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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一章  潮流
    
(一)
   
按照老陈给的地址,找到了在思明路上的老周的家。老陈说老周是他的朋友,是市高甲剧团的戏曲艺术工作者。老周一家人对我们表示了诚挚的欢迎,并给予了我们盛情的款待。
   
老周的家是个独立庭院的二层古旧别墅式楼房。院墙内外爬满了长青藤,小院内围墙边摆放着一排盆景花木,在城市里枯燥一律的街景中,少有的叶绿花红显得别具一格。在骑楼式商铺鳞次栉比的思明路上,这样的独院家居尤为显得有点特立独行,省去了多少左邻右舍的纷扰。从那古色古香的房内装饰和摆设,可以看出它年代的久远和曾经的辉煌。房屋规模虽不宏大,但从当时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比较,却算是少有的宽敞,是我所能亲眼看到的私人所能拥有的最漂亮的房屋。
   
老周家中有母亲和弟弟,但他与母亲和弟弟已经分家生活,他们夫妇和三个子女一家住楼上。他们之所以还能拥有如此宽敞漂亮的房屋,据说是因为他和他的妻子都有海外关系,都是侨属。他们家如此宽敞豪华的房产之所以能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完好的保存下来,正是得益于国家对海外侨胞和港、澳、台胞财产的特殊保护政策。
   
我们投宿在这样的人家中,有一种安全感,但也不免有所拘束。由于我来自于穷乡僻壤的出身背景,对出入于那样的豪宅世家从来没有过经历,一旦身临其境,就觉得举手投足间无所适从,诚惶诚恐的总怕有失礼节。我们与他们一家无亲无故,素不相识,凭着朋友给的地址,却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热情款待。他们一家的热情好客,使我非常感动,同时也使我意会到了老周与老陈之间的非同一般的情谊。我曾为我一点见面礼都没有的空手而来感到内疚和失礼。
   
自那以后,我就在内心里把老周视为至交,直至今日。但每当回忆起与他的不多的相处中,对于他对朋友的无私和真诚,我总深感自愧不如。想我一生,在与朋友们的相处中,曾经得到过许许多多朋友的无私的帮助,但是因我一生拮据,对朋友给予的恩惠却一生无以为报,为此我深感内疚和自责。
   
老周夫妇年纪与我们相差不大,堪称同辈兄长,他们的子女也与我和小婵的年纪相差无几,同样也可以作同辈相称。与他们一家人之间的称谓就显得莫衷一是。我们称他们为兄嫂,而他们的子女也可以称我们为哥姐。我们对他们的子女就只有直呼其名了。
   
在老周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老周把我们送到在厦门汽车站乘班车到达石狮。石狮当时还是福建省晋江县的一个镇。按照老王给的地址,找了两部专事载客的单车(当时汽车交通还很贫乏,在福建却有了专事以单车载客的营生,就如当今城市和乡村的“摩的”一类),把我们送到永宁海边一个渔村的老王家。
   
福建人都这么好客。我和小婵一男一女俩人在老王家同样受到如在厦门老周家一样热情的款待。开始时他夫妇把我们俩误当作小俩口安排我们住宿,我为老王的误解而在心中自觉甜滋滋的,但我仍然不得不婉然而真实地向他表明了我和小周之间的关系。我必须严格遵守着伦理道德的底线,是为了维护小婵的尊严,同时也是在维护着我的自尊,维护着我正人君子的形象。
   
老王夫妇是同村人,他妻子是个小学老师。老王把他内弟叫来家中负责陪伴和招待我们。他内弟与我们一般年纪,为人诚实和大方,他领着我们到村中浏览了一遍,然后向海边走去。一边跟我们讲解着当地的风情,以及渔民的海上生活。
   
他们这个村子,是个滨临海边的小渔村,村中的房屋都是用石块垒砌而成,虽显低矮但却牢固。这样的房屋适应于抵御海风海潮的浸袭。村外不足百米之遥就是一溜平缓而洁净的海滩,沿着海滩延伸下去不远是村中渔民泊船的海湾。也许此时不是渔民下海打鱼的时节,海湾里停泊着几十艘落帆的渔船。
   
他对我们说,与我们脚下站着的这处海岸向东,隔海相望的是台湾岛,沿着海岸向南不远处的海中,就是有名的金门岛,到深沪湾边的围头村海边是和金门岛最近的地方,站在围头村码头,天气好可以看得见金门岛。他还说,他们出海打鱼时,经常可以在海上遇着金门或台湾的渔民,有时可以在海上和他们进行交易,可以向他们买些我们大陆没有的东西。如果想去台湾玩,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帮助,混过去。曾经也有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跑到台湾去的。他还说,如果我们有兴趣,过几天他们出海时,可以带我们一起出海去看看。听他讲到这些的问题,我马上敏感地觉得这是个可怕的政治问题,便不敢和他答腔。并让我马上意识到,我们眼下正是处在电影和书报中所讲的东海前哨。
   
在当天晚上,老王以白水煮鲨鱼招待我们。这是当时海边渔民奉为最美味最尊贵的海鲜食谱,它是以渔民们刚从海边捕捞得的鲜活小鲨鱼,斩切成一块块后,用村中的井水不加任何佐料烹煮至熟而成,那鱼汤原汁原味鲜美无比,那鱼肉入口鲜嫩清甜。
   
