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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六章  雨夜突围
   
(一)
   
1968年的春节来得早,1月30日就是春节。我们在危机四伏中,抱着幻想和激情度过那个春节。到了元霄节过后的一个星期,韦云斋带着“柳江联战”的人从成团经大枞坳,来到了三都。他们是从县城败退而来的。他们自从抢了县武装部的枪后,占据了县文化宫,与占据柳江完中的柳江联指百万雄师形成对峙。县城联指得到周边公社民兵的支持,特别是进德公社泗浪大队的民兵,他们训练有素,装备的是清一色的苏式7.62步骑枪,比起七.九步枪要精良得多。他们受到县武装部的调遣,参与对县城柳江联战的四面包围。
   
进德街紧邻县城,进德公社4.22派熊国芳等人虽有雄辩的口才,但他们“进德造反大军”只是个有架子没有实力的空壳子,只能是和其他公社:如百朋、穿山、里雍、土博,洛满等地有名无实的组织一样,逃到县城,依附于柳江联战,依靠从武装部抢来二三十支杂牌的破枪,困守在县文化宫内。
   
县城的两派形成割据,对峙了一段时间后,联指调集全县的联指派民兵,以及八.一锰矿的民兵师,在元霄节后第二天的2月14日,对文化宫的柳江联战展开了攻击,要铲除县城的4.22派造反大军。
   
县城拉堡的地势开阔平坦,无险可恃,在韦云斋、罗乐民、覃永谋、潘国诚等几个学生头头指挥下的柳江联战以及各公社逃出来的人员,以文化宫大楼作为制高点,居高临下的抵抗着从柳江中学前面的黄土坪发动进攻的联指民兵。文化宫的后侧面与柳江中学和柳江县医院之间是一片开阔的黄土坪上,“柳江联战”挖有堑壕,作为与柳江中学对峙的前沿阵地,这个阵地没有两翼的相互策应,孤军突出于对方的火力范围之内,有十来个学生防守着。在联指发动攻击时,这里首当其冲,被联指民兵分别从医院和柳江中学东西两面的火力夹击下,抬不起头。被联指民兵趁机包抄,一个学生(本校老师的儿子)在枪战中中弹当场身亡。另有一名手臂负伤的学生与其余的人一起,全部被联指民兵俘虏。被俘的人员在双方战斗间隙乘机得以脱逃归队。也有部分的趁此脱离组织潜回家中。联指在攻打文化宫的战斗中也付出了一些伤亡代价。但他们有武器上的优势,采用高射机枪向文化宫扫射。文化宫只是一幢两层木板砖瓦结构的楼房,无法抵挡高射机枪强大的穿透力,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柳江联战”坚持到2月23日,丢下一个被高射机枪打伤,失去行动能力的伤员,全部从县粮食局方向突围,辗转到达成团公社。
   
那个留下的伤员是从洛满公社来的人,在联指攻进文化宫后被联指枪杀了。
   
柳江联战撤到成团后,与成团公社雅中大队的民兵营会合。雅中民兵营营长覃大家以下共有十多条枪,是4.22派的。当时全县各公社的4.22派组织,都希望柳江联战的头头们,能把各公社的4.22派人员收拢组织起来,形成全县统一的组织,共同应对联指的武力威胁。
   
各公社组织的人员,都是在当地无法立足的情况下各自逃亡。有部分逃到柳州或南宁等城市,加入到各个组织中。但大部分则无路可走,逃到县城来投靠柳江联战,寻找暂时的庇护,不致于被对方任意屠戮。在当时高调革命的政治气候下,同一派组织之间并不是团结得像铁板一块,各自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柳江联战的学生们向来存在着“红卫兵情结”,他们自认为都是学生,成分纯洁,是毛主席所依重的真正的红卫兵组织,而下面各公社的组织人员则较为复杂,担心影响到他们组织的革命形象和政治声誉,害怕成为对立派政治攻击的把柄,不愿意承担这方面的政治风险。但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柳江县的造反大军组织是他们下到各公社去发动起来的,他们又不能见死不救,也只好顺其自然的收留了从各公社逃出来的人。但是,柳江联战的头头们一则没有这样的胆略,二者也没有粮食和资金来维持那么多人的生活需要,三者更没有足够的武器来武装所有的人,集中起来不但壮大不了战斗力量,反而增加负担,造成累赘。更便于对方聚而歼之。
   
