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二章

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二章 农村的文革之火在燃烧
                    
(一)
   
自1966年6月9日,柳江中学部分学生到县委贴出《炮轰县委、火烧县委》的第一张大字报时起,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只是局限于在学校里面写写老师的大字报。我们没有涉足到社会上的运动中去。
   
到了6月17日,县委发出《认真发动广大民兵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到了20日,县直机关由声讨“三家村”转入揭发本地地区本单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随之于23日成立了中共柳江县委文化革命小组,开始向各中学派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到了8月份,在县委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下,县直机关干部连日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县直机关五名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五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由文革小组提出来的,并非是学生和群众自发提出来的。县委文化革命小组是在县委领导下的。批谁斗谁,都由文革小组作决定,学生和群众都是被运动着的。柳江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1967年前的初始阶段一直都在县委掌控中。
   
1966年8月份,从北京开始,掀起的全国性的对“牛鬼蛇神”进行抄家的活动。 “牛鬼蛇神”是包括在土改运动中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以及土改后的历次运动到反右派运动中划定的坏份子、右派份子。每经过一次运动,又增加了一批新的阶级敌人。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又提出了如“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份子”等等各种名目类型的阶级敌人。毛主席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成为各种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和批判文章开篇所引用的最高指示和理论依据。在公安部的纵容和鼓励下,在全国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使全国陷于一片“红色恐怖”之中。
   
什么是错误的思想?什么是毒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运用手中独揽的大权,视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无物,为了达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目的,为了使“全面夺权”和“全面专政”合法化,出台了形法而非法的一个“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明确了凡是与毛主席以及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有不同思想不同意见的,就是错误思想,就是毒草,就是牛鬼蛇神,就是反革命,应当打倒,就应当惩办。在全国十亿人中,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外,别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反革命分子。这样,就把阶级斗争扩大到无限的程度,搞得人人自危。所谓的阶级敌人已经远远不止于地、富、反、坏、右份子了。“五类分子”已经不足以概括所有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也就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敌人的总称。有了公安六条,之后刘少奇的被打倒就变得合法化。有了公安六条,一切无法无天的行为就变得合法了。
   
从北京开始的抄家、打人之风所以得在全国盛行的时候, “公安六条”还没有出台。但却是得到了公安部的公开支持和纵容的。1966年8月下旬,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从北京开始了以批斗五类分子为名的抄家打人浪潮。以至泛滥到全国各地。
   
那时候在我们这样的农村地方对五类分子的批斗和抄家,还不是什么红卫兵搞的。而都是在各级党委和文化革命小组领导下,有计划的统一布署之下进行的。那时候,除了毛主席一个人外,几乎没有人能知道这场运动的动机和目的,所以所有人都唯恐落后于形势,都争相紧跟。且都是宁左勿右的手段运用得有过之而无不及,推波助澜地把形势推向高潮。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来得猛烈和残酷。
   
我们三都公社对五类分子的抄家是在公社统一布置和领导下,由各大队带领着民兵去执行的。抄家的最终目的是要从中挖掘出被抄家的人对党对毛主席,对贫下中农不满和仇恨的证据,即所谓的“地契”和“变天账”之类以及有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文字笔记等反革命证据,能够证明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证据。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教育群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抄家的时候,对于那些被认为有旧思想旧文化的书、画和涉嫌封建迷信的各种器物,包括带有封建色彩的生活用品,凡值钱的东西都在被抄之列。
   
听家里人说:到我们家里抄家的是本大队党支书李大姐亲自带着四个背着枪的民兵,以及两个大队干部和生产队的一个贫下中农代表。我们家没有什么值钱的可以称得上封建的东西。但是二哥三哥最心爱的几本小说:《普希金诗集》《鲁迅书信集》《红岩》《青春之歌》《小城春秋》及一些杂志和二哥平时所写的诗稿、笔记等,都被抄走了。在三都街上的抄家活动中,在银匠刘庆禄家的收获最多。民兵们抄走了他帮人加工打制的小孩的头饰,银锁、脚链等封建迷信的不少的银铜器物。同时还在他的一个账本中发现了他写的一首打油诗:“手拿金子脚踏银,每想无钱最伤心。本来就是空名义,难比一般劳动人。”被作为他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变天账”的证据,在抄家过后,为了这首诗,大队组织在街上开了他几个晚上的斗争会。逼他承认对共产党对毛主席不满,要对贫下中农反攻倒算。
   
在公社文革小组的布置下,在我们街上最先开展的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第一街上非农业居民的工商业联社的主任(相当于一个生产队的队长),这工商业联社的主任于是也成了“牛鬼蛇神”,也成了被抄家的对象,他家一台中华牌缝纫机也被抄到大队里去了。这种现象是当时广西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应对这场运动的普遍手段和策略。那些基层干部当然不乐意把这场运动的矛头引向他们自己。
   
