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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三章 曙光
   
(一)
   
进入1978年,“四人帮”的垮台已经一年多了。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许许多多惊天动地的变化,拨乱反正的工作开始全面开展起来: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六十期上发表,掀起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针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着手开始并完成了为全国在派分子摘帽的工作;事实上停止了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运动;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并得到与会者的响应;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等错案平反;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在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由于当时广西的当权者在“两个凡是 ”错误方针的基础上延伸出了广西的一个“凡是”,以三个“凡是”自上而下的主导着各级当权者的思想,仍然坚持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上当时一派当权的广西区党委坚持认为广西一直存在着一条以韦国清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以至当全国各地都在大张旗鼓地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时,广西的表现却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姿态,特别是同抢先点名批邓形成了鲜明对照。那些在派性斗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上台的权势人物依然在各个部门掌握着实权,号令一方。他们对“四人帮””的倒台,从上到下步调一致,有条不紊,表现得有恃无恐、波澜不惊。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倒霉的人,总逃不脱倒霉的噩运,仍然被“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叛徒集团”、“上了林彪贼船的人”、“右倾翻案风在广西的代表”、最后又变成“四人帮在广西的死党”等大帽子压着,换汤不换药的被专政着。得势者终归“永远正确”着,成为政治上的不倒翁。
   
金城江这个地方虽小,但却是整个河池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且又是红军时代的革命老区。河池地区各县革委会在执行广西的“正确路线”中,表现得也尤为突出。在“四人帮”肆虐的年代,他们坚定的“紧跟”而成为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眼里的红人。到“四人帮”垮台的时候,他们又能紧跟浪潮,适时的表态紧跟华主席,紧跟“两个凡是”,紧跟韦国清。以至于在全国其他地方正在开展着轰轰烈烈拨乱反正的时候,河池地区革委会还在继续坚定的领导着各县革委会继续着他们自1968年派性武斗时就开始而没有完成的“凤山县剿匪”任务。而那被清剿的“残匪”就是十年前的派性武斗中,为了逃避派性的围剿和屠杀,不得不持枪逃进深山老林中的韦明乐四兄弟。他们被当时的凤山县革委会,河池地区革委会,广西革委会定性为“散匪”而长期围剿。在这一所谓的“剿匪”过程中,清剿方采取了惯用的策略,以可保全生命作诱饵,欺骗逼迫“匪属”上山动员 “残匪”下山缴枪投降。当年仅17岁的韦明景被骗下山投降后,第二天却被杀害了。其余兄弟三人就更是不敢下山。而在其后继续围剿的战斗中,韦明乐死于“围剿”人员的刀枪之下。为围剿这四兄弟的“残匪”,在广西革委会运筹帷幄下,调动了正规精锐部队一个团以及包括相邻的百色地区的凌云县、乐业县和河池地区各县的民兵、“联指”武装人员共4000多人组成的剿匪大军。这一“剿匪”工作前后共持续了15年之久,在“四人帮”垮台时也没有停止过。一直到广西全面开展“处遗”工作的1983年后,在长期围剿下幸存下来的韦明成、韦明立兄弟俩,已经在深山老林中度过了15年像电影《芦笙恋歌》中的主人公式的“野人”生活后,才得以平反,回家和亲人团聚。(1983年12月1日,《广西日报》头版以《“处遗”政策顺人心合民意,被逼上山十五年的韦明成、韦明立兄弟俩重返家园》为题,对此事进行过报道。在黄家南编著的《壮乡悲歌。广西文革纪实》218页有全文记述)可见,在这种稳定的表面所掩盖着的血腥,就是“一条正确路线”的真实写照。但是,这种表面的稳定,已经遮蔽不了初露于人民群众心中的曙光,禁止不住广大的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垮台的溢于言表的兴高采烈。这是当政者与人民群众之间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的表露。
   