不仅柳江县如此,在当时的整个广西的4.22都一样,各地方组织都是各自为阵,没有统一的策略和计划。
   
(二)
   
当柳江联战于2月25日从成团辗转来到三都时,思学曾向他们的几个头头提出这样的建议,提议他们和我们统一起来,把三都作为柳江县的造反大军根据地(学着毛泽东上井岗山的故事)。把全县的造反大军统一起来,我们乐意推崇他们统率全县的造反大军。
   
他们这一次是被联指围攻,在县城站不住脚而逃到三都来的。他们显然需要有一个落脚地。听了思学的这般提议,他们似乎心有所动。但是思学又向他们分析了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三都造反大军目前是柳江县除了柳江联战之外,唯一能与联指形成割据的一支地方组织。整个三都公社地域东自六道坳,西到里高街,之间还有个在抗日战史上留名的鬼子坳。从军事角度看,只要有实力,还是可以坚持一阵子以待时局变化的。但是我们只占领了区区三都街一隅,目前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显然不是个理想的驻屯之地。但是,我们如能把公社和粮管所以及都鲁山、屯排山全部占领了,连成一体,互为犄角,将会形成易守难攻之势,则能解除联指民兵对我们的武力威胁。但凭着我们自己的实力,就算是联指自己放弃这几个地方,我们都是没有力量占领得了,反而还会分散我们的这一点可怜的力量,被他们分割包围,各个击破而消灭掉。若是我们全县的力量统一起来,就基本上可以把整个三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柳江县的造反大军也就有个暂时落脚的地方,等待中央的表态和时局的变化。他们对这个意见还是认同的。经过进一步的协商,最后达成了共识:共同组织一次攻打三都公社和都鲁山联指据点的行动。达成目的后,再进一步攻夺粮所和屯排山。
   
在策划攻打三都公社联指据点的行动时,柳江联战头头们政治上的幼稚和对军事上的无知,就都表露无遗。在布置夜袭都鲁山的计划中,居然没有安排抢占主峰,而只安排抢占主峰下的小山头,结果在抢占了小山头后,天一亮,就被对方在主峰上的火力压制下,像热锅里的蚂蚱,无处躲藏,任人射杀而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只有四散夺路逃下山来。有两个“联战”的学生无法在弹雨下撤下来,只能潜伏在山上,到了晚上才潜回来。
   
从山上撤下来的人中,我们的机枪手老李是对方的攻击目标,好在老李是经过朝鲜战场有实战经验的人,才把我们唯一的一挺机枪带了回来。老李是边山村人,是个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在部队时就是机枪手,是民兵里的神枪手。他是共产党员,还是李大姐同宗同族的侄子,但在 “七.三”布告下达后,4.22受到镇压时,他也没有逃过被打得死去活来的一劫,被打断了几根肋骨,但总算留下了一条性命。这是后话。
   
在布署攻击公社据点时,规定要两个炸药包爆炸后才发起攻击。但却没有设立指挥部,没明确指挥人员,没有设定联络办法,也没有其他的预备方案,结果在只有一个炸药包爆炸,而另一个炸药包却一直没有按预定计划爆炸的情况下,所有战斗人员就干等着,也没有下一步行动的指示,直到天亮后也没有谁下达撤退的命令,而是由各战斗小组自行决定撤离战场,无异于乌合之众。事后想起,实在觉得幼稚和可悲。我们简直是把这你死我活的“革命”当着儿戏。
   
在这次行动中,我们的组织在战斗中,要比 柳江联战表现得更具有战斗力,更接近于电影中的战斗故事情节。我们的一个爆破手真正能像黄继光一样,勇敢地把炸药包送到预定地点,把公社楼炸开了一个口子。且还能全身而退的完成了任务。
   
