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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启蒙学堂
  
我是在1920年虚岁8岁那年,父亲送我进九功寺求实国民小学读书的。

这个学校是东村大户人家胡连荪办的,凡是姓胡的去读书,不要付学费,在六七里周围,只有这么一所新式的学校。胡连荪拿出60亩田作为学校的产业,给学校每年收租,收来的租钱作为学校教职员工的工资和教育经费,添置学校设备和修补课桌椅子等。学生除了三村胡姓的子弟外,还有周围远近村庄的孩子们来就读,斗门镇一些商店里的小店王①都就读于此。当时校舍在九功寺西侧屋楼上和楼下,有百来个学生。我初进学校觉得很新鲜,墙上挂满彩色画图如“孔融让李”、“司马光破缸”、“文彦博”……等等。
  
我启蒙读的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鸟虫鱼,我你他……”一次老师问:哪个同学能写“蟲”字,到黑板上写,没有一个同学答应。我立起说:“我会写!”就走上讲台,但黑板高,够不到,先生就叫我立在凳子上写,虽然三个“虫”字分得开了点,我还是很满意。

进学校之后我认得了左邻右舍许多同学的名字,如胡尚文、胡尚贵、胡尚舜、胡廷灿……,论辈份,他们比我小,要叫我“叔叔”。我当时对读书不感兴趣,经常要逃学到西岸找老邻居小朋友一起玩,回到家里说谎话。一次给父亲发现被打了一顿,送到学校里要先生关学,中午不准回家吃饭,由父亲送来。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逃学了。由于逃学,不用功读书,考试不及格,结果留级重读一年级。但我对画人头很感兴趣,把父亲泥工专用的画册,里面有戏文里人物,有花卉,有虫鸟,是泥工在檐下墙头上的画本,我偷偷地带到学校里,用写大楷的毛边纸印着描绘,这一本画册被我弄得破旧不堪,后来连“尸骨”也没有了。

初进学校读一年级的事,已经模糊不清,哪个先生教什么书,也想不起来。但是有两首歌还有点记得。一首是:

太阳红彤彤,
老虎坐当中,
狮子打瞌睡;
狮子狮子快快醒,
赶走老虎显威风。

歌词的意思很明白,睡獅就是中国,老虎就是帝国主义,睡獅不醒,老虎在中国扬武耀威进行侵略。这首歌激发小朋友的爱国热情,有一定教育作用。

第二首是:

男儿第一志气高,
天天学兵操,
一操再操日日操,
操得身体好,
将来打仗立功劳,
男儿志气高。

这些歌我们像小和尚念经,念得滚瓜烂熟,所以到现在还记得一二。

到了二、三年级,那时来了一个胖子先生,是宁波人,他教我们唱歌《杨子江》,歌词慷慨激昂,宁波胖子先生唱起来更好听:

长长长,亚洲第一大水杨子江,
源青海兮峡瞿塘,
蜿蜒腾蛟蟒,
滚滚下荆扬,
千里一泻黄海黄!

宁波人把“长”读成“强”,所以胖先生唱起来“强强强,亚洲第一大水杨子江”,我们听了都要笑。

我们的校长先生张鸿翥(zhù)是上虞人,据说是个“举人”,写的一手好字,九功寺山门外墙上的“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大字是他写的,走过的人都说这字写得好。他教起古书来,讲解得像说故事一样,娓娓道来,读起来铿锵有声,十分动听悦耳,在学校里颇有点威信。但有一点不好,就是欺负穷学生,偏爱有钱人家的孩子,对斗门镇上开店的一些锦衣肉食的小开少爷和其他有钱人家子弟,和颜悦色,显得亲切可爱,对衣衫褴褛的穷学生态度严肃,有时两眼一弹,使人望而生畏。学校的几位先生都是他请来的,教书的时间都不长,有的教两三年,有的教几学期。

