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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准备出走

1931年老板朱鹤云的儿子朱润荪读高中了,进了圣约翰大学附中。

小开朱润荪年纪和我差不多(或长我一岁),但命运大不同,我除了店里学徒的工作,还要伺候老板娘和小开,听候他们的使唤。早上小开是不要吃泡饭烧粥的,要另买点心,下午放学回来,我还要去买馄饨啊葱油饼啊,一天要给他买两次点心。我进店的时候,小开已经在圣约翰青年会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春天他要养蚕宝宝,养了许多,就要我去采桑叶,我每天做完店里生活就要到梵皇渡铁路桥浜北去找。那时浜北都是荒郊农田,本地人养蚕的不多,桑叶没人采,采回来要一张一张揩清爽才能喂。蚕小的时候吃的还少,到后来每天要采一筐。小开养金鱼,就要我去捉鱼虫,也是到浜北小河或池塘边去捞。到秋天,小开要玩蟋蟀,他要去捉蟋蟀,老板娘就要叫我陪着他去,但又不许走远。总之,小开要什么我就得顺着伺候,有时傍晚大便也要我陪着他。我想他那时已读初中,如果再小一点也许真要骑在我身上玩呢。

进了高中的小开是住读,每周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傍晚回学校,因此老板娘总要烧点鸡啊肉啊的好小菜,叫我送到学校里去。那时我虽已满师,可老板仍当我学徒使用。

大概在1933年秋的一天,我在日记上记着老板叫我送红烧鸡到学校给小开,没想到小开朱润孙偷看了我的日记。晚上打烊后我从茶叶店回去睡觉,老板气呼呼瞪着眼珠大骂:“侬叫我老板,不叫先生!”他撩起手就是一个耳光,打得我耳朵“嗡嗡”作响,头发热脸发烫,莫名其妙。“小鬼,侬把日记交出来!”我这才明白“东窗事发”,朱润荪在旁边看着笑,我心里骂着:“你真卑鄙,偷看我的日记,还要告状!”“侬写日记的簿子是啥地方来的?是偷店里的!”老板还不断吼叫,我就是不理,闷声不响,心一横,准备滚蛋。

第二天我对文炳说“准备走路”,文炳说“把日记交给他算了”,我说不交,看他怎么样!松泉、子宽都不做声,他们都是怕朱鹤云的。吃过夜饭我抽出时间到东街张慕良店里商量对策。他很同情我,说不要怕他,“他要侬走,侬再走”,“他不逼你,这事就算了”。张君的意见和我的想法一样,一是不交日记,二是不主动走。我就等了三四天,老板没有一点动静,既不回头生意,也不再提日记的事,于是我又写我的日记,照旧看我的书。但我仍作走的打算,叫慕良兄帮我买了一只白色的皮箱,万一滚蛋,先到张慕良那里住着再说。。

1933年恶运结束,1934年新的一年开始,年终春节老板只给了10元钱,我知道是有意尅我,没有给我加工资,也没有叫我滚蛋,看来我的身上还有点油水好刮。请个伙计每月要10块工资,而且还未必肯来;我做一年只给10块钱,比学徒时还少。

春节里我去看了一个朋友作退路准备,是方裕泰茶叶店的老板,我们茶叶店的货源都是他供给的。方老板时常说他深知朱鹤云的为人,对我的处境也是深表同情,曾对我说过,你这里不做到我店里,因此趁着春节的机会我去了他的店里看看。方老板没有店面,实际是一个茶叶工场,有六七个伙计,以老司务学徒居多,他们生活刻苦,吃得马马虎虎。看了实际情况我心里有了底,我盘算作为落脚点有了一个去处,作为衣食职业则不够满意。不过我还是感激方老板济人之急的热情。还有一个朋友,是“大美香烟公司”的推销员,姓王,忘了名字,宁波人,对人很热心。大美公司推出“七巧牌香烟”,想借“增裕新”柜面做做广告,每包香烟里附赠券,“额角头高”①的可以拆到一条毛巾一块香皂的赠券,当场凭票兑换。朱鹤云对这种小香烟公司不放在眼里,在王君一再要求之下,就答应了,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因为都是青年,谈得拢,彼此就职业交换意见。他对我说,万一你这里不做了,可以住到我家里,慢慢再想办法。我知道他在香烟公司也是试用,如果推销香烟有成绩才能正式录用。我去他那里,王君很客气地招待,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可惜这些朋友在我离开上海以后就失去了联系。那时“七巧牌香烟”在报上大做广告,公司还在报上征求对七巧牌的赞词,像华成烟公司的“美丽牌香烟”的“无美不备,有丽皆臻”那样,最后七巧牌香烟入选的是“一支七巧十里香”,入选者得大洋五百。

