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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一)洪都片段

首途

江西裕民银行上海办事处在北京路河南路口,即国华银行大楼隔壁弄内,我们汽车到达时,已经有许多人报到了。同行17人,又有两人已有职业,不去江西了,另有李公朴介绍进来一人,我猜想大概是考“申报流通图书馆”的,我本来也要考的,因为父亲来沪而忘了这件事。这样去江西一共16人,办完报到和登记行李手续,办事处包了两辆公共汽车,一辆拉行李一辆坐人,包括送客有二十多人,汽车直开招商局长江轮船码头。宝善送我到码头,上船安置好房间行李已经10点,送行的人纷纷话别互道珍重,我感谢宝善的热情,挥手告别时请他转告对同事们的谢意。11时许要开船起锚了,送客还在岸上不停地向船上的远行者挥手,宝善在人群中也在挥手致意。我心里默念着“再会吧,上海!”

说来凑巧,就在前几天,我和慕良兄在金城大戏院看阮玲玉主演的电影《再会吧,上海!》,说的是女主角到上海寻找出路的遭遇,人生坎坷,女主角最后不得不漂流他乡,离开上海。我也算饱经坎坷,但我离开上海奔走他乡,不是断羽或失意,而是跳出牢笼。

船离岸了,我站在船舷旁望着浦江两岸耀眼的灯光,沿外滩一幢幢高楼大厦的黑影,过着夜生活的人们正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方酣之际,呵,上海,我祝你永远繁华,歌舞升平!

我们乘的是招商局的“江华轮”,我们同行16人共5个房间,每个房间两个铺,10人作房舱票计算,另5人算加铺,以统舱票计算,还有范大钧一个人睡在船头统舱里。我们每个人自上海到九江船费9元5角,茶房服务费3元,16人包5个房间,以团体票计算,打八折,这样算下来,船费共120元,茶房服务费40元(包括伙食)。

我睡的是加铺,次晨5时天还未亮,肚子忽然剧痛起来,原来舱房小窗一夜未关,我的加铺正对着窗口,大概是受了凉。急忙请茶房领着去厕所,才痛楚略减,我担心旅途生起病来,那就麻烦了,幸好无事。外面黑沉沉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不知到了什么地方。

不久听到房间外面有人走动的声音,起身推窗眺望,见远处烟雾弥漫,白茫茫一片;近处黄流滚滚,船头浪花飞溅如雾团一般,船已驶出吴淞口进入大江了。早餐十人一桌,四盆粥菜,量极少。上午9时江雾渐散,远处景物也明晰起来,船傍岸行驶,茶房说快到南通了。我跑出房间站在船舷,望见岸上的山和树林,山上有房有塔。11时船到南通。船抛锚在江上不靠码头,只见岸上驶来几只小船向大船靠拢,系了绳索,有旅客下大船去南通的,也有从小船上大船的,货物也由此而上下。

中午吃饭,我们正好两桌,六菜一汤比早餐丰富多了,而且只有一只是素的,我已满足,觉得太好了,但同伴们还有嫌菜肴不好的,吃家里带来的菜才合胃口。茶房立在旁边为大家添饭,我很不习惯,又不好意思拒绝。同伴中有几位有点少爷脾气,大概没有在社会上混过饭吃,对茶房像对下人一样吆喝,我有点看不惯。当然大家情况和我不一样,我是跳出火坑脱离苦海,过去服侍老板小开的,现在得到了自由,不要服侍人了,好像实践了自己的理想,因此感觉到什么都比过去好。别人在父母身边过惯了,有的家庭富裕,离开了家自然会觉得什么都不称心。船上规定,开饭时间中午饭10点开始,晚饭下午4点开始,因为船上人太多,要分批就餐。

我们5个房间都在船头,除了屋内看书写字外,就到船头看大江两岸的景色,惟江上风大,数九寒天快到,站一会儿又回到房间里。冬日苦短,船行不久即为暮色笼罩,行至何处亦不了然。夜里得一梦,吃饭时朱鹤云又是瞪着眼珠子,我心一慌,肚虽未饱,却如何吃得下,倏然惊醒,心里依旧惴惴不安,可见朱鹤云压迫之厉,对我心理刺激之深。这类梦我在江西还经常受到干扰。

