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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满师还乡 

1931年我满师了,给老板做满了3年。他知道我的底细,上海没有靠山路子,要跳出去也无路可投,就给我2元一个月的工资,我只好继续忍受他的剥削,心里虽然很生气,但生气也没用。所谓三年学徒,三年帮师,有靠山的3年后跳出去,老板也没有办法,没有靠山的,老板就把你捏在手心里。

3年满师后应该回家的,但是老板只给我每月2元的工资,回去一趟来回旅费起码5元,回家一个月还扣工资2元,想想还是把这点钱凑整数汇给父亲,在乡下还可以派点用场。到了1932年,我想一定要回家了,不料一·二八东洋人打起仗来,交通受阻。在老家的父亲听到从上海回乡的一些人的传言,对我的安全很不放心,写信来要我回去,我给家里回信报了平安,并寄去16块大洋。等到店里清明忙过,战事也告结束,于是准备回家。向老板告假获准后,阴历四月初我就动身了,随身带了三四包赤砂糖,这是对面“天成南货店”大减价时买的,一块钱一包,大概一包有六七斤重,加上其他东西。走的时候叫了一辆黄包车,给我拉到电车站,从曹家渡五角场乘16路无轨电车到三洋泾桥(延安东路江西路口),下了电车再叫黄包车拉到十六铺宁波轮船码头。这样一段一段换车是穷人的办法,想想赚钱不容易,不得不打小算盘。十六铺我已有过两次经历,但还是很陌生的,幸好当时乘船比较省事,不用先排队买票凭票上船。一到码头,就有统舱茶房接待,招呼上船安排好座位,船钱只要五六只角子加小张。下午4点钟开船,船出吴淞口已是淡云落日薄暮时候,天色慢慢暗淡下来,风浪也大起来,水流有声,烟海茫茫,船上窗板上起来了,只留着小圆洞,偶尔可以看到海鸥在船的周围飞翔,稍远可以看到帆影。夜里席子是可以租的,人挤着人睡。天亮就到宁波,从码头到火车站,和前几年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宁波到余姚只一个多钟头,上了车就像到了家一样。

余姚到了,出站走上熟悉的煤屑路,穿过车站的树林就是候青门外大石桥,桥旁系着许多乌篷船,涌上来好几个老大,讨价还价。讲定6只角子到施家漕头。我乘上脚划船,坐在船舱里盖着被头,老大用脚划起来了。这种脚划船狭长,两头尖,船轻,吃水浅,一只船只有老大一个人用脚划水前行,船舱内可供二三人乘坐,可坐可睡,但不能走动。这种船在绍兴一带很多,既做交通工具也作为家庭运载使用,不过载客的稍微讲究一点而已。陆游诗“昏昏醉卧知何处,推开船篷忽到家”,大概指的就是这种船。

我坐在船舱想起往事,5年了,那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一个初秋的早上,一个四五十岁的农民穿着粗布衣裳挑着铺盖行李,前面走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挑行李的是父亲,正送我去上海学生意,那两张忧郁的脸色怀着不安的心,那离乡背井的情景历历在目。几年来我总算硬着头皮挺过来了。想着想着船已从候青门转入余姚江大河了,我望着绿茂的田野,淡淡的山林,青色的草原,吐着嫩绿的疏林,大河上张帆拉牵的货船、客船,以及四支橹摇的快船,空气新鲜极了。我贪婪地望着,像饥饿汉似地一口一口吞着新鲜空气,把肚子里的抑郁污气倾吐一个干净。真的,我5年来过的是少有自由和欢乐的生活,连空气都是窒息的!

