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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七章  逃亡桂林
   
(一)
   
鱼峰山下的谷埠街是柳州造反大军的地盘。谷埠街是柳州市柳江南岸最古老最热闹的一条街道。街两边是一式的骑楼铺面。柳州附近各县都在谷埠街设有供销社办事处。街两边的旅馆鳞次栉比,都是些解放前的私人旧客栈改造过来的公私合营的旅馆,人民公社化后也就大都改为国营或者集体的旅馆旅社了。我们天亮后进入谷埠街,就找了一家原来老板是柳江人的群来客栈住下。
   
群来客栈隔壁几家就是我三姨家的容兴客栈,自从土改划了成分,她们家是贫农,我们家是地主。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她们心里不乐意让人知道有我们这样的亲戚,我们也不想连累她们,来往的机会也就少了,这亲戚关系也就疏了淡了。特别是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派性斗争时候,我不知道她们的观点,就更不想去给她们惹麻烦,给她们不高兴,虽然只是相隔三四家的邻居,我也没上她们家去看望三姨俩老。
   
谷埠街、大同巷、维新巷、文笔路、云头岭这一带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柳江人,特别是三都、成团的人占多数。过去出来做生意的人,一般就在这一带找亲戚家投宿,没有亲戚的,也大多在这一带的客栈投宿。人民公社化以后,做生意就是投机倒把,农村就没有人出来做生意了。两派武斗时,政府都瘫痪了,没有人管,但是人们要生活,市面上就出现了黑市交易。一些在国家商店里买不到的东西,在黑市里可以买得到。一些打砸抢抄来的东西也出现在黑市里来交易。于是,这城乡间的生意也多了起来。搞投机倒把的人也多了起来。一些农村的有生意头脑的人,也就可以大明摆白地到城市里来贩些农村紧缺的物资回农村市场卖。
   
从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不管是因为天灾还是人祸,造成物资严重匮乏,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再加上政治上的束缚,人们的思想感情极度压抑。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形成的混乱局面,致使政府权力部门受到冲击,一度瘫痪,影响了生产和生活秩序。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人们长期受压抑的思想情感也得到了短暂的解放。所以在人们的内心世界里,对敢于和政府部门对抗的所谓的“造反派”还是赞许和支持的,只是局势还不明朗,人们不便于表达出来。至于这样的局面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人们并不去考虑,他们也无从判断,只能是静观其变。然而这场运动却无人能置身事外,又怎么能容得你“静观”其变?!
   
我们在谷埠街住下的两天里,三都在我们被赶出来后发生的情况,通过这些做买卖的人,我们也就八九不离十的得到了解。
   
我们撤出来的那天,在三都街外围周边的联指民兵正准备着发动进攻,却发现街里边没有了动静,于是就试探着收缩包围圈,慢慢地向街中间逼近。在证实没有抵抗的情况下,于是便放胆地蜂拥而上,冲进了瀵仓。当他们冲进瀵仓时,里面已撤退一空,只留下老姜的一具遗体。他们在欢呼胜利的同时,又觉着于心不甘。造反大军的“土匪们”难道真的成了“老鼠”会钻地了,在这四面包围之中,也没有见他们往哪里冲出去,怎么就一个都不见了呢?于是恼羞成怒,就迁怒于那些留在家里没走的群众。
   
在那些运动初期时被批判过的公社、大队干部的指挥下,有如胡汉三的还乡团一样,肆无忌殚地在街上挨家逐屋、翻箱倒柜的搜查。名为搜查造反大军人员和打砸抢的物资,见有值钱的东西就拿。当时留在家里不走的群众看着这种场面也不敢争辩,如果稍有争辩,就会被当成造反大军的人抓走。如果成份不好,特别是五类份子,在搜查中抓到的,当场就地枪杀。修锑锅的郭师傅,因与造反大军多少有些瓜葛,虽然成份好,被他们抓到板元村枪杀在山上。我一个同学的哥哥杨武当时才二十来岁,一家人与造反大军并无半点关系,他父亲是车缝社的裁缝,划了个坏份子。他当时没有和家人一起逃往大河街避难,而是在家中挖的一个防枪炮的地洞里躲着,被联指民兵从洞里拉出来时,只声辩一下自己不是造反大军的人,话还没讲完,便被联指民兵从后面朝头部开了一枪,死在韦家祠堂前。
   
