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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二章 入狱申请书
   
(一)
  
自“七.三”布告下达以后,广西4.22面对着区革筹和军区指挥的部队和联指民兵的联合武装围剿。慑于“七.三”布告的威力,4.22派各地组织,或主动或被动的都放下了武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所有人员成鸟兽散。南宁4.22在区展览馆和解放路的据点,成为最后抵抗的据点。最终于7月31日在区革筹和军区调动的部队、民兵和联指武装人员联合围攻下,并动用了正规部队的高射机枪、四零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的轰击下,围攻才告结束。在围攻战斗中,解放路及附近三十三条街(巷)被炮火击中起火燃烧而成了一片废墟。广西4.22派武装全部覆没。但仍有数千名4.22派一般成员及群众,潜入南宁地下人防工事逃避搜捕。据1983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的不完全统计,联指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共打死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其中:展览馆473人,解放路8445人(包括居民),4.22赴京控诉团427人,“流窜犯”500人。这些“俘虏”先后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地。关押在区看守所的265人,区交通学校711人,南宁幼师441人,都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要犯”、“首犯”处理。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7012人,其中被打死2324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246人。(引自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9页)这些具体的情况当时我们是无法知晓的,我们只是从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得知了南宁4.22最后是被解放军剿灭的消息。并且还听说:面对广西军区和联指武装人员的大军围剿下,那些躲进了地下人防工程的近3000多人(一说7000人),因为地下工程的先进性,致使军队和联指一时无法攻入,围攻者便采用水淹的最后歼灭方案,打开邕江上游左江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大闸,使洪水一夜间奔涌而下,致邕江水位暴涨,将南宁的朝阳路、解放路等淹没。洪水灌进地下人防工事时,躲在其中的人员,不少人只好爬出来投降。但有不少人当场被杀。至于坚守在工事中的数千4.22派成员及家属群众,全部被活活溺死。坚守在地下的4.22派成员对军区和联指要把他们斩尽杀绝的决心已经没有怀疑,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北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能派人来救他们一命。他们拍过明码电报,派人突围上京紧急告状。但曾经表态过4.22是“造反派组织”的亲爱的“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却对此置之不理……。这样的消息明确地向我们提出了警告:不能抱有任何的幻想,要想活命,只有靠自己的智慧和抗争。
   
双方的武斗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就只能是束手面对着革命委员会的纠察队“清理流窜人员”的清剿和搜捕。我们一旦被纠察队清理到“八中收容所”(设在柳州市第八中学隔壁的收容所,即4.22派人员的集中营),然后交由各人所在地的联指民兵押回本地,交“群众”专政。所谓“群众”的专政,就是“群众”性的集体屠杀。像我们这类出身不好的造反派头头是绝无生还可能的。如何地逃过这生死的一关,将考验着我们的生存智慧和勇气。我们意识到,避过眼前的风头,或许能逃过一死。致于最后会落下什么政治罪名不是最重要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眼下为了活命,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逃离广西。
   
之前在我们被驱赶出柳江县以后,从三月份起,柳江县及以下各公社就已经先后成立了以联指一派掌握着实权的“革命委员会”。全县从6月份起,在县革命委员会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就先后掀起了“对敌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开始了有计划的成批的杀人。这一类消息一直就源源不断的在我们这些逃难者当中传播着:土博公社在一天之内,有计划地通过召开“群众”大会的形式,在土博小学里一次性集体屠杀从各大队押送来的,事先挑选指定的24个所谓的“阶级敌人”。在这次事件中,有一个受害者侥幸趁乱脱逃上山洞内躲藏,最终还是被那些杀人成性的凶手们追到洞中拉出来,受害者哀求凶手们用枪杀毙命都得不到杀人者的理会,最后还是以棍棒和砂枪慢慢折磨而死。受害者死前的哀号之声撕心裂肺,撼天动地。而我们三都公社,也在一天之内,在都鲁山下的“刑场”(专事杀害“造反大军”的人的地方,)将从三合大队押来的四个曾经有过4.22观点的,且都是贫下中农出身的青年人,采用棍棒殴打的方式,集体屠杀。死后还用棍棒插入死者肛门,并暴尸数日,不准家人收尸。随着县革命委员会调动纠察队围剿进德槎山诛杀熊国芳、潘洪连等,并将其悬首示众的事件,更是使我们大为震惊。这些消息都在告诉我们: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已经没有人性可言,我们不能落到他们的手中,被抓回去就必死无疑。
   