在学校里先生打学生的事情是常有的。在我的记忆中是否受过其他先生的体罚,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对校长先生用竹片(长长的把柄,头里阔而薄)打得我头顶发热,两耳轰鸣,我是记得很清楚的。那是在四年级时上常识课,回答错了校长的提问,就是盖头盖脑一鞭子,一边还带讥讽辱骂,接着叫斗门镇“信和南货店”的小开陈鸿南回答,还着实表扬了他一番。事后我看书,原来后面有答案。还有一次雨后初晴,我和施秉初同去上学,过了铁路看到秧田里有鲫鱼在游,就赤脚下田去捉,结果迟到了。校长知道后把我臭骂了一顿,对施秉初不说一句,因为他家是地主。还有一件无聊的事,校长在上课时竟说要为坐在我后面的女生胡秀娟(中央胡家)与陈鸿南做媒,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胡秀娟读完四年级小学毕业,就在家待嫁,第二年就嫁到城里做媳妇去了。

我小时候时常生病,一生病就不去读书了。有一年大概十岁跟母亲到城里去,母亲做过奶娘的老东家办喜事,要母亲去帮忙。喜事那天放大爆竹(高升),一只爆竹只响过一声就掉了下来,我过去拾,“嘭”的一声,把我的左手大拇指炸裂了,鲜血流了一地,我痛得哇哇哭。母亲跑出来把我送到南城电报局隔壁一个有名的外科医生那里急救,当时止住了血,但我已痛得稀里糊涂。以后每天母亲带着我去换药,在城里住了半个月,回家休息了三个月没有读书。我经常读读停停,放学回家又从来不捏书本,所以考试成绩总是不好,前后读了六年,留了两次级。

学校里除了一般学龄儿童之外,颇有几个高大学生,年纪也在十六七岁之间,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斗门镇“轿彩店”小开卢其茂已经十六岁了,长得又高又大,在我的眼里像个大人一样。梅山殿胡家有几位十五六岁的大姑娘——小姐,才来读一年级,其中一位胡娇英已经十七岁了,长得标致娇丽,谈吐娴雅。有几位大同学背后指指点点,说她和袁广昌“香面孔”②了。我那时年纪小,情窦未开,对这些背后嘀咕一点不敢兴趣。

卢其茂小学毕业后就结婚了,隔了十几年之后,我又看到他,那时我从江西回家“奉旨完婚”,新媳妇要坐彩轿,家里要挂灯结彩,这些都要到轿彩店去租。我结婚跟班的轿彩师傅就是卢其茂(也是一种夫妻老婆店,要自己劳动),他和我谈到学校、同学的情况。这都是后话了。

① 方言,即小开,店主的儿子。

② 又作“相面孔”,方言接吻。

五卅风云

从我出生,国家内外交患,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之中,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张勋复辟,1918年护法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的家乡没有反响,仍是一潭死水。在我幼稚的童年,虽然进了学校,还是孔老夫子统治着,先生只管教书不问时政,那时的乡村连报纸也没有,国家大事一无所知。

直到1924年发生了江浙卢永祥与齐燮元军阀之战,战事打到浙江,人们才惊惶起来。因为我的学校和家庭都在沪杭甬线上,真打起来,难免死人。有一天下午,学校提早放学,说是马渚那边山上像有军队在布置阵地。傍晚,又有一列火车在马鞍山停了下来,望去看得清清楚楚像是穿军服的军人,在那里东看西看大概是选择防御阵地。这一嚇,大家紧张起来,村里人纷纷准备逃难,父亲连夜要祖母和我到姑母家去。到了那里,表兄弟等人认为这里离铁路线还是近,不安全,于是我和祖母跟他们上潘巷亲戚家去。那里有一座高山,村子在山脚下,有高山作屏障,安全多了,同时离铁路线也远,散兵游勇骚扰的可能性也小。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天,听人说“太平了”“不打仗了”,逃难的人男的挑着箩筐,女的挽老携幼,脸上露出笑容回家了。

