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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二)龙泉鳞爪(二)

抗日宣传

1935年5月《新生》周刊因为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而遭到日本方面的抗议,《新生》周刊被勒令停刊,6月30日《新生》周刊最后一期刊出《告别读者诸君》,7月8日杜重远先生以“诽谤罪”被国民党政府判处一年二个月徒刑。我们远在江西的同学们听到此消息,也是异常愤慨又无能为力。

1935年12月9日,北京大中学生举行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一二·九”运动掀起了了全国抗日救国高潮。《新生》停刊后,金仲华先生继起主编《永生》,《永生》被迫停刊后,回国不久的邹韬奋先生又主编《大众生活》,对一二·九运动给予极大的声援。

当时北京天津的学生组织了南下宣传团到南京请愿,并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我在遂川也接到北京学生宣传团的很多抗日救国的宣传资料,我接到后又分寄各地。出乎我意料的是,项斯却从南昌来信,劝我对国事不要太过于热心,一定要注意!我被浇了一盆冷水。不过仔细一想,项斯一定也是好意,他怕我因此被国民党特务注意。因为我们长期来都受韬奋先生的影响,受杜重远先生间接直接的熏陶,对国民党、共产党应该分得很清楚了。我记得杜重远先生在《老实话》中曾明白宣示:国难到了这样严重,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只要能抗日救国,拯救人民于水火,管他共产党国民党,我们都拥护,跟着他走!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遂川,也激起了各种各样的反映,有高兴的,认为蒋介石应该处死;也有担心的,怕中国政局不稳;也有怕自己乌纱帽不牢的,也有人认为共产党要卷土重来了。大家都关心报纸,当时国民党的报纸是一片讨伐之声,大家就更关注超党派的《大公报》的消息。然而《大公报》大耍滑头,为西安事变发表的社论也不说谁是谁非,而要大家听听绥远抗战将士的意见和主张,无形中为蒋介石开脱了“对日妥协”的罪责。

说起《大公报》,我对它是很不满意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逝世。我在遂川看到上海报纸已经是一周以后的事了,记得上海《申报》本埠新闻全版是《一颗巨星的陨落》的消息报道,读之令人热泪盈眶。《大公报》却在10月20日发表一篇短评《悼念鲁迅先生》,说与鲁迅先生接近的人,给了鲁迅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丛恿一个需要休养的的人打些无谓的笔墨官司;说鲁迅尖酸刻薄的笔调,给青少年不少不良的影响;还说鲁迅晚年没有把力量用到中国文艺建设上。我看了之后心中很是生气和愤懑,以后就不大看《大公报》了。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杨虎城、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电讯传到遂川,遂川钨业管理所大放爆竹,钨业管理所是“军事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所长是陈辅朝。说来可怜,整个遂川放爆竹的仅此一家。

说到陈辅朝,也想起他的热心来。我的同学汤桂林在南城办事处工作,夏天在河中游泳时不幸溺水,家属由上海来赣,运柩回沪,同学们在南昌吊唁,总行也发放了抚恤金,但数量有限,为此我们同学每人捐款之外,还在熟人中募集资助,陈辅朝就是很热心的一个。

遂川生活

银行生活枯燥乏味,而业余时间又比较多,遂川是闭塞落后的小山城,没有电影院也没有其他文化设施,大家也没有看书报杂志的习惯,就是想看书也没有图书馆。在“一片孤城万仞山”的环境中,唯一的乐趣似乎就是喝喝酒搓搓麻将,或者打打“茶会”,每天晚上总要来“八圈”所谓“卫生麻将”。夜生活迟了,早晨起来就晏了,因为银行要在九时才开始对外营业,睡懒觉都成了习惯。工友对几个打牌的先生服侍得很周到,半夜里烧点心,早晨打洗脸水。因为打牌有头钱,工友们有点好处,久而久之,工友们对打牌和不打牌的职员就有不同的态度了。我不会打牌,又是见习生,论资历低人一等,所以处处自己检点,不去注意和关心打牌输赢的事。

