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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七章 忤逆不孝

(一)
  
父亲平生第一次骂我,骂我“忤逆不孝”。父亲的这一句骂,让我愧疚了一辈子。我确确实实对父亲做出了一件“忤逆不孝”的事。
  
我们一家子的兄弟姊妹自小就从母亲对父亲的絮絮叨叨数落中,知道父亲年轻时的一些荒唐经历,我们也认同了母亲对父亲不关心子女的批判和指斥,对母亲的感情总是比对父亲的感情要深厚得多。我们总觉着父亲对我们缺乏一种像母亲对我们那样的舐犊之情,所以对父亲总怀着一种隔阂。在那疯狂的两派斗争阶段,我所想的是如何表现自己的“革命”,因为父母亲是地主份子,害怕他们会玷污了我的“革命”形象,所以曾一再警告他们不要到有我在的场合出现,不要在人前议论我的事情,以免给对立派以攻击我的口实。进入到两派生死相搏的武斗阶段,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行为会给父母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在那血腥的逃亡阶段,也没有考虑过父母亲的生死存亡,尤其是对父亲。这其中有两种原因:一是我深信党的政策,不管运动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是有宪法法律的国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法西斯集团,不会允许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现象存在于社会主义的国度里。二是两派组织都是由学生、人民群众组成的,是革命的竟争,无非都想表现自己的“革命”, 表现自己紧跟毛主席。在两派群众之间,特别是两派学生组织之间,原本就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深仇大恨,而只是出于紧跟毛主席提出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需要,两派间针对某一当权者所持的观点不同而已。至于这类矛盾和斗争,实质上也只是党内当权者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些无知的学生和群众,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智慧,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不同观点的相互攻讦,最终落得为他人作嫁衣裳,成为权力斗争的垫脚石、牺牲品。尽管如此,也不过应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至于诛连九族。殊不知,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过于浅薄,致使父母及兄弟姐妹在这场运动中受尽了多番折磨。对于父母来说,他们能从死里逃生的侥幸活下来,虽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舐犊情深,一家人的不幸,特别是三哥的惨死,成了他们一生中最不堪承受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晚年丧子之痛却是常人所难以承受的精神打击。
  
在那悲惨的亡命的日子里,我不知道父亲是如何一个人孤零零的,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熬过来的。他曾经对我们倾诉过:为了躲过那一次又一次的清查和搜捕,他曾经钻过山洞、躲进过废弃的防空洞,他也曾在厕所里待上一整个晚上。他捡过菜皮讨过饭,漂泊亡命的侥幸从劫难中幸存下来。父亲劫后余生回到破败的家里见到我,虽然不是像母亲那样的悲恸号啕,但是看得出他眼中所流露出的是那种庆幸和喜悦还有内疚。他没有责骂没有埋怨谁。在他心中也许认为这一切家庭的悲剧,不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而是由于他们上一代人所造成的。
  
父亲骂我“忤逆不孝”,那已是生死劫难过后的1970年,本来是刚经历了患难的亲情,应当是更加的相互体贴。而我的行为却让父亲感觉到犹如在他带伤的心头上撒上一把辣椒粉一样的莫名的伤痛难受。那时是在搞“一打三反”的运动中,我向大队揭发了父亲不服从贫下中农管制,私下里行医卖药的“罪行”。致使父亲被作为阶级斗争的典型,被冠以“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的罪名,抓到斗争会上斗争。看着父亲无奈的跪在斗争会场的中间,而我却在众目睽睽之下,恬不知耻地公然地站出来当面指证了父亲。当时我看到父亲茫然绝望的抬头望了我一眼,然后痛苦的闭上了他的眼睛。我也看到会场上围坐在父亲周围的人们也在用一种惶惑与耻笑的表情看着我。我的表现,让那些本来心存同情和怜悯的人们感觉受到了讥讽和嘲笑,他们纷纷向我投来不屑和鄙夷的眼神。会议在事先安排的进程中结束,人们在稀稀落落的口号声中争相离去,而我却无地自容的呆立当场,感觉到这一场批斗会的主角是我自己,而不是父亲。我看着人们都已离去后,才魂不守舍的蹒跚着自个儿向家走去。我不知道是怎样回到家中的。当我回到家中,与已经先我到家的父亲四目相对时,父亲以一种并不愤怒的声调叹了一口气骂出了一声“忤逆不孝”。从父亲口中吐出的仅仅就是“忤逆不孝”四个字,别无其他话语。然而这四个字就像一锥子,直剌我的心房,使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莫名的剌痛。父亲的骂令我羞愧不已。为了父亲的这一句骂,我把“忤逆不孝”这个词汇深深的藏在了心中,我曾经为了得到这个语汇的准确注解,我专门的查阅了词典,深切地领会了父亲骂的含义。
  
(二)
  