回到到学校依旧上课,先生出题目要大家作文《逃难记》,我把逃难看成愉快的乐事,天天爬山,摘野果摘毛栗吃,和小朋友玩得其乐融融。

但是齐卢之战却被孙传芳钻了空子,赶走了卢永祥,孙传芳占领了浙江。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惨案”,上海民众纷纷罢工、罢课、罢市,这股风暴席卷全国,甚至把我们穷乡的小学校也卷了进去。学校里的先生向我们学生讲“五卅惨案”的经过,小同学一个个气得大骂英日帝国主义。我们听到县里的学生都下乡宣传,募捐支援上海工人学生和死难者家属,同学们也要求到各村镇宣传。我们在先生指导下,写标语,印传单,还训练了几个能讲话演说的学生。凡是参加宣传的学生,一律穿“竹布①长衫”,以示用国货表示爱国。我是四年级学生,要参加宣传,但是家里没有“竹布长衫”,怎么办呢,父亲到村里去借,居然真的借到一件。

大家第一天向南出发,在先生带领下,排着队,手里拿着旗帜,喊着“打到英日帝国主义!”“抵制英日劣货!”的口号。第一站到黄巷村,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同学们开始宣讲:日本纱厂怎样剥削工人,这样打死打伤工人,我们要支援上海工人,对英日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老百姓听了都很同情,纷纷捐助,有一角二角也有一元的。开头就打了胜仗,更增加了我们小学生的信心。第二站是斗门镇,镇上人多,我们分了五六处演讲,也捐到不少钱。

第二天向姚家弄施家渡进发,摆渡到了一户有钱的熟人家里,主人相当热情,以茶水招待。正是热天,我们大家也正走得嘴干口渴,主人捐助了五元,是我们募捐最多的一家。姚家弄庙里正好做戏,里面做戏,外面宣传。同学们的胆子大了,面皮也老了,跳上桌就演讲起来。农村里这种事还是第一次碰到,老百姓都啧啧称赞,听的人围着一大圈。第三天,另外一批同学又向北去宣传募捐演讲。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学生的反帝游行宣传像是在死水一潭的乡村投下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小小的涟漪。

① 即细布,用细纱织的布。当时余姚农家多自己纺纱,纱有粗、细之分,故布有细布、粗布(土布)之分。余姚乡村农家布料染色多用河底淤泥。

远近亲戚 

祖母生两男一女,父亲是老二叫“保彰”,大爹名叫“保良”,在我印象里很模糊,做什么事我不清楚。大妈是天王庙山湾里人,与大爹感情不好,只记得有一年冬天,胡家祠堂里做冬至戏,我家来了许多客人,父亲和一个人吵了起来,原来这人是大爹的老丈人。我大爹为人懦弱,坐在灶前一声不响,大妈要与大爹离婚,那时我才四五岁。

我有个堂兄跟大妈去慈溪骆驼桥自行谋生去了。祖母欢喜大爹、大妈和大孙子,大爹死后,我常常听到她感叹老大命苦死得早。祖母和我母亲感情也不好,我母亲是童养媳妇,和父亲相差十二三岁,八岁就到了我家,时常受祖母恶打,逼着母亲缠足,祖母自己是小脚,姑母也是三寸金莲。母亲不肯缠脚就挨打,她一讲起小时候受苦的情形,眼泪就会淌下来,但母亲最后还是一双大脚。
  
祖母给我讲故事、唱儿歌,讲得最有劲的是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故事,俗称“长毛造反”。祖母是大施巷人,靠近马渚镇,“长毛”到马渚那年,她才七岁(距今已有119年)。“长毛”还未进村,地方上一些地痞和满清的败军烧房子、抢东西,“长毛”来了,有钱人家都早跑了,祖母和家里的人吓得躲到棉花田里,等“长毛”走了才出来。她还教我唱儿歌如“一颗星”、“罗汉豆”,与《祥林嫂》中阿毛唱的儿歌“罗汉豆”一个样,可见这儿歌已经传之有年了。
  