老板虽然对我时常施加压力,但我也不屈服,也不一时冲动而贸然离职。但终因忧虑过甚,终宵不眠,身体日渐衰弱,人也一天天瘦下来。

自从老板娘得了风瘫病以后终日睡在床上,那只高凳找不到主人了,未免有点寂寞。朱鹤云和伙计学徒一起吃饭,几个学徒都倒霉了,多吃一点菜多吃一口饭,朱老板两只眼珠子就瞪着你,不仅是学徒,对伙计也是这样,我是他瞪眼的老对象了,所以我一看吃饭,肚子就胀饱了,慢慢成了胃病,有时隐隐作痛。那时我时常担心,怕短命活不长。忧能伤人,但忧亦能启智,我在忧虑中把自己沉浸在求知海洋里,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不浪费虚度。

老板娘病倒之后,每天晚上由松泉来收营业款了,慕良兄时常来我处谈谈,文炳也常跑过来,谈得比过去自由了。因为朱鹤云自己的事也多起来了:朱润荪高中毕业进了金城银行工作,1934年就要准备结婚;朱鹤云在小脚老婆风瘫后也动脑筋要讨小老婆了;梵皇渡兆丰花园附近一幢洋房也已经开始动工,这样店里的事只好由松泉文炳掌管。所以在1934年的上半年有一个时期,很少见到老板的影子。

不久老板的新洋房落成了,去过的同事说是石库门楼房,大小十余间,朱鹤云准备安排大小老婆儿子媳妇儿孙佣人的,造价总在万元以上。朱鹤云住在店里的楼上没有家具,后来在鲁易斯马拍卖行买了一套旧的。新房落成,家具也都全换成新的了。朱鹤云打算赶在儿子娶媳妇前讨小老婆的,于是和儿子有了矛盾,据说还是圣约翰青年会中学校长瞿同庆出来讲和,老头子讨小老婆在前,后给儿子娶媳妇。朱鹤云讨进小老婆住进了新楼,每天不等打烊早已不见踪影。早晨来到店里,这个见到学徒刷牙要骂,顽固不刷牙的家伙,现在自己也刷起牙来。于是学徒们在背后当做笑料讥骂。我当时在日记里还给朱鹤云写了首打油诗:

“不学无术有运道,
盘剥侵吞成富豪。
厚颜无耻贪如狼,
朱楼锦绣藏阿娇。”

朱鹤云结婚后,儿子也结婚了。阴历十月二十八,朱鹤云在五马路复兴园为儿子大摆筵席,讲排场争体面,和曹家渡地方一些名流比比也算不错。店里一些伙计先一天去帮忙了,文炳和我们一些管店的人提早打烊后才去。我们到时客人都已入席,看起来“行礼如仪”已经结束。朱鹤云长袍马褂小老婆红裙绿袄在那里招待客人。我们要上前贺喜鞠躬,他们两个人立在那里还礼。我想那小老婆一进门就做现成的婆阿妈,朱润荪和小媳妇要叩头拜见,一定心里甜蜜蜜难以形容。朱鹤云的小老婆是个老小姐,家住康脑脱路(康定路)武定路,有不少现货随嫁,朱鹤云可说是人财两得。一些伙计也都在背后议论,朱鹤云果真是“财运亨通”“福星高照”。只是苦了小脚老太婆,瘫痪在床,眼看老来之福被别人夺去,也算“恶有恶报”吧。我们几个人看别人喝酒行令,等了多时才在侧室摆了一桌,我们几个店员坐在一处,吃好去看楼下别家堂会,没有兴味,就先行回店,6个人叫了一辆“祥生”汽车“嘟嘟叭叭”坐了回去。

我在当时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不满意自己的职业,同时也厌恶这种环境,希望改业不做商人。这几年饱尝当学徒做小店员的滋味,得出的结论是商人是劣的,没有廉耻,为了金钱,人格可以出卖,趋奉权势,欺压贫贱……”

