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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四十章 只有一张结婚证的婚姻
  
(一)
  
我们寻找婚姻对象的行为方式,无异于动物的“寻偶”,让我感到自卑和耻辱。动物的“寻偶”是生殖和传承物种的天性本能的行为。而作为人,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寻找婚� �e�配偶”,却是为了自我的生存和“自由”--这“自由”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而是相对少一点的政治桎梏和束缚。我们只是把我们尚能勉强享有的一点婚姻权利,以低价拍卖的形式,去换取没有“爱”但却可以生存的环境,期望逃避一些表面的--仅仅是表面的政治桎梏。
  
第二次的柳城之行,让我遭遇到了两种绝然不同的感受。一种是“真实自我身份”的体验(即是摩罗在《耻辱者手记》中所谓的“符号自我”);一种是“虚伪自我身份”(即摩罗所谓的“生物自我”)的体验。其实,“真实”与“虚伪”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在那种一切事物都被披上“时代政治外衣”的时代里,“真实自我身份”恰恰应当是 “符号自我”即“虚伪自我”;而那种“虚伪自我身份”的“生物自我”才是真实的自我。
  
在我们的“寻婚”(为了区别于动物“寻偶”的非人性感悟,我在这里使用“寻婚”一词)活动中,我试探性的采用了“符号自我”和“生物自我”两种不同的身份进行体验,得到的结论绝然不同:由周妈促成的冲脉街的,以及兰芳妈促成的洛崖的两次相亲,由于是以我真实的家庭成分出现,就像是一次伪劣残次产品的“拍卖会”,尽管价格很低,但连一个举牌的人都没有,这就是我“符号自我”体验的结果,让我感到自卑、自贱、自怨、自愤。而我与斗村的乔妹(周妈对她的称谓。为了她的真实存在,我把她的名字留在我的记忆深处)的“隔山买羊”似的相亲而与她家人的接触中,以及与在路上不期而遇的小吴(时过境迁已经四十余载,我不想给她造成第二次的伤害,有意隐去她的全名)的书信往还的交往中,却是我“生物自我”的真实体验,让我真正感觉到“政治就是生命”的深刻含义。
  
(二)
  
这次从米村回来,我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斗村乔妹的哥哥写了一封信。而没有按照她哥哥所给的地址给她本人写信,是我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为了不想在她善良的一家人眼里留下我的“骗子”的印象。我在信中向她的哥哥及其家人坦白(“坦白”一词,是阶级斗争年代惯用的词语,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这里使用,其中就包含着一种负罪感,)我的家庭的政治境遇,并向他们表达了深深的歉意和我自身的无奈,企望他们“从宽”的理解和原谅,同时也希望得到他们些许的同情。他们是善良且是有见识的一家人,希望他们会体谅到“爱与被爱都是人性的本能和权利”。
  
寄出那封信后,我感到失落和空虚,于是我百无聊赖的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心理,试探性的给小吴也写了一封信,信中我向她含蓄的表达对她的钟情,试图以除去“时代政治外衣”的“生物自我”的身份,去验证一下“纯粹的爱情”在当时环境下存在的可能性,也试图从与她的书信来往中获得一些精神上的慰藉。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信寄出不久,就收到她的回信,她信中的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含义以及她随信寄来的一张相片,表明她认同了与我之间的恋爱关系。在短短几个月与她频繁的书信往还中,我由开始时的玩世不恭,慢慢的竟然在不自觉中变得认真了起来,我感受到了似是而非的“爱情”的甜蜜,和些许精神上的满足。而她从开始就信以为真的,实实在在的陷入了爱河之中不能自拔,她已经很明确的要求我尽快的确立与她的婚姻关系,她想“如鸟飞、似箭射一样”(她信中的语句)来到我的身旁。她的大胆表白反倒使我陷入尴尬,也使我从自以为是的爱情沉迷中清醒,回到眼下严酷的现实中来。我本来的意愿是想通过入赘上门的方式,摆脱我眼下的环境,如此一来,她的意愿就与我的意愿发生了冲撞,使我与她的关系成为了不可能,我正打算着如何委婉的回绝她,就势结束我这玩世不恭的游戏对她的伤害。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准备给她写最后一封信时,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搜查大抄家,让蜂拥而入的大队干部和民兵们,在翻箱倒柜的搜查中,把我放在破箱子底的她给我的所有的信件如获至宝似的全部搜走了。信中的内容从那些搜查者口中传了出来,曾经在街上的同龄人中一度成为对我并无恶意的笑料,特别是“我渴望如鸟飞、似箭射一样的来到你的身旁”,竟也成为一些同龄人在恋爱信中引用的词句,与当时年轻人在恋爱信中惯于引用的毛主席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样倍受青睐。
  