我对父亲忤逆的目的令我自己羞于启齿,我居然为了乞求得到专政者认可为“与父母划清界线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竟至不惜“卖父求荣”。我从家庭伦理、人性道德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思考,我觉得自己已经堕落到失去了人性,觉得自己可卑可鄙。为了父亲的骂,我曾经刻意的去挖掘父亲的不良行为来为自己作辩解。我从父亲一生的作为中,寻找出能为我对父亲的“忤逆不孝”作出辩解的理由。我极力从平时母亲对父亲的数落中,以及从与父亲同辈的,曾经与父亲共过事的乡亲们的口中讲出来的,有关父亲过去的所作所为中,去评判父亲的人格。尤其能令我稍觉心安理得的,是母亲一生所耿耿于怀的,父亲年轻时的不务正业,放着家里的田地不种,一心只向往着城市里生意人的安逸生活,造成家中劳力不足,不得不请帮工,以致于在土改时家中因顾有长工而被划为地主,造成一家的不幸。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全家人都恨父亲的最合逻辑的理由。母亲经常在指斥父亲时说,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他所经营的生意屡屡亏损,从无盈利,且还沾染了赌博的恶习,经常在输得血本无归时,又回家卖掉一家人勒紧裤带省下的余粮作本,每一次都被爷爷骂得狗血淋头。而父亲却从无悔改之意并且一如既往。母亲最不能原谅父亲的是,他年轻时的荒唐的婚姻生活,家中儿女满堂,他还自顾在外娶小老婆带回家中,他一生娶过四房老婆。(除了原配——我们的大妈病死外,三房、四房都是被母亲赶走的)。乡亲们说,父亲年轻时的风流义气,在乡间邻里小有名气,他曾经为人出头与邻乡乡长打过官司。在他当村长那阵,曾出头带领村中弟兄,联合乡邻除掉了邻村一个勾结土匪祸害乡里的恶霸(这事在解放那年的清匪反霸斗争运动中,他向政府自新坦白了,没有被作为罪恶追究)。而他作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一村之长,也曾为国民党征过兵拉过伕,也曾为村中不愿当兵的弟兄作过掮客,找过替身,买卖过壮丁。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分崩离析的关头,他不识时务,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白崇禧所组织的反抗共产党的政治土匪组织的虚衔。这是他最致命的政治污点。再加上临解放时,爷爷倾尽家中的积蓄,趁地价低贱时所添置的田地,土改时就顺理成章的除了身负旧社会劣迹的父亲被划为地主分子外,一生辛劳的爷爷和母亲也都概不能外的成为了地主分子,成了新社会的“阶级敌人”,受到新社会的歧视,背负着耻辱。而我们作为地主的子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大环境中,就身不己的世袭了这份耻辱而名入另册,失去了人的尊严、理想和前途。我认为这些都拜父亲所赐。这就是我对父亲“忤逆不孝”的自我辩解。这样的辩解理由是苍白的,其实揭发父亲的深层意图,就是出于企求自保的自私目的。每想及此,我都无法原谅自己。
  
不管是在社会上或是在学校里,作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得到的教育就是:必须背叛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父母划清界线,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争取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理所当然的都渴望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于是我们兄弟姊妹也就不例外的和其他所有出身于相同家庭背景的子女们一样,都争相成为背叛自己的家庭、父母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然而如何才算是“背叛”呢?我极力的想从现实中找到一些令人信服的例证: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除当时已经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刘少奇、邓小平家中是地主阶级外,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其他众多的老革命、老帅们也并不都是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出身。正因为他们家庭的富有,他们得以用家里供给的钱财,走出家门读书求学,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甚至能得以远渡重洋到德国、法国、苏联等国留学,他们才有机会接受马克思的学说和思想,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据我们所知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的家庭和父母都接受并支持了他们的选择,没有他们的家庭、父母的支持和认可,他们也许就无从树立起他们的革命理想。也许在当时,他们的父母家庭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在他们的意识中,共产主义不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吗?人人平等的社会,当然是对谁都一样好,谁不喜欢,谁不高兴呢?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能改朝换代,能光宗耀祖的英雄的大事业。自古以来,世世代代的人们都怀着崇拜英雄的情结,正是这种英雄情结促使他们不惜倾尽家产,去支持自己子女的事业。直到他们“壮志已成大业”,正如斯大林说的,“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没有人认为他们“忤逆不孝”。革命是不需要讲道德的——我这样为自己辩解。
  
我自知这样的自我辩解是极为牵强附会的,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能与革命家相接并论。且我的“忤逆不孝”只是出于我个人的极为自私的目的:争取成为人民的一员。但是作为“阶级敌人”的子女,特别是出生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的我们这一代人,从我们一出生就毫无选择地必须接受作为“阶级敌人”的父母哺育扶养,才能长大成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父母对于我们都存在着养育之恩。知恩不报就是“不孝”,而恩将仇报就是“忤逆”。这是人伦道德观念。按照我们当时的思想水平,我们很难将人伦道德和当时的政治作统一的思考。时代给我们的选择是痛苦的,我们要选择自己的前途,就必须抛弃道德,否则我们将永远地生活在非人的境遇中。但是,我们抛弃了道德得到的自然就是非道德的结果。
  