银匠刘庆禄是地主份子,由于在运动初期破四旧的时候,就已经首当其冲的被抄家,被批斗,所以他对自己的子女也就特别的约束得紧,不让参加任何的组织。他自己认为,平时虽然挨斗争、批判,甚至于免不了一些拳打脚踢,不也还是有些王法吗、还不致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杀人。再者,像李大姐这样的共产党干部,不也挨批挨斗过了吗?有那么多群众都主动的去斗她批她,骂她。她多少也会有些体会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道理了吧。她不至于让她的手下人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于是,他没有出去避风头而留在了家中。哪知道,联指民兵从他家后面的田里攻进来时,他正好早上起来开门,被埋伏在他家后门的民兵当头一枪,第一个被枪杀在自家的后院里。文革过后,人们议论到他的那首诗时,就有人说,本来他当时要是出去避一避风头,过了那一阵子也就死不了了,但他当时确曾对人表露过以上的侥幸想法,所以也就因一念之差而酿成千古之恨。这是人们就事而论,那冤枉死的也不只他一个。
   
联指民兵占领了三都后,被群众专政而惨死的还有地主份子老中医保和堂以及我们组织一个女同学姚桂娥的继父,四类份子韦兆松;建陆的爷爷刘江,是地主份子,又是国民党投诚的军政人员也在都鲁山下的刑场上被枪杀了。据当时在现场看热闹的孩子说,刘江在民兵们开枪前,竟然出人意料的象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革命志士一样,在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他当时的心境我们无法得知,据他的后人说,他之所以高呼共产党万岁,是出于他当初从国民党阵营中投诚过来时,解放军没有杀他,反倒在共产党执政后的和平年代里,以莫需有的罪名被不明不白的杀了。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
   
三都街被攻陷的当天,除了街上的群众被屠杀外,边山村也遭到了血腥的洗劫。振友的叔叔,也被枪杀在村前的田里。因成份不好,在南宁从工厂里清洗回老家,只得与妻子离婚,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子回到老家务农的韦振芳,也无辜地饮弹暴尸于光天化日之下。留下一个年幼的孤儿无依无靠。
   
屯村、大河街同样也难逃噩运,一个从抗美援朝战场复员的军人韦建勇,因为曾经在辩论会上出头支持我们,也在当天被枪杀在家中,留下四个子女和老婆。农中的老师韦廷正因为家里成份是地主,又因恋爱,与联指民兵的人成为情敌,也被得势的情敌枪杀于门前。还有其他村子被杀的人,单凭着这些出来做生意的人根本无法讲得清楚。
   
我们从三都突围出来后的一段时间里,所发生的屠杀事件的场面、情景,和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胡汉三进村的情节不无相似,但是,胡汉三是国民党,而眼下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也是在镇压阶级敌人。集体的屠杀这还只是开始。真正的以革命的名义的大屠杀是在1968年4月份的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特别是在“七.三”布告发布后,那才真正是史无前例的。正如当时惯用的政治口号所讲的:“革命群众胜利之日,就是一切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份子灭亡之时。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刘、邓、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失败,宣告了一切牛鬼蛇神和反革命分子末日的到来。”我们所要经历的鬼门关还在后面。
   