在老王家作客的几天里,我们心情舒畅,我和小婵还到村中的水井边去,试着用绳子系着水桶向井里打水,在井台上洗衣服,村里人都把我们看作小俩口,把我们当作贵客一样尊重。可见得老王在他们村里是极有人缘的。
   
虽然村里人对我们礼貌尊重,一点也没有我们在电影、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政治的警惕,但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份是有自知之明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处处小心,极力的约束着自己的行为表现,避免让人怀疑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来做特务或想逃往台湾、金门投靠国民党。我们不得不提防着,假若在这样的地方被怀疑上,就麻烦了。当年我和思学逃亡到银川被抓回来时,就被说成是企图叛国投敌逃往苏联。这里是真正的海防前线,海对面不远处就是国民党盘踞的金门岛,是个极具政治敏感的地方,不由得我们不小心谨慎了。我和小婵本打算是到海滩上散散步,体验一下俩人世界的浪漫和幽雅,体验一下海浪沙滩的休闲情怀。但是当我们到了海滩上,眼前看到的是一片空寂的沙滩上倒覆着两艘待修的渔船,俨然如沙滩中的一座地堡。不远处的海湾里停泊的渔船被波浪颠簸得上下起伏左右摇摆。湾岸边兀立的礁石,从远处看就像是民兵巡逻队正在巡视着海岸。在沙滩的边沿岸坎上,有几棵枝叶稀疏的,被海风吹得嗦嗦响的稀拉拉的几棵岸树,就像十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海岸哨兵一样排列伫立海边,警惕的扫视着沙滩、海面。寥落的沙滩上显得特别寂静,只听到波浪拍击着海岸礁石的哗哗声。我潜意识的感觉到,好像海岸边的暗堡中正有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在盯着我们。这时正是黄昏时分,一阵海风吹过,不由的打了个寒噤,我不敢在海滩上多作停留,就招呼小婵匆匆往回走了。对于那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许不会觉得有什么异样,但是我们毕竟是来自于偏远内地的生人,在“阶级斗争的弦紧绷着”的年代里,处在这种极具政治敏感的环境中,难免不让人在潜意识里产生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感觉,担心着让人觉得自己“形迹可疑”。这也许是我们自己 “做贼心虚”吧。
   
在老王家住了五天,老王已经帮我们把我们带来的东西脱手,换成了现钱。
   
我们问老王,你们这里人要这响锡是做什么用的?老王说,这海边人靠出海打鱼为生,出海时经常遇着台风海浪,随时都会发生海难事故,有生命危险。所以这里人很迷信,很崇拜妈祖,把妈祖当成护佑渔民出海平安的神灵。每当沿海渔民要出海时,都会祈祷妈祖的保佑。每年逢三月二十三日和九月九日的妈祖节,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人们都会备办供品,去妈祖庙祭拜妈祖。祭拜用的供品除三牲果品外,就是焚烧用品,包括香烛纸钱,以及纸作的服饰辇辔等。那些祭祀用品都是用响锡加工制作的锡铂纸做成的。祭祀时所耗费的这类东西很多,所以在沿海一带的这类作坊也就很多,所需的材料自然就多,也就形成了这类产品原材料需求的市场。但是当时政府对这类祭祀活动是明令禁止的,所以生产和销售这类产品,包括祭祀活动,就都只能是秘密的地下活动了,也就形成了与这类产品相关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地下市场——黑市。
   
当时锡锭是国家一级物资受到严格控制,单位厂矿都靠计划供应,各有指标。而且往往还连计划内的指标都无法满足,更不用说是用于迷信活动。而我们能在黑市里找到这样的货源,唯一的途径就只有通过工厂内部人员利用工作之便,从仓库里偷出来,再通过黑市进行交易换成钱。用偷的方式的人大多都只能是一般的工人,在领用过程中,耍手段多领少用或偷工减料剩下的,然后想方设法从厂里偷运出厂,流入黑市。也有利用作为仓库保管员的职务之便,利用厂里管理的混乱,偷运出厂。如何偷运出厂是个关键环节,所以也就有了与门卫相互勾结合伙作案的办法。事后案发,厂保卫科往往也就把怀疑的目标投向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平时的政治表现差的人,但这类人是绝不可能有资格担当仓库保管员和领料员的。保卫科为了这类案件,会派生出不少的冤假错案来。而往往受到冤屈的都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或平时表现不好的,在厂里历来被视为异己的人。
   
还有一些是凭借手中的权力,利用其社会关系网,共同联手,以物资调剂的名义,按国家调拨价把紧缺物资套购出来,然后流向黑市进行交易,获取额外的利润。这种现象就是改革开放后所谓的“官倒”。
   
那时的工人和单位职工工资很低,如果再加上家里有黑人黑户,没有户口没有口粮,要买高价米,高价油,高价煤等等名目烦多的高价生活必须品,靠那点工资,根本就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所以都在千方百计的找门路弄钱,有地位有关系的就充分地利用地位关系,一旦权在手或是有这方面的亲戚朋友,就会不失时机的相互利用。 “有权不用,过时作废”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流行开来的,不是改革开放后的专用术语。而是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其“权力”“关系”价值也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而已。
   
(二)
   
