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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初涉上海

我在一九二六年岁次丙寅正月二十日,由堂表兄施世镳君带领,从马渚上火车动身去上海。母亲东家是后堰头丁家,离火车站只有里把路,我的行李一个铺盖一只箱子都放在母亲那里。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学生意,几家亲戚都送了许多茶食点心。在马渚吃过午饭,父母亲陪我到火车站,堂表兄已在车站等候。不久从百官开出的晌午车进站,我和堂表兄上车放行李,找到座位。母亲流着泪同父亲不停地嘱咐我,要当心冷暖,要多穿衣裳,在店里要勤力,不要到外头去戏①。讲不完的话,句句都是含着父母对儿子的不放心。在家里我究竟还是个孩子。

火车蠕蠕启动,我离开了父母,离开了生长的地方,眼前掠过了铁路两边熟悉的村庄:大施巷、大城王、梅山殿、梁巷、九功寺胡家、我读书的学校,还有我出生的胡家村庄,北面是施家漕头,我们的家--祠堂。想着祖母一定倚闾而望,我心里默默地祈祷,保佑祖母的风烛残年身体康健,此去一定要争一口气,3年后满了师再回来。

我在前面几次说到沪杭甬铁路,它比我的年纪大,我每天看到火车从宁波到百官,又从百官开向宁波,这是甬曹段。我家搬到漕头之后,每天上学放学还要跨越铁路两次,但我只看到火车跑,这还是第一次坐火车,觉得特别新鲜。这段宁波到百官全程只有80公里,一天来回对开三次,早车、晏车(晌午)、夜车。宁绍几县的人都坐火车到宁波,再乘船到上海。而从上海回乡的人,也是从宁波坐火车转赴各县。我们乡下到上海的人很多,大家都说上海好,但究竟啥样子不清楚,这次我可以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了。所以离家时我没有哭哭啼啼,很高兴。

20小时的旅程火车进了宁波车站,我在表兄的指挥下下火车,请脚夫挑着行李,在人群中往江边码头走,路上人很多,挑担的大声叫嚷,黄包车叮叮当当,闹哄哄乱糟糟。我虽然好奇,但表兄关照不好东张西望,要紧跟。看挑行李的走到了码头,看到江边的庞然大物,原来就是大轮船。船上的茶房马上前来接去,在统舱里给我们安排了一席之地。此时离开船尚早,我坐在行李边上又不敢走开。我们睡的地方就在炉子间旁边,夜里睡的暖烘烘的。我们的船是招商局的“江天轮”,一夜船费包括酒钱(小费),只要四五角。

下午4点钟开船,我规规矩矩坐在席上看着行李,只听外面码头上和船上拉着绳索和人们的叫喊声音。不久船动了向前行进,看到岸上的房子、人正向后退去,江面上风也大起来了,远处有树。船上旅客安排着铺位,有小孩哭的,有老人叫的,许多人都讲宁波话。大约七八点钟船到了镇海,一阵骚动,嘈杂的人声、船碰撞码头的声音,镇海上来很多人。离开镇海出甬江,就驶向大海了,这时船上的门窗都关得密密的,耳朵里是轰隆隆的机器声,船外是海浪拍打船头的冲击声。有人已经熟睡,鼾声如雷;有人在那里喝老酒讲空话;卖小吃的来了,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叫喊;突然听到唱小曲的声音,原来是卖唱的。我看着听着这些新鲜事,终于也慢慢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我被惊醒了,船颠簸得很厉害,外面风浪很大,海浪打着船头哗--哗--响着,有的人在呕吐,我幸未晕船,但醒了后再也睡不着了。很长很长时间,风息了,浪也小了,一切恢复平静。船上打开了小窗板,望出去水天相连,烟雾茫茫,慢慢地见远处水天之间有了一条线,隐隐约约看清楚,线上有树有房子,天已经亮了,船要进吴淞口了。茶房在叫“起来啦!”表兄告诉我,进了吴淞口就快到上海了。船舱里又是一阵骚动,大家忙着整理东西,茶房也忙着收被头卷席子。不久船靠拢码头了,我等着表兄发号施令,听表兄摆布。1.png