我为被抄家而拿走的个人信件,跑到大队找支书李大姐,我说你们把我的个人信件收来,检查也检查过了,没有什么犯法的内容,就应当归还给我,个人的通信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她无言以对。她说你要回去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等我们调查以后再讲。此后也就不了了之的没有了下文。我本来想,大队里的干部们对我们的歧视和欺压,是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总不至于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连我们谈恋爱的事都要管,而且要千方百计的阻挠我们的婚姻,非要让我们断子绝孙,将我们置于死地而后快。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竟然还幻想着用法律去向他们争取我的权利。我为我的这种行为感到可笑和自悲。
  
这一次的抄家是由于全县范围的“一打三反”运动结合清查“5.16”集团进行的社会清队运动。信件都是文字的东西,是这类运动所需要的最好的证据材料,他们想从中找出一些可以把我与“5.16”搭上关系的东西。其实他们和我们都知道,和“5.16”的斗争那是上层的斗争,和我们这些底层人物那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他们不过是习惯于利用一切政治运动的机会,把我们这类人当作斗争的目标和典型,以体现运动的胜利结果,同时可以趁机对我们进行打击。
  
我收藏的她的来信被搜走,坚定了我给她写最后一封信的决心,在我寄出那封最后的信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也即她给我的最后一封来信,说是她的一家就要从冲脉搬回罗城县四把公社石门村的老家去了,但是她没有给我留下新的通信地址。我懂得她信中的意思即叫我不要再给她写信了。从时间上推断,这封来信是在她远远没有收到我给她的那封信之前写来的。想必是在这之前,她是先收到了大队寄去的,向她揭发我的“政治面目”的信了吧。否则,她的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之快?而且与之前的态度绝然不同。自此后,就再也没有收到她的来信了。我被他们搜走的恋爱信,最后也的确成为他们打击我的有力的武器,达到了他们要毁掉我一生的用心。
  
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里,法律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法律是维护“人民”的利益的,而我们早就被排除于“人民”之外,在他们的眼里,我们不属于“人民”的范围,作为人的“尊严”、“权利”、“自由”,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奢望,更何况我们这类政治贱民。而我却还在妄想用法律去努力争取我们的权利。
  
(三)
  
强的婚事按原定的日程进行,把他送去柳城成亲时,我们组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送亲队伍。大姐夫和强的伯伯及堂兄,以及我们一帮朋友,包括二哥、用庭、还有国英、福明、如雀(如多的弟弟)等一帮相同命运的老朋友,参加了这次的送亲队伍。按米村当地的风俗习惯,在强未来的家举办了一场婚宴,给强完了婚。
  
我们还想趁此机会,又找周妈和兰芳妈帮忙,但是她们推辞说眼下这一带没有这方面的目标。特别是周妈见到二哥这种状况也想在这里找对象上门,她就更理解了我们之所以结队来找对象的原因了。她懂得要帮我们解决问题难度是大的,就只好婉言推辞说在这带地方是难找到合适的对象了。经我再三恳求下,再者她看到国英高挑而结实的体魄,在她眼里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她答应回她老家的凤山公社旧县大队去找。
  
而兰芳妈却也看中了如雀像强一样近乎魁梧的身材而又憨厚的长相,也答应回她的老家洛崖那边找找。
  
第二天,我们就分为两路,我随国英福明跟周妈到旧县她的娘家去,二哥与其他人就跟兰芳妈往洛崖去。
  
到了旧县,周妈可算是胸有成竹,国英的事一炮打响,马到成功。国英家是柳江县城拉堡附近有名的大地主,解放后为了脱离那个成份,他母亲带着他两兄弟回到六道的贫农外家跟舅舅生活。文革时与我们成为同一派的人,他的家庭成份就被挖了出来,就再也不能随舅舅的贫农了。
  
