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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二)龙泉鳞爪(一)

遂川第一夜

1935年农历七月中旬,初秋天气,我起了一个早,把行李从宿舍送到总镇坡裕民银行总行,吃过早餐就到那里等汽车,同行的金库主任苏乃荣和胡家骆也先后来到。汽车是银行自己的,除了我们几个人之外,还带了许多创建办事处和分金库的应用之物。因为我走得最早,许多同学还在待命,有不少人来送我。

江西的公路我是第一次踏上,半年多前我从上海到九江坐的是船,九江到南昌是火车,在南昌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江西农村面貌如何,没有见过。江西的公路从全国来说是最发达的,在地图上一看,以南昌为中心红色公路线伸向全省各县,像蛛网似的,南昌就是一只大蜘蛛。公路多的原因是为了“剿匪”,蒋军到了哪里就把公路筑到哪里,也把内战带到了哪里。

我们的汽车离开南昌向西驶去,沿途经过莲塘、丰镇来到樟树镇,汽车停下来我们休息吃饭。樟树地处江西省中部,属于清江县治,交通便利,水路是赣江和袁水汇合处,陆路有浙赣铁路横贯其间,公路向西去湖南向南连接广东,是赣江中下游物资集散中心,更是著名的“药都”,以中药材集散炮制闻名。饭后汽车继续向西南方向行驶,这一路没有大山,只是黄土丘陵地带,农房多黑瓦黄泥,颓败倾斜,农作物有稻谷也有苞谷,土地也未充分利用,沙土空地荒田颇多,遭遗弃而未耕作。过了新淦(新干)到赣江渡口,汽车摆渡过江,在渡口已看到西方远远地山峦叠翠,连绵不断,像屏障似的阻挡西去的道路。

汽车开进吉安市区,在裕民银行吉安分行门口停下,我们准备在吉安分行过夜。吉安在在江西西部,过去称庐陵县,后改为吉安县,地区行政专员公署就设在此,统辖吉安、泰和、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安福、吉水等十三个县。解放后称为“井冈山地区”,是土地革命时期最早的根据地。吉安街市房屋有破旧的,也有新盖的洋灰洋楼,因为水陆交通方便,所以也是十几个县的物资集散地,当时已有吉安中学、吉州中学和阳明师范等中等学校了。

第二天乘车继续往遂川进发,同车增加了乘客,其中一位是吉安分行襄理崔炼吾,还有一位徐君是去遂川分金库工作的,江苏宜兴人,听说我是上海来的,就与我攀谈起来。徐君的亲戚在在吉安中央银行工作,是负责人,把他介绍给崔炼吾,崔就把他安排在遂川金库工作了。有背景的人主要要混一个资格,将来到其他地方工作,履历表上就多了这样一段经历。在旧社会,一个人除了社会背景之外,还要有经历资历,便于以后加薪晋级。

崔炼吾说是“襄理”,但他的权力如同经理,经理姓熊,日本留学生,因年事已高,在家休养。银行没有副经理,所以襄理实际掌管经理的事,大权都在他手里。职员中亲密一点都称其“炼老师”,以门人为荣,以示非同一般。

从吉安到遂川约5个钟头可到,计150公里。沿途山坡很多,都在山间筑路,汽车爬坡须减速加大油门,汽车“呼--呼--”喘气,像老人一样,沿路也少有人烟,到泰和还可见到有些高大的房屋,过了马家洲汽车就完全在山间公路上行驶了。路边有稻田开始收割了,荒地也随处可见,山上的梯田多长着野草,看起来这里的劳动力很是缺乏。遇到集镇村庄,四周都有碉堡,有的建在山岗上,居高临下俯视着咽口通道。快近遂川县城时,一路都是碉堡,在城外山头相互作犄角之势,城北的山上有一座七级浮屠,还屹立着。

汽车从东门进城,就是一座空阔而没有设施的体育场,据说这里曾是遂川县政府所在地,毁于兵燹(xiān)。广场中竖着一根旗杆,北端有一个面南倾斜的司令台。过体育场向南的石子街,两旁有一些小店,几分钟到了南门边,就是裕民银行遂川办事处的房子了。这县城之小,实在惊人。北门到南门彼此可以对话。城内的房子也是破旧不堪,就是几所高大一些的房子也是门窗不全。