因此决心要改行。其实我有这种想法,是由于所处环境的刺激而产生的,不免偏激。

因为深深厌恶朱鹤云的作为,心里闷闷不乐,一想到自己的前途,犹如身临悬崖绝壁,我时时刻刻寻找跳出这“火坑”的时机,但是我错过了一次好机会。在9月下旬读《新生》周刊寒松先生的《谈常识》,我忽视了8月刊登的生活书店招考练习生的启事,《谈常识》里的谈到的“常识试题”都非常容易,而参加考试的人没有一个完全答对的。我很后悔没有看到启事,失去了机会。心里很难过,因之对自己的前途悲哀起来,不快情绪郁郁于怀。

① 方言运气好。

报考银行

1934年10月上旬出版的《新生》周刊,登出代江西裕民银行招考20名练习生的广告,我想这次一定要去应试。不过招考要求,文化程度为“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力”。上次生活书店招考都是“初中程度”没有“毕业”两字,这使我有点畏缩不前。但想想我读的函授学校是初中三年级程度,今年已毕业,因此我在自荐书上应该写明。10月18日我写好应考信,附了照片及10分邮票寄出。这次应考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横竖于我并无损失。我在自荐书里最后写道:

“在这失业像波涛一般的社会,中学以上的青年卷入这波涛者,如恒河沙数,故对贵社之招考,不敢存分毫的奢望。惟窃念虽未进过贵族之学府,却受过几年商业之训练和上海市商会商业职业学校通问班初中三年级课文的补习,虽不能并驾齐驱,却想追随其后,此乃无希望中求希望也。”

10月20号,我接到了新生周刊社来信,我侥幸被选入参加考试,定于10月21日上午8时至福州路复兴里生活书店(世界书局)隔壁楼上报到应试,随带笔砚算盘等物。这封信是店门口卖小菜的陆阿毛递进来的,他问我啥地方来的,我很高兴老实告诉了他。不知怎么很快就传到外面去了,下午裁缝店里女人问我:明朝阿是到银行里去做啦?我连忙解释,没有这事,是去考,好比买航空奖券,中头奖要“碰额角头”①。

21日早晨7点,我带上算盘砚台笔墨,乘无轨电车到福州路复兴里生活书店楼上新生周刊社,已经有许多应考的先到了,围着一堆人,按照名字发领考试题目。好的位置都被人占了,自己差不多是最后一个了,三个统长的编辑室坐满了人,每个编辑室有四五十人,我一看心里冷了半截,这么多人考还有什么希望。我找不到位置,只能坐在台子横头,四周全是玻璃书橱,堆满了精装书籍,我心里想,这工作多好啊!

考试题目第一道是国文:“试述银行与工商业之关系”,整个考场浸沉在寂静的空气中,只有一个“托托”的皮鞋声,在光亮的地板上来回,我眼睛偷偷地一瞟,是个穿着西装的长个子,啊,是杜先生。对面百货商店放着广东乐曲《小桃红》,安静的气氛中更显得乐曲的动听。我对着题目仔细想了一会,这题目正和不久前看过的《申报》上章乃器的文章有些类似,也谈到银行的作用。我首先阐述了工商业为什么要依靠银行,银行为什么要支持工商业,两者的相互关系,以及银行支持工商业发展经济的好处,工商业得到银行资金活动,使资金发挥作用。等我交卷,周围的人已经在“嘀嘀嗒嗒”打算盘了。

第二道题目就是珠算,1、纵横加,2、三四位减,3、三四位乘除,4、活期存款利率计算,5、定期存款复利计算,6、国币折合金镑。考试题的油印技术不高,有些数字糊涂不请,我的答题肯定有错。而四五六题我没学过,人家都交卷了我还是做不出,心想不会就不会吧。

第三道常识题,我个个都做了出来很快就交了卷。第四题是英文测试,中文单字翻英文,英文翻译中文,还有填充、问答题。我不懂英文就老老实实写上告诉他们。当我最后交卷的时候室内只有五六个人了,他们都露出羡慕的眼神,其实我心里有数。我没有好好正规学过英文,料到不会被录取了,因此交了白卷了事。

我到另一室等待口试,轮到我,一位先生(我猜是艾寒松先生)拿着我的照片和我的自荐书以及考卷,核对面貌后问我:

“你是胡守礼吗?”

“是的!”

“你做过烟纸店吗?”