旧县这边相对于米村,从文化角度比较,旧县人整体的文化素质较高,风俗习惯也较为接近时代潮流。这些都与他们所处的地理交通环境有关,凤山是融江和龙江两江汇流的柳江源头,旧县就在离凤山几里路程的融江河边,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靠水路交通,在这里乘船顺流而下不用一天可以到达柳州;逆流而上,半天路程可到县城大埔,再往上就是号称“小柳州”的融安县城长安了。所以这里的人的开化程度就相对高,这一带的男女青年基本都上过学。国英的对象家是贫农,她本人也上过中学,她的人才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名列前茅的了,国英的这桩婚事可算称心如意。之后,在国英的努力下,又为他的弟弟也在同村找了一个人家成了家,并且还把另一个我们的同命人,也介绍到那里成了家。
  
在这里周妈也顺便为我物色了一个对象,但我不光对她的相貌接受不了,最关键的是她的家庭成份也是地主。从上次在米村的失败后,我给自己重新设定了底线,两者只能牺牲其一,如果两种条件都不顾了,那就纯粹的是为了“寻偶”,我又何必跑到这么远来呢?我宁可在我的家里忍气吞声地孤单一生。我通过国英的对象婉言回绝她说,我正是因为家里成份不好才出来的,到她这里和在我家里一样要背负这个沉重的成份,没有什么区别,我又何苦跑到这里来。
  
二哥他们一路跟兰芳妈到了洛崖,只是帮如雀在洛崖找到一个愿意帮忙的人,但还没有明确的对象,之后如雀通过强与兰芳妈多次的传递消息,一个人多次的往返于洛崖,总算解决了他的一桩婚事,悄悄的、没有任何仪式的就到那边成婚。并于之后不久,还能将他孤寡的老母亲接到洛崖奉养,
  
我们发起的这次“上门活动”所收到的全部结果,最终为强等五个人通过婚姻的方式,成功的摆脱了原来的非人处境,使他们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在之后的日子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和发展,并且还发展得相对的出色,他们有的人发了财,把老婆孩子接到柳州,置了房产,成为了新时代的城市人。有的用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受到当地政府的信用,成为教师、校长。他们自己的子女由于接受了他们耐苦勤奋的基因,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当代的大学生。在当地也算出人头地。
  
而我却没有那么幸运,这次的“上门活动”是以我的最后失败而结束的。
  
(四)
  
米村和旧县的屡遭失败、无果而归,加深了我的自卑。在媒人的眼中,我始终成不了首选的角色,二哥就更不用说了,怎么排队也难以轮得到他,特别是我们两兄弟同时出现在这种场合,在媒人眼中,就多了几分猜度,因此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二哥心理上的打击也更为严重了。
  
二哥这次从柳城回来不久,和他的几个同辈同学、朋友愤而出走了,他们跑到黔东南最偏远的黎平、从江的大山里,做野马副业,帮人家锯木头为生,同时也想躲到那偏辟落后,最不开化的地方去,没有人会过多的深究他们的身份,也许会找得到一个能安身立命的地方,过着隐居的生活。事实最终证明:“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无处不在,况且黎平还是红军长征途中具有光辉历史的一站。二哥他们的想法也是近于天真的。
  
二哥的出走,给家里父母和我都增加了许多的政治压力,与文革前他的新疆之行不同的是,大队逼着我们要把他找回来,说是他出去搞反革命破坏活动。公社也把我找去,说我一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要我把他叫回来,只要他自己回来,或者把我知道他所在的地方告诉他们,让他们去找他回来老老实实参加劳动,保证不批他、不斗他。“如果是给抓回来了,那就不同了,到时候连你们家里人都要受到连累”他们这样劝诱我。我知道这都是威胁,我当然也知道二哥他们在什么地方,更知道他们不是搞什么反革命活动,但是我不想他们回来。或许在外面混,还会有一时忘记烦恼的快乐,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躲一躲避一避,而在家里,就犹如笼里的蚂蚱,想跳也跳不了,随时要抓要斗,就只有任人摆布。
  
