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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五章 劫后余生

(一)
  
在1969年元旦前两天,我们终于得以从公社的监牢里放了出来。带着满身的伤痛回到我那残破的家。
  
家里除母亲和三姐外,还住着万年一家四口人。万年家的房子原来在街上三角地当街的地方,和所有当街的房子一样,他家的房子虽然不是楼房,但在当街的一面也和其他人家的房屋一样有一条宽宽的走廊与左右的骑楼相接,可以遮阳挡雨,供行人通行,圩日子可以摆摊做生意,或是租给别人摆摊,也可以收些摊租。但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年头的3月7日联指进攻我们时,由于受到我们的抵抗,他们就采用爆破的手段,从没有抵抗的地方把房子炸开一个突破口攻进来,结果万年的房子首当其冲给炸了,连左邻右舍的房子都连带被炸塌了。武斗平息了,也没有人理会这些被炸塌的房子,房子被炸的人也没有人敢找联指或革命委员会论理,因早就有人放出话来,说是他们给造反大军利用他们的房子搞武斗,他们自己有责任。要找就找造反大军负责。万年家左右隔壁有条件的人家,只好自己出钱出力重新修建起来,但万年身无分文,生活尚无以为计,哪来的钱建房。当时我一家人都逃亡在外,房子是空着的,大队说是因为我们造成他家的房子被炸烂的,就叫他们一家住进我们家来。我们这房子本来只有一半是我们家的,另一半还是老家二叔的,住就住吧,凭良心说万年一家也够可怜的,再说他家的房子被炸,我们确实也脱不开干系,如果不是我们占领三都街作为武斗据点,也不会招来联指民兵的围攻。
  
万年正值壮年,身材高大。六零年饥荒时,他老婆因病带饿而死了,他也无力再娶,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和他相依为命。他老婆死后不久,他也因抵挡不住饥饿的折磨,趁着为队里放牛的机会,在垌场的岩洞里,把队里的牛给杀了一头,只吃了一些下水内脏,还来不及吃肉,就被民兵抓到县里判了两年的劳改。他儿子成了没爹妈管的孤儿,就托付给亲戚照顾。他刑满回来后,这几年生活稍有点好转,经人介绍,又续娶了一个六道的盲女做老婆,生了一个女儿才几个月大。
  
我们回来后,两家人挤着住,他们住楼下,我们住楼上,外面那间就做厨房,用几块泥砖在两个屋角架成两个灶,两家人就相安无事的共处一室。万年一家确实也值得同情,再说,他那房子的确也是因为我们才被联指炸烂的,我的心里也一直感到内疚。再说,他那个年轻的老婆虽然眼瞎,但是很明事理,还蛮健谈的,她总能找到一些谈笑的材料,和母亲攀谈借以安慰母亲。之后的日子里,两家人倒也和睦,一直相安无事。
  
当天我从公社回到家,母亲和三姐在家,万年他老婆(我们称她为大嫂)在里面给孩子喂奶。我们母子三人劫后余生,回到家中重聚,想起一年多来的亡命天涯,生离死别,禁不住潸然泪下,悲恸不止。母亲泣不成声的诉说着:“儿啊,我以为我再也不能见到你们了呢!我以为我这一苗(还没长成)儿女就这样的烟消云散了呢!要是那样我也就不活了。”当提到三哥时,母亲忍不住的号啕起来,震动了左邻右舍的伯娘、婶、姨们,都悄悄的过来问候,母亲的大恸之声传到“台锣”上都可以听得见。来问候的妇女们都好意的担心会惊动大队里的人,于是相继劝导母亲。那给孩子喂奶的瞎嫂听到众邻居都来劝慰母亲,她也抱着孩子摸索着出来,她劝慰母亲说:“婶啊,少哭点算了,我们这三都公社也不光你家这种遭遇,好多那些家里成分好的都死了好多,没死的好丑都要活下去的,以后小心点,不要再惹他们,他们心黑得狠,你哭多了给他们听见,他们又讲你要记他们的仇,他们又要拿你去斗,你就又要受苦了。”经众人的劝慰,母亲渐渐止住了悲声。
  
母亲是个坚强的女人。从她的相貌上看,很难和书中及电影里所看到的刁蛮刻薄,势利狠毒的地主婆的形象联系得起来。她做起事来勤快利索,风风火火的不失为一付农家妇女的泼辣劲儿。在为人处事中,她又总是那样的慈祥、开朗,时常咧着她那早就掉光了牙齿的嘴巴,脸上带着微笑,笑得她那下巴上的那颗黑痣微微地抖动着。面相师傅说,她那颗痣和毛泽东下巴上的那颗痣一模一样,是一颗福痣,叫她不要点掉。然而,从我刚谙世事时起,就一直没有感觉到她享过什么福。而她所经历的苦难却是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没间断过。但也都熬过来了。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她遭遇的是家破人亡的人生惨剧,她还得挺过来。为的是她的儿女们还没死绝,她还怀有一线的希望。当她得知我已经回到三都且还侥幸活着的时候,她就再也顾不了她自己的生死,决计要回来与我共同面对这破败凄楚的家。从柳州刚回到家的当天晚上,她就到表姐家要求让她自己来给我送饭,目的就是要来看一眼我这个生离死别了一年多的儿子。她去到公社牢房门口时,喊了我一声,就紧咬着她那落光牙齿的嘴唇,把下面要对我讲的话咽了回去,然后把饭递给我,一直看着我把饭咽完,我看着她那强忍住的眼泪在她眼里打着转转,但她就是不让眼泪落下来。她伸出她那枯瘦的手,抚摸着我当时已残废的右手,翻过来翻过去的看着。母亲离去前,用眼神打量了一下整个牢房里所有的人,叹了一声:“娃儿们啊,你们受苦了!”我看着她下巴上那一颗黑痣颤颤的抖着。
  
母亲和三姐回到家时,家里空空如也,没有床、没有锅、没有碗筷瓢盆,是靠亲戚和街坊邻居的捐助,才算安顿下来。大姐从她家里送来一些米,房族四姐也给送来了一些油盐米柴。鸿英姐(革命烈士张鸿志的妹妹)作为三姐的朋友,也送来了一些米。在那种环境之下,得到这样的资助,比什么都珍贵,它的珍贵在于不灭的本来善良的人性。
  