联指民兵在三都的胜利,使反韦派的造反大军在柳江县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扫除了。自此全县在支韦派的联指控制之下。他们当中原来的当权者名正言顺地恢复了他们原有的权力,并且在武力的支撑下,他们的权力得到了无限制的扩张,全县人民的生死予夺大权也理所当然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顺理成章地给了他们领导革命和生产的权力。全县、全自治区充满以革命名义的 “阶级斗争的红色恐怖”。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对阶级敌人刮起的十二级台风,导致全县被残杀2000多人。人们的生命安全更没有保障。任何人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候,以“阶级敌人”、“反革命”或者“牛鬼蛇神”的罪名被“群众专政”,在自己的家中或者批判斗争的会场上、街市边,暴死于刀枪、棍棒、拳脚之下。或者溺毙于山洞、河流甚至于水沟、鱼塘、厕所的粪池之中。人们在提心吊胆和惶惶不可终日的气氛下,对于造反大军的存在怀着别样的感情。
   
(二)
   
我们是回不去了,我们至此开始了流离失所的流亡生活。
   
在客栈里又能住得了多久呢?吃的又能去哪里弄呢?当时全广西的反韦派都处于劣势,尤其在县份以下的农村。由于联指控制着几乎所有的民兵组织,拥有现成绝对优势的武装实力,所以在农村的割据中,没有一个农村的造反大军组织能在当地站得住脚,几乎无一例外的被剿灭或驱逐,只有几个较大的城市里还基本上能够基本维持着对峙的局面。然而从力量的对比看,这种对峙的局面也是坚持不了多久的,迟早要被剿灭。因为支韦派的联指民兵,已经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规划,随之而来的就是调集各县成千上万的联指民兵围攻清剿城市中的反韦派势力了。
   
但是,反韦派的各种组织还只是各顾各的各自为战,有的组织的头头们还在幻想着与联指组成大联合的革命委员会,还梦想着和联指分享“革命造反”的胜利果实。都还在极尽所能的表现着自己对毛主席的忠诚。柳州市里的造反大军各组织之间,都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市统一的组织,都还是各顾各的各怀异志,甚至于还相互倾轧,吞并。
   
我们在逃到谷埠街的日子里,我们本想找一个市里的组织投靠,但是没有哪个组织能收容我们。一来他们自己力量微弱,自顾不暇。再者我们这几十个人的吃住,他们也是无法解决的。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有些组织却想乘机来缴我们的枪去壮大他们自己的力量,这就使我们感受到了乌合之众的悲哀。好在我们有所警惕,且应付得当,他们不敢轻易下手,才不致于造成自相残杀。我们在危机四伏中的谷埠街呆了几天后,不得不决定转移到铁路538去投靠柳铁“工机联”。
   
当我们一帮“农伯”不像“农伯”,学生不像学生的,衣冠不整的,荷枪实弹的,也有赤手空拳的几十个年轻人,(大多数是二十岁上下的学生和社会青年)从谷埠街的群来客栈出来,匆匆经过大同巷,穿过牛屎巷,跨过红光路,从当时的电机厂后面的菜园屯的菜地中急急穿行而过,到机务段经永前路向铁路538而去。到了大约是现在的车辆段里,(铁路上几十年的变化,已无法确认)得到了铁路工机联的收容。到底是铁路工人老大哥的觉悟高,才算给我们有了一个暂时的落脚点。
   
我们到达538在车辆段没呆几天,得知柳江联战的韦云斋他们,已经埋藏了枪支武器,准备全部跑到桂林去。我们也就步其后尘,由老董(进德人,当初是跟柳江联战,我们到538后就跟着我们)领着我们,带领所有拿枪的人回到进德去,把枪埋在野外山上的一个山洞里。然后返回538车辆段,和所有人一起乘车到桂林去。
   
自从三都突围出来到成团时始,我们就很想和柳江联战他们联合在一起统一行动,但是他们却一再地拒绝和回避我们。而我们总认为:我们是一个县的,同观点的组织,我们的政治目标和斗争方向是共同的,目前的处境又是一样的,理应同甘共苦,同生死共进退,团结尽可能团结的一切力量,壮大自己,才可更好的保存自己,去争取胜利。否则,我们最终将被联指民兵各个击破和消灭。但是他们却自恃自己是学生组织,成份纯洁,是毛主席信赖的红卫兵。总怕我们会拖累他们,影响他们的革命形象,影响他们的革命前途。他们幼稚得令人悲哀。他们虽然都是高中生,相对于我们这些初中生,他们应当是比我们成熟,比我们有主见。他们口口声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但他们压根就没有领会毛泽东的革命哲学。而毛泽东正是利用了他们这一类学生的幼稚和冲动,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他们这些来自于农民子弟的学生,就更显得幼稚天真和充满着幻想。他们和柳铁一中联战的肖普云他们那些学生组织头头们的思想水平就差得远了。肖普云当时的一篇《今日的哥达纲领 》把一些头头们当时思想上存在的幻想,批得淋离尽致。可他们却人云亦云的跟着起哄,也狂喊着狠批《今日的哥达纲领 》。
   