“是的。”

“怎样从烟纸店出来的呢?”

“因为烟纸店和茶叶店是一个老板,他把我调到茶叶店去的。”

“那么茶叶店不也蛮好的?”

“不,茶叶店很小,每天只有四五元生意,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身体被束缚,更学不到什么本事,这样下去前途没有希望。”

“待遇怎么样?”

“四块钱一个月。”

“但是到江西去待遇也是不大的。”

“没有关系,因为我的目的,不在待遇多少,而在将来的希望,在茶叶店实在没有出路,我愿意到江西去!”

“家庭经济负担怎么样?”

“父母都健康,能够干活,现在不需要我负担。”

“好,我们审查后合格的话再写信通知。”

我匆匆下楼出了生活书店,踏上四马路,心里一阵轻松,没有高兴,也没有懊恼,衡量自己,确实不够。本来我就是抱着试试看的侥幸心理,事不经过不知难,经过这次考试增长了知识,为今后的努力有更明确的方向,以后不但英文要学,珠算也要好好学。

我回到曹家渡,先到五角场慕良兄店里,还了笔墨算盘,谈了考试情况。我说考试并不难,问题在于相应的程度。我说原以为考试可怕,主考的人也一定很威严,但是生活书店的人给我的印象是和善热情,如考第一道国文题时,主考就对众人说,今天时间没有限制的,你们慢慢做好了。亲切的关照使我消除了紧张心理。

慕良兄也鼓励我,考不好没有关系,再去应考。当时《申报》的《业余周刊》登载“申报流通图书馆”招考练习生的启事,他叫我再去考,至多一个不取,也没什么关系。我在他鼓励下也决定写自荐书应试。但是10月25日父亲来到上海来看我,陪着父亲走了几家亲戚,把应考写自荐书的事忘掉了。

飞出牢笼

1934年10月28日,接到《新生》周刊的来信,千不料万不料,我这样的水平竟然被录取!我怀疑自己的眼睛看错了,一遍两遍重复看了几遍,我真的被录取了,我欢喜得像范进中举一样要发狂了。如运动员夺得锦标,如学生成绩名列前茅,我真的如科举夺魁般高兴!我想我一定超过一般人的高兴,因为我的环境,8年多来我忍受精神折磨,熬着肉体摧残,为的是今天要争这口气,今天我可算扬眉吐气,是我生命史上的光荣一页。

文炳看到这封信,分享着这份喜悦,他祝贺我也勉励我,佳言恳切。他说,不要忘记老朋友啊,到了江西时常通讯。我说这个自然。他还说:“不要自满,一切依旧,外面少去玩,习尚切忌奢华,对同事宁可自己吃点亏。”我诚恳地接受他老朋友的赠言。张慕良也非常高兴,是他一再支持我鼓励我,帮助我跳出火坑,现在我真得要飞出牢笼了,要远走高飞了!至于何时动身赴赣则“另行通知”。

几天后又接《新生》周刊的信,通知11月4日在大陆商场②三楼,“中华国货产销合作社”,由杜重远先生召集考取江西的练习生谈话。我心里撞得小鹿似的,想“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吧?”

这天上午8点我就到了大陆商场,上电梯寻到326号“中华国货产销合作社”,一间屋子里已经排好了座椅,会议座上铺着白台布,已有人坐着。人们陆续到来,有面熟的,但互相也没有打招呼。10点钟有个高大个子穿着西装的四十岁左右的男子走了进来,呵,杜重远先生,我心里高兴地呼叫起来。杜先生手里拿着个人的自荐书和考卷,挨次点名指着就坐,计到十七人,有五人是在校高中学生,其余都已在不同职业岗位上了。

杜先生开始讲话:

“诸位到江西去,是我负责考取的,那么诸位就代表我,代表了《新生》周刊。诸位到江西去,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一切都比江西方面好,那么我个人也很有面子,《新生》周刊也有荣誉,而且也能在今后为更多的青年找到一条出路。因为今后江西方面还需要人,可以继续一批两批十批地介绍过去。倘使你们去,一点没有成绩,被他们退了回来,那一切都完了,别人也不再相信我杜重远,许多找出路的青年也没有希望了。这一点我提出来,诸位特别加以注意。