由于母亲和三姐已经先我回家安顿好,我回到家时,就有了回家的感觉,比起之前几个月的牢狱生活,自然有一种解放的感觉,至少感觉到已经解除生命之虞,没有了提心吊胆的恐惧。
  
我的右手筋脉由于在银川时就受到严重损伤,从一路上的收容所回到县里的监牢,就没有条件得到过起码的治疗,再加上12月2日那天被蓄意长时间的捆绑后,就一直失去了功能,手腕连拿碗、握筷吃饭的力都没有,所有的生活琐事,全仗着左手。母亲为我的残手忧心忡忡,天天为我到山上采些舒筋活络的草药回来煎水热敷、熏洗。也全仗着我们家是行医的,懂得用些草药自医自疗,不需花钱,能持之以恒不间断的治疗,两个月后,眼看着总算有了起色,手腕终于可以翻过来,手心向上的托些东西,
  
(二)
  
元旦过后一个多月,在快到1969年春节的时候,父亲也自己回来了,被大队里拿去开了两个晚上的斗争会,挂牌、罚跪、鞭抽、脚踢,这都是解放以来群众斗争的常规程序,父亲也就习以为常了,到散会回来时,在我们面前略显沮丧的拍拍两个膝盖裤腿上的泥土,对我们说:就那几个人踢了几脚,没有什么,就是想不到“勒豆”也来踢我,我又没得罪他什么!“勒斗”是一个和我们同村同族同宗的人的壮话小名,他是复员军人,大队的民兵。父亲对被他踢打,觉得不合情理。可是在当年那种政治氛围下,哪有情理可言?!
  
1969年的春节很快就到了。二哥仍然杳无音讯。我们在惴惴不安和极度的悲痛中度过那个春节。
  
过了年后,二哥也回来了,二哥和振切以及姚桂娥是从县里被送回来的。二哥说,当时柳州开始清查流窜人员时,不知道我们的下落,他们三个人只好和百朋的俊善、成团的玉富,等几个人结伴逃往四川重庆、吴川、江津一带,靠卖些自己用蜡纸刻印的所谓的“祖传秘方”维持生计,也曾经被当地的工纠抓过,他们设法逃出来后,又换了个地方。在他们走投无路时,曾到成都文旭哥的部队里避了一段时间,文旭哥当时在部队里是个小官,且得到领导的信任,所以也敢于收留他们,但也不敢呆得过久,以免使人生疑。他们离开时,文旭哥还给了一些钱和粮票,并嘱咐他们不要忙着回家,待形势稳定下来才回去。直到过完年,看到四川的形势也缓和了,且生计无着几近穷途末路、难以为继了,他们就自己回到县里,形如投案自首。因为此时我们造反大军的所有人员,属头头之列的首要人物都已收监的收监了,算不上首要的,经过审查没有特殊案由的,也都已交由各公社处理,我们所涉及的所有事件和“罪恶”事实也都已真相大白,二哥几乎没有涉及参与和策划,所以也就达不到收监的条件,县里就把他们送回公社。回到公社那天,也免不了保卫队民兵的常规的“教训”,但没有像之前那样肆无忌惮了。只是那个公社团委干部,和二哥是同学,他一直认为当初我写的那张骂他的大字报是二哥教我写的,所以又不失时机地来揶揄了几句,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到傍晚时就叫二哥他们自己回大队报到。
  
(三)
  
二哥他们回来时,正值全县开展以清理阶级队伍为中心的斗、批、改运动。二哥正好成为这场运动斗争的靶子。
  
大队支书李大姐没有把二哥当一般人物,在她的心目中,本大队的所有造反大军人员中,论学历、年纪,都是二哥为最高,且是地主子女,给他安个幕后操纵的理由是充分的。纵使已经过了刮台风的当口,也不能让他轻易地过这一关,至少要把他折腾一番,把他清理到“四类分子”里去,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刹刹他自恃有文化有知识的傲气,也刹一刹造反大军这帮人的威风,让他永远抬不起头来。于是就心生一计,祭起一套分化瓦解,一箭三雕的阶级斗争策略,利用姚桂娥来揭发二哥的罪行,造成造反大军自己人整自己人的窝里斗的闹剧,既可打击二哥,又可以出出姚桂娥的丑,同时也给人笑话造反大军确是一帮乌合之众的匪寇之徒,从精神上打击所有造反大军人员。于是利用姚桂娥她母亲要维护女儿清白的心理,胁迫她动员自己的女儿在批斗会上站出来当面揭发批判二哥,创作并导演一出分化瓦解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剧,体现“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的斗争策略的伟大英明。
  
姚桂娥是我们组织里所有女生中较为成熟的女生,且是唯一一位正牌的中学生,而其他女生都是农中的学生。她先我们两届小学毕业,但在升初中时没有考上,之后她不服输,继续复习连考了两届才考上,所以在中学里反倒在我们的下一届。在当时我们这街上,女中学生可算是凤毛麟角,再加上她天生一副瓜子形娇俏的面容、苗条的身材,在同辈女生中可算是鹤立鸡群,倍受青年男生所注目,街上那些出类拔粹的青年男生都曾把她当成追求的对象。为此,她的母亲不无沾沾自喜,引以为荣。然而自古以来红颜皆薄命,她却偏偏出身于一个不幸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背负着地主成分的上门郞,为她父亲的成分,她母亲与她父亲离了婚,她父亲将她和她妹妹留在街上随她母亲,只身回到三合老家。而她母亲重新招来的一个男人—她的继父,虽然成分是贫农,但不幸的是,却仍然是“阶级敌人”之列的“坏份子””。也许是由于这些家庭因素的影响,她个性偏于内向,尽管她具有同辈女生中少有的优势,但她并不招摇,也正因为如此,她在人们的眼中是个正派稳重的姑娘,受到青睐和尊重。
  
