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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九章  幼稚和鲁莽埋下祸根
   
(一)
   
我们告别了多德的遗体后,在太阳村火车站爬上到柳州的火车,到柳铁538已是5月23日的下午。我们的人和柳江联战及其他公社的造反大军的人,几乎都聚集在538。柳州造反大军各个不同系统组织的人也好像都聚集到538来。从538到东站和肉联厂的铁路沿线人来人往,活动频繁。在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些其他公社的人,如进德、百朋、土博,成团六道等公社的人。我们还看到房里的墙角边堆放着成箱的子弹。战友们向我们叙述着这两天发生的,令我们振奋的事情。
   
原来在我们离开这里到龙怀去的这段时间里,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就已经受到联指的连番围攻,由于武器装备的极度悬殊,在柳北早已无立足之地。在柳南也只剩下柳邕路西侧,以肉联厂为中心的一带地方,属于造反大军的地盘,与柳铁工、机、联在柳铁文化宫、柳铁一中、机务段、538的车辆段等据点连成一片,南到张公岭,北到飞鹅路,西到鹅山,东到城站路的一小块区域,可供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以及从农村各地逃难出来的4.22派人员暂且蜗居。在联指及进城民兵的连番围攻下,这区区一隅也已朝不保夕,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联指只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向柳江、忻城、来宾、象州、武宣、鹿寨等县民兵发出一纸命令,纠集所有的民兵将这一隅围而歼之,不过只是时日的问题。“四.二二” 派无可质疑地已经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柳州的4.22派处在这样束手待毙的关头,他们唯一所能期盼的,是中央的表态,是支左部队出面制止武斗。然而此时,中央对这样的形势视而不见,支左部队却也好像是在期待着什么似的,在冷眼旁观。负责柳州铁路局军管工作的55军此时也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只是虚与委蛇地劝导柳铁工、机、联不要武斗,要保障铁路运输的暢通。
   
正当所有在柳州的4.22派人员及逃难的群众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柳铁工、机、联从他们所占据的铁路调度部门获悉:在538停靠着一列军火列车,上面可能装有武器。得到这样的消息无异于在垂死的挣扎中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的喜出望外,根本就不去考虑是援越物资或是什么?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柳铁工、机、联的头头们筹划着,安排一些铁路工人,于5月21日,把那些军列拉到了冷冻厂专线站台。待他们撬开车门,才发现里面只是炮弹和子弹,却没有枪支。后来他们在押运部队的劝导下,同时也考虑到没有炮,要炮弹没有用,就将炮弹主动送回了538,把子弹留下了。他们通知柳州造反大军的头头廖伟然、白鉴平等人,派人到冷冻厂搬子弹。当时逃难到柳州的各地农村造反大军的人也都闻讯赶来参加。我们柳江县的柳江联战,及时的参加了这次行动。其他公社组织的人,只要得到消息的,也都主动的参加了,或多或少的都能得到一些子弹。而我们三都造反大军的人,昨天上午赶到时,已经是到了尾声,不过也还得了一些子弹。后来才听说这些子弹是“援越物资”。大家在高兴之余,同时也感受到了潜在的精神压力。
   
据说抢军列的当天,没有受到什么阻拦,只有那些押运军列的解放军,来向柳铁工、机、联的人说,这些弹药是要送往凤凰军火库的,要他们给写个收条好交差。他们就以“李向阳”的名义给写了一个收条。(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91页)
   
面对当时柳州的形势,我们也感到我们已是无路可走了,这柳州周边的农村全都是联指的地盘,而且他们都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们一旦落到他们的手中,无疑将被当成反革命而专政。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一趟龙怀的来回,纯粹是盲目的瞎闯,一来一回,就造成了两死两伤。再不能这样瞎闯了,也没有地方可闯了。我们只能融入柳州的造反大军里,和他们同进退,共存亡了。眼下这种情况,柳州造反大军组织也不再像当初我们刚来柳州时那样嫌我们累赘,我们的加入,也是一种力量。
   