我早晨起的很早,这是我在学徒时养成的习惯,起来就到体育场散散步,回来再吃早饭。下午银行打烊后还有一段空闲时间,晚饭后也是东逛西逛浪费掉了。遂川的街道是石子路,七高八低的,石板路又歪歪斜斜,不留心要绊脚或者踢痛脚,所以我们不愿在两檐相连的小街闲逛,更愿意去群山环抱的公路上徜徉,但也有缺点,汽车过后便黄尘滚滚。因此我们一般出东门,沿公路过大石桥,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走过茅舍走过竹林,我们领略农村风情,看看小村庄里干活的农妇,观察田间的庄稼,也别有一番乐趣。农家养着的黄犬黑犬看见我们生人就狂吠不止,好像侵犯了它的领地,有时它竟敢尾随而进,要驱逐我们远离其境方才罢休。有时我们散步时就会手拿一根棒头,它看到有备而来,只是虚张声势叫几声算了。我们一起散步的队伍有时人还很多,遂川电报局、邮政局的一些年轻人也参加,一起以游荡散步在乡间作为乐趣。此情此景宛在目前。

夜里同事们搓麻将我就看书看报或者看杂志,冷天坐在被窝里看书,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我在遂川订阅《新生》周刊、《读书生活》、《世界知识》、《文学》,银行也订了上海的报纸。我从《大公报》上看到范长江关于红军长征的通讯报道,知道了红军的动向,后来又知道红军到了陕北,真的很令人激动。

遂川毕竟是远离大城市的偏僻小城,外面世界的大事传到小山城早已没了声息,银行的这些小职员像桃花源的隐民,过着悠闲的生活。但有时也会紧张一阵子。一次听说遂川东南方(一二区,离县城40里)有“匪情警报”,所谓“匪”,一可能是游击队,二是受压迫的劳动群众,三是结伙抢劫的。县长最怕“地方不靖”,县里没有军队,只有一个保安大队,靠着保安大队一百多人维持全县的治安,不得不提心吊胆。遂川县保安大队长是殷傑(杰),湖北人,倒也是个爱国军人,我们银行开业不久,他第一个来存了500元。后来我们熟了,他也成了常客,谈话也随便了,什么是他的前途,军人怎样去爱国,从不去想。他认为军人只能服从命令,保护地方治安,就是他爱国的职责。我们经常听到县长和保安队长下乡去了,那肯定哪里发生了问题。遂川县长穆国琛后来调到宁冈做县长,遂川虽苦可比宁冈好多了,大概这位县长不讨熊式辉的好,把他调到宁冈做“剿匪”的苦差事,结果没多久把一条命送到那里,留下了三个老婆,三姨太还只有二十岁左右。

有一年大概1936年吧,倒是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中秋节。那天,当我们银行同事们会餐结束后,几个人乘着酒兴去逛商业区的小街,只见商店都已打烊,门口倒是灯火辉煌,室内划拳行令,声达户外,遂川居民也有供月的习惯,把桌子放在门外,摆上供品,点上香烛。夜已深,这时小街上已没有行人,格外清静,皓月当空,万里无云,月光掩映下,小街明暗分明,望远处群山黯淡,秋风袭来,身上竟已有凉意。“天阶夜色凉如水”,只有这时才体会出来。有几户人家在院子里“烧瓦片”,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风俗,很是新鲜。把瓦片叠成宝塔形,有二三尺高,中间是空的,放柴爿烧,烧到瓦片全红,烧红的瓦片发出融融火焰,能红几个钟头,望去像一座红宝塔在夜空中燃烧,堪称奇观。至于烧瓦片和中秋节有什么关系,到现在不知其所以。在另一家的院子里见到很多人围着,我们也挤了进去,只见月光下有两个姑娘相对坐着,中间放着一只沙盘,两人手端着丁字形的棍棒在沙盘上划着。我这个外乡人没有见过,问旁者,说是“向嫦娥娘娘问吉利”。这是女儿家的事不便多问,观看久之,也没看出什么名堂,但她们哪里知道“嫦娥孤栖无谁邻”啊。此时月光更明亮似的,对面人的眉目也看得清楚,真是“月到中秋分外明”,有特别的感觉。夜深身凉,蟾宫中的嫦娥今天受着人间希望团圆的供品,可她自己却在冷宫中过着凄凉的生活。“碧海青天夜夜心”,“天上人间何相似”。