图:初到大上海

我们上了码头,叫了一辆黄包车,拉我们要去的地方。表兄关照,到了店里不好老三老四,不要多说话,我都一一答应。我上码头已经有点昏头昏脑,搞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码头是什么地方,沿途的印象,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

学生意的那家店,招牌是“瑞成铜铁机器号”,地址在静安寺路,静安寺隔壁“泰利巷”第一条弄堂石库门房子,进门就是工场,有十几个工人在做工,再进去是客堂,后面是厨房兼炉子间,隔壁也是工场间、煤间,堆着不用的机器,楼上是老板的卧室,和其他住家。工人都挤在阁楼上,没有床,像轮船的统舱,一个挨着一个的排着被铺,个人的东西也堆在阁楼上。吃饭分两桌,一桌是老板一家和几个师傅,另一桌是师傅的徒弟。

我进店之后老板也没有和我讲话,也不叫我做事,我就是每天早晨跟师兄去买菜。菜场在赫德路(常德路)电车公司隔壁,即现在的安义路菜场,买回来就拣菜洗菜。店里有一个娘姨,烧饭烧菜是她的工作。早晨吃饭煮的粥,后来叫我去买粥菜,如油氽黄豆、萝卜干等。这样有一个星期。有一天堂表兄买来红烛,关照我要拜师傅了,桌上点起红烛,记不起是否还有其他东西。我听说过泥水木匠先要拜鲁班祖师,我也不知自己拜的是什么祖师,拜过之后,就拜师父、师母、师叔、小师兄。我的师父就是施瑞成,每天去中华书局聚珍印刷所上班,在赫德路过去一点,就是现在静安区公安分局隔壁,我原希望跟着师傅去聚珍印刷所做学徒。拜过师之后正式开始学徒生活,老师兄给我一把锉刀,把一段一段小洋元夹在台钳上,要我把圆的锉成方的,这是基本功“锉螺丝”。倒不是要什么“螺丝”,主要练习锉刀的使用,要用腕力,锉出来要平。我人矮小,工作台又高,老师兄给我脚下垫一只木箱,人立在木箱上。但我锉来锉去总是一高一低,浪费了很多洋元。师兄们要用炉子时,我就要去拉风箱,铁烧红了,要我用铁锤打。风箱铁锤都很重,我力气小,拉几下打几下就没力气了。还有早上晚上上两块玻璃门的排门板②,对我来说也成为困难的工作,要师兄帮忙。几位大师兄对我都是比较关心的,每天跟着师兄买小菜,我也只能拎拎篮子。师娘已有小孩,都是自己管,孩子也不要学徒抱,也不要学徒洗衣服。看起来生活不是很苦,但由于我人小还做不动,所以老板要我学5年满师,别人只要3年。我要学5年。整整5年时间多长啊!在四月间我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告诉他做学徒的情况,所谓“外国铜匠”如此而已,5年学徒生活太长,我情愿回家落田做农民。

父亲大概也听到一些人从上海回去的传话,听到我受苦不放心,有一天他突然来到上海,没有到过上海的人居然摸到了静安寺。他开门见山对师父说要我回去,理由是年纪太小,这生活吃勿落③。师父和师叔在乡下本来都是认识的,父亲说要接我回去,很爽快就答应了,也没有提出半途毁约要贴饭钱等等要求,于是我整整东西当天就离开上海结束了3个月的“瑞成铜铁机器号”的学徒生活。

3个月的时间里,我就是在店的附近静安寺转转,只有一次师叔带我出去,跑了好多地方,去了许多同行的店,还有印刷所的排字房。我们到了南京路,电灯照得如同白日一般,几家大公司都装扮得五彩缤纷在大减价,真是五光十色,看得我眼花缭乱。师叔说这是上海最热闹的大马路。

我们去的都是做外国铜匠这一行的,像“瑞成铜铁机器号”究竟制造什么东西,我到现在还叫不出具体名称,只知道是做浇铅字的铜模,以及嵌铜模的一只铁盒子。这只铁盒子放进浇铅字机器内,脚一踏,烊化的铅水就浇到盒子里,一个铅字就出来了,一踏一只,真是称得上半自动了。据说一只铁盒子要卖好几块钱,是完全靠老师傅由手工锉刀锉出来的。我表兄做的是铜模,一个字一个铜模,我倒喜欢他的行当,但当时做学徒,工作又不能自己拣。而我当时学徒如果坚持下去,还是一个技术工人,到现在也许也很吃香呢。