(二)
   
抄家风潮过后,就在全县范围开始搞起了“红海洋”。
   
运动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让人感到捉摸不透。8月28日,柳江中学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成立了。而县委机关却也紧接着在9月1日成立了“赤卫队”。而“赤卫队”却规定只有“红五类”才能参加。我们学校的6.17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成立都是在文革工作组授意下成立的。这种运动状况,显然与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和目的不相符。之后不久,学校的文革工作组悄悄的撤走了,什么时候撤走,为什么撤走,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内情。紧接着,毛主席号召的全国大串联运动开始了。毛主席号召开展的全国大串联的目的,就是通过大串联,让北京的运动模式作为样板,向全国各地传播开来。
   
在大串联开始时,县里统一组织了一个赴京串联队去北京串联。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名额,这个名额也就只有从6.17里面推举立生了。这个6.17的赴京串联代表从北京串联回来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有价值的有启发性的信息。他唯一带有炫耀性的给我表达的是他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毛主席接见时的人山人海的,山呼雷动的场景。还有的就是中央文革为全国红卫兵代表举办的国宴的隆重场面,以及会“自动旋转”的餐桌。
   
我们学校的串联高潮的兴起,是由几个从南宁串联回来的老师们把外面的大串联形势的信息在学校中传播开的时候才开始的。当时6.17的赴京串联代表已经从北京串联回来了。而我们几个同学是在胡老师和孙老师、何老师他们的启发下,才自己组成了串联队,开始步行外出串联的。
  
到1967年的元月份,我们串联到上海时,“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已经随处可见,并已出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我们家乡的针对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的群众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社会上全面展开的。那些原来还在领导和布置对“牛鬼蛇神”的批斗和抄家的公社书记,大队支书们,终于也无可奈何的被列归“牛鬼蛇神”之列。被群众自发性的揪出来批斗。
  
柳江县委各机关这时开始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学校也陆续成立了各种名目的“战斗队”,纷纷揪斗各单位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各单位的一二把手。随之各级党政机关都先后瘫痪了。三都公社也不例外,正在揪斗公社书记,批判公社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大队的党支书也都分别被游斗。其阵势就像是当年土改运动一样。而批判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的反动路线的实盾内容,则基本上以农村农民的切身利益展开的,最能激励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的,则是当年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所造成的大饥荒给农民群众受苦挨饿死人的事例。群众都把这些责任归咎于积极推行这些政策路线的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们身上。农民群众对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解就是: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年代的饥饿贫穷、浮肿死人,使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那些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们正是这一切的最积极的推行者。被批斗的人感到冤枉:他们只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定。他们知道自己成了这一切的替罪羊。但他们心中也很清楚,他们虽然不是使群众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始作俑者。但是老百姓们毕竟是被他们一个个强迫着成为公社社员的。同时,他们心中也明白,这是群众运动,和过去的历次运动一样,谁对谁错,群众说的是不算数的,运动开始时,他们总要先受些委屈,只有到了运动结束后才能见分晓,正如反右派运动一样,最后还得由这场运动的发动者说了算,也就是最后还得听毛主席表态才算数。他们始终抱有“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领袖” 的坚定信念。他们知道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主席发动的,而这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不会容忍人们反对他自己,也不会容许人民反对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被斗的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这一切看起来不过是走过场、随大流,他们已经在心中盘算着秋后算账的事了。
   
(三)
   
农村的老百姓们随着“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的提出,看到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农村生产队的队长,都被冠以“走资派”的政治罪名,任由群众批判斗争。于是各地农村的农民群众也就自发性的纷纷起来,揪斗本大队的党支书。农民们的运动热情像是土改运动时一样被挑动起来了。他们把在土改运动中学到的斗争方式方法,全盘照搬的运用到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来。他们把那些受批斗的公社书记和大队的支书们像土改运动中的地主一样,戴上猪笼帽,挂着黑牌子,用绳子反绑着手臂,有的还用锅墨灰把人脸抹黑。被斗者若是女的还被在胸前挂着破鞋,由群众押到街头、村边的戏台上双膝跪地、低着头、弓着腰接受批判斗争,随后游街、游村示众。让群众喊口号,吐唾沫……等等手段不一而足。总之极尽了对被批斗者的漫骂侮辱之能事。有的还要让他(她)自己提着个铜锣自己敲着,自己喊着侮辱自己的口号。
   