在当时那激蕩五洲四海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运动中,她和所有青年男女们一样,受到了狂热的革命的激情所激励,都想极力的表现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和紧跟,也出于自身的对这场运动性质的认识所致,就选择加入了我们这个组织。由于她内向的性格,在组织里,她并没有表现得如何的突出,她只是比其他女生表现得相对的沉稳。在二哥他们几个负伤后,她主动地担负起护理伤员的任务。其他的伤员因伤势较轻,都先于二哥痊愈归队,但二哥伤势较重,且是手足之伤,生活自理困难,所以她就一直留在二哥身边护理二哥的生活。二哥在疗伤的日子里,得到她的悉心照料,除了产生对她的感激之情外,勿需隐讳的是“窈窕婌女,君子好毬”的人的本性所致,二哥的心里是在暗恋着她,但囿于自知之明的客观条件,一直也没有敢于向她表白,只是想默默地为她做些什么,以求得感化她的感情,抱以万一的希望。所以在自顾不暇的疲于奔命的时刻,想到她一个女生,没有什么生活经历,在这种生死存亡关头,必然是走投无路的濒于绝望境地,想到她毕竟是我们同一个组织,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且又是给过自己照顾的战友,又是和自己同样的背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的同命运的姊妹,出于同病相怜,出于爱慕和追求,都兼而有之的,在和振切商量出逃时,就把她计划在了其中。当她正处在生死存亡、前途茫茫的关头,二哥给她带来了一线生的希望,她当然的就毫无犹豫欣然接受了。她心里明白,若是不能避过这一关,给清理流窜人员时抓回去,象她这种身份的人,绝无生路,必死无疑。她的继父,乃至已经和她分开生活多年的生父,都是为了她而在被联指迫害身亡,这活生生的实例,让她不敢有半点侥幸心理。她苦于一个女生,又没有一点生活阅历,正值孤单无助之际,有人愿意引领着她逃去生天,且又是和自己同组织同命运的人,当然也就无所顾虑了。
  
事实上她也无需顾虑,在和二哥他们亡命四川期间,二哥尽管对她心存爱意,但是二哥历来自诩是有知识的正人君子,对她唯有以妹妹相待的百般呵护,一直也未向她表明心迹,恐她产生误解,彼此尴尬。在日常生活中,为了逃避抓捕,难免于山间树丛或防空洞中同处斗室,却是从来就没有过非分的念头,行为语言也从来未曾越雷池一步的为难于她。凭心而论,她从来没有认为她自己曾经受过二哥的伤害。当她回到家后知道,那些先她回家的女生,无一不受到触及灵魂、损及肉体、惨无人道的摧残,弄得遍体鳞伤,作为少女的尊严丧失殆尽。她曾自感庆幸终于能躲过这一场血的洗礼。她很清楚地知道,像她这样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的“政治表现””,如果是在“刮台风”时期被抓回来,她绝对不可能像其他女生一样,还可以劫后余生的保住性命。她发自内心的感激二哥在她陷入绝望境地的生死关头,能想到她,并把她从死亡线上拉回到有一线生机的逃亡之路。在逃亡的路上,几个人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在为生存东躲西藏的流亡生活中,所有生计不用她担忧,危险关头二哥总是把她推往相对安全的后头。在那些浪迹街头的日子里,二哥和振切宁可自己到车站候车室或是废弃的防空洞中过夜,却把身上不多的钱为她到旅店登记一个床位。她感受到在这呵护里面包含着二哥对她的爱和追求,尽管自己内心无法接受,但那是人的本性使然,人的感情的生发是由不得他人左右的。况且在那流亡的旅途中,她从始至终没有受到过一丁点的伤害,甚至于没有过一丝的尴尬。眼下,她终于能劫后余生的幸存了下来,且更值得庆幸的是她自己竟还幸运的躲过了其他女生所受到的伤害,她知道这一切的幸运并不是出于她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所以她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受了谁的蒙蔽,也没有考虑过,回到家后,要“反戈一击”伤害二哥。她考虑的只是回来后,如何共同面对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
  
对二哥的“反戈一击”并非她的自愿,是她的母亲出于世俗观念的作祟,认为二哥带着她逃跑是对她心怀不轨,是想追求她。在她母亲的心目中,像二哥这样家境贫穷且又残废的人追求她的女儿,就是对她们人格的侮辱,用她的话说就是“饿狗想吃天鹅肉”。另一方面,她们的家庭政治条件又很不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她的女儿参加了造反大军,她的前夫、后夫都被残杀了,为此她余悸未消,她一直担心弄不好哪一天她自己也会和女儿一起死于乱棍之下,再加上大队里和生产队里一些“贫下中农积极份子”的胁迫,出于几方面的原因,她千方百计的逼着她的女儿按照李大姐的要求,上台当面揭发批斗二哥,表白自己是受蒙蔽的,要“反戈一击,争取立功,”以求自保。这种行为在当时是见多不怪的。但桂娥这样做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尤其是作为一个母亲,她气冲冲的到台上,脱下脚上的鞋子去打一个曾挽救过自己女儿的生命的人,就为人所不齿了。事后街上人议论纷纷,说是她们母女恩将仇报。人们的议论,给桂娥的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她本身性格内向,有了这样一段不堪的经历,加上人们的私下议论,她更觉得自愧于二哥,她对二哥的恩将仇报,使她羞于见人,羞于见原来与她同过生死的同伴、战友,同学,特别是羞于见到二哥及二哥的家人。迫于生存的需要,她不得不出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她尽可能的避开众人的目光,更畏于与人交流。除了不得不参加的劳动外,其余的时间她就把自己关在家中,连自己的母亲和妹妹都难得与她交谈。她陷于极度的痛苦和自责之中,慢慢的,她的精神变得失常,据一些与她家近邻的知情人说,她在家里曾几度撕烂自己的蚊帐和衣服,也曾企图引火自焚,但被她母亲和妹妹拦住了。最后她疯了。但她没有和其他的疯子一样满街的乱跑乱叫,她只是把自己关在家里自言自语。她也没有像其他的疯子一样的脱衣服光身子的自暴自弃,她始终还维护着自己作为处女的尊严。
  
起初我们一家人都恨她,恨她的母亲。特别是二哥,简直为此而伤心不已、气愤难平,并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
  
我曾经痛恨过她,我恨她对二哥的恩将仇报,我恨她是“自己营垒中从背后射来的箭””。但她后来疯了,我反倒同情她了,也正是因为她疯了,却说明了她的灵魂并非那么卑鄙和肮脏。正因为她疯了,才证明了她的“恩将仇报”和“反戈一击””并非出自她的自愿,她是迫于无奈。她的疯正是她的良知的表现,是她真诚的反省。众所周知,在当年那种政治气候下的“昧良心、落井下石、恩将仇报”的事例比比皆是,但能因为自责而发疯了的人毕竟不多。
  
我们算是劫后余生,而她却是虽生犹死,这样的人间悲剧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成为我们家乡的一段历史。但是,没有人懂得她疯的真正原因,人之所以造成精神失常,都是因为精神上所受的打击,所承受的压力超过了极限,精神打击和所受压力的沉重,莫过于良心上的自我遣责。
  