(二)
   
在回到柳州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决定,回到进德去,把我们埋在那里的枪起出来,参加柳州的决战,或许能打开一个局面。
   
5月24日晚上,我们回到进德,把枪起出来后,第二天的上午,在进德造反大军的人的提议下,我们临时采取了一次袭击进德公社联指民兵的行动,由于没有这方面的战斗经验,行动指挥人员没有发挥指挥作用,(毕竟都是十多岁的小青年)以致于在行动中犹如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再加上当时还带有严重的思想顾虑,在行动前作了“只要武器,不许伤人”的规定。一念之慈,结果导致反胜为败,让本来被我们抓获的俘虏脱逃上楼,从楼上向楼下的我们开枪,打死了当时刚刚接替我原来位置的华年。但是这时却没有指挥人员指挥应对,如星已经举着机枪朝着楼上准备排射还击,但是虑及事前的规定,却没有勾动扳机,假如他当时一扣动扳机,一梭子向楼上扫,那个逃脱上楼向我们开枪的人肯定也会被扫翻在楼板上。见到死了人,我们更加慌乱,那三个站在天井中间的女俘虏还在呆呆地站着,我们无暇顾及了,在没有指挥人员的指令下,各顾各的寻路撤出。这次行动白白的牺牲了华年,还丢了一条我们原来在边山村前夜战缴获的那支枪。偷鸡不着蚀把米,真是幼稚莽闯得可悲可叹。
   
每每想起这一件往事,想起年轻的小伙伴华年,我总觉着我应当负些什么责任。去侦察情况是我带头去的,行动时是我第一个冲进去的,那个俘虏是在我的看管下逃上楼去的,本来打死华年的那一枪是冲着我打的,而华年是因为接替了我刚刚离开的位置而成为了我的替死鬼。看着华年被打死后,我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第一个弃华年的尸体不顾而逃出来的。
   
这次行动的结局,其实事前已是有预兆的:我们在进德街上吃饭的时候,振歧坐的一个水缸一破为两,振歧就提出,这是个不好的预兆,提议不要采取这次行动,但大家都不相信所谓的预兆,坚持要行动。
   
在行动前,思学作为组织的领导者,没有召集大家认真的讨论研究行动方案,没有制定具体的战斗部署。我们都把思学当成当然的指挥者。而思学没有发挥指挥者的指挥作用,在行动中没有针对现场情况即时的指挥行动。再加上当时我们存在着严重的顾虑,害怕出现伤人和死人,担心到运动后期会被追究责任,而提出了不许伤人的规定,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这也许是天意,如果当时我们把那几个男女俘虏枪杀了,在“七.三”布告之后的清算中,我们也是难逃罪责的。因为当时柳江县各公社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们攻打公社“革命委员会”的行为,无可争辩的将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的这一次鲁莽的行动,为一个月后进德“造反大军”的熊国芳、潘洪连等在槎山水碾房被围剿屠杀埋下了祸根。
   
我们从进德公社里撤出来后,担心县城拉堡到进德近在咫尺,听到进德枪响,说不定此时拉堡的联指民兵正向我们围攻而来,我们如不尽快撤离,就有可能被围歼在进德。我们只好怆惶地从进德街经槎山村逃回柳州。我们当时如何的回到柳州,现在已经是很难回忆起来了。脑子里只有在公社里的那一幕。
   
我们这一次在进德的行动,除了付出了华年的生命代价和丢了一支枪的损失外,我们还因此而错过了5月25日在柳州抢夺部队枪支的机会。
   
(三)
   