人们的精神面貌在自觉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而不是运动式的轰轰烈烈。人们似乎从历次的政治运动经历中,特别是在“四人帮”终于被打倒的现实中,悟出了“阶级斗争”的“真实”涵义。人们不再认为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和斗争都是“阶级斗争”。不再认为都是“地主”、“资本家”与农民、工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了。所有事实雄辩的证明,过去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实质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却被统治者人为地有意识的误导和扭曲成人民内部的斗争而强加于人民,人为的制造和强化了社会矛盾。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及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作用在于掩饰了这种斗争的反民主的封建主义实质,蒙蔽和利用人民群众以达到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政治目的。无辜的人民群众被裹胁着被动地成为了这种斗争的装饰物和牺牲品。残酷的斗争现实,促使人们从被挑拨起来的群众斗群众的狂热情绪中冷静下来,自觉地尝试着挣脱那套愚民理论的裹胁,开始了独立的思考。这种全民性的思考,是在“林彪事件”无法掩饰而不得不公诸于众之后就开始了的。特别是人们通过不同渠道获知了在官方媒体中欲言又止,不便公开的“571工程纪要”的内容片段中,更加深了人们对这些斗争的认识。人们开始有了觉醒。及至到了1976年群众自发性的在天安门掀起的“4.5”运动中,终于在“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暴怒之下,忍无可忍的公开暴发了从长期愚弄中觉醒的愤怒。这是一场真正意义的群众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四人帮”开始感受到了“群众”不再是“愚不可及”了。尽管他们在感受到群众的真正力量后,仍然不甘于即将到来的最后失败,而动用了他们惯用以维护他们的专制淫威的“专政工具”,以图压制住既已燃烧起来了的群众的怒火。然而,愤怒的剑已经出鞘,何时会向他们当头劈下只是个时机的问题。人们在等待这个时机。终于,当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的相互作用下,在“4.5”的群众运动刚过去半年不长的时间里,人们所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像春雷一样,撕开了长久笼罩在人们心头上沉闷的阴霾而引发了举国上下的一片欢腾的时候,人们长期郁积在心中的怨愤得到了渲泄。同时也使人们更坚信了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老革命家们又一次坚定地站在了斗争的前沿,代表了人民的广泛利益,代表了正义,为人民的再次解放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些都是我个人当时的感悟。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种思想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只能是一种内心的独白。
   
历史再一次证明,乌云终究遮不住真理的光芒。如果问,在和“四人帮”斗争的胜利中人民得到什么?那就是全体人民的人格得到了恢复。我个人对此的感受尤为深刻。
   
(二)
   
大哥开始着手为我筹划着在金城江长久安顿的计划。1978年的金城江让我感觉到和我刚来时没有多大的能令人震惊的变化。这大概是因为我的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金城江这地方没有直接关系的缘故吧。这里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世,使得我和所有的人都可以交朋友,使得我在这里的生存成为了可能,加上有大哥的这层关系,至少我在这里的居住不再像之前的流亡。我的工作也不再难找了。我辞掉了原来在土产仓库扛包做苦力一天1.68元工资的工作,转而到地区水电局中找到了一份协助工程师们搞砼砌块的磨擦试验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技术含量较高,每天的工资是2.96元。由于我之前多年的流浪生活的磨炼,使我具了较高的适应能力,我很快的适应了这项工作。我开始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到了“四人帮”垮台两年后的1978年,在大哥的操持下,由大哥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我称之为“老华哥”的介绍下,通过相亲的方式认识了我的妻子,并闪电般的以大哥的“干部子弟”的名义,在大哥办公室开了一张证明,在镇里民政部门办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这个时候,我仍然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在我妻子不嫌不弃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仪式和张扬,悄悄地以我妻子那残破不全且昏暗的土屋为新房,以我妻子原来所用的床铺被褥,没有一样是新的能称得上结婚用品的情况下,过上了婚姻生活。婚前,我没有对妻子坦露过我自己的文革经历以及那一段自己曾经刻意去寻找而又不愿意真正得到,最终也没有得到过的婚姻经历。我的家庭出身状况成为妻子同情我的理由。“老华哥”对她所作的承诺是她愿意和我结婚的理由。她认为作为国家干部的大哥有办法将来把我们的户口农转非。农转非是当时农民的美好愿望。在当时,农与非农依然是衡量人的身份等级的基本标准。
   