我默默地记着沿途的水程,小时的记忆印象很深。过了七里浦就是食禄桥了,船转入内江,离家越来越近了,前面到汤家闸,山头在望。我不由自主从船舱站立起来,推开船篷,树林荫掩着白墙黑瓦,竹林中露出茅舍泥墙,从屋里走出人来,黄犬在后面跟着主人摇着尾巴。南星桥到了,故乡景物依旧,天涯漂流的游子今天回来了,我的心不禁凄然。

父母笑相迎,祖母喜泪流,幼弟不知客从何处来,躲在母亲身后笑嘻嘻。由于我的回家,使家里增加了欢乐,幼弟先是躲避,很快相识而成了好朋友。正是春意最浓的季节,山野一片绿茸茸的,对面马鞍山岗上开满了杜鹃花,万紫千红。第二天早上我领着幼弟到山岗上采了一大捧杜鹃花,在田野间徜徉来回。在田里碰到不少熟人,见到我问好,说着吉利的话:在外头“得法”①,我客气地回答“糊饭吃”。其实这是真话。田里生活要忙起来了,杜鹃花开了,布谷鸟叫了,一声一声“布咕布咕”,告诉人们要插秧了。布谷鸟叫起来声声绵绵不断,将雨的天气叫得更怪。

梁文铭先生还在漕头“義屋”里教书,我去看他,父亲送他一包糖,自己留了一包,其余都送亲友了。在学校里遇到梁先生之子梁再生,我问他为什么改名“再生”,他说去年曾因病几乎伤生,病好后改名“再生”。不料我离家回沪不久,即听到噩耗,再生不幸夭折,一个聪明能干的孩子,我闻之不胜痛惜。我还特地写了一封信向梁先生慰唁。

这次回家我还到九功寺母校去了一次,没看到一个老的先生,惟见低我几班的眉瑞,但她没有招呼我,也没有叫我父亲,故未与之交谈,环视一番后即出。据父亲说,眉瑞到余姚城里读了几年书,回来就在母校教书。我在乡间去看了几次社戏,一次在方桥,一次是南山岗庙。所谓看戏不过是赶赶热闹而已。戏文的印象早已淡忘,只对汤家闸一次夜戏“的笃班”(现代越剧的开蒙戏)曲终人散后,回家夜路上的一幕记忆犹新,特别是一些年青小伙子和姑娘们喧闹嬉笑,谈着戏里的恋爱故事,男女间互相调笑着。原野的水田里已插上秧苗,只有青蛙在这夜意浓浓的水田里喧闹不已,“咕咕”叫着,戏耍追逐。

到舅父家里去了一次,舅母说起父亲急于为我挑媳妇。我对这事一点没有兴趣,不太关心,后来听说真的定好了。祠堂里住着一位漕头施金凤,他老婆是个快嘴,说我未来的丈母娘走过我家门口,看到我在门外坐着看书,说是对我很满意。但是我们两人没有见过面,不知道是不是也互相满意。

我父亲是很念旧的,谁对他帮了忙,就念念不忘。观海卫翁占初先生,父亲居然和他通信,知道他现在的观海卫的住址,要我趁回家之便去望望他。父亲陪我去余姚城里买了几斤老田荸荠,送我上观海卫快船去看翁占初先生,还在他家住了几天,太师母已经去世,看到了师母和海客。

这次回乡带了几本书都看完了,没事我就写“乡居日记”,家乡虽好,但依人作嫁,身不由己,我终于又回到了上海。

① 方言走运;得意。

《生活》周刊

茶叶店门口常年设摊卖小菜的陆阿毛,他的儿子在日本纱厂做工,订了一份《生活》周刊,每周星期六出版。因为是邮寄到茶叶店转递,所以我得以有机会借来看看。《生活》周刊内容有韬奋的《小言论》,有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评述,有人物传纪、国内外通讯和职业修养、读者信箱等。我看了几期,真是大开眼界,越看越爱,爱不释手。