土改那时群众不了解政策,怕得罪人,所以开始时并不积极。直到工作队以分田地分浮财的利益去激励、去驱动,才激起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而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以领导干部作为批斗的对象,而且批判的是这些公社书记,大队的支书们所执行的是让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激起了农民群众平时对干部们的不满情绪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汹湧澎湃。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从他们被迫加入初级社到高级社,然后又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把自己的田地、种子和犁耙、耕牛,全部一下都归了公、入了社。大家一起都一贫如洗了。然后又是把所有的锅碗瓢盆收去炼了钢,粮食、鸡鸭牲畜都收去交给大饭堂。说人民公社食堂是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随便吃饱。到头来连稀饭都没有得吃饱,反而是弄到吃野菜咽老糠的地步。结果差不多个个浮肿,活活饿死了多少人。那些书记、支书们还整天逼着大家饿着肚子去修水库做苦力。稍有不服从的,就带着民兵今天抓这个明天抓那个的动点就批判斗争。这样的路线就应当是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活该要打倒。打倒他们或许就不会再饿肚子,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这就是农民群众积极参加运动的共同期盼和动机。在这期盼和动机作用下的群众运动场面,与土改运动时的场面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学生们下农村来宣传,来发动群众的时候提到的农村“六十条”,是什么路线?是毛主席定的还是刘少奇定的?谁也讲不清楚。农民群众把这些争论当作是公婆吵架的“公讲公有理婆讲婆有理”。在当时极端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环境中,人们都已习惯于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土。”认定了理所当然要听毛主席的话。于是,别人的话就都是错的,同时,也很难听得到别人讲的不同的话。事实上,群众从来也没有听到过刘少奇或者其他什么人所讲的不同意见。当下,毛主席讲刘少奇是错的,那自然就是刘少奇错了。就像是59年的庐山会议一样,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万言书内容是什么,谁也没有看过,更不知道彭德怀是“为民请命”。结果毛主席讲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彭德怀不就在墙倒众人推的情势下被打倒了吗?群众不懂什么内幕真相,就只有看眼前的事实,特别是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实。而这些年以来的饥饿贫困是大家都切身体会到的。农民群众们在心中揣度着:就是因为这些下面的干部乱来,让群众挨饿死人,毛主席才发动这场运动,号召老百姓造他们的反。因此,把这些干部揪出来斗,就让群众觉得是有毛主席在撑腰而理直气壮了和理所当然了。这就是当时真正的群众自发起来的运动。但这样的运动与毛主席的运动目的和动机是背道而驰的。自然也就为日后干部们的反攻倒算留下了祸根。
   
(四)
   
李大姐并不像母亲想的那样可怜。 “阶级斗争”观念在她心中已是根深蒂固,她就是在“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她把这一切都看作是“阶级斗争”在农村的反映。她认为这是贫下中农与地主阶级的“阶级仇恨”,她把这仇恨牢牢的铭记在心底里。凭着她阶级斗争的觉悟,那些抓她游街的,给她戴高帽的,挂破鞋的,包括所有喊口号的人,都是她的敌人。群众的运动挑战了这位一方父母官的权威,深深地得罪了这个大队党支书,自此在她心中埋下了秋后算账的种子。
   
李大姐是个没有儿没有女,没有老公,没有家人,孤独一人的中年寡妇。听说,她老公自去当了国民党兵后,就一直杳无音讯,不知是生是死,最终下落不明。就凭她的这种身份,这种出身,在土改运动中自然表现得积极而主动,成为土改运动中共产党所依重的中坚力量。她本来是个一字不识,官话都讲不利索的文盲,入了党后,也学上了文化,识得了一些官样文件上常用的字句。她更加的受到上级的赏识。在上级领导的重点培养下,把原来老实善良的老汤从党支书的位子上挤下来,她自己就当上了这三都街周边十多个村子的党支书,从此号令一方。为此,她为了保持一个革命者的崇高形象,抛却了一切的“私心杂念”,她一个年纪本来并不算大的中年寡妇一直就没有再嫁过人。但她并不觉得孤单,她所到之处无不前呼后拥。她始终如一的保持着一个革命干部的形象:一身黑色咔叽布女式唐装便服,在她的衣服的斜襟上,总是插着一支黑色的“金星”牌自来水笔,俨然一位涵养高深的女学者或职业革命家。
   
从初级社起,她就是这个大队的统治者、领导者。她深谙“毛泽东思想”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把大队的民兵组织当作她的警卫队。她每下生产队检查工作,视察生产,民兵营长、大队文书等等一应的大队干部前呼后拥,外加几个背枪提绳的民兵随侍左右,如警卫首长一般。她更是谙熟毛主席“阶级斗争”的艺术,动辄以斗争的手段来贯彻她的领导意图。有胆敢违抗者,立即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绳”之以“罚”。
   