自5月21日抢了军列“援越物资”的子弹后的第五天,即5月25日,军区派来约一个团全副武装(枪中没有子弹)的军队,在4.22派所有的据点周围挖战壕,把4.22派所有的组织都包围起来,说是要强行收缴“援越物资”。周围的群众看到部队把造反大军和工、机、联都包围起来要收缴被抢的弹药,就自动的向部队围拢过去,和部队展开辩论:“你们支左部队是支一派压一派,联指从军区、军分区军火库得那么多枪支弹药,你们不去收缴,联指快把造反大军赶尽杀绝了,你们不管,你们是想让造反大军的人空着手等死?”本市的群众和各地农村逃难来的群众越聚越多,在这种情形下,那些军人们也就无可奈何,说他们是奉命来收缴援越物资的,是执行任务,其他的什么事情他们不知道。有些部队还把枪支架在一边,而把战士们集合起来训话。这种情形给围观的群众看到了,好像是得到什么启发似的,就蜂涌而上,把那些枪就全部给抢了。这种消息传得很快,有一个地方开始,其他地方很快就跟着动起手来。不管是放在一边还是背在那些部队战士们身上的枪,就全部都抢了。而那些部队的大部分战士也只是作了象征性的和群众抢了一下。只有极个别战士是拚命的抢。而群众们已是怒不可遏,欲罢不能的根本不顾及是否伤及那些解放军战士。
   
造反大军和工、机、联各组织正愁着光有子弹没有枪,抢得的这些子弹一点作用都没有,反倒给联指留下了政治口实。给军区提供武装镇压的理由。果不其然,我们的担心马上就成为现实,那些来收缴弹药的部队全副武装的来了。“抢夺援越物资”不是一般的罪名,“反动组织”、“现行反革命”等等都不冤枉。我们正感到末日来临的时候,群众们的自发行动,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犹如雪中送炭,岂能让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就是拚着命也要拚死一搏,反正也是死到临头了的,哪还顾得了其他。于是也就不失时机的加入到抢枪的行列里去。结果,把那些来执行收缴“援越物资”任务的部队的枪支就全部给抢了。
   
自从柳州出现了对立的两派组织后,驻柳州的野战部队55军副军长孙凤章是公开支持4.22派的,孙凤章还因此而被联指绑架过。我们之所以还抱着一线的希望,就是我们在心理上始终坚信,我们也还有军队的支持。这一次在抢得子弹后,正愁着有子弹没有枪的时候,来收缴“援越物资”的部队却把枪送来了。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是支持我们的部队,借着收缴“援越物资”为名,有意识的给我们送来的枪支,所以才让我们4.22派轻而易举地抢得了700多支枪。为此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不但在武装实力上得到了加强,在精神上也得到了极大鼓舞的如获重生,感觉到最后的胜利即将来临。
   
我们柳江县的柳江联战是有组织的参加的,所以他们抢得的枪支最多,大约有30多支一式的冲锋枪。其他公社组织的人都是临时参与,各自为战,得到的就很少了。而我们这个组织却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与这绝好的机会失之交臂,与这等好事无缘。除了从其他组织赠送所得的一些子弹外,却一支枪也没有得到。还好,有一个进德公社来投靠我们组织的小黄,自己抢得了一支冲锋枪。见他抢得一支冲锋枪,那进德造反大军的人就想动员他回到他们的组织去,我们就极力的阻止和挽留说,过去你没有枪时来投靠我们,我们不嫌弃你,现在你抢得一支枪了,就想离开我们回进德去,这就不够义气不合道理了。于是进德的头头熊国芳也就不再坚持了。小黄留在了我们组织,我们也就算有了一支新式的冲锋枪,且有打不完的子弹,强过我们原来那挺捷克式机枪。
   
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以及从农村各地逃难来的组织、人员,通过这次抢子弹,抢枪,武装力量迅速增强,士气高涨。于是就自然的形成了统一的行动。柳州造反大军战斗总指挥是廖胡子(廖伟然)。从农村各地来的,就只有我们柳江县是有组织系统的。除了“柳江联战”外,就是我们三都“造反大军”。我们虽然武装实力不强,但我们团结,我们有组织有纪律,不是散兵游勇。而且我们还收容了各公社,包括百朋、进德、成团、土博等逃难出来的群众和各组织流散的人员,所以我们人多。我们是独立的,自成一体的组织,我们不依附于任何组织。所以有什么会议,廖胡子都分别通知“柳江联战”和我们参加,我们也有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的机会。廖胡子对造反大军进行了重新部署,指派我们负责驻守五里卡粮库。于是我们便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驻地,来安置我们所有的人员,包括我们所收容的其他流散逃难出来的人员。
   