从1931年起,我也开始订阅,每次邮寄一到,就迫不及待,篇篇精读细看,也不管懂不懂,生吞活剥读下去。我每月仅有的2元工资,都拿来购买生活周刊出版的新书。这一年7月,长江流域大水,从汉口起,大水蔓延数省,一片汪洋,庐舍为虚,哀鸿遍野,数百万灾民嗷嗷待哺。韬奋先生大声疾呼,“小言论”犀利精辟,言人所不敢言。而国民党政府的大官们依旧每周挂着京沪花车到上海度周末,醉生梦死;尤有甚者,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在浦东建造的“杜祠”落成,国民党大小官员趋之若鹜前往祝贺,梅兰芳等四大名旦献艺唱戏,上海各报也趋炎附势,独《生活》周刊韬奋先生以“民族与家族”为题提出批评。《生活》周刊还大胆批评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在愚园路花了50万元建了一座花园洋房,金屋藏娇,而且进一步把愚园路花园洋房的照片也公之于众。

《生活》周刊真正做到了“以大众利益为利益,以大众意志为意志”,成为大众的喉舌。我在《生活》周刊的引导下,思想逐步转变,抛弃了鸳鸯蝴蝶派和荒诞无稽武侠章回小说而转而关心起国家时事。《生活》周刊启发了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特别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东北沈阳大举进攻,张学良不加抵抗放弃东北,全国人民群起指责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抗日情绪激昂。《生活》周刊大声疾呼,要求举国团结一致抗日御侮,并声援东北义勇军孤军抗战的马占祥将军,发起了募捐援助活动。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群情激奋,强烈的民族感情骤然增长。得知蒋介石还是主张不抵抗,不但不支援十九路军还派张治中第五军监视十九路军的行动,我们几个年轻的店员学徒打烊之后,大家都大骂蒋介石卖国。记得《生活》周刊有读者写信给邹韬奋,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不满而失望,希望他出来组织政党,拯救国家于危亡。我当时也很拥护韬奋先生出来组织政党的建议。

一·二八沪战期间,《生活》周刊紧缩篇幅,发行号外,还在圣约翰青年会中学设立了伤病医院。“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引起上海各界不满,《生活》周刊揭露了“中央军”“广东军”国民党内宗派倾轧的内幕,对国民党政府提出责难。这些自然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恼怒,对《生活》周刊来了个“停止邮递”的警告。邹韬奋先生不为强暴所屈服,继续履行“民众喉舌”的宗旨,发行量开创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并在上海市内自己组织递送。自第七卷起,《生活》周刊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每期都有画刊。《生活》周刊全年52期,预定只要一元贰角;增加画刊后,每年一块五角。

《生活》周刊每周一期,由于篇幅有限,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读者纷纷建议韬奋先生创办日报。一·二八沪战之后,《生活》周刊登出创办《生活日报》募股启事,其他日报也登载了募股启事,并宣布参加日报的编辑人员,有邹韬奋、杜重远、毕云程、胡愈之、章乃器、陈彬和、戈公振、李公朴,是否还有金仲华就记不得了。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店员,每月只有2元的工钱,但看到这则消息后,立即汇款10元参加入股。可惜在筹备期间《生活》周刊横遭迫害,韬奋先生被逼出国,《生活日报》自然难以出版。大概在1934年,由新华银行返还了《生活日报》的股款。

老板见我没事的时候经常看书,邮寄的信件图书杂志也多,渐渐地不满起来,对我老是瞪着眼睛。我也感到茶叶店没有前途,一天只有几角钱生意,也学不到什么业务知识,老板又对我如此,蹉跎下去会葬送前途,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梦想,难成事实,就是安分守己做一个小店员糊口饭吃,也是危险的。因此经常在脑子里盘旋,此非久恋之地,现在老板要我无非在我身上还可剥削,等到剥削的差不多时,难免会一脚踢开。想到这些有时通宵难以入梦,辗转不眠。要找一个理想的职业,背景是第一要紧,但没有基础知识也不行,自己只有小学程度,看到报纸上招考练习生,起码要初中毕业,我文化水平太低了。怎么办呢?读夜书没有条件,自修没人辅导,自己摸索实在吃力,看书看报练习写作、写日记,这是我唯一的办法。

