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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偶留

                   --我的回忆录(1914-1949)

                              ----胡守礼
自序
  
一个人成了名,就会有人替他宣传祖宗三代的家谱,祖父做什么,曾祖父做什么,什么地方出生,祖籍哪里,甚至哪一座房子,朝南朝北,周围环境,五行风水,不一而足,无非想说明这个人所以成名,是由于出身高贵,或是名门望族或是书香门第,祖上积德,教子有方,所以能出人头地,光耀门楣。

我出身寒微,家道贫穷,祖宗渺远,既无史籍可考亦无传说可寻;本人平凡,没有伟业可歌亦无创举可书,但从小时候到目前的亲身经历,回忆起来,倒也有点意思,有欢乐的,也有辛酸的,有惊心动魄的,也有暖意温馨的,有奋斗挣扎努力向前的,也有为一言一行失检而抱憾的。回想一切,如同绵绵细雨渗入心田,以致时隔久远,仍难以忘怀。
  
因此,我就记忆所及点点滴滴记下来,雪泥鸿爪,作为“自传”,说得时髦一点,叫它“回忆录”。

我的回忆录自1981年4月动笔,历经两年三稿,于1983年6月12日誊写完成。

胡守礼
一九八三年六月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
生不逢辰
家住祠堂
肩负厚望
启蒙学堂
五卅风云
远近亲戚
清明时节
九功寺内
迎神赛会
我的父亲
童年乐趣
所爱所恨
出路何在

二、海上沉浮(1926-1931)
初涉上海
失意归乡
二进上海
莫名蒙冤
寄人篱下
旺季生意
剥削有术
我要学习

三、挣脱樊笼 (1931-1934)  
满师还乡
《生活》周刊
患难之交
准备出走
报考银行
飞出牢笼
再会,上海

四、银行生活(1934-1944)    
(一)洪都片断
首途
南昌
集训
分飞
(二)龙泉鳞爪
遂川第一夜
银行办事处与遂川分金库
遂川风物
我的银行同事
币制改革与银行改组
抗日宣传
遂川生活
探亲访友
我的未婚妻
调离遂川
(三)澄江春秋
泰和有了银行
泰和来了浙大
返乡完婚
泰和安家
繁忙的泰和
恐怖的泰和
泰和包公馆
长袖善舞包旭初
我的小家庭生活
被逼离家
割不断的乡愁
(四)赣城过客
总行会计科
江东庙宿舍与老同事
蒋经国的新赣州
天伦之乐
有了转机
“即回总行”
史总约见
“流放重庆”

五、赣渝道上(1944)  
准备远行  
赣湘途中--茶陵、衡阳
同行九人
王又庸的太太熊小姐
湘桂线上--桂林、柳州  
黔桂飞渡--宜山、金城江、独山、都匀、贵阳
筑渝迈步--遵义、娄山关、桐梓、重庆

六、雾都重庆(1944-1946)
打铁街的银行办事处
从我家看重庆
重庆遇老友
胡德馨之死
悼念韬奋大会
没有希望的国民政府
银行的暗账与明账
银行内盗和黄金储蓄
重庆生活点滴
我们可以回家了!
只有等待

七、重返故乡(1946-1947)
哭父亲惨遭寇害
送妻儿先行返乡
回江南久别重逢
费周折余姚买房
子欲养而母不待
找工作养家糊口

八、上海风云(1947-1949)
我进了山西裕华银行
山西裕华银行的福利
西摩路581号宿舍
经济崩溃乱象
山西裕华银行的末路
余姚城南石板桥新居   
黎明前的上海
军代表是老熟人
参加银行系统接管
一封信“害了”张育中
安家上海
一生爱书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生不逢辰
  
我出生于一九一三年岁次癸丑年年底。我虽不是满清遗民,却也生非盛世,一出世就碰到帝制与共和的交替。但是,毕竟我降生的地方远离政治中心。

我的家乡是浙江余姚,南部四明山脉像屏障一样隔断了余姚与各县的联系,北部濒临杭州湾,地理上形成东西狭长一条,天然划分为南部山区、北部为海头--杭州湾、中部稻米区,沪杭甬铁路①甬曹段横贯其间,是全县的富庶之区。
  