我们步柳江联战的后尘,也随后到达桂林。我们到桂林去的目的,是想去投靠桂林老多。当时从各个地方被驱赶出来,在当地无法生存的反韦派组织的人,有很多都跑到桂林,都想投靠桂林老多。因为广西的反韦支韦的两派斗争是桂林老多最先挑起来的,“打倒韦国清!”的口号是他们最先喊出来的。再方面,广西4.22赴京代表团里的“桂林老多”在中央文革领导的眼里知名度高,且随时可以把广西及桂林的情况向中央汇报。我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桂林老多把我们这种情况反映到中央去,以求广西的问题尽早得到解决。
   
我们在桂林没有得到“老多”的任何帮助,而且他们反而还动员我们返回原地“闹革命”。这就无异于叫我们回去送死。
   
当时从外地逃难来的组织或个人,都住在桂林工人文化宫里。有柳州地区的,河池地区的,有玉林地区的,梧州地区的,南宁地区的,几乎广西每个地区的都有。
   
大哥也从河池逃出来到了桂林。大哥在两派斗争初起时,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勉励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要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因为当初中央文革和国务院在接见广西4.22赴京代表团时,周总理曾代表党中央,中央文革和国务院作过一个“8.24”表态,说广西4.22是革命造反派组织。大哥是国家干部,他对于党的政策的理解应当是准确的,且他的意见和我在串联当中所看到的情形也是相符的。所以我很容易的接受了大哥的这一观点。而且我也只能参加这一派的组织,那些由县委操纵组织起来的“赤卫队”等组织都规定只有“红五类”及其子女才能参加。我们只能是革命的对象。要摆脱这种境况,我们只有极力地向革命的组织靠拢。我当时认为4.22就是革命造反组织。且在参与这场运动的当初,谁也没有估计到造反竟是一场骗局,而武卫却是陷阱,把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推向眼下这种双方敌对,你死我活的境况。
   
兄弟俩都在逃亡当中。我还算是随着组织集体逃亡。而大哥却是只身亡命。兄弟俩在桂林文化宫里相遇,心情沉重地相互询问对方的情况。从大哥叙述中得知,大哥是在河池的4.22派被围剿最残酷的时候,已经处于无处逃生的情况下,被在街道的表叔安排下,给和我一般大年纪的表弟,把被围困在河南单位中的大哥,连夜用船救过河。然后又由在罗城县单位开车,参加了联指派的大嫂的二姐夫,用车子送到柳州,才逃得了一条命。
   
我向大哥简单地讲述了我们的情况。大哥问起家中的情况。我把二哥受伤的情况告诉了大哥,并说二哥现在还没有痊愈,我们逃出来前,他在柳州养伤,到底在什么地方养伤我也不知道。三哥在武斗前就到贵州做泥水工去了。现在情况怎样也无法知道。父亲、母亲和三姐在我们被包围之前,还在家,也不知道我们逃出来后,他们的情况如何?在柳州时,听从三都出来的人说的所有被杀害的人中,没有父亲、母亲和三姐。不知现在在哪里?情况怎样?大哥听了有关家里的这些情况后,忧心忡忡。兄弟俩相对默然,无言以对,只能无奈地含着眼泪,依依作别,各自东西。他担心忧虑我的年幼无知,嘱附我行事不要鲁莽,凡事不要强出头,要会自己保护自己。而我却担心大哥独自漂零,孤单无助。
   