根据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精神,对之前从各地农村逃到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城市里来的4.22派人员,进行全面清理和搜捕的工作已经展开。但是柳州方面的这项工作好像开展得稍晚一些,也许是因为在“七.三”布告下达之前,柳州的4.22派由于抢了“援越物资”和一批部队的枪支,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并把柳江南岸的联指赶过了北岸,柳州河南一带4.22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考虑到如果调动部队直接进行武装围剿,可能会遭致柳州4.22派拚死的武装抵抗,有可能会将事态扩大而震动到中央,导致问题复杂化。由于存在这一考虑,给了我们一点喘息的机会,使我们得以作出外逃的打算和准备的时间。
   
然而当时要逃离柳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必须要有钱;第二是必须要有革命委员会的证明。首先是要有钱,有了钱,证明可以通过用钱买得到。
   
为钱的事,我和思学之前曾和柳江联战的韦云斋等几个头头们商量好,他们同意将他们手中掌握的那批钱,分给各公社组织,安排所有人员逃离广西,暂避风头。据我所知,当时他们变卖云头岭供销社转运站的物资得了约十多二十万元钱。若是按原来他们答应的办法,每个公社组织分发二至三万元,也就可以帮助我们所有的人逃离广西暂避风头,
   
然而,不可理喻的是,在这么多人的生死关头,韦云斋他们变卦了。他们还幻想着要保护好这些国家财产,以避免落下“打砸抢”的罪名。如果把这些钱瓜分掉,担心着要坐牢劳改。他们还幻想着要保持“红卫兵”组织的“纯洁性”、“革命性”。他们甚至于还幻想着回去县里的革命委员会中争一席之地。他们居然幼稚到没有看清眼下这种局势,竟然没有动过要避避风头的念头。他们竟像文革初期那种的幼稚和天真。为他们这不可理喻的幼稚和天真,给整个柳江县的4.22派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死伤。而他们几个头头自己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幼稚和天真,付出了无可挽回的惨痛的青春和生命的代价。
   
柳江联战头头们的变卦,使得我们原来所设想的,我们三都造反大军成员的遣散和安置的计划落空了。我和思学在自顾无暇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不得不忍痛置我们一个组织的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们于不顾,招呼都来不及打一声的,在二姐那里,把母亲身上仅有的以及二姐给的不到三百元钱拿走,花了五元钱跟人买了一张伪造的证明,自顾买了两张到北京的车票,登车北上,逃离柳州。把母亲和三姐丢在二姐家不顾,也没有考虑到已经负伤致残的二哥将作何打算、是死是活。我和思学的不辞而别,致使三都“造反大军”树倒胡狲散。但却也给所有成员指明了之后的出路:只能各自为战,择路而逃,自寻生路。然而,毕竞还是避免不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过早被抓回去而被打死打伤的。为此,我们也常常引以为自责。
   
在以后幸存下来的岁月中,每每想起自己在那大难临头的时刻,没有能为整个组织,为曾经同过生死共过患难的伙伴们的安危尽一点责任,为那些死去的伙伴们,我一直在心中背负着道德上深深的自责。虽然那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二)
   
我们之所以要到北京去,原来只是天真的企望着去投靠家在北京的董老师,因为我们认为,北京是首都,首都不会像我们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那里至少还是有法制、有纪律的。我们要去投靠的董老师,是市里一个小学的老师,是我们一派的,她的家在北京。她演讲的口才特别好,知识水平高,特别是在桂林我们亲历过她那令整个解放广场万人空巷为之嗫泣的演讲后,我们从内心里崇拜她。她是在“七.三”布告下达后回的北京。然而我们到北京找到了她后,老师也正束手无策。她本欲带我们到青岛去避一避,然而我们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而老师也正为此而一筹莫展,不知如何过去这一关。对于我们,她也就爱莫能助了。
   