我当时也拿着一支七。九步枪,和如多负责给柳江联战一个攻击小组带路当响导,从公社的西北方向攻击。在炸药包还没有爆炸前,我们这个小组就已经逼进到离公社后门不足50米距离的厕所边,准备等炸药包爆炸后即发起冲锋。当第一个炸药包爆炸过后,硝烟未散,我就和一个联战的同学冲到爆破口,并拔出两根从公社里伸出来的地雷线。正想着如何冲进里面去的时候,发现后面没有人跟上来,我们才想起,之前在布置任务时交待过,以两个炸药包爆炸为总攻击信号,但此时只有一个炸药包爆炸,还不是发起攻击的时机,我们两个人只好撤了出来,之后来就一直再也没有爆炸声响起了。总攻击也就发动不起来。整个计划也就无从得到实施。
   
各攻击小组在没有得到进一步指示情况下,待在预定的攻击位置无所作为的一直等到天快亮,没有得到撤退的指令,也就各自纷纷自行撤回三都街。否则待天亮后,在平坦开阔的田野里没遮没挡的,就会成为都鲁山联指民兵的枪靶子。
   
这次的行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柳江联战没有任何的伤亡。我们的人就是星会在执行阻击新仓库的任务中,在行动已经结束后,被新仓库的联指民兵的冷枪打中腿部,造成大腿骨折,之后虽然治好,但也留下了残疾,星照、星会两弟兄在这场浩劫中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好在总算保得了性命,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事后听说盘据在公社里的联指民兵被炸药包炸死了一个。爆破手被我们推崇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七。三”布告下达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罪行”都遭到了彻底的清算,我们的“英雄”爆破手成为了阶下囚,被判刑劳改,刑满后还戴着四类份子帽子,直到“处遗”后才给予重新定性平反。而联指民兵在武斗中死的人却成为“烈士”,曾一度被葬在革命烈士纪念碑一侧,强迫人民群众把他们当作革命烈士一样的尊崇纪念。
   
这次行动结束后的当天, 柳江联战的头头们没有会议,没有交待,也没有形成任何的一致意见和计划,抛下我们从三都撤走了。三都就成为了柳江县造反大军一派唯一残存的据点。我们又回复到比原来更加势单力薄的四面围困之中,等待着联指民兵的报复。我们无法预见以后的事,也没有什么计划和措施。我们的组织没有扩大也没缩小。已经参加组织的人,就不可能回家了,只要落单,就会被联指民兵抓捕杀害。
   
(三)
   
我们攻打公社失败后不久的2月30日,传来了里高圩造反大军于29日被部队围剿的消息。这一消息让我们感到震惊。我们三都公社就这么两个圩街属于造反大军的地盘,而且处于被分割围困之中各自为战。里高造反大军比我们更为弱小,他们只有几十个十多二十岁的学生和插队知青,以及本街民兵给的那么两、三支枪,又因受困于区区圩街一隅,也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他们对联指民兵几乎没有什么威胁。仅凭着青年人的一股冲劲和毛主席所教导的“造反有理”的精神。不知为什么竟激怒了广西的当政者,先是以少量带着枪支没有弹药的部队貌似途经里高,到里高圩停车休息,让渴望得到枪支武装自己的里高造反大军的激情青年们如瞌睡遇着了枕头的,轻而易举的就把那么几十支空枪给抢了。当他们正在欣喜若狂的时候,岂知大部队紧随其后有备而来,把个小小的里高圩包围得水泄不通,不光把所有被抢的枪支以及所得的民兵枪支全部收缴,而且还把所有里高造反大军人员及无辜群众60多人(里高造大军本来就没有这么多人)抓上车押到柳江县城关押。这次行动是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名义,于二月二十九日命令六九八六部队派24辆卡车的全副武装人员去柳江县包围里高圩的造反大军,收缴武器,并抓捕了60多人押送柳江县。(《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75页。文中记述为“六九八四部队”与我们的记忆不一致,应当是六九八六部队,据说是刚从越南回来的部队)里高事件开启了以军队围剿镇压群众组织的先河。此后,里高事件就成为了广西处置4.22派的范例和模式被沿用于其后柳江县的“福塘围剿反革命事件”和“进德圩围剿反革命事件”;以及河池地区的“凤山县剿匪事件”;“桂林8.20事件”;“钟山县平桂矿务局事件”;“围剿南宁展览馆、解放路等事件”……。
   