我姑母嫁在楼园徐家,祖母去看姑母总要带我去。姑母家有很多表兄弟表姐妹,他们种了几十亩田,三间瓦屋,前面有一块大草地,后面还有一个园子,屋前有一棵春梅,每年结着满树碧绿的梅子,屋边东首还有一片竹园,人多热闹,环境幽雅。每年插秧时节、秋收的时节,冬至做年糕的时候,姑母总要来叫我去住几天。因为种田人的农忙季节,农民之间大家互助,帮忙的人很多,每天总要买点荤腥鱼肉,吃的比较好。像谷雨过后要忙着插秧,种田的要吃四餐头,下午要增加一次点心,什么麦青饺子啊,松花团子啊,赤豆粽子啊,每天不同。表姐要戏弄插秧的人,团子包的不是糖,是桑葚,谁吃到了,收工回来要笑一场。我也跟着在田里捉泥鳅、黄鳝,到春节更不用说,起码要住上一个星期。乡间的春节一年之始最热闹的,自己家酿的酒,自己家养的鸡,吃饭时客人满满的坐上一桌,白斩鸡、鸡羹糊、炒年糕是每餐必有的,香喷喷、热腾腾的酒,一壶一壶吃得尽醉为止。每天大家哄闹着乐,客人们还要搓麻将。但是我父亲忙着自己的事,很少去,在言语间不大赞成这样哄闹的。
  
舅父家就在漕头朝东屋村,我家搬到祠堂后就更近了,只三四分钟的路。记得还住在九功寺胡家时,祖母带我到姑母家去,来回都要走过舅父家屋旁。有一次舅母家的大表妹办弥月酒,家里有许多客人,当我和祖母从姑母家回来时,走过舅父家屋旁,被他们发现,很多人跑到门口来叫,我母亲也在舅父家,也出来叫我,我拔腿就跑(那时我大概五六岁),无论如何不肯去。搬到漕头以后,我虽然天天到朝东屋和小朋友一起玩,但仍然很少去舅父家里。我小时候没有看到过外婆,后来听得父亲说,因婆媳不和,就搬出舅父家到别村居住,后来嫁了人,我只见到一次。
  
我母亲还有一个妹妹,我的姨母嫁到海头湖堤镇,也有好几位姨表兄弟,因为他们在海头,相距路远,很少往来。记得小时候,父亲和人合伙,到里山梁弄买进一批冬笋运到临山去卖,僱了一只小船,从登水堰上江上船,父亲不许我去,我追到登水堰,父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我坐船跟了去。从湖堤镇到临山没有几里路,父亲卖完冬笋,到姨母家宿过一夜。有一年姨父带来自制罗卜干送给舅父家里,我们也有一包。现在我所能记忆的仅此而已。

由于我跟着祖母过日子时间长,对母亲不甚接近,对舅父家里也较生疏。母亲终年为着生活抛弃自己的骨肉,去抚育有钱人家的公子小姐,这是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并非不爱自己的子女,所以从小无法对我关心,更没有机会带我去走走亲戚。我受祖母的影响,不喜欢母亲,见到母亲甚至有点害怕。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马渚,到母亲做“奶娘”的丁家,要去弯一弯。到了丁家父亲进去了,我等在门口不肯进去,父亲出来时,母亲和其他人出来叫我进去,我就是不进去,真是金窠银窠不如自己家草窠,有点穷骨气呢!