1937年的元旦春节我也是在遂川度过的,印象中没留下什么较深的痕迹了。只记得春节期间每家商店都来银行拜年,投送一张贺年片,而我们银行架子很大是不去还礼的。春节休息四天,同事们自己去找吃喝玩乐。我无处可去,因此对长长的节假日有点讨厌,唯一消遣的办法是“围炉清读”。实际遂川的冬天并不算太冷,冬天烧炭取暖,遂川木炭多而便宜,我尤其喜欢听周晋三先生炉边的“江湖奇闻”。

银行职员的膳费每人每月8元,工友每人4元,是由银行供给的。根据遂川的生活条件,鱼肉鸡蛋和蔬菜都很便宜,每月8元伙食费只吃了6元左右,结余的归自己。江西人喜欢吃辣,特别遂川临近湖南,地处多山,山多瘴气重,吃辣可以解散瘴气,少生疾病,所以每只菜都要放点辣椒末子。还有就是用一碟辣椒粉倒上酱油,不论鱼肉鸡都要拌来吃,那可真够辣。我看遂川人烧鱼,把鱼开膛去内脏,在水里粗略一洗,不刮鳞,血也不洗干净,就放到锅里油煎,也不放酒不放酱油,只用豆豉汁,再放一把干辣椒,就行了。我猜想辣椒所以当作主要作料,和江西长期缺盐也有一定关系。开始我是不敢尝的,慢慢地我也能尝一点,到后来觉得放一点辣口味就要好一些。几位同事每餐还要喝点白干,我是烟酒都不沾的。

银行的工资待遇也不算太高,如王名宽、张林如每月工资是40元,曾恹麟28元,周晋三20元,我18元。但到年终有红利可分,各行各处不一样,看赚钱多少决定红利分配。待遇虽是一般,但比在“增裕新”做学徒做店员要好多了。

我在遂川有一个时期热衷于照相,去买了柯达照相机拍了许多照片。有一年遂川稀有的下雪,我从宿舍望塔楼上居高临下拍了许多雪景照片。可惜这些照片和我的书籍都是一样的命运。我还迷上了集邮,每逢发行新邮票我总要去买了来,还向上海集邮社邮购,千方百计收寻,到了解放时也有厚厚的一本,后来孩子大了,他们也搞集邮,东拖西拖,无形失散。

探亲访友

屈指算来我到江西已经有两年半了,1937年初夏,我准备回余姚老家一行。临行时买了一些江西的土特产如草菇、腐竹之类,计划要停留南昌、上海、余姚三地。我从遂川到吉安在旅社住了一夜,还遇到了遂川电话总机的小李。次日到南昌总行,见到许多同学,徐义衍、丁荣钏、潘剑直、项斯等人,畅叙别情,潘剑直已经结婚,我送了他一包腐竹。在南昌住了两天,乘浙赣路火车回上海,全程825公里。这次回家省亲我的心情和以前已大不一样,因为自己过去长期以来一直忧心忡忡的职业问题已经解决,所以回家的心情是愉快的;同时也是有一种战斗胜利者的姿态去看看昔日患难与共的老同事,君子不忘其旧嘛;同时也是对朱鹤云的一种抗议,离开“增裕新”不是更好吗。所以我特地从上海转车,还准备在上海住几天,从经济上说要多花20元钱。从南昌到杭州火车上坐了一个通宵,沿途印象模糊,只记得在车上遇到一个从临川到金华的军官,说是单位因公出差。萍水相逢,就送我一张照片,我推辞,以身边无照片奉璧为歉。次晨火车已入浙江境内,下午到西兴江边,见大桥横跨钱江两岸,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巍巍雄壮的大桥,不免起身仔细观看,中国自己设计的现代化大铁桥自钱塘江大桥始。