五里卡粮库位于柳邕路一侧,与原柳州机场隔着一条公路,机场沿着路边设有铁丝网,铁丝网内属军事区;五里卡粮库北邻二仓、三仓;东南边和电机厂紧紧相邻,事实上电机厂属于我们的防区,电机厂车间就是我们的前沿哨位。我们的右侧背就是柳州造反大军的总指挥部——肉联厂。左侧背是火车东站;正背后与柳铁一中和菜园屯隔着东站铁路专线背靠背。当时柳州造反大军的势力范围也就是东至柳邕路,北至飞鹅路部分地域,(飞鹅路上的探矿厂和与之路对面的粮食加工厂都是联指的据点)南至张公岭,西至铁路538一带弹丸之地。如果没有这次武器弹药的充实,造反大军被围歼之日已是屈指可数。而得到这些武器弹药的补充,造反大军士气高涨,我们所期盼的反攻也就指日可待了。

第三十章  被革命委员会悬首示众的“造反者”

(一)
   
得到了这些武器弹药,柳州造反大军终于有了还手之力。柳州造反大军在廖胡子的指挥下,与柳铁工、机、联采取了联合行动,开始对柳南一带的联指据点发动反攻。我们三都造反大军也参与到其中的部分行动:如攻打联指占据的探矿厂、粮食加工厂、二级站等据点。
   
从1968年5月25日到6月26日的一个月时间里,柳铁工、机、联发动了对柳铁技术馆、铁路党校、铁路木材防腐厂等铁路地区联指据点的反攻,把铁路系统的联指赶到了柳江北岸。同一期间,柳州造反大军在廖胡子的指挥下,和各县逃难来的造反大军人员统一行动,也向鱼峰山、马鞍山、柳石路、屏山大道、水南路、冶炼厂和窑埠一带发起了反攻,势如破竹,武斗局势发展得对造反大军越来越有利,柳江南岸地区基本上在造反大军的掌握之中。
   
造反大军的优势只是极其短暂的表面优势。事实上,在造反大军抢得了所谓“援越物资”的弹药后,接着的是轻而易举的又抢得了收缴“援越物资”的部队的枪支,广西区革筹及军区已在酝酿着调动军队和各县民兵配合联指,对广西4.22派展开“柳江县里高圩”式的全面的军事围剿。此时柳州周边各县:如柳江、忻城、来宾、象州、武宣、鹿寨等县的民兵在革委会的统一指挥下,已经在向柳州集结。其中鹿寨县的民兵首当其冲,一马当先地充当了柳州地区对4.22派的造反大军实行军事围剿的急先锋。300多装备精良的鹿寨县民兵,在县武装部长张春峰的指挥下,于6月17日渡过柳江。由于张春峰邀功心切,又受柳州联指的“柳江南岸仍牢牢地控制在我英勇的联指战士手中” 的虚假浮夸宣传的误导,被廖胡子设计诱至窑埠登岸,进至预设的埋伏圈内,被廖胡子的伏兵迎头痛击,张春峰及其以下14名主要头目悉数被歼。其余的民兵听到枪响纷纷狼狈逃窜,留下了15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在战场上留下的15具尸体中,除14具是县武装部长张春峰等鹿寨县民兵外,其中一个死者则是促成廖胡子这次胜利的关键性人物。也是当时在造反大军中盛传为传奇式英雄人物的古维杰。
   