57年大兴水利,修筑工农水库,哪一村有不上工地的人,她就让民兵一个个的用绳子捆成一串,武装押送到工地上去,也不问是地主或是贫农,什么成份,但凡不听话的就是阶级敌人,就要专政。当时有个刚从村上搬来街上住的复员军人,叫韦荣瑞,刚新婚,舍不得丢下新婚的老婆,硬是不去,结果被她派来的四个背着枪,拿着绳子的民兵到家里来,二话不说就从床上拉到门口街上,一脚踢向他腿弯,卟嗵一声跪在地上,然后五花大绑,把事先准备好的,写着“坏份子”的牌子往他脖子上一挂,连夜就押往水库工地去。我当时才七岁多,正好在来德家门前战战兢兢的现场目睹了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那阵子,她亲自带着人,到一些她认为不老实的人家里,把所有是铁制的东西统统拿走炼钢。把人家里所有能吃的粮食一粒不留的,拿到公共食堂去,把那些能煮东西的坛坛罐罐,一个不剩的砸烂,让你只能到公共食堂里去才有饭吃。
   
她的这些作为,能不得罪群众?这群众能不对她怀恨在心?慑于她扯着虎皮作大旗,头上顶着共产党干部的招牌,就只能是敢怒不敢言罢了。她呢,就更是因此而得到上级的赏识,而长期占据着大队支书的位置。她曾于1964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到过北京,见过总理,铸就了她个人历史的辉煌。遗憾的是,她没有山西省昔阳县的陈永贵那样的幸运。否则,凭着她当时的紧跟程度,当个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比陈永贵逊色。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否认她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出过力作过贡献。也不能抹刹她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正因为她具有创造性的忠诚,以及她的那套工作方法,给群众带来过深重灾难,事实上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群众对她的怨愤也就在情理之中。而她则以怨恨过她的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加以压制。她有自知之明,仅凭她对人性的一股冷酷劲,再怎么样的蹦踏她也不可能越得过她的上级去。所以她也就更加倍的看重她当下这支书的宝座。她更知道,一旦她从这支书的宝座上下来了,在群众的眼中,她就不得不在群众的唾弃下什么都不是的度过她的余生了。终生保有这大队党支书的权力是她的唯一的期盼。为了她的期盼,使得她不择手段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在这场运动中出现的广西两派武斗中,她理所当然的紧跟着她的上级,因为们有强大的军队的支持,有民兵的支持。她李大姐仍然是大队党支书,是三都大队的第一把手,党指挥枪,她至少有权带领和号令着这一个大队的民兵。他们有武器,有上级的支持。他们名正言顺的“保护”着国家的粮库,自然有吃不完的粮库的粮食。她们理所当然的“保护”着银行,自然也就顺理成章的有足够的钱财供她们支配。天时地利人和他们全占尽,最后胜利注定是她们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她内心所期盼的秋后算账的机会如期所至。在三都造反大军被联指、民兵赶出三都街后,她如愿以偿的如电影《闪闪红星》里的胡汉三一样带着她的民兵回到曾一度被造反大军占领的三都街和边山村。她像胡汉三一样,她的民兵在对败走后的造反大军的家属进行了反攻倒算。三都街无辜的青年杨武被她的民兵当场射杀在自家后门外;五类分子银匠刘庆禄、保和堂药铺老板,还有刘建六的爷爷刘江,姚桂娥娥继父韦兆松等都被她的民兵射杀在自家的门口、街边;街上的无辜居民黄继周,被民兵冷枪打死在街头,居民老郭被拉到板元村后的山上给杀了。边山村造反大军家属韦玉万、五类分子韦振芳都被她的民兵们拉在村中枪杀了。其后她随心所愿的当上了三都大队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就更加理直气壮的号令着这个大队的一切,并把本来的民兵换了一个新的衔头,叫做大队贫下中农保卫队,变成了“贫下中农专政” 的合法打手,成为她个人的卫队、保镖。她更能得心应手的呼来唤去的了。但是,那些和她作对的造反大军们还逃亡在外还没有消灭,仍然是她的心腹大患。到了1968年7月, “七.三”布告终于下达了,她把七.三布告当着她反攻倒算的尚方宝剑。在那些造反大军的人和家属纷纷被抓回来的时候,她在上级的授意下,如法炮制了 “向阶级敌人刮起的十二级台风”,让她的贫下中农保卫队充当起十足的刽子手,的在大队部门前,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的眼睛底下残杀了无辜青年韦文武、韦辉尤,当着人家的亲娘和弟弟的面将韦如多在家中活活打死。在她担任了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那段时间里,仅三都一个大队,被她的保卫队“群众专政”了不下十人,(这些都是数得出名字的死者的,还有的是笔者无法道出姓名的死者尚不在此数据之内)在她的反攻倒算中,由于没有档案可查,无法一一统计出来。总之远远超过胡汉三的还乡团杀害的红军家属。这就是她李大姐当政期间的历史“功绩”。
   