她疯了之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我,但却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材料,有同情的,有不齿和遣责的,这一切,她已经不在乎了。后来她舅娘托人在柳州给她找了一个比她长了一倍的老男人嫁了,她的家庭生活不得而知,据原来与她共过患难的姊妹们说,在柳州的街头巷尾不时能看到她的身影,她还能认得那些过去的患难姊妹,但是就只会讨要点钱,其他就什么话都不讲。
  
她应当得到同情。她被一个时代惨痛的毁掉了自己的人生,一个花季少女的一生。真正应该受到遣责的是那个时代,
  
她疯了,她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是人间还是地狱。我们没有疯,我们还要继续承受着无休止的斗争和折磨,消磨着没有尊严的人生,我们还要承受着人间地狱般的煎熬。

第三十六章 监外牢笼
  
(一)
  
进入1969年,随着广西4.22一派的彻底覆灭,广西成为联指一派的天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联指功臣们的手中。没有了两派的武斗,也不再有大字报小字报的文斗了,只有官方喉舌众口一词的声音:“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虽然意识形态上各种形式的批判和斗争一直也没有停止过,人们都以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结束了。然而,以清理阶级队伍为中心的斗、批、改运动作为文革新阶段新斗争的又一场政治运动却又开始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标语仍然比比皆是,斗争的口号声始终不绝于耳。由于社会上事实存在着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质疑之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一再强调“要誓死捍卫”。在农村的生产队里,大队里,原有的四类分子等“贫下中农专政”的对象在受着更为严厉的监督和管制。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新的“敌人”更成为“贫下中农专政”的重点对象。在两派斗争中被剿杀而幸存下来的4.22派的成员,除了找到各种罪名而被判刑劳改的以外,所有出身于“四类分子”家庭的4.22派成员被列为最危险的专政的首要对象。
  
二哥受到批斗过后不久,大队民兵背着枪到家里来通知,要我们全家人晚上到大队开会。睌上我们全家人都去了。到了街头大队部门前的地坪上,那里已经坐满了人。看过去,都是些老牌的四类分子。这是一次“四类分子”会议。显然,二哥、三姐和我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大队认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了。
  
会场的周边有背枪的民兵在梭巡,如临大敌。
  
恶仔这时已经成为李大姐手下的红人。只见他在会场中显得特别活跃,不知道他是这次会议的什么角色。恶仔在早些年与超甫的决斗中败北后,以往的霸道习性好像有所收敛,我们这街上曾有过一段时间的相对和谐与安宁,人们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在两派武斗期间,这街上只有吴家那个女儿,因长相丑陋且又没有自知之明,爱在那些斗争人的场合争表现,被街坊邻居所不屑,但她从来就不甘于默默无闻。出现两派斗争后,自然也就选择了往干部们占多数的那边靠了。但她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跑到联指那边去和街上人公开作对。不知是她自觉的还是接受了谁的指派,只是蜗在街上那不知是他家借住的还是租住的,不足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并乘我们对街上人没有戒心,利用去厕所的机会,偷走了我们布在白坟一带的地雷,为联指立了一功。但是武斗平息后,倒也没见她受到李大姐的重用。人们猜想,可能是当初在李大姐被挂牌游街时,她也曾举过拳头喊过口号,恰好又让李大姐在现场看到了的缘故吧。两派武斗期间,我们这街上原来生产队里的那些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观点都比较暧昧,恶仔他们老家长塘人是和我们同属一个观点的,所以他也就表现得暧昧和沉默。到了造反大军被剿灭后,胜负已成定局了,他又开始活跃起来,成为了李大姐眼中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他又可以扯起“贫下中农专政”的虎皮作大旗,在人们面前趾高气扬的晃荡起来。超甫在运动初期参加揪斗了李大姐,又是造反大军的支持者,这下子在恶仔的眼中就不再是什么角色了,两个人在街中相遇时恶仔也就无所顾忌的昂首挺胸了。
  
恶仔宣布开会,他首先发表了一通开场白:“今夜你们这帮来开会的人,都是‘四类分子’(农村对右派的概念比较含糊,所以通常很少称“五类份子”)是我们贫下中农的敌人,你们要老老实实的接受管制,不准乱说乱动,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的,首先就要搞掉你们。”恶仔的话讲得直白,但现实确实如他所说。他警告我们,必须保证随传随到,去哪里要事先请假,得到批准后才能走,否则就是抗拒改造,就要受到惩罚。
  
通常的惩罚,就是开群众会进行批判。这样的批判会是从被批判者在会场中跪下,“积极分子带领群众喊口号而开始的,接着就是受批判者的坦白交待,随之就是无中生有的群众“揭发”。在揭发当中,“积极分子”们出于“阶级的义愤”和“斗争的需要”而施以拳脚,宣示群众专政的威力,逼迫受批斗者承认为他罗织的“罪名”,让会议的发起者得以向到会的群众宣布斗争的胜利,最后是在群众们高呼胜利的口号声中胜利收场,散会回家。基于斗争不获全胜是“决不收兵”的政治决心,群众们自然盼着早点胜利。这种“杀鸡吓猴”的批判会的作用,群众们早就领会透了的。
  
(二)
  
这就是群众的专政。被专政者就像生活在一个制度森严的劳改农场里,人身自由受到的严格管制,甚至于比起劳改农场有过之而无不及。劳改农场的规章制度是有明文规定的,而在群众专政的社会上,则是根据当权者的随心所欲,任意的对被专政的对象施以惩罚。特别是我们这类有双重身份的人。在白天的劳动中,我们在田间地头的一举一动都少不了那么几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的眼睛盯着。尽管我们做的比别人多比别人累,但却免不了“你偸懒耍奸、不服管制、抗拒改造”等莫须有的指责。在评工分时,我们无论如何就只能得到三等工分。少得工分对我们来说,并不很重要,因为一等工分的价值才是一毛多不到两毛钱。三等工分比一等工分少得的不足两分钱。但是这工分的等级却是人格等级的标志。一等工分就意味着是一等的人格,我们的三等工分也就是三等的人格。
  