是夜,船泊金陵,惜在深夜未能一窥蒋介石之巢穴。船过南京就入安徽境界,轮船逆流而上,船过处只见江上浊浪滚滚,后浪催前浪。安徽境内江面宽阔,两岸景象尽收眼底,入夜天气晴朗,月儿在起伏的江面上倒悬,星星像在地平线的尽头垂下来一般,想起“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诗句,不是身历其境,体会不出这般意境。

天亮了,看到岸上游动着流亡的人群,一批批拖儿带女,背着包裹挑着箩筐拄着棍棒,背井离乡。船到码头,一大批人要强行上船,码头阻止无用,就挥鞭抽打,无奈他们人多,结果都上了船。吃饭的时候,船上把竹篾饭箩盛着的饭一碗一碗分给逃荒的人,但是僧多粥少,于是你抢我夺。此景此情,我就想起杜先生的话:当权有钱的人自己吃饱了,却不顾别人饿肚子,千千万万的人在饿肚子,那他自己这碗饭也是吃不长久的;人民要求有饭大家吃,倘若坚持不给大家吃,最后他自己也一定吃不成!

轮船继续西行,同行的沈一展串到我们的房间里,大家就谈起来。沈一展是个健谈者,初次见面就海阔天空,说到上海典当行业有职工工会,周天籁①编了一本《跳躍》,日记本大小32开,内容和它的名称一样,丰富活泼,多是一些家庭恋爱有趣的小故事,是茶余酒后的休闲读物,但并不低级,我也喜欢看。但1934年后有了变化,也登资本家压迫工人,工人反抗罢工斗争,最后斗争胜利,这一套“八股”。我说它“八股”,是说写作技巧不高,内容概念化口号化,缺少艺术性。我又说,有一位叫“陈亮”的小说就是这一套。沈一展笑着说:“陈亮就是我啊!”沈一展很直爽,说话一点不打弯,倒弄得我有点尴尬。

江上大雾弥漫,船不能行了就抛锚停下来,耽误了好几个钟头,据说冬天江上经常有雾。那时我们坐船没有时间概念,管他什么时候到。西行沿途大码头印象不深,大概夜里航行熟睡之际,小码头如大通、贵池等都停船靠岸,上下人也不少。船过马当,进入江西境内,马当是江防要塞,像江阴一样出名。抗战初期南京失守,江西各县不知运了多少大石头,抛于马当江心,意图阻止日舰西侵武汉,结果未起作用。船行长江中,大家都想看看大孤山小孤山,“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遥相对”,大孤山在鄱阳湖水流长江的咽口,小孤山就在长江中,像个发髻,陶行知有诗:“号令长江水,分开左右流”。

我们在船上过了3天,第4天到九江了,我们的西行告一段落。同行16人也算是萍水相逢,彼此并不太了解,交流也不算多,大家还未相熟,空余时间各自都消磨在书刊杂志中。几乎每个人随身都带有几种进步杂志,这倒是大家的的共同点。

九江上码头,由江西裕民银行九江分行接待,安置了行李和住宿,大家游览了九江商业区。九江古称“江州”,唐时置浔阳县,地处江西北部,长江南岸,邻接湖北,为南浔铁路终点,向为赣北物资集散之地及水陆交通中心,是长江中下游重要港口之一。江边码头有怡和、太古、日清等轮船,竞争十分激烈,中国招商轮船难与之匹敌,此诚为中国沦为殖民地之耻也。九江之南有庐山,耸立于长江鄱阳湖之滨,所谓一山飞峙。我们是到南昌去的,将来又在江西工作,我以为总有机会一睹“庐山真面目”的,不意漂流迄今,始终未得一睹,憾者!

次日由银行方面买好去南昌车票,前往南昌。南浔线全长135公里,1908年至1915年花了7年时间才筑成,火车跑了三个多钟头,终点至牛行车站,还得乘轮渡摆渡过赣江,过了江才到南昌。

我们到达后码头上密布警宪,形势突然紧张起来,逐一检查每个人的行李衣物,尤其对我们这些上海来的人。检查到徐义衍的箱子,徐愤然不满,和检查的宪兵吵了起来,后来在大家劝阻之下,不吃眼前亏,让他们检查。一路来思想早有准备,特别到南昌,说话要当心,不要闹出事来,在上海骂骂蒋介石无碍于事,在南昌就不能随便议论,否则一顶“通匪”或“同情赤匪”的帽子飞来,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和朋友通讯也要注意,不要涉及政治,“只谈风月莫谈国事”。为此,我们谨慎小心,事事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