(五)
   
李大姐可能未曾想到,像江青那样身份的人,也还有倒台的日子。在江青“四人帮”被打倒的时候,她或许也已经预期到她的辉煌不会维持得多久了,但她却还必须隐藏着心中的无奈,不得不领着大队的干部、群众敲锣打鼓,“欢呼”“四人帮”的垮台。故伎重演她一惯的紧跟和忠诚来掩盖她历史上的肮脏。在她的心中可能也还抱着这样的信念:她是代表着共产党的,只要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她李大姐就绝不会下台!她没有意识到,她的观念已经远远的落后于历史前进的步伐,历史不会为某一个人的政治爱好和维护他的政治形象而停滞等待。她更万万没有想到,在“四人帮”垮台已经过去了七年后的1983年,党中央还会对广西文化大革命的遗留的屠杀无辜问题进行追究,还会清算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肆行无忌,无法无天。在处遗工作中,她最不情愿看到的结局终于出现了:她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地,不得不从党支书的宝座上下来了。之后,悄无声息的,在她们当年辟为杀人刑场的,后来又建成大队企业的都鲁山脚下孤独地生活着,再也没有人来向她请示,来恭听她的教诲和训斥了。只有一些死难者的遗属去找过她,去当她的面控诉她的罪行,去向她讨个说法。面对死难者的遗属她无言以对。每当夜幕降临,都鲁山上吹过的风就像那些屈死的冤魂在向她哀号索命,使她片刻也不得安宁。不久,她也带着许多人世间的迷惑悄悄的死去了。除了被她残害致死的人的亲属永远记着她外,在其他人的记忆中,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起她曾经的辉煌。那些平日里在她鞍前马后献殷勤的人,也没有谁再真心实意的到她坟上去给她上一柱香、烧一把纸了。李大姐是这场运动的悲剧人物,她也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但她又以她手中掌握的权力利用这场运动去发泄她个人心中的仇恨。去维护她既得的利益。她有错,但又不都是她的错。她不过是一个时代的政治工具而已。
   
李大姐的下场,相对于那些被她策划并默许下被“专政”而杀害的人,简直不能算是惩罚。人们在议论中不免发问:像她这类草菅人命,无视人权的人,仅因为她是共产党的支书,就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审判吗?像李大姐这类人在当时那个年代不是个别,而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我们广西,几乎在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大队都存在着。在我们这样的共和国里,这一类人的大量的存在,并堂而煌之掌握着直接面对群众的权力,无疑是出于阶级斗争路线的需要,是在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的政治环境下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那些基层干部们在推行这一路线的过程中无不争先恐后、竞相效尤,并不乏采取创造性的斗争手段,对其治下的群众施以威胁、恐吓乃至血腥和暴力。再加上经济生活长期的困苦和窘迫,人民群众所受的精神桎梏和经济压迫是何等的残酷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在这样处境下的人民群众心中所积累的怨恨的强烈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平时的政治高压下,是敢怒而不敢言。在最高领袖“造反有理” 的指示引导之下,群众不满情绪的趁势暴发,起来造反,起来控诉,起来维权,也就顺理成章不难理解了。群众对基层干部的造反,可以说是在毛主席所需要的,因为毛主席原来认为这些基层干部都是刘少奇一条线上的人,是他无法插手染指的铁幕,只有利用群众的力量把它打乱了,才能把这个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过来。他没有想到,经他这样一放纵,这群众情绪渲泄的矛头竟然却都是对着他的路线,挑战了他的权威。这是与他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背道而驰的,是他不可能接受的。于是反过来利用李大姐们“秋后算账”的心理,由李大姐们来对那些离经叛道的“造反派”们进行彻底的清算。为他收拾残局。李大姐们“秋后算账”的时候也就是他收拾残局的时机了。何等高深的政治权谋——“群众运动”的双刃剑在他手中应用自如。人民群众无法领会这政治的奥秘,他们只是看到眼前得以渲泄的机会。却没想到这是陷阱。这就是真实的被运动了的群众运动。
   
(六)