我们无可奈何地悻悻的离京南下,又辗转到河南安阳去投靠孙老师。孙老师在运动初期就首当其冲受到政治迫害。刘老师曾告诉我们孙老师的地址,并告诉我们,如果有必要时孙老师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但到了安阳却扑了空。其实老师们当时都已自身难保了,我们也只是穷途末路的抱以万一的希望而已,至此这万一的希望也已经彻底破灭了。我们又挖空心思地、抱着渺茫的希望,决定到宁夏银川市去找思学同村小时候的伙伴,那小伙伴是在文革初期就到银川市投靠他叔叔,我和思学曾经赞助过他一张到银川的串联时的免费火车票。但是到银川市一下火车,正好又遇着全城戒严,按地址找到家,结果连门都叫不开,只好悻悻地在街上漫无目的的走着,被盘查时,又不敢拿出那张假证明,就被抓进了收容所。
   
在收容所里不敢报上真实姓名和地址,被打得死去活来。我们两个人被分开来审问,因为我们事先没有协商约定过,在被审问时,我的答问就和思学的不可能一致,那些收容所的干部就采取了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方法折磨我们。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办公室里,叫我跪着,要我从膝盖以上把腰身挺得笔直,和跪在地上的两条腿形成标准的90度直角,两条腿从膝盖到脚尘要伸直成一字形紧贴于地面,不能有空隙。我由于脚尖不能与小腿伸直成一条直线,脚腕关节弓起与地面有间隙,他们就下死力地踩住我的两个脚后跟,使我的脚面紧贴到地面为止,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身不由己的惨叫着。他们提出问题要我回答,我每回答一个问题,和思学的答案不一样,就会受到一顿毒打。思学是被怎样折磨,我当时不知道,但是我们都可以听得到相互的惨叫声。彼此的惨叫声又给对方感受到精神上威胁。促使我们不得不老老实实的如实的回答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当我如实的回答他们我的家庭成份时,他们三个人异口同声的发出了狞笑:“狗崽子还敢不老实?”其中一个就抓住我的手腕,使劲地折曲我的腕关节,使我的腕关节超限的曲屈,近似脱臼,活生生地就把我的整条手臂的手筋拉伤,使我的右手腕关节当时就肿起如馒头大个大包,疼痛钻心而动弹不,完全失去了功能。脚关节也被踩得肿胀疼痛,无法正常行走。直至很久以后,虽然基本恢复,但在走路时,脚踝关节里总是走一步就响起一声清脆的骨关节的撞击磨擦的“得、得”声。他们折磨人的手法娴熟,而且在折磨人时所表现的那种自得其乐的神态和表情,让人看了觉得他们不像是在折磨人,而是在娱乐消遣。我们无法像电影中看到的那些坚强的革命者那样坚贞不屈。因为我们找不到自己的信仰,没有了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我们已经变成了革命的对象,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前途可以企盼的了。我们想:在这里被不明不白的打死,还不如说出真名实姓,回去死个明白。于是我们俩也就不约而同的如实的报出了自己的真实地址和姓名,经他们对照了我们两个人的口供得到一致后,向我们的家乡发出了核查电报。过了几天,收容所发去的查询电报的回电答复是;“反革命组织头头企图畏罪潜逃苏联请押返原藉处理。”为此我们又挨了一顿触及灵魂的毒打。
   
我们第一次领略了被“收容”的生活,是在银川市的收容所里。银川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在文革中,银川也曾经是武斗灾区之一。在银川收容所里,关押着乞丐、小偷、扒手,但当时所里超员关押的众多的人中,以政治罪名的“犯人”居多,事实上当时全国的“收容所”都已经变成名符其实的“集中营”。在押的“收容人员”中,有本地人,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这些“被收容”的人员中,都是在全城戒严中查户口时,没有户口,没有外出证明,或者是使用伪造的证明被识破的,带有政治嫌疑的流窜人员。
   
在地处中国西北黄土高原北侧,贺兰山东麓的银川平原上的银川市的收容所里,一排十多间低矮的泥坯房里,砌筑着北方人惯用的土炕占去房内空间的四分之三,炕上没有席子,只有胡乱散放着的稻草,这里一堆,那里一簇的。还有就是所里发给的零零星星的几床肮脏油腻的,里面的棉花已经是结成一簇簇一团团的所谓被子。那还是只有本地人,且没有重大政治嫌疑的人犯,才有幸得到特殊的照顾分到这样一床被子,晚上可以裹着这被子,一半当席子一半当被盖。银川虽然气候温和,但大西北的风沙是我们南方所没有的,到了八九月份也已是初秋时节,晚上睡在光秃秃的灰土炕上,还是感觉到彻骨的寒冷。我和思学两个人多亏了思学一直带着的那件黄色的,已经旧得发白的中大衣,再则就是从其他人匀给的一小抱稻草,才挨过那一阵不是人过的不堪生活。
   