我的出生地在余姚西乡的陡亹(斗门)镇九功寺胡家村,离县城有20里路。斗门镇是渚水的东头,面临余姚江支流,上段习惯称为“中河”,下段就是余姚江,我们称之为“下河”。中河与下河之间有一条石坝泥堰,石坝在山岩边,山虽不高,却是很陡,山岩直削而下。中河河床高,下河河床低,中河的水在石坝上淌过,流向余姚江,发出翻腾的咆哮声。在石坝旁还有一道泥堰,往来船只过堰时,就把绳索套在船尾,两旁有十几个人推着大车輪收紧绳索,慢慢地把船由中河过堰送到下河,或由下河送到中河。马渚镇到余姚县城往来的各种船只络绎不绝。我每次到斗门去,总要在那里看许多人推船过堰。
  
胡家有三个自然村:九功寺胡家、中央胡家和梅山殿胡家。三个村各有特点,梅山殿胡家是远近闻名的胡姓大族,房子都是深院大宅,上一代出过有名的人物,大家不叫名字,以“杏记”代替,据说在上海、宁波、余姚县经营钱庄、银炉(银楼)、典当、酱园等最赚钱的买卖。“杏记”有七八个儿子,一个个不事生产,坐在金山银山上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嗜赌吸鸦片,每人都有几个小老婆。我父亲在“杏记”里做过长工,这一家的丑史都能如数家珍般那样清楚。到了我父亲年龄的一代,“杏记”已经成为败落人家而空有一些庄院罢了。
  
中央胡家在三个自然村里居中,都是一些种田的殷实户,颇有几家“出路”发财的,造起了楼房。九功寺胡家,全村房屋是坐北朝南,前面有一条河叫“面前河”,再南有座山我们叫它“南山”。这个村可分东西两段,东段的房子好,有二三家是深院大宅,石板铺地,沿河是宽阔的花岗岩石驳岸;而西段都是贫苦农民,房屋破烂东歪西斜,河沿倒塌,垃圾都倒在河沿上。大家习惯叫东岸的人为“白脚膀”,西岸的人为“红脚膀”。所谓“白脚膀”,终年穿着鞋袜,文质彬彬;“红脚膀”是赤着脚在泥巴里滚的穷苦人,也就是种田人。

我出生在九功寺胡家西岸的一个贫僱农家庭里。我记得住的房子在西段顶头,屋旁就是村外,有一条南北向的石板路,北通铁路官路,南通山前胡家(梅山殿)及他姓的各个村庄。在门前有一个河埠头②,年久失修,但还可以看出原来的样子倒是不小的,河岸上有一株高大的皂树,在村边石板路西有一块我们叫“柏树坟头”,大概是有钱人的墓地,周围是高大参天的柏树。在我懂事时已经荒芜,在那里吊着几只牛,已成为放牛的场所。
  
在我的印象里长年见不到母亲的面,家里只有祖母和父亲。祖母告诉我,在我只有二三岁时,母亲生了妹妹,生下来就死了,于是母亲就到城里给有钱人的孩子喂奶去了,我们叫“奶娘”。父亲会做泥水匠,人家房子漏了就去补漏;人家有婚丧喜庆,就去帮忙;人家农忙或有其他事,就去做短工;没有人僱他时,他就作小生意,赶庙会,贩卖桃子、杨梅、甘蔗等水果,从来不要歇的。但是他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搓麻将赌钱,为此祖母时常要和父亲争吵。  

有一年梅山殿做戏,父亲赶庙会去卖茶,借来台子板凳。做这生意本钱少赚头好,只要花点买茶叶和柴爿的本钱,当然还要搭一个棚。那次偏偏我发高烧了,急得父亲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后来母亲从城里回来,我们搬家了,原来住的房子是人家的,怎么自己没有房子呢?在我小心眼里打着一个问号。路不远,可房子很小,没有先前大,烧饭连灶也没有,用一只缸做的,又烧饭又烧菜。这时家里养着一群鹅,我已经会割鹅草(鹅苦料)看鹅了。有一次鹅不听我指挥,我发火用长竿狠狠地打鹅,回来被母亲打了一顿。因为从来没有人打过我,气得我赖在地上不肯起来,饭也不吃,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不久又搬家了,这次搬得远了些,在东村和西村之间,是一间草顶竹篾泥墙的小屋。但我每天还到西村和原来的小朋友一起玩,一同到山上去捡柴,一同到河边去摸鱼。南山是经常去的,我们“面前河”鱼很多,一到春天在春雨绵绵的季节,田里已经插好秧,秧田里水太多了,放水的时候,河里的鯽鱼会游到田里来。在这间草舍茅屋里,母亲生下了我苦命的弟弟,这时候家里经常只有母亲和弟弟,祖母哪里去了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出去帮人家去了。但是不久母亲又走了,弟弟也不见了,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后来知道弟弟寄养给人家,母亲又去做“奶娘”去了,在城里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① 沪甬杭铁路当时分成沪杭、杭甬两段,其中杭甬段为钱塘江、曹娥江所阻,于1910年6月先修宁波至百官(曹娥)段,全长78公里,1914年竣工通车。
   