我对父亲的“忤逆不孝”是在当时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即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就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大队为了找出斗争的典型,把我叫去,支书说:“你父亲的所作所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要争取主动,和他划清界线,揭发他的破坏行为,将功赎罪,弥补你文化大革命时所犯的错误,争取贫下中农的谅解,你就可以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不是人民的敌人了,就不会受到歧视。我还在幻想着要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还没有完全的抛却幻想,在我的思想中仍然残留着一丝渴望。为了这一丝的渴望,我作出了痛苦的选择,我揭发了父亲私下行医卖药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和“投机倒把”行为。并不得不同意在斗争会上当面指证父亲。
  
(三)
  
我的行为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支书和干部们内心的认可,她们并没有因此而认为我是真心实意的向贫下中农靠拢,向革命靠拢。她们在内心里耻笑我。耻笑我的异想天开,她们因此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受到父亲的责骂,母亲、二哥和三姐,都保持了沉默,因此更给我在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我感受到了极大的耻辱,我自觉无地自容。如果他们也对我表示指斥倒好,我也许会用以上的理由向他们作出表白和辩解。但他们都选择了沉默,使我没有了辩解的机会,我只好在心中自问自答,自我辩解。那是一场多么痛苦的心理斗争。从斗争中,我痛苦的得出了一个结论:我是个自私的人。为了迎合这个社会,为了自己的生存,我可以任人摆布、忍气吞声。我甚至可以抛却人性、伦理、道德。
  
父亲是在病中被我揭发的。那阵子父亲正患着脚姆指骨髓炎,脚姆指肿胀化脓,这种病的疼痛程度是令人很难忍受的,父亲在夜里疼痛得忍受不住的呻吟。父亲自己没有对这种病有效的药物,但是家里又没有钱给他到卫生所看西医,我们都帮不了他。而父亲只想忍受自己的病痛,私下里为别人看病得一点钱,然后去卫生所打一针消炎针,缓解一下难以承受的疼痛。为此而被我找到揭发他的事实。我的行为不啻于给父亲落井下石。我的任何理由都是苍白的。
  
我对父亲的忤逆不孝,是我一生心中的痛,一直令我深深的自责。也许父亲在之后天清日明的时候,会理解和愿谅我,但我却一直没有愿谅过自己。本想在父亲在世时对父亲作些许的弥补,但父亲却等不到我有能力弥补我良心的债务的时候,就离我们而去,在父亲弥留之际,我竟然没有能力以家的概念给他的灵魂有一个归属感,竟然没有一个可以摆放他灵牌的方寸之地。甚至在父亲弥留之际也不能陪在他的身边给他送终。对于父亲,我确实是十足的忤逆不孝之子。
  
在那阶级斗争人人自危的年代里,人的心理变态和扭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几乎所有人都变得六亲不认。为了个人的生存,甚至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革命”这样一个虚幻而抽象的荣誉,在至亲家人中相互的检举、揭发,甚至诬告陷害,不惜出卖亲情,出卖灵魂。这种现象在平民百姓中出现不足为怪。然而,这种现象在像刘少奇和林彪那样的家庭里出现,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像刘少奇如此伟大的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女儿刘涛不也曾在江青的“思想教育”下,写过大字报揭发自己作为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吗?,在她们的笔下写出 “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无疑是一种形式的“忤逆不孝”。而作为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林副主席的女儿林立衡,在察觉林彪的出逃阴谋时,毅然地向党中央告发自己的亲身父亲林彪的政治阴谋,这无疑需要非凡的勇气。我们无从得知她是如何判断她父亲与毛泽东之间的是非恩怨?她是否曾经预想过,她的这一举动,对于她的父亲她的一家,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假若她预见到她的一家(她父亲、母亲、弟弟)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那一幕,她是否还会作出这样的抉择?她的这一行为举动,应当被视之为“忤逆不孝”还是“大义灭亲”?好像直至当前,也没有能够从官方的史籍中得到明确的定论。
  
刘少奇早于1969年已冤死于自己作为国家主席的国家监狱里,林彪也于1971年的“9.13”事件中摔死了。但他们的女儿依然还健在。我不知道她们是否也像我一样曾经对自己的行为作过反省。我自知远远不能与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及林彪的女儿林立衡相提并论,但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与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都是在同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悲剧故事。而且类似的故事远远不止就我们这几件,而是充斥于整个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阶层。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一段悲剧历史。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行为的普遍性而原谅我自己。
  
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虽然已经与我们渐离渐远了,但是,那个年代所造成社会道德的沉沦给文革后年代的年轻人造成的遗害依然随处可见。基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在树立以法治国理念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无疑是道德回归的一缕曙光,无疑是时代对人性、亲情的呼唤。
  
作为那个年代的亲历者,每一个人都有着值得反省的道德经历。对现实中存在的,对亲情,对社会道德的冷漠现象,应当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摒弃,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成为重塑社会道德的当务之急。
  
第三十八章 婚姻与政治
  
(一)
  
腥风血雨的武斗动乱已经过去两年,我们始终不能从那个阴影中走出来。生活上的穷困和劳动中的艰辛,所有的人都一样,我们无可怨怼,我们没有理由更没有条件期望比别人好过。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不得不在那受尽歧视和桎梏的牢笼般的生活状态下生存。那种生活是遥遥无期的,没有一点希望和梦想。我常常在心中问自己,难道我们就这样的用我们的一生来承受下去?
  