我和思学从乌鲁木齐回来后,广西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着。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几个大的城市里,已经有许许多多的群众组织都成立起来了,有学生组织,有工人组织,还有机关干部、职工组织,铁路工人组织等等。他们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把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以及各地、市的主要领导拉出来批判、游斗,戴高帽,挂黑牌,放在汽车上游街示众。在会议组织者的宣传演讲的鼓动下,游斗队伍所到之处,无不万民空巷,聚集于大街两旁围观的群众,有自觉或不自觉的,都跟着那游行的队伍,愤怒的振臂高呼着口号,有些人还朝着被游斗者吐着唾沫,扔着石头脏物,好像这被游斗者与所有的人都有着深仇大恨似的。据老人们说,过去土改时斗地主都没有这样的场面。很多人对此觉得难于理解。但在各自心中心照不宣自己心中明了。那就是多年来思想上精神上的极度被压制和物质生活上的极度贫困所积聚在胸中的不可言说的义愤,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终于有了发泄的对象。这就是人们自觉的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去的动力。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他也正是巧妙的反其道而利用了这一点“民心”,借力打力的发动了这场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我们从在外面得到的小报、传单中得知:继上海1月风暴之后,广西也开始了夺权斗争,群众组织占领了《广西日报》社,自治区领导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等所有高层领导,无一不成为批斗的对象,被夺了权而靠边站。广西工总组织率先发起夺权行动,其他组织也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在全区各地各部门、各县,各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乃至生产队,都展开了全面的夺权斗争。人们对于这样的夺权一样的难于理解:这是夺谁的权,这权为谁而夺?
   
在形形色色的传单、小报和高音喇叭的广播中,无不都在鼓动着:要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在中央,文革派们已经夺了刘少奇手中的权。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众多高层领导都已靠边站了,一切由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这上层领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让底层的群众难以理解,而让群众从中得的启发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高级领导都被打倒了,这天下大势确实是要变的了,同时也让群众认识到,这是一场以毛主席为一派,以刘少奇为另一派的两个阵营的斗争。同时也已经看出,毛主席与中央文革派在节节胜利。并将夺得最后的胜利。那么也意味着,过去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的责任将是由刘少奇一派所应当承担的了。群众对谁该承担责任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既然是错误的路线,就必将得到纠正。这才是人民群众所最终期盼的。人民群众就像是在解放战争中的国共两党之争一样,跟着胜利的一方是理所当然的。也就顺理成章的认为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正确的。所以毛主席号召夺权,全国上下也就都争相夺权。当然,在夺权斗争中的人们,无不怀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目的和心思,总的则都摆脱不了争权夺利这个根本。
   
随着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的发表,广西军区全面介入广西的文化大革命,把广西原军区民兵办公室改为军区支左办公室,向各个部门派出支左部队,进行全面的军管,对柳州铁路局也实行了军管。农村则由各县武装部负责执行军管任务。于是军队拥有了掌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权力,掌握着所有群众组织的政治命运。只要军区表态支持哪一个群众组织,这个组织就会马上得势而鸡犬升天。如果军区表态说哪一个组织犯了错误,特别是路线错误,这个组织就会马上分崩离析、土崩瓦解,臭名远扬。各县的武装部掌握着各县的最高权力,下延到各公社武装部及其所控制的民兵组织。
   
在广西工总发起夺权之初,军区表态支持了他们的“革命行动”,肯定了他们的斗争大方向,于是,其他所有组织也就紧跟其后,展开了全面夺权。不知何故,没多久,军区又突然改口,指责他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于是就掀起了‘砸烂’工总的斗争浪潮。自此围绕着砸“工总”的问题,开始形成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工总”的人自认为他们没有错,他们顶着军区的表态,坚持斗争,有部分群众组织和学生组织也反对砸烂“工总”。而另一部分组织则认为军区支左办公室的意见是代表中央的,肯定是对的,所以也就支持砸烂“工总”。自此,所有的群众组织便开始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两派。两派由互相指责,逐步升级为互相攻击,并开始出现小规模的暴力行动,形成势不两立的敌对组织。双方都以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为依据,来作为自己斗争方向的判断标准。
   
随着让谁(区党委原领导)站出亮相和结合的争论,原来追随军区支左办公室的一派,自然就支持韦国清,韦国清是区党委书记,又是军区政委,自然有权有势,军区支左办公室自然也就在他的掌控之下,又加上3月13日周总理代表中央,要韦国清站出来参加革命的三结合,担任广西军管会主任,这就进一步有力的证明,韦国清在中央、中央文革乃至毛主席眼中的政治形象和地位。支持是相互的,支持韦国清的组织,自然也就得到韦国清的支持,这就是政治交易。
   