(三)
   
桂林的老多派组织都不愿意收容这些外地逃亡来的组织和个人,这些人就只能是自行其事,自谋生存。
   
当时桂林还没有发展到两派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还处于“文攻武卫”阶段,市面上还算平静正常,商店饭店里虽然物资匮乏,但都还在营业。但是来了我们这些柳江县的有组织的,将近200号人的逃亡者,立即就给桂林市带来了动荡的因素。
   
我们以文化宫为落脚点,晚上就用些报纸什么的在地上一铺,就一个挨着一个的睡在地板上。吃饭的问题就靠当时处理供销社被烧的商品得的那些钱,一天两顿在文化宫的食堂里吃。当时吃东西都是收粮票的,也不知建陆是怎么解决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能把这么多人的生活打理得有条有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他是个工作能力特强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们从家乡逃出来时,都是只顾逃命,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身上的衣服已经穿了半个多月,女同学们只能从里到外轮替着一件一件来洗,干了又穿,还不至于让人看着邋邋遢遢。而我们男的,在逃亡之中,没有条件讲究,就更懒于打理,而显得又赃又臭。每天没事上街逛街,看大字报,都是成群结队的,在桂林市面上就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于是就给桂林造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桂林的老多派组织对我们的冷淡和排斥,开始对我们产生了一种被欺骗和被利用的感觉。我们对这场“革命”不再是当初的那种理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如何地保存自己,然后是听天由命的等待中央的最后表态。我们不再注重“革命”形象。我们甚至于恼怒地议论着:他们桂林的造反派不顾我们这些逃难的兄弟组织,我们也就无需顾及他们的“革命造反派”的形象。他们不惜牺牲我们来维护他们的革命形象,我们就干脆把桂林也一起搞乱,给他们也不得安宁。
   
我们的牢骚话在不久的几天后,虽然不是我们有意的发动,但却变成了现实。
   
柳江联战从县里突围出来时,带出来一些布匹。不言而谕,那些布匹是他们从商店里或什么地方“打、砸、抢”得来的。到了桂林,他们也和我们差不多的无衣无食。于是他们就把那些布匹拿到裁缝店集体定制衣服,每人一套国防装。那布是浅灰色的,就像当时的海军服装一样。那裁缝店的看到这帮人都是年轻人,又都是邋邋遢遢的,而且做的是统一的国防装,就产生了怀疑,把这情况向桂林支左办公室的部队报告。支左部队接到报告后,就派出支左部队,开着几辆军车到文化宫来。询问了那些穿着新衣服的柳江联战人,找到了他们的几个头头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们抓上车去,准备拉走。这时联战的同学们就全部涌了出来,围住车子,阻止部队把人抓走,于是就形成了抓人、抢人的混乱场面。
   
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文化宫大门前的解放路上越聚越多,从解放桥到解放广场,全都挤满了人。为了向围观的群众说明真相,在车上的几个头头们便趁机发表了演说。当时没有被抓上车的董老师,(她是地道的北京人,当时柳州市公园路小学的老师,她一直跟随联战一起行动,被联指诬蔑为联战的黑高参)这时挺身而出,在同学们的簇拥下,爬上车去,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群众,用地道的北京口音的普通话,发表了演说:“我们是柳江中学的红卫兵,是从柳江县被联指迫害、围攻、屠杀中逃亡出来的。我们到桂林来,是想得到桂林革命造反派的同情支持和帮助,把我们的遭遇向中央反映,给我们能够安全的返回家园。但是,我们死里逃生到了这里,没有人理会我们,我们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住的地方。我们睡的是地板,穿的是从家里逃出来时身上穿的衣服,我们的衣服上还沾有同伴的血迹。已经快一个月了,我们身上臭得我们自己都不愿闻了。革命的同志们,你们往你们身边站着的我们的红卫兵战士们身上闻一闻,你们就会理解他们目前的遭遇有多么的悲惨。他们还都是十多岁的学生,他们本来还应该在家里和父母团聚,他们本来还应该坐在教室里学习,在操场上锻炼。但是,他们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了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而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联指保皇派的残酷迫害和屠杀,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亡命天涯,衣食无着。而这些号称支持革命左派的军队,却把他们当作反革命抓起来,这是为什么?”董老师声泪俱下的演讲,在那人潮涌动的人群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博得了广泛的同情。那些本来是来围观的人们,这时都在搜寻各自身边站着的,这些衣衫不整,面容憔瘁的年轻人们。
   