①周天籁,1906-1983,安徽休宁临溪人。13岁进上海“源来”当铺学徒,因创办《跳跃》而走上文学之路,专心儿童文学创作,著有《甜甜》《小老虎》《三兄弟流浪记》等;1937年转向社会小说,著有《孤岛浮雕》、《亭子间嫂嫂》《海上一妇人》《粉红色炸弹》等,多反映上海风情。1951年去香港,任职于邵华兄弟影业公司;1967年移居台北,以“周老夫”之名撰写笔记散文,1982年定居于上海。

南昌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南昌在江西省北部,濒临鄱阳湖,为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浙赣铁路横贯其间,当时鹰潭铁路、京赣铁路尚未建设。蒋介石为“剿匪”而坐镇南昌,设“行营”于东湖,因此南昌不仅是江西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也成了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

我们一行人在总行接待人员陪同下,至沿江路中山路到江东庙的一座大房子,里面空荡荡的,已经修缮完工,楼上还隔了房间,这里原来是钱业会馆。进大门,两侧是江西裕民银行的运输部,转运食品到“苏区”,再进,中间是大礼堂,也是上课的教室,左侧是饭厅和老师休息的房间,右侧有学生休息阅读的场所,楼上是宿舍,我们被安排住三个统间,有二十几个人。

第二天,我们新来的16人参观了总行各科室部门,总行在总镇坡省公安局隔壁。我们也参观了江西省金库,江西省金库与总行一个大门内进出,看他们的账簿大的吓人,总有两斗写字台一半大。奇怪金库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账簿呢?总行接待先生还领着我们去熟悉南昌的马路和一些银行所在地,如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中国银行在都司前,是最老的房子,杜重远先生到南昌总是住在中国银行的。

第三天大家自由活动,我们去了东湖,那里是文化游览集中的地方,有省立图书馆、体育场、湖滨公园、百花洲等。蒋介石南昌的行营就在东湖百花洲,环湖路以北段就是行营所在,行人只能远而避之。我们初到几天,每天闲逛,因为开班上课还有一段时间。总行在武汉又招了四名练习生,江西方面也招了十几位,实际都是介绍进来,考试不过是个形式而已。这样训练班有近四十人,总行派了李实甫先生来负责训练,李先生是武汉大学毕业的,过去在教育界工作。

在训练班开学之前,我每天躲进民众教育馆看书,一个人静静的没有外来干扰。

南昌居民的衣着比上海人朴素,男的都穿长衫,女的也很少花枝招展的,男学生都穿黑布学生装,女生在天气暖和时节改穿白布衫短裙子。公务人员都穿中山装,只有飞行员如天之骄子,挽着浓妆艳服的女子招摇过市,目空一切。南昌的飞行员特别多,据说这里有个航空学校,蒋介石请来意大利空军人员在训练,对飞行员的待遇也特别优厚。当地百姓的生活很艰苦,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九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但是银行职员和其他公务人员还是一天三顿的。当地银行职员就餐时有个坏习惯,桌上满是饭粒,碗里也总要剩下几口,我们很看不惯,他们好似以浪费粮食为荣的样子,开始以为可能是江西人的习惯,后来到外县就很少见到这种现象。

南昌街头少有外来流动人口,多是本地人,所以好歹都有自己的房子,不像上海那样有露宿街头或者蜷伏地龙或以小船为家的情况。至于江西外县情况肯定是苦不堪言,因为“国军”的“围剿”战事正紧。像江西裕民银行运输部代办货物运输,全是一袋一袋的萝卜干,运到宁都、广昌要卖一块洋钿一斤,那萝卜干只有一点咸味,比上海一角一斤的萝卜干还差得远。

南昌城市的商业都是冷冷清清,生意并不兴隆,服务态度也是“石骨头硬”,不像上海商店那样会做生意。离住处不远,南昌最大的百货商店“广益昌”(犹如上海的大新公司)生意也是一般。蒋介石“剿匪”“剿共”把江西的老百姓拖到山穷水尽奄奄一息的境地,商业的凋敝可以反映出当地农村经济的破产状况。