从吉安到遂川我们路上花了几个小时,我已模糊不清,但是在遂川唯一的馆子里吃了到遂川的第一餐夜饭还有一点印象。记得招待我们的是个讲南昌话的五十岁左右的矮胖个,面孔红红的,说起话来三句有一句“崔襄理”,很会办事的样子。我们吃饭时坐满了一桌人,菜也不少,其中一满盘辣椒炒仔鸡是靖安名菜“胡椒辣炒鸡”,崔称赞这菜鲜嫩,胖子就说:“我特地关照他要拣嫩鸡。”后来我知道他是周晋三先生。

这是我到遂川的第一个夜晚。

银行办事处与遂川分金库

江西裕民银行遂川办事处地点在南门内唯一的一条小街上,这街的两边都是摊贩式的小铺子,出南门就是商业区。银行的房子还在修理,是把原先叫“天然居”的饭店改建,银行隔壁是天然居老板娘一家的住所。

银行整个房子外间是营业间,向里进门是玻璃天棚,后进是会客室兼饭所,再后面是库房。会客室的旁边是天井、伙房、厕所,楼上是职工宿舍。

银行办事处主任一职名义上由崔炼吾兼任,王名宽代主任,会计傅绶书,出纳曾恹麟,庶务周晋三。我的派函称为见习生,比练习生高了一级,见习练习怎么个划分也说不清楚。还有二个老司务,一个炊事员。代理主任王名宽是吉安分行调来的,擅长各地方言,广东话,湖南、湖北、江浙话,北方话都应付裕如,有交际天才和口才。他不打牌不搓麻将,只是每餐要吃点白干,看他也不多喝。

办事处于农历八月一日开业,前来道贺的有当地各级官员和工商界教育界的一些头面人物。银行开业后业务也不多,办理一些机关学校团体和工商业的存款,也有一些个人储蓄。放款方面只做些金银首饰的抵押放款。王名宽先生胆子比较小,不敢怎么开展业务,对发展银行业务比较保守。后来张林如先生来做代主任,业务有所发展,对殷实商户也做信贷放款。遂川邮局隔天来汇一次款,每次贰佰元,不收汇费手续费,说明邮局收进汇出去的款子多,汇进来解付的少。而我们银行则是从南昌吉安等汇进来的款多,汇出去的少。因为邮汇多是个人汇款,一种是遂川外出读书的,一种在遂川做事,而家在南昌吉安等地的。从银行汇进来多数是到遂川来采购土特产的商人,以及其他矿产木材等。还有省级机关委托地方兴办的事业费。

我们银行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江西裕民银行遂川办事处”,一块是“江西省金库遂川分金库”,但金库的实际办公地点在县政府里。金库主任苏乃荣一到遂川就赶去拜访遂川县县长穆国琛,表示已到职,请县长拨给办公地点。当时县政府在刘家祠堂里,没有空余房子,就借孔庙隔壁一家已经停业的客栈暂用,楼上作为金库办公,楼下是县政府“经征处”。县长穆国琛到底老于仕途,经验丰富,他表示拥护省政府设金库决定,明确职责,把已经收掌握的库款上缴金库。苏乃荣也是个中老手,接到这笔钱后,立即叫我连夜入账编表把款子存入银行。老苏拿了做好的报表盖了章亲自送到县政府去,以示自己做事迅速效率高。其实照我的想法明天也可以,何必匆匆忙忙连夜办呢?这里有做官的秘诀。

后来遂川县政府迁至五峰书院,五峰书院地方大房子多,金库和经征处同在五峰书院东侧办公。经征处和金库的分工是,经征处造钱粮册,管催,金库管收。经征处经管田赋清册,填写××区××乡×保×甲××户应缴田赋缴款书,下乡分送催缴。农民接三联催缴通知到县政府分金库收款处交款。金库收款后,一联收据给缴款人,一联送经征处,一联金库留底,按日汇总,收录岁入田赋科目。逾期未缴,要加罚金。除大宗田赋收入之外,还有屠宰税收入、契税收入、学费收入、田赋附加收入,以及其他司法收入、罚没收入。其中田赋归省,附加留县。