我也曾一度的想随二哥他们一起出走,但是想到,若是那样,给留在家中的年老的父母亲的打击和压力就太大了。他们将面对着双重的折磨:一则要为我们的生死安危担心,担心我们在外面生活无着而惹出什么事来,到时候弄得个坐监劳改什么的,这一生就算完了;二则是大队、公社为了我们会不择手段的向他们施加压力,威胁、折磨他们。由于我而给他们带来的磨难太多太重了,我实在有点于心不忍了。为此我打消了出走的念头。
  
(五)
  
我在考虑着,还是要通过上门的方式离开这个家,只要能把我的户口迁出这里,我就不属于这里管了,至于我在外面怎么样,他们就管不着,那样对父母也就少一份担心,少一点压力。我写信告诉强我的想法,请他继续帮我央求周妈为我想办法,条件可以放低一点,只要能办得结婚证,迁得户口就行,但这一想法是不能告诉周妈的。
  
不久强来信说周妈在圩背村找得有一家愿意接受像我这样条件的人入赘,说是那姑娘还不足二十岁,她家成份是小土地,也不属于贫下中农。于是我便只身赶到米村,当晚就投宿在强家里。
  
第二天约好在周妈家相亲。那姑娘与她一个村中姐妹相伴如约来到周妈家。我这次来,是抱定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信念而来的,我打算着,不讲究对方的人才相貌,不计较对方的家庭条件,只要对方不嫌弃,我就无条件接受。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在这样的场合,我也就无所顾忌的表现得随意和大方,一点儿羞怯的感觉都没有,我大大方方的,就像上一次强相亲时一样,用眼扫视着羞怯的两个姑娘,她们俩相偎着面朝里的坐在大门口的左侧边,而我和强就在堂屋里的右侧,面朝大门坐着,她们可以很轻易的看清我们的面孔,而我们所能看到她们的只是背光的模糊的形象,我们要睁大眼睛,认真的端详才能看得清楚。周妈介绍说那姑娘家也姓韦,家中有父母,但没有说到有兄弟姐妹。我大大方方的看着那姑娘,只见她由于害羞而低垂着的双眼皮下不大不小的眼睛,似闭还睁的看着地下,于是我的眼光就自然而然的在她全身上下滞留了片刻,看到她那眉眼、鼻子、嘴巴轮廓清晰、线条分明的分布在她那白净而柔嫩的瓜子形脸庞上,各得其所,比例对称;梳着一头齐肩的短发,乌黑顺直;瞧她那模样儿,虽不似书中描写的少女的妩媚,却也找不出哪点容易受人指点耻笑的地方,称得上是五官端正。她那双手从那唐装斜襟便服两侧的襟叉下隐藏到襟摆之下的腿上,微微弓着背、低着头的坐着,身材却也匀称。从始至终,我没有看到她开过口,听她说过话。通过对她的一番观察,倒还真的让我从心底里喜欢上了她。这种喜欢倒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的激情和爱恋,而是一种不忍将她作为被利用而受伤害的良心的呵护。我向周妈答应了这门婚事。
  
第二天,按当地的习俗,我仍然是让周妈备办了一份得体的礼物,和强一起随周妈到了圩背村那姑娘的家里与她的家人见面。她父母照例备办了一桌酒席,款待了我们,并把这婚事定了下来。她父母亲的意思是让我先回去把手续办来,领了结婚证后才确定过门的日期。
  
看到了那姑娘以及她的家里的情况,让我满心欢喜的回到了家,把情况与父母亲说了,家里人(包括嫁出去的姐姐及姐夫们)都很高兴的松下一口气来,认为终于解决了我的婚事,虽然是出去上门,最后要抛下年老的双亲,让他们困苦孤独的守着这个残破的家苟延残喘着,但毕竟是能给我个人带来一丝作为人的生活的希望。
  