每天早晨我喜欢走走小菜场,看看南昌菜市的情况。南昌地处赣水鄱阳湖之滨,周围都是港汊河流,所以水产淡水鱼特别丰富,各色河鱼河虾价钱便宜,桂鱼也都是活的。

南昌可游览的地方就是一个东湖,也没有特别的景色,不过人多而已。我们每周都去,尤其在夏夜,吃过夜饭如果没有功课,大家都朝那里跑。此外去得多的是江滨路,晚饭后和郭德亮、项斯二君在江边散步,放眼落霞孤鹭,远眺水天一色,赣江水涨一片茫茫,水落时江中现出一个一个小汀洲。沿江东路有娄妃墓,娄妃是明宸濠的妃子,因反对宸濠叛乱被废,死后葬于此。滕王阁原址已是废墟,那里有一家滕王阁小学。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前二楼屡废屡建至今犹存,惟滕王阁不知何年何日而毁,不是王勃一篇文章,早在历史上抹掉了。

青云谱也算名胜古迹,在南昌西南郊,无公共汽车,我们几个人在一个残冬未尽春来迟迟之时,发兴往游。出市区依公路而行,在市郊之间,设有城堡似的关口,两边架铁丝网,卡口有军队把守,注意形迹可疑之人。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犹是戒备不懈,可见当时形势之紧张。青云谱又名太乙观,建于唐贞观十五年,又称天宁观,清初画家朱耷隐居于此,始称青云谱。我们到达时只见观门紧闭,无法进入,据云观内多桂花,我们只能围着一转。观后有一大墓,葬着蒋军一师长胡祖玉,胡围剿红军时负伤至亡,蒋介石把他葬在青云谱以示褒扬。另两座小墓是蒋军团长的。我们在墓顶远眺四野,荒无人烟,枯草断篷,风悲日暗,一番凄凉景象。据说红军曾一度逼近南昌远郊。

南昌西郊有“三村”,以桃花著称。三月天气正是看桃花的时节,在一个星期天,同伴相约往游,我还借了一台照相机,但我又不会拍照又要冒充内行,结果冲洗出来没有一张照得好的,白白浪费了软片。这天天气晴朗,游人如潮,“三村”是农村的自然村,农人屋前屋后一片桃林,地里也都栽种桃树,也无人管理,任人在桃林中穿行攀折,多有红男绿女纨绔子弟任意践踏桃林菜地的。

过去小朋友游春有一首歌:

“星期天,天气晴,大家去游春。过了一村又一村,到处好风景,桃花红,杨柳青,菜花似黄金。攀枝折花踏菜园,一人又一人;摩登男女浪笑声,一阵又一阵。”

这后几句是我加的。

江西还有一个特点是叫“万寿宫”的庙宇多,也不知供奉何方神仙,我们训练班后面就有一座“万寿宫”,后来到了外县也都有“万寿宫”。

江西人对我的余姚同乡王阳明非常崇敬,南昌有阳明路,庐山有白鹿洞阳明书院,吉安有阳明书院有阳明中学,赣州也有阳明路和阳明书院。大概王阳明在江西做官讲学影响深远,据说讨伐宸濠叛乱就是王明阳统帅三军。

但在我们余姚,王阳明的家乡,也只有城里龙泉山上有一座王阳明的小庙。我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王阳明的故事,说是某人出外经商,漂洋过海遭风暴袭击,同船者均葬身鱼腹,惟有他抱着一根桅杆在海上漂浮,漂落至一小岛,爬上岸去,见小山丘上有草屋,一个老先生正在教顽童读书。老者惊问客从何来,商人如实相告,并求助归返故里。但见那老者大腿上生一疮,溃烂见骨。老人答应,但须谨记教导,方有回归之望。落难者答应了,遵老人之言闭目坐在老人给他安置的小船上,老人告知,闻鸡鸣方可睁目,并说余姚城龙泉山上有王阳明庙,破漏须修缮。少顷,但听水浪声声,风过呼呼,不久耳闻鸡鸣,天已明,余姚到了。那人睁眼,不见小船,实为一草堆而已。归告家人述其事,即登龙泉山,进王阳明庙,果见屋瓦有漏,滴水浸入泥塑像之大腿。大惊,原来所见之人即王阳明先生。于是重修庙宇,四乡闻之,纷来瞻仰,香火大盛。

我们一行16人抵达南昌之时,正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结束,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之际。当时江西有个叫杨永泰的人权倾一时,据说曾上万言书,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为蒋所赏识,任命杨为南昌行营秘书长,杨在蒋的左右成立行营参谋团,出谋划策。红军长征后,蒋介石又在汉口成立行营,杨永泰又为“鄂豫皖剿共总部秘书长”,参谋团人员亦由赣赴汉。当局组织江西各界到南浔铁路江边码头“热烈欢送”,我们裕民银行训练班全体学员竟也代表江西各界之一,前去欢送,以撑场面。后来听说杨永泰在汉口遇刺身亡。