六九八六部队从南宁长途奔袭里高这么一个小小的,连公社所在地都不是的一个大队级的圩街,一举消灭了一个偏远农村的“造反大军”组织,让我们预感到同样的恶运将离我们不远。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也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我们不愿意往这方面去想像。被联指民兵围攻,我们还可以靠勇气和政治信念去拚搏,或许还有死里逃生的可能。如果是受到解放军的围剿,就意味着对我们的政治生命的判决,就是给我们天大的勇气,再强的实力,我们也不敢向解放军开枪对抗,而只能束手就擒了。
   
有了里高这样的先例,军队不来围剿我们,县武装部,公社武装部也会肆无忌惮地指挥民兵和“联指”来对我们实施围剿。靠我们这一点实力,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就是村里民兵给的那几支枪,加上后来缴获的一支步枪,以及每支枪的十多粒子弹,按当时三都街的地形状况,我们根本就谈不上据守防御,联指民兵不用调集其他外公社、外县的民兵来支援,就单靠本公社的民兵,就足以消灭我们。
   
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尽最大努力,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扩充一点实力。我们一方面派人出去柳州、桂林,通过熟人,找兄弟组织支援一些武器弹药。尽管这样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们还是抱以万一的希望,让自告奋勇的振切和杰云出去活动,他们在柳州、桂林一边照顾在那里养伤的伤员,一边找其他的兄弟组织求援。只得到了很少量的不合我们的枪用的子弹。
   
当时也就有少量的武器流入社会进行秘密交易。学也就同意使用我们所有的少得可怜的钱,由我和如多从黑市里秘密的购买枪支。
   
(四)
   
在两派武斗不断升级的那段时间里,已经是秋收过后,农村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农活要干,农民们也早就不想干那些乏味而又得不偿失的农活了,况且当时的生产大队、生产队都事实上瘫痪了,谁也不听谁的,人们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人们的思想,精神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放纵。有些人趁没有工商管理的时机,不怕被抓投机倒把,就赶圩跑起了买卖,贩些家禽家畜,土产粮食,冒险到城市里卖,再贩些当时紧缺的日用百货之类的工业品回来,赚些差价,所得利益远比在生产队劳动强出了多少倍,也算是各有所得,自得其乐。他们的心里是矛盾的,这样的营生没有安全保障,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但他们又从心底里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巴不得这样的日子能这样持久下去。
   
当时,还有些人是一来不会做生意,二来也没有本钱,就只有在家闲着,无所事事。大河街和屯村的人,虽然心里支持我们,但他们两派都不参加,他们就在两不管的情势下,在街背山脚下的果园里,聚众开起了赌场,给那些闲着的人有了消遣的地方,把家里仅有的少得可怜的钱,到赌场里玩起了玉米、独六、牌九、抓摊、赌大小。由于有柳州来的大庄家坐庄,这赌场还挺有规模,挺有名气的。县里附近各公社的,都有人跑来参与,远的还有邻县的赌徒也来这里参赌。在赌场里三人一堆、两人一伙的小打小闹,也有大庄家用背包、皮箱带着钱来坐庄开摊的,赌的方式五花八门。每天赌场里人头攒动,热闹异常,通霄达旦。
   
由赌业带动饮食服务业也空前的繁荣起来。卖快餐小炒的,开米粉摊的,卖油条豆浆的,卖甜酒汤圆、油堆油炸馍的,摆酸摊卖糖果的小生意林林总总,没有市管会的管理,不用办牌照不需要交税。原来严禁的熬酒卖酒的、杀猪宰牛的行当,也都应运而生了。
   