火车经过杭州风景区、南星桥到“城站”,下车后在车站不远处见有一面馆,写着“新鲜大黄鱼”,我一看就动了乡念,急欲一饕,于是要了一碗大黄鱼面,只要三只角子,这样的家乡面多少年没有吃了。一个人生在世上,任你天南地北,东奔西走,不管生活如何,不管你“四海为家”,从小培养出来的口味,就是家乡味吧,总是感到分外亲切可口,即使山珍海味也难以与之相比的,就是我们穷人家的苋菜梗、菜底头至今犹怀念不已。30年代邮局有代收货款的小包购货邮件业务,我在遂川就向宁波邮购买龙头鮳、咸鲞鱼。现在看到有新鲜的大黄鱼,自然要一尝为快了。

我急于赶往上海,不想在杭州停留,就买了当夜去上海的火车票。办好行李,一身轻松,夜车上没有多少人,空位子很多,大概是二等车,我泡了一杯龙井,在火车“咕隆冬咕隆冬”有节奏的撞击声中悠闲自得。夜色正浓,只见窗外灯光随着车身晃动,快速向后移去。我是第一次乘沪杭夜车,车票也只买到上海南站,想离曹家渡近一点。

南站下车的旅客寥寥无几,车站更是冷冷清清,取出行李后我叫了一辆“云飞”出租车,在宁静的路上风驰电掣般开向曹家渡,寻到“协新肉庄”,不料张慕良已离店,只得请司机再开到“五角场”,到忻康里找到一家旅馆安顿下来。很感谢那个司机,帮我找“协新肉庄”,又找旅馆,没有一点厌烦,要是在现今我肯定要被司机“触霉头”了。次晨,我写了一张便条“昨晚我由杭抵沪,请速来一唔”。请茶房送“增裕新”章文炳。不久章就到旅馆来看我,要我到他那里去住。“增裕新”和茶叶店还是老样子,两边的商店和沿马路的菜市没有什么变化。这一天我就在“增裕新”,文炳兄每餐给我添菜,住了一夜,总算找到了张慕良兄。在信昌丝厂隔壁,张君搞了一个织毛巾毯子织浴衣的小工场,有三四个人,自己一天到晚也参加劳动,我于是就搬到他那里去住。在“增裕新”正好碰着圣约翰青年会中学校长瞿同庆,还是像过去一样,每天下午必来,饱餐馄饨加鸡蛋,真是数年如一日。瞿同庆问起苏区货币是否可以找到,我正好带着几枚苏区的镰刀斧头铜币,就送了一枚给他。朱鹤云给了我一本金城银行十周年纪念特刊,小开朱润荪也特地到我住处来看我,并邀我到城隍庙素菜馆看饭,他们父子也算对我另眼相看了。作为回访,我由章文炳陪同到到朱润荪的的家里去看他,就是朱鹤云新盖的楼房,并请章文炳代办了一点礼品送去。朱鹤云的大老婆风瘫了,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朱鹤云和小老婆住在店里,无形中又分成两家了。

在上海期间,章文炳、张慕良陪同我游览看电影,到外面吃饭不记得次数了,只是到江湾游览“大上海”还有些印象。当时上海的繁华街区都在租界,有人称之为“十里洋场”,有人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国民党政府想把繁华中心转移,决定实施“大上海计划”,在江湾以东大兴土木。我们去时上海市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大楼大厦都已竣工,并已办公,周围有大学教育区、商业区,有邮电、银行还有体育运动设施,多是宫殿式建筑,规模宏伟,场面宽敞,就是人还不多。可惜大部分建筑后来都毁于“八·一三”战火中。我们到红日西沉才回到住所,这段路来回足有60里。在上海期间我还去中国通商银行看了范大钧,晚上到他小东门宿舍(通商银行楼上)谈了好几个钟头。

我买了去宁波的轮船票回到余姚故乡。这一路我已走过多次,但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以前回家总是心情沉重,像铩羽的小鸟归巢,找寻父母的安慰。这次勉强有了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心情舒畅,也有闲情去领略那辽阔大海的景致。四月春暖,轮船开出吴淞口,斜阳的光辉照得海上的波浪一闪一闪在那里发着光亮,海风飒飒,沁人心脾。我站在甲板上凭栏呆望,脑子里是两年前离别上海的情景,数声汽笛,把我送离这曾经饱尝苦难又难舍友情的地方。船到宁波火车到余姚,还是脚划船把我送回阔别四年的老家。在船上我一路仔细观察熟悉的家乡风光,是不是像一个大姑娘几年不见而变得更妩媚了,是不是像一个老人老态龙钟已到了风烛残年?