集训

1934年12月中旬,江西裕民银行训练班正式开学,全班40人。开学第一天,银行董事会的董监事和总行行长以及高级职员各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开学典礼,董事长、正副行长以及董监事都讲了话,要求我们努力学习,勉励大家为社会服务。印象较深的是一位姓欧阳的董事,讲“教学做合一”,教中学,学了做,做中学。这和陶行知先生的观点吻合的。

江西裕民银行是官商合股经营,股本各为50万元。董事长由财政厅长吴健陶兼任,正行长廖国仁(官股)副行长潜玉斋(商股)。据说裕民银行中,重要业务人员和各分支行的行长,都是潜副行长的人,多是靖安奉新帮。

训练班课程有“银行学”“仓库学”“商业簿记银行簿记”“金融市场”“商业英文”以及珠算和国文。教“簿记”的老师是江西公路处的会计师,一位留美的先生;“金融市场”是熊菊龄老师;“商业英文”由中国农民银行秘书股长授课。其余由总行各股负责人轮流上课。国文多选自《银行周报》李权时的评论文章,由总行文书股长教授,“珠算”是会计股长张仲卿教的。训练班主任李实甫先生担任的课最多,如“银行学”“仓库学”等。

训练班上午授课,下午实习,晚上继续上课,规定了作息时间。第一天下午实习,是由李老师亲自领着大家去的,大家心里都很紧张,不知到了行里能做点啥事情。到了总行,我们被安排在营业股、会计股、出纳股、文书股实习。李老师把几个字写得好的同学分到文书股,像范大钧、吴自权、潘剑直的字都是呱呱叫的,我们其他人到各股只是送送传票,看看点钞。到了晚上大家汇报情况,七嘴八舌,李老师总结,说是总行对大家印象很好,特别文书股对实习同学的字大为称赞。我们就这样开始了银行练习生的生活。

在所有课程中,大家对“簿记”最为看重,因为今后大量的银行工作都和会计簿记有着密切的联系,“借贷管理”也是大家注重的,徐老师教得也很卖力,布置了大量的实习题,我们晚上的时间差不多都花在实习题上了。熊老师的“金融市场”很精彩,听得很有趣味,因为都是我初次听到。从自给自足自产自销到商品交换产生货币,从典当、山西票号、钱庄到现代化银行,从银楼、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所到纱布交易所、粮食交易所,各行各业公会的产生运作;也教会大家怎样读报纸上的经济新闻,从理论上明确货币和信用的关系等等。“银行学”也是重点,从理论上懂得银行的作用,至于“仓库学”只是了解而已。

我最担心的是“商业英文”,老师还教得特别卖力,我就怕赶不上怎么办。我写信给张慕良,张君回信叫我不要担心,说“船到桥头自会直”,我心想,这怎么个直法?我花了一个月的工资到世界书局买了一本《英汉标准字典》,我只有用硬译的办法了解课文的内容。

我从1935年起到1980年退休,我做了近半个世纪的银行工作,却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商业英文”,当时郭德亮和项斯的英文基础较好,学得很认真,每天早晨起来朗读,以后的工作中,估计他们也没多少时间接触英文。

在总行实习中,我们做得最多的工作是点票子。江西裕民银行虽为官商合办,但在省内外均以省银行为法定地位,虽省银行不能发行一元券,但有辅币发行权。当时江西还有一家“江西建设银行”,属建设厅办,另一家“南昌市银行”为市政府办。江西裕民银行发行辅币有五角二角一角券,还有一百枚五十枚十枚铜元券。五角二角一角在全省流通,由于江西湖南两省商业往来关系密切,江西商人到湖南采购货物都带“五角券”,所以在湖南也可流通使用,并委托当地钱庄,因此信誉很好。当各地收兑积有一定数量,就由总行派汽车运回钞票,一个月两次。钞票运到,我们几十个人忙着清点,还要分地区,如吉安、抚州、宜春、九江、南昌等等,每10张一叠,每10叠50元,每捆为250元,成捆钞票贴上封签,盖上清点人图章。这是我的图章第一次使用在工作上。