由于金城江镇是河池地区行署所在地,地、县、镇三级的行政机关以及各类事业企业单位集聚,这里吃国家粮的非农业人口不断的增多,非农业人口的所有生活所需,都是由国家计划供应,包括疏菜都是由疏菜公司限量供应。这疏菜则是由当地的疏菜生产队专门种植,并按疏菜公司规定的数量、价格交售给疏菜公司,以换取国家向菜农供应的口粮。所以菜农的口粮比纯粹的粮农有保障,还不致于经常的缺粮断炊。那年月,粮食成为人们生存的根本,所以,能够享受国家供应的口粮的菜农,身份就比一般的农民略高一畴。菜农是得益于家住镇上或近郊,才有资格成为菜农。妻子一家原来是住在金城江现在最热闹的新建街,原来叫作灰耨村。由于1970年的一场大水,全村的老屋都被大水冲垮了,政府也就趁机占用他们的房地来建设街道,而把他们全都赶到镇西南近郊的水洞村南的山脚下重建村落,但在重建中,革命委员会并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救济或补助。他们只凭着自己的双手,利用还可以利用的从坍塌的瓦砾中捡来的旧材料,拼凑成勉强可以遮风挡雨的新屋。妻子一家与村里分开,自家独门独户的在军分区背后的山丘下路边,重建了两间这样的土屋,和新村隔着400多米远。新建的土屋比起她们家原来在市中心尚未坍塌的祖屋显得简陋、破败、凋零。我住进妻子家时,家里还没有电灯。我来后,把电灯安上了。我和妻子两个人利用出去打工的业余时间,用屋后的坡土,夯打成一块一块的坭砖,亲手一块一块地把坭砖砌筑成L形的两面墙,靠在岳父的屋后和厨房边,用岳父给的十四根桁条,到木材加工厂买来当柴火卖的板皮作椽子,买来别人从旧屋上拆下来的旧瓦,纯粹是以我们两夫妇双手和力量,建起了约合20来平方米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屋,等待着我们的孩子的出生。
   
