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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三章  文攻武卫

(一)
   
从乌鲁木齐回来后,我们正在为自己能趁这个机会,游览了大半个中国的壮丽河山,而自觉满足,正欲不管天下事当个观潮派安心在家当个农民的时候,形势的发展逼迫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和生存而忧虑,不得不做出抉择。城市里派性斗争的烽火,燃到了我们这紧邻柳州的县城,又由县城完中的学生带到我们这小小的,公社所在地的农村集市。但更让我忧虑的是自己的生死存亡。我们看到,支韦派基本上都是红五类及民兵。而在群众中所表露的思想观点则都是反韦派的观点。当时普遍在群众中流传着“支持伍晋南粮食吃不完”这样的口号。由此可见,农民群众的造反,就是冲着粮食,为着不再饿肚子而造反的。但是农民群众也从支韦派的人员构成中意识到,支韦派是代表着官方的。是有权有势的。而反韦派则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所以绝大多数群众只是有观点而不敢参加到组织里去。我和思学和绝大多数的群众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同情弱势的反韦派。我本来并不想参加到组织里去,我清楚一点,即不管哪一派都不会放弃阶级斗争的,像我这样出身于五类分子家庭的子女,总是受压制的。我宁可当一个逍遥派,一派也不参加。但是,当我从大道小道消息中获知,北京大兴县和湖南道县的屠杀黑五类的血腥事件后,我就不得不为我个人生存和命运而担忧。形势注定了由不得我们有任何的选择,这场运动没有逍遥派可言。要么就只有参加到反韦派中去,尚可求得自保,否则就只有成为任意屠戮的羔羊。联指派不管是胜负,都注定了把黑五类子女视为他们当然的阶级敌人来标榜他们的革命。我只有参加反韦的4.22派,但是4.22由于缺少实力,获胜的可能性比较渺茫,但至少还可以赌一把,至少不至于成为联指笼中的鸡栏里的羊。当然,如果4.22败了,后果可想而知,但如果胜了,至少也可以证明我们是革命的。相比之下,权衡利蔽,我们也只有参加到4.22里面去一条路可以走。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当时的抉择是正确的。我的命运注定了我必须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如果我不参加4.22,或许我的牺牲将更为悲惨。在广西刮起“对阶级敌人的十二级台风”的时候,被杀害的都是那些没有参加组织的反韦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子女。
   
(二)
   
我们这圩镇上有文化的,识得字的,看过些古典名著的人不少,如黄三叔、宗英伯,对《西厢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中的故事,都耳熟能详,口述如流。平日里茶余饭后闲暇时,街上的老老少少都喜欢聚集在街边骑楼下,听他们摆古说书讲笑话。
   
黄三叔是个老江湖,见多识广,且有些玩世不恭,善于调侃,爱讲些《西厢记》《红楼梦》中的故事,爱议论些市井传闻,借古讽今。
   
宗英伯与黄三叔素来有些嫌隙,宗英伯是当过兵的,为人耿直,所以他就不屑于黄三叔的“下九流”的人生经历。但他们俩人都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直率敢讲的风格。宗英伯平时就爱讲些《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呀,“刘备三顾茅庐”呀,“诸葛亮三气周瑜”呀、“曹操煮酒论英雄”呀,还有《水浒》里的一百零八条好汉等等,一些英雄豪杰的故事。他讲的故事,在正宗小说,古典名著中都有出处。对书中人物的议论,他都习惯以民间主流观点加以评价:如对沤心沥血、励精图治,受百姓爱戴,但最终却丢了天下的刘备和诸葛亮是赞誉有加,奉为千古豪杰,世代英雄。
   
受他的观点影响,在我们的心目中,对刘备为了百姓免遭屠戮,扶老携幼的,带着数千百姓逃离新野、躲避追杀,为了百姓的安危,宁可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掷之于地而不顾的爱民故事记忆深刻。
   
人们习惯于骂曹操为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盗世奸雄。对于曹操所到之处,屠戮百姓、诛杀无辜,反却得了天下,总是有些愤愤不平。特别是他恩将仇报,残杀了有恩于他的吕伯奢一家后,毫无自责之意,还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来自我辩解,他的残暴、卑鄙让世人唾骂和不齿。尽管曹操能破吴灭蜀,一统天下,但人们却并没有把他当英雄,只是把他看作是多疑而善施权谋诡计的奸雄而已。
   
刘备之得人心而失天下,曹操之得天下而失人心,让我们悟出了一些道理:得天下者不一定能得人心;得人心者不一定能得天下。群雄烽起,胜败靠的是谋略和实力。
   
当时的全国形势,给一些老于世故的,经历过沧海桑田、世代变迁的老人们,都有一种天下纷争,群雄逐鹿的错觉。人们挥舞着相同的旗子,高呼着一样的口号,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学生们更是争当革命的闯将,造反的先锋,一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革命抱负。
   
我和思学串联回来,自觉见多识广,我们认为“打倒”谁,“支持”谁,这不过是一个号召人的口号而已,而这口号就是赌注,口号喊得对了,自己就是革命,就有前途。一旦喊错口号,抱错了佛脚,毛主席、中央文革讲句话、表个态,说你是反革命组织,你就会被一脚踏在地上,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一场揣摸“裁判”心思的赌博。
   
我们没有好好揣摸“裁判”的心思,我们信奉“得人心者得天下”的信条,打出了“打倒韦国清”的旗号,我们自以为顺应民心。
   
一开始我们就错了。我们错在喊错了口号,抱错了佛脚,我们被“造反有理”的口号蒙蔽了理智,我们居然真的把自己当成革命的闯将,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压根就不知道,韦国清的倒与不倒,不是取决于我们要不要打倒他。假若当时全广西都处在一种上下一致,没有争论,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平定的状态中,团结在他的周围,一切都听命于他,也许,不用我们去喊“打倒韦国清!”他就会被当作广西这块“水泼不透、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土皇帝”而被打倒。但我们却在没有揣摸透“裁判”的心思的情况下,贸然地去充当这个急先锋,要去打倒他。而且我们要打倒他的理由,竟然是以否定这些年来的农村政策为前提,我们错误的把这些农村政策,归咎于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所制定和推行的,我们以为他执行的是刘少奇的路线,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他原来却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这是我们“反韦派”的幼稚和无知。这当然是由于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些农村政策出台的内幕。我们不愿意相信,也不敢相信,这些年来,造成这全国性灾难的政策,会是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制定的,是毛主席所极力主张推行的。而恰恰相反的是,刘、邓正是因为被毛主席认为不积极推行毛的政策,才导致毛主席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来革他们的命。
   
(三)
   