这个金库管理办法实行以后,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县长的财权。过去是经征处自催自收,经收人可以挪用贪污,交到县长手里就归县长自己支配,或存入银行或放高利贷,或者做生意投机倒把,别人就管不着。因此往往许多县长卸任之后往来移交不清,特别是吞没钱粮款的很多。县政府二科(财政科)的科长一般都是县长的亲戚担任,一切听县长指挥,总管县里的财权,把应上解的库款扣着,上面催得紧时就上解一点应付应付。所以做一个县长,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钱款在身,自由支配,经营牟利。金库建立之后,县长的财权被大大削弱,因此对金库直接收款的办法是很不高兴的。

一次还闹出了矛盾,一天有农民来交田赋,金库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收款,农民到经征处反映,他们都是遂川本地人,有的还互相熟悉认识,本来经征处一些人就对金库不满,因此告到县长那里。县长大为恼火,立刻下了手谕贴在金库收款的地方:“凡有农民前来缴纳田赋钱粮,经手人员有故意刁难,不予收款,可立即向本县长禀喊,一经查明,严惩不贷”。手谕贴出之后,弄得苏主任紧张了好几天。

遂川金库先有4人,后来陆续又增加4人。按编制金库有14个人,主任一人,每月工资60元,会计一人每月工资45元,记账员二人,每人每月工资40元,管票员二人,每人30元,总收款一人,每月30元,收款四人,每人25元,茶房工友二人,每人10元,另有办公费60元每月包干。这样一个月下拨的经费约有五百元左右,这笔经费根据省金库寄来的支付命令领支。

实际上在我们遂川金库,会计员是吃空额,收款员也没有,记账员也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是见习生,每月我盖40元工资的图章,实际只领8元钱。至于每月60月办公费不管你用不用,反正是包干的。我们遂川金库设立时还有一笔开办费,日常用品多已买足。这样下来,金库每月就有二百余元的溢余,归了金库主任苏乃荣所有。小小一个金库主任虽说每月工资60元,实际所得三百元左右。怪不得有人千方百计花银子买官来做,做了官都能捞回来,中国的官场实在是腐败。

头几次我领工资的时候,都是苏乃荣拿我的图章在工资单上盖章代领,我也知道总行明确过兼职见习生在银行每月10元、金库每月8元工资的规定。有一次我自己盖章,一看工资单上是40元,我就提出意见,总行规定兼职见习生金库工作每月工资8元,我既然盖了40元图章,还有32元,应该由我交给银行收益入账,这下把苏乃荣弄得很尴尬。后来我们分别写信向总行请示,总行总务股长潜伯陆先生向我解释,说金库主任薪俸低,年终没有红利,故规定只要不影响工作,允许主任有权处理结余款作为补贴,希望我谅解。我接到信后,就领了8元钱盖了40元的收据章。以后每月如此,有两年时间。一个金库主任如此,做一个县长或者营长团长,一年还不有上万的收入吗?而且这还是制度上允许的,至于刨地三尺,地方进贡送礼,其所得可想而知了。

遂川风物

遂川属吉安专区,曾是“苏区”,红军长征后落入国民党手里。井冈山很出名,但井冈山在哪一个县没多少人知道,井冈山就是在遂川第五区,小井大井中井下井临近宁冈县,茨坪在永新和遂川之间。当时红军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红军和赤卫队曾在遂川进进出出四次,国民党围剿和红军反围剿的内战非常激烈。

我到遂川以后,也想知道苏区的情况,想知道老百姓的一些看法,因此有机会就会向人请教,有肯讲实话的,有的讲红军好的,讲赤卫队好的,也有骂赤卫队的,但是大家对国民党军队都没有好感。国民党军队来了要人要粮,派捐派伕,所以连商人都是怕的。

遂川又名龙泉,五代南唐置龙泉县,民国后改遂川县,故遂江亦称泉江,其上游一路来自井冈山,流经大坑至城厢,一路从湖南边境流经左安、藻林至县城。二流在城关会合流经遂川第二区“雩田”至万安而入赣江,直达南昌。每到雨季,只要几天大雨,万山争流集中下泻,水势暴涨,遂川水患难免,但退起来也快,积水也是一泻而下。遂川有公路北通吉安、南昌,南达赣州、大庾岭,公路汽车站在大石桥东岸,大石桥有20余孔,可算得一很大工程,不知建于哪一年代,桥身也坚固,可通行载重汽车。遂川全县分6个区,多高山峻岭,西部与湖南桂东酃(líng)县(炎陵县)毗邻。