我饱含着欣喜地到大队要求给我开具办理结婚登记的证明。但是大队文书对我说,你要去哪里结婚?跟谁结婚?你没有女方的证明来,叫我们怎样给你开证明?他们这一问,让我措手不及,原来强去登记是不用经过这个程序的,我跟他们争辩了一下说,人家办结婚登记是不需要这样的,如果到女方开证明,女方的大队也强调这样的程序,岂不就形成相互推诿而哪一方都不肯先开证明了吗?也许他们在向我提出这个条件时,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反倒让我给提醒了才恍然大悟似的感到无意之中找到了为难我的最好理由。于是他们更是不容分说的斩钉截铁地说,反正你要有女方证明我们才知道怎样给你开证明。
  
我为此而专门跑了趟米村,通过强他老婆在大队当支书的堂哥,破例的在大队开了一张同意我到米村大队的圩背村与韦XX入赘结婚的证明。满以为得了这张证明回来,大队就不会有什么理由为难我了,殊不知,这个大队文书不知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受支书的授意,他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就是不给,当我理直气壮质问他:“没有哪个政策规定我没有结婚的权利!”他便托词说:“像你这种情况我们要请示上级才懂得。”就把我轰出门外。
  
我出了大队的门,正想着无可奈何的回家,但我转念一想,这显然是他的托词,他既然托词要向上级请示,不如我自己找上级反映,看他不给我结婚依凭的是什么法律、政策?于是我就径直向公社走去。到了公社的民政办公室,找了那负责民政事务的干部,这个民政干部就是我前面说过的,是公社妇联主任的老公,是个诚实厚道的,很讲原则,很重良心的人,他不同于他的老婆,他在群众中口碑很好,从来没有人在背后骂他。他见人总爱打个招呼、开个玩笑的,为人和善且平易近人。我到他办公室里时,就他一个人在那里办着公,我把来意向他讲了,他当时就拿起电话,给大队打了过去,听得出是那个文书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对那个文书说:“不管他是什么人,人家要结婚你就不要刁难人家。”放下电话后对我说:“你回大队去吧,我跟他讲好了。”当我满怀高兴的回到大队,心里想,这下那个文书总不会还有什么理由刁难我了吧?不想回到大队,那文书反而是为我直接找公社而恼羞成怒,理由都懒得讲就是不给开。我据理力争说:“你原来说我没有对方的证明,不知道怎么开,我得了证明回来你又要请示上级,我自己到公社去请示了,公社民政叫我回来大队办,你还是不给我开证明,这不是明显的要刁难我了吗?”这个文书本来就是个仗势欺人的人,他一来认为像我们这类人压根就应当服服帖帖的接受他们的管制,不得“乱说、乱动”,不应当有什么生存和婚姻的权利和自由;二来他们认为对待我们这类人,无须讲什么政策,法律,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三来他们很清楚,我们要去结婚、去上门,最终目的就是想摆脱他们的控制,想过上人一样的生活,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基于这些想法,他面对我的质问时,干脆就毫无掩饰的以讥讽的口吻怒斥我道:“我就偏偏不让你讨老婆,你又能怎样?哪个同意给你开证明你就去找哪个开好了。”我见他已经是怒不可遏到无所顾忌、无需任何掩饰的程度了,再怎么和他争辩也是没有用了的,但是如果我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再难以找到合法的机会脱离他们的控制了。于是我只好愤愤不平的又重回到公社去,跟那个民政干部反映了大队文书的态度,并把那文书最后的那句话向他复述了一遍,他听了也觉得无可奈何,我只听得他近乎自言自语地抱怨道:“办事这样不讲政策怎么行?”接着就从办公桌抽屉中拿出一本信笺,以公社的名义为我开了一张去办结婚登记的证明。他在证明信上盖完公社的公章后递给我,以一种同情的口气对我说:“他实在不想给你开证明,就不要再去找他了,我用公社的名义给你开算了。”我以无比感激的心情,眼中饱含着泪花,从他的手中接过那张证明,并以我们当时当地不惯于使用的礼节,深深的向他鞠了一躬,然后诚恳地向他道了一声“多谢你了!”在那种境况之下,不管他当时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能够为我开具一张结婚的证明,我从心底里对他产生感激之情,这感激之情确实出自于真心,在那样的时代,那种政治氛围下,这种感激确实已经达到了“感激涕零”的程度。
  