当时的静安寺地区也已经开始热闹起来,据说它的发展也就那一二十年的事,自从公共租界由西藏路扩充到静安寺以西,人就多了起来,纷纷置地造房,汇聚了民居和商业,和上海连成一片。在此以前,这里只不过一个孤村古刹,只有风和日暖,才有善男信女跋涉曲径小路前来。

静安寺建于三国孙权赤乌十年,寺前有涌泉,涌泉上有石碑,上刻“天下第六泉”,泉眼里有珍珠般清泉不断涌出,所以叫“涌泉”。寺对面是犹太人的外国坟山(现在静安公园),寺后是田鸡浜。静安寺西还没有开辟,那里有一条老街,有茶馆,楼上有唱戏的,要买票。稍西北是愚园路,那里有个“救火会”,师兄们带着我去看救火表演。当时有轨电车可以通到外滩,电车站就在涌泉旁边。静安寺每天都有香客,四月初八庙会人山人海。庙会到解放后还举行过几次,不过形式已有所不同。

① 方言玩耍。

② 方言,指商店作门的成排木板,开门时卸下,打烊关门时按上。

③ 方言吃不下,此指“受不了”。

失意归乡

从上海回到家乡我的印象不深了。只是到家后,几天前我从上海寄出的信才到,我估计一定是斗门镇“人和”里(邮政代办所)耽搁了。还记得这封信到时,私塾的梁先生正在我家,看了信也不说什么。我自己确实想好好在上海学生意,等三年满师再赚点钱寄回家,使父亲脸上有光,但是我失意归来,从我来说有点糊涂,使得父亲在人面前是很难堪的。

在家里跟着父亲做田里的事情,但不是天天田里都有事。祠堂里有一个私塾,老师是梁巷的梁文铭先生,有二三十个学生,也分一二三年级。父亲怕我认得的几个字忘记掉,商之于梁先生,在他那里补习。梁先生为我选读《初学琼林》第三册,说是第三册读了有实用价值,于是我这个超级学生又读起书来,读书之外还要学算盘。梁先生字写得很好,算盘也打得很快,还去过上海“出路”,歇了生意才回乡教书。

我在梁文铭先生处半耕半读有一个季度,父亲依旧东托西托为我学生意操心。他找到姬墟徐家的徐永年先生,父亲在徐家做泥水生活时认得徐永年的父亲,当时徐在慈溪“观海卫”翁占初米店里工作,把我介绍到该店当学徒。父亲凭着一封信,于1926年的深秋初冬季节,把我送去慈溪观海卫。

父亲挑着行李送儿子去学生意,那情景比第一次出门凄凉多了,既没有亲戚来送礼,也没有做什么衣服,冷冷清清在一个清晨离开了家。我心里也没有第一次离家那股高兴劲儿了,对家乡有点不舍,但为着自己的前途,不得不到外面去奋斗一番。我们到余姚候青门乘去观海卫的快船,宁波早班开出的火车到了余姚,要转去观海卫的客人都上了船。快船很快就往北开行,经过横河、浒山、沈狮桥,下午到了观海卫,在南门大街寻到了翁占记米店。店里坐着一位四五十岁的人在吃水烟,父亲拿着信一问,正是翁占初先生,还有一位老太是翁先生的母亲。徐永年先生不在店里请假回家了。翁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为人仁慈,当父亲说到来意,是徐永年先生介绍学生意一事,翁先生没有不悦之色,就同意把我收留下来。

父亲住了一夜,次晨一早就搭余姚的快船回去了,把我一人孤零零地留下,举目无亲,生在异乡为异客,那滋味很不好受。

进店学生意首先要拜师,父亲匆匆走时没有叮嘱,等徐永年回店也没提起拜师的事,我又不懂,就这样糊里糊涂过去了。店里有一个老司务,做着开排门关排门的事,一天还要去拿三餐饭,这些工作就有我接下来,老司务不久也走了。我每天早晨开好店门,烧好洗脸水,做好清洁工作,然后到先生家里去挑早饭,中饭夜饭也要去挑。饭担一头是一桶饭,一头是四只菜,冬天加一只火锅。师母比老板小二十岁,大概是续弦的,生了一个胖儿子,还只两岁,非常宝贝。师母也很和气,总是笑嘻嘻的,从不骂人,对我也是客客气气的,一天到晚在家里买菜烧菜,有一个佣人带孩子,是个贤妻良母。太师母就没有大气量,因此婆媳关系不好,所以老太太就住在店里。有时师母还问我:“太师母骂侬伐?”我总说没有。