“诸位都是贫苦青年,我经常接到许多青年来信,诉说经济的压迫,失学的痛苦,我们中国的希望也正在这一点上,因为有这样的青年,他才能奋斗,才能上进。还要拼命求学;有钱的他不想读书了,每天玩玩跳舞场,跑跑电影院,花天酒地,花着老子剥削来的金钱,这种青年是没有希望的。你们虽然苦,可是比起西北的老百姓,那就好多了。他们吃的是树皮草根,穿的是破麻袋,住的是地洞。我们吃有白米饭,穿的有整齐的衣服,住的有很好的房子。这样比起来一点不能算苦。

“还有一点你们要注意,就是自己有饭吃的时候,要想到别人也有饭吃,假如自己有了饭吃,不顾别人饿肚子,试想这个饭吃的长久吗?现在中国只有少数人有饭吃,大多数人饿着肚子,这问题涉及政治问题,讲起来一天也讲不完。但是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向着这方面努力,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我不久也要到江西去,在江西我要办一个瓷厂,上海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与诸位在江西也可以时常见面。”

最后杜先生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表达了急切赴赣工作的愿望,希望江西方面的银行准备再快一点,大家好早日启程。会后大家互相留了通讯地址,以便联系。

11月8日,圣约翰大学附中的国文老师朱先生来买茶叶,他每次来总要和我谈谈。他同情我的处境,很关心我在函授学校读书的情况和成绩。我曾经把自己的作文给他看,他看了说,现在学堂里高中学生程度也不过如是,有的还要差。现在学校里的学生,多数读书不过是个名,为一张文凭,爹娘拿出几百一年的学费,我们教书的看了也是作孽啊!他对我说,凡是一个好学的人,大多出身贫困的,因为他为生活需要,读书比在学校里还要用功。他要我多读科学书籍以及外国书。

这天,他知道我已经被银行练习生所录取后,他很高兴祝贺我,嘱我“不要以此自满,依旧要努力上进”,“倘若自我满足,那时落后的起点”,“须知别的要知足,惟学问是没有止境的”。朱先生说:“你到江西去,我以‘不要自满’四个字送你,希望你‘长程无疆’!”他把通讯地址写给我,要我到江西后和他通讯。以后我一直践约与朱先生通讯,直到抗战爆发。朱先生要是健在,现在也九十多岁了。

章文炳约我。临走前一定要到上海痛痛快快玩一次。在“增裕新”我们两人也算知己的了,现在我要走了,一方面惜别,一方面也是一次机会。11月1日我们冒雨去上海,先看了一场电影,再到照相馆拍照留念,逛了商店,本来要看威士顿马戏团的表演,可惜当天没有演出,只能看看笼子里的老虎大象黑熊,还有几条狗。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

我俩合拍的照片请子宽去上海时取回,文炳在照片上题词:

结朋意存互助,
异姓亦如手足,
交友贵能患难,
遇急可胜同袍。

我在给他的照片上也写了几句:

身离影相叙,
千里共一处,
临别情依依,
留此赴前途。

写于离沪去赣前夕  一九三四、十一、五

当时的“增裕新”已经和当初有了变化。老板金屋藏娇之后,每天老早就溜了,有时夜饭也不吃,瘫痪的老板娘也住到新房子里去了,小开朱润荪更忙着自己的事。“增裕新”的伙计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解放”,同事之间也开始有说有笑,一扫原来冷冷冰冰的气氛,相互间感情也融洽了。过中秋节那天多买的酒还留着,大家说要吃掉它,一天晚上大家买了十几只烤麻雀,买了牛肉、虾米和五香豆,打烊之后就喝起酒来。这在“增裕新”真是破天荒的,吃饭的时候,因为老板不在,大家也热闹得要多吃一碗。我要走了,大家珍惜友情更是热闹。11月3日,大家又凑钱为我买了大闸蟹,打烊之后大家有说有笑开始大吃。我们伙计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矛盾的,没有谁剥削谁的关系,造成同事间隔阂冷淡都是朱鹤云一手造成的。

① 方言,意为碰运气。

② 位于上海南京东路353号,由大陆银行于1930年向地产大亨哈同租入地皮并兴建,1932年4月竣工,花费140余万元。因战事等原因,租赁受阻,连年亏损,1938年大陆商场全部建筑让归哈同洋行,改名为慈淑大楼,1949年后更名为东海大楼。