我们做这行生意,也是需要有这行内的关系,才能踏入这一行。才会有人和你交易。
   
我们告辞了老王,离开了永宁。到了石狮的下洪村找到阿宝。
   
阿宝也是我们来福建前,在贵阳通过小婵的朋友间接认识的朋友。当时她们三个石狮的姑娘也是到贵阳做生意的,她们是带着厦门生产的印相纸和一些进口布料到贵阳卖的。当时照相用的胶卷、相纸到处都缺货,而厦门有个感光材料厂,生产这类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计划供应的商品,有特定的供货对象,而且还不能满足计划需求,所以一般人买不到,得有关系和后门才能买得到,且只能买得一些属计划外的边角材料。就是边角材料在内地也是供不应求的,利润很可观,厂价是6元一包,再加中间关系环节,一共是8至10元,到贵阳可以卖得26元至30元。这是一条不错的生意门道,体积小且轻,便于携带。我们来福建前曾和阿宝有过预约,到福建时要来找她们。
   
阿宝家在镇街边缘的下洪村。村中没有像镇上一样宽敞笔直的街道和商铺,一家一户都是独立的别墅式的二层楼房,且都是标准的料石垒砌成的小洋楼,美观坚固,但村中房屋部局都是极不规则零星分布,这就是村和镇的区别。阿宝家是一憧二层小洋楼。一楼有两间居室,一个大客厅,一个餐厅;楼上是四个居室,一个客厅,显得宽敞明亮。阿宝家也有海外关系,也是靠做些走私品的黑市交易赚的钱,从表面看,她们家也属有钱人。
   
阿宝是个热情好客的,开朗大方的,有一点中国古典美的漂亮姑娘:小巧的身材,大眼睛,小嘴巴,脸上时常露着让人感到亲切的微笑。我们在阿宝家也受到她们一家的欢迎和盛情款待。在阿宝家住的几天里,阿宝带着我们到石狮街上,到晋江县城到处转了转,了解和熟悉当地的国营商场和地下黑市。我们领略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国营商场的柜台里,商品零零落落,没有多少人光顾,显得冷清和萧条;而那些街头巷尾的黑市摊铺上却是琳琅满目的走私进口产品。我们问阿宝,这样的市场在当地是允许存在的吗?她说工商所的市管员是经常来阻止的,但是他们来了就收起来,他们走后就又摆出来。因为几乎是家家都做这种生意,包括那些市管员的家人同样也在做,所以管理也就成为一种过场的形式禁也禁不绝了。来这里买东西不太难,但是要把东西带走就非要有当地人的配合帮助,才能过得了设在汽车站的检查站,检查站的目的就是防止走私品流向内地其他地方。
   
跟着阿宝在晋江的黑市摊铺上,我买了一条香港进来的咖啡色条纹的直筒裤才花了9元。阿宝领小婵到一个裁缝摊买料定制了一件兰棱格的确良衬衫。这种服装面料质地柔软,色彩艳丽,在内地市场当时是不可能买得到的。在内地商店里,当时刚刚出现在柜台上的最时髦的服装面料是的确良、的卡,但是要凭布票和工业券才能买得了。且价格还比这黑市的卖得贵。所以这些黑市商品很有市场,只要能弄到内地去,是不愁销的。
   
我们觉得从这里倒些服装及布料到内地卖,可以有30—40%的利润,但相比之下,就不如倒些相纸更能赚得多些,且还便于带着上车下车。于是,我们就托阿宝帮我们弄些厦门的相纸回贵阳。她当时就叫他的男朋友,帮我们在厦门弄。我们两人要了20盒,阿宝自己也弄了10多盒,她男朋友在厦门通过关系,一起在厦门火车站办了托运手续,托运到贵阳去。事情办好了,我们在石狮的时间已是9月30日,就和阿宝一起乘上汽车到了厦门,还是一起投宿在老周家。
   
回到厦门的第二天正是1976年的国庆节,老周特意抽了时间,带着他的小儿子阿雄,专门陪我们游了鼓浪屿、南普陀和厦门大学。我们一起在南普陀合照了一张相片,这一天是我开始流亡生活以来,最快乐的,最有意义的一天,这张相片成为了难得的纪念,一直为我所珍藏。
   
在厦门玩了几天后,我和小婵、阿宝三人离开了厦门,于10月6日到达桂林下车,仍然到老龚家投宿。在桂林,我为她们作响导,领着她们游了七星岩,叠彩山、独秀峰等风景名胜,作了短暂停留后,就又乘火车赶回柳州。我把她俩领回二姐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在柳州玩了一天,到一些个人开的相馆了解了一下相纸的行情后,下午就乘上403次柳州到贵阳的火车。
   
回到贵阳已是10月10日了。我们急于想把相纸出手,好筹备重返福建。这时在贵阳的街头巷尾,在有人聚集的地方,就发现有半秘密半公开的议论,在人们的议论中开始出现了“四人帮”这样的称谓。自上月毛主席逝世后,我们离开贵阳到福建去,到再回到贵阳的这段时间里,原来在北京的中共中央高层就一直存在着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一场殊死的博斗已经在悄悄地进行着,而我们却仍然蒙在鼓里,毫无知觉。
   