尽管专政者不把我们当人看,但是我们毕竟是人,我们也有本能的需要,我们也有七情六欲。
  
我们都已经到了婚嫁年龄,三姐大我三岁,已经二十四岁了。三姐为了改变一下个人的现状,在街上一个寡伯娘作媒介绍下,没有任何条件的捡起惟一一套平时换洗的旧衣服,不声不响的走了。三姐嫁到六道街附近的果槐村,三姐夫是个柳州郊区公社小学的老师,但是三姐并没有能随姐夫到学校去共同生活,仍然还要呆在村上的家里。姐夫的家里也同样是地主,否则也不致于到三十岁才选上三姐。论相貌人才,用三姐当时说的“在相亲时根本就没有去看他的相貌,就凭着媒婆所介绍的的条件,闭着眼睛我就答应了”。不过三姐夫还算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人,且有一点好处,就是一个月三十元的工资,多少可以资助家里一些油盐钱。
  
论年龄,二哥更是早该结婚生子了。文革前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么恶劣,但是那时正是饥荒年代,一家人穷得连一间栖息的房屋都没有,且那时二哥也还不甘心认命,不想就此确定自己的人生。假若当时能正视现实,低头就命,找一个相对偏远落后一点的村上女子,不论出身,不论知识,只要能劳动,能生儿育女就凑合着成个家还不是太难。母亲曾经到处托人做媒,但他就是红黑不论的都拒绝了,把自己一些可恃的条件给蹉跎了。之后的文革动乱,弄得家破人亡,继之而来的是更为严酷的枷锁和低下的人格地位,再加上二哥肢体上的残疾,对于二哥的婚姻问题就更是雪上加霜。这样的政治、经济和生理上的条件,在当时足可以注定二哥只能终身不娶,孤单一生。为此,我们一家人束手无策,惟有听天由命。
  
我们这一代人,对“婚姻自由”的概念理解得并不深刻。与之相对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我们并没有过亲身的体验。早在我即将出生的1950年5月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中,好像“男女平等”才是人们所特别关注的精神原则。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情势下,“义务平等”才是“男女平等”的实质内容所在。正如《小康》杂志记者张旭所采写的《婚姻60年嬗变:从政治挂帅到我的婚姻我做主》一文中说的:“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形势下,生产建设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似乎比提高妇女权益显得更迫切;另一方面,传统家庭文化并没有因为妇女投入社会工作而为其赦免任何家务劳动。于是,在实为“义务平等”的“男女平等”的名义下,新中国的妻子们事实上肩负起既主内,又主外的双重压力。”
  
在我们这一代人伴随着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成长过程中,当我们需要真正面对《婚姻法》的时候,我们对“婚姻自由”的渴望就显得更为迫切了。因为在封建的婚姻观念下,青年人需要突破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而我们需要面对的是更为强势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下的婚姻观念。政治身分的不平等是我们在婚姻问题上不可逾越的一道政治鸿沟。自建国后的历次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处于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一切离不开政治,婚姻更是如此。那时的中国人在政治上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作为“红五类”的革命干部、军人、工人、贫农和下中农,由于是天生的革命者而普遍受到青睐;被打入“黑五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及他们的子女,则因其令人畏惧的政治身份而遭受着歧视和冷落。“红五类”之间的通婚是理所当然的,而企盼改变命运的“黑五类”也无一例外地希望能与“红五类”联姻,以便借此获得免于政治迫害的“丹书铁券”。少数“黑五类”女子往往在自我降低甚至不得不放弃主观婚配条件的努力下获得了客观条件极不对等的婚姻,于是一些政治婚姻便在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之间得以缔结。而“黑五类”男子则只能与被“红五类”们选剩的“黑五类”女子结合。更有命途不济的“黑五类”,甚至永远也没能获得结婚的资格。
  
《小康》杂志记者张旭在他的《婚姻60年嬗变:从政治挂帅到我的婚姻我做主》写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文革 ’时期写在中国人结婚证上的话。那个年代,婚姻与政治的隶属关系就这样被烙入几代人关于婚姻的记忆。‘血统论’是当时特殊环境造就的特殊理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对这种理论最为通俗的解释。‘血统论’的‘创举’在于将政治身份认定为生物遗传信息,这使得当时的人们不得不用‘根正苗红 ’或‘划清界线’的逻辑去考虑婚姻家庭之事。”
  