一次在一期《生活》周刊上刊登了生活周刊招考练习生的启事,我根据招考要求连忙写了自荐书寄去。我知道生活周刊社的组织形式,社内从练习生到总编辑——韬奋先生,只有职务上的差别,进去之后,每人每月要从工资内扣除百分之几为入社股金,社里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这种先进的组织在《生活》周刊里介绍过,我是多么希望能考进生活周刊社做个练习生啊!隔了个把月回信来了,是印好的,可想而知没有录取的人不少,编辑很客气,最后有句“遗珠之感”印象很深。随信还赠书一本《事业与修养》。我自知才疏学浅,在这失业泛滥的社会里僧多粥少,难望榜上提名,所以虽未被录取,心里仍很高兴,并且受到很大鼓励。之后又见中华书局招考练习生启事,要求初中毕业,我也写了一篇自传寄去,石沉大海无消息,我也不懊恼。

生活周刊社有一个读者代办部,也在这一年正式成立“生活书店”,地址仍在华龙路环龙路80号,后来搬到福州路,我为了买书和“生活书店”也结下不解之缘。

我原来看《新闻报》,到了1932年也看《申报》了。《申报》自1872年4月22日创办到1932年已有整整60年。《申报》为为了迎接60 周年纪念,大事革新,报纸除了递送订户,还搞起商店代售,于是我就在茶叶店里代售《申报》,老板也没有意见。每天卖出五六份,卖不完的第二天退还。我每天买一份看,觉得内容比《新闻报》好,很喜欢《自由谈》的“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海外奇谈”等。1932年的12月,《自由谈》改组,有黎烈文接替周瘦鹃,改组后的《自由谈》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少了清闲文字,多了战斗力,开辟了新文学阵地。鲁迅、矛盾用何家乾、玄珠等笔名在《自由谈》发表的文章影响极大,那时我天天把“自由谈”整个半张剪下来,一张一张粘贴成册,一个月装订一本。后来我离开上海去江西时,把资料和其他书刊、日记寄放于好朋友张君处,可惜毁于八·一三沪战。

据《新文学史料》载,唐弢同志在《申报·自由谈》(1932.12~1935.10)影印本序中说:“陈子展教授有一次对我说,如果要说现代文学史,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如果论述《新青年》以后杂感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不能不写。”

《自由谈》改组在文化界引起的轰动,还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历历在目。即以杂文为例,说来不过是千字左右的短文,影响确实是空前的。当时“文坛景象,正反左右,一时都浓缩在《自由谈》上”,“人们第一印象往往为它的五光十色、绚丽多彩而惊叹”。这些评价是否准确,我没有这样的水平来议论,但是我一个小店员,却是从《自由谈》的一些短文中,接触到新文学,受到教益,真是得之非浅。回忆前尘,记忆犹新,我当时还为《自由谈》上关于“大众语”的争论,在店门口写了大字广告:“欲知中国语言的未来,请看《申报-自由谈》!”

解放后黎烈文不知所踪,使人怀念。兹摘录有关文章以释念:1972年11月黎烈文病逝于台湾,据台湾某期刊关于他的丧礼记载,“他躺在棺木中,蜡黄的面孔,似乎没有经过化装”,只有很少的几幅挽联和有限的花圈,“只有少数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着哀伤的台静农谈论黎先生的事迹”。“平日他埋头写作,不求闻达,死了以后仍然冷冷清清走上他最后一段路程”。黎烈文先生是从福建到台湾的,生前为台湾大学法国文学教授。