江西裕民银行的业务主要靠省级机关学校团体和工商业者的存款,私人存款储蓄很有限。当时南昌有上海银行和新华银行,他们专门吸收私人的储蓄存款,此外还有放款、信用放款、抵押放款,还有押汇、期票、买汇等信托业务和仓库运输等等。但是最赚钱的还是发行钞票,裕民银行的五角券是大东书局印的,钞票发得越多越赚钱。

我们在清点时为什么要分地区,我们搞不懂,只感觉增加手续,工作效率还低,点数时一捆票子又要点数又要分地区,很容易出差错。后来才知道这里自有道理。

钞票分出地区,那地名即代表各分行,是各分行根据自己的业务发出去的,发得多这笔资金可以充分运用,总行收回来之后,根据我们的统计数,要付各分行的账,减少发行资金的运用。在几个分行中要算吉安分行发行的五角券最多,因为吉安地处赣西,与湖南湘东各县接壤,由于历史沿革习惯相互商贾往来频繁,因此吉安分行发行的五角券流到湖南最多。

中国是一个军阀封建割据的国家,在货币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蒋介石有他自己控制的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这两个银行的钞票虽是全国发行,但实际流通的也就江浙皖赣几省,出了那几个省就不那么吃香了。特别是中国农民银行原为四省农民银行,是蒋介石私人的,因“剿匪”而发财,大家见到它就讨厌,在江西也不受欢迎。那时各省都印发自己地方银行的票,好像清朝时期一样,各省都有自己的造币厂铸造龙洋。表面上各省都拥护中央,实际上都在拆蒋介石的台脚,各省专门收兑中中交农四行的钞票,然后解进各行的往来账户,换发自己印的钞票,这样地方银行可以增加发行,而四行的钞票一发出马上被回笼。当时只有中国银行的票子,在中国老百姓印象中还有一定威信。

1938年2月,浙江大学迁来江西泰和以后,一次我在银行工作时恰好见到有庄泽定①博士的一张400元法币的汇款。曾经有一个时期,庄先生在国外给《生活》周刊撰写“国外通讯”,他也多次到我们银行来办事,我当然是很尊敬他的,为了免得他到银行来领,我就把中国农民银行的新钞票给他送去。他看到后说,我最近要去他省,要求我给他中国银行的钞票。我只能回银行换了再给他送去。

在江西除了发行的票子之外,大量流通的是银元,种类之多可以开个银元展览会。在我后来的业务中,接触到的银元单就龙洋一种,就有大龙小龙,有光绪宣统,各省都有自己铸造的龙洋,成色不一,劣币也最多。民国之后,人头洋各省也都自铸,有大头小头,有黎元洪、袁世凯、孙中山等。中国是个殖民地,因此流进来的外国银元也是花色繁多,如日本的菊花洋、菲律宾的站人洋,墨西哥各种鹰洋,此外高丽、安南、暹罗、缅甸、印度,以及美国花旗、大英帝国铸造的银元。

不过这些银元流到江西吉安就都变成“烂洋”了。什么是“烂洋”?“烂洋”就是在银元上敲一个硬印,硬印一多,一块好的银元就成凹凸驼背的银元了。那为什么要敲上硬印呢?原来银元有真有假,有成色好的有成色差的,商店为了表示自己的信誉,在找出去或者付给人家的银元上敲一个硬印以示负责,如有受者发现某一银元有哑版假版或者成色不足,凭银元上的硬印即可调换。我在“增裕新”学生意时,对兑出去的银元也打过硬印,后来改为橡皮软印(用青靛色)。但在吉安地方,大小商店凡银元过手都要敲上硬印,一块银元硬印越多,质量越没有问题,大家都愿意接受使用。因此一块好银元最后被打的遍体鳞伤,面目全非,好银元最后都变成了“烂洋”。

在吉安大家都使用“烂洋”,不过到了其他地区“烂洋”是要贴水的。在吉安一元“烂洋”作一元价值使用,不要贴水,因此劣币驱逐了良币,各地的“烂洋”都流向了吉安。由于这个缘故,江西裕民银行吉安分行发行的有“吉安”地名的五角票只能兑换“烂洋”,如果在南昌使用买东西,就要多付十分之一的贴水。