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概念上的“婚姻自由”。从高干到基层干部、军人、老师、单位职工、工人甚至农民的婚姻,无不经过一番不成文的“婚姻政治”的“审查”程序,到民政部门办理婚姻登记时,如果申请登记的双方的政治条件、阶级属性不相匹配,通常的都会得到“再考虑考虑”的警告,区区一张“结婚证书”也不是“双方自愿”了就可以得到的。特别是文革运动当中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宪法尚是一纸空文,何况一部形式上的《婚姻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作为我们这类人,连生存尚且没有自由,何谈“婚姻自由”?但是我们仍然以《婚姻法》为争取自由的依据,幻想着通过婚姻,进而换取传种接代的权利。
  
(二)
  
我们一帮同过命运、共过患难的朋友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时,我们开始讨论着我们的婚姻和生存的问题。“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是革命的先烈们的崇高气节,我们没有那么高的人生境界,我们仅仅渴望生存,爱情对于我们只是一种奢求——不只是对于我们——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我们有了个通过“婚姻”这最基本的人权去换取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
  
二哥一个家在水源的老同学熊用庭提出,他的一个朋友,到柳城县六塘一带,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入赘一个成份好的人家,落户在女方家,也就随着女方家的成份,就不用再受如此严厉的管制和歧视,可以改变眼下的生存状态,将来的子女也不用再背负这家庭出身的政治枷锁代代相传。也可以暂时规避“一旦有风吹草动就首先要搞掉你们这种人”的生存危机和威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于是我们把这一想法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计划,等待着到农忙过后冬闲时节去实施。
  
到了1970年的冬闲时节,我和敏强与熊用庭,开始了首次偿试性的行动。我们向生产队请假的理由就是去相亲。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理由吧,队长不怎么为难的就同意了。
  
这首次的行动二哥没有参加,一来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考虑难以向生产队请假,二来也没有钱,三来难以找得单车。我们要去的地方没有单车至少要走两天。再则,这是首次偿试性的行动,结果如何难以预料,相比之下我的个人条件比二哥好些,可以争取的余地宽些。此次去不希望都能达到目的,但我们力求至少能解决一个,就可以为我们今后计划的继续进行,建立起一个落脚点。熊用庭的那个朋友与我们不是深交,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他不可能也没有条件把我们当常客来接待的。再者,他的家人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会是什么态度,也很难预料,何况这位朋友毕竟是个“上门郞”,“上门郞”在当地虽然不像我们本地一样受人鄙视,但我们也不知道他在他家人中的地位如何。
  
按我们家乡的习俗观念,“上门郞”和本地人在身份上总是低人一等。一般的男子都是因为家里穷或者其他原因,娶不上老婆时,才不得不离家出去倒插门做“上门郞”,“上门郞”是受人看不起的。也正因为这样的观念,生产队长听说我们要出去“上门”,就等于我们承认了自己低人一等的身份。再则,我们如果能离开这里到别地去上门,也就意味着我们将永远放弃在这里生活的权利了,就不再是这里的人了,也就省得他们不得不要成天的监督和管制我们了,也就少了许多的麻烦事情。所以他也就乐意地批准了我们假。
  
我跟大姐夫借得了单车,大姐夫很支持我们的决定,他也认为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敏强借得一架单车,我们两个人两部单车就早早的从家出发,到水源邀上用庭,用庭也借了一部单车,一个人骑着一部单车,经土博向南乡而去。那时从土博到南乡还没有公路,只能是在山间小路上时而骑着单车,时而推着单车走。南乡是宜山县的三岔公社的一个小圩场,与柳江县土博公社交界,快进入南乡地界时,要翻过一个又高又长的山坳,只有牛走的路,我们只能扛着单车上坳下坳。翻过山坳后也只能推着车子走到南乡。南乡有乡级公路到三岔,从三岔推着车子跨过龙江河铁路桥,就进入了柳城县的六塘地界。从六塘公社顺着往柳城县县城大埔镇的公路,再走约十里路程就到了米村大队,米村大队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从家到柳城县六塘公社米村大队,整个路程大约180里路。一路上我们时而骑着车子,时而推着车走,时而还要扛起车走,整整走了一天,傍晚时才到了米村。米村大队各村落就散布在公路两侧,从公路边的斗村向南沿着坡上一条坑洼的牛车路,约3里左右路程就是紫薇村。用庭的那个朋友就在紫薇村。
  
米村一带属丘陵地势,一丘丘的土坡上是一片片的畬地,地里还东一片西一片的长着尚未收割的甘蔗。在一丘丘土坡相互连接的低洼地带是一片片秋收过后的水田,干了水的田里还散乱的堆放着稻草。这里的村庄不算稀落,相互间隔也就二三里路,来回走动也就一袋烟的功夫,彼此间鸡犬之声可闻。站在路边坡上向四周看去,与我们的家乡相比,目光所及显得开阔,在那冬天的迷朦中,眼界所及的远处,像我们家乡那样的大石山隐约可见。这里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田多地广,生存条件不错,交通比我们家乡的山间路较为平坦,但这里的山水风光、自然景致却显得单调,与我们的家乡相比,少却了大山的婷婷玉立和雄奇婀娜。
  