广西两派组织的矛盾和争论,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不可能不知道,韦国清也不会愚蠢到,不把这些对他的政治生命极为有利的资料和情报,不添油加醋地报告到中央文革和毛主席那里去。陈毅元帅在被批斗时,都还会引用毛主席语录:“陈毅是个好同志!”而化解了要吃眼前亏的危机。
   
毛主席知道,广西的民众要打倒韦国清后,所期望得到的是什么,这期望恰恰与他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是绝不容许的。我们的无知和愚蠢,为自己掘好了陷阱,然后自己往里面跳。
   
我和思学与建陆三个同届同学一起,我们选6月6日发起组织了“革命造反大军‘六.六’战斗团”,后来就简称为“六.六战团”。一年前的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出了“5.16”通知,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在66年的6月份正式开始的,这一重大事件都是与6有关,所以我们选定这个日子成立我们的战斗组织,并以“六.六”为我们的组织冠名。我们的行动得到街上父老乡亲群众的支持,街上唯一的“革命烈属”给我们提供了临时的活动场所,我们得以使用现成的裁缝案板作台桌,抄抄写写。
   
后来加入的,有本街儿时的伙伴智川,以及他们一帮农业中学的男女同学。还有我们同校同届的同学星会、荣恒等和少量低年级的同学,他们都是家在远处村上的,只是来赶圩时,要些宣传资料回去发动群众。本公社内,各大队村上的社会青年,也陆续来表示加入我们的组织,他们都是生产队的社员,是劳动力,要参加生产劳动,没有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也是来拿些我们油印的传单、资料,回去搞搞发动群众、联络人的工作。
   
我们的人不多,平时活动的就十来个本街的和附近村上的学生,我们组成一个文艺宣传队,我和思学和建陆负责抄写大字报,刻蜡纸印传单,其他人就练练唱歌、跳舞,搞文艺表演。
   
建陆是个极聪明又老实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小学时,他是我们的班长,他学习刻苦,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画得一手好画,成绩一直是班里最好的,进初中后,以地主子女的家庭出身而能加入共青团,实属少有先例的凤毛麟角。他的聪明得益于他前辈的训导和自己的刻苦,他的爷爷曾在国军中任过文书,他父亲原来在南宁工厂里是八级木工,专搞模型制作,早几年因成份不好才被清洗回家务农。
   
智川和他弟弟与我,是从小就常在一起玩的好朋友,他爱唱歌,也唱得一嗓子好歌,还会弹吉它。他有一枝汽枪,我经常和他们兄弟俩一起,到营盘街的菜园里打麻雀,他的枪法极准,可以单手持枪把麻雀从树上打下来。
   
他家是做小买卖的,卖些糖果、酱醋、煤油、针头、线脑等杂货,他们家生活算是较宽裕的,我常常可以沾点光。他长得一双灵动有神的大眼睛,一张圆润白净的脸蛋,模样俊秀而帅气,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又大方,是女孩子们喜欢的那种类型。他是我们组织的骨干人物,他比我小一岁多,此时他也就15岁左右,还都是不谙世事的朦胧少年,但却过早地受到了革命的启蒙,带着童趣淌入到这政治运动的洪流中来。
   
这革命总是要有点本钱的,我们没有活动经费,在运动的文斗价段,笔墨纸张是要有的,我们到公社里讨些笔墨纸张,但没有人理会我们,我们就自己打开几个干部的宿舍,翻找笔墨纸张,却什么都没得到,但毕竟把人家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的了,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的“打、砸、抢、抄”。
   
其实这样的体验,早在运动之初,我就已经“被”体验过,当初的红卫兵和民兵一起,到我家进行过“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家中二哥三哥所钟爱的书藉都被作为毒草抄走一空,父亲的药书也未能幸免。
   
我们的“打、砸、抢、抄”行动,受到了当时公社里一个年轻支韦派干部的大字报的指责和攻击。我们也以大字报的形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这也就是我们这地方所出现的派性文斗的开端。
   
那个年轻的公社团委干部是和二哥同届毕业的高中生,因家庭出身好,平时在学校的政治表现又好,虽然没考上大学,但却给县里录用了,他自恃文化水平高,自以为他的一张大字报就会把我们这些少不更事,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骂得无言以对。不曾想我们可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在串联的浪潮中取过经回来的。我们在大字报中,针对他上纲上线的给我们戴上的一堆“帽子”,我们也针锋相对地,用当时最为流行的词语,引用毛主席语录中对我们最为有利的章节,一一把他驳倒,最后还把他的大字报当作他的“唾沫满天飞”来嘲笑他的自取其辱。我们的反击深深地触怒了他。
   
之后不久,一个圩日里,在圩亭下,发生过一次几欲酿成武斗的辩论。我们在争论中,极力的论证这些年来的农村政策的错误,以唤起广大的贫下中农对农村现状的不满,并把这些责任归咎于韦国清。以搏取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在临时用几张板凳搭成的讲台上作演讲,我们得到了群众的赞同和支持,但我们也马上受到了一些,显然是没有组织的群众自发的反驳,不过他们讲的话很有逻辑性,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从他们的外表和装束看,可以肯定他们是农民,是有文化的农民。他们说:“解放(当时都习惯于以解放作为新旧社会的分界线)以来,所有农村执行的都是毛主席党中央发下来的中央文件,从省到县,到公社,到大队,执行的都是同一个文件,这些文件和政策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制定的,你们讲这些政策是错误的?你们就是反对毛主席”(给我们戴了一顶大帽子而占了居高临下的优势)。我们说这些政策是刘少奇制定的。他们质问我们:“是毛主席官大还是刘少奇官大?这些文件没有毛主席的同意谁能发得下来?”我们没有办法就这个问题进行反驳,只好转移话题,说中央文件没有规定要亩产十三万斤吧,为什么我们广西要搞个亩产十三万斤?不是韦国清,谁能汇报到中央去?他们又反驳说:“搞亩产万斤也不光是我们广西搞的,全国都在搞,也不能怪韦国清!”我们听了也觉讲得在理, 就不想再就此继续争辩,想转移话题,就说他应当负有领导责任。这时人群中有一个老农好像是有备而来,我认得他是本大队一个生产队的老贫农,而且是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他儿子小学没毕业就因为那几年饥荒饿肚子而辍学,他自己是个文盲,他显然是受人指使,有备而来,他一开口就冲着我喊;“你这个地主仔,你来这里放什么毒?你想翻天?”并气势汹汹的扑过来要打人的架式,但给周围的群众给拦住了。我们也就趁势退场,免得发生武斗。
   
(四)
   