收工回家吃晚饭的时间,是唯一的个人活动时间。吃完晚饭后,生产队每天晚上还都有例行会议,如评工分、搞批判、学习最高指示。遇着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半夜里都要起来游行欢呼喊口号。这样的生活,对于在白天被体力劳动折腾得疲惫不堪,回到家里又没一顿饱饭吃的人们,不啻于是一种精神的折磨,弄得人精疲力竭,奄奄一息。待回到家中,倒在狗窝不如的床上,还要承受着严寒或者酷暑的煎熬和蚊虫的叮咬。过度的疲乏使人无暇顾及肉体的折磨和精神上的煎熬,就昏死一样睡去。只有在这个时候,人才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恐惧。也就只有在这个时间里,人们才得以暂时忘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掉耻辱、悲哀和精神的桎梏。同时也忘掉做人的尊严。
  
人和人之间,受着各种政策和不成文的规章的严密控制,甚至于夫妻之间那一点本能都是受着政策的约束而不能尽随人意。亲戚朋友间的交往,被规定要向生产队、大队报告。有外来人员在家中留宿,必须向大队报告,并且要经过同意。个人外出必须要经生产队、大队批准,并出给证明,出远门要经过公社的盖章批准,才可以买到车票、船票。住客栈、过关卡、查户口都必须要有证明。然而,要开一张证明谈何容易?特别是我们这些被专政的对象。
  
我们的住所周边隔壁邻舍的贫下中农都曾得到过大队授予的“光荣任务”,负责监视我们家进出的“可疑”的人物,并随时要向大队报告。大队可以随时到家里来搜查。如果查出有外人在,就要把主家和来人带到大队进行拷问,要追查来人的身份和来此的目的。如果来人和主家的口供对不上,就会给你戴上进行“反革命串联”的罪名,加以严刑逼供,直到你自己给自己编造一些罪名才肯罢休。
  
这样的生活,让我们感觉到比在真正的监狱里的生活要难熬得多。在真正的监狱里至少一日两餐是得到保障的。而我们却没有些许的自由,且还要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饥寒交迫的煎熬。
  
(三)
  
过了三、四月份后,所有在县监狱里关着的造反大军主要人员,不知是通过什么法律和标准的裁量后,没有足够判刑的罪名的人,都陆续的释放回来了。思学也在四月份被释放回家,但我们彼此都不敢公开的来往,思学只能是悄悄地寻机会冒险来我家晤一下面。劫后重逢,感慨良多,多少肺腑之言,一时间无从谈起,只能匆匆而别。事后思学将他在来家时意犹未尽的感触,言简意赅的用文言文的形式,写成一篇短文。思学在文中写道:“吾辈自幼胸怀鸿鹄,崇尚革命。然生不逢时,天下囹圄,旦夕如笼中之燕雀,仰人鼻息。欲飞之不能展翅,欲鸣之唯众口一词。天下事是非颠倒,皆童牛角马以愚弄群盲。我等天真愚昧,妄信‘有理’,紧跟‘造反’,痴想慰籍饿殍之亡灵,匡正颠倒之是非,承先烈奋斗之旗帜,揭竿聚义。承童蒙无邪,群起响应。然误入阴谋陷阱,以卵击石,徒致山河血染,无辜受戮,梦断浔江,无颜以见乡梓。惜乎‘川’正翩翩, ‘德’‘多’少年,皆‘华年’夭逝。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呜呼哀哉!虽生犹死矣。”
  
文中之意在反省自己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体验和感触,及对智川、多德、如多、华年等曾一度风雨同舟的死难弟兄的悼念之情。其中不无反省因自己的幼稚、天真和鲁莽给家乡父老所造成的惨痛后果,最终遭至如西楚霸王无颜见家乡父老的“乌江”兵败。该文虽无华美的藻饰,但思想表达却很明确,文字也算精练简洁,读起来也能朗朗上口,颇有些儿“古”风。我再三把读,在思想感情上顿生共鸣,心生钦佩。但我知道那文字的思想内容是时代所不容,不能为他人所知晓。但又舍不得毁掉。我抱着侥幸心理,将之藏在装有毛泽东像的像框中。
  
为了保存这张文字,几乎令我们一家陷于灭顶之灾。且不说那文字的内容就已属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现行反革命罪名,足以给文字的作者和知情者以“反革命集团”论处。更何况这些文字是写在伟大统帅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亲密交谈的照片的背面。这就又是一项死罪。尤其想起来更让人瞠目结舌胆战心惊的是,思学在用这张照片背面写作时,裁掉的多余部分,偏偏是照片中的毛泽东高出林彪的那半个头。抛开前面那两项罪名,就光凭着剪掉毛泽东像的半个头部这一点,就比辽宁张志新用语言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批评,公开喊几句口号要严重得多,足可使所有涉及的人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在那刑讯逼供、栽赃陷害成风的年代里,在所难免的还会牵扯出一大批无辜的亲戚朋友也是可以想见的。若让这一张文字落到专政者手中再经发挥和想象,会造成多少屈死的冤魂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我与思学在校时都很崇拜孙老师,特别对他所教的古文更是另有一番酷爱,平日里总爱尝试着用文言文的形式表达一些生活中的感触。该文短短数语,道出了彼此的心境,竟至爱不释手,一时间却忽略了文中内容所包含的诸多敏感的政治元素。至今在我心中仍然是个谜的是:学为什么要选这么一张有统帅和副统帅在一起的伟人像来写这样的文字,且还要把其中伟大统帅的像裁掉了头部?现在想起来都还让人觉得后怕。但我当时却舍不得毁掉,就把它藏于家中唯一用以表“忠”的毛主席像的背面。
  
(四)
  