马渚是我常去的,离我家七八里路,沪杭甬铁路从那里穿过,水陆交通方便。我母亲在马渚二次做奶娘,回到漕头之后又生了一个妹妹(即现在慈溪周巷的大妹),在后堰头丁家做奶娘,把妹妹寄养在前堰头姓邹的家里。邹家夫妻没有孩子,对妹妹很宝贝,父亲几次要抱回来,邹家不肯,寄养费也不肯收,一定要把妹妹认做女儿,作为亲戚来往。我小时候会去看妹妹,和她一起玩。

我大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妹,出生之后大妈就送给了马渚桐桥弄周家。姓周的大爹在桐桥头下摆摊卖豆芽,大妈是裁缝,夫妻两没有子女,把我堂妹宝贝得像掌上明珠,娇养成性,样样依她。我父亲常去看她,我也跟着去,相处得很好。

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常怀念她们,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曾找寻二人,亲妹妹在解放后相逢,堂妹不知身在何处,如健在,今年也六十余岁了。

大施巷也是我常去的,大施巷是我祖母的娘家,父亲的表兄家里,每年新年都要去“拜年”。我父亲很孝顺外公、外婆,顺带还要去拜“坟岁”(向死去的人拜年),我每次都跟去,逢到三月初五嶽帝菩萨出迎的庙会,也是要去的,年年不间断。(但我自己的外公、外婆我从不知道坟墓在哪里。现在连自己的祖父母、父母亲的坟墓,解放后也没有去看过。)我离家以后就疏于走动,据母亲说,父亲死了以后就不往来了,想起来还令人怀念。
  
清明时节

清明节是一年最好的季节,风和日暖,万物复苏,红艳艳的桃花探出头来,隔岸柳枝临风依依,大地一片葱绿,生气勃勃。我从小生活在大自然里,对清明节总是念念不忘。

每逢清明节学校要放几天假,我们胡家祠堂里有三餐白米饭好吃,俗称“上坟饭”。不知姓胡的从哪一代起,祖宗留下的规矩,当时把田地分给东、南、西兄弟三房。东房的这些田有东房的子孙轮种轮管,轮到的,自己种也好,收租也好,每年清明节要给祖宗扫墓上坟祭祀,对全房头的人,要招待吃三天饭(三餐)。第三天吃好之后,按人头发“肉碗”钱,因为吃饭小菜是自备的,另外每人还发四个烧饼。

房头里有富有穷,我们贫穷的自然轮不到去种这许多田,也不懂怎样去收租,单单每年清明待这三餐饭也是不简单的事情。因此,轮来轮去总是那几家富有的去管这些田地。而南房做法就不同于我们东房,南房头的祖宗大概富有,传到下一代自己也积有土地,所以田地比原来增加了,他们的“上坟饭”像酒席一样,8人一桌,不要自备小菜,但每家只能轮吃一次。

胡家的老祖宗留下这些田地、这些规矩很有意思,这样子孙到了清明节就不会忘掉祖宗,大家要给祖宗墓上坟祭祀,祖宗就给大家吃一顿好饭。轮管的人家不论自种还是租出去收租,待饭完之外的,剩下的粮食都归自己了。

每年清明节这个时候祖母就最忙了,要预先把菜烧好,油煎小黄鱼、韭菜炒蛋、雪菜笋丝肉丝、烤毛笋,都是最新鲜的菜。到了清明这一天,大家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我和祖母一起去吃“上坟饭”。有一年母亲在家也去过,父亲不能去,因为我们住在施家祠堂,施家也要来祠堂祭祖上坟,要帮助准备茶水。

从漕头到胡家祠堂有四五里路,我们吃了早饭去,在那里吃了中饭回来,一连三天。第三天发“肉碗”钱和烧饼,发的人老是把我大爹一家忘记,祖母每次都要和他们争,直到补上为止。

“上坟饭”的米看上去特别白,特别糯,胜过现在的特号白粳,没有菜也能吃上几碗。到了这一天,把蒸好的饭一缸一缸装着,盖一开,热气腾腾,饭香扑鼻。吃饭的每家都有一只饭桶,大小规格都一样,没有吃亏便宜,吃时拿了饭桶去装,吃完了再去装,真有点像“共产主义”,敞开肚皮挺吃,都要撑足三碗,吃好之后还要去装一桶带回家。另外也有8人一