《申报》除了《自由谈》革新之外,其他各种专刊也面目一新,如沈兹九编的《妇女园地》,还有《读书问答》,主编李公朴,哲学方面有艾思奇,社会科学是柳湜,文学方面夏征农。1934年《读书问答》停刊改出《读书生活》杂志。《申报》的“本埠附刊”另有“职业专刊”、“读者问答”,对自学者很有帮助。我曾对照“读者问答”开出书目自学社会科学,但未能持之以恒,仅触及皮毛而中辍。因忧于自己的前途,我曾给“职业专刊”写信,结果报上登了出来,答复我,要下决心寻找“出路”,不要耽误前途,标题就是“出路”。我用的是真名,幸亏未被老板发觉。

患难之交

1933年春节又到,年未岁首,想到前途往往不寒而栗,弱冠之年还是一事无成,每临深夜,思虑万千,不能成寐。除夕夜听爆竹声声,忧心如焚,老板的面色时时在脑际盘旋,顾虑着有一天老板会突然叫我滚蛋,问题是主动走还是被动走。主动走当然最好,但想着投奔无路依靠无门,又犹豫起来。还是要克制,一天不叫我走我就一天不走,不走为了主动走做准备,要忍耐,莫急躁。我给自己定下1933年的对策。

这年年初,有一天我正在剪报贴报,对面“秦协源肉店”一位先生走过来,很感兴趣看着我贴报,他也喜欢读书看报,也是《生活》周刊的读者,还给《新闻报》“本埠附刊”投过稿,彼此一见如故,像是老朋友谈得很是投机。过了几天,他送来一本《东方周刊》新年特大号给我看,书里夹着一张便条:“朋友,送上《东方周刊》新年特大号给你看,喜欢吗?张慕良”。我接到之后心里一阵激动,这本特刊韬奋先生在《生活》周刊里介绍过精彩内容,我也想买一本来看看,但因售价太贵而正犹豫着,现在看到自己喜爱的杂志摆在眼前,怎么能不高兴呢。这期“新年特刊”有“梦”的特辑,都是著名作家做的“梦”,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只好做梦来寻求民主自由和人民幸福生活。《东方周刊》是胡愈之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看完《东方周刊》后还给张慕良,还把一本中华书局出版舒新城主编的《新中华》新年特大号送给他看,从此我们俩成了好朋友——知己之交,相互不断函来信去,像写情书一样勤笔。在那个时候,青年人在一起,只要思想一致,政治倾向文艺爱好一致,就显得格外亲热,真是“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彼此关怀,肝胆相照,丝毫没有隔阂。我们几乎隔天要碰一次头,见面就天南地北什么都谈,几天不见就彼此惦念改用笔谈。

张慕良是嘉定纪王庙人,在七宝镇学的徒,他也很喜欢文艺,喜欢小说、诗歌。我从他口中第一次知道蒋光慈、钱杏邨、郁达夫、郭沫若等这些作家的名字和作品,这些创造社出版的著作由东泰图书公司发行的。我从他口中第一次听到共产党的情况,他有几个朋友都是爱国青年,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而被捕。在我的心里铭刻上共产党是可敬的人的印象。认识张慕良之后,我托他去买了一些鲁迅、矛盾的名著,鲁迅的《彷徨》《呐喊》买来后。我们一起研读。那两本书是米黄色道林纸精印,毛边装的,我后来随身带到江西,你借我借最后没了踪影。

看的书多了,想的也多了,除了自己的前途经常担忧之外,更关心中国政治经济的出路,慢慢懂得自己的前途和出路与整个国家的前途密切联系。这年春天我给梁文铭先生写了一封信,开头就是“枯萎的草木,春风吹又生,天涯飘泊者,梦游故乡景”,“想起故乡,不禁想起我的老师来了”。接着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议论一番,联系自己“事不遂心难保夕,终日郁郁销眉梢,年华虚度无成就,空负双亲望子心”。