到家的情形已不记得了,但应该是欢乐的,弟弟已经10岁,而且添了一个2岁的妹妹。妹妹有母亲自己带着喂奶,过去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把自己的骨肉抛弃,去喂养别人家的孩子,母亲被别人当作生产奶水的机器,我的大弟就是就是因饥而饿骨瘦如柴,最后不幸死去的啊。

我的未婚妻

这次回家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去看看我的未婚妻。在遂川有不少好心人要给我介绍对象,我都一一谢绝,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未见过面的对象。此时说来话长,还在上海学生意的时候,父亲操心给我定下了这门亲事,当时翠华还小,我也糊里糊涂的。后来我看了一些书,自己有了一点理想,反对封建式的买卖包办婚姻。但又为父母着想,他们一辈子为子女操劳,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早点成家立业,因此体谅父母的苦衷,没提反对的意见,也不在乎对方如何,只给家里提出让未婚妻读点书,读书明理。现在看来这要求并不算高,可在当时就很难,尤其是我们穷人家。父母对我的要求很是恼火,先是不理,后来是骗我。直到我去了江西,我再次提出给未婚妻读书的要求,父母回信说已经在读了。我还不放心,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梁文铭先生,希望梁先生到我未婚妻家和读书的学校去看看究竟如何。梁先生非常负责,亲自去马渚祝家和学校了解情况,还回了一封信给我,赞扬我的未婚妻读书用功,心情温和与容貌美丽,他说为我高兴,还祝我们美满幸福。我收到信后很高兴,真是在睏梦头里都笑出声来,思念之情与日俱增。

到家第二天,母亲陪着我同去,路上我们说些闲话,其实媳妇是长是短,是美是丑,她也不知道,她也没见过。小伙子跑上门去看自己的未婚妻,在当时的乡下也是绝无仅有的新鲜事,婆阿妈上门去看媳妇更是奇闻了。我不识未婚妻家朝南朝北,母亲也是第一次来,所以一路问去,像是在作宣传,弄得左邻右舍都传为笑话。

到得未婚妻家,只有她父亲在,她有个哥哥也不在家。许多邻居闻说都走拢来了,这个说长那个说短,无非都是夸奖我未婚妻的能干、齐整、贤淑、和气。不知哪位热心人说着“快去学堂讴①‘阿小’来,说屋里有人客②来哉!”我知道“阿小”是我未婚妻的小名。不一会儿我的未婚妻来了,她看到许多人突然之间弄得莫名其妙,后来才觉察是我这个未婚夫来了,她俊秀的脸上泛起了两片红晕。我走过去递上我的名片时,她两只手掩住了眼睛,好像怕见我这个怪物似的。但是她立即又恢复了常态,泡糖茶,烧水铺蛋,灶头烧火的也是一个小姑娘。吃过点心母亲和大家去讲闲话了,我问未婚妻读书的情况,她毫无羞怯,大大方方告诉我。我提出要去看看她的先生,她很高兴领着我去学校。一路走去邻居大人小孩都跑出来当新闻看,她始终大大方方。人家有意问:“阿小,人客来哉?”她就非常有礼貌地回答。到了学校看了她写的作业,我对教书先生的教育和关心表示了感谢。回来时她走在前面,我看到河对面徐家,有许多人在望着,翠华始终陪着我说话。第一次见面大概就是这样,许多已经记不起来了。2.png

图:订婚照(余姚,1937年)