我们的人没有参加这次行动,是思学他们去探矿厂参加古维杰的追悼会时才知道这些情况的:原来廖胡子事先获得了鹿寨民兵在县武装部长的带领下进城围剿造反大军的情报,并且从对岸的“联指”的高音喇叭中,听到了“柳江南岸仍牢牢控制在英勇的联指战士手中” 的宣传。于是就决心设计打击一下鹿寨民兵的嚣张气熖。但是对方来人是300多人,要和这么多的民兵对阵,至少要有不少于对方实力的队伍,才不致于以卵击石,自找苦吃。在当时情况下的武斗,都是些最多不过几十人规模的小打小闹,还从来没有开展过上百人的摆开战场的真正的战斗。而且造反大军也很难组织得起如此大规模的队伍,只能用计谋突然袭击才可能以少胜多。于是他就设了一计,派一个胆大机灵的人冒充联指的人,去把张春峰引诱到预设的埋伏地点,然后瓮中捉鳖,才能达到预计的目的。
   
廖胡子看中了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个子矮小的古维杰承担这项任务。
   
古维杰是我们三都里高街的人,小学时因随他在三都小学当老师的叔父而在三都小学上学,和我是小学的同学,属于调皮好动之类的学生,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后来他叔父调回里高,他也跟着转学走了。到文化大革命时他不在三都 ,也不在里高参加组织,而是直接在柳州参加了柳州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柳江风雷。他接受了任务后,只身潜过柳江北岸,找到正要渡江的鹿寨县民兵,向张春峰自称是联指的人,愿意给他们带路过江。张春峰当时一来邀功心切;二来见他年纪轻轻;三来又误信了联指的自欺欺人的宣传。就毫无疑心的随他过了江。过了江后,张春峰把所有的民兵暂时安顿在江边,然后带着主要的头目跟着古维杰先到窑埠街上与柳州联指接洽协商民兵的安顿和部署。这些头目们都是清一色的腰插乌光发亮的德制驳壳枪,让人看了好不心生羡慕和眼馋,特别是“青年近卫军“这些狗牯仔,眼下看到这些送上门的崭新的驳壳枪,生怕自己落空,竟不顾廖伟然事先的布置和安排的时机和信号,古维杰领着张春峰等人还没有进入到预定地点,就都争先恐后的以清一色的五.六式冲锋枪一顿猛扫,把古维杰在内的十五个人一下子全撂倒在当场。结果回来向廖伟然报功时,使得廖伟然还来不及高兴,就怒不可遏且悲痛欲绝把他们痛骂了一顿:“你们不按我的安排,擅自行动,你们知道你们打死的是谁吗?那个带路的小兄弟是我们的人呀!”廖伟然本来并不打算要消灭张春峰等人,只是设计把他们引入埋伏圈后,把他们全部缴械俘虏,缴了他们的枪后,还要争取利用他把他所带来的民兵全部缴械。一方面可以获得他们的装备,另一方面又可以得到武装部带领民兵参加武斗的证据,获得政治上的主动。结果给这些乌合之众的狗牯仔弄得前功尽弃。怎么不惹得他暴跳如雷?
   
据思学说,古维杰的追悼会在探矿厂召开,古维杰的遗体摆放在礼堂中间,上面盖着“造反大军”的红旗。当来哀悼的人们掀开红旗,想一睹“英雄”的遗容,向遗体靠别时,看到他全身都是蜂窝式的枪眼。追悼会很隆重,大家都很虔诚向他致以哀悼!
   
思学在向我述说着这一段传奇故事时,看得出他是以一种衷心崇敬的心情在述说。我们都以曾经和古维杰是儿时的同学而倍感荣幸。我们对他的崇敬之情犹如对电影《英雄虎胆》中的曾泰一样。
   
当时张春峰等人的尸体也被拉回来在探矿厂的球场上摆放着。
   
(二)
   
柳江南岸片区的联指被造反大军撵过江北后,柳江联战随之控制了汽车站旁云头岭上的柳江县供销社转运站。转运站里面存有一些待运的布匹和生活用品。于是柳江县各造反大军组织就要求给各组织分发一些生活必须品。
   