柳江县城位于柳州市郊11公里处,可以说近在咫尺,柳州市里运动发展的动态,两派间斗争的一举一动,县城里相应的两派组织随时都可以得到消息。而我们公社下面的组织又都是看着县城里的动态。
   
在我们当地的两派组织成立起来的时候,柳州市里就已经到处在发生着不同规模的武斗,不时的传来有打伤人,甚至于打死人的消息。开始时是使用一些从工厂里,用机械设备制造的冷兵器,如砍刀、匕首、长矛、甚至如一些很原始,很传统的九节鞭、双节棍之类的武器。有个“柳铁工机联”的姓全的工人师傅带着两个人曾到过我们街上找我们,给我们宣传一些外面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提醒我们也应该有所准备,做好“文攻武卫”的思想准备。他们还向我们展示了他们身上带的,自己在工厂里用锉刀加工制造的匕首。
   
他们还说,在其他的地方,派性斗争已经由开始的大字报和口头辩论,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动用了枪炮。如重庆的两派都动用了部队军火库的新式武器,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大炮,甚至坦克都用上了。而且有些地方的部队也都参战了,死了好多人,湖南的“湘江风雷”也已经打起来了。他还说,形势的发展,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在我们广西南宁等其他地方,也都用上了真枪真炮。我们和他们(指联指)的力量对比,相差太悬殊了,几乎所有的民兵都是他们那边的,他们手里有现成的枪,一声令下,他们就可以调动起来,而我们却是两手空空,要是打起来,我们就会吃亏。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文攻武卫”,要提高革命的警惕。
   
面对着当时的形势,我们心中有恐慌,但也有兴奋。恐慌的是,一旦对立派突然对我们下手,我们赤手空拳,后果不堪设想。兴奋的是,我们终于有机会真枪真刀的干革命了。
   
全师傅他们走后,我们也开始有所准备。我们到思学他们村去筹划准备,他们村的群众是我们最坚实的群众基础,而我们街上虽然也都是支持我们的群众,但这些街上人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不是一个宗族兄弟,再一方面,这些街上的生意人精得很,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胜败还没有明朗之前,他们不想过早的暴露自己。思学他们村的群众基本上都是一个宗族的,再加上思学在他们村有一定的威望,他的威望一则来自于他父亲当时的地位,再则也是他平时敢于和他父亲对抗的精神,而得到本村父老的信赖和支持。
   
我们到街上打铁铺打制了十多把梭标,整制了一些棍棒,就在村里每天晚上习起武来。由玉万叔教我们,玉万叔是振歧他父亲的真传弟子。振歧他们家过去是村里有钱的地主,土改时所有房屋田地财产都被分光后,被赶到中南村去住。他父亲解放前是这一带有名的拳师。村里的年轻人都是我们的人,这个村的人都具有敢作敢当的性格。
   
村里还有个武装民兵班,有一挺捷克式机枪,还有十条七九步枪,虽然这时他们的态度还没有明朗,但他们家里都有子弟参加了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习武练拳,实际上没有什么实战意义,但也起到一定的军训的作用,至少为日后的武斗作了未雨绸缪的人员准备,这也是思学在村里大人们的支持和指导下的,在“武装斗争”上的初露头角。
   
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正作着应付武斗的准备,外面有关武斗的消息也不断的传来,柳州市里两派,也都在互相指责着对方抢夺解放军的枪支,打死人的消息也越来越多了。
   
在县城,柳江联指派已经把在县城附近的民兵调到县城来,支持完中联指派的学生,造成对县城4.22派的“柳江联战”的武装威胁。
   
县城的两派组织都在酝酿着先下手为强,抢夺县武装部的武器弹药。终于在8月27日到29日的几天里,在县城暴发了两派先后抢夺县武装部武器库的事件。先是柳江完中的联指沠“百万雄师”抢夺了县武装部日常配备的武器装备,因为他们找不到隐蔽的武器库,所以抢得的武器数量不多。
   
“柳江联战”通过在县武装部内的同情者获知,武装部的武器放在武装部院子里一个废弃的水井内,于是跟着也发起了抢夺武装部武器库的行动。他们从井中起出一批残旧的老式步枪、手枪,还有子弹,手榴弹。这批武器中,大部分是残破不全的,只有二三十支是可以用的。
   
这一天,参加抢枪的除了“柳江联战”的学生外,还有各公社在本地由于势单力薄,受打压而避难来县城参加“柳江联战” 的“4.22”派成员,也都参加抢枪的行动。我们公社的也有极少数几个社会青年,他们认为我们的组织没有实力,就自己跑到县城去投奔“柳江联战”。而“柳江联战”都是由县完中的学生组成,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组织的纯洁性,又不太乐意接纳这些从各公社来的,成份较为复杂的成员,怕会影响他们的政治形象。所以那些人的参加,都是自发参加的,他们抢得枪后,为了保持武装实力,才同意容纳他们,事实上是为了保留枪支武器。有了武器,就有了实力,于是在县城开始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
   
当“柳江联战”手中也有了一些武器后的8月30日的凌晨,两派真枪实弹的武斗就在县人委大院里发生了。县九九分队的指导员韦善图试图制止这场武斗,但却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至今也搞不清楚这一枪是谁开的,两派都在互相指责对方是杀害支左部队战士凶手。
   
(五)
   
而远在40里外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派先下的手。我们没有赶上这一次的抢枪行动,事后知道了,我们就想到县城,找“柳江联战”的韦云斋给我们提供一点援助,韦云斋看在我们与他是同一个公社的份上,再者,也看在思学的面子上,给了我们一箱‘七.九’子弹,这已经是莫大的支持了,想要枪支那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自己都不够武装。
   
我和思学从县城用麻袋包着那箱子弹,放在单车尾拉回到思学他家藏着。后来我们用这些子弹,组织村里的民兵进行了一次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训练的枪声,引起联指派组织及民兵们的恐慌,他们也就把本大队的民兵都集中到板元村他们的据点里,准备对付我们。而思学家所在的边山村的民兵已经不再接受他们的调动了。但这时还没有形成武装对峙的局面,这圩场还是三天一圩,所有的人还照常来赶圩。双方都在高喊着“文攻武卫”口号,尚没造成武装冲突。
   
外面的局势越来越严峻,武斗在不断升级,各地农村4.22派的成员纷纷被迫逃到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城市避难,只有少量的县城还存在着双方力量的对峙。所有的民兵都已荷枪实弹,严阵以待。要开始对4.22派造反者进行镇压了。
   
此时也不断传播着小道消息:湖南的道县一带,由民兵组成“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大量屠杀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湘江风雷”成员和地富份子及其子女。广西的全州县、兴安县也相继出现了联指民兵以“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和“群众专政”的名义,屠杀4.22派组织成员和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为此,我在思想上承受着不同于他人的双重顾虑。
   