直到10月21日,“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才正式公开出来让老百姓知道。为此欢欣鼓舞的人们自发的走上街头,欢呼雀跃,鞭炮声日夜不断的震天响。人们发自内心的坚信,黑暗正在过去,黎明已经到来。人们都有着从长久囚禁的牢笼中解放出来的感觉。我和所有人一样,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我的流亡生活也许不会太久了。但我前面的路还没有明确的展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不得不继续以原来的方式在维持着我的生存。同时,我也在思考着,我眼下这种生存方式,是否能见容于即将由新的当政者所推行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我无法预见。但是随着对“既定方针办”的批判,我坚信一点:即绝不会“按既定方针办”了。不管人们如何因余悸犹存而心照不宣的不便言明,但谁都明白,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毛泽东的那一套将会随着他生命的终结而成为历史。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这就是历史的潮流。
   
第五十二章 让逝去的变成回忆
   
(一)
   
这次带小婵和阿宝回柳州二姐家,一则想让她们了解一下我的家乡柳州,二则也是想让小婵对我的身世处境有个大概的了解,渐次的将我自己真实的一面向她坦露,以便于最后下决心向她表白我对她的心意。之前,在阿宝家时,我曾经向她作过试探性的表白,她也曾经不置可否的含糊地向我提出过反问,我当时却没有勇气和信心向她作出最后的表白。但我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彼此都读懂了对方的心,在之后彼此间的言语交流间,在有关个人生活上的议论时,“我们”就成为彼此间语言交流中的共用词汇,“我们”都感觉到彼此间的感情在逐渐的靠近。“我们”共同规划着回家的路径,“我们”共同憧憬着未来。然而,由于我对男女间的感情缺乏经验和理解,我为自己的感情掘下了陷阱。
   
我们三人一起回到柳州时,我当时只想到我作为当地人,应当尽到地主之谊,向她们展示自己的家乡,以及家乡的朋友。于是我把她们领着浏览了柳州的街道、山水和风景。并带着她们认识了柳州的朋友。小萍姐妹是当时我所能让她们展示和认识的朋友。同时我还有一种可笑的想法,就是我认为小婵、阿宝、小萍姐妹当时在我的眼中,都堪称各具地方特色的代表人物,我想在让她们相互认识的同时,我也可以向她们炫耀一下我在朋友间的人格魅力。我没有想到这种可笑而幼稚的想法,会造成了几方面的误解,让彼此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化。无形中也使小婵在阿宝面前丢了面子。
   
我和小婵回到贵阳后,继续共同筹划着重返福建。在这期间,我们又阴差阳错的间接认识了另外两个福建的中年男女,在我们正愁着找不到锡锭的货源而拿不定主意要带什么东西到福建去的时候,他们提议我们搞些贵州土产的生漆去,他们能帮我们通过在大土火车站工作的福建人办理托运到厦门,到福建他们负责帮我们销售,我们觉得这样就少了许多旅途中的风险,再加上我们出于对福建人的良好印象,居然就轻信了他们。我们从地下渠道买得了几十斤生漆,然后由小婵的母亲给我们找来一部解放牌汽车帮我们把生漆送到大土站。我们全然没有想到,到了大土站,那在站上上班的福建人说是今天办不了托运,叫我们把东西留在那里,他明天才帮我们办理托运。第二天我们去到大土站,那两个福建人已经把东西办了托运,并随车走了。我方才恍然大悟,我们是被他们所设的圈套骗了。这件事的发生,使我和小婵的合作产生了危机。
   
对于小婵的个人问题,她母亲一直认为她有条件找一个有单位条件好的对象。在我进出她们家的这段日子里,尽管我闭口不谈自己的身世,但从我闪烁其词的谈吐中,她或多或少的猜测到我的大概状况。平时虽然从我的行为举止中找不出我人格上的可厌之处,也对我倍加客气、爱护,但当她察觉了我和小婵间感情上变化,在她心中不免产生了对小婵未来人生的忧虑,并感觉到了时间上的紧迫。早在我和小婵去福建的期间,她母亲就已经紧锣密鼓的在家张罗着为她找了个在单位开车的司机,等到我们刚一回到贵阳,她就迫不及待的逼着小婵去相亲。那个开着车子帮我们送东西去大土站的司机就是小婵去相亲的对象。过去也多次有过同样的事情,但都被小婵坚决拒绝了,这一次从柳州回来后,由于发生了多方面的误解,使她没有了先前表现的那么坚决了。再加上出了这事,她母亲认为是终止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最好时机。她的态度就更是变得无可挽回了。这其中的情节我都有了大概的了解,我预感到我们之间的感情要到最后摊牌的时刻了。被福建人骗走我们东西的第二天,小婵有意识的邀我和她从喷水池到大南门坡上她家刚买的房子去,走到邮电大楼的路上,她把这一切原原本本的向我倾诉,向我表明所有的事情并非出于她的自愿,并向我表示了歉意。其实她的本意是想试探一下我的感受,看我是否还有挽回她的意思。我当时由于生意上受人所骗而深感自责的同时,也有一点迁怒于她对我的疏离,并且错误的认为,她的婚事已成定局,我和她之间已经无可挽回的了。我竟赌气地以一种绝情而冷漠的口吻,以反唇相讥的态度,回了她一句“自作多情”,刹时间令她语塞。在接着下去的一路上,我们双方都默默的,一言不发的一直走到她那座落在半坡上的家里。到了她空荡荡的新家里时,她还在多次以暗示的话语,想把话题引回到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上,而我却浑然不能理解她此时的心境,心中满怀着对她的一腔怨愤,装得若无其事的把话题扯开。我的表现伤透了她的心,也把我对她真情表白的最好机会葬送了。过后我深感懊悔和内疚。我们之间虽然在一时间的误解之下负气地分手了,但是在我们各自的内心还保留着彼此相互的体谅和牵挂。以我自己的条件而论,在当时的形势和环境下,我们就算是不顾一切的相互厮守,许许多多那些生活上无法绕开的问题,如户口、住处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种种,甚至连我们之间的婚姻关系都是无法得到法律认可的,那样的婚姻、家庭前途是无法想象而极为堪忧的。那样的结果就不止是拖累她个人的问题了,我于心不忍。从她一生幸福的角度考虑,这样的结果也是最好的选择了。刚开始时我心中总是难以割舍,多少还对他抱有些许的怨愤,待冷静下来面对,就算是自我安慰的忍痛割爱吧,原来心中那一丝的责怪也就慢慢的消逝而平复了。但是我们之间的那一段曾经拥有过的感情却依然值得留恋而想忘也忘不掉的,只好让它成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一段美好回忆。
   