我们就投宿在用庭的朋友家里。他到这里入赘已经三年多,按当地的习惯,到这里入赘后就得随女方姓,所以他现在改为乔姓。据他向我们介绍的当地的习俗是,这里的人相对我们家乡人要诚实厚道些,宗族观念也较强,在本宗族内的人和人之间,成份不好的人家,除了受政府规定的所谓管制,不时的要在民兵的监押下做义务工和开会以外,人际间交往多少还念些同族同宗的亲情,还不至于完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在不同的宗族之间,也同样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交错中,这里也不可能不受当时国家政治大气候的影响而置身于阶级斗争的世外桃园,彼此也都会利用一下“阶级斗争”的武器,为本宗族借势。在政治上,这里的人同样也还存在着等级,青年人在选择婚嫁对象,家庭出身仍然是首要考虑的条件。这里的婚俗习惯与我们那地方有所不同,这里的青年男女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情况和个人的情况,决定留在家中还是嫁出去或者是入赘到女方家,都不会受到歧视。到这里入赘的男子,只要得到家人的认可和尊重,村里人也就都看主家的脸色,爱屋及乌,投鼠忌器地不会看不起和歧视你。在这里不管是本地人或者外来入赘的,只要你勤劳肯干,就都会受人尊重。
  
相对而言,这里的文化启蒙程度比我们家乡较为落后。在男青年中,像我们这样的中学生是极少的。这里的和我们同年代的女青年,更是很少有人进过学校,受过文化的启蒙,她们绝大多数都没有读过书,是事实上的文盲。她们都清一色的穿着藏青色的斜襟唐装便服,脚上穿着她们自己一针一线做成的白底黑面的布鞋,在她们的身上仍然保持着封建时代女子的矜持和腼腆。
  
但是她们对文化有着与男子同样的追求,她们在面对有文化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举止大方,且能侃侃而谈的男青年时,总不免腼腆的偷着多瞧几眼,但是她们却从不敢正眼看人。在婚姻问题上,她们基本上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目的能否达到,关键在于我们在媒人眼中的印象,其次就是我们给对象的父母及至兄长眼中的第一印象。 
  
(三)
  
当时在米村一带,有两个专门为人牵线搭桥做媒的媒婆,一个是斗村的周妈,一个是孟乔村的兰芳妈。那个朋友把我们引见给周妈,在周妈眼中,第一个看好的是阿强。我们三个人当中,用庭长得黝黑壮实,是个劳动的好体魄,但是年纪已届三十,当属而立之年,略超当地的婚嫁年龄标准,找对像就相对的困难些。而我和阿强两人年龄相仿,但他壮实的体魄,黝黑光亮的肌肤,带着酒窝的藏不住笑容的圆脸,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憨厚和诚实,这些条件都是当地女子婚嫁的首选条件。相比之下,我却稍显精瘦而单薄,面相文静且略露苍白,举止言谈间不免流露出些许斯文之气,虽然脸上也总是常带着微笑,但这微笑却亲切有余、憨厚不足,给人的印象总有些精明过度的感觉。像我这样的条件,在当时当地的女青年的婚嫁选择中,首先是不被对方的父母家人所看好,因为他们所选择的条件首先是一把劳动的好手,然后是诚实厚道的品格。而我给人的第一印象却恰恰缺少这两项条件,更关键的一点是我的家庭出身这一条最为致命的条件。这一点我和用庭是一样的。不过当时我们还是事先商量了一套策略的,我们先不公开我们的家庭成份,待媒人根据各人的外在条件,物色好对象,经过相亲,双方见过面并都表示同意后,才最后把这个问题公开出来谈。
  
媒婆对于周边村子的青年人的婚姻状况都掌握得很清楚,比如哪家准备娶媳妇,哪家要嫁女,哪家的女儿准备要招婿入赘等等,她心中都有个数。遇着有人找她帮忙,她只要见过人,她就可以在她的记忆里凭着她的印象,作好排比配对,她觉得双方的人材般配了,她就去找双方作说辞,经双方本人和父母根据媒婆的说辞,都同意见过面再说时,就安排个就近的场所,约双方相见。有些父母较为民主一点的,就会同意先由本人相见并同意后,再安排双方到娶方或赘方家与其父母及家人见面。然后拍板决定。
  
周妈当时年纪约在五十左右,从她的穿着打扮和她一口流利的官话,不像是纯粹的农村妇女,倒好像是城市里人,知道了她的儿子是个医生时,我们猜测她家可能是从城镇里下放来农村安家落户的。
  
她办这些事非常干脆利索,从我们找到她求她帮忙时起,第二天她就为阿强约来了一个孟桥村的姑娘到她家来相见。和那姑娘一起来的还有两个女子,据说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是她嫂子,另一个比她年轻的是她同村的朋友。见面时,她和她的那个朋友都是害羞得几乎没抬过头看我们一眼,而仅仅是她那嫂子把我们三个人依次的扫了一眼,故作不经意的,把目光稍稍停留在阿强身上脸上端详了片刻,便匆匆移开,随之也就把身子侧过一边,不言不语,也不理睬我们,就那样腼腆羞怯的坐着。
  