到了五月份,在全县统一部署的一次抄家行动中,大队支书李大姐带领着大队文书及一群荷枪实弹的民兵忽然在早上闯进我们家,说是要对我们家进行例行搜查。让我们所有家人列队靠墙站着,如临大敌的由一个民兵持枪看守着不让我们走动,然后楼上楼下的翻箱倒柜。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箱子柜子可翻,他们就致力于抠那些砖缝墙洞、天井灶台,连阴沟都没有放过,还要用棍子伸进去搅几下。结果一无所获,一个个似心有不甘,总想着非要找出点什么来致我们于死地不可。这时,我想到我藏在毛主席像背后的那张文字,若是被他们翻出来,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想到此处,顿觉胸中一颗心在咚咚咚直跳,我在心中祈祷着,千万不要让他们留意到那张毛主席像。似乎命运要对我进行考验一样,心中担心的事,它却偏偏地要发生,我情不自禁地抬头看了他们一眼,只见那个大队文书极不甘心地睁大眼睛向四周梭巡着,极力的想发现点什么可疑的东西来,只见他的眼珠子朝着那毛主席像转了几个来回,表情似在沉思和捉摸着,随之就朝那挂着毛主席像的天井边的小窗子走去,面对着这一情景,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但我不得不强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父母、二哥、三姐他们因为不知道我把思学的那张文字藏在那里,所以他们也都表现得无动于衷。当那个文书和两个民兵径直走到那主席像前,那文书望了一眼那墙上挂着的像,然后伸手把那像框取了下来,放在窗台下的那张歪脚的桌子上,翻过来翻过去的端详着。这时,我的心又一次的跳到了嗓子眼上,心跳的咚咚声自己都能听得见。我心中思忖着:他若把像框背面的几颗钉子取下来,我们一家就要大难临头了。在这命县一丝的关头,我除了在心中暗暗祈祷着上苍的怜悯和护佑外,只有听天由命的等待着接受那即将到来的噩运。此时我的头脑即刻变得懵懵懂懂起来,浑然完全没有了意识一样,眼前幻化出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我预感到倾刻间就要大祸临头了。摆在我面前的是死路一条,我暗下决心,为了家人免于缧绁,我必须抱着一死的准备,一人做事一人当,自己出来承担,绝对不能让家里人受到牵连。当我正在想着对策之时,斜眼看了他们一下,只见那文书把像框前前后后的翻看了几遍后,也许他见我们一家人都表现得平静如常,且他们这次抄家搜查的目的,恐怕主要是武器或者什么实物,这主席像背后也藏不下什么东西,他最终竟没有打开那像框的后板,而把它放在了桌上。这时候,那支书恰好招呼叫他们走人。一帮人向我们投过一瞥不屑和嘲笑的眼神后扬长而去。当他们出了门渐渐走远后,我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了下来。我长长的吁出了憋在心中的一口气,不由自主的双手合十口中默念着“阿弥陀佛”。这一次的惊险不亚于那次我们六个人在柳州从联指手中逃脱时的那种虎口余生的感觉。我不假思索的把桌上的像框打开,取出那张思学留下来的,背面有断了头的伟人像的文字。一家人看得目瞪口呆,惊吓出一身的冷汗。我赶紧找来火柴,到天井的阳沟边当即把它烧成灰烬,并用水冲进沟里去了,大家才算定下心来。此时,我才如释重负般的感觉到周身瘫软。我静下心来,刚才的联想又在我的头脑中一幕幕的延续,直到出现那最后不堪的结局:假若那张文字加上断了头的伟人画像落到他们的手中,为撇脱家人的缧绁,我虽已决意以死面对,但毕竟是我的一厢情愿,能否如愿尚未可知。至于如何能为思学撇清干系则是一点把握都没有的。可以想见,一旦事发,那文字上的笔迹确是难以敷衍过去,思学就势必无可避免地首当其冲。我和思学两个人以及二哥和我的所有家人,甚至于一些亲戚和无辜朋友,都将会被牵扯到其中。这样的案子最后被定性为 “反革命集团”案也将是意料中的事。这是我一生中最恐惧最惊险的恶梦。不难想象,这样的案子最后结局的悲惨程度将会不亚于张志新一案。总算苍天见怜,上帝保佑,我才得以逃过又一次九死一生的劫难。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仍然让我们远远看不到头。
  
(五)
  
惶惶不可终日的过了1970年的春节。每年的春节过后到春耕前的这段时间,是农村所谓的农闲。其实农闲并不闲,当政者们总会指派那些让农民们永远做不完的农活,用超强度的劳动挤占农民们思想行为的所有空间,不让人们有闲空的时间“胡思乱想”。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不便言说的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也是一种政治的艺术和权谋。每一年到了所谓的农闲时间里,都被自上而下的各级领导机构统一安排作修水利的时间。有省、区往下到县一级,再往下还有公社一级,生产大队一级,直至生产队,总能找得到和农民们的生活相干的或根本不相干的事情,驱使着人们疲于奔命。至于效益和结果,他们好像从来就没有计较和衡量过。总之,农民们有使不完的无偿劳力可以随意的驱使。工人们有星期日可以休息,且有固定的工资和口粮指标,不用担心挨饿,所以成为农民们向往的天堂。农民却是一年365天没有一天是可以休息的。在修水利的这段时间里,把所有的主劳力统统的集中到水利工地上。那些在家的所谓的次劳力也没闲着,各生产队还有各生产队的田间水利工程要做。兴修水利,就是建水库,修水库。没有新的水库要建,就对原来的水库进行维修养护。在我们公社境内有两座水库,一个是属于县管的工农水库,一个是属于公社管的三斗水库。不是修这座就是搞那座,主要就是搞水库扩容而加固加高大坝。搞这项工作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每个人每天不低于12个小时的,扁担不离肩膀的连续挑土,马不停蹄的在水库大坝上爬上爬下。每担土都要经过专门的人负责验收,验收后发给牌子作为凭证,每个人每天必须要完成的具体任务是一个立方的土,也就是每人要挑不少于满满的30担土从一公里外挑到大坝上,往返不下于60个来回约60公里左右的路程。少得一个牌子就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惩罚。每天疲惫不堪的下工回到住处,到食堂里吃着自己从家里带去的米蒸的一罐米饭,既不饱也饿不死的,到了晚上还要集中到地坪上开会,让干部们对当天的工作作出评价,拿那些没完成任务的人来进行批斗。被批斗的人,第二天还要被抓到工地上示众,然后还要加倍完成当天没有完成的任务。同时还要克扣工分。中国的农民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在这种生存状态下的农民让人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是“农民”还是“奴隶”。他们是新中国的主人吗?
  