周妈要亲自和我到福建追回那批生漆,我当时出于因小婵的事对她的抱怨,且在小萍的一再要求下,我带上小萍,和周妈一起到福建去。这样一来,更让她坚定的认为,她阻止我和小婵间关系是正确的。而我也是故意以此来与她赌一口气。
   
这一次三个人的福建之行纯粹是白跑一趟,我们到乡下按地址找到那两个男女,他们压根就拒绝了我们的要求,无可奈何,强龙难斗地头蛇,最后只能空手而回到贵阳。
   
(二)
   
我在极度的孤独和空虚中郁郁寡欢的和小萍回到柳州。我的心境小萍都看在眼里,她对我和小婵之间的事情都很清楚,她极力的安慰我,但她在安慰我的同时,有些言语伤害了小婵,曾经使我感到不快和反感。回到柳州后,她和她妹阿华就三天两头的到二姐家找我。她安慰我,叫我把那些过去的事情忘掉,重新再来。并提出要和我继续到福建去。并暗示我,乐意为我填补感情上的空虚。我听懂她的意思,但我更清楚的懂得,我和她之间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和小萍的认识,是在一次从贵阳回柳州的列车上,她与另一个女子也是来贵阳做生意的。在车上听到彼此说的口音知道都是柳州老乡,就相互攀谈起来,我对她似乎有点面熟,在交谈中,我才慢慢想起,在一次和阿建在柳州街上闲逛时,到鱼峰山下遇到一个阿建的朋友,当时那个朋友身边带着一个略显稚嫩且貌相娇美的女孩子。打过招呼后我和阿建也就匆匆走了,但是那小女孩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曾对阿建感慨道:“这家伙去哪里找得个那么漂亮的拐仔(柳州当时流行语的女朋友)。”那个女孩正是小萍。这时她已是结了婚的,并已经是一个一岁孩子的母亲了。但一点也看不出她是一个结过婚的女子。
   
从交谈中知道,小萍俩夫妇也都是没有工作的。小萍的丈夫是个无所事事,靠父母生活的花花公子,但是她自己不甘于那样的生活,而甘愿出来冒风险找生活。我对她的这种生活态度深表赞赏,所以在到柳州下车后就留下彼此联系的办法。她对我的生活极感兴趣,之后就不时的来二姐家找我。二姐说在我和小婵、阿宝从福建回来之前,她曾来找过我,所以我也就有了那次带上小婵和阿宝一起上她娘家找她的一行。
   
我们回到柳州后,我想尽快的从心中把对小婵的眷恋之情模糊掉,就和小萍筹备着重返福建。
   
和小萍两人又一次到福建,还是得到老周和阿宝的帮助。由于本钱少,生意上成不了什么大事。但却在老周的儿子阿建的陪同下,心情舒畅的实实在在的在石狮周边玩了几天。
   
石狮一带都是低矮的沿海丘陵,所以道路显得平坦,眼域开阔,但没有什么山水风光。倒是那里的村居建设值得从内地来的人驻足留连。沿公路两边眼界所到之处,星落棋布的几乎都是相同格式的,以条石砌筑的牢固的小洋楼,这样的风景却是在内地任何地方所没有的,让人看了就感觉到这地方的人们的富足,这典型的侨乡风貌,让人联想到国门之外的生活的多彩和富足,撩起人们内心的向往。
   
我们到金井老陈家住了几天,金井街是个海边传统的小圩镇,街道狭窄,街道两边都是保留着故居特色的老式骑楼。老陈家的屋居虽宽敞,但却因采光不足而显得晦暗。我们得到老陈一家的诚恳而热情的款待。老陈把我们带到他那搞音乐艺术创作的弟弟华智先生的家,与他交流了一下两地的民歌艺术。小萍也是个有唱歌爱好的人,我们俩把几乎所有的《刘三姐》歌曲都唱给他们听了一遍,得到他们兄弟的交口称赞,华智先生还即时把我们所唱的歌用笔录了下来。之后阿建又领着我们从金井到围头村的海边,去眺望了海对面的金门岛。但那天天气不怎么清明,只是看到雾茫茫一片海面,看不到金门岛。囿于当时的形势,我们也不便于在金井过多的露面,甚至连小小的金井街都没有认真的去浏览一下,在结束了金井之行后,我们又到衙前村阿建的朋友许前途家玩了几天,前途的父母是学校的老师,他们家也是侨属,住着同样漂亮的小洋楼。在他家,我们用他家的双镜头相机照了几张很值得留念的照片。照片的背景都是他们家的房屋。
   