为此,我对这个民政干部感恩了一辈子不曾忘怀。甚至于连心中对他老婆的些许鄙夷之意也随之消融。我由此而感触人性的善良,不管在“阶级斗争”或者什么“思想”,什么“主义”的环境下,始终都不会泯灭。
  
(六)
  
我带着这张公社给开的结婚登记证明,第二天就赶到米村大队,与那个姑娘办了结婚登记,领到了结婚证书。并着手筹办结婚所需要的东西。
  
为了结婚,我在二姐那里得了几块钱作路费,乘火车到金城江找大哥资助。大哥大嫂听说我要去柳城上门结婚,都很高兴,都赞成我的抉择是对的,并倾其所有的为我置办了结婚用的一床被套,一张床单。回到柳州二姐家,二姐又为我买了一床蚊帐。我所能置办的结婚用品就这些。女方家并没有向我提出什么要求,我能有什么就是什么。于是我就马不停蹄地把这些结婚用品送到女方家去。并与女方家确定了过门的日期是农历辛亥年十月初八甲寅日,即1971年11月25日。(11月25日还真是与我有不解之缘,当年外出串联也是这个日子)
  
回到柳州,我把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在贵州黎平做“野马”工的二哥。回到家里,离过门正式结婚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家里一无所有,母亲为我把家里的黑母狗卖得了11元钱,二哥从贵州也和他的朋友们共同筹了50元汇回二姐家给我,这些钱就作为我过门那天的用度。算是万事俱备,就等着过门的那一天了。
  
等到快临近婚期的11月15日,我却收到了女方的一封来信,催我带上结婚证立即赶去米村处理我们的婚事。为这封莫名其妙的来信,我简直看不懂信中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何为“处理婚事”?我到柳州二姐家把结婚证带上(领了结婚证后一直没有拿回家,就放在二姐家),就匆匆赶往米村。当晚留宿在强家里,强就说可能是女方要悔婚,听说前几天她们收到了从柳江三都来的一封信后才向周妈提出悔婚的,并已把我送到她家的结婚用品退回给周妈了。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到周妈家时,证实了女方确实提出了悔婚的要求。周妈并把女方家退回来的结婚用品拿出来给我。
  
悔婚的事得到了证实,就尤如晴天霹雳,彻底地打破了我的结婚计划、我的梦想。也让我明白过来,女方的悔婚原因来自于从我的家乡大队来的信,信中的详细内容至今不得而知,无外乎有关我的家庭出身,乃至我个人的在文革中的“劣迹”,他们无需在信中添油加醋,就足够使女方一家望而生畏,再加上写信人在信中附去了在我家中搜去的冲脉小吴给我的情信(这是后来女方家透露出来的关于悔婚的理由)于是乎在还没有达成事实婚姻之前,提出悔婚就是当然之事了。
  
我很谅解的让周妈通知她们来和我商量如何的“处理”我们的婚事。她还是两个姑娘一起来了,就提出要我与她到大队办理离婚手续。我没有什么异议地与她双双到了大队,提出了办理离婚手续的申请,负责婚姻登记的人说,你们登记结婚还不到一个月,还没有达成事实婚姻,你们以什么理由提出离婚?这婚姻法不是儿戏的,结婚是自愿,离婚是要有充分理由的,不是想离就离的,你们再回去考虑考虑。我们没有办成离婚手续,只好无奈的走了。她回她的家,我回到周妈家。我和她之间,从认识到结婚登记再到申请离婚,始终没有认真的面对面的相互看过一眼,也没有认真的相互讲过一句话,更没有过肌肤之亲,但从婚姻法角度讲,她却是我法定的原配妻子。
  
我的“妻子”留在我记忆中的唯一印象就是在周妈家相亲时的那副模糊的形象,但她在我生命历程中与我的不期而遇,却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抹掉的一段婚姻历史。
  
在中国的古典名著中,不乏针贬封建社会中那些势利之徒因嫌贫爱富而悔婚的故事。而在我们共和国时代的婚姻情爱史上,却充斥着掩隐在阶级斗争铁幕下的政治制造了人的身份等级,因政治上的门不当户不对而酿就的许许多多的悲惨非人的婚姻悲剧。
  