② 方言,即码头。

家住祠堂

在草舍屋里住了一年多两年光景,父亲又要搬家了,这次搬得更远了,离开了九功寺胡家老居,来到了母亲娘家施家漕头,住进了施姓的祠堂。搬家时几乎亲戚都来帮忙搬运破烂,用箩筐挑着,祖母手里还拿着几根点着的香火,意思是把祖宗请过去。舅父家倒离得很近,只有一箭之遥。我到祠堂里看到大爹已经有病了,奄奄一息,不久就死了。大妈带着孩子在慈溪骆驼桥没有回来,是否改嫁没有听说。
  
在我童年时期,几年就搬了四次家,在漕头祠堂里住的时间算是最长了。孟母择邻,也不过三迁其庐,为什么我们要搬来搬去呢?人家都有自己的房子,鸟儿也有一个窠,为什么我们没有呢?祖母为回答我的问题,就唠叨地从上几代人的家史说起。从前我们家是有窠的,上代祖宗传到我祖父时,还有几间破屋,祖父死后(我还未出世),父亲得了眼疾。那时父亲是有气力的小伙子,也听父亲讲过,一百多斤的袋头(米袋或谷袋)肩了跑,还要走跷板,每逢秋收后,梅山殿胡家“杏记”里放出去租船一回来就忙了,这时就要多僱临时短工,艨艟大船,一字排在江边,租谷一袋一袋堆得像山一样高,要经过晒干和风车扇净,然后才进仓。这样的劳动要好几个月,全家都靠父亲苦力劳动维持生计。如今父亲眼睛害病,全家着急,因此到处求医,欠了一屁股债。为了医好父亲眼疾,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将房子卖掉,从此一家人是无家可归了。据说我就在这时候出世的,所以从我能记事起。就住在西岸胡家别人家的房子了。
  
住祠堂是最低贱的人,听人使唤,帮人做事,受人家管;祠堂里逢到祭祀之日如正月十五“灯会”、“清明”、“冬至”,要把祠堂内外,桌椅板凳,都要打扫洗刷干净,平时有人来借用祠堂也要打扫,我祖母就是这样无休止地劳动,度过了晚年。社会的陋习也影响小朋友,我小小年纪也受同伴的嘲笑和歧视。也受到老师的轻视。穷孩子家里没吃没穿的,和其他同学相形之下,会产生自卑感,见到人觉得抬不起头来。

我去九功寺小学读书,每天中餐带点什么“下饭”,就很使祖母为难。带点什么菜呢?本来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如霉干菜、苋菜梗我都要吃,但作为带饭的菜,就有点难为情,人家看到就带讥讽地说:“臭来!臭来!”我常吵着不肯带,鸡蛋是有的,但祖母舍不得吃,要留着卖掉,有时给我吵得没有办法,炖一个囫囵蛋。父亲有了钱,有时给我买一条东洋鱼,一条鱼够我吃几天。带饭的盛器,讲究的都是用搪瓷塔篮,一塔放菜,一塔放饭,有的两塔菜;其次用有盖的小挂篮,用红漆漆着,我的却是一只篾白菜篮,装着饭和菜,一眼全看见,我总是感到自己多么寒酸,心里老是自惭形秽,跟父亲吵着要一只带饭的篮。隔了一年多,父亲在马渚“十月半”庙会时,给我买了一只带饭的小挂篮,虽只三四角钱,可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啊!学校里的先生可真是有点势利,这虽是人情炎凉的社会常态,原不足为怪,但在我的幼小心灵里深深地种下了自卑的烙印。

母亲生下弟弟之后,不久就把弟弟托人寄养,自己到马渚后堰头丁家大地主家里做“奶娘”去了。一个月四五元工钱,除去弟弟的寄养费每月两元钱,也就剩下两三元钱。据父亲说,弟弟寄养在海头天元市,瘦得一把骨头,成了痨病,看到心痛,抱回来不久就死了,这是后话。家里祖母、父亲和我三个人,父亲出去做工,通常是早晨背上泥水匠工具袋出门,晚上很晚回来。祠堂里房屋多,放的都是木祖牌位,孤零零的没有左邻右舍,阴森森的,天暗下来后,形影摇晃,我就害怕。父亲回来晚,我和祖母睡,床上很脏,还生虱子,我实在不愿意睡,要祖母给我讲故事、讲家史,以消磨时光等父亲回来。
  