这一次福建之行玩得开心,把之前的不愉快都忘掉了。我们带着阿宝帮我们准备的一批相纸,带着老周的小儿子阿雄一起回贵阳。十一岁的阿雄是个活泼得近乎顽皮的孩子,在车上跑来跑去,我们真担心他跑丢了,就只顾留意他,也是我们有点忘乎所以,却把我们的一大包相纸在车上让人给偷了,还全然不知,直到鹰潭下车时才发觉,已无从查找,损失严重。
   
我们到了贵阳,还是把阿雄带到小婵家。我和小萍就投宿在小何家里,当时小何已经结婚,并已生了一个小孩,她不忘旧时的友谊,且见我带着小萍一起,认为我们是一对,她自己认为过去没有能帮我完成的事,好像现在有了结果也就心中高兴,于是很热情的邀请我们住到她租住在火车站背后的菜农家中。
   
现在提到阿雄,就不免想到阿雄的事来。我们把他带到贵阳托给小婵后,也就没有时间陪他玩了,都是小婵一家安排他的起居食宿。一个星期后,老周来把他接回了厦门。后来因为我的生活有了改变,就没有像原来一样来往于厦门了,和老周之间也就只有通过书信的往来,保持着相互的了解。已经是进入到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年代了,我无意间从一本杂志上的一篇纪实文章中得知了有关老周的小儿子阿雄的事情:真是世事难料,因老周一家申请移居香港,阿雄为了能和家人一起赴港而弄出了一件惊动厦门的,让我万万不会想到的事情来:知道阿雄一家即将赴港,和他恋爱年余的女朋友则要求必须带她同时赴港,当时他们尚未结婚,按当时的政策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但是那女孩却执意要挟,如果不能一同赴港,她将不择手段弄到阿雄一家计划落空。阿雄为了不致因她而造成他们一家期盼多年的计划落空,竟在一时气愤之下,将他的女友失手致死于家中。其后果可想而知。为此,老周因爱子心切也曾身陷囹圄,最终也没能如愿的保得了阿雄。十指连心啊!此事让老周一家乃至所有的亲朋伤痛不已。两个年轻的生命就因为想要离开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以这样的方式消逝了。看了那篇纪实报道,让我看得目瞪口呆,唏嘘不已。不管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人性的角度,我都不可能认同阿雄的行为,但阿雄毕竟和我有过一段不短的相处,他在我的意识中曾经留下过天真活泼可爱的抹之不去的印象,我对他的不幸和他所造成的不幸,都感到痛心疾首的同时,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户藉管理制度和出入境政策在我的心中也留下了无法解答的疑问。我不知道如何安慰老朋友,在给老周的信中,唯有一句“节哀顺变”。我知道这样一句套话,远远不能给老周因失子而伤痛的心任何一点实质的安慰。为此,我一直深感内疚。
   
之后老周一家虽如愿以偿,得以全家移居香港,但已是不那么圆满了,而是在厦门留下令人伤痛的遗憾。后来老周一家从香港回厦门,为阿雄在普陀寺举办一次隆重而风光的超度仪式。事后给我寄来了仪式的留影照片。看到这些照片,我也不禁悲从中来。没有人会赞同阿雄的行为,但是,如果当时我们国家的户籍制度,和出入境管理制度能像现在这样,阿雄的惨案就绝不会发生。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这都是以后的事了。
   
(三)
   
这次福建之行,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的流亡之旅。虽然玩得尽兴,但生意上却受到了本不应该受到的损失,只能和小萍沮丧的回到柳州。这时已近年关,我告诉小萍,我决定到金城江大哥家过年,并和她们姐妹俩约好,她们年初二到金城江找我。小萍两姐妹如约来到金城江,大哥、大嫂简单的做了一餐饭招待了她们,吃过饭后,她们就要赶车回柳州,也没有时间到街上玩玩,我就匆匆的送她们上了车。她们姐妹俩的到来,在大嫂的单位百货公司里引来了不少人的注意和好奇,特别是年轻人。当时的柳州在金城江人眼里可是个大地方,柳州青年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金城江青年人崇拜和向往的榜样,尤其小萍姐妹俩的时髦打扮和俊俏的相貌,在金城江可以算是鹤立鸡群,她姐妹俩的到来给单位里人们留下了印象,也成为我在大嫂单位里留下的第一个印象。为我以后来投靠大哥大嫂时,给单位里的人在心理上不致于产生太多的猜测和议论,对我的人格有了正面的认识,使我的到来没有给大哥大嫂造成太多的心理压力。
   
过了年初五我从金城江回柳州,二姐说小萍姐妹俩昨天刚来过,我说你还没回来。为了一起商量筹备去福建的事,我没有经过她的同意就径直上她家里去找她,她老公也在家,我的冒昧登门,给她造成了尴尬,在她家里我觉察到她们俩口子正在闹别扭,但我没有料到是因我而起。她有点责怪我的冒失,叫我到她娘家找她妹妹阿华。我找到阿华不久,她也来了。
   