我的妻子家里成分是贫农,但我的岳父是个国民党桂系廖磊部的老兵,曾到过安徽参加抗战。解放战争时没有随军撤往海南、台湾,而是伺机逃回家来。据我妻子讲,解放前,她们家里并不贫穷,比我那地主家的所拥有的田地还多,有几十亩田地,且都是好田。但是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不同,我们老家那穷山沟里因“塘里无鱼虾子贵”,解放时我们家被划为地主,但她家里的成分却是贫农。我的岳父在国民党军队服役时,在外面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多,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了解,逃回家后,就趁着还没有土改的时候,几兄弟就分了家,把家里的田地分成了几家几户,到了土改的时候,各家各户拥有的田地也就够不上地主富农的条件了。但是,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他们虽然家里成分是贫农,却因为老岳父在解放前的抗日战争时期,乡里抽壮丁时,由于他们家弟兄四个,非得抽一个不可,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二,为了免除兄弟的兵伇之苦,同时也由于他性格刚烈,胸怀杀敌救国之志,自愿报名参加了国民党军队。随桂系第七军北上参加抗日。最后在国共内战中,他乘机脱队回家,他自恃抗战有功而心怀坦荡,再者也自觉没做过伤害百姓的亏心事,总爱不分场合的经常的向人叨叨他的抗日英雄史,且对当时的政治宣传中,把国民党军队说成是不抗日的汉奸卖国贼而耿耿于怀,且不甘于那种童牛角马宣传的侮辱而为之争辩,所以也就成为干部们眼中的贫下中农的“异己份子”。其实,据他自己讲的,在他自愿报名当兵的时候,是抱着抗日救国的义愤,且是因为他们家共有兄弟四个,派丁时四兄弟中总要有一个人是要去当兵的,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在家里也不怎么热心于耕田耙地的农活,再加上自己性格耿直刚烈,也较其他兄弟适合于去当兵吃粮,所以也就自愿的去了。入伍不久,就随着廖磊的部队开拔到抗日前线的第五战区参加抗战。开始时曾在淞沪战场的大塘战役中,和日本兵真刀真枪、你死我活的激战了几昼夜,后来他所在廖磊部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及其后在大别山的抗日游击战。据他自己说,他是腰挎驳壳枪,背负大刀的特务队队员,曾跨着战马,左右腋下各挟着一个小孩,把他们从战场上纷飞的炮火中救了出来。他也是从枪林弹雨中捡回来的一条命。所以每当听到说他们国民党军队没有打过日本鬼子,他就压不住心中的火气而不顾一切的争辩。他很少跟人说起他所在的桂系第七军与解放军的恩怨,特别是与林彪的四野的恩恩怨怨。当他听到人们议论林彪是常胜将军时,他总是表现出一种少有的不屑和嗤之以鼻。他在家里曾对我们说起过:“林彪也不是什么常胜将军,在湖南的一战不也给我们桂系打得落花流水,整整一个师差不多全军覆灭”。当时我有点将信将疑,后来查阅历史知道,他说的是解放战争后期在湖南永丰县的青树坪一战,林彪四野的49军146师被白崇禧的第三兵团桂系第七军和48军伏击并几乎全歼的史实。但是他对于他们第七军在衡宝战役中的全军覆没,只有他们的军长李本一只身从四野的围歼中脱逃而衔口不提。而他正是随护着他们的军长逃出来的不多的幸存者之一,逃回到桂林之后,他也就乘机脱队而从桂林经柳州只身逃回家来的。好在那时桂系退回广西后已是兵败如山倒,没有人再抓逃兵了。这其中的经历只有他自己知道。在他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批斗的对象时,也就有人想抓住他的痛处来整他辱他,他也就不得不顺坡下驴的为自己辩解说,自己是因为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而逃跑回来的。批斗他的人中大多都是原来本村的同族兄弟,也没有几个人落井下石的乘机伤他,也就不了了之。当兵前他在家就已经定了亲的,因当兵离了家而未能成婚,家里以为他再也回不来了,他的未婚妻也就被人拐跑了。家里有田有地,他回来后几兄弟分了田地分了家才成的亲。我那未见过面的岳母在我妻子12岁时的饥饿年代就过早病逝了,留下姐、弟、妹三人由岳父一人拉扯到大,当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所以他也就一直没有续弦再娶过。由于岳父是国民党兵的政治污点,其子女的政治前途自然地也就失去了念想,姐、弟、妹三人年纪小小的就成为了菜队的正式菜农了。
   
妻子由于小小年纪就要帮着父亲照顾弟妹,初小没读完就辍了学,仅凭着求知的欲望,只要能弄得到的报刊杂志和小说,她都不会错过机会,在一天劳累之余的晚上,就着那昏暗的煤油灯如饥似渴的一篇不落的看完,虽然写不出来,却比一般的初中高中毕业出来的人还能把书中的故事,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地边劳动边向队里一起劳动的伙伴们讲述得头头是道。她的故事在为大家解除了劳动的枯燥和疲累的同时,也引起了那些挑剌的队干的不高兴,甚至上纲上线的指责。由于她的性格不少受到她父亲的影响,心直口快,不畏强权,也就常常的少不了和队干顶嘴辩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小年纪的就又当姐又当妈的帮助父亲照顾弟妹,而且还要参加队里劳动要工分,十四、五岁就成了队里的主劳力,所以她在队里长辈们眼中也就成了公认的“辣妹子”。那些得势的想整她的干部却也拿她无可奈何。由于家里这样的条件加上她个人的性格,所以她的个人问题也就高不成低不就的几乎拖成了大龄青年,一直拖到“四人帮”的垮台,这天下大势也开始向好的方面变了的时候,我的即时出现,也就顺理成章地成就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的俗语佳话,了却了我过去曾经处心积虑去寻寻觅觅而不可得的一段姻缘。尽管我们是闪电式的婚姻,但我们都能很好珍惜而相依为命、相濡以沫。
   