这封信一去,梁先生就回了热情的信,劝慰勉励一番,有两句话印象深的还记得,“前程事另作商量,国家事庶人应予不议”。

4月间我又回乡了,还是由十六铺招商局轮船到宁波,再坐火车到余姚,还是雇了一只脚划船,到家已是午饭的时候。祠堂里正忙着,哪一家在办事,邀我吃饭。第二天就去看梁先生,据说他为我的事也曾去信上海托人,不过没有回音。梁先生到私塾墩庙里去教书了,另外还请了一位青年教师协助,增加了体操课和美术图画课,学校有点正规化。梁先生很客气地要请我吃饭,并且一再表示,关于我的前程问题,已写信到上海,希望我耐心等着。我在他家吃过晚饭,走时他把我送出村来,一直送到义堰头。我和父亲商量,回请了梁先生和学校里另一位老师来我家吃饭。父亲赶了早市买菜,由母亲烧,只记得鸡是家里养的,还有盘炒年糕。

在家里也闹了些小矛盾。因为父母早已给以“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定下了亲事,但我为了对方读书问题,使父母不开心,因此在家里有时也很苦闷。去年从乡下回到上海,因为看了一些书报,对自己的婚姻问题也注意起来,于是去年曾写信给父母,要求给未婚妻翠华读点书。这次回家问起此事,父母很生气,说我忘记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家。这话也有一定道理,我们乡下情况,我在前面说过,像漕头远近上千户人家,女的读书的只有朝南屋地主一家3个女儿,而且也只读了二三年。父亲总说“姑娘长得齐整”,他去马渚还去看了翠华的二姐。母亲说“娶媳妇就是娶朵花”,“只要花好”。我的思想还是要求翠华读书,认为要求不高,大家意见总是合不起来。

这年夏天,张慕良和一个姓陶的合伙自己开起店来,肉店设施简单,只要有房子,马上就可以上手的。《申报》馆在曹家渡商会里办起“申报补习学校”(后改名为“量才补习学校”),为职业青年业余进修。张君去报了名,每夜都去上课,有中文、英文,我很羡慕他,自己可以支配时间,我没有这个条件。后来看到报上登出市商会商业职业学校为不能离职的青年店员举办“通问班”函授补习,我和张慕良兄商量后去报了名,缴了学费,课程有语文、常识、历史、地里、文学概论等。语文是初三第五第六册,另发辅助讲义,指定每周自修进度,必须做好读书笔记、习题、读后感,其他讲义要做问答题。此外每天写日记,每周一篇作文,要装订成册,一起邮寄“通问班,老师批好卷子之后再寄回来。当时校长是严谔声(新闻报“小记者”),老师陆风石、陶乐勤先生等。我参加函授教学后,自修有督促,有规律,可以循序进行,但数学、英语则无法自修,张慕良就充当起先生,读的英文回来教我。

1933年上海出版界对“社会科学”的介绍、新杂志的出版,如雨后春笋,出现了空前未有的蓬勃景象,有人称之为“杂志年”。我除了《生活》周刊还订了《中学生》《世界知识》《文学》,接触了各方面的知识,阅读了柯柏年编的《怎样研究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大纲》《社会科学问答》一类入门书,初步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我思想发展有进一步的影响。但是我已经订了许多杂志,再要买书,觉得经济负担太重,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图书馆借阅。正好“申报流通图书馆”成立,我缴了保证金,取得借阅的权力,但必须自己到“大陆商场”去借。这对我有点困难,我只好麻烦张君,每周去一次上海,每次借书两本。于是我看了茅盾、郁达夫、郭沫若、丁玲、叶绍钧、夏丏尊等人的作品。我不管懂与不懂,反正吞下算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夏丏尊的《爱的教育》。只是这样做苦了慕良兄,每次借书要等上半天,因为知识饥荒的人太多,而馆里工作人员又太少。