我们在实习阶段,除由银行供给伙食外,每月另发4元津贴,此外没有其他福利了,看病吃药要自己掏钱。银行小职员也是如此,我们点钞票的出纳股有一个小职员,在兑换处工作,据说有肺病,他既不看医生也不吃药,照常工作,不敢请假。肺病在当时是富贵病,医药费一般人是负担不起的。好在我实习工作中没有生过大病,否则真是一个大问题,说不定就只能回老家了。解放后生病有劳保有公费,请病假还照拿工资,这一点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有一次项斯得了脚肿病,小腿也肿起来了,有同学说要赶快看,肿到大腿影响心脏就不好了。我和郭德亮君陪着他到豫章医院,配了一点药花去一元多。这样贵的医药费,大家都很急,有的说赤豆煮汤吃了消肿,我就到处去买没买到。同学们大发议论,沈一展说这社会不公道,穷人生病死路一条!还好,项君的肿不久就消退了,躲过一劫。

我们上海来的16个人都很团结,几个人相互谈得来就更接近一些,我和郭德亮、项斯最好,范大钧、徐义衍、蒋季铭和沈伟、潘剑直抱在一起,沈一展和丁荣钏、季月华等谈得来,这从饭后大家结伙逛马路就看出来。范大钧这人很能干,既有组织能力又有雄辩口才,写东西很快,思想也进步。他是在上海正始中学读的高中,他的亲戚张啸林是上海滩闻人。在我们训练班,范大钧考试是第一名,李老师就把他带到贵溪作为助手,大概不到一年就到上海通商银行做高级职员,1938年又担任总行派驻宁波分行的稽核了。范大钧有背景,也确实有本事,所以爬得很快。后来听说走的路不正,结局不大好。究竟如何也没人说得清楚,我也没有从中国通商银行老人那里去打听。徐义衍很热情,也很能干,口才也不错,但遇事沉不住气,容易冲动,解放后去北京学习过,后来在武汉分行银行学校里教书,很有成绩。

范大钧很想干点事情,他提出要为训练班办一个刊物,其实我们训练班也就几个月时间,毕业后又各奔前程。大家讨论范大钧的意见时也没有人反对,因为大家摸到他的脾气,对别人的不同意见,他是不怎么欢迎的。后来讨论刊物的名称,意见就分歧了,我提议叫“裕声”吧,“裕”代表我们的银行,代表我们训练班,“声”就是我们大家的声音,虽然微不足道,但能发出声来总是好的,结果大家没有异议就通过了。但是会议之后,再也没有得到“声音”了,大概要发发声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训练班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除了工作学习时间很少有其他活动,大家就要求银行方面买一只篮球,早晚好活动活动。部分同学尤其是武汉来的4位同学还有一定的篮球基础,因此还组织了一支篮球队,与外面的机关学校友谊比赛。因为有点水平,篮球队在南昌竟打出了一点小名气。总行看到训练班的篮球队竟能为总行挣点面子,也就积极支持,而篮球队每次与南昌其他十几家银行球队比赛,也总是赢的。有时在上课或实习,遇到有球赛,就让路,我们不打球的,就去做啦啦队。

在南昌度过了1935的元旦、春节,除夕裕民银行设筵招待全体职工,我们也沾了光,大家脸孔喝得红红的兴致很高。酒筵后去看电影,在阳明路上一座很大的房子里,说不清是什么地方,也忘了放映的是什么电影,只是朦胧有同学回来在讨论电影内容的印象。我们训练班开了个春节茶话会,每人出一份买了瓜子花生糖果之类,泡了茶,大家围坐一圈。每人都要讲一个故事或者笑话,自己讲过什么,别人讲点什么,早已被风刮的烟消云散。记得文炳给汇来10块钱,算是朱鹤云给我一年的酬劳,想想很气,我不想收,在章文炳劝说下我收下了。

春天,杜重远先生来了,这消息像春风吹遍了我们喜悦的脸上,我们离开上海到南昌已经有几个月,杜先生还没来过。杜先生来到我们楼上宿舍,看每个人的床铺,他走到左首房间坐在床铺上和大家谈话,他看到吴自权,知道他的字写得好,又是我们16人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杜先生问得很仔细,生活是否习惯,读点什么书,实习些什么。他说因为筹备“光大瓷业公司”,工作很忙,只在上海九江之间来来去去,没有到南昌来看你们。他说今后还要建立江西陶业管理局,准备招40名青年,程度要高一点,为发展瓷业培养人才。杜先生随后为大家做了报告,讲日本金融家安田善次郎的故事。他边讲边在黑板上写,年轻时安田善次郎从农村漂流到江户,发奋自学努力前行,终于创立了伟大的事业,办了三井三菱许多银行,成为有名的银行家。杜先生不用讲稿,娓娓而谈,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杜先生最后勉励我们勤奋学习努力前进,做一番有益于社会的事业。我们毕业的时候出版了一本毕业特刊,杜先生为我们写了文章,还为毕业特刊题词“如切如磋”四个大字。