我们感觉到我们已经成为待宰的羔羊。如果我们仍然赤手空拳,束手待毙,将随时都有可能遭到血腥的屠杀。到11月底,我们便与村里和街上的大人们商量,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采取行动,多掌握一些枪支武器,作好应付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我们除了现在所能掌握的村里的一个民兵班的武器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其他村的民兵,其他大队的民兵都不是我们的人,而且又都分散在各个村子,如果发动抢枪行动,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力量,顾及不了那么宽的地域。抢枪本身就是以赤手空拳去应对荷枪实弹,只能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而那些民兵却都是早有准备的。抢民兵的枪支不同于抢解放军的枪支,部队是有纪律,听命令的,不会随便开枪。民兵则不一样,他们早就手痒痒的,平时只能背背枪做个样子,逞逞威风,却苦于找不到真枪实弹的活靶子,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和显示实战的技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们早已是求战心切,更何况他们是有政府的领导,代表着政府,而政府又把他们当作“群众的代表”。对于人民群众,他们自己的行为可以说是代表政府;而他们代表政府的行为,政府为了逃避责任,则可以为他们开脱为“群众的自发行为”。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特殊的双重身份,也就可以毫无顾忌、为所欲为。我们赤手空拳的去从他们的手中抢枪,无异于自动的给他们送上门去找死,给他们把我们当着实弹射击的活靶子给练了。他们不会像解放军一样有纪律约束的顾忌。
   
我们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公社的粮所仓库里的民兵,是集中住在仓库里的,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就把粮所民兵定为我们行动的目标。我们找来街上几个支持我们的父老大人们,他们有街上三队的队长,老贫农等,让他们给我们出出主意。这时的二哥和三哥还都是置身事外,我也不想他们参加到这一场“赌博”中来冒这个风险,因为他们都已是成人,而我还是学生,我冒这个风险是为了赌个前途,不管将来怎么样,不致于会给家里造成太大的影响,而他们已是成年人,已经没有什么前途可争取了。
   
我们把行动的时间定在了12月2日。还有5天时间的准备,我们分头通知各个村子的成员。我们当时根本没有“革命斗争”的经验,也没有充分的认识到这斗争的残酷性,也没有对可能出现的后果作过估计。我们就像小孩玩游戏一样,不懂得什么“军事秘密”,就风风火火的忙乎起来,到处串联人,通知人。
   
到了12月2日,各大队各村得到通知的人一大早就来到街上集中,然后才分派任务:思学他们村的人就负责掌握好他们村的那批枪支,那些民兵愿意参加的就参加,不愿参加的,就把枪交出来,由我们的人掌握。其他的人就分为两路,一路到公社去,占领公社;一路到粮所去。公社的那一路由顶球带头,负责指挥。粮所一路由思学负责指挥。我们还事先有规定: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是要枪,不得伤人。
   
我和思学还有其他村来的社会青年,约有十多二十人,到了粮所里,那些粮所里的民兵都全部退到一间石头房子里去,我们一个人也看不到,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几个人,那房子四周墙上都开有枪眼,他们在里面用枪瞄着我们,并开了一枪,也不知是向什么方向打的,叫我们不要过去,谁过去,他们就开枪。看着民兵们如此坚决的态度,如果我们一定要冲进去,他们真的是会向我们开枪的,那样的后果会非常严重,我们心中是害怕的。当时思学没有即时发出指挥和调度的指令,众人无所适从,乱糟糟的在仓库院子里那个民兵所驻的房子周围到处乱蹿,不敢向那间房子靠近。最后也不知是谁的提议,就无可奈何的陆续地撤回边山村了,什么都没有得到。
   
公社那一路也毫无所获,公社里的干部都跑光了,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回到边山村后,拿着村里民兵给我们的枪,占领着村子后面的卧牛山制高点,向外警戒着,以防止民兵向我们进攻。我们商量着一步怎么办。一些村里年长的人对思学说:“既然我们已经起事了,等于就是向对方宣告了武装对峙的开始,我们就不可能散了,给他们来把我们一个个的消灭。我们必须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战斗队伍,准备对付他们的进攻。”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几十个人住哪里?吃什么?
   
我们决定以公社为据点,住到公社里面去。各人回家自己拿些米,暂时解决一下吃的。带着村里民兵给我们的一个班的枪,二三十个人就这样的在公社里住了下来,从此拉开了武装割据、文攻武卫的帷幕。

第二十四章  抢占公社
   
(一)
   
1967年12月2日,我们的夺枪行动,宣示了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造反。但我们并没有宣布夺权,我们主导不了一个公社的生产生活。我们是希望公社里的干部们能和我们站在一边,改变一下之前的政策和工作作风,能改变一下农村的面貌,不再饥饿,不再贫穷。给农民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的好。但公社里所有的干部们并不认为我们抢枪的目的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打倒他们。他们看到我们手中拿着枪而感到恐慌,纷纷各自回到自己家去避难。我们也就乘机进驻了公社。一则我们没有一个可以驻守防卫的地方;二则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保卫公社机关。从当时全国的形势看,我们年初串联到上海时,上海就已经开始了武装造反,并向全国鼓吹,要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我们在这个时候发起的抢枪行动,完全是基于全国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广西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
   
早在我们还没有发动抢枪以前,联指民兵就已在各级武装部的指挥和部署下集中了起来,以板元村为据点。但他们的行为是由当时还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各级政府所领导和指挥的。和他们手中的枪一样,都是正统和合法的。而我们却是赤手空拳,且他们早就把我们视为敌人,只要形势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势必就成为他们要镇压的对象。这一点,从之后出现的,所谓的“刮十二级台风”的血腥屠杀事件中得到了证实。
   
板元村就在都鲁山的南麓。柳邕公路沿都鲁山北麓由东向西蜿蜒而过,公社就在都鲁山下的柳邕公路北侧,不足50米距离。在公社院子里的活动,在都鲁山上一览无余。都鲁山就像是板元村的天然屏障,占领了都鲁山,可以和村南的一溜山峦相互呼应,互为犄角拱卫着板元村的东西出口,退可进入村南群山之中,进退自如。进可将公社大院里的人和物当作练枪的靶子,随心所欲地掌握着生死予夺的主动权,并可以居高临下的将三都街的西南出口封锁在他们的射程之内。我们占领着公社大院对我们毫无意义,进不能攻,退不能守。在公社里的那段日子,我们简直就像小孩子玩着赌命的游戏,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也不感到害怕。
   
(二)
   