收容所里吃的是一天两顿饭,一顿一个高粱窝头或者是玉米窝头,外加一小碗小米稀粥,有时还有几丁咸萝卜。反正饿不死,也饱不了。
   
在收容所里,我们遇到三个来自广西的老乡,其中两个是来宾县的三十多岁的男子,另一个是来自钦州县的不到三十岁的女教师。从接触中知道大家都是同路人,但彼此相互提防着,没有向对方透露过多有关自己的信息。在谈到广西的武斗和死人的事,大家都点到即止,只表示出了对广西4.22派的悲惨遭遇的同情,但谁都没有表露自己是哪一派的。从外表上看,两个来宾男子的其中一个像是农村的农民,模样猥锁、怯懦,战战兢兢,似乎是刚刚经历过大灾大难,死里逃生出来的。我们知道,来宾县的4.22派在来宾占绝对的弱势地位,老早就被从来宾赶出来,没有逃出来的4.22派人员和四类份子及其子女,都被“群众专政” 而成批的大量的打死,来宾县杀人吃人的事我们早就有所耳闻。这个人想必是余悸未消,且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下场,所以他的精神状态是可想而知,可以理解的。但他表现出的过于猥锁,过于的战战兢兢,又有点让我们看不起他。而我们又何偿不心里害怕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那个来自钦州的女老师,外表端庄、服饰整洁,从她的言谈举止中,让我们相信她没有欺骗我们,她就是当时的一幅教师模样。也许是她也是从我们的外表及年龄看出了我们的学生模样,而对我们表现出些许的信任,她单独和我们在一起时,明确地表露了她是4.22派的人,她早在钦州发生武斗时,就逃到了南宁,在“七.三”布告下达后,区革筹和军区对南宁实施武装围剿前,区革筹刚发布“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后不久,就逃离广西,像我们一样到银川来投靠亲戚,在查户口时是因为没有证明而被抓进来的,由于是在亲戚家抓的人,她的身份也就没有隐瞒的可能。从钦州她的单位发来的核实电报的答复,证实了她的身份,同时也证明了她是当地被“通辑”的“政治”人物。因此她也没有逃脱收容所的下马威这一关,从她面部的青紫淤肿痕迹可以看出,她也和我们一样,肉体和灵魂都受到过“教训”。从她端庄的面容和线条分明的身材可以想见,她还受到了比我们多一重的侵害,她没有向我们明说,但从她口中骂出“这帮流氓”的话语中,我们已经领会了其中的含义。她把我们当学生当弟弟看待。她经常独自一个人在收容所有限的院子里的角落散步,并轻声的哼着伤感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暗里想你道路明,黑暗里想你道路明。”当她发现我们向她走去时,她的歌声嘎然而止,在她的脸部凝住了茫然的表情。正如歌声中唱的,我们明白我们面前的道路是黑暗而迷茫的。
   
在银川市收容所关了一个多星期后,我们和两个来宾人被用绳子绑着串成一串,押送到银川火车站上了火车,遣送回广西。一路同行的还有铁路沿线途经的甘肃、陕西、四川、贵州、河南、湖北、湖南、山东、安徽、江西等省区的被遣送人员,足足装满了一整个车厢。到了车上后,才给我们几个被绑着的广西人和湖南人解开绳子。随车押送的有收容所的八个工作人员,有背着手枪的武装人员。押送人员分两组守住车厢两头,并随时有人在车厢中间巡视。所有的车窗关闭严密,不许稍有打开。伙食由收容所与餐车挂钩,一日两餐,两个盒饭。上厕所必须经过批准,且有人随同监视。可谓戒备森严。
   
不知为什么,这次被遣送的人中,居然没有那位钦州的女老师。不知她最后遭遇如何?
   