再会,上海

在我考银行之前,父亲来信要我回家,要我把旧棉被和破衣服带回家。我去信希望父亲来上海“白相”一次,7年了,送我出来学生意,含着眼泪回去的,现在儿子虽然没有出人头地,但总算自食其力了。

10月24日,父亲从乡下出来,给我带了两双鞋子一条棉被。看到儿子还好,他也放心了。父亲给我讲了许多乡村悲惨败颓的景象,我心里感叹农村的破败,父亲说到底还是上海好,你看这里的市面多兴旺呀,7年前的曹家渡没有这么热闹,房子也没有这么多,那时的五角场一片荒凉。现在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今天我下电车完全不认得了。

父亲说的倒是实情,曹家渡比我来时闹猛多了,夜市也逐步向外扩展。不过我还是一本正经地说,上海的繁荣是虚假的,只是表面现象,而且正证明了农村的破产。乡下过不下去了,农民受地主豪绅搜刮,受兵痞流氓勒索,强者铤而走险,弱者流落他乡,上海就是这样增加了许多人,人多也就热闹了。富人把在乡下刮来的钱跑到上海享乐,所以说这是表面繁荣,建筑业兴旺这是银行资金没有出路的表现,工商业萧条,银行只能做地产生意来赚钱。

父亲告诉我,马渚后堰头丁家统统搬到上海来了,“桂”去年给人睡大了肚子,到宁波医院堕胎。可谓有“其母必有其女”,桂的阿姐也是同样情况。今年在上海招了志祥做女婿。我记挂着马渚的堂妹,幼小时常在一起玩,1933年回家时,曾听父亲说已经出嫁,父母作主嫁给了上江种田的人家。我当时就埋怨父亲不过问。父亲说现在正闹离婚,从余姚闹到上海,法院已经判决,准许离婚,但男家不肯,霸占妆奁衣服不还,后来梁文铭先生调解,赔偿240元给男家,但堂妹又不答应,现在人留在上海,双方僵持着。

父亲还说,乡间有一帮靠着祖上遗产挥霍的浪荡子,烟酒嫖赌样样来,今天到东明天到西,到处唱“滩簧”兴“的笃班”,占着祖宗一点名气在那里招摇撞骗,一班好吃懒做的懒料做他们的爪牙,到处诱骗良家女子学唱“滩簧”进“的笃班”都染上了烟酒恶习。这些人不务正业,都是乡下的败类。

我要父亲在上海多待几日,他今天来今天就要走,只在店里坐了一歇,就要去看我的表兄和堂叔。我陪着父亲到新垃圾桥北库伦路,问到保鸿叔处,堂叔不在。又到北山西路杨家坟山长贵表兄处,寻到住处推门进去,有一个少妇坐着,另有几个男的,我都不认得。那女的见到父亲叫“舅公”,我知道是“表嫂”了。看到我说“块头大了发福了”!我们都笑起来,有七八年不见了,那时我从观海卫回来在姑母家碰到她,那时她做了新娘,与表兄结婚。我们进门她就忙了起来,张罗准备,饭已烧好,又为我们买了几样小菜,吃饭的人倒不少。她向父亲唠叨:生活没有做,时常空着,长贵还要赌钱,一天要一块多开销。她要我父亲管管长贵表兄。二表兄金贵也在上海,说是做生意去了。他们两人做泥水的,都是跟着父亲学出来的。吃过饭父亲要回去了,表嫂留他住几天也不肯。有人要与父亲同走,等着表兄结账,表嫂只好去寻,寻回来就对骂起来,当然是表嫂先骂,我连忙劝解,看来相骂是他们夫妻间常事。表嫂已有一个女孩,五六岁了,我给她买了一包饼干。

表兄家那幢房子住了有七八家人家,他们住一个客堂间,烧饭在后面夹弄里,楼上楼下都有阁楼,还有前阁楼后阁楼,烧吃睡屙都在一起,我看了目瞪口呆。左邻右舍都是余姚人,连小菜场、游戏场、商店也都是余姚人,真是成了余姚人的特殊区域。同一堂内的阁楼上住着一个年轻的少妇,有一个很好玩的3岁儿子,很活泼有趣,我坐了几个钟头,那少妇就把孩子打了五六次。第一次打时,我看孩子哭得很厉害,不知不觉叫出“啊”来,那少妇瞥我一眼还是打,似乎在怪我。