我们三都造反大军的人,这时都集中在文化宫门口,正准备参与支援柳江联战的抢人行动。我们的形象更比柳江联战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整体形象看,我们的年龄和个子比他们更小,我们的外表更比他们邋遢和狼狈。当看到满大街、满广场的群众都在静静地听着董老师的演讲,我们就停在大门边也听着、看着。当听到这触动了我们悲哀情绪的控诉时,我们就情不自禁地,声泪俱下的唱起了“松花江上”。我们用歌声,呼唤着爹娘,呼唤着家乡。我们的悲伤情绪,感染了所有在场的群众。在人群中不时地传来哽咽和抽泣之声,倾刻间汇聚成愤怒的呼喊声。于是,来执勤的支左部队的战士成为了围攻和声讨的对象。那些战士们被推着、搡着,有的战士的帽子被抛向了空中。
   
我们得到了群众的普遍的同情。支左部队的战士们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他们在努力的向身边的群众解释着:“我们同情你们的处境和遭遇,我们是军人,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我们必须服从命令。”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他们当官的,不管是出于同情还是无可奈何,也只有下令撤离。
   
一场骚乱平息了。但它搅动了桂林人的平静,桂林老多们本来打算独善其身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随着由柳江联战引起的与支左部队的冲突之后,桂林联指在策划着驱赶我们及所有外地逃亡来的4.22派的人。就在与支左部队冲突的第二天,我们在阳桥上与桂林联指的人发生了正面的冲突。
   
那天我和思学等几个人,在食堂里吃了饭,思学买了一瓶虎骨木瓜酒,喝了几口,就把剩下的连瓶揣在他穿的中大衣口袋里,一帮人就沿着中山路向火车站走去。到了杉湖饭店门口时,就有一帮人朝着我们指手划脚,听那口气,我们知道他们是联指的人。他们议论说,那天在解放广场闹事的就是他们这帮子小野仔(指我们),说是要把我们撵出桂林去。并挑衅地向我们围过来,指着我们骂着喊着:“你们这帮野仔、流氓、牛鬼蛇神,滚出桂林去!”并有一帮五大三粗的人,向我围了过来。当时就我和思学等五个人被他们围在中间,我们人少、个小,明显的势单力薄,我们正等着挨打的时候,柳江联战的一帮人也正好赶到,给我们壮了胆。正当那帮桂林联指的人对我们动手时,我们奋起反抗,我们当中思学个子最大,已经被他们几个人围在中间,我正想从人丛中挤进去帮学的时候,只见思学从衣袋中拿出了那半瓶酒,举起正要砸向他们时,忽然听到有人尘叫一声:“手榴弹”。那些联指的人及围观的人一下子就下意识的四散奔逃,其中有一个当时在我旁边的,高出我半截的人,正要冲过去打思学,闻声就慌不择路的往桥南头跑,不知是被吓着还是怎么的,跑到桥中间时就瘫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向他追去时,他又奋力爬起来跑,我们见状,不再追他,只在后面吼着吓他,又把他吓得腿发软而跌坐在路中间,如此连续三次跌下爬起,爬起又跌倒的向榕湖南路跑去。引起了围观人群的哄堂大笑。
   
这两次事件,彻底的破坏了桂林当时相对的安宁,于是我们就更难于在桂林呆下去了。我们和柳江联战一起,不得不乘车返回柳州,继续我们的逃亡生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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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一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二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三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六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七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三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二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五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六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七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八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三十一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二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九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四十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四十一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二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三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四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五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六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九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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