隔了几天我和翠华第二次在马渚见面。我到后堰头的“矩和”买了阴丹士林布(当时行这种布),做旗袍,我们约好到城里去照相,翠华在理发店剪了发,乘航船到汤家闸来我家。母亲用六种豆煮豆茶招待,六种茶大概是取“六六顺溜”的口彩。当天大概是我送她回家的。过了几天就是天王庙庙会,父亲把翠华接了来住了几天。翠华很能干,针线粗细活都来。母亲死时翠华还才10岁,家里本来还有两个妹妹,因家境贫寒都因病夭折了,翠华小时候给人家看过牛,母亲死后就当这个家了,真的很不容易。漕头的一些人凡是看到她都夸奖,庙会的时候我们去看戏,认得的人都说我父亲“保彰伯媳妇拣得“不舄”③。我和父亲听了都很高兴。此时大概小暑前,父亲还为我们买了一篓杨梅。

考虑到结婚要有房子,经梁文铭先生介绍,顶典了在马渚开铜器店的倪某某在汤家闸的房子,我看房子很新,结构也牢固,又是朝南还有一个不小的院子。父亲以80元大洋顶了下来,规定期限10年。到期拿80元可以赎回。

我在家住了半个月,准备再由上海转杭州回江西。本来可以杭州转,但考虑到在上海还有一些事要办,托买的东西还未买好,只好多花旅费再去上海。顺便带了几十斤杨梅,送给张慕良以及店里的朋友和朱鹤云,大家尝尝。我在上海买了衣服刻了图章,还买了几本故事读物寄给翠华,也托慕良兄买了一斤半绒线代寄翠华。离开前慕良兄还陪我去浙江路看了徐永年先生。那时的火车票不紧张,车厢里也不挤,慕良兄也买了一张从北站到西站(今中山公园)的火车票,一直送我到西站,深厚的友情实堪感慰。

① 方言“叫”或“喊”,也写作“呕”。

② 方言,即客人。

③ 方言“不错”“不差”,“舄”原指咸卤,即不宜耕种的劣田,后泛指质差。

调离遂川

这次回乡像做梦一样,甜蜜地浸润在天伦、友情和恋情之中,但是滚滚车轮催醒了我的梦,我又踏上生活的征途。人生就是来来去去奔波,为五斗米竞折腰,只是希望家人融乐,日子过得愉快一些;朋友相叙,过得欢畅一些。但不如意事常八九,我生活在漂流中,天南地北四海为家,朋友虽好,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天伦之乐果堪留恋,但生活的鞭子不得不使人重蝇利而轻别离了。

火车到杭州我很想在杭州游览一番,因此在湖边的“西湖饭店”找了一间房,一夜8角,还供应伙食。在旅馆里吃过夜饭,到湖滨散步,游览船户在兜揽生意,我就租了一条船,两个小时6只角子。时值小暑过后,正临炎夏,湖水被烈日逼射,余热蒸发正炽,这天晚上又没有风,坐在船上水面蒸汽袭来,闷热难当,像在蒸笼里,这不是游湖简直是受罪。湖船只在附近湖面摇了一圈,我就付了船费匆匆逃上岸来。

杭州西湖经历代雕琢,东周列国之际已有吴越之年,东晋建“灵隐”,唐白居易筑“白堤”,到南宋偏安,歌舞升平,已臻登峰造极的地步,“暖风吹得游人醉”一些文人雅士搞了西湖十景的名目,有孤山保叔塔、宝石山、栖霞岭、岳庙岳坟、虎跑、六和塔、灵隐、九溪十八涧等;又搞了所谓的临安风俗四时观赏的说法,什么夏时幽赏是:苏堤看新绿、三生石谈月、飞来洞避暑、湖心亭采莼。 我来西湖正是炎夏,走马看花实是难以领略各中情趣。苏东坡说西湖“淡妆浓抹总相宜”,更有人说西湖“二八佳人体似酥”是“天生丽质”,而我之游西湖不过做做“空心大佬馆”自命文雅而已,人家问起,侬是浙江人,杭州玩过没有?我可应之:玩过!