婚后,妻子和队里几个女青年作为队里派出人员,到县饮食公司最大的饮食店做临时工,以换取店里的潲水回队里喂猪,但她们却只能回队里按月记工分,每人每月向队里预支5元钱的伙食费。我依然自己做着临时工谋生。到了1978年的最后几天里,报纸里相继报道了有关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决定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并且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不再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还决定给1976年发生的“4.5”天安门事件平反,也给刘少奇平了反。如果说“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只是给我带来了生活的曙光,接踵而来的这些消息,给我个人带来的无疑是照亮我前途的光芒。使我开始了对未来的憧憬。
   
(三)
   
到了1979年5月,我们的儿子出生并顺利的在水洞大队里报上了户口。这不仅是得益于天下大势的变化,却也离不开妻子在大队里当文书的儿时伙伴的帮助,这个情份也是忘不了的。而此时我的户口依然是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说不清楚。从将来孩子的前途考虑,我不能总这样做永远的黑人黑户。有了大队里这层关系,加上大哥在镇里的关系,我开始把我的户口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当时的户籍管理规定,农村户口向城镇迁移可不是容易的事,特别是要农转非,好在我要转来的是蔬菜队,仍然带着农字,也就相对的容易些,只要生产队同意,再得到大队的同意,再经镇里盖章批准,最后关键的环节就是到派出所审核签发准迁证。队里有妻子的同宗姐妹做队长,且我的理由也是正当的,就不是难事了,大队里就更没有问题,到了镇里,有大哥单位的林姐热心帮忙,连到派出所这一关都包了,这准迁证也就弄到手了。这一切得来似乎很容易,但不是在每一个关节上都有关系,那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生产队和大队且不说,那是妻子自己的姐妹关系。到了镇里和派出所这一关,如果没有林姐出面,那前面的就算白搭。
   
林姐在金城江算是个叫得响的角色。要说她能给大哥面子而帮我的忙,那真是人性回归的充分体现。林姐在文革中两派斗争的时候,在联指派里也算是个强势人物,后来联指得势,她也就没有受过什么难。但她是个热心肠的人,同情弱者,对大哥的落泊经历她是一清二楚,后来大哥因家庭出身和文革的原因受到多番压制,被调离原单位,到干校,到拔贡水电站工地,后又被贬到边远的巴马县供销社,到“四人帮”垮台后才得以调回镇政府企业办,和林姐在同一个单位,两人过去因派性斗争时就相互认识,但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如今在一个单位共事,也就没有什么尴尬和隔阂。尤其是经过那么些年的折腾,到头来让人始料未及的世事变迁,人们对世间事也有了新的感悟,大家都对那没完没了的为迎合政治需要的你争我斗、相互倾轧已经感到厌倦了,不再热心于受别人所利用,为他人做嫁衣裳了。在一个单位里朝夕相处共事,彼此心胸也就放得开,关系也算融洽了。林姐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加上大哥有自知之明,一惯为人低调,凡事不与人争,性格又幽默随和,对人生哲理的领悟也较透彻些,所以到了镇企办的单位里,和林姐等一班原来的同事就如韭菜般的“一捞就熟”。我刚到金城江时,几个重要的关节上,在大哥的请求和委托下,都因得到过林姐的热心帮助而解决了。当初如果不是林姐给弄了一本临时工工作证,我还不知能不能在金城江呆下来,到了办户口这样的大问题上,不是她出面到镇里,并且直接到派所找所长“刘胡子”,那准迁证也就不那么容易就签下来的。这些我都铭记于心终生难忘。
   