对于这样的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没有人敢于公开抵制。但工地上每天都有被干部们挑出来做样板的所谓破坏分子现场批斗会。用这样的批斗会来“鼓舞”民工们的积极性。这样的批斗会能够起到杀鸡吓猴的效果。能保证工程的如期完成。
  
文革运动后期,全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成为常态。所以每年在水利工地上,总少不了知青的身影。那些被发配到水利工地的,基本上就是在生产队里表现不好的知青。这表现的好与不好,那就是取决于知青们给干部们留下的印象,取决于知青们的主观努力。在知青们当中有着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规则。女知青,特别漂亮的女知青容易得到干部们的好印象。而男知青们也有获得好印象的另外途径和方式。那些“觉悟高”的知青,每一次从城市家里回生产队时,总会从城市家里带些农村没有的东西,主要是吃的和日常生活用品。回到生产队后,总会主动的向“贫下中农”(公社和大队干部)“靠拢”, 积极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样的表现自然可以换得干部们的好印象的。象在大路生产队落户的‘五吨’等几个知青就不屑于向那些干部们靠拢了,自然就被发配到水利工地上来。五吨知道我的身份,在公众场合,他表现得如同陌生人,但是在背地里却也热情礼貌,还不时表现出一种赞赏和同情。
  
1969年到1970年的这两年当中,队里挑出一些表现好的青年组成民兵队,去宜山县、罗城县参加“岔罗”铁路的修建工程;到融安县、三江县参加枝柳铁路的修建工程。修建铁路是光荣任务,且可以得到国家的粮食补贴和生活费补贴,我们这些受管制的人员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而修水库就是我们的专利,修水库的人要自带粮食,工具。在工地劳动,回家记工分,不管在水库工地做得再累,也和在生产队里劳动是一样的工分。
  
在水利工地上实行着军事化的管理,离开工地都必须经过请假,得到同意后才能离开。1970年清明节时,我们还在水库工地上。从武斗逃亡回来,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我们一家人都为三哥的惨遭残杀而悲痛不已,一直未能为三哥收拾遗骸而深深的内疚。本来就打算着到今年清明节时,去寻找三哥的遗骸,给他收拾一下,并重新择地埋葬,给他以入土为安。于是在清明节前一天,我们兄妹仨就向领队请假,生产队的领队没有刻意刁难,同意我们回家。
  
(六)
  
三哥和堂姐夫辉尤于68年9月份从贵州被押送回来,9月15日被押回到大队保卫部门前时,两个人同时被保卫队民兵乱棍打死,死后身上仍然是被五花大绑着,由四类分子(香云同学的父亲)原样的抬到都鲁山下,埋于一个天然的浅浅的泥坑中。但当年我们刚回来,自身生死还没有结论,并且也不可能有条件去顾及三哥的后事,现在已经时过一年多,我们虽然仍处于被管制之中,但是生命还大致有点保障,不用担心再被屠戮,所以就想起要完成这未了的心事,安抚三哥屈死的冤魂。
  
我们在当时亲手收埋三哥的四类份子的指点下,找到了埋葬三哥的地点,扒开一层浅浅的泥土,三哥的遗骸显露于我们的眼前。只见三哥当年所特别喜爱的那件浅灰色的内外两用夹克衫还没有完全的腐烂,仍然包裹着他那已经零乱无序的尸骨,他那厚厚镜片的眼镜还在衣袋中,镜架已经断裂。当时捆绑着他双手的绳索,虽然还保持着当时捆绑的原形,但却已腐朽,当我们翻捡尸骨时,那绳索也随之朽烂、解体。我们以从脚到头的顺序翻捡三哥的尸骨,当捡到他身体部位的肋骨时,我们找到了三根已经明显断裂的肋骨。两条手臂的肘骨都在肋骨的下面土中,那是埋葬时仍处于原来被捆绑的状态。头骨顶部呈现一条长长的裂缝。这些遗骨上的伤痕,证实了三哥被害全过程的目击者向我们所描述的情形:当时,三哥他们两人,被大队保卫队民兵五花大绑的押着,从公社回到下街设在瀵仓里的大队的保卫队门前,从公社出来到上街的一路上,那些押送的民兵从两侧用步枪歇斯底里地向三哥他们的两侧肋下肆无忌惮地冲打,三哥曾被他们打倒到路边的田里,浑身泥污的又被他们拉上来,在不停的暴打中挣扎着到保卫队门前,那时三哥他们已是奄奄一息了,但那些凶手们仍然将跪伏在地的三哥他们两人,被围堵在一群杀红了眼的暴徒们中间,被继续肆意凶残的乱棍暴打,旁观的群众听到三哥他们哀号着:“我不是造反大军,我没有吃过造反大军一颗饭!”但这样的哀号声对于那些凶残成性的,把杀人视为“革命”的凶手们豪无警醒作用,没能唤起他们一点人性的回归,一点也没有能唤去他们疯狂的兽性。三哥最终死于一个手中挥舞着粗大的笼门杠的当头一棒。死在众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的以“革命”名义的丧尽天良的残杀。
  
当天来参加三哥后事的,有和三哥一起在贵州做工的覃海予。我们把三哥的遗骨移葬到边山村前的虎山脚下的石丘上,面向着三都街。
  
在收捡三哥遗骨的当场,所有人都极为哀痛。母亲号啕痛哭过后,哽咽着问海予:“当时你为什么不叫他和你们一起躲出去呢?躲过那一阵子,也就可以留得一条命在了。”海予悲痛的对母亲说:“当时我们是分开住的,我们也没办法预料到哪里安全,哪里危险。”
  
覃海予是保仁大队的,父亲已故,只有母亲和妹妹三人,也是因为家是地主,初中毕业后,就再没有升学的机会。在学校时他在二哥之后,在三哥之前,都互相知名,缀学回家务农后,来赶圩时都来我们家歇脚,彼此同命相怜,话也投机,见面时总免不了谈些诗文,以及各人的生活境遇和感触,成为知己。
  
运动开始时,他们都认为,这运动是党内的斗争,结果如何都不会改变自己作为“革命的敌人” 子女的身份。且自己也没有资格参加这运动,而只能避而远之。他们始终信守自己的这一观点,没有参加任何一派。但是其后运动的发展却不由得他们自主,出现两派斗争时,自上而下的行政机关的当权者及其追随者们,几乎全是联指一派。他们都是红五类及其子女,他们是不愿意与黑五类子女为伍的。而联指一派又都是以阶级斗争的急先锋自诩,总是以对“阶级敌人”的无情斗争作为证明自己“革命”的资本。特别是在两派处于你死我活无法无天的武斗当中,五类分子和 造反大军都被指视为敌人,在与造反大军的斗争中,都是以对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屠杀,作为他们的斗争的胜利果实,邀功请赏。也因为这样,许多黑五类子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生存,被迫参加了造反大军,以求自保。也正因为这样,相比之下,造反大军一派成员的成份就复杂些,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对比衡量,造反大军在政治上就明显处于劣势。由于造反大军一派在政治上的劣势,给在广西处于正统地位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委员会”和军队得到了公开支持联指的口实,于是在“革命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以“七.三”布告为尚方宝剑,名正言顺的调动了军队和民兵组织,对造反大军一派实行了残暴镇压,使联指在军事上的优势成为既成事实,也就促使中央高层顺理成章的抛弃了运动初期自己曾期许的“革命造反派4.22”。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就首当其冲的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而受到残杀。
  