这种实力悬殊的武装对峙,过后想起来才感到后怕,所幸当时没有造成流血事件。原因可能是因为公社武装部长还和我们一起住在公社里。我们进驻公社时,武装部长还在公社里坚守岗位,因为他是公社一级的军管和支左办公室主任,制止武斗,领导本公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他的责任,他没有接到撤离的命令,不能擅离职守,全公社的民兵还得要听命于他。没有他的命令,民兵们暂时还不敢擅自行动。
   
我们当时把他监护在公社里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要求他表态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他当然不可能表这个态。县武装部来人要把他领走,我们不让他走,他不得不留了下来。他害怕,他气愤的哭了起来,指着县武装部的人骂,骂县武装部长韦熙年的娘。县武装部的人走了之后,他的态度变了许多,跟我们讲话时不再是先前那样的凛然不屈,指责我们抢夺民兵的枪支是“错误”的行为(他不敢说我们的抢枪行为是反革命行为)。这时,他讲话的态度已经变得低声下气、战战兢兢的了。当时他只是被我们软禁了几天,且仍然住在他的宿舍里,我们既没有打他伤他,也没捆他关他,只是我们有些人故意以话语吓他,就使得他提心吊胆的睡不安然,才几天时间,他的精神状态就变得猥琐憔悴。
   
这种时候,我觉得他很可怜,我在有意无意间维护着他的安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也许就是人的天性。在母亲善良本性的熏陶下,加以生来就感受了太多的压迫和欺凌,深深的体味了弱者的无奈和酸楚,所以每当遇着失去反抗的弱者,就不禁油然而生恻隐同情之心。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像武装部长这样的干部,在一个公社里已算是人上人的了。但在这 “造反有理”的年代里,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有人都无法判断,不得不靠揣测着伟大领袖的意旨去“紧跟”,并且由不得你不紧跟。至于是对是错,也只能抱着一种赌搏的心理,等待到最后由领袖表了态才知道。但是,伟大领袖博大精深的革命谋略,除他自己以外,所有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周恩来等与他共同奋斗一生的人,没有人能揣摸得了。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所做的事情,往往在开始的时候会得到伟大领袖或者中央文革的表态支持和鼓励,但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得到的又往往是与之前完全相反的结果。湖南的“湘江风雷”和我们广西的4.22的命运如出一辙。67年的春天,广西刚出现两派斗争时,周恩来总理曾代表中央文革,代表毛主席在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表态说4.22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也就是由于有了这个表态,许多的工人、学生、农民群众为了表现紧跟,就都冒着被广西当权派镇压的风险,站到支持4.22一边来。我们三都的造反大军不也就是冲着这个表态而组织起来的?我们的被迫发起抢枪行动,不就是在“造反有理”的理论指引下,在“文攻武卫”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最高指示的提导下的革命行动吗?在两派武斗和夺权的浪潮席卷全国的形势下,区区一个公社武装部长是很难作出判断的,县武装部的政委宋吉月不也曾经表态支持了4.22的柳江联战吗?我们这次的抢枪行动是在县武装部长的儿子领导下搞起来的,作为县武装部下属的公社武装部只能是服从于上级的指示,他一个公社武装部长,在没有上级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能怎样表态呢?他又能知道这形势的发展会是怎样的呢?在他内心里自己觉得这抢夺民兵的枪支,在正常的制度下,肯定是不可容忍的反革命行为,但在这非常的形势下,谁又能保证这样的行为到头来不可以被毛主席,被中央文革说成是革命的行动呢?而他这样一个在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就是表了态,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唯一的作用就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来作一次赌搏,但是这样的赌搏太没有把握了,风险也太大了。所以,对于他,首当其冲的是他所面临的是他自己的生命安危。眼下他只有怨恨他的上司的无能,既救不了他,又没有水平给他发出明确的指示。他不能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死去。或许,他此时心中也还有一点英雄情结,也想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去表现一番。但他太没有把握了,所以,他不得不恢复他作为人的常态和怕死的本性,极力的争取保住自己的性命。所以,他也就不得不以低声下气的向我们表现出尽可能的和蔼可亲,甚至近乎于哀求的态度。其实他有机会逃走,但他没有逃走,他觉得那样既不光彩也冒着风险,他只是希望我们能真心的放他走。他看着我们带着好奇的并不在行的耍弄枪支的样子,他以一种善意的表情告诉我们,拿枪时不要以枪口对着人,以免枪走火伤着自己人。他的提醒与其说是关心我们,不如说是担心我们的枪会走火伤着他的性命。就像是县武装部九九分队指导员韦善图一样不明不白的死在乱枪之下,还不知道是哪一派开的枪。谁又能保证他死后能否会成为英雄?
   
在这种的境况之下,他无所适从,他已经从强者变成了弱者。他曾偷偷的哭过,他那红肿的眼睛无法掩饰他的怯懦。我在内心里对他产生了怜闵同情之心。我劝我们的人讲话时要注意,不要讲那些本来并不是出于我们真意的,但让他感受到威胁的话,那样会让他认为我们有意要杀害他,会让我们自己背上莫须有罪名。后来我还跟思学提议,说我们再扣押他也没有什么意义,反而要人看着他,万一出个什么事,我们还要承担责任,还会给“联指”找到借口和理由攻击我们。这时,恰好我们队伍中一个和他老婆同村的人,受他老婆所托,出面为他求情,我们也就做了个顺水人情,将他放了。我们向他提出个条件,让他回去后,不要去参加“联指”和我们作对,他答应了。他老婆家的人来把他领回屯村去,他刚回去时,他信守了承诺,没有直接去指挥和参加联指民兵来找我们报仇。
   
在之后联指得势的日子里,他回到公社去,履行着他武装部长的职务,因为有这么一个情节,三都联指把他当作英雄,他到处做报告,控诉造反大军的罪恶。领导和指挥全公社的民兵和联指,与造反大军武装对峙。之后围攻、血洗了三都街,把造反大军赶出三都。直至1968年4月,三都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他担任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七。三“布告下达后,他所领导的民兵和联指,对造反大军和持造反大军派观点的群众,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镇压。这其中,他作为公社的武装部长在起着什么作用可想而知。但在后来的处遗工作中,因为他不是直接的杀人凶手而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理。就有点让人难于理解了。
   