我理解女方--我的法律上的合法配偶--我的妻子的理智的抉择,她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惟一正确的抉择。要不然她能怎样呢?一旦和我结成了事实婚姻以后,会给她的一家带来什么灾难,不可预知,但是灾难是肯定的。而我也会因此要承受着新的环境下的同样的桎梏和耻辱。她没有必要与我共同担当那种桎梏和耻辱。想到这些,我反倒觉得一身轻松,好在我还没有给她们一家带来什么灾难,没有给她个人造成什么伤害。我一点也没有抱怨她的悔婚,反倒庆幸她的悔婚造就了我生命历程中一个新的起点,尽管从这新的起点之后并不是值得称道的辉煌,但我却能实现了我所期望的相对的自由。
  
我与“妻子”没有办成离婚手续,我处在结也不能离也不能的两难境地,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彷徨失措,反倒觉得是一种解脱。这样的婚姻并不是我所渴望的,我之所以选择这种婚姻方式,只是为摆脱我现实的生存环境。我的婚结不成,但我有了这张结婚证,就可以进而达到我的目的。我决定继续要以出来上门的理由,把我的户口从我的原藉迁出来,摆脱我与家庭及户口所在地的关系,争取一点生存自由的空间。
  
根据我所了解的关于户口迁移的程序,我用原来米村开给我的同意我到米村入赘结婚的证明,充作同意迁入户口的证明,到六塘公社民政部门,办了同意我将户口迁入米村的手续,回到家后,我没有把女方悔婚的变故告诉父母和任何人,到生产队,到大队开了户口迁出证明,这次大队对我迁出户口的申请没有作任何的阻挠,就给我盖了章,到公社公安部门办了户口迁出手续,把户口迁出证拿到手后,我松了一口气,我终于得以从户籍管理的角度脱离了原所在地的管束。但是我已经迁出的户口也不可能迁入到米村去,因为我与我法律意义上的 “妻子”并没有形成婚姻事实,而且她已经向我提出离婚,明确表示不再接纳我了,我的户口也就没有地方可以落户的了。
  
我的户口已从原籍迁出,我也就没有了在原藉的居住权,我如继续滞留在原藉,就成为了“黑人黑户”,当地的大队就有理由以查户口的名义,把我当流窜人员抓起来。我不动声色的,按照我原定的去上门的日期,于1971年11月25日,只身怀揣我的户口迁出证和母亲卖狗所得的11元钱,怀着对父母的深深内疚和无奈,离开了家,抛下了不知内情的,养育我20余载的父母,孤苦伶仃的蜗居在那阴暗而破败的充满着悲伤的,使我饱受耻辱的“家”。父母亲还以为我真的是去上门,去成婚,心中不无喜悦的期待和祝福。我是个极度自私和不孝的儿子。
  
自此,我开始了我“黑人”的流浪生活。我相对的“自由”了快一个月的时候,我从二姐家获得了母亲传来的消息,家里收到了柳城县法院冲脉法庭寄来的传票,案由是我的“妻子”已经向法庭对我提出离婚诉讼,法庭传我于收到传票时起,20日内赶到冲脉法庭应诉,如不能按期到庭,法庭将依法作出缺席判决。按其意思即我如不到庭应诉,法庭就可以判决解除我与“妻子”的婚姻关系。为此我暗自思忖:我去与不去,结果都是离婚。此时我的户口已经迁出原籍,已经是没有退路可言,但我原来想要的正是这样的结果,我需要的就是这种没有管束的“自由”,既然已经得到,为什么还要放弃呢?所以,法院的一纸判决书对我毫无意义,我何必多此一举,再跑去柳城一趟与我那名义上的“妻子”对簿公堂,自寻尴尬。
  
我没有去柳城冲脉法庭应诉,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在柳城县六塘公社米村大队领的那张结婚证就一直和我的户口迁移证一起,被我托交给柳州维新巷姨孃家保管着。那张户口迁移证一直到1980年仍然起到证明我的户籍关系的作用,但那张结婚证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了,随着姨孃的去世,那张结婚证也就不知所终了。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一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二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三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六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七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三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二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五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六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七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八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三十一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二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九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四十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四十一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二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三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四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五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六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九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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