这趟遣送途中经过甘肃的兰州市,陕西的西安市省会车站时,押送人员则将该省的被遗送人员押下车,与当地收容所在车站办理交接手续。途中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收容所、河南郑州市收容所、湖北省武汉市收容所停留中转。
   
到了武汉收容所里,遇到了满满两屋子近百个广西人,不言而喻,都是广西4.22派的流亡人员。他们先到的已经正在密谋着搞集体越狱,所以我们刚到,在他们还不了解我们的身份前,不给我们进入专门关押着广西人的内间屋子,他们正在秘密挖掘越狱的通道。在他们确认我们为同路人之后,也接纳了我们。但是,在我们到达武汉的第三天,不知何故,我们集体越狱的计划就泄密了,把所有人分开拷问后,查出了几个为首者,分别受到一番毒打后关进特监室。当时武汉的收容所已经人满为患,且绝大多数是广西人,而且还在不断地从各个地方送来,事发后的第三天,收容所就匆匆忙忙的,由当地武装纠察队将我们广西人用专车押送到汉口车站上火车,占了满满一个车厢,三个人座位坐四个或五个人,两个人位子坐三个人。那几个为首组织越狱的人,一直都被用绳子绑着串在一起,有专人监管。沿途都不办理交接,全体直接武装押送回柳州。
   
(三)
   
到了柳州火车站,由收审所(当时的收容所已经改称为收审所)派专车,由解放军和“纠察队”全付武装到火车站接收。在车站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所有的人从车上押往车站站台南头,从平时供司乘人员进出的便门出站,上收容所的汽车。到了收容所里,分别一个一个甄别核实了姓名住址后,就赶进由两排并排南北对开的房屋,两头砌着高高的围墙构成的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里。中间的进出口有解放军武装把守。院子里的两排房屋各有四间类似教室一样的房间,里面空空如也,没有床没有凳,满屋子满院子都挤满了坐着的、站着的、席地躺在光秃秃的泥地板上的人。只是靠西南头有一个小房间锁着门,里面的地铺上躺着几个重要人物,都是柳州造反大军除白鉴平、廖伟然等以外的第二号人物,如徐鸿飞、柳州一中的学生头头明再胜等。
   
回到柳州已是9月下旬,就关在八中的收审所里。收审所里关着的都是本市和从周边县份“流窜”出来4.22派的人。这些人有在本市清理“流窜人员”时抓的,有从全国各地押送回来准备中转押回各县的。因为每天都有成批被抓进来的人,收审所里已是人满为患,所以在这里关的时间一般都不会太久,随时都有从各县来的纠察队从这里把人用绳子捆成一串一串的押走。关在这里的柳江县人最多,所以在这里关的时间就不长,一则从这里到柳江县的路途最近,二则柳江县的人最多,一般够一车就通知柳江县的纠察队来人押送回拉堡。在这里关着的人有原来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反正彼此知道都是一派的人,都知道只要从这里被押走后,也许就是最后的诀别了。进到这里的人彼此的命运和结局都一样,都将面临着九死一生。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互相传递着从各方面带来的信息。从这些信息中得知:柳江联战的几个学生头头韦云斋、罗乐民、覃永谋,潘国臣以及原县委机关的从部队转业的干部李成保、兰春风等共12个人在被押回柳江县时,除兰春风一个人外,其余的在拉堡街县粮食局门口,都被“联指”的所谓“群众”蜂拥而上,从车上拉下来,拳打脚踢棍棒交加的活活打死了。韦云斋他们几个头头当初之所以不敢把那批钱分给各公社组织各自逃命,正是担心到运动后期被追究责任,怕坐牢劳改。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主动地把钱和枪都交给了革命委员会和部队了,仍会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如果当初知道是这样的下场,倒不如当初不顾一切的用这些钱逃命,避过这阵风头,还不致于会暴尸于拉堡的街头。死者长已矣!他们再也没有这种假设的机会了。他们的死在柳江县的志书上没有记载,甚至于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中也没有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他们被打死的场景惨不忍睹。据目睹过当时那个场景的知情者们说:他们七零八落地被遗弃于街头路沟边的尸体面目全非。他们有的在临死前惨号时张开的嘴巴,直到死时仍然状似无声的呼号一样的张开着,然而却被杀人者插入长长的木棍,木棍的另一端被用石块压在路沟边,死者的头被木棍向上高高翘起在路沟上面的路边,向路人展示着死者血肉模糊狰狞恐怖的面容,一双双死不瞑目的眼睛凝住了死前的无奈和绝望的眼神,仰对着苍天;一具具蜷曲着的尸体被绳子五花大绑着,血污褴褛的衣裤被撕扯成破布片,无法裹住死者裸露的惨白而血污的尸身;被杀人者刻意的将臀部和下身已经暴露的死者尸体,弄成头朝下屁股朝上,一根木棍从股沟插入肛门……整个场面一片狼籍不忍描述。那样惨无人道的残杀场面,没有人出面阻止。跟车押送的解放军没有阻止,县革命委员会没有阻止。事后人们在议论这件事时,对革命委员会和解放军在当时那种凶暴残忍的现场居然冷眼旁观,甚至表现得如饥饿年代的孩子过年时看大人们杀鸡时的那种惬意的期待。人们从来没有怀疑过,那样的场面和后果正是他们事先所设计和期待的。屠杀的现场的墙上到处都是 “县革命委员会”刷写和张贴着的“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大幅宣传标语。
   