在我们占据公社的这段时间里,时有互放冷枪的情况,却没有发生公开的相互围攻的流血战斗。然而,死人的事已经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过了。就在我们放走公社武装部长之后,县武装部几个人开来一辆军车,到板元村叫他们“联指”民兵带路,到都鲁山北侧,靠公路边的小山头背后的山腰上一个天坑溶洞中,起出一具被麻绳五花大绑着的死尸。据说死者是忻城县的复员军人,路经此地前往柳州,被“联指”民兵在公路上截获,也不知是否是4.22的人,却被当着4.22的人,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的,被打得半死后,半夜里给拖去扔到洞里坑杀了。他的家人找到当地县武装部,通过忻城县武装部与柳江县武装部联系找人。这个事件是在12月2日之前就发生了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公社武装部长是知道的,当时他被关在公社里的时候,他守口如瓶,就是怕我们知道后,会危及他的安全,我们把他放走后,也许是他良心发现,所以后来县武装部才能找到死者的尸体。
   
我们放了公社武装部长后,从都鲁山上打来的冷枪越来越频繁,我们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再加上我们知道了已经实实在在的死了人,再在公社里呆下去,无异于做对方砧板上的肉。
   
(三)
   
在公社里呆了十多天,到12月中旬,从相邻的成团公社的成团、灵江、六道、大荣几处国家粮库,以及福塘公社的福塘粮库传来了发生群众哄抢国家粮库,把国库的粮食全部抢光的事件。到了19日,抢粮的风潮也漫延到了三都。那天,从周边公社来的群众和我们当地各乡村的群众,成群结队的挑着箩筐,扛着麻袋从四面八方涌向三都新粮库。
   
我们自从12月2日那天到新粮库抢枪受到武装民兵开枪反抗空手而归后,就再没有到过新粮库,我们认为粮库里面还有民兵驻守,但是抢粮的群众砸开库门,却没有受到任何阻止,看到这种场面我们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眼看着国家的粮食受到哄抢、国家财产受到损失而不出面制止,就会有损我们组织的革命形象。于是我们没有考虑任何可能出现的后果,全部出动到新仓库去制止群众的抢粮行动。在制止抢粮行动中,我们不可能向群众开枪,因为我们知道,群众的行为纯粹是由于长期的受饥挨饿,出于本能的裹腹充饥的欲望,趁着我们起来造反而政府职能瘫痪的机会,把他们平时辛辛苦苦生产的,但自己却吃不饱的粮食抢回去,用以解决他们眼前的饥饿。他们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人的鼓动或组织,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他们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也不想夺谁的权,就像在过去的国共斗争中一样,谁给他们有盼头,有饭吃,他们就支持谁;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在农村出现两派斗争时,由于对方组织的人员成份除了少量家庭成份和条件较好的学生外,其他大多数成员都是基层的干部和平时对群众狐假虎威的民兵。而绝大多数普通群众,明的或暗的都是支持我们造反大军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原来支持我们的群众得罪了,我们还需要他们的支持,我们不能把他们往联指那边推。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心理是矛盾的,我们既同情群众的行动,但又不得不以革命的名义出面制止。所以我们只好虚张声势地朝天放了几枪,然后在田中爆炸了一个土制的手雷,以表明我们的态度,给参加抢粮的群众造成一种心理上的震慑作用,然后再向他们作耐心的劝阻说服工作。
   
我们从街上赶到新粮库里时,来抢粮的群众已经打开库门,有的正在装着粮食,有的则已经挑着一担担的谷子往家赶。我们声嘶力竭地向抢粮的群众做着说服工作。我们说:“哄抢国库的粮食是犯法的,政府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抢夺国家粮食的,谁抢了,以后都会被追究责任的,要坐牢的。”我们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这时县武装部也来了几个人,事态终于得到了控制。已经抢得粮食的人已经挑着粮食回家去了,没有抢得的人,被我们所说服,停止了行动。事件最终平息了。在我们的努力下,三都公社的三都粮库和里高粮库,在这次抢粮风潮中幸免于难。同时也遏止了哄抢粮库的风潮在全县的漫延。
   
哄抢国库粮食,是老百姓的造反。历史上记载的百姓造反,就是因为统治者的腐败和残暴,致使民不聊生,而导致的官逼民反,是老百姓自发性的造反。而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自发起来的哄抢国家粮库的粮食,也是一次造反行动,但是,它不同于形形色色的有组织的造反。在毛主席号召下的有组织的“造反”是“革命造反”,那是带有政治意识的造反,有着意识形态背景。有着毛主席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为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而这群众自发的抢粮行动,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他们不是因为毛主席提出的“造反有理”而起来造的反。他们不要打倒谁,也不想夺谁的权,他们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
   
中国的农民的贫与富,是以饥和饱来衡量的。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中,饥饿是旧社会农民生活的常态,好像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翻身作了主人,分得了田地,开始告别了饥饿。然而他们的主人梦还没有醒来,便被带领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尝试着过起食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然而这样的共产主义没过上几个月,就随之而来的是59、60、61连续三年的所谓“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大饥荒,几乎没有未经历过饥饿的人,几乎每一家都有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饿死的人随处可见,甚至于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管制手段,老百姓的言论和思想都受到严酷的管制,讯息被严密的封锁着,人们无从知道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只是觉得,如此普遍而严重的饥饿现象,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然而,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等各级组织所经常举办的的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会上,所控诉的都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苦难和贫穷,但谁都心中明白,就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找不出如此人为造成的严重的普遍贫穷和饥饿。由于平时强制灌输的“阶级斗争”、“阶级觉悟”和“革命的警惕性”,使得人和人之间为了自保,人们心中有怒而不敢言。他们明白,他们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控诉的旧社会的“饿殍遍野”,竟然在他们一再歌颂的新社会里成为活生生的事实。这不能说不是对现实的讥讽。
   
在事实面前,人们只能噤若寒蝉。至今有些人所称道当时是“夜不闭户”和“路不拾遗”的良好的社会治安,但人们都没有道出当时“无物可遗”和 “家无隔夜粮”的一穷二白的无需“闭户”的真相。人们害怕饥饿,但是他们更害怕被当成“阶级敌人”,成为阶级敌人就不止是要承受着饥饿的摧残,而且还要承受着更为残酷的精神的摧残。他们对当时农村政策的不满情绪不得不 “因阶级斗争为纲”而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里。
   
文化大革命的“造反”使得农民们无法正常生产,更威胁着他们的生活。但是这造反行动所导致的派性武斗,也给他们造就了机会,他们认为两派间争权夺利的武斗造成政府对社会的管制职能失效,仓库、商店也就没有人管得了。相邻公社群众的抢粮风潮因没有受到有效阻止,而漫延到周边各地。他们原以为,三都的造反大军一定会支持他们的行动的。他们没有料到,抢粮风潮却在三都受到了制止,并且是三都造反大军出面的制止。
   