我们都是从家里被撵出来的,当时只顾得逃命,哪里还顾及携带其他的物品,各人身上又都是没带有钱(当时农村人谁家里都没有钱),一些基本的洗漱用品都没有,只有身上穿的衣服,经过几个月的流亡生活,已经肮脏褴褛,就像当年红军撤离井岗山一样,让人看了确像一群土匪流寇,狼狈不堪。这些状况都需要得到改善。但是柳江联战却充当起了国家财产的“保护者”,不让其他组织的人染指,引起了各公社组织的不满,我们三都造反大军对柳江联战头头们不切实际的自顾维护“红卫兵革命小将形象”的作派也深表不满,于是以我们逞头,和各公社组织的人,到云头岭与柳江联战交涉,但他们却以怕承担责任为理由,不同意我们的要求,并摆出一付守卫者的架式,持枪以待,因而激怒了众人,几乎酿成内讧。经我们找他们头头韦云斋、罗乐民等耐心协调、解释,他们只得无奈地作出让步,答应各组织的要求,让各组织领取一些生活必须品。如此一来,那供销社转运站也就难以让柳江联战完璧归赵地交给柳江县了。要保护这样一个物资仓库,本身就是个累赘,责任也难得担当,于是他们也就采用我们在三都的做法,把所有的商品都卖了换成了几十万元的现金,就便于他们保管了。这批钱本来可以救得一些逃难者的生命,但是由于柳江联战的头头们政治上的幼稚和天真,反倒促成了他们最终的暴尸拉堡街头。革命委员会没有人念及他们还保持着革命的本色而饶他们一死。这是一段可悲可叹的后话。
   
自从几经辗转流亡回到柳州后,基本有个安顿的处所,我们人多枪少,我虽然持有一支快机驳壳枪,但只有三、四粒子弹,所以在柳州的所有行动,都是由那些持有步枪、冲锋枪的人参加,我即很少外出活动,基本上都是蜗在据点里,连二姐家都没有去。父亲、母亲和三姐从家里逃出来到柳州后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她们在无时不刻地担心和牵挂着我,我却一直没有为他们的安危着想过。但她们没有一点责怪我的意思,在她们眼里,我始终是家里最小的,是最被担心的一个。在三都家里的大姐和大姐夫也一直为我们牵肠挂肚,大姐夫对大姐说:“小弟人机灵,我倒不怎么担心,我就担心二弟,他书生气太重。”
   
我们的人参加了攻打鱼峰山、马鞍山的战斗。建七、初波、小于等人都参加了,我们三都造反大军的任务是占领狮子山,负责监视鱼峰山东南侧的工人医院和柳石路。战斗打响后,他们看着一辆满载联指人员的解放牌军车,从工人医院里开出来,正准备向柳石路东开去,于是山上的造反大军的所有武器就向那汽车猛扫过去。那汽车上的人被打死的打死,其余人则跳车夺路而逃,汽车就瘫痪柳石路上。第二天,我们的人从山上撤了下来,初波和小于都负了伤。他们是在狮子山上被消防队背后山窝里的联指在他们正集中火力阻击那辆汽车时,突然从狮子山侧背,用日式歪把子机枪由山下往山上的他们扫射时打中的,初波被打中脚踝,只伤皮肉,伤得不重。小于被一颗子弹从脚踝穿透,进入腰肌从背肌出来后再从头部右侧钻皮而过,一枪打出了六个枪眼。虽没有生命危险,却也伤得不轻。小于当时是穿着我从家里穿出来,毕业时做的一件小翻领外衣,在从成团撤往进德时,经过龙山一带曾给星卫挡过雨的那件衣服,是我唯一一件好衣服,小于和我一样身材,他喜欢穿,去参加这次战斗时,他就穿去了。在小于受伤后,为包扎救治,不便于脱下来,医师就从背后把衣服剪开,把那衣服剪为两爿。后来我们仍然把它拿去请裁缝车了一条线又合成了一件衣服,让小于在冷冻厂养伤时仍然穿着。后来在他伤还未痊愈,“七.三布告”下来了,他在冷冻厂的造反大军伤兵医院里,被解放军和“工纠队”抓到八中收容所,后来交由柳江县民兵押回成团,当天就在成团圩上被棍棒打死,并丢进山洞里毁尸灭迹。这是后来成团的知情人对我们述说的。他被打死时仍然穿着我的那件拼缝过的衣服。
   