小萍她父亲过去是国民党军队的武术教官。加上她们姐妹是这一带街道上出了名的“牛鬼”(穿着打扮带有较重的港澳风潮的人)的小美人,所以她们家在街道上也算是有一点知名度的人家。
   
她妹妹阿华是个性格开朗又泼辣,敢恨敢爱,敢于追求,不计后果的姑娘。当时在广东深圳一带大陆人偷渡香港成风的事,在柳州也正在风传,很多年轻人都蠢蠢欲动,都在伺机寻找途径。阿华认为我老在外面混,一定会有这方面的路子和关系,曾直白的对我说:我们一起找路子跑过香港去,跑得过去我就嫁给你。我觉得她天真得可爱,就笑笑对她说,我对广东方面一点不熟悉,我带你到福建玩玩是可以的。前两次我和小萍跑福建时她就很强烈的要求同去。但迫于我们的资金微薄,除了三个人的往返费用,就没有进货的资金了。我就极力说服她,并答应她,待我们跑两转赚到点钱后再带她一起去。所以这一次她就坚决要求一起去。为此她姐姐小萍就有点不高兴了,小萍曾经对我告戒过,叫我不要和阿华单独做任何事情。因为她们是亲姐妹,我就理解为她是不想让她妹妹去冒风险,却没有想到其他意思,也没有过多在意她的告戒。这一次阿华要去也是我们之前允诺的。我便答应了阿华的要求。
   
也是命中注定我的流亡生活的终结,这次计划在筹备中流产了。我和阿华正在到处找锡锭的货源而一直没有头绪感到着急时。却在一个半夜里从二姐家被柳北派出所来的两辆吉普车带到了柳北派出所去了。在刑讯中知道,我们的计划已经被派出所掌握了,要逼我把锡锭的来源坦白出来。我无从交待,也就免不了一顿死去活来毒刑拷打:用绳子牢牢反绑住我的双手,然后用铁棒从绑住的两手间穿过架在窗台上,由一个人下面踩住我跪地的双腿,上面用肩往上扛起来。那个难受劲不堪回首。我实在也是没有办法招出对他们有用的口供来,否则很难保证在当时那种折磨下,还能顾得了道义和人格。他们也折腾得累了,无可奈何只有把我放回一个专门关人的小房子里。那房里原来关着一个人,他见我进来时近乎奄奄一息狼狈不堪,在我稍微缓过一口气来的时候,就来和我攀谈起来。他说,傍晚时,有一个靓拐仔(漂亮姑娘)被抓进来,起初时见她还蛮硬点的,挨逼了一阵子后可能应付不了了,就带着老派开着车子出去了。没想到就是去把你抓来了。经他这么一讲,我才明白过来,当时是有两部车子去抓的我,我上了一部车子,而另一部车子上是谁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想起来才知道大概是阿华了。但是又是谁把阿华拱出来的呢?一时间也猜不透。好在我没有什么现实的把柄被抓住,快天亮的时候,他们竟把我给放了。这让我感到意外,原来我以为天亮后可能要把我送到收容所去的,没想到会就这样把我给放了。我躲过了我逃亡生涯的最后一劫。
   
我带着一脸的伤,从柳北派出所回到二姐家。对门的韦妈见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不敢说是被派出所抓去,撒谎说是在工地做工时受的伤。过了几天,大哥从金城江来柳出差,到二姐家见到我,就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实在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就到金城江去跟我吧。
   
(四)
   
有了大哥这句话,我作了一番思考:这些年以来,为了生存,做生意、搞“投机倒把”混生活,纯粹是过着一种“地下斗争”式的生活。东奔西跑,流离失所,处处无家处处家,经常是风餐露宿,饥一顿饿一顿;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危机四伏,到处躲躲藏藏,提心吊胆;隐姓埋名,从来不敢在人前暴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讲一句真心话;自欺欺人,在亲人面前饿着肚子装饱,忍着寒冷装暖和,强装笑脸在人前装阔;为了苟且偷生,不得不施展浑身解数,殚精竭虑,不惜火中取栗,到头来仍然一无所有,孑然一身。那是由于在之前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对人生和前途的渺茫和绝望中的挣扎。然而,目前这形势似乎透出了一些希望的光芒,先前那种生活方式,也好像是应该到头了,何况眼下自己已经又是陷入了身无分文、穷途末路的境况了,我还能去哪里?我何不去大哥那里权作休息一下,静观其变,看看形势怎样发展再说呢?
   