我们在制止群众抢粮的过程中,也曾受到部分群众的诘问:“你们抢枪是造反,我们群众抢粮也是造反,毛主席讲造反有理,你们抢枪有理,抢这样抢那样的都有理,我们贫下中农没有饭吃,我们抢粮是为了充饥,我们的造反为什么就没有理?你们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我们无言以对。我们何尝不理解他们的心情,我们何尝没有与他们一样的心理,我们也很想吃几顿饱饭。但是我们自诩是“革命造反派”,我们还幻想着要成为紧跟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路线的“革命派”。
   
抢粮的群众散去了,我们也撤了回来。在县武装部的授意下,“联指”民兵以保护粮库的名义,名正言顺的进驻了新仓库。作为与我们对立的组织,在力量对比上,他们本来就合法的拥有绝对优势的枪支弹药,如今又有住进仓库的理由,就如掉进米缸里的老鼠,有了吃不完的粮食。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今后敌对双方的生死对峙中,他们占尽了优势。群众没有抢走的粮食,被他们名正言顺,心安理得的占有,随心所欲的饱食终日。而我们也占领了瀵仓,瀵仓里只有花生,花生当不了饭吃。但毕竟被我们霸占了。而我们却仗着手中的枪和自诩的 “革命造反派”,俨然以国家财产的守护者,去阻止了群众的造反。当然,在当时那个疯狂和黑白颠倒的时代里,几乎所有组织,不都是自诩为“革命派”却都或多或少的干着见不得人的,昧于良心,违反人道的无法无天的勾当。
   
(四)
   
农民基本上都是胆小怕事的,他们崇尚着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的信条,不是到必不得已的情况,他们是不会与政府作对的。当时推行的 “阶级斗争”政策,明是把地主富农、四类份子当鸡,把所有贫下中农当猴子,镇压阶级敌人就是杀鸡吓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让所有人无不处在恐慌之中人人自危。让人尽管处在极度贫穷和饥饿当中,仍然不得不小心翼翼而战战兢兢的生活着。自从这场他们无法理解,不知所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特别是出现了两派斗争后,他们都在观望着,看看谁提出的问题能代表他们的心声。当造反大军的人把这些年的农村政策,把饥饿和浮肿的根源说成是因为韦国清执行的“资产阶级路线”所造成的,他们才知道,原来过去所执行的政策,不光只是他们心中认为是错误的,且是应当受到清算的。他们的心中似乎有了希望。他们企盼着,通过这场运动来改变这种现状。至于是韦国清还是伍晋南应当负责,那要毛主席说了算。就像那一年的亩产十三万斤一样,说是环江县的县委书记搞出来的,最后书记被劳改了。劳改了又怎么样,饿死的人不也是死了就死了,还能活转来吗?重要的是,这种郁积在群众心中的疑惑,终于有造反派公开的提出来了,而联指民兵是不会提出来的,他们只知道在那些干部们的鞍前马后,唯命是从地狐假虎威的欺压群众,维护着他们那点奴才的,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既得利益,他们代表着官方,他们是不会站在群众利益的立场为群众讲话的。但是群众的普遍心理又是认为,历来民与官斗,最终吃亏的是老百姓。眼下的造反沠是不可能斗得过联指民兵的,因为联指民兵是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的。所以,尽管他们心中是站在造反大军一边,但他们绝大多数人是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的。
   
韦国清是广西的第一把手,是一方大员。有一帮人要打倒韦国清,另一帮人又要保着韦国清,这叫广西百姓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皇帝叫百姓造反是旷古没有先例的。毛主席说“造反有理”,还要号召夺权。人们在想,这夺权,不就是争权夺利吗?造反大军和联指民兵你整我我整你,不就是为争得天下夺得政权吗?然而这天下是共产党的,是毛主席的,你们夺谁的权?争谁的天下?两派人打得你死我活,但却又是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这不就像三国时代的魏、蜀、吴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为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然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现在还讲不清楚谁胜谁负。这些年来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打倒了那么多右派,又打倒了国防部长彭德怀,我们不知道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好人和坏人、革命和反革命?老毛说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又打倒了刘、邓、陶。说谁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老百姓不懂那些,也管不到那些,这么大的天下,那么多的人,都当官了,谁当老百姓?让那些想当官的人去争去斗,去夺天下,老百姓关心的不是这些。老百姓关心的就只是如何填饱肚子,只有粮食才是他们关心的。自古以来真正的百姓造反不都是砸粮仓抢粮食吗!
   
这次参加抢粮的群众,附近几个大队各村的都有,只要知道这个消息的都自觉的参加了。他们认为,两派组织的人抢枪都不怕犯法,抢粮只是因为饿肚子,就更不应该是犯法的了。所以,抢粮的人反而是以那些村里没有参加两派斗争的群众为主。
   
事实上,当时没有参加两派组织的群众,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都是倾向于“打韦派”的。在老百姓心目中,“打韦派”就是“造反派”!但慑于基层政府的牢固和农村民兵组织的强大,不敢公开表露出来。他们都基于相同的期望,就是要改变现状,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这就是当时环境下的,潜藏在人民群众内心世界里的主流思想。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以及广西的“处遗”工作过后,4.22一派人的悲惨遭遇,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就是最好的例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有了言论的自由,思想得到自由表达,人们才敢于自然而由衷地表露了真实的思想,这种思想的表露,也就成为了推动改革开放的动力。
  
抢粮事件纯粹是在群众饥饿缺粮,加上因两派武斗,世事动乱,生产无法正常开展,生活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发生的。抢粮是群众自发性的行为,没有谁的鼓动。但是在那凡事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开仓抢粮的事件,要比造反派抢枪的事件要严重得多,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一点都不为过。但是,在联指一派得势之后,竟始终没有把这事作为一个事件来追究,至今都仍是个谜。当然,由于“造反大军”的“反革命暴乱”而引发群众抢粮一直是官方和联指的解释。然而,联指成千上万的民兵参与武斗,他们吃的是他们自家带去的粮食吗?花的钱是他们自己家里的钱吗?  据《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1968年7月—笔者注)24日  凌晨4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 “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开支现金100400多元,粮食5358斤。 可见“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就是那个年代盛行的霸道逻辑。
   
我们从公社撤出来后无处安身,也就顺势占据了在底下街瀵口边的老仓库,这里平时叫做瀵仓。瀵仓位于底下街头的瀵口边,这个瀵口几乎是全街人饮用水的水源地,瀵仓的一幢老式库房就在瀵口左边。库房是过去张姓家族祠堂,座西朝东;瀵仓左边傍着街北双拱桥下的小溪,溪边有一座炮楼,溪上有座新造的混凝土桥通往营盘街。我们撤出公社,占据瀵仓为据点后,我们的活动范围也就仅局限于这圩街上了。而我们的这点实力,也仅能应付街东一隅,根本就无力顾及整个三都街的防护。
   