遂川县政府被毁于战火后,就只能设在刘家祠堂内。城里万寿宫内已没有菩萨,只剩空屋,门窗已经不全,孔庙亦已半毁,只有天主堂的房子还算完好,可见当时战事争夺的激烈。在遂川房子的墙上还能看到留存着的红军的标语:“打到刮民党”“打到刹民主义”,县政府也不管,没人去铲掉。遂川有两个大书院,一为五华书院,以五华高等小学作为校址,一为五峰书院,后来遂川县政府迁往办公。这些房屋倒都建得高大宽敞,而遂川的民居大都低矮简陋,没有一所像样的房子。

红军走了,遂川就是“靖卫团”“还乡团”的天下,当地的“大绅士”肖家壁又回来了。肖家壁是大汾人,做了第六区区长,还兼了县联社、区联社生产合作社主任,国民党遂川县政府都奉承他。江西省政府下面有一个“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的机构,各县都派有合作指导员,成立一个办事处,有一二个工作人员,他们发放各乡的农业贷款,以示体恤民难,实际都落到地主恶霸手里。像遂川的农业贷款都经过我们银行的手,付给肖家壁等人了,农业贷款实际上是为土豪劣绅服务了。解放后,我从报上看到肖家壁伏法的消息。

遂川矿产主要有钨砂,由国家收购,据说这是军用物资,灯泡里的钨丝,各种枪炮子弹筒炮弹筒都要用到钨,钨具有耐高温的性能,但我国自己还不能炼钨,所以只能廉价出口矿砂,再从外高价买进钨产品。因为是军用物资,所以在军事委员会下面专门成立一个“钨业管理处”的机构。在遂川有一个钨砂收购的事务所,所长和职工的工资比一般机关要高。遂川的钨砂收购一个月要7000~8000元,这些钱平时存在银行里,收购时提现款到矿区去。遂川小杂木很多,裕民银行代铁道部收购枕木,按照规定尺寸每根一元。通过这些业务,把本行发行的伍角票发出去。

杉木是遂川的主要物产之一,南昌吉安的木行在遂川都有收购员坐庄收购,运至遂江下游扎排后顺赣江而下,运到南昌、吉安等地销售。据老于此业的人谈,鄱阳湖西星子县有一口岸叫吴城镇,是江西木材集散地。吴城镇也是江西四大镇之一,在那里集中各县运来木材再扎大排,出湖口由长江顺流而下,到达下游各口岸或上海。每年由遂川运出之木材总在万元以上。此外还有毛竹,也运出去不少数量。

遂川也盛产稻谷,每年七月新谷登场时,南昌、吉安的粮食商人纷纷来遂川采购,收购数量最多的是我们银行,其中有公的也有私的,名义上是江西裕民银行仓库部代办业务,实际上是银行几个头儿的,他们联合成立公司,以“某某记”的名义办理收购,公私兼顾。像吉安分行仓库俞大块头,长驻遂川以收购稻谷,风车扇过晒干装麻袋进仓,一次收购上百担上千担。公家收购之外也替私人收购,运到南昌销售每担可赚一二元钱。这种买卖总行副行长到吉安分行襄理几个人经营的,他们自己不要开口不要动手,下面自有人安排。所以有了地位赚钞票就很容易。

茶油也是遂川的特产,油茶树油茶籽出油率很高,油质清澄,香味浓郁,每年产量上千担估计有的。遂川当地有油行收购,装桶运出去,但收购数量零星,农民十斤二十斤出售,所以收购的要有一定的储藏设备。一般家庭自用的到油行去买,裕民银行的职工都托我们遂川办事处代购,由银行汽车带回南昌、吉安,数量也不少。我到泰和工作后也经常委托遂川同事代买,价钱较一般商店要便宜。

遂川还产金桔,产地在遂川第三区“藻林”,藻林金桔个大味甜,除一部分鲜果供应市场外,大部分被收购加工腌制蜜饯“金钱饼”。遂川还有烟叶、土糖、土纸、药材等农副产品。还有一种“狗牯脑茶”①,但是我没有看到过。