桌的酒席,是轮吃的,不知几年轮到一次,一家也只有一人好参加,但从我的记忆,我家没有轮着过。

吃过饭,祖母回家,我总要和小朋友们到南山去玩,拔茅针、捡“荼肠蕻”(一种好吃的草)。要玩到红日西沉,乌鸦归巢才回家。但记忆中“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多,那就大煞风景了。

清明上坟扫墓顺便游春,这是有钱人家富有诗意的事。那一天,沿途可以看到挑着上篮担,背着桌子,擎着旌幡的人群,到祖宗墓地摆上祭品,点上香烛,焚烧纸钱,有旌幡插在墓顶,有得修整坟地,有的除刈杂草,以示子孙不忘记祖宗。

对我家来说,我只知道祖父死后的棺木和大爹的灵柩都放在南山大樟树下,暂时用草包着,后代实在没有能力建墓地立坟碑。至于曾祖父和曾祖父以上的祖宗,更不知墓地在哪里,所以对扫墓在我的记忆里是没有的。

想起这些儿时情景,使我触动乡思而留恋难忘。

九功寺内

九功寺是我读书的地方,在那里有五六年的时间。童年的三分之一就在这里度过。九功寺是一座大寺庙,不知建于哪个朝代,寺庙坐北朝南,建在九功寺山南坡,四周围以土墙。寺有四进,顺着山势而建,寺址占全山的三分之一,面对四明山脉的大岚山。

进山门,第一进四大金刚,东西各一面大鼓;第二进,中间朝南坐的是笑呵呵的大肚子弥勒佛,背面朝北而立是韦陀菩萨,两边是何方天神已经不记得了。再进是广场,两边是两只三脚大铜鼎香炉,拾级而上第三进大雄宝殿,塑的是释迦摩尼,两边是四十八尊罗汉,背后南海观音。第四进建于半山之上,就是我们的学校了,东西两侧,楼上楼下原来都有菩萨,两侧直上第四进大殿,自西侧屋楼上楼下辟为学校教室之后,菩萨都被请走了。寺内本来也有很多和尚,诵经拜佛,老远的寺庙和尚都来朝拜。

后来不知何处搬来“道坛”,坛主是一个地方上很有势力的绅士,浒塘人,姓毛。“道坛”占了西侧屋楼上楼下大部分房屋,还要第四进大殿的房屋,因此和我们学校双方打起官司来。学校是胡姓绅士的,又有县教育局的支持,弄得县长很为难,调解不成,县长只得亲临九功寺察看。九功寺方丈和尚帮着学校,告了道教侵占佛教圣地一状,学校则告他侵占学校房屋,还得陇望蜀企图把学校挤出去。“道坛”自知理亏,学校也让了步,楼上让出部分师生宿舍,其他维持现状。一场儒释道三教的官司由此了结。

后来九功寺方丈调到余姚胜归山寺里。父亲认得他,九功寺的一些建筑修理的泥工生活,都是父亲做的,我跟着父亲到胜归山去看过这位法师,还住了一宵。

迎神赛会

九功寺不做戏文,但每年有两次庙会。第一次正月初一日,第二次正月初八日,为什么在这两天,不知道原因何在。大年初一头一天,人们穿新衣服,向九功寺朝圣,远近村镇的善男信女,挂着进香袋,提着烧香篮,香火之盛,很有点名气。我小时候每年必去,寺内香烟飘渺,钟鼓齐鸣。因为是新年的第一天,生意最好是卖“春牛图”月份牌,人人都要买一张的,一年二十四节气是村民最关心的。还有花绿纸戏文图,每家都要买几张,回家张贴在墙上,美化环境。还有各式土陶的玩具,泥塑的狗啊鸡啊等手工艺品,也会叫。此外,还有各种花炮,不过花色没有现在多而已。其他有饮食摊和赌摊,特别“压得啷,着啷哉”①最吸引年轻小伙子。