另一派则是支持原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等人。这一派原来在“砸工总”的问题上,为了自己的生存,已经和军区站在对立面上,自然就反其道而行之的成为“反韦派”了。在寻找政治依靠的对象时,也只能选择伍晋南等人。然而伍晋南等人原来的地位在韦国清之下,又没有军权,与韦国清的实力对比,显得无权无势,这本身就是“反韦派”先天的劣势,但他们坚信 “造反有理”,坚信自己是紧跟毛主席,最终会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自中央要韦国清出来担任广西军管会主任,这就无异于肯定了支韦派的组织性质和斗争方向是正确的,也就有力地助长了支韦派的气势。同时,就给了反韦派以狠狠的打击。于是反韦派组织了反韦的游行示威,对军区的支左工作也提出了质疑和反对。并于4月22日成立了“反韦火线革命指挥部”,之后改为“广西四.二二火线革命指挥部”,简称“广西四。.二二”。其后支韦派也就针锋相对的成立了“广西革命行动联合指挥部”,以后就简称“广西联指”。自此就形成了形      同水火,势不两立的两派斗争,斗争的形式、手段在不断的升级,蔓延整个广西的所有城市、农村。
   
(七)
   
在广西各大城市已经出现的两派对立的形势下,我们的家乡,学校都还没有存在什么不同观点的争论。我们对韦国清、伍晋南的事情知道的不多,只知道韦国清原来是广西区党委书记,而伍晋南是什么人物、身份,则一无所知。在柳州、桂林听说韦国清被群众拉出来游斗,出于本能的对弱者的同情,对他的遭遇我在内心里为他抱着不平,认为他自小就跟着韦拔群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出生入死,为共产党,为新中国立过多少汗马功劳,他怎么可能是走资派、反革命呢?对伍晋南等人也是如此,我不相信他们都是反革命。我对于他们都给以如彭德怀似的,出自内心的同情。
   
县完中的韦云斋原来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学长。他率领着一批男男女女的学生,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来到我们街上,并带来了“反韦”和“支韦”的争论。他们在三都下街的‘底下白坟’搭起了舞台,表演革命的文艺节目,并发表演讲,散发传单。
   
韦云斋还在我们学校时,就是学校的学生干部,有副好口才,又仪表堂堂,有一定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他出生于本公社最偏远的三合大队,是正宗的贫下中农子弟,根正苗红。他对于农民的生存状态体验深刻,对农民的心理状态也理解至深。所以,他的演讲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他说:“这些年以来,韦国清作为广西的党委书记,忠实的执行了刘邓的资本主义路线,给我们广西的广大贫下中农吃了二遍苦,遭了二茬罪。在大炼钢铁时,把我们贫下中农的锅、铲、瓢、盆都拿去炼钢,搞得我们有米都没有办法煮饭;把我们祖宗世代留下的老树山林砍得精光,搞得所有山头光秃秃的,柴火没有地方要;还搞浮夸风,亩产十三万斤,欺下瞒上,弄得我们贫下中农浮肿挨饿,贫病交加,饿殍遍野。现在,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清算他们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他们的反,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贫下中农,就是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把韦国清这样的广西土皇帝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他演讲时声情并茂,慷慨激昂,演讲完毕,又接着领头振臂怒呼口号:“打倒刘邓资本主义路线,打倒韦国清……!”群众们听了他这番演讲、鼓动,再联系自己眼下的生活、遭遇,特别是六零年那三年的悲惨生活,无不感同身受,义愤填膺,都认为他讲的有道理,甚至认为从省到县、到公社、到大队的这些干部都应当对这一切负责,都应该打倒。
   
农民群众并不真正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他们只是直观的,从他们自己切身的利益去体验,去感受和理解。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遭遇,他们的苦难,一直没有倾诉的机会,甚至没有人敢于把这一切当成是苦难。他们天天在饿着肚子,却又不得不参加各种各样的忆苦思甜大会,去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去赞美新社会生活的幸福、甜蜜和美满。他们总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去说一些自己不想说的话。现在,终于有人敢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对他们不堪忍受的现实提出批判和否定,解答了他们心中郁积已久的疑问,他们便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观点。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他们并不真正理解。这些年来,他们千遍百遍地唱熟唱透了《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曲,在街边的墙壁上,在公路边的山崖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好!”的大幅标语,但他们无法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去感受这社会主义的“好”,这些年来从大跃进、大炼钢铁到人民公社,到公共食堂,他们所亲身经历的是实实在在的饥饿、浮肿和死亡,这样的亲身感受,无论如何与“好”字是搭不上边的。既然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境遇不好,那么,他们的结论就是;这些年来,他们所过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生活。
   
韦国清是广西的第一把手,这广西的资本主义就是韦国清推行的,自然就应当像刘少奇一样的被打倒了。按这一逻辑,这整个广西从上到下的层层级级的大大小小的干部,就都应当是被打倒的对像。老百姓们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思考,从内心深处里期望着能通过这场运动,从这种现状中解脱,但他们又讲不清楚自己所期待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倾向于通过打倒韦国清来达到他们的期望。但他们大多数人不敢公开表露自己的观点。只能在思想上成为“反韦派”的支持者。
   