武斗上的节节胜利,不由得我们开始憧憬未来。
   
我们憧憬着我们从联指控制中“解放”了整个柳州,让中央看到我们的实力后,在保障不再受到联指的武力胁迫的情况下,主动停止武斗,静观时局发展,等待中央的表态。一旦中央承认我们为“革命群众组织”之后,我们就可以胜利者的恣态回到柳江县去,那时,或许农村的民兵组织将会在武装部的指挥下,摇身一变而以“支左”的身份出现,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我们实施迫害和镇压。没有了民兵的参与,单凭联指派组织成员,他们是没有多大实力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坐大,完全是依赖于他们背后的军区及其以下的军分区及各级武装部所控制的部队和民兵。如果中央迟迟不作表态,我们就以武力向周边农村发展,这紧邻柳州并在柳州造反大军中枢的铁路538和冷冻厂的卧榻之旁,虎视眈眈地随时威胁着我们在柳州这最后一块根据地的柳江县联指民兵,将首先成为我们反攻的目标。待反攻成功后回到县里,我们将不会承认他们单方面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而是重新实现以真正大联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我们将成为新生政权的的功臣,我们将不会再被社会所歧视和渺视。
   
在廖伟然召开的柳州“造反大军”的联席会议上,思学代表我们的组织,发表了我们的这番意见和建议,受到了廖伟然及所有到会人员的关注。
   
(三)
   
当我们正在为以上的憧憬做着思想上的准备时,熊国芳和潘洪连他们进德“造反大军”的人已经在擅自实施着他们的“小算盘”计划,在试探着返回进德活动,他们联合百朋公社的伍时明等人,于6月26日夜里潜回进德槎山大队。可能是由于我们上月对进德公社的袭击,引起了县革委的警惕和重视,而事先就有了安排,他们在当天晚上就获得了熊国芳等人的活动情报,在不足12个小时的时间内,就调集了象州县、武宣县、来宾县、忻城县、柳城县等几个县的民兵,在武装部长、县革委主任宋吉月的指挥下,把熊国芳等造反大军人员及群众10多人包围在一个小小的加工厂内(实际就是个水碾房)。
   
与熊国芳等人一起潜往进德的伍时明,因虑及熊国芳这次行动是在柳江县其他组织不知情下的独立行动,是在没有其他组织的协调和配合下的孤军深入,而向熊国芳提出要只身潜回柳州报信,于27日拂晓在“联指”(此时的联指民兵已经是革委会领导下的“纠察队”)的包围圈尚未形成前,侥幸破围而出,当他回到柳州,向我们报告这一情况时,我们即已预感到熊国芳此行凶多吉少,正筹划着去和“柳江联战”韦云斋他们商量如何搭救熊国芳他们,当天下午就传来了熊国芳等人已被围歼在水碾房中全军覆没。
   
据后来处遗时所获得的资料反映,柳江县革委主任宋吉月在策动围剿槎山的进德“造反大军”时,所作的战前动员说:“进德槎山盘踞着一股武装土匪、反共救国团份子,我们要坚决消灭他们,保卫我们的红色革命政权”。把这次行动定性为“围剿反革命”。此事件直至1983年处遗时得到正式平反。(《柳江县志》评议稿第28页)
   