海予他们和三哥没有参加两派斗争,但他们却不能不逃亡,三哥没有逃过这场屠杀。海予侥幸逃过了那场公开的残杀过后,也是为了生存,而到六道三田作了上门女婿。但是,他为了尽一份三哥生前朋友的情义,来参加收殓三哥的遗骸之后,但是在当晚回家的路上,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公路边。
  
海予的死,使我们一家深感内疚,我们本该不让他来的。这样的事本来就有许多禁忌,再加上三哥的被害,事过不久,记忆犹新,且凶手还正在得势当中,我们的行为无异于向他们宣告,我们对三哥的冤死没有无动于衷,没有忘记。这在当时就是政治上的禁忌。
  
我们收殓了三哥的遗骸后,第二天传来了海予的死讯,二哥赶到他家想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但却是没有结论的不了了之,至今仍然是个不解的悬案。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我们办完了三哥的后事,带着新的悲痛,不得不又回到水库工地去。第二天,母亲作为死不悔改的地主分子,被大队民兵押着挂牌游街、批斗。他们说我们仇恨贫下中农,伺机搞阶级报复;他们说我们把三哥的遗骸葬在虎山上,面对着公社,就是想报仇。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们没有申辩的权利,也不想作毫无意义的申辩。
  
(七)
  
从68年开始的在群众中开展的“三忠于”活动中,在生产队里,每天出工前,要集中先跳完“忠”字舞后才下地劳动,每天晚上在开会前要搞晚汇报。把人弄得颠颠傻傻的疲惫不堪。而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却连跳“忠”字舞的资格都没有,我们只能在别人跳“忠”字舞时,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请罪。这期间,各种运动名目繁多。从69年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给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颁发毛主席像章,之后就是开展以清理阶级队伍为中心的斗、批、改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又整出了一批阶级敌人。紧接着的是整党建党为中心的斗、批、改运动,又处理了一批在文革的派性斗争中,持有造反大军观点的党员,有的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党纪处分,对于那些参与了造反大军武斗的党员,有些甚至于受到开除党藉和公职的处分。同时加强了在文革武斗中表现突出的联指人员在各级部门中的领导地位。把一些原来不是党员的联指“有功之臣”突击发展入党,或由公社革委会保荐进厂,保荐上大学读书。
  
所有运动在开展前,无一例外的,都要召开一场誓师大会,都要把一些没有改造好的阶级敌人抓到会场批斗示众。到1970年在公社布置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的大会上,我又莫名其妙的被抓去示众批斗。在公社礼堂的舞台上,面对着全公社的三级干部,会议的主持人宣布我的罪行,指控我在搞翻案,搞反攻倒算,在田间地头拉拢青年唱黄色歌曲。这些罪行,我都一一承认了,因为之前不久,我给公社革委副主任递交了一份请求退还我们在武斗外逃时,母亲为给二哥结婚准备的一些棉被等用品,存放在大姐夫家,被到大姐夫家抄家的民兵抄走了;二哥和三哥用余粮款刚买的新红棉单车存放在大河街一个堂姐家也被民兵们抄走。我当时是想,我们在文革中所犯的罪行、错误,该受的惩罚都受了,我们甚至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的合法的财产也应该得到保护,应该物归原主的退还给我们。过后,我也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一行为幼稚得可笑,在那种时候,我竟然还企图以名存实亡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竟不知连人的生命都保不住的法律,还会保得住什么财产呢?所以对于他们所宣布的这一条罪行,我“供认不讳”。对他们所指控我的拉笼青年唱黄色歌曲的第二项罪行,也完全属实。平时在生产队劳动时,在田间地头,我确实是和队里的青年们一起,经常讲些笑话、故事之类的聊以自慰。也经常的和青年们唱些我们过去会唱的老的电影歌曲,如《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等电影的插曲。当时队里那些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把我们当作“阶级敌人”,随时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以我们的这些活动都被当作不老实接受改造的罪行反映到大队、到公社。就构成了我在批斗会上被指控的“罪恶”事实。但是,其他人,特别是青年人,还是很乐意与我们在一起的。
  
到了1971年,全县又进一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结合清查“5.16”集团,进行社会清队,我又被抓去公社在我们生产队仓库办的“学习班”,吃住都在那里,不得回家。又是莫名其妙的要我们写交待材料。我不知从何写起,我就从《毛主席语录》里找一些能为自己开脱的语录,抄下来交了上去。为此 ,学习班的负责人又把我的交待材料拿来做典型批判,他说个别人来学习班不是来好好反省交待自己的问题,而是来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语录教训贫下中农,帮他蒙混过关。后来知道,这一次的学习班是有针对性目的的,主要是想通过我们写交待材料,来获得我们的笔迹,用以侦破什么文字案件,所以他们讲讲后也就没有什么下文了。在学习班呆了一个多星期后,把我们押到盘龙,在盘龙大队召开的全公社群众大会上,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押上台去示众亮相后就放回了家。没有给我们作任何结论。反正他们想批就批,想斗就斗,不需要什么理由,不需要什么结论,他们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
  
由于运动的不断,对于这一类的批判斗争,挂牌游街示众的肉体和人格的惩罚,我们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我们不敢奢望什么人格尊严,只要不伤害我们的身体就算阿弥陀佛了。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口号下,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我们怀着恐惧的心理,忍气吞声地,在比监狱和劳改农场中更为严厉的管制中消磨着我们的青春和生命。
  
在当时的整个社会中,不光是我们这些被专政者在这牢笼般的政治环境中承受着没有人身自由的桎梏,而那些“贫下中农专政”所依赖的贫下中农群众,同样的也和我们一样受着管制。所不同的是,我们则是多了一重被“杀”来吓猴的鸡的身份罢了。而“猴”们不也总是在战战兢兢中小心翼翼的,在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自由权利的环境下生活的吗?把当时的整个社会形容成一个大的监狱,并不为过。不过毕竟已经成为一段不堪的历史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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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一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二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三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六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七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三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二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五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六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七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八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三十一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二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九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四十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四十一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二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三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四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五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六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九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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