我在店近半年,接触的就是从店到家,从家到店。雨天没有雨鞋,翁先生把自己的雨鞋给我穿,太师母有时要嘀咕。到了冷天,翁先生天天叫我去买冰豆腐,送到家里烧火锅,冰豆腐黄芽菜几乎每餐都有。

观海卫地处海滨,有城墙,据说防海盗和倭寇的骚扰而设置,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现称慈北观海卫,也称“三北”,即宁波、慈溪、镇海三县之北。农民都种棉花、麦子和番薯,因为不种稻米,每家都要籴米的,农民把棉花卖掉,买米回家,所以观海卫的米店特别多。商人也收棉花,在轧花厂轧成皮棉,打包运销上海,供应纺纱厂,所以轧花厂也多。

当地农民家庭的副业以织布为主,妇女以自产的棉花纺成纱然后织布,这种布叫“土布”,讲究一点的把纱染色,织出来的就是“色布”。还有一种是代织加工,是外包生活。“翁占记”也做外包这种生意,放出20支纱一包给农村妇女,按照宽度长度的规定,每包纱要织多少布,织好后检查合格付给工钱。这种布叫“包布”,打成捆后运往宁波,再由宁波运回米和棉纱。

我在店里半年,米店业务技术根本没有学到,米的品种来路也一窍不通。店里给不给月规钱没有印象,我想总是有的,因为头发总是要理的,衣服总是要洗的,其他东西我半年没有买过,实际上我等于白吃饭而已。

年底到了,据说生意不好又赚不了钱,决定关店歇业,这对我来说是严重的打击,我心里七上八下担着心事。新年过了,一九二七年岁次丁卯正月,徐永年先生带着我回家。我们坐快船到余姚。先到徐永年先生家里住了几天,然后到楼园姑母家里住了几天,大表兄已经结婚。回到家里,父亲对我被辞归来也无可奈何,因为不是我不成器,实在是我们命苦。像我们这样的家,却想着把一个孩子放在人生道路上去闯出一番来,在别人看来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奢想。

在我回家的路上,老百姓都在传说国民革命军北伐快到浙江了,这次带兵的是奉化人名叫蒋介石。传说蒋是乌龟精转世,本领通天,他手下一班人连菩萨都不怕,国民革命军打到哪里就要把哪里的菩萨请走,甚至丢在大江里。

1926年是中国形势大变的一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不到半年就攻占约半个中国。10月北伐军打到福建,所谓“五省联防”总司令孙传芳率大军到福建抵抗,浙江省省长夏超乘机宣布倒戈起义,没多久孙传芳回师浙江,夏超兵败,浙江又处于军阀统治。

1927年初北伐军攻占上海、浙江,慈溪、余姚、上虞三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又活动起来。据徐懋庸①的回忆,当时县党部的工作,一、夺权,二、镇压土豪劣绅,三、粮食平籴贱卖给平民,四、训练组织农民,准备二五减租……紧接着爆发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开始清党,共产党人徐懋庸等纷纷逃亡……。

我摘录这一段历史,不过想说,这样的大革命大变化年代正是我开始学徒生涯的年代,当时的政治动荡在乡下是一无所知的。乡下没有报纸,农民群众在革命风暴中只是自管自的生活,唯一的祈望是能过上太平的日子。

我回家后仍在梁先生学校里借读,跟着父亲做些田里生活,也帮父亲孵绿豆芽到斗门街上去卖,过着自在的日子。偶尔听到外面在打仗,但是离我们远,整个乡下像世外桃源一样。但是父亲仍然惦记着我的前途,经常去找徐永年先生,可徐永年自己也闲赋在家,转恳翁占初先生,希望对我的事操心。翁先生很负责,去信上海,但总因上海时局动荡,人心浮动,难以安居乐业,因此商业凋零,商店都缩小经营范围,暂时都不用学徒。翁先生来信总是要我耐心等着。于是我只好在家过着闲散的日子吃老米饭。