保鸿叔来了,送父亲到轮船码头。早晨来晚上走,8年前到静安寺接我回去是这样,7年前父亲送我出来到曹家渡学生意也是这样,父亲上海来了三次,没有“白相”过一次。这次父亲从家乡出来特地来看我,我竟不能留他住几天,当天来,原船当天回,我真对不起父亲,我连报考银行的事也没告诉他,因为我不知道能否录取。想到这些,夜里睡了,我暗自垂泪。

家里带来的被子有点短了,夜里睡了冷风入侵,带来的鞋子倒又有点大了,后来送给表兄长贵了。11月4日我去听杜重远先生谈话时,顺便到表兄家去了一趟,告诉表嫂,我要离开上海到江西去了,几时走还未定。二表兄金贵回家时,将我要去江西的消息告诉了父亲,说我要到远地方去。父亲一听心里着急,彻夜未眠。我也写了一封信回家,告诉家里我投考银行的情况,说去处虽远,但交通方便,请父母亲大人放心。

我在函授“通问班”已读完一年毕业,11月25日接到市商会商业职业学校通知,去领毕业证书。次日上午天正下着濛濛细雨,我乘公共汽车去河南路天妃宫桥市商会,在车上还遇到一件怪事,当时即觉得奇怪又有趣,还记载在日记上。

当时在公共汽车上坐我边上有位青年,头发梳得铮亮,衣裳穿得笔挺,手里还拿着一期最新出版的《新生》周刊。因为自己也看《新生》,也是《新生》的读者,所以无形中受到“地心引力”而注意他的行动。那青年一面翻着杂志,一面眼睛不停地左顾右盼,看不几行便停下来,看他举动,似乎有所等待或自鸣得意之感。过了两站,有一青年女子上车来,手里拿着两期《新生》周刊,正好坐在我的斜对面,就是男子的对面,低头看起《新生》来。我旁边的那位男青年眼睛盯牢仔望着,我只是暗暗好笑。又过两站那青年立了起来,走到车门口,我以为到站要下去了,但立了一会儿又回进来,站在那青年女郎面前,只是盯着女郎看。巧了,坐在女子旁边的人到站下车了,他便一屁股坐了下去,还是目不转睛盯着看。那女子也怪,也是旁若无人,低着头只管自己看。人家不理他,那男青年有点无聊,也就翻翻自己手上的杂志,看不几行,视线又转到女子身上去了。我虽内心生疑但到河南路我就下车了。

在市商会办完事出来,又坐上回曹家渡的公共汽车,一眼又看到那位头发铮亮衣服笔挺的仁兄,他竟然又坐在车上了。我算得快,他比我更快,看起来车到三洋泾桥,他下了车又上了车的。我到曹家渡终点站下车,他也下车了,这样在车上打转回兜为什么呢?

30年代青年大多追求进步的,大家都看进步书刊,以看进步书籍为荣,但也有只是想出出风头,借进步书刊博得异姓青睐;还有是一些文化特务,借进步书刊引诱没有经验的青年上当。现代青年真幸福,没有文化特务迫害,但出风头、别苗头、抢镜头、翻行头的人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去江西之前我陆续买了一些日用品,牙膏牙刷肥皂杯子毛巾之类,信封信纸钢笔也少不了。茶叶店是我的地盘,独占巢穴由我经营,那些书籍报刊资料被我到处塞得满满的。1931年以来《新闻报》“本埠附刊”剪贴就有厚厚的7本,还有我最喜欢的《申报》《自由谈》以及读书问答的剪贴,还有一部份是我从1931年初开始的日记,是用中式账簿记的。当时我把饱含着我心血结晶包扎后,寄放于慕良兄处,不意竟毁于1937年八·一三上海战事中,不胜惋惜!

1934年的日记我改用活页,另行保管,虽免遭于难,但亦残缺不全了。我在回忆1934年时的那些事件、谈话、细节资料均得益于那部分残存的日记。

至于《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在我精心保存三十多年后,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全部被弃毁。

12月7日下午收到“新生周刊社”的信,说江西裕民银行总行已通知驻沪办事处,嘱上海录取的练习生即日赴赣,至于如何行程向驻沪办接洽。12月8日,我们公推的负责联络的范大钧等约定,当晚7时大家在四马路生活书店碰头。人到齐后由范君报告接洽经过,并讨论决定:12月10日星期一晚8时,齐集江西裕民银行驻沪办事处乘轮船赴赣。我们考取20人实到17人,还有3人未到,由住址相近的人员负责通知。我负责通知澳门路申新九厂的姚静安,得知姚已离厂另有高就。距离动身只有两天时间,8号我匆忙买棉花棉布,请裁缝做棉袍。至于茶叶店的移交。在我接到考取通知时就着手准备。我要走得光明正大,我要走得手续清楚,不给朱鹤云任何借口。