得了准迁证,要去办迁出证,对于我仍然是个大问题。我的户口早就从原籍迁出来了,而后就没有个落处,迁移证一直就放在维新巷姨嬢家,我还能去哪里去办迁出呢?我思前想后,认为只有还是硬着头皮回老家办。我想起当初在贵阳被抓回柳江县收容所时,后来送回三都的时候,因三都拒绝接收而不得不又把我送回县收容所,最后县收容所无可奈何,只好把我放了出来,所长告诉我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也没说要怎样解决。现在是应该到了可以解决的时候了,我不如就回去直接找县里解决。
   
我想好方向路径,于是,我首先把我的户口情况写成一份三页纸的材料,在材料中难免把我当时为什么要出去上门,三都大队的一些人如何的从中阻挠和作梗,最后被迫流浪的经过作一番控诉性的陈述。然后和妻子带着半岁不到的幼儿,回到柳江。我想到,这些年办任何事有关系就好办些。我循着这个思路,想到要找一个能帮帮我出点子的人,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从成都部队复员在县药厂上班的堂哥。堂哥文旭是真正关心和同情我们一家遭遇的人,当年二哥和振切他们避难到四川时,他曾毫不避嫌的给予了庇护和收留。像我这情况找到他,他肯定会千方百计帮忙的。找到了文旭哥,他为我有了着落而很高兴,马上积极的把在一个厂搞供销的,和我是儿时伙伴的刘智荣找来一起商量,他们两人一致认为,办这事还非要找在县公安局工作的三都老乡颜建学不可。颜建学是我小学时相处不错的同学,考初中时考不上就参了军,文革时就复员了,武斗过后是公社革委会保卫队成员,当时我从县看守所出来,就是他和另外两个保卫队的人把我从县里押回三都的,他一直坚守着较人性的原则,没有对我施以任何敌视的行为,出于当时的政治气氛,虽不能公开的对我表示同情,但从他的态度和表情上还是表露了些许内心的同情。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他一定会帮忙的。他当时是拉堡派出所所长,我们一起到派出所找到了他,把我的情况向他说明,他很热心的答应帮忙。我把写好的材料给了他,他看后说:“这些事就不要讲了,我们的目的就是能办好我们现在的事就得了。我负责帮你找管户籍的副局长,这个女局长蛮好讲的,只要她开口了就好解决了。”于是,我把准迁证给了他。就在当天下午,他就来答复说:“女局长已经当我的面给三都管户籍的人打了电话,叫你拿着准迁证和原来的迁移证到三都办就得了。”得到他的答复,我们几个人都非常高兴。我当时就不无感激的对老同学表示了千恩万谢。他也很诚恳地对我说:“过去这些年也确实难为你们了,过去了就好了”。第二天上午,刘智荣陪着我们夫妇一起,回到阔别多年的三都街。我们没有先回家,而是首先去办事。智荣对我说,他认得三都这个办户口的人,并叫我买一条烟,(当时一条烟也就几十元钱),到时进门好说话些。我就照办了,交由智荣一个人进公社去,我们就在外面等着。由于经办人事先已经得到局长的电话交待,智荣进去不到一个小时就办好出来了。我长长的吁了一口气,感叹我在经历了长达九年没有“人”的身份的“黑人”的流浪生活后,至此,我才又得以恢复了“人”的身份。怀着高高兴兴的心情,回到我那破败不堪的老屋,年迈的父母为儿子媳妇及孙儿的忽然出现而喜出望外,加上听到我说是回来转户口的,并且已经办好了,母亲禁不住的老泪纵横,悲喜交集。
   