当时韦云斋他们还都是66届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正准备着参加高考,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以他们的才学和出身,这时已是北大、清华莘莘学子中的一员了,“风华正茂”啊!这都是为什么?死者长已矣!我们这些还苟活着的人,那时也已无暇思考,我们所要面对的是即将到来的同样结局。
   
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处境,自己虽然不算头头,但是在这场争斗之初的文斗较量中,自己的语言和文笔已使对方恨之入骨,况且自己还是出身于黑五类之首的家庭,落在他们手里,“处理”起来将更是无所顾忌。事实已经给我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在我们刚回到柳州获知同学们、战友们的不幸消息的同时,我在柳州的二姐在送到收容所给我的鞋子里,就秘密地给我用缝衣针别着一张字条,给我传递了一个令我欲哭无泪的噩耗:一直回避这场运动的三哥,因为受了我的牵连而逃到贵州做工避难,这个月的十三号也是被从这个收容所送回去时,和几个同时被押送回去的人,在大队革命委员会门口被大队“保卫队”活活打死了。我要是被押回去,就更别企望能幸存了。二姐在纸条中嘱咐我设法逃跑。于是在一个晚上,我在关满人的院子里,趁卫兵和院子里的人稍不留意,以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勇气,以及灵巧和快捷的动作,从关着重要人物的房间的窗子,攀上旁边的院墙,居然翻过了围墙,但我却无论如何也翻不过外面那道更高的上面有铁丝网的石头围墙,我失败了。我只好无奈的被持枪的解放军卫兵押回值班室,受到一顿顿枪托子的暴打。有一个穿四个兜军装的军人看到我当时还那么小年纪、小个子,看上去还稚气未脱,便悄声拦住不让再打,问我为什么要逃跑?我回答说;“反正回去也是死。”后来他们就把我和柳州那几个二号头头明再胜等关在一个房间里。在明再胜被宣布拘留送进监狱的第三天,我和思学及所有柳江县的人就都被用汽车押送回柳江县城拉堡。    
   
(四)
   
我们是被用绳子捆绑成一串在车上押回去的。回到柳江就直接送看守所,在监狱外面的第一道围墙里下的车。这也是一种保护措施,如果在街上下车,肯定就一个也活不了了,可见形势有所好转。下了车点了名后,思学和其他几个其他公社属头头的,当场就被钉了脚镣投到监牢里去了。我和其他人则还集中关在监牢外面的一个大房子里,是准备押回各公社去的。这时摆在我面前的结果已是很清楚了,我已经在心里无可奈何的作好了死的准备,但我仍然本能的在思考着如何设法保住性命。
   
10月1日国庆节那天,思学和在监牢里的所有头头们都戴着脚镣手铐被押到县文化宫广场批斗示众后,我看到他们一个个狼狈不堪,浑身伤痕,但毕竟都回来了。我得到了启示:如果自己也被关进监牢里去,就不用被押回公社去,就不致于被打死了,至于以后被如何判刑劳改,但毕竟还保得一条命在。于是我琢磨着写了一份“入狱申请书”,给自己罗列了一些本来不是自己的罪行,或者纯属子虚乌有的事情,要求把自己关进监牢里去,并且写道;“本人罪大恶极,回去肯定要被群众打死的,所以申请入狱接受政府的处理。请政府批准。”我把写好的“入狱申请书”交给了那个负责监管我们的公安局干部。
   
入狱申请书交上去三天后的10月4日,我终于等来了一张拘留证,并心甘情愿地在上面签了名,如获新生般的怀着感激涕零的心情,跟着监管人员,走进戒备森严、人满为患的高墙内的监牢。
   
(五)
   