赌场不论阶级成份,不分富贵贫穷,不谈政治,没有阶级斗争,只有资本的搏弈。为了争相发财,尔虞我诈、不择手段在这种场合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父亲在旧社会就是个好赌的人,自然也抵挡不住这种诱惑,以身上仅存的卖药得的钱作赌本,扔下药担子,也参与到了抓摊赌大小的行列中一块两块的小打小闹,我知道后就制止他再参与其中。我对他说:“人家成分好的怎么搞都没有事,你成份不好,到时候总要被清算的。”他只得重新挑起药担子,继续赶圩行医。
   
这是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但我们也没办法管得了,我们都自顾不暇。再方面,我们也不想得罪群众。而联指民兵自诩是代表政府机关的,他们也对此种现象视而不见。
   
在赌场里什么都有卖,有些不敢明目张胆公开交易的勾当,也在暗地里秘密的进行着。枪支买卖是解放后被视为最严重的反革命罪行的行为,由于当时派性武斗的需要,抢夺枪支武器事件到处发生,有部分流入社会的武器,也就出现在黑市里交易。我们通过赌场的人牵线搭桥,花钱到成团买了一支枪。
   
3月6日那天,有个在赌场混的人来对我们说,有一把汤姆冲锋枪,要卖600元,我和思学商量后,就和如多带了钱到成团去,买了那把汤姆冲锋枪。那枪极其老残,枪管已经给打得来福线都没有了,且长长的弹夹里只有六发子弹。我们试了一枪,打不了几米远,毫无准头。但背起来还是挺威武的,倒是能壮壮胆。
   
第二天,我们两人背着枪,高高兴兴地经大枞坳回到大河街,正想从大河街往小学方向进三都街时,被大河街的群众告知,三都街已经被联指民兵包围了。这时,从三都街方向传来了断断续续的枪声,我们靠近到村边的菜园里,凭着菜园的围墙,朝小学方向看去,看见学校里有拿着枪的人在来往活动于教室间。在离我们约50米左右的伏龙桥边的水碾房里,也有几个“联指民兵”的人,在警戒着伏龙桥和大河街方向。这时,我正考虑着如何向水碾房发起突袭,正犹豫着,大河街的韦首文悄悄从后面向我靠过来,拉着我的衣服说;“老弟,这街上有你们街上的父老乡亲,你若在这边响枪,会累及我们这边的父老,也更会累及你们街上的父老。”想想确有道理,再则我们这支冲锋枪也才几颗子弹,众寡悬殊,突袭很难奏效。于是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看眼前的形势,我们的人正在被团团围困之中,区区十来条枪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被围歼只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况是相当危急的。我们不能独善其身,置之不顾。我们决定立即返回成团请求救援。
   
从大河街到成团,经过龙兴大队,久远大队,下大枞坳就是成团地界。大枞坳是三都公社通往成团公社的,除公路上的六道坳的公路交通通道以外的唯一一条人行山道。从坳上到坳下约2公里,一条仅能适合于一个人行走的单边山路,从坳顶的两个山头间的冲沟边蜿蜓而下,路面坎坷不平,山边怪石嶙峋,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我们两人一口气赶到大枞坳时,见坳上没有什么动静,但我们意识到,大枞坳是我们搬取救兵和撤出三都的唯一通道,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必须在联指民兵还未顾及这里时控制住大枞坳。但就我们两个人一把枪,既要去搬取救兵,就根本无法分身来控制大纵坳。于是我们就到坳上不远的榜赖屯,去召集我们这派的永豹,永史两弟兄出来协助。我对他们简单的介绍了当下情势说,我们的兄弟们已经被围困在街上了,我们必须去成团请救兵,否则要不了多久,我们被包围的弟兄们将会被联指消灭在街上。目前大枞坳是唯一可以进出的决口,是援兵的必经通道,也是撤出三都的唯一通道,要是被联指占领了,不但我们被围困的弟兄们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无路可退。而且联指会利用这里的地形伏击我们的援兵。那后果就更严重了。我请求他们配合我们一起负责监视大纵坳的动静,一旦发现被联指占领了,就设法及时往成团通知救援队伍,以避免我们的援兵遭受伏击的危险。他们两人没有任何武器,我叫他回家拿把柴刀或长矛之类的东西作防身之用。我背着冲锋枪和他们留在了坳上。布置完毕,和如多约定晚上以我的口琴声为联络信号,来人则以击掌三下回应。如多便匆匆赶往成团。我嘱咐如多,到成团后,去找还在成团的杰云和振切,和他们一起找联战韦云斋他们商量,组织力量支援三都,至少要接应弟兄们撤出重围,否则思学和被包围在里面的弟兄们将危在旦夕。
   