另一部分人,除了那些层层级级的领导者外,主要的就是那些领导者们鞍前马后的忠实的追随者和执行者,他们平时为那些政策的推行立下过汗马功劳,得到过领导们的赞赏鼓励,同时也不少在人前人后,炫耀过自己非同常人的政治地位,他们自恃根正苗红高人一等,他们自认为只要紧跟着这些领导,把他们保住了,自己就有了入党升官的机会,就会获得更大的政治特权,就会获得更大的利益。假若那层层级级的领导者都被打倒了,他们那一点既得的可怜的特权也就不复存在了,甚至反而会变成受众人唾弃的把柄,连五类份子都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很清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就一定要维护这层层级级的领导的正统地位。这些人就是那些基层的干部、民兵,还有那些平时受干部青睐的所谓的“积极份子”。他们便成为当然的“支韦派”和“保韦派”了。
   
(八)
   
开始时农村没有造反组织,也就分不出营垒、阵线,也就形不成对立。
   
农村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当权者手中,虽然运动初期,那些当权者也曾被一时冲动的群众拉出来游斗过,由于共同的遭遇,形成他们上下级间同进退、共存亡的利害关系,在他们上下级之间出于共同的需要,他们相互依赖着,还能够牢固的控制着自县以下的各级行政权力。前段时间的夺权,没有上一级权力机关的正式认可,群众对这样的夺权也并不信赖。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的封建正统观念是很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他们看到夺权者与被夺权者都高举着相同的旗帜,山呼着相同的口号,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民与官斗而已,这种斗争的输赢自古以来早有定论,最终败北的还是民。尽管当初对当权者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排解了老百姓心中的一些怨气,但是,没有哪一级机关的正式文件宣布撤他们的职,所以,他们的权力还在,他们还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在生产、生活、乃至革命,还得当然的听命于他们。
   
当韦云斋他们“柳江联战”来到这里点燃了两派斗争的火种后,公社中学里在校的学生当中酝酿着不同的倾向。这些年轻幼稚的初中学生们没有那么高的政治分辩能力,自小受到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给他们蓄积了足够的青春的冲动,他们都在跃跃欲试,极力地想表现自己的政治水平和革命天赋。在平时学习当中自然形成的革命意识,造就了他们不甘落后的激情,他们把这场运动当着学习和锻炼,当成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践的机会。在一切重在政治表现的年代里,大家都想争着表现自己政治上的成熟。
   
他们也把这运动当着一场球赛,凭着他们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去猜测这场球赛的输赢,然后把自己的前途作为赌注,押在自己认为赢的一方,如果赢了就是赢得了前途。但是他们并没有预料到,这场赌博竟然是以青春和生命作为代价。
   
三都中学里唯一的一个学生组织,他们在前阶段的运动中,在学校里与一些老师组成的战斗队的斗争中获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在学校的夺权中,与一些革命派的老师组成联盟,成功的夺了权,且他们的夺权也得到了当时公社一级权力机构的认可和默许。他们成为学校的独一无二的实权派。与公社里新实权派自然而然的组成了联盟。并起着革命的先锋作用。
   
此时,在三都还没有真正的“4.22”派组织,只是在“柳江联战”的宣传鼓动下,形成了一部分群众思想中的反韦国清的观点。在三都中学里,有一个黄绍林老师为首的,以几个初二年级学生组成的一个叫“新一中”的持反韦派观点的组织。与“6.17”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难有作为,徒为对方的耻笑和反对的对象。
   
我和思学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解和认识,是比较一致的,我们都认为这是高层的权力斗争。这样的认识来源于串联中获得的信息。但到目前止,斗争各方的阵线还不明朗,都举着相同的“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呼喊着相同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我们根本无从辩识谁对谁错。但是,从我们看到的家乡的情况,不免令我们有所忧虑:那些原来受领导们青睐的人及民兵们和红五类,依然是最得势的人,他们依然是领导们言听计从的追随者。依然是他们在狐假虎威的抄家、整人。而也就是这些人,他们依然是从上到下的系统完整的,维护旧的路线,和那些曾经骑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干部的权威。正是这些人最热衷于高喊支持韦国清。那么之前的那些错误,那些灾难该算在谁的头上呢?这种现象似乎和文化大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基于这种忧虑,我们从感情上倾向于弱者,那些没有权没有势的反韦组织。
   
运动的发展,远远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当这场运动发展到需要用鲜血和生命去相互对抗的时候,也出于对个人生命的担忧,我们身不由己无可回避地被卷入其中,最终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一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二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三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六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七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三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二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五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六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七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八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三十一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二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九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四十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四十一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二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三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四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五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六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九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三章
---- È«ÊéÍê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