三都街地处水田中央,地势平坦,周边水田环绕,后河、纳湾河分别从三都街北、街南两边相伴东流。春夏尚可借助河流、田水、烂泥为天然障碍,阻滞敌方行动,秋冬季节,稻谷收割,田水干涸,周边田野形同平地,视野开阔,无险可恃。这200来户人的小小圩街周边,东面的屯排山,南面的都鲁山,西面的虎山,北面的中南村后山都分别被觉山大队的民兵,三都大队的民兵,百见大队的民兵,博爱大队的民兵分别占领,三都街赖以对外交通的东、南、西、北四个出口,都已处在联指民兵势力的控制之下,我们仅能蜗居于四面封锁围困之中的,不足半平方公里的三都街区区一隅。所有的活动范围都处在对方的“七九步枪”的有效射程之内。而我们仅有的10支七九步枪和一挺捷克式机枪,根本不足以担负三都街的四面防卫,属于我们势力范围的边山村,我们因无力顾及,而只能唱着空城计。
   
(五)
   
从三都街出柳邕公路,经都鲁山脚,顺公路往西19公里,途中经过有名的“鬼子坳”就是里高街。一个公社就两个圩街,一是公社所在地的三都街,另一个就是里高街。里高街上人来自于全国四面八方,以讲官话为主。街上人相对于村上人,整体的文化素质略高一筹,特别是青年人,比较容易于接受外界事物,所以里高街也清一色的是4.22一派的组织,与我们同属一个阵营,但他们自成一体,他们的人员都是以本街的学生和插队的知青为主。他们仅有本街民兵的三条枪为武装,全凭着“造反有理”的勇气,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便扯起造反的旗帜,以里高街为据点,与我们遥相呼应。他们也同样的处在周边各大队联指民兵的团团包围之中。
   
对峙中的双方的实力对比,我们的这点武装力量对于联指而言,简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组织的涣散,力量的悬殊,所处环境、形势的恶劣等等状况,足可令人不寒而栗。而我们却在这样的状况下与之对峙,无异于以卵击石、灯蛾扑火。我们竟然无视对方所掌握着的,自上而下的,事实上仍然是体系完整的一套行政机构,掌握着现成的行政权力,虽然在运动初期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但并没有使之受到根本的破坏,特别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红卫兵们也已经分裂为两派,其中一派已经与行政权力之间达成相互利用的同盟关系,这就更加强了联指在人民群众中的震慑力,凭着这套权力的正统性,足可压制住人民群众中真实诉求的表露。加上当时广西的最高当权者韦国清得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认可和信任,实际掌握着广西的一切权力,特别是他手中的军权,他的号令仍然能自军区下至军分区乃至各县各公社武装部的各级军事机构,致使全广西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民兵都在他的调度指挥之下参加对4.22的武斗,事实上是镇压4.22。从实力对比上,谁胜谁负已是早有定论了的。而4.22之能坚持了一阵子,全是仗着当初周总理曾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八。二四表态所冠予的“革命造反派”的头衔,以及会继续得以保持这一头衔的幻想。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我们的覆灭,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就是说,当权者已经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真传。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和用意,已经不再是像运动开始时那样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似的混沌和糊涂了。凭着他们几十年党内斗争的政治经验,已经揣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给自己选好了能立于不败之地的角色和立场,始终牢牢地掌握着这场斗争的主动权。对我们这些在政治上幼稚无知的,给一句“造反有理”就能煽起狂热情绪的学生和底层的民众,只要稍稍运用一下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中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引蛇出洞的策略,故意给我们以充分表现的时间而已。
   
而我们却没有把形势估计得那么严重,我们搞出的这些动静,无非是想向党中央、毛主席,表现一下我们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在幻想着,一旦韦国清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眼中站错了队,失了宠、失了势, “广西4.22’是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头衔就仍然会让我们保留着。我们就可以功成名就了。我们并不想要消灭谁,我们之所以要抢夺民兵的枪支,无非是想紧跟党中央“文攻武卫”的运动步伐,以求自保而不至于被“联指”随心所欲的玩弄于股掌之间。同时也想尝试,过一下武装斗争的革命瘾。然而形势的发展,却由不得我们去想像,尽管我们潜意识里,打人和杀人始终是国法难容的行为,但是,血腥和残酷却在不断升级。我们在演出一场“民与官斗”的“造反”儿戏。我们在用鲜血和生命作为革命的试验品。显然,我们在行动上遵行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革命是暴动”的教导。为此,我们很快就为我们自己的幼稚和无知付出了代价。
   
在抢粮事件之后不久,街上的供销社接着也被抢了。抢供销社的事是晚上发生的,事件发生后,我们的人也参与了抢拿东西的行为,我和思学知道后,带人到现场制止,但供销社本来不多的商品已被抢得差不多了,最后还酿成火灾,几乎祸及周边居民的房屋。好在我们扑救及时。还有些被烧剩的布匹和其他百货,我们抢救出来后,就把它处理卖给群众。因为那时的生活用品极缺,买什么都要凭票,有钱都买不到东西。我们把供销社的东西这样一卖,群众也很高兴,都争着来买。我们也就攒了9000多元钱,有了一点活动资金,以后给伤员治伤,还有购买枪支,都是用的这些钱。
   
抢供销社的事情发生时,供销社保管钱的人趁乱,将供销社的钱据为己有,并把这个责任推给我们。这是在武斗结束后,在清查我们的“罪行”时,在审讯中,专案组人员透露出来才知道的。由此而使我们联想到,当时的火烧供销社事件一直没有明确结论的谜底。
   
在处理供销社物资的时候,我们的人也有私自拿了东西的。那时顶球和敏强、智川用那些烧剩的布做了三件大衣,曾遭到思学和我的反对,我们认为这样会影响组织的“革命”形象,群众也有议论,他们只好忍痛割爱,交出来作为晚上站岗时穿。后来想起这事,我自己觉得,已经是到了这种境况了,我们还坚守着“革命的情操”,不免幼稚得可悲可笑。也觉得对不起他们三个人,特别是智川。后来这几件大衣在突围时没有带出来,也就成为联指民兵的个人战利品了。这也是后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们能把这条毛主席语录背诵如流。唱着这首毛主席语录歌,我们感觉着平添了许多的力量。但是我们却并不真正领会“革命”的涵义。我们以为,我们有了十多条枪,几十个人聚在一起来了,我们就“革命”了,我们就是革命派了。殊不知,这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革命,已逐步演变成的一场真正史无前例的,暴烈的阶级斗争的旋风,正在向我们无情地席卷而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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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一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二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三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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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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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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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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