永豹两兄弟一直很负责任的和我共同坚守着我们的任务。虽然论年龄,他们都是与二哥一般年龄的成人农民了,我在他们眼里应当是小弟,但他们还都能认同我的意见和安排,我很感激他们。也许是他们认为,我们学生较比他们农民懂得“革命道理”的缘故吧。我们在坳上等到晚上11点多,如多便带着成团大军的10多人上坳来,对过暗号后就汇合在一起向三都进发。
   
一路上如多说:“我到达成团时,找到杰云和振切,但是柳江联战已经于上午撤往进德,就只有一些非武装人员还在成团。我们把情况向‘联战’留下的头头和成团的覃大家反映后,并说,照我们县目前这种形势,如果不能团结起来,统一行动,就会被联指各个击破而彻底消灭。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就应当联合全县的力量(实际上就只有联战和成团的造反大军了),设法把三都‘造反大军’解救出来,然后再设法创建一个根据地,坚持下来等待中央的最后表态,或等待解放军出面平息武斗,否则我们就没有立足之地。就会面临着最后的失败而遭到‘联指民兵’的屠杀。我们的意见得到他们的认同。于是决定由成团的覃大家带领成团的武装力量,先行随我们赶往支援三都,“联战”给人去追赶韦云斋他们,把所有的武装力量调回来,赶往三都解围。”
   
那天已是1968年的3月7日,离里高“造反大军”被部队围剿刚好一个星期。当天是农历二月初九日,天灰濛濛的,虽然看不见月亮,但在几十米内还可以看得见人影。天也不太冷,加上心里有事,就也不觉得冷。
   
当我们行进到接近伏龙桥时,发现在伏龙桥上烧着三堆火,想从桥上通过是不可能了,我们就悄悄靠到河边,想找地方偷偷过河,袭击水碾房,但没有过河的路。偷袭不成,又没有和里面的人取得联系,也没有听到街上有很激烈的枪声,估计可能联指还没有发起攻击,还只是在实施围困之中。我们想,不能暴露我们的企图,以免给被困在里面的人造成不利的因素。我们又商量了一下,觉得靠我们十多个人,是很难解围的,不如我们撤往大枞坳,守住大枞坳,等待“联战”的援兵到后,再组织力量,发起强攻,夺下小学,便可解了街上的围了。决定下来,我们就撤回到大枞坳,占领坳口两边的山头,等待联战的救兵。
   
这时天已快亮了,派人赶回成团催“联战”快速驰援,以免拖延时间,给被困的人造成心理压力,思想混乱,导致不应有的损失。
   
到了第二天(3月8日),10点多,派去的人回来了,他说思学带着三都“大军”的人昨天夜里全部撤出来了,并与我们不谋而合的选择了大枞坳作为撤退路线,在我们返回到大枞坳前通过大枞坳,已经撤到了成团。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吊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五)
   
我们撤离大枞坳,赶往成团。在成团公社里见到思学及所有突围出来的弟兄们,劫后余生,悲喜交集。听他们七嘴八舌的叙述着被围困和撤出的经过:就在我和如多3月6日来成团的当天晚上,联指民兵就已经开始实施对三都街的四面包围。学说,第二天上午,他们开始从西面发起进攻,企图从街西方向冲进街来,受到我们的人的阻击,打倒了一个冲在前面的人,使他们的企图受阻。他们改变了进攻的策略,从街的南北两面夹击。街两边都是民房,民房之间没有交通联系,我们无法构筑有效的防御工事,只能逐屋抵抗,由于力量过于单薄,无法形成系统的防御,只能各自为战。我们在这一屋抵抗,他们就从我们后面的屋子攻进来,将我们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所以我们的人只能收缩到街中间,在民房间破墙形成连通,展开了巷战。他们不敢冒险冲进来,就采用爆破的手段,炸毁了两间民房,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当时,街上大部分的群众都还来不及疏散,所有的财产也还在家里,我们如要死守,会造成大量的民房被毁,使无辜群众遭受无谓的伤亡,而我们最终也还是避免不了被歼灭的结局。
   