① 徐懋庸,1911-1977,浙江上虞人,1926至1927年在上虞、慈溪从事革命活动,著有《徐懋庸回忆录》。

二进上海

1927年下半年接到翁占初先生的信,说上海不打仗了,时局已经稳定,叫我到上海曹家渡“永昌祥烟纸店”找翁奎初先生,学生意的事已经讲好了。翁奎初先生到过观海卫店里,为人很和气,我认得他。我和父亲都很高兴,总算天从人愿,我学生意有了着落。农历七月中旬虽已届初秋,夏日炎热的余威并没有稍减,走的前一天,由于天气太热和父亲在河里洗了澡。第二天早晨吃过家里最后一餐饭,别了祖母我们就上路了。我在前面走,父亲在后面挑着行李铺盖,路上碰着熟人都要问一问,这是第三次出门了。我们一路经过汤家闸、山头、浒塘、廊厦,上铁路直到余姚火车站,等百官开来的火车。

到了宁波,下车就直奔轮船码头。车站到码头实际没有多少路,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现在熟了,胆子也大了,又是父亲同行,到码头一看凑巧又是“江天轮”。我们在统舱安排好铺位,因为时间尚早,就有充裕的时间观看码头的景致和宁波港的风貌,远处有江桥,不知新旧,江桥那边市面比较热闹。

码头上人多起来了,摩肩接踵,有的肩上挑的手里提着,拖儿带女扶老携幼,神形紧张急匆匆挤上船,进统舱抢铺位;也有珠光宝气衣冠楚楚的客人,送的人前呼后拥直上二等舱或头等舱,船上的茶房殷勤迎接,这些人满面春色,兴高采烈;也有一些客人从容不迫,神态自若,不慌不忙,他们是识途老马,老出门了。父亲和我看着这一切,满怀心事,未卜前途如何。我虽年小但已饱尝人生坎坷之苦了,就学生意而言,这已是第三次,是否能够顺利,不得而知。父亲晓得我既不愿离家又怕此去还是竹篮子打水,因此安慰着我,在冷面摊上买了一碗冷面给我,上面有几根绿豆芽,父亲自己不肯吃。

初秋的天气很闷热,睡觉席子一张就解决了。开船后船舱里窗也不关,甬江两岸景色都历历在目,只是心里有事,没有闲情逸致欣赏。船上做生意卖小吃的去了一个又来一个,什么方厦豆腐干、油豆腐线粉、火腿粽子、五香茶叶蛋,还有五加皮绿豆烧。劳动人民下层社会活动都会在统舱里反映出来,卖小吃刚走,卖唱的又来了,一个老人拉着胡琴,一个年轻女子唱着。据说这些人在宁波上船到镇海就下船了,明晨再乘上海来的船回到宁波。他们为生活每天来来去去在船上卖唱流落江湖,想想自己,有同病相怜之感。

次晨船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上岸后叫了一辆黄包车,讲好6只角子拉到曹家渡。黄包车夫从十六铺拉到西藏路宁波同乡会那里停了下来,他不知道曹家渡在哪里。问同行。说远着呢。他一听泄了气,不愿再拉。确实,两个人两件行李真够重的。于是让给另一辆黄包车,到曹家渡极司菲尔路(梵王渡路)找到了一爿“永昌祥烟纸店”,翁奎初先生正在店里,父亲拿出了翁占初先生的信,不料翁奎初说他店里学徒已经有了,不再需要。我一听如晴天霹雳几乎哭了出来。父亲没有办法只好说好话乞求将我留下来,翁先生也算通情达理,答应把我留下。父亲忍着泪硬着心肠依依不舍把我丢下了,当天就坐船回去了。临走时凄楚地对我说“你要争气!”