(四)
   
生产队开始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由于队里可以种菜的地已经不多,妻子一个人就能把全家要交售疏菜的任务全都一起包干了,我就可以利用我的空闲时间找其他工作做。我和从老家来的阿亮一起做起了肉皮加工的生意。当时的农民做生意还不可能获得到政策的允许,我们就在大队开一张做乡镇企业的证明,到金城江各个饭店联系购进他们不用的冻肉皮,回来加工成干肉皮。做这生意是要起早摸黑的,半夜里饭店开始上班我们就要赶到饭店,帮他们把冰冻的肉皮铲下来,把肉皮收购回来,在家里加工成干皮,然后送到火车站托运到柳州,通过阿亮在柳州的二姐负责销售。主要是销往玉林地区的贵县。那时在火车站托运东西并不容易,到火车站要经过检查,而且要有证明。有一次我们就着晚上人少不用排队而把肉皮送到火车站办托运,被铁路派出所认为我们形迹可疑而扣了下来,通过与镇里河南派出所联系了解了情况,才放了我们。后来我们把生意扩大到贵州云南,还要通过大哥从镇企办开了一张外出业务的介绍信,去采购加工好的干猪皮,运回广西来。我们在本地引领了农民做生意的潮头,虽然属于小打小闹,却最先尝到了政策开放和社会变革的甜头。我为此而受到鼓舞。但是这时广西改革开放的政策还很不明朗,中央还又刚下发了一个“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的什么“2号文件”,给镇里一些搞惯了运动整惯了人,且早就对我们所做的这桩生意抱着异议的人,又好像抓住了一根“革命”的稻草,以镇企办给我开介绍信出去做生意的事为把柄,说成是纵容我们搞投机倒把,以此为词要乘机整大哥,整镇企办的人。并为此搞了一个专案组,跑贵州,跑昆明的忙了几个月,也没找出什么名堂来,加上这时全国农村已经在搞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处都在搞分田分地到户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虽然没有给我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却也足以使我虚惊了一场。这是我在毛泽东之后所经历的最后一场左祸遗毒,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政治空气显得越来越宽松,令我欣喜和振奋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的发生了:全国所有的冤假错案和右派都得到了平反之后,接着的是全国的“四类分子”也出乎意料的得到了“脱帽”。特别是接着又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我多年以来心中所思考的诸多问题找到了若干答案。对我来说,显得尤其重要的是,我的孩子以后可以在所有需要填报的政审表格中的家庭出身一栏,不用填写“地主”而是以“社员”而代之。尽管人们很清楚“社员”毕竟不是贫下中农,而是由“地主”、“富农”演化而来,只是称谓不同而已,让人一看就知道它仍然是地主阶级的代名词。这是一种歧视与被歧视者之间的一种妥协。不管如何,这毕竟是政策和观念的进步。
   
到了1982年,县城建办以房子换房子的办法征收了我们的房子,我和岳父一家一起搬到了长途电讯线务站旁新建的,尽管是很简易的新房子里,我终于有了一间正式属于我自己的房子,一个名符其实的家。不仅如此,我还终于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县工商局办了一本“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在街上摆起了一个凉粉摊子,名正言顺的做起了生意来,且生意还不错,令不少人心生羡慕。到了1983年,广西原来所谓“一条正确路线”的代表者所极力想永远掩盖着的,广西1968年文革大屠杀的历史黑幕,终于在事隔15年之后,被正义和良知无情的撕开,经过拨乱反正的中共中央秉执“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和桎梏,将之作为“文革遗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处理。曾经积压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的兽性的血腥和恐怖的阴霾,终于在人性回归的浪潮荡涤和冲刷下,在真理光芒的暴晒下,一切龌龊的阴谋都不得不彻底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屈死的人,在沉冤15载后,终于得到了政府颁发给的一纸“被迫害致死的结论”和220元丧葬费和抚恤费。我三哥的“结论书”和丧葬费、抚恤费本来是打算送交留在老家的母亲签收,但是母亲不愿意收下自己儿子的生命换来的220元钱和那一纸结论书。三都公社处遗的负责人只得亲自送到金城江来给我。我有感于来者的诚意的安抚和慰问,我代母亲收下了那“结论书”和“丧葬费、抚恤费通知书”以及那220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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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结论书”和“通知书”以及我和二哥当时的申诉材料手稿我一直妥善的保留至今(如后)。那220元钱,母亲不愿接受,而由大哥为她存放银行保管着,直到她于1989年的国际儿童节瞌然长逝,她没有动用过那笔钱的一分一文。她只是嘱咐我们,那钱留给二哥的大儿子读大学时用。
   