我结算了1934年10个月的账目,进货总额、销售总额、期初存货、期末存货,开列清单,再减除工资房租、伙食开销等,净赚258元。我要钟松泉盘货,他说不要盘了。因为我对钟松泉有些看法,自从去年老板娘风瘫后,茶叶店由松泉来管,而我早有听闻背后闲话,什么“茶叶店生意不好做啊,要亏本啊”等等。茶叶店生意不好是事实,亏本就是骗人的了。  

我对松泉说:“本来我早不想干了,因为你来代管,我就拖一个时期再说。茶叶店生意不好,一天只有三四块钱甚至更少一点生意,但蚀本这是骗人话,现在我把10个月生意结清,二百多块是赚的。老板对去年的账到今年还不清算,过年只给我10块大洋,他就想糊里糊涂过去。还在你面前讲这讲那,就是不肯把去年的账算清。”

松泉这人第一怕多事,第二明哲保身,遇事是非没有分清,总是先把别人埋怨一番,对学徒常常如此。他代管茶叶店也跟着老板一样喊蚀本,我说:“你现在看看10个月的账和存货,总该相信了吧。老板说去年一年到11月迁进新房,老板娘只带去50块大洋,你相信吗?有账为凭嘛。你听他一面之词,也喊着蚀本,现在总明白了吧!”

钟松泉被说得有点脸红,分辨说“啥人相信他的屁话。”章文炳插进来说:“哼,只带去50块,他瞒得别人瞒不住我,铜元换银元总要经过我的手。”

12月10日是我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早上9点钟,老板从“公馆”来到店里。我就过去对他说:“先生,我有别的事情,今天晚上要动身,茶叶店里的账目存货都向钟先生交代清楚。”老板回答“好好,松泉,把俸禄算给他。”我心里想,跳出火坑了,算不算我也不和你计较了!下午打铺盖、理箱子,还请范子宽先生一一过目,这是店里不成文的规矩,子宽勉强看了一眼。吃过夜饭,叫了一辆“山林-斑鸠”的“云飞”汽车,由同事许宝善送我离开“增裕新”。

汽车开动,我和“增裕新”的同事挥手告别,我的心里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情绪充满着我的灵官。这7年中我犹如笼中鸟一般的生活,实在太厌倦了,时时希望离开这个牢笼,去漂流,去冒险,开阔新的生活环境,不如此我永远会被人捏在手里,直到毁灭了自己的一生。7年来我始终为获得做人的权力而奋斗。在奋斗中充满着压迫、束缚和挣扎、反抗!

我要感谢“增裕新”店里的同事,我考银行练习生时他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报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考试的时候我也保密,只有一二个人晓得;录取通知到来时大家都为我高兴,文炳是第一个知道并祝贺的;慕良兄不用说了,是他千方百计要我跳出火坑的最积极的鼓动者;茶叶店门口卖菜的陆阿毛夫妻俩时常关心我,为我考中而高兴。

我考试录取后,每次看到绿衣人来,同事们就会过来问“有消息吗?”“几时成行?”我每次出去回来,大家也会询问最新情况。松泉到乡下住了几天,回来首先问我有没有消息。我说还没有,他就帮我怪起“新生周刊社”办事不爽气,这样左等右等等得心里着急。我每天盯着绿衣人,同事们也帮我盯着绿衣人有没有送信来,我急,同事们比我还急,有了消息,我高兴,大家也为我高兴。12月7日来信决定要走了,大家一阵欢腾,这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安慰。那个时期,店里老是一片欢笑,同事们互相融洽在一起,大家留影留念,同事们朋友们送来了线毯、枕套、枕芯,还有的买饼干、生梨。“增裕新”的同事们也在发生变化,文炳在10月份就开始每天写日记了,廷国也要写日记,订阅1935年的《中学生》了,海龙说以后不再看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要看有益的书籍,他说以后还要写文章去投稿……时代在变,人的思想也在进步。

再会吧,朋友们!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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