遂川进口的大宗商品是煤油、食盐和百货。煤油几乎是家家必需,人人要用的,但当时的煤油都控制在外国人手中,所以农民起来造反的时候,外国人的“洋油庄”经常成为农民捣毁的对象,像遂川县城的“顺记洋油庄”就曾被农民群众捣毁。食盐是国家控制的重点物资,在国民党五次“围剿”时期,遂川更是食盐重点查禁区之一,据说赤卫军有“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没盐吃”的说法。据遂川当地人说,被国民党包围地区的老百姓只能在陈旧老屋的墙根挖出一种石灰样白色透明的结晶体——硝,把它熬出盐来,但数量极少。在我浙江乡下,食盐很多,一块钱可买一担。到了苏区贵得像珍珠一样,我到遂川时,食盐还要四五角一斤,而且奇怪的是食盐还是划区供应的,江西只好吃淮盐,就近的浙盐却不准供应。

① 产于遂川县汤湖镇狗牯脑山,鲜叶采自当地群体小叶种,每年清明前后开采,标准为一芽一叶。成品白毫显露,芽端微勾;泡后速沉,汤色清明;略有花香,滋味醇厚。

我的银行同事

我到遂川没几个月,耳朵里就刮来风,说是代主任王名宽和会计傅绶书意见不合,闹矛盾,要把傅调回吉安分行。后来又传傅临走前与隔壁“天然居”老板娘(小的,两姐妹嫁一个老板,老板死后姐妹俩都成了寡妇)依依不舍,相对而泣。怪不得傅吃过夜饭就到隔壁去坐坐,搓搓麻将,夜深了就成了入幕之宾。傅走后来接傅绶书工作的是雷克惠,靖安人,很健谈,嘴里炼老师长炼老师短的,“炼老师说要‘痛夫碰党’啦”。我先听不懂,不知他说的是什么,听得多了,后来才知道是“通货膨胀”啦。那时候这是个时髦名词,原来英国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到中国来,为中国搞币制改革,改革方案可能已在金融界高层吹风透露,我们底层没有见报,也不知那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1936年元旦和春节我都在遂川度过的。不久裕民银行开办大庾办事处,王名宽调去升为主任,雷克惠调去任会计。大庾为赣粤交界重镇,大庾岭是由赣入粤的要道,过了大庾岭就是广东南雄了。大庾行政权在江西,驻军权却在粤军手里。当地盛产钨砂,钨业管理局就设在那里。

王名宽走后,吉安分行调张林如接替,张代主任兼营业兼会计,实际会计工作由我来做。遂川办事处的账务附属吉安分行作为并账单位,不独立核算。一切收付用中国式上收下付流水记载①将每天收付数抄报吉安分行,吉安分行再根据收付,做借贷分录传票记账。从1936年开始,遂川办事处开始独立核算,每天结账编制日记表。我做会计工作后,金库不每天去了,只隔天去一次,后来又培养管票的杨鑫涛做记账工作,慢慢地代替我能独立工作了,不过做旬报月报时,还是由我去处理。

张林如和我相处得很好,他的爱人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妇女,有三个男孩。

张林如善于交际,他到遂川后和一些做买卖的商业中人来往应酬,他吸烟喝酒又喜欢搓搓麻将赌钱。在吉安的时候对崔炼吾多少有点顾忌,到了遂川天高皇帝远,又是独当一面,生活做事难免缺少检点,张林如和药材店老板很要好,那老板是吸鸦片的,家里自己就有一套吸烟的设备,以张的说法是“逢场作戏”也常作“吞云吐雾”之乐,因此染上了芙蓉癖恶习。因为晚上睡得晚,常常早上九十点到行里还睡眼朦胧。

有一次张林如和新来的县长丁国屏不知为什么有了矛盾,丁向总行告了一状,说张林如在遂川勾结商人赌博吸毒。总行知道后就来函把张调到总行检查。倒是丁国屏这一状真帮了张的忙,总行把他送到医院检查最后把毒给戒掉了。因为不算成瘾,最后给的结论是业务应酬,偶尔犯之,从宽不予惩处,仍回遂川工作。这是坏事变成好事,后来张自己也有所注意。

张林如离遂川期间,我们只剩四个人,会计工作我顶着,出纳曾恹麟算代张负责,还有一个青年叫余邦吉,也是靖安人,也是闭口开口不离“炼老师”,以示自己不同一般。江西人习惯,开口闭口称老师,取名字中间的字,而不是姓,如王名宽是“名老师”,曾恹麟就是“恹老师”。