我在娘肚子里祖父就去世了,祖父有几个兄弟搞不清楚,但父亲是有叔伯兄弟的,他们都在上海,我见过也不认识,父亲到上海,总要去看看他们。那时家里种着几亩地,到年根岁末家里没事了,祖父就去里山(余姚南乡四明山一带)去“唱戏”,实际就是要饭,过了正月才回来,带回来的是年糕冬舂米。在青黄不接的春荒时期,加上自己种的菜,可以度过春荒。祖母还告诉我,在三九严寒的冬天,祖父就到河里摸鱼,冬天的鱼儿沉在河底不动了,容易摸到,有时候摸到的鱼拿到街上去卖掉,换米回来。

祠堂傍边有那么点公地,归住祠堂的人种,不要交租金的。祠堂河边一块田,每年一块银元,还有樟树畈(fàn)坟堆角落里也有一块,总共一亩多一点。这些田长期荒芜,杂草丛生,石头多、漏洞多,不积水。虽然如此,父亲丝毫不敢怠慢,早晚很多时候都在地里劳作,我也帮着做些能做的事。祠堂里还有一个园子,除了两边两根四五丈高的旗杆石墩,乱石成堆,野草没膝,成了乌鞘蛇、四脚蛇的巢穴。父亲带着我天天捡石头,除草翻土,也做成六条土床,一年四季种上瓜果蔬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夏初种上黄金瓜、菜瓜,第一年黄金瓜长得不好,菜瓜倒长得像小枕头一样大,清脆爽口。祖母早晨摘下浸在凉水里,下午吃,真是消暑佳品。冬天黄芽菜已经包了心,要吃就割一棵。一年四季蔬菜是不断的,茄子、黄瓜、毛豆、小白菜……

祠堂旁边的地里也种上了白菜、雪里蕻,冬天腌咸菜,春天晒菜干。自己吃不完就挑到斗门镇上去卖掉或送给姑母家。种菜就是靠勤力,天旱早晚多浇水,天雨要排水;要经常松土、捉虫、除草、施肥,所以很多种田人不愿意种蔬菜。种稻只是辛苦一阵子,种菜早晚都要忙。姑母家就是田虽然种得很多,菜却种得很少,经常没有菜吃。父亲常说“吃饭人多,不留点地种菜怎么行?”

祠堂的地里石头多,有漏隙,难以储水。碰到不怎么漏水的地,有时也种稻,一般采用轮种的办法,如今年种菜,明年就种稻,但往往收不到多少谷子。水稻就靠水,但地里漏洞多水积不起来,半月不下雨,田就干了。车水是包给人家的,还要趁人家牛有空。种田插秧时我也插,水田有蚂蝗,叮牢就不放,非得流血不可。收割时我也割。我不喜欢割早稻,割早稻容易碰伤晚稻(早晚稻间隔种的)。割晚稻时田已经干了,光板田好割。最怕挑稻草,压得肩很痛。

这样我们辛辛苦苦一年,一亩田只收300斤谷子,也就180斤黄糙米。只够家里吃两个月。父亲常说我们是“籴饭来吃买柴烧”,米珠薪贵的日子,穷人的日子真是难过。

为了想少籴一点米,少买一点柴,有一年父亲在樟树畈舅父的大田旁边租了二亩地,虽然多了烧的稻草,收到的谷子除了交租外,剩下不过百来斤,却苦煞了我们父子两人。

父亲是不肯闲下来的,有空就去做短工,做贩卖的小生意,凑几个钱买米。冬天还要去砍刺柴,这种柴既不好砍也不好烧,我闲下来也到处捡柴,以度寒冬。

我很喜欢种花,不过只种草花,也要种果树,到了清明节前后到处去寻找树苗,桃三李六梅九,桃树三年就会开花,第四年就能结桃子了。我在园子里种了好几棵桃树,开花的时候,先是满树蓓蕾,等到展惢怒放时,像一片红色的云霞。花开之后叶子才生出来,桃子慢慢地也大了起来。其中一株桃子熟时吃来真如鲜蜜汁一般,可惜后来给人家知道了,白天也爬过墙来偷,还踩坏了菜,父亲一发火,就把桃树砍了。