关于“空心大佬馆”,想起郁达夫在《中学生》杂志上挖苦杭州人,郁达夫说“杭州人以文雅自命,只解欢娱,不知振作”,临安风俗有所谓“四时赏观”也和杭州人“文雅”有关了。郁达夫说杭州人的意志薄弱,“外强中干,喜撑门面,小事机警,大事糊涂”。“有人说杭州滑头,其实杭州人只晓得占一点眼前的小利小名”。“杭州大少爷逛逛西湖,弄件长衫穿了,饿着肚子,高兴使着牙签。到了晚上在暗地方跑着讨饭,或者扒点东西,而大少爷架子不可不摆。”郁达夫把杭州人挖苦得太刻薄了。

我决定不游“人间天堂”了,次日买了去南昌的车票,登程西行。浙赣线杭江段即杭州到江山三百余公里,沿途多山,山势雄奇,山色秀丽,水流纵横,水清见底,沿途住家也齐整,庄稼茂盛。据同车者说,沿途居民以造纸种田为正业,又有铁矿温泉,惜未开发;多山多木材,就从事烧炭烧窑,畜牧种植;金华火腿驰名中外,实为东阳所产。沿途多见桕树,桕油为制烛的原料。但火车一到江西境内玉山上饶,则多黄土丘陵,光秃秃少树木,房屋也多坍败衰落,田地荒芜,比之浙境有很大差别。

经过昼夜旅途,7月10日到达南昌。见报载卢沟桥战事,抗日战争由此爆发。夜里我住在银行王阳明路的宿舍里,白天就到项斯办公的保险科里。对于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担忧,我和项斯一起多次探讨,7月17日,蒋介石宣布了对日抗战,我们两人还有了争辩,项斯认为这下蒋介石下了决心准备一战,我说蒋的抗日是被迫的,要看全国人民的力量如何,蒋随时可能退让投降。时正盛夏,白天温度很高,夜间闷热无风,项斯下班后就和我到饮冰室吃冰议论谈天。不知谁告诉我的,吉安分行襄理崔炼吾在南昌新居落成,我于是备了一份厚礼,一只火腿几瓶酒还有其他东西,项斯陪着我同去。盖崔此时还是我的顶头上司也,不能不以月俸的百分之六十以供之。

在南昌停留数日后我乘公路汽车回遂川了。此行来去三十余天,往返车费半年收入花光,家中房屋用去80元,所余者交给父母已经不多了,几年积蓄还是吃光用光两手空空。远离家乡工作,来回一次旅费负担过重,时隔半个世纪,还是这个问题,我的几个孩子也是天各一方,要回一次家,就是不容易啊,而且交通困难有增无减。

回到遂川,银行的房子因拆让马路须重加修建,临时迁往一家姓康的油盐店里办公。这家商店颇望从银行方面得到资金支持,因此极力拉拢银行去他的店,康老板在二区雩田墟有一家分店,还邀请我们去雩田看了一次,热情款待了酒饭。

7月底,接到总行调令,调我为泰和办事处会计员。我得到调函后就积极准备,泰和办事处系新开办银行,原来总行只派有一人驻泰和联系而已。遂川行的同事张林如、曾恹麟君为我设宴饯行,这晚在同仁们殷勤劝酒下,第一次喝多了,整夜昏昏沉沉,很难过。以后我再也没有喝醉过,因为有此教训,不敢再多喝。

银行在遂川的机构也有了变动,遂川金库组织机构撤销。县政府内成立会计室,设主管会计。分金库由银行代理,金库主任由银行主任兼任。以后纳税人交赋税由县政府经征处经收,但当天要解入银行的金库,银行代理金库只收各经收单位的收入汇总解库,不与纳税人直接见面。各机关的每月经费直接由省库发支付命令,由各单位连同领款书向银行代理金库领取。银行代理金库记载收入支出账目,每日编表上报。这样一来,县长又可掌握一些财权,问题在于县政府的会计室主管人员如何起审核监督作用。遂川分金库主任苏乃荣调龙南县银行办事处主任,筹备建立银行。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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