苏乃荣先生也睡在银行里,也在银行吃饭,他不喝酒不打牌,空着就看看书,但说起话来像教训人的口气,听的人心里感到不舒服。他也不和银行的同事谈谈心,有时看他很孤单的样子。在金库里大家都对他有点怕,更少说话。1937年下半年遂川分金库撤销,他发表为龙南办事处主任,后来项斯接了他的职务。

曾恹麟有五十多岁了,吉安人,是老钱庄出身,出纳员兼管库,平时吸吸烟喝喝酒搓搓麻将,后来不知怎地看中了银行对面小摊的女娃子,大约二十岁左右,还有一个抱在手里的女小孩。阿公阿婆在的时候,她只来摊头送送饭,有时在摊头上坐坐,卖的是一些山货,一天到晚赤着一双大脚,挑两桶水一百多斤走起路来像飞一样,好力气。这是遂川女人的特点,每天挑柴上街来卖的都是女的,一担柴也有一百斤左右,田里的生活劳动强度大的也是女人做的。在农村男的虽也参加劳动,但女的做的更多。我没见过那个女娃子的男人,以为跟红军走了,后来那男的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了,整天穿着鞋袜,晃来晃去不做事。据曾先生说是给拉伕拉走的,这时候曾先生晚上也不打牌了,老是跑出去,原来他到女娃子家去了。每天还服用研成粉末的鹿茸,用烧酒吞服进补。后来张林如也觉察了,认为身体这样要搞垮的,年纪大了靠进补消耗身体不好,曾劝过他。

周晋三先生也有五十多岁了,南昌人,曾在赣江轮船上做过大副,口才好,见识广,有胆量,能应付复杂局面,解决疑难问题,也有指挥能力。因为在内战时期,在赣江轮船当差事务繁多,各种人都要应付,所以周对跑码头走江湖有一套本领。他肚子里的东西也多,讲过很多关于红军的故事,当时也是听过算数,还记得讲红军活捉国民党师长张辉瓒的故事。他说曾亲眼看到张辉瓒的头被钉在木排上,从吉安东固上游顺水漂下来,还有一张很大的告示贴在木排上,警告国民党士兵不要落得与张辉瓒一样的下场。这时周正被拉差,运送国民党士兵上前线。周晋三在银行里做庶务工作,凡托他办事都能圆满解决,令人满意。他喜欢喝酒,喝得面孔红红的,话也多了,有时也打打牌。

① “中式簿记”,是指我国历史上传统的记账、算账方法体系。 20世纪30年代,徐水祚等提倡“改良中式簿记”。1949年后逐渐被淘汰。

币制改革与银行改组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银本位”国家,国际间收支差额要用白银计算,而美国是产银国家,白银的涨落由美国控制,特别是美国民主党上台后竭力提高银价,大量收购白银,中国的政治经济过度依赖美国。1935年9月,英国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来到中国,全力策动币制改革。原来的汇价中国一银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后来中英规定汇价为一银元等于一先令二便士半,中英汇价不受白银涨落的影响。这样美国若再提高银价,也不影响中国的还款和贸易补偿。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施行法币公告,统一货币发行权,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只能使用法币,禁止白银流通,白银收归国有,作为法币的准备金。法币政策实施后,基础薄弱的四小行--通商、四明、垦业、实业为了生存,均加入了半数以上的官股而完全改组,又称“小四行”。

法币不能兑现,它本身就是一张纸,是“不兑现纸币”,当然就是“纸本位”了,其唯一的信用换英镑外汇,但是没过几年,对外汇申请限制,要经过核准,这样就产生外汇黑市,法币大贬值。

“币制政策”反映在我们偏僻的小山城里,银元只收进来不兑出去了,两张裕民银行的五角票来兑换,只能给一张中央银行或者中国农民银行的一元面额的法币。如果顾客以银元来汇款或者还款,银行是最欢迎的了。银行还要向老百姓宣传有银元要到银行来兑换,老百姓也以为银元不好用了急着换纸币,所以银行陆续收进不少银元。反倒是有钱人不愁没钱用,反而把银元窖藏起来。我们银行收到银元后,每百元一包,每3千元装成一箱,吉安分行把所属办事处的银元集中起来,由银行汽车武装押运,把银元运到广州。我们起初不知道为什么不把银元送到南昌总行,而要运往广州方向,后来运的次数多了,才知道这是走私,一块银元到香港可以换价值几倍的外汇。总行通知,截至币制改革实施之日止,库存银元要如数上报,根据库存数和账面数移交给中央银行。实际上,隐匿不报少报不知多少。这是中央捞大鱼,地方捞小鱼,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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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江西裕民银行伍角纸币