后来职业界成立了“蚂蚁图书馆”,可以邮寄借阅,不要缴保证金,这下方便了,于是我改为邮寄借阅了。蚂蚁社还出版蚂蚁刊物,内容也很精彩。当时我借的图书范围、阅读兴趣也随着思想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由文艺小说转变,阅读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戈公振的《从东北到庶联》、曹各冰的《苏联游记》,于是逐渐被他们笔下的苏联社会所吸引,觉得那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没有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没有失业的人,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我惊奇马克思像预言家,苏联社会怎么会和他讲的一样,我梦想中国有一天会像苏联一样,实现理想的社会制度。

我开始认识到国民党中央军在江西“剿匪”哪里是什么“匪”,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明明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和苏联一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穷人当家做主,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原来不懂蒋介石为什么要把国土送给日本人,要恨自己人,原来是要用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保护自己的政权,拿外国人的武器打自己人。“剿匪”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也进行了文化围剿,封闭进步书店,禁止发行进步杂志,逮捕暗杀进步人士。1933年6月中国民权同盟保障会秘书长杨杏佛被暗杀后,7月初,我在《生活》周刊上读到韬奋先生的《萍踪寄语》的“开端”,知道先生已经流亡国外。1934年5月,迫于压力,《申报》黎烈文不得不去职,以张梓生代之,《自由谈》登出启事,从此“多谈风月,少发牢骚”。11月,史量才也在沪杭公路上遭枪杀,当时有传说,蒋介石以增加官股控制中国银行的做法,欲高价收买《申报》遭到史的拒绝。当时的中国一片白色恐怖,网密犬多,言论没有自由,人人有危害之感。虽然如此,左翼文化人依旧坚持在文学阵地,当年7月,生活书店出版了《文学》创刊号,电影《渔光曲》轰动上海,连映数月,我也去看了《渔光曲》,还有《盐潮》。

我每期读到韬奋先生的《萍踪寄语》,感触万端,引起共鸣,韬奋先生真是和读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当时蒋介石发起了“尊孔”“复古”的“新生活运动”,宣传“礼义廉耻”。我和张慕良兄都极为反感,中国老百姓外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祸,内遭军阀混战之害,家园支离破碎,民众妻离子散,衣食足而知礼仪,现在大家没饭吃没衣穿,怎么去讲“礼义廉耻”?而那些达官贵人是最不讲“礼义廉耻”的,伤风败俗男盗女娼的事都是他们做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不过是给劳动大众的一副脚镣手铐而已。

《生活》周刊因为刊登了胡愈之的“让人民自己起来”的文章,1934年初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继之而起的是杜重远先生主编的《新生》周刊。《新生》周刊外面四版都是彩色印刷,评论“老实话”,由杜重远先生所写,韬奋先生的“萍踪寄语”仍连续登载,国际形势评述、国内外通讯和《生活》周刊一样。更精彩的是刊登了较多启发性通俗性的文章,如柳湜的《街头讲话》、童恂斋《给读者的信》。记得讲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从一盒火柴的秘密谈起,瑞典火柴大王是如何经营凤凰牌火柴的。童恂斋把中国比作一只装满饭的大饭桶,帝国主义你盛一碗他盛一碗,分析中国所以沦为殖民地以致贫困的原因。《新生》周刊有别于《生活》周刊,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不采取直接攻击的态度,而是启发教育人民,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

杜重远先生是东北辽宁人,留学日本,在大连办了肇新瓷厂,开展提倡国货的宣传。在东北时杜先生就为《生活》周刊写过文章,九·一八后杜先生化装逃入关内,在《生活》周刊撰述“虎口余生记”。杜先生为抗日救亡到处奔波,遍历粤桂赣鄂川诸省,发表演说,宣传抗日,杜先生在人民群众中声望日隆。杜先生除了接办《新生》周刊还负责中国国货公司的工作,他的爱国心和事业心为我们所爱戴和敬佩。

我写了许多有关《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的往事,因为这些回忆给我鼓励和力量,她影响了我的思想和事业,在我一生中起着关键作用。我应该对邹先生杜先生两位前辈表示衷心的感谢。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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