夜里我把铺盖卷打开,睡在地上暗暗饮泣,我的命真苦,世上没有比我更苦的人了,什么生辰八字好,全是骗人的鬼话,命好也不会到处碰壁了。我真是“屋漏偏逢连天雨”的倒霉蛋,我这样的孩提年龄本来是“只解欢娱不解愁”,但是从去年初开始学徒起,由浑噩无知而尝到人生的坎坷痛苦,我想着父亲在船上也一定转辗难眠,愁肠百结,“一样悲戚一样忧”!我暗暗叫着“父亲啊,儿子要争气!”但是我又怎样能争气呢?

曹家渡在极司菲尔路中段,从五角场开始到小万柳塘为止,再过去是圣约翰大学梵王渡了。那时五角场还是一块荒地,而劳勃生路(长寿路)口有一家“奥飞姆电影院”(沪西电影院)。曹家渡市面很兴旺,从五角场开始一直要延伸到“信昌丝厂”,一条街有二三里路长,两旁有商店菜场菜摊。“永昌祥烟纸店”在五角场里面,“立大面粉厂”对面,有两个伙计一个学徒,翁奎初先生不常在店里,店小卖得东西很多,连妇女的化妆品都卖。附近有很多工厂,如纱厂、丝厂、纺织厂、印染厂、面粉厂,工厂一放工,马路上男女工人像潮水一样,店里的生意就好起来。

我在永昌祥小店里呆了半个月。翁先生给我找到了另一爿烟纸店“新协昌祥”学生意。据说在“偷鸡桥”(北京路浙江路口)有爿老协昌祥,这个新开的“协昌祥”只有几年时光,所以叫“新”。上海商店凡联号的都采用这种方法取店名。“新协昌祥”地址在曹家渡偏西新街口,对面是振奉纱厂码头,工厂在浜北,上工、放工,工人都要摆渡过去,那时三官堂桥还没有造,工厂都是自己用船摆渡的。新街口里有上海市警察局第六区分局。极司非尔路是越界筑路,马路是英租界工部局管的,两边商店是中国地界归警察局管。马路上有警察站岗,但有时巡捕房(戈豋路巡捕房)里的红头阿三(印度人)骑着高头大马神气活现地走过,彼此各不理睬。

翁奎初先生陪我到新协昌祥,店里有四五个先生,一个学徒,经理也是三北人,年纪很轻。到店之后,没有履行师徒手续,但我叫他先生。店面两开间,看起来比永昌祥大了一倍,但是除店面外,隔墙后面是老虎灶,没有空余的地方。几位先生都睡在店堂后面两层夹笼里,又闷又热,我和一个师兄睡在店堂内地板上,一打烊就闷在里面像只蒸笼一样,一点不透气,我进店不到一个月,生了满身痱子。对面理发店的学徒看到了,从自己店里拿了一点痱子水给我凃,效果很好。

新协昌祥不开伙,没有烧饭的地方,这样学徒不要做厨房伙夫了,一天三餐都由“包饭作”送来,早上吃粥,两餐饭四菜一汤。这种“包饭作”专门外送,没有堂,“包饭作”有高低档几种,像我们这种小烟纸店吃的是最低档的,中晚两餐虽有二荤二素一汤,荤的如白米虾、青川鱼,我记得包饭中一只汤是用豆屑做的圆子,代替鱼圆肉圆。

店里没有报纸,大家也不关心时局政治,糊糊涂涂,只要生意好,别的都不管,和我们乡下一样,种田只要收成好,别的不问。中国老百姓真是听话,看来有传统的。

这年中秋节店里先生商量,过节想吃得实惠一点,准备自己动手烧。这天买了很多菜,鸡鸭鱼肉,借摆水果摊的阿三家里烧,大家还喝了酒。在这店里日子很好过,我写信给父亲告诉他在店里的情况,有了吃饭的地方。父亲回信也勉励我要好好做,父亲总算放下了一颗挂着的心。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阴历年底,几个先生在议论,店里生意不好准备关店歇业了。我一听如五雷轰顶,暗暗叫苦,天啊,什么倒霉的事都碰到我身上!我吃不下饭,夜里睡不着觉,我像被遗弃的孤儿,一肚子的心事没地方诉。歇业之前,店里来了几个斯文人,都是同行。其中一个是“增裕新烟纸店”的老板朱鹤云,他看中了我,要我到他店里去,经理一口答应了。我这时好像在苦海无边的波涛中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就这样,决定了我以后几年的命运,也可说是我一生的命运。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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