马鞍山天王庙、胡家梅山殿,这两座庙都在胡家附近。以习惯来看,天王庙施姓管理为主,梅山殿为胡姓管理,每年农历五月,两处都有庙会,名为“青苗庙会”。天王庙一般在五月中旬,梅山殿在五月下旬。逢到庙会,庙里要做戏迎神赛会,远近村镇农民都要赶庙会看戏,影响远至十多里之外。人们会趁此机会走走亲戚,庙会附近的人家都很隆重准备招待客人,我父亲也要买点鱼肉荤菜准备客人来。这两个庙会形式和内容基本相同,时间也集中在农闲一段时间。农民忙碌一年,主要靠二季稻,早稻在小满之后插好秧,晚稻在夏至之前插好,晚稻插在早稻之间,不像现在收了早稻再种晚稻。所以在庙会之前,青苗都下了种,田间紧张的劳作告一段落,农民们最大的希望是祈祷风调雨顺,有五谷丰登的年景,因此“迎神赛会”求菩萨保佑。

来参加“迎神赛会”的村镇都要拿出自己拿手的项目,相互竞争,出奇制胜。一般参加的项目,有“大旗”“龙舞”“高跷”“丝竹鼓亭”“化装戏文”“道班仪式”“前后卫旗伞”,最后是泥塑木雕的偶像,八人抬的菩萨大轿。道班都是小孩子。穿着特制的衣服,有一年我也参加过。天王庙菩萨出迎的路线是绕转牛头山,有40里路,父亲担心,怕我走不动,但我坚持下来了。迎神庙会在下午2点开始菩萨出殿,晚上9点钟进殿,菩萨出迎经过的地方一般都隆重唱戏相迎。庙会是否热闹,决定于菩萨灵不灵,菩萨灵不灵,关键在于天气是否风调雨顺,“靠天吃饭”的实际决定了农民的思想意识。而泥塑木雕的菩萨也是“靠天吃饭”的,农民收成好,生活得富裕,菩萨受供“享受”也富足。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对农业来说很多时候还要“靠天吃饭”的,“风调雨顺”之外还希望“国泰民安”,希望路线正确,好的政策要不折不扣落实,政治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迎神赛会”是否热闹,“大旗”和“龙舞”起决定作用。大旗要“新”要“大”,各式的龙也要比“新”比“大”。一架大旗有抬的,前后拉牵的,左右护旗的,后面还跟着许多预备队员,总共有二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大旗要跑的快,要抢第一争面子,碰到互不相让的就要打起来,农民叫“打人仗”(打群架)。开始只为抢先抢前而打,最后有扩大到村对村,结成宿怨甚至世仇的。

我看过的迎神赛会,要数马渚的最好。在我的记忆中,三月初十童家山的庙会最闹猛,马渚前堰头、后堰头都搭河台做戏,童家山庙会出殿没有看过,据说每次出会“大旗”总有四五十面。从出殿到马渚,已经到了傍晚,菩萨要换五色灯彩的暖轿,在马渚“排夜街”,渚水两岸照耀得像白昼一样。马渚街中间有一条渚水,两岸都是商店,菩萨从岗庙山脚下出发,经渚水西街再到东街,两边灯彩隔河相望,过东街向后堰头而去。“大旗”没有了,各色龙灯开始幡然起舞,绚丽多彩。火龙灯喷着烈火,戏弄火球,火焰满街飞舞,狮子舞的球也是喷火的。鼓亭丝竹化装成彩船一样在街上行走;“道班”手提彩灯,还有火炬。最后是菩萨。马渚镇上的精彩娱乐表演,足足要两个小时。

此外,方桥八龙寺庙会也经过马渚,但没有童家山“夜街”精彩。

① 方言“压住了”、“点着了”,大意指“押注”和“中奖”。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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