在训练班期间,我除了上课学习之外,也订了《中学生》、《新生》周刊、《世界知识》和《读书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几种杂志,总行也照顾我们,订了好几种上海出版发行的报纸,只是要迟几天才能看到。所以我们的文化生活还是很丰富的。

当时红军主力已经离开江西,掩护主力长征的赣东北红军在怀玉山被中央军包围,方志敏不幸被俘,蒋军赵观涛部用铁甲车押解方志敏来南昌,已经上了脚镣手铐,还用木笼子关着,在民德路省公安局外示众。江西同学对方志敏很熟悉,说他在省二中读过书,精明能干,有一部分上海同学都去看了,我没有去,看了心里会难过。在华北,日本侵略者也步步紧逼,紧张的局势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结束了半年的读书和实习生涯。

① 民国时期上海著名律师,1912年12月任上海律师公会首届评议员,曾兼中华书局编撰,著有《中华共和国民读本》、《中华中学法制教科书》等。

分飞

“光阴如剑,日月如梭”,这两句词小时作文常用的。我们训练班学习业已半年,所有银行的基础课都按计划教完,不过教到后来,老师不是开快车而是开飞机准时到终点的。最后还有省金库库长补上财政金库预算收入支出的一课。原来江西省财政厅要求在下半年在十几个县要成立分金库,我们这些人分配出去都要兼做金库的事情,因此其他课程都要赶着结束。省金库张库长给我们讲了财政收支的账务处理,张库长是靖安人,说的话很不好懂,比如“转账”,我们听来是“断打”,教的东西往往要打个七折八折。训练班主任李实甫先生是最幸苦的老师,到后来许多课都由他一个人包了下来。他对我们学员总是和颜悦色,从不责怪哪一个同学,所以大家相处得特别好。

为了纪念我们江西裕民银行第一届训练班的学习,同学们编了一本16开本的纪念特刊,范大钧出了大力,杜重远先生为特刊题了词。特刊有银行董事长和正副行长的大幅照片,一人占一页,老师们是四寸照,一页四张,我们同学是两寸照片,均制成铜板精印。同学们都写了文章,有杂感、散文、诗歌,我也写了关于训练班优缺点的议论。特刊有大东书局印制,每人两本留念,我一本寄给了好友章文炳,自己留存一本在30年后的文革动乱中弃失。

近年,为了想写纪念杜重远先生的文章,想在这本特刊里找些材料(特刊有一篇杜先生演讲记录),向各位老友探问寻觅,奈何都因“八年离乱”“十年浩劫”的灾难,踪影全无。

毕业考试公布成绩,范大钧第一名,郭德亮第二名,我是第是十一名,其余同学都不记得了。毕业分配名单公布,我被分配去遂川,一个苦地方,离南昌又远。范大钧去了贵溪,训练班结束后李实甫老师发表为贵溪办事处主任,所以把范大钧带走了。其他同学,玉山张育中、余江吴自权、乐平邹钟秀、金溪潘剑直、崇仁沈一展、临川吴宝成、南城汤桂林、丰城蒋季铭、吉安土希伯、高安季月华、宜春何承伯、萍乡陈祖麟、九江赵家铸,还有赣州王玉麟、沈伟,郭德亮、项斯、徐义衍、丁宝钏等四人留南昌总行。从分配名单上看,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在浙赣线上,回家都很方便,惟有我被分到又远又苦的地方,想想有点悲伤,特别是与郭、项二君朝夕相处,意气相投,半年相叙,弥足珍贵,而今劳燕分飞,不胜惜别。

总行发表江西金库遂川分金库主任苏乃荣,特介绍与我相见。听苏主任说话口气,是个吃公事饭见过世面的老手,在官场中有一套应付处事的经验。同去遂川的还有一位南昌第二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胡家骆。

我随身带着两件行李,一只箱子一个铺盖前往遂川。上海带来的南昌积攒的书籍杂志,还有训练班六七本厚厚的讲义,足足装满一篮,寄存于留在总行的项斯兄处。不料后来郭、项二君均调离南昌,日寇入侵南昌沦陷,这一篮网书籍的命运和寄放于上海张慕良君处的书报竟遭同样的命运。呜呼,惜哉。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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