母亲为三哥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而稍有释怀。但为二哥多舛的一生,却成为母亲到死都无法割舍的牵挂。二哥一生多灾多难。从文革前出走新疆被收容遣送回来;到文革两派武斗时试爆手榴弹险致丧命而留下残疾;到了那流浪的年头,在贵州做工时颠沛流离、东躲西藏,没过过一天的舒心日子;跑贵阳做酒生意也没做几趟就在车站被查出而被没收得身无分文;去长沙做纸炮生意,结果生意没做成,只在湘江大桥上留了个映后,平白无故的走在大街上就被工纠队给抓到收容所,遣送回家后,被严格监管着,想走也走不了,只能一直在家陪着父母。直到“四人帮”垮台,政策松动了,但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虽空有一腔抱负,却终究难为无米之炊,生活难如人意,人到中年40往上了依然人单影只,直到1981年在父母兄弟姐妹们的操持下,得以与房族二哥(曾被爷爷收留作我家“长工”的房族孤儿,在阶级斗争年代和我们划清界线,到放弃阶级斗争后,和我们的关系又从阶级关系恢复到正常的亲情关系上来,每年清明节时,又以同一个五房之内的宗族支系为集体共同上坟扫墓祭祖)介绍认识的女子结了婚。我和大哥也曾多方想拉扯他走出一条生活路子,但总是事与愿违,终究一事无成,潦倒一生。二哥的两个儿子一直是由母亲拉扯着来回于三都、柳州、金城江之间,两个孙子也就成为了母亲割舍不下的牵挂。直到母亲在老家去世时,身边就这俩孙子陪着,当时老大才6岁多。在母亲离世十四年后,也许是母亲在冥冥之中的庇佑,二哥的大儿子不负奶奶遗愿,考上广西医科大学,处遗时给母亲发放的三哥的220元丧葬、抚恤费以及母亲平时省吃俭用剩下的几百元钱,成为扶助她所牵挂的孙子上大学的基本学费。
   
为三哥申冤始终成为我和二哥心中的疙瘩。尽管在自身的生存都无法保障的恶劣环境下,也没有停止过向革命委员会,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为三哥呐喊和申诉。我们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写过申诉信,给柳江县“处遗办公室”写过反映材料,但是,我们所作的一切就像是落在大洋大海中的雨滴,无关痛痒。而“处遗”的工作得以开展,则是得益于那些在党内斗争中长期受到迫害的,富于人性的正直和良知的老革命干部们的努力而争取来的。虽然最后的处理结果,并没有能让人们达到心服口服的程度,但是,至少也让人们看到了那些靠以杀人而得势的人,终于不得不随着他们的 “四人帮” 主子之后,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那些血债累累的,杀人如麻的凶手们终究被押上了法庭的被告席上,受到法律的审判。当然,应当受到法律审判的人远远不止就那么几个人,但是那些没有被押上法庭审判席的人,至少也逃脱不了道德的审判。他们反人性的罪恶纷纷受到社会舆论公开的谴责。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处理,让人性和正义得到了伸张。同时也宣示了,一个左祸专制时代的结束。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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