,我朝她点点头,她反而不好意思了。爆竹响了,“惰民”司仪拿着红毯子请我出轿,陪我去叩见岳父(岳母已故)拜祖宗,司仪铺好红毯,因为先前说好的跪拜改为鞠躬,我就只是三鞠躬。后来翠华告诉我,村里有人议论,说我岳父和祝家祖宗就受不起跪拜吗?可见要改变习俗人们还是看不惯的。接着“惰民”吹起唢呐,迎接新郎入席,有许多人陪着喝酒,不等席终又放起鞭炮高升,欢送我坐着轿子回去了。

次日是迎亲的日子,是根据历书选择的黄道吉日。上午出轿的人吃了早饭酒席到女家迎接新娘,除了一乘花轿外还有一套吹吹打打的仪仗队伍,到女家吃中饭酒席后,下午就要等着新娘上轿抬回来。乡间习俗,一般新娘会拖辰光不肯上轿,因为女儿离开娘亲要到陌生的男家去,要受阿婆和男人管,心里总是又怕又喜矛盾着;而做娘的舍不得女儿,总是哭着别离。翠华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一旦分离自然为老父的寂寞而忧虑,而且结婚后我们就要去江西,离开从小长大的家乡,心里也总是有点留恋的。

接新娘的彩轿出去后,大家都忙,只有我没有事,什么也不要管,倒是最闲的人了。到了下午,我被安排在借邻居的屋里吃“新郎酒”,我坐上首,几个比我小的陪着,有酒没菜,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规矩,总之坐在那里等着新娘来。大概是怕新郎官跑掉找不到人,所以用几个人看着。这天下午太阳火辣辣的,没有一点风,我想翠华坐在轿子里,满头珠翠,头上还要盖一块红布,不要闷出病来。我真有点为翠华担心。我又想她自己不会把罩着的红布拿掉吗?总之我心里记挂着翠华。

太阳偏西的时候,花轿回来了,锣鼓声敲得震天响,唢呐吹着大概是迎接新娘的乐曲,爆竹声“乒乒乓乓”响个不停,放过一阵后花轿进大门了,停了一会儿有人来请我,我受人摆布做着傀儡,倒也是挺有趣的。我被请到礼堂中央站着,礼堂上红烛高烧,挂灯结彩,中央三星高照,汽灯照明,四周围着几层人,喜气洋洋。梁文铭先生和士根先生在礼堂两头念着祝词,大概是《诗经》里的,有一定的格局。我当时忘了把这祝词留下来。接着新娘出轿,我一看翠华头上没有红布,也不是满头翠珠。原来新娘的打扮比过去有很大的改进了,新郎新娘在行礼时就能互相认识看清面孔了,不必等到进了洞房揭开红布才能分晓。我们两人照着司仪念的行礼,行礼毕有傧相陪伴送入洞房。婚礼仪式告一段落,外面摆酒筵入席。我们在“洞房”里,翠华对我说:“轿子里热煞哉!”我说:“这是做新娘子的味道啊!”在客人入席后,我和翠华出来行礼敬酒。按照习俗,新郎新娘还要饮“合卺(jǐn)酒”,厨房专门为我们二人备了几样菜,我们相互敬酒客气一番。翠华不知是谁教她的,还剥了一粒花生给我吃,说是“开花结果长生果”。酒席散了,我们出来送客,路远的还住在我们家里。乡下结婚“闹洞房”是很野蛮的,记得小时候,闹房的把新郎新娘的衣服都偷出来了,弄得新郎新娘不得起床。有时候因为新娘连日劳累困倦,不免坐在床沿打盹,就有把新娘绣花鞋偷来的。我和翠华虽只有一年朋友,因为已经熟悉不怕闹房的恶作剧,相反我们态度开朗落落大方,闹房的反而不好意思了。第三日回门,翠华的哥哥要来,要待回门酒,酒后兄妹要谈心叙话,然后送上轿。所以结婚一般要三天的排场。

人生的大事就这样了结,然后夫妻共同生活。我和翠华“新婚燕尔”的生活是美满的,也是幸福的。但是我不能长久在无忧无虑的温柔乡中,我又要急于投奔他乡依旧过我的漂流生活。现在不仅我一个人漂流,还要带累翠华一起漂流。我们正生活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战事的发展是难以预料的,杭甬随时有落入日寇之手的可能,一个年轻的媳妇留在家中,父母一定是希望的,而我则将难以心安,故商之于父母,决定将翠华带走。在这混乱的世界里,我们只好共同漂流,所以“七日”“满月”等礼仪从简,满月团麦果①等礼品岳父提前送来。新婚旬日,我们就准备离开温暖的家,去度漂流的“蜜月”了。

① 方言,指面食点心。用麦粉做的饼,叫“麦饼”;和粉的水多,薄薄的面糊摊的饼叫“麦汪”;面粉炒熟,叫“炒麦粉”。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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