面对这样的形势,作为领导者的思学,当时陷入了极度渺茫的处境。再加上平时和他形影不离的我,此时又不在他身边,能给予他精神支持的二哥和星照,又都在柳州治伤,邹医师和结云、振切随护伤员未归,他身边找一个在决策和指挥上可以商量、可以为之分担的人都没有。思学说他当时感到孤单无助,一个人躺在沙袋堆砌的工事里,苦苦思索着对策。在这危急关头,弟兄们曾一度因找不到他而变得群龙无首。
   
思学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下定了带领弟兄们突围的决心。他组织了一次向小学方向突围的试探性行动,结果姜成业等人刚跨过桥,朝小学方向运动了不到几米远,便被小学方向的机枪密集扫射封锁,姜成业首当其冲,当即中弹倒下,被救回时已是奄奄一息,来不及救治便牺牲了。(身后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一双不谙世事的幼儿。之后因无依无靠,生活没有着落,其妻带着幼儿改嫁六道。)思学不得不重新考虑突围的方案。
   
由于外面与里面无法取得联系,就在我们带着成团的援兵,准备偷袭伏龙桥水碾房不成之时,思学在里面正在实施着破釜沉舟的突围行动。他果断的采取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突围战术,带着组织所有的人,倾巢出动,从敌人的老巢——新仓库方向突围,趁夜悄悄地越过新仓库封锁线,上柳邕公路,迅速的从屯排山下通过,穿越大河街、屯村东面的田野,经龙兴大队、久远大队到大枞坳,下大枞坳到成团。突围时没有任何伤亡,除了已经牺牲的姜成业的遗体没法带出来外,所有的人一个也没有落下。突围非常成功,就像煮熟的鸭子会飞一样,给攻进瀵仓的联指民兵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为此,联指们还怀疑是思学他父亲在暗中帮助我们,并想借此事为借口,整思学的父亲的材料,把他从武装部长的位子上整下来。但毕竟找不到任何证据。而思学的父亲也因此而更加表现出坚决革命的恣态,忠心不二的支持着联指,和自己的儿子划清界线,并在其后的围剿“福塘造反大军”事件里,充当了副总指挥的职务。当初柳江县革命委员会在策划这个军事围剿计划时,原来是针对着“柳江县造反大军”(包括柳江联战和我们及各公社造反大军)而来的。不知当时这个作为县武装部长,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他,是否在内心里思虑过,他所指挥的联指民兵将是去与他的亲生的独生儿子作战,当在战场上,两父子刀兵相见的时候,他将如何面对,是要自己的名誉地位,还是要儿子?也许他的上级在作出这个部署的时候,已经是心中有数的在暗中留了一手,布了局要考验他的革命立场。好在我们没有落在他们的包围圈中。在这场被打死了146人的福塘造反大军和无辜群众的军事围剿中,我们侥幸地逃过了,同时他也得以侥幸的避免了这一场考验。我想,他也许在内心里在庆幸。假若当时思学带着我们正好处在他们的包围圈中,尽管力量对比是3000对60绝对的悬殊,结果勿须假设,我们将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我们绝对不会坐以待毙,至少垂死挣扎的恶战也是避免不了。如果命运真的安排他们父子在战场上面对面时,他一定会选择“革命的立场”,这是可以肯定的。但也可以肯定,那绝对不是出自于他内心的愿望。这是从人性善良角度的一种假设。在当时那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年代里,在“造反有理”的派性争斗中,亲人为敌、父子相残、丧失人伦的悲剧比比皆是。何以致此,难道可以一句道貌岸然的“大义灭亲”所能解释得清楚的。
   