江西裕民银行成立之初资本100万,虽然是官商各半,但是商股股东在业务一路更有一些势力。为了加强官股权力,1936年裕民银行进行了改组,增加官股100万元,这样一来,商股只占四分之一,银行招牌不改,但内部人事组织机构全部更动,董事会有董事长、常务董事的办事机构,下设稽核股、文书股。稽核股股长是李济民,股长下有稽核若干人,经常外出巡回检查,内部审核各分行上报现金、转账日报,以及各种放款日报和日计表。总行新任总经理由常务董事陈威兼任,陈威是陈仪①的哥哥,原在中国银行任职,资格很老。副总经理为钱成新、潜玉斋,钱成新和李济民都是上海银行的高级职员。各科负责人亦全部更动。

在业务方面,银行建立了一套新的制度和方法,规定了一套完整的会计科目,使用单式传票、总传票,改革了联行之间往来制度办法,原来是分两级往来,办事处用管辖行往来,分行用总行往来,后来都改为总行往来,报单加副本寄总行。总行发文有“通知”“通告”两种,“通知”系临时性一般规定,“通告”为永久性文件。人事调遣升降每月有二次“人事通告”,看了这些文件内容,对行里的情况都能了解。对我这样一个初进银行的人来说,了解银行内部组织机构、业务制度,以及会计账务等处理手续,有很大的帮助,收益不浅。

但是总行改组之后,下面分行、办事处的一些头儿不免有点担心,特别是我们吉安分行会计主任梅韵卿调总行稽核处之后,又新调来一位会计主任,许多分行的老人就为崔炼吾担心,因为崔职位虽然不高只是襄理,却是权倾一时,现在至少不能放开手脚自由自在地干了。

总行改组后,对每个行员的经济保证人普遍进行审查,我的保证人是上海曹家渡“协新肉庄”张慕良,本来也可马马虎虎过去,因为肉庄也有大有小,像张慕良的肉店实际等于一个肉摊而已。总行要我另行觅保,一时颇不容易。主任张林如很是关心,要我在遂川找一家铺保算了。我把此事告诉上海的同事章文炳,他主动请“增裕新”的老板朱鹤云做我的保证人,朱鹤云还写了一封信来客气一番,表示自己不够为银行保证的要求。我也写了回信谢谢他,否则倒是一件麻烦事。

总行改组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派稽核到各分行办事处查账。稽核的行踪绝对保密,因此吉安分行和办事处一些人都把稽核看成一件大事,有点人心惶惶。我私下想这有什么了不起,查账有什么可怕的。

第一个到遂川来查账的是浙江嘉善人曹廷荣,曹廷容在上海是挂牌的会计师。我和曹接触后觉得其人和善可亲,我们还因此相识,后来他发表为裕民银行九江分行经理。解放后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他和其弟曹廷富(一营)一起来找我,想为人民做点事,要我和徐里程②同志说说。其实曹廷富自己和徐里程也是相熟的。曹廷富曾在在江西中央银行工作,酷爱皮黄,时常粉墨登场,他和裕民银行泰和办事处的主任包旭初也很熟。而我和曹廷富是解放后才认识的,后来我们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库科成了同事。

第二次到遂川来查账的是稽核股李济民亲自出马,还带了两个稽核。他们行踪诡秘,没有到吉安分行,径直来到遂川。遂川的账务库房很简单,一天就可以查完,但他们三人查了二天。为什么总行二次来遂川查账,我想可能是对崔炼吾的一种压力,因为崔炼吾兼着遂川办事处的主任,要是找出毛病势必动摇崔炼吾在吉安分行的地位。

据李济民自己说,他做过上海银行蚌埠分行的经理,对银行业务会计账务处理也是一个行家,而且很会做生意,他来了一次遂川看看账上找不出什么毛病,就和张林如搭上了,后来他托张林如在遂川代买黄金首饰,买好的木料寿材等等。

① 陈仪,1883—1950,字公侠,后改公洽,自号退素,绍兴东浦镇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

② 又名徐世贤,曾在江西裕民银行总行任职,后去解放区。1949年后历任上海山西裕华银行总行军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会计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局局长。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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