后来我出外谋生,也种过桃树,结果一样的命运,也砍掉了。每年清明到胡家祠堂里吃“上坟”饭,我总要到南山去挖野樱桃苗,姑母家里有一棵,就是从山里挖来的,开小红花结小樱桃,可是我种的就是不结果。

肩负厚望

搬到漕头祠堂时,我已在九功寺小学就读,父亲要我仍去那里读书。从漕头到胡家虽然一眼能够望清楚九功寺山上的松树,但走起来足有3里路。我生来矮小,叫名①9岁,实足年龄不过7岁,早晨去,傍晚回来,还要带一餐中饭,一碗饭加一点菜,用竹蔑篮提着。

我每天到九功寺小学去读书,也有一些原在私塾读书的同学看到很羡慕,也有报名转读的,金家的金能祺、朝东屋的施时春、漕头地主的儿子施秉初和他的姐姐妹妹,后朝东屋的施某某,我们先后都同学过。特别是后朝东屋的施某某,他比我大二三岁,在路上总是照顾我。他从后朝东屋家里出来向南,我从祠堂出来,两个人要到高家村官路上才能走到去九功寺小学的一条路上去。我们相约在路旁插竹片为记号,谁先到看没有竹片就等,如果插上了就不要等。因为我年纪小,多数是他等我。不久他停学学生意去了,很早就结了婚。1938年他在马渚开粮食店,我回乡探亲经过马渚乘百官快船时,在他店里休息了一会儿,但没有碰到他。

漕头有田地的有钱人很多,但进学校读书的,就是我这一个。当地私塾有两个,读书的人不多,一个在漕头,有十来个学生;一个在我们祠堂里,有二十来个学生。因为种田的人读两三年书,认得几个字就可以了,像我舅父家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中没有一个读书的,田种了五六十亩,烧陈柴,吃陈米,新屋造了又造,但就是没有一个读书的。

施家漕头有三个自然村,一是大漕头,户口最多;二是朝东屋,房屋的大门是朝东开的;三是后朝东屋,这三个村富户都是“出路”的,这样三个村庄,加上附近不是施姓的村庄有五六个,读书就是这么三十来人。

从我家里的条件来说根本不配读书,因为我家里很穷,母亲长期帮佣,父亲帮人家做短工,做小生意。但是父亲坚决要给我读书,宁可自己吃苦受累。我想是因为父亲实在太苦了,因此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父亲自己命苦,从小做牛做马,因此他希望我的命比他好点,所以很喜欢给我算命,而且一个瞎子算了还不行,还要再找另外一个瞎子算。瞎子算命总是揣度算命人的心理,顺着算命人的路子投其所求,路子摸到了,就说得天花乱坠。父亲总是说我生辰八字好,我是癸丑年十一月底半夜子时生的,癸丑是属牛,十一月底的牛是一年辛苦到了最惬意的时候,因为农家秋收已了,稻田已经翻土,田间牛的劳动基本结束。这时候的牛晒晒太阳,吃的草要拌上煮熟的花子饼或豆饼,对牛来说这是营养品,目的是使牛冬天养得壮,春耕时力气大;而半夜子时(11点至1点),对牛来说经过一天紧张劳动,就是靠夜里睡觉恢复体力。所以我这牛是有福之牛!一句话是“快活牛”,既然“快活”,就不是种田吃苦的坯子。只是我的命里金木水火土是缺金的,因此最好去学生意。

过路瞎子算了,父亲心里还不踏实,他又去找马渚镇一个远近有点名气的叫阿敖的瞎子算过,他说什么命里缺金的行业最好是拣“银炉”(即银楼)。这分明是带有讥讽的空话,但却增强了父亲对我的希望,所以更加坚决地要我读书多认识几个字,好去学生意,不做“红脚膀”。学生意不晒太阳,不淋雨,不挨蚂蝗叮,所以尽管家里眼前没有饭吃,读了书将来就会有一切,书中真好像有“稻粱粟”!

 ① 方言“名义上”,即指虚岁。

(待续)


感谢作者家属来稿

目录
自序 目录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一)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二)
一、我的童年(1914-1926)(三)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一)
二、海上沉浮(1926-1931)(二)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一)
三、挣脱樊笼(1931-193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一)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二)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三)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四)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五)
四、银行生活(1934-1944)(六)
四、银行生活(1934-1944)(七)
五、赣渝道上(1944)(一)
五、赣渝道上(1944)(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一)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二)
六、雾都重庆(1944-1946)(三)
七、重还故乡(1946-1947)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一)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二)
八、上海风云(1947-194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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