世事无常,叫人难以参透,这也许就是天意。从思学他们突围的时间推算,这时机正好是我们的增援队伍准备突袭伏龙桥水碾房的时候。由于条件的不利,我们改变了计划,却无形中没有干扰他们的突围行动。给他们得以成功偷越对方的防线。如果我们按原计划,向伏龙桥水碾房发动突袭,势必引起激烈战斗,就会促使“联指民兵”全线进入高度警戒的临战状态,突围行动就失去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偷越敌方防线的企图就很难奏效,且会造成惨重的牺牲。而我们没有和突围队伍相遇,是因为他们从大河街的东面通过,我们是在大河街的西面,当我们从伏龙桥撤回大枞坳时,他们已先于我们通过大枞坳,我们是随后到达,并守住大枞坳不走了,也就没有尾随他们到达成团。
   
在成团公社里,我们所有死里逃生出来的人,都聚集在了一起,清点了人数。除已经牺牲的老姜,和之前出来治伤的二哥和星照、振歧几个重伤员当时在柳州治伤外。其余全部都来到了成团。在突围之前的巷战中,振友受到自己人误伤了手腕,伤势不太重。另有一女生被流弹伤了乳房,未伤及胸腔,也不太严重,还可以行动。星会原来受伤时事先已转移出来治伤,此时也已由护理人员护送到了成团。我和如多以及出来执行任务的振切、杰云也都在成团。至此,我们这个组织,死的死,伤的伤,被赶出了家园。“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弟兄们”(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的关系和称呼)都在心中庆幸着自己侥幸劫后余生,在怀念着牺牲了的战友,又在担心着留在家里的亲人。同时又为前途而感到渺茫。
   
那一天是1968年3月8日,正好是国际妇女节,也是我们开始亡命他乡的日子。大家聚在一起,悲喜交集,相对无言。不知那时是谁起的头,哼起了《松花江上》,大家便情不自禁地随声附和着唱了起来:“……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忧伤、低沉的歌声在重复着,长时间不停地响着。眼泪在眼睛里回旋,悄悄的滴落,有些女同学忍不住的出声抽泣。那场景,犹如电影中东三省同胞的逃离东北家园,如红军的逃离江西苏区。而我们却是在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和社会主义时代的生离死别和逃亡。
   
成团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柳江联战已经不辞而别的自顾撤离,成团“造反大军”又没有条件收容我们,我们更无法在成团站住脚跟,只好决定离去。去向何方?我们全体讨论、商量,决定了目标方向。等到天黑了下来,我们就出发,从已收过稻子的干田中穿插而过,到达六道的百朋路口,越过柳邕路,折往百朋公路左侧的龙山,从山野中间沿着盘石河向进德进发。我们一行30多人的队伍,在不见星星不见月亮的漆黑的山野间,深一脚浅一脚地,静悄悄的走着。武装人员分为两部分前后护卫,非武装人员走在中间,女同学自然的聚做一堆,搀扶照顾着那个女伤员。男的则前后左右的围护着星会的担架,大家都主动的轮替着抬担架。这时天下起了濛濛雨,我们都没有带着雨具。此时还是属于寒冬时节,健康的人都觉得那雨飘洒在脸上手上的冰凉,伤病员就更难受了。我一直跟在担架旁边扶着担架走,盖在星会身上的棉被表面都淋湿了,再这样淋下去,就要湿透到身体,到伤口,就很容易感染。我把我身上穿的一件外衣脱下,盖在星会的身上,其他的人也都从自己身上脱下衣服,纷纷往担架上盖去,虽然不能挡住雨,还是可以起到一点延缓的作用。好在不久雨就停了。这山野中没有路,都是从田地中踩踏而过,这雨把本来就溶软的田泥给众人踩成了稀烂的泥浆,所有人的鞋袜都裹满了泥浆。
   
天将拂晓的时候,我们一行人才蹒蹒跚跚、疲惫不堪的走到进德。进德到拉堡不到4公里,而且是联指泗浪民兵的老巢,我们不敢停留,就沿着铁路继续向柳州走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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