我把想法与二姐说了,得到二姐的鼓励和支持,收拾了仅有的一套换洗衣服,到了金城江投靠大哥。
   
大哥原来是河池地区供销社办事处的干部,曾经是单位里公认的四大“才子”之一,因为家庭出身和文革的原因,从地区单位被流放到干校改造,到过水利工地搞后勤,然后下放到偏远的县份巴马供销社当采购员。这时是刚从巴马调回金城江镇企办工作。这些年在大哥被流放贬逐居无定所的时候,大嫂在县百货公司上班,一个人含辛茹苦带着三个孩子,住着一间隔成两半的宿舍,一个不足三个平方米的厨房。维持着这个家,给大哥回来时总算还有一个落脚的家。
   
为我的到来,大哥就把那不到三平方米的厨房腾出来为我改成了一个房间,铺上一铺床。我也就暂时有了一个可以牺息寄宿的窝。
   
我的到来无疑是给大哥大嫂增加了可以想见的负担。大哥大嫂两人每月工资不足70元,三个孩子的读书费用,虽然紧巴,但比起农民也还不至于生活无着。但那个时候什么都是凭票供应,买米靠粮证、粮票,副食品有油票、肉票、酒票、糖票、烟票、还有布票、煤票等等这样那样都按指标供应。其他还能应付得过去,但孩子们正是长个的当口,都是抢饭吃的时候,加上油水少,就更是老吃不饱了,这口粮指标本来就已是捉襟见肘的了,再加上我这么一个大人的小叔,就更是显得紧张。好在那时的集贸市场管理也稍为放松,黑市米和杂粮如红薯,芋头有钱也都可以买得到。大哥也就每天下班就到市场里转,专等人家卖到后面还剩的尾水货便宜时,就捡点便宜的红薯、芋头回来补充。这样一来,钱就又显得更紧张了。我琢磨着,我不能一个大活人要靠着大哥大嫂养着,要么就离开这里,要么就想办法弄钱,至少要能自己养活自己,不能给大哥大嫂增加负担。
   
我把想法跟大哥说了,大哥劝我还是不要走的好,他说,出去混不是长久之计,以前你到处跑这么些年,到头来不还是一无所有,还担惊受怕。不如在这里,想办法找点零工做也可以解决点生活的问题,看这形势发展下去怎么样再说吧。
   
大哥凭着他在镇企业办的关系,他托他本单位的同事林姐,给我在镇劳动服务公司弄得了一本临时工工作证,我就有了在这个镇范围内做零工的资格。凭着我个人的条件,没有当地的户口,是不可能得到这本工作证的,全凭大哥在镇企办工作的关系,劳动服务公司是镇企办下属的单位,劳动服务公司就是专门管临时工的,没有临时工工作证,就属于“野马工”,就没有人敢请你做工,做了工也领不到钱。有了临时工工作证,需要顾工的单位才可以顾你做工,你自己找有工作了,就到公司登记,你做工,由公司去顾工单位结账,公司扣了管理费后,剩下的就是你的工资。
   
有了工作证,大哥又到他原来工作过的地区供销社的日杂公司帮我找了到仓库搞搬运的工作,每天的工资是1。68元,扣了管理费后,也还有1。4元多一点的工资到手。我那时对得多得少都不在乎,够我一天的伙食就行了。有了这份工作,我就不用整天闲在家里无聊。那时和我一起做这份工的都是城镇街道或单位里那些刚从学校里毕业的初中高中生,与这般男男女女的小青年们在一起,以我的经历见识,在他们当中,我就算是老大了,他们也都与我和得来,一天和他们吹牛调侃,嘻嘻哈哈的,就算是扛包搬运的重活,也就轻轻松松的过了每一天,比起过去的流浪生活,也就觉得快乐惬意得多了。从这时候起,我也就算是开始过上了相对安定的,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五)
   
在这段时间里,我仍然与小婵保持着书信联系,在我的心中,始终还有着耦断丝连的期盼。直到1977年中,她给我来了一封信,邀请我去参加她的婚礼,我才最后死了那份非份的期盼。我回信给她,表示了我对她的祝福。之后虽然也时有收到她的来信,得到她的问候,但那已是别样的感觉了。
   
此时我已经将是二十八岁的人了,比起那些和我一起做工的男女小青年们,我已将是而立之年了,成天和他们混在一起虽也能模糊和冲淡了许多的烦恼,但我始终觉着与他们毕竟不是同代人,因而在心中产生了一种失落和自卑,我感觉到青春正在离我而去,油然而生出因岁月蹉跎的一丝淡淡的悲哀。
   
这一年,因文革而中断了十多年的高考又重新恢复了,而且是采取了特殊政策,连历届,甚至于我们当年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都可以报考,这对于在文革中毕业的历届青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但对于我,连作为一个正常人身份的户口都没有,再加上当时还在坚持着两个“凡是”,还在延续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审查仍然是录取的第一程序,家庭出身仍然是橫亘在我面前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届高考的特殊的或不特殊的政策,也就都与我无缘了。
   
高考的恢复,对于广大的应届毕业生和历届毕业的青年,特别是文革时首当其冲的老三届毕业生,无异如严冬过后迟来的春风。而对于我,非但不能让我感受到温暖,反倒成为泼向我头上的一盆冰冷的水,把我从因剧痛的昏厥中浇醒,让我承受着身心上双重的痛楚,犹如一把钝刃的刀在划开了我心灵上还未痊愈的伤疤。我的痛苦没有人能想像得到。但是这个改革毕竟也让我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由于我的生活经历中有太多的苦难,消磨掉了我所有的理想,我把自己所有对美好的向往都当成了奢求而忍隐埋藏在心底里,自己的意志已经被磨砺得没有了棱角,我尽管享受不到那高考改革的好处,但我却也可以从此不再流亡不再逃难了,这就足以使我感到欣慰和满足。我从心底里为我那些同学们,为我那些同代人感到高兴,在真心地为他们祝福的同时,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生活的曙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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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一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二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三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六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七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三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二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五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六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七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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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三十一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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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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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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