我们三个人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但毕竟我们是男人,需要表现出落落大方的风度,我们不能那么拘束和羞怯,避免冷了场面。这一次的主角不是我,我更无须过多的拘谨,就想着如何的打破那场面的尴尬和冷清,找些话来与她们攀谈,但她们就是一付不愠不怒的表情,也不搭我的话茬,这样一来,反倒使我感到尴尬。我见她们三个人挤缩做一堆,不敢看我们,我也就更大胆的端详着她们,只见她们三个都是一式藏青色斜襟便服,虽显古板倒也合身得体,洁净整齐,透出一股农村女孩的质朴和善良,模样儿虽没有那些城市女孩娇俏妩媚,那五官却也端正。我多看了那个来相亲的主角几眼,从她的面貌身材上看,外表上也找不出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由于没有语言上的交流,一时间也难度量她的内才,总之这些条件也不是我们所强调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只要外表不是什么歪瓜裂栆就行。我们三个人私下里交头接耳的讨论了一下,强也表示可以过得去了,就向周妈表了态。这样的场面大约不足一个小时,她们不置可否的就提出要回去了,我们还以为她们不合意了。周妈把她们送出门外,约走了二三分钟时间就回来了,她们留给周妈的话是同意明天到她家去和她父母家人见面。我们感到高兴,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过了第一关。
  
(四)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让周妈帮准备了一些简单的礼品,就和那个朋友一起四个人随着周妈到孟桥村去。到了女方家,她父母倒也热情,在堂屋中摆着一张方桌让我们沿桌边坐下,那女主角则给我们端上茶来,那茶是用当地产的甘蔗自己榨的红糖熬的,甜中带着甘蔗的清香,这也是她们当地人就地取材招待客人的习惯。她哥嫂相继出来和我们一一见过,她也便随她哥嫂忙着去操办饭菜准备招待我们。
  
她父亲一直陪着我们,向我们介绍一些家里的情况以及村子里的情况。她家的房子还算宽敞,一进三间的正房,堂屋背面是她父母住的房间,左右各一间偏房,左边一间是她哥嫂住的,眼下她和她妹妹住着右边一间。在正房的前面的屋外,是一块方正的三合土地塘,地塘的左边接着正房的房角,是两间小房,一间是柴房,一间是厨房。地塘的右边也是两间小房,一间做猪栏,一间是储藏室,放些农具等器物。
  
由于她们事先有所准备,没多长的时间,饭菜就都操弄好了,我们坐着不动,饭菜就都端上桌来摆好了。村中的长老和队长也都到了,随之开席,除她父母哥哥陪着我们,属晚辈的都在厨房另摆一桌。
  
席间,她父亲和哥哥虽然话头不多,但劝酒却是相当的殷勤。桌上有鸡有肉,还有她们自己做的白豆腐,自己种的疏菜,倒也算丰盛。酒是榨糖时熬的糖泡酒,酒劲挺大的,喝了很容易上头醉人。我和用庭是不喝酒的,特别是我,意思意思陪几下后,怎么劝我都不喝,这一点弄得桌面上很尴尬。他们本地人喝酒向来豪放,逢喝酒就必要分个输赢,不醉不休,我因不胜酒力,又不能“忍辱负重”的拚死相陪,在长老面前算是不给面子,会弄僵了场面,好在强还算有些酒量,每当主人劝我时,强总是圆场说我的酒量不行,由他来代我喝,总算不太失礼。
  
强在酒桌上的豪爽表现,既为我解围,同时也为他自己挣得了主人家几分的赞赏。我们原来所预想,女方家人会在席间提出如强的家庭政治背景及父母兄弟姐妹的情况的问题。所以,我们事先就把对方可能会提出的必须回答的问题,都事先编好并告诉了周妈。按照介绍婚姻的贯例,周妈之前就已经告诉过女方父母家人了这些必须要了解的问题。以周妈在当地做媒所拥有的个人信誉,一般情况下她的“媒妁之言”还是受人信赖的。当然,我们事先告诉周妈的,都是经过筛选的,只讲好不讲丑的尽量回避敏感问题。为了对得起周妈,我们的原则是力图做到只瞒不骗。如强的家庭成分是贫农,这一点足够满足女方所关心的政治问题。而强的父亲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国民党军官,是四类分子这类政治污点,以及强的文革历史的问题就没有必要透露的能隐则隐去了。也许是因为强的一表人才,给女方家的第一印象和在酒席间的豪爽表现,让女方家略去了这个程序,我们预想的场面没有出现。在酒足饭饱之后,他的事情也就基本上定了下来。当然,在那种地方凭着强的条件,也算是文武全才无可挑剔的,这一点女方家也是心知肚明的。临告辞时,她父亲说了,这两天马上找人选好日子,就来告诉你们。
  