我知道,这是让很多没有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自古以来少有的荒唐。但却实实在在的,是我自导自演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如果柳江看守所里的文革档案没有销毁,我于1968年10月1日亲手书写并交给公安局预审股刘股长的那张“入狱申请书”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当初为了活命而向公安机关提交的那份“入狱申请书”时,总是让我啼笑皆非。我对我的贪生怕死而感到耻辱,感到自惭形秽。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怕死,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死不明不白。我想,如果我的死能流芳千古,那么我也同样可以和许多先烈一样从容就义,慷慨赴死。反之,如果我们当初是出于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为目的而成了名符其实的“反革命”,依法当诛,依理该死,那也无话可说。也就不算冤枉了我们当初的一番轰轰烈烈。我也反思了我自己从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当下的结局,我们每一步不都是在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理论指导和号召下走过来的,全国的大形势都是这样的。广西两派的4.22和联指之间的斗争,还不是由这场运动所挑起,若是依法而论,两派的所作所为,违法的事哪派都没有少干,联指借着革命委员会的招牌,刮“十二级台风”在全县范围内屠杀无辜群众1183人(据知道柳江县“处遗”内情的人透露实际被屠杀者不止于2000人,还不包括两派武斗中打死的人),且手段残忍到割人头、挖人肝、吃人肉的史无前例的程度,难道这些行为就是合法的?应当得到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支持?而党中央毛主席为什么就只容不下4.22呢?非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呢?我自认为若依法,我个人罪不至死,然而眼下整个社会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唯有这监狱里才能和法律沾上点边儿。所以我想:回到家里被任意的戴上个罪名被“群众专政”的乱棍打死,还不如到监狱里接受“法律”的审判,就是死也死得明白。生命是宝贵的,生命给予人只是一次,就算是苟且偷生,也要想方设法保下生命。而当下只有监狱才是相对安全的,只要进到监狱里,就多少得依着点法律,就不至于由“群众”讲了算。于是我就和许多人在坦白自己的罪行时的避重就轻或隐瞒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把所有众所周知的事件、罪行,和别人不知道的或者根本没有的事情,都揽到自己的身上,以加重自己的罪行,以构成入狱的条件,写成了“入狱申请书”。
   
在构思“入狱申请书”时,我曾有过一阵子的思考:自己曾经在读小学时写过申请加入少年先烽队的“入队申请书”。也曾动过写“入团申请书”的念头。也曾幻想过有一天也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但随着阶级斗争成为一切工作的“纲”的时候,阶级斗争的火越烧越炽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写“入团申请书”,更不敢动过要写“入党申请书”的念头。 而“入狱申请书” 却是从来没有听人讲过的,更没有人写过“入狱申请书”申请去坐牢的。 “申请”就是“自愿”。万万没有想到过,要进监狱坐牢却成为了我的“自愿”。我把我的那份抱着对生的渴望的“入狱申请书”交给了公安局。
   
自古以来视“锒铛入狱”为灾难,为耻辱,为倒大霉,世人唯恐避之不及。曾几何时会有人自愿申请入监坐牢?后来到我如愿以尝的进了监狱后,才知道,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在大饥荒的年代里,人们食不裹腹、饥饿难挨时,也听到过曾经有人为了牢里的两餐饭而自愿坐牢的。但他们不用写“申请书”,而是故意的去偷去抢,以达到可以坐牢的目的。可见,在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中,居然比不上监狱里安全和舒适。谁都知道牢是不好坐的。但是在当时,在面临着死亡的情况下,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监狱里所受的肉体折磨,总比在监外被“群众专政”的乱棍打死好,总算可以留得一条命在。我为能进监牢而自感庆幸。确实应该庆幸,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呢?为此我还一直在心中认为,我之所以有幸从那万劫不复的境况中活了下来,是我命中有贵人相助。直至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在内心感激那位批准拘留我的人。我一直坚信,不管这个批准拘留我的人当时出于什么考虑,他一定清楚地知道,他是在救了一条生命。
   
因此当时的人们都把监狱叫作是“造反大军”的保险柜。“监狱”代表着法律,它具有惩罚罪犯的作用,但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它也能在起到保护无辜的作用的同时,它也同样的成为当权者迫害无辜的工具。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等许许多多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一代革命家们,不都是在他们自己所建立的“监狱”里蒙冤含恨而死的吗?也许这就是事物的两重性吧。
   
不管怎么样,我的“入狱申请书”却是实实在在的保下了我的并不高贵的生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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