原来,伍时明刚离开水碾房潜回柳州时,联指民兵就完成对水碾房的包围,天一亮就发起攻击。熊国芳等10多人,才有7把枪,除熊国芳与潘洪连拿的是五.六式冲锋枪,其余都是残旧的七九式、三零式步枪。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重兵包围之中后,还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几个县及八一锰矿共2000多民兵的团团包围和猛烈攻击下,且有威力强大的高射机关枪的扫射下,水碾房是孤立于村外,独立于田野中小河边的泥砖瓦房,不堪一击,无险可守,不到几个小时,他们就全部被高射机枪隔着水碾房的砖墙射杀在水碾房里。这次战斗在联指民兵无一伤亡的情况下结束,熊国芳、潘洪连等进德造反大军人员及群众共10人被打死,被抓4人(《柳江县志》评议稿第28页)。伍时明听到这一消息时,呆立当场,庆幸自己当时一念之明,离开熊国芳返回柳州而幸免于难。真是命不该绝。
   
战斗结束后,熊国芳、潘洪连二人被联指民兵割下头颅悬挂在进德圩,拉堡圩上示众数日。场面之恐怖残忍,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罕见。而在之后的柳江县县志中,也许是为尊者讳吧,这一残忍恐怖的情节却未见有所记载。
   
熊国芳事件表明,我们的前途并非如我们所憧憬的那样美好。我们的命运并不由我们自己所能掌握。我们作为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作用正在消失,并将成为这场革命的对象和牺牲品的迹象已经逐步显露出来。我们最终的命运也将会是和熊国芳他们一样,被“革命委员会”,被解放军,被民兵,被“革命群众组织”联指当作“反革命”围剿和镇压。甚或是与熊国芳一样的被悬首示众。
   
到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实际上是联指一派控制的革命委员会,他们自恃已经掌握着革命委员会的所有合法权力,不再把4.22与联指间的两派争斗当着派性武斗了,而是把4.22当作与革命委员会对立的反革命。在革命委员会的指挥下,动用解放军和民兵直接参与配合联指对进行“围剿歼灭”。这一性质的转变,是由革命委员会所决定的,当然,革命委员会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我们的命运的最终结果也就可以想见的了。     
   
我们在经历了从三都的被围攻而突围出来,到之后的流亡柳州、桂林、福塘龙怀,从福塘经太阳村回到柳州,又从柳州到进德,直至再回到柳州,辗转数百里、颠沛流离的亡命生涯,我们在与联指民兵的武斗中,共付出了四死十伤的沉重代价。在四个已死的人中,除姜成业是已成年成家的人外,智川、多德、华年三人还都是天真烂漫的未成年人。三个年轻的生命,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相继血溅黄土,命丧他乡。他们的青春和生命过早的消逝了。他们为什么要趟进这场混沌而血污的,人为挑起的人和人之间的仇恨和杀戮中来?他们不就是冲着“红卫兵”的荣耀, “造反有理”和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的鼓动和号召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吗?然而,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生命,却在浑浑噩噩中成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他们的青春和生命牺牲的价值和意义何在?他们到死都来不及思考。在为他们的死而悲痛和渺茫的同时,想就此从这污浊中抽身已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听“天”由命的随波逐流,等待着“上帝”的宣判。
   
广西4.22是真正的造反者,刚开始他们的行动(打倒当权派)是符合毛的要求的,所以曾被定性为“革命造反派”并受到支持。但广西的“旧势力”(支韦)势力太大,联指派与当权者结合了起来,最后独掌天下,中央已不敢再得罪于联指,为了政治需要只能牺牲4.22了,也就没有是非可言了。直到“四人帮”已经垮台后,改革开放已经在全国大地蓬勃展开的时候,韦国清仍然捂着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盖子,致广西的改革开放事业举步维坚无法展开。在广西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中央不得不在广西开展“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把韦国清从中央领导的高位上“体面”的“调整”下来后,才得以从某种程度上给4.22平了反。给广西被屠杀而死难的十万(或二十万,真实的统计数据官方一直讳莫如深未能公之于众)冤魂洗雪了冤屈。联指的“烈士”被取消了,4.22的头上被戴着的“反革命”帽子终于也得以脱掉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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