(五)
  
我们高高兴兴告辞,与周妈一起沿着来时的路回那朋友家,一路上对周妈百般恭维,在路上分手时,一再嘱托她,在我们等强的对象家择定吉日的时间,继续帮我们物色两个对象。她欣然承诺尽力帮忙。
  
但两天过去了,却没有周妈的消息。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些缘故,只是她不好对我们明说而已。
  
周妈一开始就把阿强作为首选的目标,那是因为他给媒婆的第一印象起的作用,是看好他的外貌和体格。至于他父亲因为是黃埔系国民党军官而被划为四类份子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告诉她。强的家庭成份是贫农,这点是不怕讲的。而我们两人的家庭成份就一直还没有向周妈明说过。在周妈安排阿强的第一次相亲时,我们只是作为阿强的陪同,而不是主角,也没有必要向她讲清楚。从周妈的精明劲,看着我们这样的青年人,结队到她们这相对偏远的地方找对象上门,她就已经对我们的身份有所猜测,特别是知道我还是家在圩上的人。
  
那时的人们,普遍存在着对城镇的向往,而仅次于城市和县城的农村圩镇相对于乡村垌场,又是稍高一筹的,至少少却了赶圩买卖的劳顿,生活上打个煤油、酱醋的也方便了许多,孩子上学也不用走得那么远的路。所以家在圩镇的我,又不是跛子瞎子,而是外表斯文,彬彬有礼的青春少年,却愿意从圩镇上到这远离家门的偏远乡村来上门,在周妈看来就有些不合逻辑了。我们没有对她明说,她也不好多问,也就迟迟地难以给我们明确的答复,我们就白白的在那朋友家焦急地等了三天。当强的对象家选好了吉日,让她来通知我们时,她也就顺势的推托说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家,她说,我问了几个妹仔家里,人家都说只怕你们这大地方来的人,是不是能安心在我们这里成家所以就都不开口。你们别急,这种事也急不来,等把阿强的事先办了,有个榜样在,人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到时再慢慢物色。我们也觉得她讲的在理。时间也不容我们再这样等下去,好在强的事总算有了落实,已经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在我们从家出来的第七天早上,就告辞了那朋友和周妈。
  
(六)
  
我们回家时就不再走来时的路了,而是沿着乡村路,从六塘经过四塘,从四塘农场劳改犯种的茶园中绕到马山,在马山街上用庭的朋友家稍作停留,然后乘船渡过龙江河,进入柳江县界的洛满公社的流山乡,到洛满时天已黄昏,又在下着濛濛细雨,黔贵铁路沿线两边都是黄泥巴的甘蔗地,没有正规的公路,都是些黄土泥巴村道,经连日的雨水浸泡,路面溶溶烂烂的,单车根本没办法骑,推着走不了一小截路就被粘粘的黄泥裹住车轮子动弹不得,甘蔗地边连树枝都找不到,只得找一根甘蔗兜来除去车轮上的泥巴,才又可以走一截,这样反反复复,耽误了许多时间也走不出洛满地界,正愁着天黑了走又走不了,住又没有地方住的时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却逢着一个与我们相同年龄的小伙子,主动热情的与我们打招呼,问我们要上哪里去。他说:“天已晚了,路又这么难走,你们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到家了,不如就到我家住一个晚上,明天再走吧!”他的热情邀请给我们真是觉得“瞌睡碰着枕头”一样的喜出望外,我们感激地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跟着他走到了离铁路二里多地的一个村子,那天晚上,他母亲不惜用他们当时也极其珍贵的粮食招待了我们一餐饱饭,腾出一个干净的床铺让我们睡觉。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起来了,草草地洗了一把脸,就匆匆的向他们母子告辞了。我们不想在他家里再等到吃了早饭才走,那时一顿饭都是相当宝贵的,我们三个人昨晚的一餐,就已经吃掉他俩母子两天的口粮了,我们说给他们一点饭钱,他们推辞不要,我们也就不再客气了,其实我们三个人当时身上已经没有够一顿饭的钱了。昨天晚上我们因为无路可走了,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厚着脸皮来叨扰人家,我们还一直担心着他会盘问我们的身份,那将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场面,我们要是讲了真话,他们又将是如何反应呢?如果我们乱编话来哄他们,又从良心上过不去。而且当时文革中遗留下的派性情结还拂之不去,阶级斗争的弦也没稍有松懈,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一无所知,更不便询问,万一村中干部民兵之类有所怀疑,只要一来盘查,我们和他们一家将会遭遇怎样的后果,也不难预知,所以就早早的告辞走了。临走时我问了他的姓名地址,准备回到家后,给他写一封感谢的信。回来后,我也真的给他写了一封诚挚感激的信,因之后不久就离家出走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回信。总之,受人滴水之恩,该当涌泉相报。我虽无以为报,但对这份人性的美好和善良的感激之情总是萦绕于怀,终生铭记于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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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二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三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六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七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八章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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